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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丨杨潇：在蒙自寻找西南联大
原题
在蒙自寻找西南联大
云南蒙自，歌胪士洋行旧址，现为联大蒙自分校博物馆。浦薛凤的房间在二层最左（二层一号），闻一多在隔壁（二层二号）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平津沦陷，清华、北大、南开南下合组长沙临时大学。开学不足一月，长沙即遭空袭。为安全计，1938年寒假起，临大分三路再迁昆明，由黄钰生、闻一多等五教授率领的近三百名男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横越湘西、贵州；冯友兰、朱自清等部分教授乘汽车由湘及桂，经友谊关入法属越南，转滇越铁路入滇；大部分教授，全部女生和部分男生则选择海路，从长沙乘火车南下广州，经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再走滇越铁路去昆明。因昆明校舍不敷使用，文法学院随后迁往蒙自，在这滇南小城度过了1938年的春夏。
01
1938年5月20日上午11点，正对吴宓所在教室的一棵白色大树，毫无征兆地倒了。
这棵树树龄已有数百年，早在法国人建立蒙自海关之前就立在这里。本地人叫它“土松”，一直枝繁叶茂，毫无枯绝之象。虽然头晚下了场大雨，但一早已经放晴，风也不大，实在看不出有何端倪。树倒时，栖息在上面的白鹭躲闪不及，被压死数只；倒伏声异常之大，吴宓听来如同巨雷，甚至几百米开外湖对岸歌胪士洋行楼上的浦薛凤也感到如闻枪炮，与浦薛凤同屋的陈寅恪怀疑，这是不祥之兆。
蒙自海关自4月1日由北大秘书长郑天挺代表西南联大接收租用，只收了象征性的几块钱。事实上，它是南湖东岸的一组花园式建筑，由海关公房、法国领事馆、东方汇理银行等组成，大部分建筑已人去楼空。整个海关被疯长的热带植物包围，明艳的叶子花到处都是，似乎永远不败。某条小径全为蔷薇所遮蔽，另一个角落则长着芒果和木瓜，最多的则是尤加利树。白鹭以树为居，有时一棵树上栖着上百只白鸟，声音繁杂，不时下粪。蛇也很多，时不时会出现在教授们的房间里头。
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浦薛凤1月26日离开长沙，是长沙临大首批西迁的教授之一。因为犹豫是否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秘书工作，他在香港滞留了两个月余，才和清华同事陈寅恪一道乘船前往海防。对于文法学院的安排，他有点诧异：既然西迁是为安全计，校方为何不在昆明郊外因陋就简，又不听云南省政府之建议迁往大理一劳永逸，而选择迁往有飞机场的蒙自？等他和陈寅恪到了蒙自，发现机场就在汇理银行之后，“谓校址接近机场可，谓机场包括校址，亦无不可”，更觉得迁蒙自不甚妥当。偶尔与同事谈起，大家却认为他们杞人忧天，说这机场只用于练习机，不会成为敌方轰炸目标，又说路程遥远或空气稀薄，敌机飞不过来。
同住歌胪士洋行的郑天挺5月20日的日记并未提及这声巨响，作为北大处理蒙自分校事务的代表，他是最早抵达蒙自的联大教授之一。从3月下旬以来，这位历史系教授就一直在和地方官员、商人、工匠打交道，商量安保、食堂和修缮校舍的种种琐事，从4月起开始还要经常往返于蒙自车站（有时还要去十余公里外滇越铁路上的碧色寨车站），迎接陆续前来的文法学院师生。有时他觉得自己就像被发配深山的官员，“事简责轻，最足钝人士气，须时时将此心提醒激发”。4月6日，他前后去了两次碧色寨，接了超过一百位师生，一天下来“一字未读”，“奈何！奈何！”5月3日，他在日记里写，过去十二天又是一字未读，“所谓日课，荒嬉未理，可愧之至。”
