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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丨1933，四川兵灾
原题
1933，四川兵灾
作者：瓜棚豆架
1932年四川军阀割据图
捐税
在四川南江县长池镇的街上，“经常吊起排排的人”，被吊的人都是没有交军款的，什么时候交上了，便把人放下来。南江县县长姚垒竟出告示：“杀人可恕，欠款难容。”[1]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南江县属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的防区。
当时四川实行防区制，在各自的防区里，军阀俨然小诸侯，有征税政治人事等大权，连各学校的校长，都是军人任命。为争夺地盘，各路军阀不断发动战争，虽然从现在留下的通电上看，都有非常正当的甚至革命的理由。《川报》上有人撰文，以为军队与土匪的区别便是军队有革命口号，而土匪没有。
为满足军事需要及私欲，各路军阀横征暴敛，竭泽而鱼。苛捐杂税，世所罕见。全川共有70多种苛捐杂税，如粮捐、子弹捐、火钱捐、壮丁捐、马路捐、被服捐、瘾民捐，种鸦片的要纳烟捐，不种的要纳“懒民捐”，不吸烟的要纳“禁烟捐”。
在田颂尧统治的川北地区，各种捐税长期名列榜首。“广元粮税年只七千余元，近年已征七十余万元”，是过去的100倍。宣汉县“1930年一次即筹军款二十万元，完全按粮摊征，每两征银竟有达一百八十二元者”。[2]按当时的市价，请一个老妈子，月工资也就一元。
军阀混战和军人干政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结果是暴力崇拜，此地匪患甚于全川。暴力所获胜于生产性收入，土匪团伙多如牛毛，他们以险要的岩洞为巢穴，峻峭的荒岭为屏障，昼伏夜行，横行乡里，烧杀奸淫，手段极残忍，依靠枪杆子致富发财；又由于生产者被暴力过度侵害，失去生产资料后游民化，安分守已的人们也被逼铤而走险，土匪团伙越滚越大[3]。不论是军队或土匪，伸手要钱的对象不分贫富，为了征税的便利，军队常常首先向富户、商人摊派垫款，向银行强行借款，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在民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四川在1930年代前期的经济表现很糟，各阶层人民都对军阀政治极为不满，川北地区势如遍地干柴，只等点火了。
1932年秋，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以张国焘为首的总部统率10师、11师、12师、73师和少共国际团共约2万余人，突过京汉铁路开始西征。那时，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反四次“围剿”失败，与中央红军失去联系，没有足够的粮食，没有冬衣，他们认为川北地区比陕南的地势更险要，物产更丰富，回旋余地也更广阔，决定进军川北。此时，四川空前规模的“二刘之战”正开打，军阀们无暇北顾，红四方面军翻过秦岭，越过冰雪封山的巴山险道，进入川北地区。
据张国焘回忆，“我们全军当时真像一群叫化子。除了有些战士穿着沿途补充的五颜六色的服装外，我们身上都只穿两套单军服，而且污秽不堪。脚上多无鞋袜，只用破布裹足，早晚都披着破旧的军毡御寒。我们满身征尘，面目黧黑，手脚冻得裂痕累累，全身都是跳蚤。兼之三个月来没有好好梳洗，头发又长又乱，配上满脸胡须，看来真有点可怕。”张国焘感到，“解决现实需要，重要性远过于死板的教条”，制定的“红四方面军入川十大纲领”不再提“苏维埃”，其中“最低政治纲领”的“约法三章”，一是废除苛捐杂税；二是减租减息；三是保障人民安全，红军决不任意捕人，也禁止任何人捕人杀人，废除笞刑及一切体罚，人民非犯法不能拘押。[4]虽说纲领中还是要分配土地，打倒蒋介石，但主张废除防区制，各军互不侵犯，禁绝鸦片。这样，连地主商人都拥护红军，尤其废除苛捐杂税的举措很得人心。所以，尽管红军战士疲累不堪，衣衫褴褛，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却节节胜利，势如破竹。
