王小妮
王小妮，满族，1955年生于吉林长春。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毕业后做电影文学编辑。1985年定居深圳。作品除诗歌外，涉及小说、散文、随笔等。2003年获得由中国诗歌界最具有影响力的三家核心期刊《星星诗刊》《诗选刊》《诗歌月刊》联合颁发的“中国2002年度诗歌奖”，曾获美国安高诗歌奖。退休前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
原题
文革这代人的悲哀与自救
受访者：王小妮
访问者：徐鹏远
导语：王小妮是诗人，早年随朦胧诗潮流崛起，却并未被归入经典朦胧诗人之列，她自己也从未融入任何派别、圈子，有人说她是当代诗坛少数“幸存者”之一，她却说自己只是不想重复自己的一个爱写字的人，只写自己认为要写的。
2005年至2010年，她在海南大学任教五年，却处处感到失望和悲哀。她将6年的观察和体会写成《上课记》，真实地记录下发生的事和内心感受，亦对教育体制有所反思和批评，只是并不愤青。
2014年，她出版了短篇小说集《1966年》，用11个小故事勾勒、呈现出文革那个讳莫如深又复杂难言的年代。刘瑜评价这本书是历史、是寓言、是恐怖故事，也是寒冷大地上一簇轻暖的抒情诗。在轻重之间，读者得以窥视那个并不久远却已模糊的时代，政治飓风中摇曳的人性，历史深井下探出的指尖。
王小妮说这本《1966年》，写的时候心里的感觉是“烽火连天”的。“童年遭遇文革，很不幸，它成了自己的底色。而近年更多的资料和现实让我们理解了，它太不仅限于10年的时限。把身处其中的感受还原出来，现在变得急迫和重要。”虽然是有意识地在描写那些心理的、难以言说的东西，但她同时认为自我屏蔽的功能总会自动自觉地打开，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悲哀，也早已荣升为所有国人的基本功能。
她说自己不想被关注，写字是自己帮自己，自己救自己的方式，不止是愉快，还有写出来以后的纾解和各种各样的意外，这是创造的快感。
诗人王小妮，马莉画
徐鹏远：《1966年》被评为（2014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又入围了新京报2014年度好书。这么受欢迎，您之前想到了么？您觉得大家为什么喜欢这本书？徐鹏远：书中写了11个故事，全都是您的创造，还是其中有身边真实事件的呈现？王小妮：有恍惚的真实的碎片，但它们是小说，人物事件都是虚构的。徐鹏远：《1966年》是在写文革，早先的《方圆四十里》写知青，也是文革题材，很多和您同龄的作家、诗人都以文革为重要写作内容和思考内容。您觉得文革对于您人生和写作的意义分别是什么？王小妮：每个作家都有对自己作品的定位，我想，好的作家身上应该有的不是趋同，而是差异。《1966年》和《方圆四十里》都是虚构的叙事，其它文体不容易承载这段历史。如果有一本日记就珍贵了，当然前提是“真日记”，它的还原性应该更可靠，可惜，在那十年里，几亿人里，恐怕没几个人能留下一本“真日记”。没有记录只好虚构。当一张嘴说出来的，都不是心里所想的，这种情形延续多年，无数真切细微的感受都流失掉了。短篇集《1966年》和长篇《方圆四十里》，都有特别留意“真切”和“细微”，更想向读者传达身在其中的感受。1966年的人们恍惚和惶恐，到了《方圆四十里》写到的1975年，大家已经开始习惯分离人格和部分的看透，这变化是用时间用人性悟出来的，可见蒙昧不可能长久。我正在写一个发生在1966年和1975年之间的故事，一个狂热投入的少年的故事。最后和《1966年》和《方圆四十里》一起，成为文革三部曲。童年遭遇文革，很不幸，它成了自己的底色。而近年更多的资料和现实让我们逐渐理解了，它太不仅限于10年的时限。把身处其中的感受还原出来，现在变得急迫和重要。