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文苑丨王小妮:​文革这代人的悲哀与自救

新三届 2020-10-14



作家简历

王小妮


王小妮,满族,1955年生于吉林长春。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毕业后做电影文学编辑。1985年定居深圳。作品除诗歌外,涉及小说、散文、随笔等。2003年获得由中国诗歌界最具有影响力的三家核心期刊《星星诗刊》《诗选刊》《诗歌月刊》联合颁发的“中国2002年度诗歌奖”,曾获美国安高诗歌奖。退休前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


原题

文革这代人的悲哀与自救




受访者:王小妮

访问者:徐鹏远

转载凤凰网2015年2月2日


导语:王小妮是诗人,早年随朦胧诗潮流崛起,却并未被归入经典朦胧诗人之列,她自己也从未融入任何派别、圈子,有人说她是当代诗坛少数“幸存者”之一,她却说自己只是不想重复自己的一个爱写字的人,只写自己认为要写的。


2005年至2010年,她在海南大学任教五年,却处处感到失望和悲哀。她将6年的观察和体会写成《上课记》,真实地记录下发生的事和内心感受,亦对教育体制有所反思和批评,只是并不愤青。


2014年,她出版了短篇小说集《1966年》,用11个小故事勾勒、呈现出文革那个讳莫如深又复杂难言的年代。刘瑜评价这本书是历史、是寓言、是恐怖故事,也是寒冷大地上一簇轻暖的抒情诗。在轻重之间,读者得以窥视那个并不久远却已模糊的时代,政治飓风中摇曳的人性,历史深井下探出的指尖。


王小妮说这本《1966年》,写的时候心里的感觉是“烽火连天”的。“童年遭遇文革,很不幸,它成了自己的底色。而近年更多的资料和现实让我们理解了,它太不仅限于10年的时限。把身处其中的感受还原出来,现在变得急迫和重要。”虽然是有意识地在描写那些心理的、难以言说的东西,但她同时认为自我屏蔽的功能总会自动自觉地打开,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悲哀,也早已荣升为所有国人的基本功能。


她说自己不想被关注,写字是自己帮自己,自己救自己的方式,不止是愉快,还有写出来以后的纾解和各种各样的意外,这是创造的快感。


诗人王小妮,马莉画


1,自我屏蔽是我这一代人的悲哀


徐鹏远:《1966年》被评为(2014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又入围了新京报2014年度好书。这么受欢迎,您之前想到了么?您觉得大家为什么喜欢这本书?

王小妮:因为它写的是讳莫如深的1966年。

徐鹏远:书中写了11个故事,全都是您的创造,还是其中有身边真实事件的呈现?

王小妮:有恍惚的真实的碎片,但它们是小说,人物事件都是虚构的。

徐鹏远:《1966年》是在写文革,早先的《方圆四十里》写知青,也是文革题材,很多和您同龄的作家、诗人都以文革为重要写作内容和思考内容。您觉得文革对于您人生和写作的意义分别是什么?

王小妮:每个作家都有对自己作品的定位,我想,好的作家身上应该有的不是趋同,而是差异。

《1966年》和《方圆四十里》都是虚构的叙事,其它文体不容易承载这段历史。如果有一本日记就珍贵了,当然前提是“真日记”,它的还原性应该更可靠,可惜,在那十年里,几亿人里,恐怕没几个人能留下一本“真日记”。没有记录只好虚构。当一张嘴说出来的,都不是心里所想的,这种情形延续多年,无数真切细微的感受都流失掉了。

短篇集《1966年》和长篇《方圆四十里》,都有特别留意“真切”和“细微”,更想向读者传达身在其中的感受。

1966年的人们恍惚和惶恐,到了《方圆四十里》写到的1975年,大家已经开始习惯分离人格和部分的看透,这变化是用时间用人性悟出来的,可见蒙昧不可能长久。

我正在写一个发生在1966年和1975年之间的故事,一个狂热投入的少年的故事。最后和《1966年》和《方圆四十里》一起,成为文革三部曲。

童年遭遇文革,很不幸,它成了自己的底色。而近年更多的资料和现实让我们逐渐理解了,它太不仅限于10年的时限。把身处其中的感受还原出来,现在变得急迫和重要。

18岁时的王小妮

徐鹏远:文革成了您的底色,该怎么理解?这种底色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出来?

王小妮:恐惧和怀疑,对群体的天然防范,遇到信誓旦旦的事,不会听信,自己判断。

徐鹏远:《1966年》是用一系列个体性的小故事讲述了一个历史重要年份,而且文字平和。这让人想起了杨绛的《干校六记》,有很多相似之处。您自己觉得呢?这是不是女性作家书写历史的一种特殊能力?