1932年12月25日，红四方面军占领通江县城，1933年1月23日占领巴中县城。1933年2月17日，在通江县城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建立起了一个东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南到营山、渠县，北至陕南的面积达4.28万平方公里，人口近600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5]此时“二刘之战”暂告消停。
1933年春夏，驻守川北地区的川军田颂尧部为了和刘文辉争夺川西，又抽调30多个团的兵力在成都与刘文辉部巷战，通江、南江和巴中诸县守军不多，得到了补给的红军迅速推进。
据后来出版的传记《张澜》记载，张澜曾发动南充人民准备欢迎红军，希望尽可能地不扩大战事，各方相安。
难民
1933年1月，《新蜀报》便报道，红军已发展到五万人，而各县难民约三万余人，逃入内地，啼饥号寒，望赈甚殷。[6]到夏天，“嘉陵江两岸已烽火频惊”，川北难民大批往成都重庆而来。合川是川北到重庆必经之道，从合川到重庆的轮船每天都是满载。到重庆的难民只有很少数能够租房度日，多数生活无着，9月23日，报载川北难民2000余人已到与重庆市区仅一江之隔的江北刘家台观音桥一带，因生活无着抓菜抢米，使该地“秩序颇为紊乱”。记者呼吁难民“殛待救济”。[7]
9月29日，报载白衣庵石河桥地区，有来自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地区的难民三四万。10月10日，报载绥定人民富户已逃空，普通人家也出走五分之三。[8]
为免受“赤匪之蹂躏，军队之搜括”，大竹有难民三千。
乞讨的，卖儿卖女的难民，重庆街头已常能看见。
《新蜀报》记者在嘉陵江边见到一绥定难民冉春荣，“携妻挈子，从东道抵此，住城外东河干，向人募化路费，将往宜宾寻亲，观者环者，争给铜元”。“有流氓睹其妻服饰整齐，姿首不恶，询以可否出嫁，冉春荣当愠形于色，取行囊内之契纸一包掷地上曰，余家年可收租千石”。“今不幸遭此赤匪之难，沦落至此，哀求同胞，化一化路赀，往宜宾寻访中表，并非卖妻鬻子者”。“好事者赧然莫对”。[9]
冉氏还算富户，更多的却是一般人家，流离数月，已断食米，身无分文的，真的沦落到卖儿卖女。一妇女已卖掉六七个月大的男孩，又将一五六岁女孩插上草标，只卖2元，还有人问，少点不？更有将孙子送人的爷爷，只求孩子有条活路。
10月，四川剿匪区安抚委员会成立，委员长为被誉为“川北圣人”的张澜，安抚会设救济、慰劳、调查、宣传、组织五个组。其最为困难繁重且任务紧迫的是救济组，组长由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担任。安抚会正式成立之前，卢作孚已派出几支救济队出发到各县做救济工作，并同时对难民情况有比较细的调查。
从救济队发回重庆北碚《嘉陵江日报》公布的难民调查上看，来自苏区的难民只有少数是富户人家，多数是小商人及手工业者，医生、教师等。[10]从这些调查中也可看到，难民中城镇人口多于农村人口，往往是全家六七口，甚至十来口人同时出逃，男女老幼饱受奔波颠连之苦。不少贫苦人家，或有点家底但因出逃怆皇财物损失的，生活完全无法维持。安抚委员会委员卢子和与四川民团总指挥鲜特生从南充到遂宁经过蓬溪时，就“见多数难民极备穷困，裹腹之红苕稀饭亦无从出”。[11]时已深秋，许多难民衣单不能御寒，夜晚只能露宿于街头。
整个四川到底有多少难民？救济队总队长邓少琴12月给卢作孚的信中汇报说“难民百万”，[12]应该大致不差。
为什么有这样多难民？那时候，川北到底发生了什么？
赤化
从那一时期的革命文献中，能看到一些当时的川北景象。
查1933年8月24日发出的《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对新发展赤区的宣传大纲》，有10条宣传内容，其中8条说打倒刘湘，两条说红军的政策，第十条里有一句“打倒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但是必须先“消灭卖国贼刘湘”，“进一步消灭四川整个国民党反动统治，赤化全川，消灭五次‘围剿’，争取苏维埃中国！”[13]