徐鹏远：文革成了您的底色，该怎么理解？这种底色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出来？王小妮：恐惧和怀疑，对群体的天然防范，遇到信誓旦旦的事，不会听信，自己判断。徐鹏远：《1966年》是用一系列个体性的小故事讲述了一个历史重要年份，而且文字平和。这让人想起了杨绛的《干校六记》，有很多相似之处。您自己觉得呢？这是不是女性作家书写历史的一种特殊能力？王小妮：对不起，没有读过《干校六记》。各种各样的作家，有各种各样自己的风格，共性应该很难归类个性。《1966年》写在上世纪90年代末，已经是15年前了，最开始是给文学月刊《作家》杂志，原准备每月写一篇，一年连载12篇，后来有点编刊上的变化，只完成了11篇，第12篇手写的提纲现在还在，没有动笔。徐鹏远：其实1966年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敏感话题。所以如果不是现实这种写作环境、话语空间，比如可以揭露更多鲜为人知的事实等等，《1966年》还会选择一种避开正面冲突的灵动的写法吗？王小妮：永远没有被写尽的题材，1966更如此。写的时候，心里的感觉是“烽火连天”的，可能隔着一面墙壁一条胡同就有很惨烈的事情正发生着，当时非常清楚，我要写的仅限于这些心理的，难以言说的。也得看到，自我屏蔽的功能常会自动自觉地打开，是我这一代人的悲哀吧。如果有更自由舒展的“写作环境”，我的切入角度也不会是直统统的，但是会更多的直面当时，努力恢复能感知到的所有，全息的，而不是有躲闪有回避。徐鹏远：自我屏蔽的功能是一种怎样的心理意识？恐惧、失语，还是什么？王小妮：自我屏蔽的功能早荣升为所有国人的基本功能，一个五岁的孩子已经学会了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选择性发言，人人以“趋利避害”为先，最后形成的观念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己”永远见不得台面，永远委身在高调又正确的集体之下，只为求得安全的存在，它渺小和隐蔽，却结结实实凝固成一个人的内心之核。
大学时的王小妮（左2）
徐鹏远：您的文字有种说法，“描述针刺的常有，涉及刀伤的几乎没有”，这是一种不忍心，还是认为针刺的力道更大？虚构作品和非虚构相比，前者的优势是有选择性，它可能很个人化很不客观，我始终以为微小柔弱懵懂，或许更有空间。徐鹏远：虚构作品比非虚构更有选择性，也可能很个人化很不客观。那么您会尝试用非虚构来写文革吗？王小妮：最有力的当然是非虚构，可惜没有可信赖的素材，可遇不可求。见过几本文革时候的私人日记，除了抄语录表忠心，没有任何个人色彩。比如这一天干了重活，很疲倦，他不会写今天很累，他写“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个人要有意在日记里模糊掉真实的自己，这已经不是“非虚构”而是“虚构”了。也有人在日记里夹藏暗号暗语，可时间一久，忘了暗号的代指，成了一本失效的日记。徐鹏远：您是一个是诗人，开始写小说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王小妮：我只是一个爱写字的人，换一个文体不困难。和诗比，小说要耐力，也更舒缓更理性吧。徐鹏远：您是东北人，小说中的场景和人物语言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这是任何一个作家都会体现出来的写作经验。我不知道在诗歌写作中，这种经验会不会有？毕竟诗歌比小说要更加抽象、想象力也更加发散。王小妮：小说中的方言是有意的，特别在《方圆四十里》中的所有人物对话。写诗的时候，方言几乎没跳出来过，我的感知系统不是方言的，如果是，就不一样了。