王小妮:对不起,没有读过《干校六记》。各种各样的作家,有各种各样自己的风格,共性应该很难归类个性。

《1966年》写在上世纪90年代末,已经是15年前了,最开始是给文学月刊《作家》杂志,原准备每月写一篇,一年连载12篇,后来有点编刊上的变化,只完成了11篇,第12篇手写的提纲现在还在,没有动笔。

徐鹏远:其实1966年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敏感话题。所以如果不是现实这种写作环境、话语空间,比如可以揭露更多鲜为人知的事实等等,《1966年》还会选择一种避开正面冲突的灵动的写法吗?

王小妮:永远没有被写尽的题材,1966更如此。写的时候,心里的感觉是“烽火连天”的,可能隔着一面墙壁一条胡同就有很惨烈的事情正发生着,当时非常清楚,我要写的仅限于这些心理的,难以言说的。也得看到,自我屏蔽的功能常会自动自觉地打开,是我这一代人的悲哀吧。

如果有更自由舒展的“写作环境”,我的切入角度也不会是直统统的,但是会更多的直面当时,努力恢复能感知到的所有,全息的,而不是有躲闪有回避。

徐鹏远:自我屏蔽的功能是一种怎样的心理意识?恐惧、失语,还是什么?

王小妮:自我屏蔽的功能早荣升为所有国人的基本功能,一个五岁的孩子已经学会了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选择性发言,人人以“趋利避害”为先,最后形成的观念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己”永远见不得台面,永远委身在高调又正确的集体之下,只为求得安全的存在,它渺小和隐蔽,却结结实实凝固成一个人的内心之核。

这就是我们的底线,所谓的社会风气怎么能由坏变好?

 大学时的王小妮(左2)


2,写字是自救方式 微小柔弱懵懂或许更有空间


徐鹏远:您的文字有种说法,“描述针刺的常有,涉及刀伤的几乎没有”,这是一种不忍心,还是认为针刺的力道更大?

王小妮:没有不忍心。忍心承受,不忍心写出来?

虚构作品和非虚构相比,前者的优势是有选择性,它可能很个人化很不客观,我始终以为微小柔弱懵懂,或许更有空间。

徐鹏远:虚构作品比非虚构更有选择性,也可能很个人化很不客观。那么您会尝试用非虚构来写文革吗?

王小妮:最有力的当然是非虚构,可惜没有可信赖的素材,可遇不可求。见过几本文革时候的私人日记,除了抄语录表忠心,没有任何个人色彩。比如这一天干了重活,很疲倦,他不会写今天很累,他写“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个人要有意在日记里模糊掉真实的自己,这已经不是“非虚构”而是“虚构”了。也有人在日记里夹藏暗号暗语,可时间一久,忘了暗号的代指,成了一本失效的日记。

徐鹏远:您是一个是诗人,开始写小说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王小妮:我只是一个爱写字的人,换一个文体不困难。和诗比,小说要耐力,也更舒缓更理性吧。

徐鹏远:您是东北人,小说中的场景和人物语言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这是任何一个作家都会体现出来的写作经验。我不知道在诗歌写作中,这种经验会不会有?毕竟诗歌比小说要更加抽象、想象力也更加发散。

王小妮:小说中的方言是有意的,特别在《方圆四十里》中的所有人物对话。写诗的时候,方言几乎没跳出来过,我的感知系统不是方言的,如果是,就不一样了。


徐鹏远:小说为什么有意使用方言?

王小妮:为了还原。

徐鹏远:您的感知系统不是方言的。那么这对于思考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王小妮:东北方言应该不是个独立语系,其它方言可能影响思考,我感觉东北方言没有这个功能。

徐鹏远:写作《1966年》和之前写《上课记》有什么不一样的?哪个难度要大一些?

王小妮:没有遇到难度,只要遵循每部作品的独特性,自然会清晰顺畅。《1966年》要还原得恰如当年,《上课记》面对大量原始材料,在取舍定位和忠实记录上花费心思。

徐鹏远:很多作家叙述自己写作过程时都会谈到各种各样极致的体验。我想知道,您的写作是不是总是一种愉快的自然的经历,不会有什么大起大落,因为看您的文字总是平静、稳当的。但是在大学任教那几年有些除外,您常常感到失望和悲哀。

王小妮:写字是自己帮自己,自己救自己的方式,不止是愉快,还有写出来以后的纾解和各种各样的意外。创造的快感。

不只是在大学任教的几年,只是《上课记》,特别是《上课记2》把这种心情透露出来了。失望和悲哀,几乎凝固成了人生底色,前面说过它始于那个年代。

徐鹏远:您说两部《上课记》写的是心情,那您会怎么评价当下的教育?