在江西和鄂豫皖地区的苏维埃革命也在川北地区上演[14]。以武力“推翻地主豪绅的政权”，以土地、财产的多寡来划分阶级、确定敌我，“动员广大的农民群众”“彻底的不调和的惩罚农民革命的敌人”，而且“必须坚决的反对将土豪、绅士、高利贷者分为‘善良的’，‘恶劣的’企图”。[15]进行土地革命，剥夺先富起来的“发财人”的财产，部分征收为红军的军用物资及苏维埃政府公产，部分分配给穷人；并从肉体上消灭“发财人”及其对革命不满的家属。川陕苏维埃对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政策有些修改，不宣布土地国有，规定：“田分给谁，粮食就归谁收、田就归分得者永远所有，中农的土地不得侵犯”。[16]
对于敌对阶级，川陕苏区从上到下都使用“发财人”这个非常模糊的不好介定的名词，却对“发财人”有相当明确的政策规定——消灭；不管他们是“善良的”还是“恶劣的”。
西北军区政治部、红四军政治部印发的《平分土地须知》的第一条，就是彻底没收地主阶级、军阀豪绅、教堂寺院、富农（高利贷者）的全部土地，来彻底平分；第二条，地主阶级的房院、财产、耕牛、农具……等亦一律没收，（富农多余的没收），并烧毁其契约。第十七条，矿业、林业收归苏维埃国家共管，作国家财政基础；第十八条，对祠堂以及各种宗教团体的土地要平分给穷人；第十九条，庙宇寺院的土地和旧有的学田一律分给穷人。
在苏区，不只是地主富户“发财人”失去了土地和财产。
如《平分土地须知》的第七条规定：“被没收土地的原有主，没有任何权利取得土地，地主豪绅的家属，如没有参加反革命的活动可由苏维埃编成强迫生产队，在苏维埃监督下做苦工”；“第二十四条，民团精选队长、流神、痞子、甲长等以及整过穷人的，均无权利取得土地”；“第二十六条，和尚、尼姑如是收庙田庙地吃租的地主式的，绝对不能分田”；“第二十七条，发财人的妇女嫁给穷人或抱给穷人者，不能分得土地”。[17]照此规定，这些人不被杀掉，也是没有活路的。
在能够分得土地的人中，也不是人人待遇平等。《平分土地须知》规定：“第八条，富农不反对苏维埃可分小部分坏地”；“第十六条，红军、游击队员家属分好田，雇工贫农分好田”；“第二十二条，端公、道士、阴阳、卜卦、算命子也可分田，但无公民权，不能参加苏维埃政权机关工作”；“第二十三条，棒老二、土匪、小偷，改务正业有当地穷人担保可分土地”；[18]
除了分土地，还有一些翻身活动,如川陕省雇工代表大会提出的雇工斗争纲领就有：
“雇工的伙食要与老板一样！雇工的住处要与老板一样！雇工患病，医药费要由老板负担！雇工的烟茶、草鞋、帕子、衣服等费用由老板负担！……”
这个斗争纲领里还有这样一些口号：“拥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争取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19]
每年苏联的十月革命纪念日，川陕苏区都要印发宣传材料，举办庆祝活动。1933年10月21日，中共川陕省委为庆祝十月革命节十六周年及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二周年而印发的宣传大纲说，“……要更加努力：第一粉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阴谋，拥护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拥护苏联的和平政策。第二便是拥护苏维埃政府，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消灭刘湘为首的进攻，争取苏维埃在西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争取苏维埃的中国。”“苏联和中华苏维埃的伟大胜利，明明白白指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群众看，要不受发财人的整，只有无情的阶级斗争，只有苏维埃政府，只有工农专政！”这份两千余字的宣传大纲还要求，“十一月七日各县以区为单位开庆祝大会。要立即组织十月革命宣传队，召集各种会议开展最广大的宣传工作。不让有一个穷人不知道纪念十月革命的意义，不让有一个穷人不来参加十月革命节纪念的斗争行动。”大纲最后的口号是：“十月革命成功万岁！苏联万岁！中华苏维埃万岁！” [20]