滇越铁路上的碧色寨车站
如果你知道郑天挺的妻子周稚眉刚刚去世一年多，也许会对他的心境有更多理解。妻子周年祭时，他人在长沙，回想起过去一年的不易：春天两个孩子染上猩红热，夏秋北平陷落，他作为秘书长留守北大苦撑残局，冬天离开故都，辗转月余方抵湖南，“忧难相寻，无可告语。每当谈笑极欢，或危患卒至，恍若君犹在室，及一凝思，始觉隔世。此情此景，最为神伤。”妻子还在时，曾批评他爱打牌和爱买无用之书；妻子去世后，他立志不打牌，少买书，一年多来桥牌已戒绝，而书尚不能不购。好在1937年11月他离开北平时携带出的书箱，经过七个多月的转运，“留天津、留青岛、留香港、留昆明”，终于到达蒙自，“乱世迁徙之难如此”。
02
虽然不愿意做事务性工作，但郑天挺仍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清华外文系教授吴宓夸人的时候不多，但在日记里评价郑天挺，“其人贤而才”。吴宓是1938年4月2日抵达蒙自的，对“绿阴浓茂”的海关一带倒非常满意。在教职工食堂用餐，晨粥，一鸡蛋，午晚米饭，每桌七人，五菜一汤，常吃不饱，就去蒙自城里越南人开的咖啡馆吃面包佐餐，面包到了晚上都用线绳悬于空中，防止老鼠偷吃。头一星期人很少，吴宓“甚感静适之乐”。4月8日、9日以后，来蒙自的教授越来越多，每间屋子须住四人，和在长沙一样，抽签定房，吴宓抽到的房间阴暗潮湿，有蛇出没。他后来在校外法国医院附近觅得一西式二层小楼，红顶黄壁，在一个带围墙、多花木的菜园中，“缤纷斑斓，景色甚美”，遂与房东订立契约，并将这间小楼命名为“天南精舍”。
与吴宓一同迁入小楼的，还有浦江清、贺麟、汤用彤、清华历史系俄籍教授噶邦福（J.J.Gapanovich）等人，众人推举吴宓为社长，定规章，收费用，雇佣人等。刚搬入那几日，天南精舍的主人们每天下午4点分批邀请教授同人等来此茶叙，煎咖啡，办中西糕点待客。一时间，似乎战前北平生活在滇南小城得以延续。
4月12日以后，经粤港走海路的学生分批抵达，校园乃至小城内外一下子热闹起来。浦薛凤注意到，女生们的装束及修饰比在长沙时要讲究了，他觉得这不难理解，“路过香港，免不得略受熏陶”；但保守的蒙自人，虽经通商开放之短暂洗礼，仍然无法接受这大城市来的“摩登”。按当时一位学生的记述，“他们见了联大女同学飞云般卷卷的烫发，玉臂毕露，袖子无着的旗袍，赤着双足，裸着大腿的打扮，不禁相顾愕然⋯⋯偶尔遇着男女同学，臂膀扣着臂膀，相依缓步而行，或在夕阳下小桥边傍着流水依着柳，情切切意绵绵之际，更是大惊失色，掩面而过，黯然久之⋯⋯”不久，街上的儿童就流传起一首歌谣：“大学生，大学生，不穿袜子称摩登，脱了裤子讲卫生。”一位女生回忆说，本地居民不必讲，连城外山中的苗人、彝人，都趁着市集，来看“外省人”，尤其是“外省女子”。
与此同时，因为这小小的城市平添了几百位“有钱人”，物价也开始高涨。早先郑天挺与本地商人谈师生包饭，对方就曾狮子大张口，喊出的价格几与政府三等办事员月薪相等，待到师生大批到来，房租每间从一两元涨到七八元。蒙自人平静的生活遭致破坏，便接连写信来警告，其中有几封甚至带着恐吓，如不幡然觉悟将以手枪对待云云。这些威胁，连同接踵而至的几起学生被劫案，增加了联大师生的恐惧。因为蒙自人差不多家家有私抢，械斗火并时有发生。为此，校方与当地士绅设宴联欢，减少摩擦，取得谅解——许多年后，清华经济学教授陈岱孙谈起这段岁月，说联大与蒙自相处融洽，过去常为人们所称的市民和大学师生（Town and Gown）的矛盾并不存在——恐怕是时间滤去了不快的沙砾，只剩下玫瑰色的回忆。