徐鹏远：您的感知系统不是方言的。那么这对于思考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王小妮：东北方言应该不是个独立语系，其它方言可能影响思考，我感觉东北方言没有这个功能。徐鹏远：写作《1966年》和之前写《上课记》有什么不一样的？哪个难度要大一些？王小妮：没有遇到难度，只要遵循每部作品的独特性，自然会清晰顺畅。《1966年》要还原得恰如当年，《上课记》面对大量原始材料，在取舍定位和忠实记录上花费心思。徐鹏远：很多作家叙述自己写作过程时都会谈到各种各样极致的体验。我想知道，您的写作是不是总是一种愉快的自然的经历，不会有什么大起大落，因为看您的文字总是平静、稳当的。但是在大学任教那几年有些除外，您常常感到失望和悲哀。王小妮：写字是自己帮自己，自己救自己的方式，不止是愉快，还有写出来以后的纾解和各种各样的意外。创造的快感。不只是在大学任教的几年，只是《上课记》，特别是《上课记2》把这种心情透露出来了。失望和悲哀，几乎凝固成了人生底色，前面说过它始于那个年代。徐鹏远：您说两部《上课记》写的是心情，那您会怎么评价当下的教育？王小妮：今天一早看见教育部说四个决不。建议把外语和外国文学外国哲学等和中国无关的课程一律取消，我们的教育就是最好的了。徐鹏远：《上课记》出来以后，很多媒体都在找您谈教育，把您当成了一个教育专家。或者至少期待您能像陈丹青一样在离开教育体制以后转身开炮。王小妮：两本《上课记》就是我的开炮方式。我和我的学生说过，不要做一个愤青。当然不是教育专家。非要说专家，做个写出真感受的专家，那才好。
大学时的王小妮（后排左2）
徐鹏远：外界把您的诗歌起点划进朦胧诗，您自己认可吗？您对自己的诗歌经历有一个怎样的分期和定位？王小妮：别人怎么说是他们的事，有些做评论的也太刻板太爱给人定位了。徐鹏远：您说过“写诗不可努力”，该怎么理解这句话？是不是说诗人都是天生的？王小妮：并不想特别强调天赋，更想说的是写诗不要太有“目的性”，写下来就是全部目的，然后是另一件事。徐鹏远：您对与自己同时代的诗人和那个诗歌年代怎么评价？与您前后成名的许多诗人，后来都抛弃了他们曾经的诗歌语言和思考方式，或者在诗歌形态上进行尝试，或者高度的形而上，或者追求史诗效果。您怎么看待这些转变？王小妮：曾经精神最匮乏的几年里，人们忽然逮住诗来填补自己。那时候，它通达到每个人的速度最快，传播障碍又最少。徐鹏远：“曾经精神最匮乏的几年里，人们忽然逮住诗来填补自己。”对于诗歌而言，这是幸还是不幸？王小妮：诗本身只是个形式，没情感没选择。万幸的是还能写诗的人。王小妮：也许有，诗歌时代出现的前提很可能伴随一个极不正常年代的出现或过去，从这个角度说，还是没有好。徐鹏远：您好像一直都远离群体，无论是知青身份，还是诗歌上的某种流派，好像都被大家忽略掉，因为您哪里也不怎么出现。徐鹏远：您很多年前写过《人鸟低飞》，是关于萧红的。今年正好有一部关于萧红的电影被谈论的挺多--《黄金时代》，其中关于萧红的一句话被大家频繁提及--“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猜想，当时您写萧红传记是不是就是被萧红这种性格吸引？是不是在这点上，您和萧红是相似的？王小妮：《人鸟低飞》写在20年前，忽然萧红很红，是这几年的事情。关于她的电影我一部没看，演员是很难演作家的，或者说，一个人是很难演活另一个人。插一句题外话，如果未来有一天，1966年不敏感了，我要自己把《1966年》改成一部电影剧本。当年写萧红，是喜欢她的作品，和我们相识的人都很难真了解，何况一个历史人物。所以，《人鸟低飞》是一部小说，不是严格的人物传记。
延伸阅读
文图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请联络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