川陕省出版的《川北穷人》在一篇题为“新的局面与新的任务”的报道中说，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代会召开，党的“任务非常简单，要乘胜消灭田颂尧、蒋介石和许多发财人”，完全没有提到当时中华民族最危险的大敌日本侵略者。本来，在闭塞的四川，现代信息、国家大事就难以到达，乡下民众面临的生存危机严重，不知道什么是“九一八”“一二八”，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局势似乎离他们很远很远。
1933年6月2日，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给中共四川省委的信认为，四川省委的工作“还停滞于和平缓慢狭隘，关门主义富农路线的基础上”，“不能令我们满意”，要求省委，“动员全四川党、团群众配合红军的行动”，“迅速组织各种革命战争，发动到游击队，分田打土豪，破坏敌人后方电道粮站”，“广泛开展反帝反国民党运动，证明红军是唯一反帝力量，国民党军阀卖国，阻止红军反帝，反帝必须首先消灭国民党与参加红军”。四川省委将陈的信转到中央。193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致红四方面军的信中认为，“国内阶级斗争与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新的有利于我们的变动”，认为四川军阀与英、法帝国主义勾结是“逼进的危险”，要“加紧反帝的群众动员”。这封信最后甚至说，“帝国主义，国民党已经看到西北角上这一把革命的烽火所给与他们的威胁。天津《大公报》以东北既失，河北复不守，西南早有主顾，而中部呢，‘赤祸’猖獗，故一口认定：四川为中华民族的最后堡垒，但可惜并此最后堡垒，而又遭到‘赤祸之蹂躏盘踞，后来发展，宁可不惧’？的确，你们有伟大的前途，全党都在注视你们，你们应采取积极进攻的路线，在巩固原有阵地基础之上，来迫切的争取苏维埃首先在四川全省的胜利。”还责成红四方面军“就近领导四川省委的工作，督促四川党”。[21]
斗争
由于整个苏区都是阶级斗争战场，“各处设有哨点，五里一岗，十里一哨。各关口、要隘及通衢大道，都有赤卫队员或儿童团员检查路条，没有苏维埃政府发的路条，就不放行”。[22]当时很难有媒体能够直接进入苏区采访记录。
1933年11月，红军退走以后，安抚委员会调查组和记者进入川北，做了一些实地调查和报道。这类报道甚多，此据《商务日报》《新蜀报》和《四川月报》略摘几段。
《商务日报》1933年11月27日题为“破坏屠杀远胜闯献惨伤心目罄竹难书”报道，“三县（通南巴）之文物典章经济器用，均已破碎靡遗，人民生机，丧失尽净，此其现象，近与东省之倭寇，远比明季之献贼，无或殊异”。
通江，“查通江县城，总计户口二千三四百家仅有数十家完整，未遭杀害，余无幸免，查赤匪屠杀人民，无论富绅非富绅，及文学有德之士，均用非刑处死，其最著者，城内有符孔昭，城外有吴士珍两君，系前清廪膳，品学兼优懿行堪述，家不大丰，生平无妄，全县文献，专赖主持，吴年七旬五，符年六旬二，其德寿至此，家家被抢劫，人拉数次，终不免于杀戮之苦，闻者无不痛惜伤感，再有何熙周者，当匪入城时，曾任匪部宣传员，后以智识分子，亦被杀，其他类似何者，与匪效力，未有不走狗烹者矣，甚而全家杀绝，约计城乡内外不分男女老幼以至年不满岁之孩子，其被惨杀者，二千余人，加入各乡间及由乡拉入城内惨杀者，综在一万六千以上，城内诺江公园，尸堆栉比，行政机关及富绅住宅，均窖有尸，东南西北各城门外横尸遍野，垒垒然河山变色，每堆少者六七人，多者百余具，军队未入城时不准收尸，军队入城后逃难民众归家，始组织一寻尸队，到处发掘，时间较久者，已腐烂不辩，新近杀害者尚能认识，然亦只能以木匣篾席单埋而已，最可恶者，赤匪杀人艺术多种，分大杀小杀，大杀如切瓜，小杀如杀猪鸭，大杀在白昼，小杀在夜间，又有用火烧死，冷冰死，辣子面对（兑）水入鼻孔内灌死，又用石头木棒乱击死者，其埋人亦男女各别，故掘出之尸，男者满坑皆男，女者全是女尸，尤惨者是每女尸下体皆被刀伤”。