03
在某种程度上，联大也改变了蒙自。一位同学跳入湖中勇救落水小学生的事迹，博得了本地人大大的称赞，而轰轰烈烈的灭蝇运动、学生开办夜校教成年文盲读书写字，则富有显著的“进步”意义。哪怕为人所诟病的所谓“授受不亲”问题——大约也在一些本地人心中，种下了两性平等的种子。
如今，关于联大与蒙自（乃至云南）关系的叙事，都少不了要强调这“移风易俗”，不过也许外人会提供另一重视角。长沙临大颇受欢迎的外语系英籍教授燕卜荪（William Empson）也来到了蒙自。这位32岁的剑桥诗人1937年接受了北大的聘书，在卢沟桥事变后，经西伯利亚大铁路，来到北平，并辗转南下。燕卜荪不会说中文，日常生活难免麻烦。在蒙自的第一顿早饭，厨子给他准备的是稀粥，外加一个生鸡蛋和几粒咸花生米。燕卜荪注意到邻座正享用一枚煮鸡蛋，他就试图表示自己也想要一份。好心的邻座不仅帮他翻译给了厨子，还对他说，厨房人员必须先要生火才能满足他的这个请求。当燕卜荪看到厨子们真的在院子里开始捡柴火时，便放弃了所有希望，出门上课去了。
开学前几天，参加湘黔滇旅行团的学生们也陆续抵达蒙自。一位徒步者对那些走海路，在香港买日本便宜货、出入戏院、唱英文爱情歌曲的同学很是不满，在日记里讽刺他们是“高等难民”，“在国家陷入如此经济困境的时候，浪费这么多钱把这些家伙送到后方意义何在呢？”燕卜荪自己也是经香港到达云南的，但他理解步行者的骄傲，他甚至觉得“我们的一部分教授也应该步行”，在这特殊时刻，没有比尚武精神更能激发一个民族的意志了；并且，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启蒙大众为己任，但要如何理解自己作为极少数受过教育的精英的“特权”地位呢？燕卜荪在指出一个事实：中国仍然在承受着剧烈社会失衡的后果，在受过良好教育的领导者与工人农民之间，存在着一个历史性的、教育性的鸿沟，任何希望使二者建立联系的进步的统治者，都需要开展多年的文化重建工作。
开学后不久，蒙自就进入雨季。从歌胪士洋行到海关的教室，沿南湖尚有条石子路方便行走；而吴宓所在的天南精舍，和学校隔着一片田野，久雨积水，不易穿越。5月15日起，众人又迁回学校。接连几日的大雨，也让干涸见底驴马漫步的南湖涨满了水，“涨得溶溶滟滟的，真是返老还童一般”。湖堤上成行的尤加利树细长的叶子，让朱自清一站在堤上就想起北平的什刹海；再加上湖西菘岛一带田田的荷叶与亭亭的荷花，就更像了。不只是朱自清，陈寅恪和浦薛凤也觉得南湖像什刹海，一些清华的学生还戏称昆明如北平，蒙自如海淀。
蒙自南湖，当年许多师生觉得南湖像什刹海
燕卜荪是惟一一个愿意每天跳入湖中游泳的教师。南湖也是深受燕卜荪影响的一群学生的活动据点。他们大多数人上个学期在南岳（长沙临大文学院所在地），就选修过燕卜荪的课《英国诗》，开始慢慢学会了“如何去体会当代敏感”。我在一张背景是南湖湖畔尤加利树的老照片上看到了他们的合影，女生穿白色长裙，男生多穿白衬衫，还把衣服扎进长裤里头，照片右下角有“南湖诗社”四字。南开哲教系大三学生刘兆吉与北大中文系大三学生向长清是诗社的发起者，在从长沙徒步到昆明的两个多月中，刘兆吉采集了上千首西南地区的歌谣，后来出版了《西南采风录》。闻一多是他沿途的指导老师，到了蒙自，刘、向又邀请闻一多与朱自清两位先生担任诗社指导，“我想我和向长清虽然人微言轻，但我们的指导教师却是有权威的诗人，那些投稿人误以为自己的诗稿是经过导师审过的，所以（被毙稿后）没有大兴问罪之师⋯⋯为期三个月，我们顺利地出了四期诗刊。”刘兆吉后来回忆。