王小妮:今天一早看见教育部说四个决不。建议把外语和外国文学外国哲学等和中国无关的课程一律取消,我们的教育就是最好的了。

徐鹏远:《上课记》出来以后,很多媒体都在找您谈教育,把您当成了一个教育专家。或者至少期待您能像陈丹青一样在离开教育体制以后转身开炮。

王小妮:两本《上课记》就是我的开炮方式。我和我的学生说过,不要做一个愤青。

当然不是教育专家。非要说专家,做个写出真感受的专家,那才好。

 大学时的王小妮(后排左2)


3,精神最匮乏的几年 人们逮住诗填补自己


徐鹏远:外界把您的诗歌起点划进朦胧诗,您自己认可吗?您对自己的诗歌经历有一个怎样的分期和定位?

王小妮:别人怎么说是他们的事,有些做评论的也太刻板太爱给人定位了。

我只是不想重复自己的一个爱写字的人。

徐鹏远:您说过“写诗不可努力”,该怎么理解这句话?是不是说诗人都是天生的?

王小妮:并不想特别强调天赋,更想说的是写诗不要太有“目的性”,写下来就是全部目的,然后是另一件事。

徐鹏远:您对与自己同时代的诗人和那个诗歌年代怎么评价?与您前后成名的许多诗人,后来都抛弃了他们曾经的诗歌语言和思考方式,或者在诗歌形态上进行尝试,或者高度的形而上,或者追求史诗效果。您怎么看待这些转变?

王小妮:曾经精神最匮乏的几年里,人们忽然逮住诗来填补自己。那时候,它通达到每个人的速度最快,传播障碍又最少。

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写或者不写,这样写或者那样写。

徐鹏远:“曾经精神最匮乏的几年里,人们忽然逮住诗来填补自己。”对于诗歌而言,这是幸还是不幸?

王小妮:诗本身只是个形式,没情感没选择。万幸的是还能写诗的人。

徐鹏远:今后还会不会有这么一个诗歌时代?

王小妮:也许有,诗歌时代出现的前提很可能伴随一个极不正常年代的出现或过去,从这个角度说,还是没有好。


4,不喜欢被关注 我和萧红不像


徐鹏远:您好像一直都远离群体,无论是知青身份,还是诗歌上的某种流派,好像都被大家忽略掉,因为您哪里也不怎么出现。

王小妮:我不喜欢被关注。

徐鹏远:您很多年前写过《人鸟低飞》,是关于萧红的。今年正好有一部关于萧红的电影被谈论的挺多--《黄金时代》,其中关于萧红的一句话被大家频繁提及--“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猜想,当时您写萧红传记是不是就是被萧红这种性格吸引?是不是在这点上,您和萧红是相似的?

王小妮:《人鸟低飞》写在20年前,忽然萧红很红,是这几年的事情。关于她的电影我一部没看,演员是很难演作家的,或者说,一个人是很难演活另一个人。插一句题外话,如果未来有一天,1966年不敏感了,我要自己把《1966年》改成一部电影剧本。

当年写萧红,是喜欢她的作品,和我们相识的人都很难真了解,何况一个历史人物。所以,《人鸟低飞》是一部小说,不是严格的人物传记。

按我对萧红的理解,性格上应该很不像。


延伸阅读

王小妮:我们身上的暴戾

王小妮:80年代并没有传说中那么美好


图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请联络编辑

表扬小号

就摁下识别二维码吧


思享

王小波: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
方方:知识分子从未像现在这样堕落刘瑜:有些人,在作恶的路上一往无前王毅:你我拿起笔来,不负此生坎坷葛剑雄:时代性的人性扭曲萧功秦:极左思潮是一种文化病毒萧功秦:为什么我们缺少特立独行人生态度易中天:我对未来中国的希望,就是守住底线不唱高调于建嵘:请记住那些曾仰望星空的人徐贲:犬儒时代的良心与希望许纪霖:知识分子唱主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北大教授何怀宏:要始终把生命原则放在首位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2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新三界
余轩编辑、少达审读
公 号 征 稿主题包括但不限于:


童年  文革  上山     当兵月   青工  高考校园  浪漫  菁英       职业  学术   追师长教育  养老   兴趣爱好……新三届人一路走来的光阴故事40后、50后、60后的关注热点都是新三届公号期待分享的主题来稿请附作者简历并数幅老照片投稿邮箱:1976365155@qq.com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