巴中，“桑园计十余坑，共杀四五百人，清江渡女学堂侧及渠之周围，大小凡数十坑，共约杀千余人，因该处设政治部，故杀人较城内为多，但所杀者大半系由别区捉来，本地又捉往他处屠杀，故每发掘出尸具，多不认识。”据《四川月报》第五第五期记载，全县已发现的尸窖据各方记载，通谓在五百窖以上，合计被杀人口在十二万以上，至城区户口全家绝口者一千八百余户，家主见杀者五千余户，花丛垩即有四十九坑之多。恩阳河方面，附近数十里中，亦杀三万余人，文治寨上，且有万人坑甚巨。
南江，在第一次被红军占领时，“约计全县被杀在二千人以上，但城内，仅二十余人，城内收支所文庙街河坝北城后大堂考棚等处，均埋有尸堆，此皆显著而易于发觉者。”
营山：“入城则见满目疮痍，怨声载道”，记者写道，“共匪占据营城时，将无辜之男女老幼，黑杀约五百余人，活埋约三百余人，均埋入万人土坑中，余到北门外北观寺见挖有两处，深约二丈，宽约三丈，比时正由当道派人，将坑内尸具挖出，则见无数男女死尸，纵横颠倒，如堆砌墙壁一样，臭气难堪，人皆掩鼻叹惜，多为泪流，其中死尸，有手无足有足无耳者，有身为两段者，有缺左右耳者，有左右手无指者，有身无肺腑者，男女阴具不全者，有挖眼睛者，有拔舌者，有女子两人，又活埋一老人，胡须俱白，约七十余岁，又男童女孩亦甚多，又到县府看守所内，亦见挖有埋人坑两处，深宽同前，县府正派人将尸迁移，掘一女子，年十六七，手足俱无，有一人约三十岁左右，系乱棒打死，两乳也被割去，有一妇人怀孕约六七月是用标子由胸腹剌死的，小孩子亦同时突出”。“据一老妇人说，赤匪来城清查户口，有任公事及绅粮者，无论老少，均杀无赦，至更深夜静，乃行此种手段，又东门外，亦有万人坑一处，一二三四五坑中，所埋的人，为数不下一千人”。[23]
南部：据难民讲，“各乡村中，俱设有乡村苏维埃，同政治部，那政治部好像是鬼门关，若有不慎犯事者即捕将部考讯，凡到政治部者，十有九死，多不生还，至杀人情形，多系活刮，或用火烧，嚎啕震天，稍有良心人道者，皆不忍视忍闻，该匪等反以为嬉戏娱乐，残酷极矣，乡无辜遭此惨死者，已数百人。”[24]
宣汉，“在城内及附廓者各官署公所俱有尸坑，至少数十具，多者数百具，约二十余处，人口损失在一万左右。学校操场内，发现深坑一所，内有女尸百具，皆着女学生服。”[25]
绥定，“大略在城内如北门操场，及沿河沙坝，及前督办公署，各较大之公地，在收复以后发见尸窖约二十处，其中由数十具到百具，此外傅家湾西山等地，以及尹家祠之石门桥，文家梁，发见赤匪所埋尸之窖，约五十余处。绥定据一般估计及其已知之数而论约二万余之众。”
到1934年11月，《四川月报》报道，全川在这次兵灾中共死亡人口为111万之巨。 半个世纪以后，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师生们到川北革命根据地收集史料，一些老人仍然记得一些血腥的事件，与当时的报道大致相符。
任过乡苏维埃秘书的王生贵回忆道，“王兴仁家有10人，有60背谷子，出租20背，请一个长工做活，忙时还雇零工，就划为富农。他本人又当过团正，因而也打了他的家，把他本人送到县政治部去杀了。家属就在山梁上给点土地、房子住。是坏田坏房子。”[26]
南江县当年做过村苏维埃主席的赵良山回忆，“往往有将中农当作富农没收其好田；见到中农家喂了一口猪或雇一短工，就说是富农、地主，应没收。常常错没收。”“有部分中农事实上已走上地主富农营垒中，拿起武器和贫雇农作战了，造成苏区反动如毛。再加上肃反政策错误，造成赤色恐怖，连某些基本群众也动摇。”[27]在肃反中，“还杀了牌首、甲长、窑子、妓女、端公等。”“主犯、从犯不分。如我们在长赤县捉到的反动头子杀头，而对被欺骗去当反动的农民（胁从分子）也一律枪毙。不知道教育后释放胁从分子。”“甚至连反动的亲戚朋友、小男幼女都被牵连到反动身份上去而遭残杀。”“捉到某人，指定某名，硬说某人、某名是反动，苦打着要他承认。否则越打越厉害，打得人家死去活来，手足残废。于是，最后干脆斩首送回‘老家’。”[28]
红色恐怖是人们逃亡的主要原因，川北的老人们至今记得，这个逃亡叫做“跑红”。
靡烂
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实行武装割据，和当时政府军之间的战争，比以前川军之间打仗争夺地盘更为惨烈，战线更广，时间也更长。军队在一地反复争夺，不分战场与非战场，军队行动前实行坚壁清野，带不走的物资也不能留给敌对方，甚至烧毁粮食物资和房屋；剿匪总指挥刘湘通电全川各军，“对赤匪接近区域，务须坚壁清野”[29]。剿匪总部还颁布封锁条例：“为断绝赤匪物质补充，使其野无所掳，日久自行崩溃”，在各交通要道上设卡检查，粮食、盐、武器、药品、五金货财等须验证通行。