南湖诗社一共有二十多个社员，没有经费，自然也无法印刷，只能以壁报形式发表。诗人们用各种粗劣的纸头抄下来，交给刘兆吉和向长清。他们就贴在一两张能找到的报纸或牛皮纸上，再贴到教室外墙或人们容易看到的地方，名曰《南湖诗刊》。那个字写得端正秀气、每次都带头交稿的清华外语系三年级学生叫查良铮，笔名穆旦。有时他也帮着审稿，“他水平高，鉴别能力强，但他很虚心，不愿动笔修改，对于不该入选的作品，他常常说：‘请您再看看，这篇这段是否有问题。’”刘兆吉说。
穆旦非常喜欢美国诗人惠特曼，爱《草叶集》“到了发疯的地步”，许多年后，同学赵瑞蕻还记着他读惠特曼两首悼念林肯的名作《啊，船长，我的船长啊！》和《当紫丁香最近在庭园中开花的时候》时的神态和声音。在蒙自，穆旦还开始学习俄语，赵瑞蕻经常在海关教室里看到他向噶邦福求教，或在南湖边上边走边谈，这为他日后翻译普希金作品打下最初的基础。穆旦也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团中无人不知的轶事是，他带了一本英汉词典，一路背英语例句，背完一页就撕掉一页，走到昆明刚好撕完。
在蒙自发表的四期壁报，刘兆吉保存了两期，毕业后，他离开昆明赴重庆南开中学任教，把这两期壁报也带去了。此后二十多年，一直悉心保存，直到“文革”时才忍痛销毁。所幸当年发表在壁报上的一百多首诗歌，如今还有少量流传下来，其中就有穆旦描绘蒙自海关的《园》：
04
蒙自本地没有报纸，昆明寄来的日报要迟上两三天，比乘坐滇越铁路往来昆蒙的同人传递消息还慢。而中央社所发战局电报，又诸多含糊，后来有了无线电收音机，但装置发音不清，所以对前方战事情况仍旧迟钝。
1938年5月19日——海关那棵大树莫名倒掉头一天，徐州沦陷。按朱自清日记的记载，联大师生很可能到23日才知道。徐州沦陷后，法币贬值、外汇飞涨的趋势更加明显，咖啡价格两个月翻了五倍，教授们即停止喝咖啡。战事消息不佳，伴随着蒙自连绵的雨水，让人心日渐悲戚，徐州沦陷后外传中国四十万大军被围，情况甚危，众人心焦，陈寅恪作《残春》二首，吴宓以诗和之，因为担忧共产党与国民政府不能圆满合作，故有一句“异志同仇御侮难”。
攻下徐州后，日军沿陇海线进犯。为阻日军西进，6月9日，国民政府炸毁黄河堤坝，在花园口令黄河决堤改道。消息传到云南边陲，原本就对战局悲观的陈寅恪，在蒙自南湖畔留下了这首著名的《南湖即景》：“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桥头鬓影还明灭，楼外笙歌杂醉酲。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
“到蒙自后，抗战的成绩渐渐露出马脚⋯⋯”后来回忆抗战八年时，闻一多说：“在蒙自，吃饭对于我是一件大苦事，第一，我吃菜吃得咸，而云南的盐淡得可怕⋯⋯第二，同桌是一群著名的败北主义者，每到吃饭时必大发其败北主义的理论，指着报纸得意洋洋说：‘我说了要败，你看罢！现在怎么样？’他们人多势众，和他们辩论是无用的。”
当时，每天与闻一多同桌吃饭的有浦薛凤、陈寅恪、刘文典、周先庚、赵凤喈等。浦薛凤注意到，此时闻一多虽埋首读书，但也会谈论时事，“往往批评时政激昂慷慨，一若深恶痛绝”，“过分崇尚所谓民主自由”。浦薛凤对闻一多说，内忧外患之际，即使英美先进国家也需要集权调试，“伊大不以为然”，“一多富于情感，容易冲动，天真爽快，直言无隐，有时不免任性使气，喜欢反抗。”
课余饭后，联大教授的确经常谈论战局乃至整个民族国家的出路。有时候饭桌上你一言我一句，杂乱发言，浦薛凤将主要观点概括为甲乙两方面，“甲方面是着重情感，出于主见，表示乐观，认为早应抗战，精神志气，较武器尤重要，无论如何，不可委屈谋和，必须作战到底，而且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乙方面则着重理智，取客观态度，持戒慎恐惧之心理，认为当初倘能拖延时日，充实准备，形势较优，倘能保持主权，虽暂时委曲，可徐图伸张⋯⋯甲乙两方观点不同，论断自异。甲方讥乙方为怯儒悲观，乙方斥甲方为鲁莽糊涂，甚或如寅恪所云，‘非愚即诈’。”
无论重情感还是重理智，教授们的出发点都是国家民族，如吴宓所言，“吾爱国并不后人，而极不慊今日上下之注重‘革命’等观念，而忽略中国历史文化之基本精神”。面对大时代的浪潮，是支持“文章下乡、作家入伍”，拥抱革命与大众，还是沉潜于文化创造中，确认自我存在的意义？两种选择间确实存在着张力，但并无简单对错，而即便在战时，联大也继续保持了多元、包容的传统，这种传统到了抗战后期变得尤为可贵。
7月7日，下了一周的雨终于稍有止息。早晨6点，师生在海关操场集合，行抗战周年纪念礼，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发表演讲。散会时，47岁的俄籍教授噶邦福突然晕倒，吴宓等人把他扶到校医院休息、输液，后再次移住天南精舍，数日有所痊愈，即送昆明治疗。噶邦福在“一战”时曾是一位军官，抗战周年纪念让他想起了当年欧战的惨烈，“西线之役率众冲锋，遇机关枪扫射，乃发令卧避。及枪声停止再令前进，则起立者惟自己一人。”也是这一天，陈寅恪留下了一首《七月七日蒙自作》，其中有一句，“近死肝肠尤沸热，偷生岁月易蹉跎。”
此后两周，意外放晴，学校举行抗战献金运动。那是7月19日，太阳很烈，联大蒙自分校的大门二门，都挂着“慷慨解囊”“踊跃献金”“集腋成裘”。当时一位在现场者记述，只见司仪同学提着嗓子喊了声“献金开始”，大家便蜂拥而上，服务的同学“几个神速的笔挥着写收条，还是应接不过来”，上课铃响了，献金台旁还挤着献金人。到了下午，最高纪录献金者的芳名，已经在揭晓榜上发布了，“办事的人真懂得心理，这样一来，便有不少人争着想占头牌，新的纪录不断被发现”，直到黄昏还不断有人前来，献金运动不得不顺延一日。一开始，教员以陈岱孙的25元为首，而学生中却有捐30元的，女生还有捐金戒指的。于是经叶公超、金岳霖怂恿，教授们纷纷加钱。冯友兰一口气加到75元“夺魁”，最后师生总计捐款超过2000元，据说两倍于蒙自全城的捐款。郑天挺一个人捐了60元，“非有争强求胜之意，聊以自恕远居后方之罪而已。”
05
从蒙自老火车站往城里走，不难想象当年情景。老站在城北，大半已荒废，铁轨也被茂盛的鬼针草所覆盖。当年，郑天挺就是每日反复来到这里，迎接陆续前来的联大师生，而徒唤“奈何！奈何！”由这里往南，在联大路路口穿过不复存在的北门进城，还要上一个不小的坡。不过走海路的部分师生初到时西装革履，当地站岗兵士一度以为来的是中央要员，立正敬礼也是传为笑谈。
人民中路右转，往西门方向走走，联大师生最喜欢的“雷稀饭”曾经就在路边。“雷稀饭”是四川人，六十多岁了，须发俱白，衣履整洁，售卖的甜粥三分一碗，里头有桂圆和莲子。一碗稀饭从晚清卖到民国，卖了三十多年，吴宓觉得他像是有道归隐之人，很是敬重，还曾赠联：“年高德茂，物美价廉”，“无名安市隐，有业利群生”。给“雷稀饭”帮忙的小伙计也可爱，他会悄悄地问来用餐的学生：“先生，你们在大学读书可以挣多少钱一个月？”