川军放弃某地之前，常常强迫当地人民离开，否则以通匪论，并乘机勒索人民的财物；红军占领宣汉时，宣汉驻军退至开江，就有数千难民随行。[30]在万源县，川军半夜鸣锣要老百姓清晨4点以前出逃，否则以“通匪”论，4点以后即行“清乡”，实质上是抢劫，一路上还虐待难民。[31]
红军在退走前，也运走粮食、货财，也有大片房屋被烧成废墟。1933年12月16日，王陵基部进攻，红军从绥定撤退向凤凰山时，“四门放火，烈焰冲天”，有三百余家房屋被烧。[32]红军退走，民团或政府军打过来时，难民回乡，已无家可归，房屋、农具、粮食与牲畜尽失，对参加红军或赤卫队的仇恨难以消泯，官军或民团又以“通匪”的罪名杀人，杀红军家属，杀赤卫队员。有的地方，反复被争夺，暴力循环，愈演愈烈，人性尽失。
南江县难民李正兴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几个月的亲身经历。李正兴说，阴历五月初，红军来时，因为栽秧未毕，未及逃出，到五月初五日，红军再来，竟“见人便杀，逢物即毁，火焚房舍，发掘坟茔，强将全家拉至平溪坝，锁吊四十余天，三天毒打一顿，同锁押一处者，计男妇老幼百余人，一日亲见谢姓等妇女，被看守之匪侮辱备至，及后，匪之村苏主席，反使令将谢姓等妇女之乳割去，肢体砍断，二昼夜之久，始绝气而死，通江易姓之子名长生，年十二岁，人*[33]聪敏，曾在高小校读书，匪二次入通江时，将长生拉到平溪坪，认为智识后裔，富家子弟，例应处死，一日清晨，将易长生衣脱尽，割其耳鼻，并剖腹割其心肝，匪等称智识之人心有七孔，富人肚内有油，一面喊不为富人，一面又喊迅速*钱赎命，又一日午后用火烤死戚姓妇女小孩多人，又将陈姓*姓十余人碎割，周身宛转，二日始痛死，同禁之人，见此均皆骇倒，但求速死，免受酷刑，六月中，又将各？民解赴巴中，路过两河口，见前退回大批匪徒，多缺一手膀，闻系广元作战，被刘王两部大刀所砍，殊匪首等即在场上开会，向众演说，此次作战不力，应将手膀砍断之匪活埋，语毕哭声震地，痛骂当初悔被匪欺骗，旋被一一掀入坑中，掩土时，犹闻骂声不已，后到巴中，未及十日，被审四次，香火烧背，利刀削耳，备受酷刑，终日索枪要刀不休，七月中，又被押到恩阳河，匪见李受刑创未愈，防范稍疏，乃乘间脱险……”。[34]
在安抚委员会委员长张澜发布的一号布告里，张澜表态道，“澜一介布衣，无官无职，衰龄白发，更复何求，目击大祸临头，恐自此剿绝人类，剿绝人心，使我中华五千年相传之文明古国，沦于九幽地狱而永不可拔，良心驱我，投袂而兴与赤党争人性存亡，非与赤党争政治权利，发扬我国固有之礼仪廉耻以挽救彼辈之绝伦反性，倡导中外先哲之合群互助，以矫正彼党之阶级斗争，祈化相斫之阎罗场，实现人类之和平会，孰暴孰仁，当代贤达，必有能辩之者，切望群起奋兴，以挽回此浩劫也”。[35]
战争时期，社会靡烂，肖小乘机作乱，从报上看，那一时段的匪警消息竟与军事消息相当。小股土匪杀人劫财，邮件常被劫去。仅抄录几条匪警消息。
“近一年来，土匪异常猖獗，如崇庆县之街子场，灌县之柳街子，彭县之黑窝子，温江之刘家溪，金堂之康家渡，广汉之连山，俱系有名之匪薮，迭经该部大举清乡，并未完全敛迹，去岁川战一起，灌温崇一带，在宋辅卿便衣队蹂躏之下，三县乡间，几无一片干净土”。“甚至地方民团，多被匪化，驻军无力进剿，任其披猖者，半年有余”。“最近该军各部，纷纷准备开赴昭广，参加剿匪，匪风因而复炽，其间尤以灌县为甚……于是灌县匪祸，益发不可收拾，拉肥抢物，毫无忌惮”。[36]
“潼南匪棚林立，驻军刘吉平奉令开驻蓬溪，于是四乡潜莽，尽起蠢动，近且入于猖獗时期矣，单以东乡而论，大小匪棚，共有八十余处之多，每逢集期，匪徒竟公然明枪亮弹，白昼出现，……潼南除城区以外，所有各场无不有匪，抢劫案件，层出不穷。”[37]
蓬溪“县属中和鸣凤火石康家等场，盗匪如毛，违令招安之徒，又来时时骚扰，虽经迭次会剿，始将股匪逐去，但公私损失，约在二十万元以上，近日城区附近，又突来大股匪徒，诈称剿赤自卫军。”[38]
最大的土匪是川北王三春。1933年11月，刘存厚因集中兵力守绥定宣汉，放弃城口万源，全城人民逃亡，空城竟为数千人的大股土匪王三春占据，“闻风来据县城”，“王进城后，佯为告示安民，一方则挨户搜索”，在红军进驻之前，就大肆掳掠，第二天才被红军赶走。[39]
凋敝
1933年的战争对四川的经济破坏是巨大的。