从人民中路左拐，上桂林街，继续南行，左手边有一颜色泛黄的高墙，墙后深宅不得其门而入，一侧的介绍告诉你这是王家宅院，当年冯友兰一家人就住在楼下。冯友兰在这里完成了《新理学》的修订，并接受钱穆建议，增写鬼神一章。和大多数联大教授一样，冯友兰秉持着某种文化理想主义，希望通过文化创造接续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传统，以回应国难下的民族认同危机和知识分子内心危机。当时家眷随行的教授较少，冯太太便每周六轮流请大家来用家常饭，照例是炸酱面，还有摊鸡蛋皮、炒豌豆尖等。女儿冯宗璞有一次听到父亲对母亲说，朱（自清）先生警告要来吃饭的朋友，冯家的炸酱面很好吃，小心不可过量，否则会胀得难受——有朱自清日记为证：“7月10日，参加芝生的面条聚餐会，食面过多，致胃痛服药。”
住在王宅楼上的是陈梦家、赵萝蕤夫妇。毕业于燕京大学的赵萝蕤长于英国文学，勤读而多病，所以从北平南下后，无论是南岳还是蒙自，陈梦家在流亡中第一要务，就是为妻子找到合适的房子。这对年轻夫妇很喜欢与钱穆同游，有两次，在卧室旁边一空地上，陈梦家劝钱穆，在此国难之际，为全国青年写一本中国通史。钱穆想要从长计议，陈梦家反对：如果他日平安返回故都，先生兴趣广，门路多，不知又有几许题材涌上心来，哪肯再去写一本教科书？钱穆觉得有理，遂改变初衷，开始着手撰写著名的《国史大纲》。晚年钱穆回忆师友，谈起此事，懊悔忘记在《国史大纲》引论中提及正是陈梦家的两夕话促他动笔，“今闻梦家已作古人，握笔追思，岂胜怅惘。”
桂林街再往南，十字路口中间有一口白石砌成的老井。古井西头是大井巷，可惜朱自清一家曾经居住的杜宅已经被拆掉了。往东是早街，穿过熙熙攘攘的小吃摊位，就看到了比王宅更气派许多的周宅，当年被用作联大的女生宿舍，现在改成了博物馆，免费向公众开放。八十一年前，那群流亡的学生就在二楼点起白蜡，在壁虎的注视下挑灯夜读。窗外山风呼啸，直到清晨，女生们深夜躺在枕上听风，加上思念沦陷区亲人，久久不能入眠，干脆把“颐楼”改名“听风楼”。
听风楼经武庙街直通东大街，这里的老房子尤多，整体格局没有太大改变。当年联大师生常常光顾的几家越南人开的咖啡馆大多位于这里，西餐一元二角一份，咖啡连牛奶一角五分一杯，面包本地没有，需从开远运来，是那种奇硬的法棍。陈寅恪有胃病，每日前往咖啡馆购食面包，每块六分。“南美咖啡馆”旧址尚存，不知是不是被访古者打扰过，门上贴着一张白纸，“门前禁止照相，否则后果自负”。当年，这里的烤鸡味道可口，一元一只，教授们玩桥牌或者打网球（在蒙自最主要的两项娱乐），输者要来南美请赢家吃鸡。
东大街通往东门，东门亦不复存在，但歌胪士洋行得以完整保留。闻一多所住的二层二号据说是照原貌复原，十二三个平方，一床一桌一椅而已，写字桌就在床边，窗外正对东门。彼时城门每晚11点关闭，住隔壁一号的浦薛凤曾听见楼头树上凄切鸟叫，向闻一多请教，才知道那正是啼血的杜鹃。洋行是一组凹形建筑，中间围出一个小广场，男生住楼下及后进，教师住楼上及临湖。因为上游修了水库，如今南湖已经不再是季节湖，一眼看去还真与北京的什刹海相仿。
与歌胪士洋行隔湖相望的蒙自海关也保留了一小部分旧址，但满是热带植物的园景是没有了，反倒洋行一侧栽着榕树、滇朴，地面落着被雨水浸透的蓝花楹和火焰花的小林子里，能觅得一点穆旦诗歌《园》中的感觉。海关与洋行间，高墙隔开了南湖与从前的军管区，到蒙自的第二天，我意外地发现那扇铁门开了。溜进“禁区”，沿水泥路下坡走了百来米，再一拐弯，就意外地置身于荒野之中。疯长的植物，破败的砖房和墙上褪色的红星，田野里满布大小水坑，淹着大片大片的兰花草。我甚至惊起了一只灰背白鹭，如今它们已难得一见。
绕着这城中荒野走了一圈，钻进一个废弃的礼堂。上面陀螺比赛的红色条幅还在，比分牌停在0∶1，门口一张纸上重复着“小偷进入抓着打死”。不知何故，我感觉吴宓当年找到的天南精舍就在附近。其实，它还要再往东一些，现在是一所文武学校的办公楼，红顶仍在，黄墙则已被白色石灰所覆。“斜壁小窗，外望只见云天或绿野，殊似轮船中近船首或船尾之舱室也”，这是吴宓在二楼的感受。我也尝试登高而望，满目只有穿迷彩服的武校学生。一位热情的工作人员主动向我们介绍，这个校区有一千多学生，加上新校区总共有五千多人，全省招生，大多是成绩不太好的初中毕业生，毕业后一般去公安局当辅警，“你看，个子高的很多，戴眼镜的很少⋯⋯”他带着不知是自豪还是自嘲的口吻。“是啊，戴眼镜的都去了蒙自一中呗！”我顺口接了一句，冲旁边的朋友挤挤眼，我俩都戴着眼镜。工作人员哈哈大笑。我突然意识到，那道“历史性的、教育性的鸿沟”还在，而类似“尚武精神”“知识分子”这样的词汇，在我的脑子里开始打架。
06
1938年6月，因为柳州军校要迁来蒙自，联大文法学院决定迁回昆明。7月中下旬，课程相继结束，1938届学生在蒙自毕业。7月17日，郑天挺前往南湖中的菘岛，参加北大国文系欢送毕业同学的聚会。他以“持志、求友”两事勉励这些国难中的毕业生，而相继发言的罗庸、罗常培、魏建功也都以“道义”相砥砺，这和往日欢送会教授们常以“努力学问”相勉很是不同，但郑天挺觉得，这正是此刻学生们需要的。8月1日，暑假开始，师生陆续离开蒙自。8月13日，房东在天南精舍宴请吴宓等教授，同时还开了三桌宴请联大男女学生，以示地主送别之意。是晚大雨，通往学校的田野——正是我意外闯入的废弃军管区——积水严重，主人特意雇了轿子，送教授、女生以及喝醉酒的男生回校。
因为喜爱蒙自的幽静，吴宓、钱穆等人决定留此小住，安心读书，待到秋季开学再去昆明，于是又约了汤用彤、贺麟、沈有鼎、容肇祖、姚从吾再次搬入天南精舍。此楼位于原法国医院内，而人们一直传闻医院闹鬼，七位先生不为所动，用钱穆的话，“不惜与鬼为邻”。不久又有传闻，说日军将要空袭蒙自，哲学系教授沈有鼎自称会占卜，某夜，大家请他试占，得“不出门庭凶”五字。众人大惊，于是约定每天早起，早餐后即出门，择野外林石胜处，或坐或卧，或读或写，并以随身携带的面包火腿牛肉作午餐，热水瓶中装茶解渴，下午4点以后才回。幸运的是，炸弹并未到来——蒙自第一次遭到空袭，要等到1939年4月13日，日机在县城、机场和火车站一带投弹二百余枚，各机关学校均有中弹，曾经的联大女生宿舍“听风楼”三层被整个削掉。
吴宓一行在天南精舍一直住到1938年10月底才依依不舍离开。走之前，他们陆续听到广州失守、武汉失守的坏消息，战事的第一阶段结束了。10月29日上午，吴宓与汤用彤去邮政局、书局及蒙自中学，向这几个月结识的熟人朋友道别。而后，两人在南湖北岸的石头上坐了很久，最后一次欣赏了蒙自的景色。回到天南精舍午饭，他们将七个房间的钥匙交还主人，乘车前往碧色寨火车站。下午4点30分，从海防开来的滇越铁路火车抵达碧色寨，众人登车，驶往昆明，也驶往充满着血汗与奇迹的后方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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