据《川报》1934年11月报道，“川省自去年匪患蔓延，人心浮动，巨额现金陆续外运，为额之巨，至足惊人，兹就经官方给证公运者计之，去年全年，由轮船运出之款，据万县航务处统计，渝万两地轮运生洋出口，共计运出现金三百八十九万三千一百五十三元……又据渝报所载，去年一年重庆一埠现金出口之数，有护照营运者，共计四百七十余万元。而往来行旅及船员职工随身携带者，尚未计入。至于大宗私运出口者，为额当亦甚巨，惟不易估其数额也。本年前方剿匪军事失利，现金纷纷外溢，由川汇往申汉之数，月余之间，竟达二千余万……以至金融枯竭汇水飞涨。”“省外如宜汉各处，随时均发现川轮，偷运大批现金出口”，“不由轮运绕道出口者，为数尚无从估计”，估计公私外运现金，至少与四川金融重心重庆市面所存现金数相符。以至“人民生计穷迫，市面极度枯穷”。“八九月间渝埠庄票掉换现金，竟由每千元补水二三十元，涨至每千元补水六七十元”。“银行畸形发展，货币病态膨胀”，“结果形成今日严重之市面现金枯竭问题”。[40]《济州公报》称，四川军阀官僚富商大贾“形成竞汇私蓄外省之风尚……沪上估计川省外汇之款约二千万元”。[41]
这一时期，国民政府中央与刘湘政权，为稳定四川局势，几次严令不许银元外流，要没收出川外汇，也难完全遏制此风。
其时，重庆民生公司正在川江上大力发展，北碚建设已有一定规模和影响，急需资金。在民生公司的档案里，也还能看得到，由于战争造成的困难，资金流通渠道不畅，人心不定，不肯向企业投资，连原本承诺向西部科学院捐款的省外友人也疑虑重重。
根据回忆，在川陕苏区，经济有过一度繁荣，农民分得土地，红军又动员群众回家种田。，但是毕竟军事第一，秋收时，要军民一起武装保卫。除收割苏区粮食，“红军、赤卫队还带领割谷人到白区去割‘发财人’的谷子，每次收获数万斤或数十万斤，送到红军粮库，参加秋收的人，每人每天给20斤谷子作报酬。”[42]张澜在安抚会第一号布告里说，苏维埃地区“土地公有，即计口授耕”，“尚不如佃农之能自由交易”，“所得之粮秣，已全数征发而集中于官”。[43]农民并无生产积极性，而战争的破坏是严重的。1933年10月初，红军攻占蓬安，蓬安17区，红军占领嘉陵江东岸的15个区，为着军事和建立根据地的需要，兴土木筑万石仓，将十几区的粮食集中。难民逃往顺庆（今南充）有数万，而红军未占领的河西两区，粮食要供应数万剿匪军团及逃难来河西的河东难民。“虽秋收未久，而所有谷米亦已消耗净尽”。[44]“纵令剿匪军到，赤氛肃清，回首家园，已十室十空矣”，“难民等在顺之生活现象，已呈惨状，将来回蓬之后，室如悬磬，仓无遗粟，生活问题，更难解决。”[45]
苏维埃成立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发行自己的纸币布币，但由于政权更替急促，人民对这些货币总是不太信任，在苏区，“铜元票的价格还是不断地下落”，“到红军总退却前，通江的铜元竟落到三百几十吊才换得硬洋一元，值不到原来价格的十分之一。”[46]
红四方面军经济政策也有重大失误，苏区银行保管科长杨文局回忆：“张国焘只要发现国民党的钞票，就要下令全部烧掉，这实际上等于烧掉了大批物资。每打下一个城镇，有钱的都跑光了，留下不少贵重的家具用品，他也都叫一律砸个稀巴烂，大的穿衣镜，珍贵的瓷器，有的用枪托打碎，有的装在黄包车上摇坏，损失是不小的。”[47]
苏区的开支实在太大。两年间，原本民生凋敝生产力低下的川北地区保障了十万红军及赤卫队的供给，还有苏维埃政府庞大的费用，“省苏维埃政府常有2000余人在食堂吃饭，各级县苏维埃政府也有300余人，区级数十人，乡级也有10余人”。[48]这有点像大跃进时期的人民公社食堂了。
张国焘回忆，川北地区“耕作受着战争的妨碍，田地不是杂草丛生，就是荒废了。居民的粮食和其他积蓄，一部分被红军消耗掉了，另一部分则为敌人所糟蹋。”“苏区内各集镇上，冷淡萧条，赶集的人大大减少了，市场上的货物，更是寥寥无几，人民的呼声，不是疾病和死亡的哭泣，便是物质匮乏的呻吟。”“川北苏区的的领土，也是一片荒凉景象”，“疾疫流行”，[49]张国焘认为“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已不宜长期驻守，“川北地区经过战争的蹂躏，粮食及其他用品均感不足，到了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可能发生饥荒，如果红军死守在这里，不仅不能为人民解决粮食问题，恐将与民争食。”[50]
据记载，红军虽然努力挽救灾害，为人民服务，但军情紧张，干部太少，即使是以军事为目的乡村建设工作，也很难开展。以至于“根据地流失劳动力达60%，田地荒芜达70%”[51]。
一面是战争破坏，一面是巨大消耗，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后来承认：红军撤出川北，除了面对敌人的优势兵力，根据地“民穷财尽”是主要原因之一：“一方面，是长年战争的消耗和破坏，仅战役规模的大仗，就足足打了十六个月。我们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战争给根据地带来了巨大的消耗。.……另一方面，则是‘左’的政策所导致的…….只要当过保长的，多要杀掉；认定是地主、富农的，也要杀掉。……侵犯中农利益，甚至将一些中农划成地富成份，无条件地剥夺，使他们失去了生产积极性；把小经纪人当资本家打倒，搞得根据地商业凋敝，连日用生活物资都很难买到。”[52]两年前，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千里跃进川北建立川陕根据地时，就是认为“这是一块天然的养兵、用兵之地，……土地肥沃，一年四季长东西，山里的飞禽走兽不少，解决部队的吃穿问题，比较好办。”[53]
根据四川大学经济系教授彭通湖等研究，当时苏区“物资匮乏，经济凋敝，甚至已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这是红军第四方面军被迫撤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方面的原因。”[54]
但是，红四方面军撤出这个地区时，还拉走了不少牲畜和粮食，在樊功会师时，兵强马壮，粮食充足，与红一方面军形成鲜明对比。
为筹“剿赤”军费，各路军阀有理由空前加重对人民的搜括，从统计数字上看，四川田赋最重的是1933年，如成都县田赋预征达到历年最高，这年预征了1959年到1968年十年田赋[55]；城口、万源、宣汉、达县，田赋预征到1983年；通江、南江、巴中、广元、昭化、剑阁、阆中、苍溪、南部等县，田赋预征到1951年。至1935年，川陕边防区的“防区”内，广元县竟预征至民国一百年。
在蓬安，二十九军第一路司令李炜如，乘“剿赤”之机疯狂搜刮，折腾民众。李“大做其招兵买马之迷梦，急遣其招而不安之宁相*，谭席珍，雍熙支各部乘赤匪退去之际，由王家场一带，星夜渡河，进驻本堡各地，假剿匪之虚名，为赤匪之后继，初则没收赤匪集中于各苏维埃之谷米杂粮八百余石，及衣物布疋等件，悉数运入王家场，再则挟户抢劫，稍有阻挡，即诬共匪，加以杀戮。”“猪羊耕牛，指为共匪之遗物而任意宰杀，布被棉絮，指为共匪之遗赃，而任意括取，藉口拉夫运物，得贿即释，指路人为赤匪，袄衣便放，不特此也，且于随时遗其滥兵，扬言进攻大东山匪堡，此未至*，又复阴退，遂沿途大呼共匪大部重来，民众可随军渡河逃生”，“及民众携粮负被相随，乃拦途抢劫，或诬为共匪，鸣枪屠杀，哭声震天，哀呼满野，彼辈即自鸣得意，又复散布谣言，谓当局将于某某时期下令，*灭我堡遗民，使我堡民众，畏诛远徙，彼即乘虚入室，掘土破壁，恣意毁坏，凡佃农小户所余升斗之粮食，无不掳之变卖。其最惨者，为蓬南交界之分水岭地方有张姓独妪，年近八十余，米三四升，经滥兵寻获，强将负去，张妪跪抱其脚，向其乞怜，彼便手起枪发，张妪殒命，此其可忍，孰不可忍”。“前之能宿于野而苟存者，今已不能更延残喘于匪去光复之区矣，逃于外流离而哀号者，今更无家可归矣，其最怪者，彼辈抢劫性成，已无可再抢之物，甚至将农村所储之干稀粪，亦有运出拍卖，鸣呼，匪耶，兵耶”。[56]
战事消停，人民已视军队如虎狼，以家乡为畏途，难民回到家乡后，看到的多是十室九空，田园荒芜，鸡鸭无余，耕牛农具亦损失，秋种既尽，冬粮未播，生计何依。
《嘉陵江日报》报道蓬溪情况谓：“蓬溪交通阻塞商业向不繁盛，地瘠民分元气尤为单薄弱，加以去年今年均惨遭干旱，收成不满十分之五，农产品价格飞涨，一般人民早已喘息不支，殊福无双至祸不单临，天灾之后，益以人祸，粮税迭征苛捐奇重典衣鬻牛，弃田逃逸者比比皆是，不图一波未平二波又起重重困苦中复受赤匪之惊赫扰乱小康之家，皆急急远走他方，无法走出之穷民，亦惟抱听天安命之旨而已，展望农村业已十室九空残破不堪，社会前途隐忧实未可忽视也云。” [57]
1934年1月即发生了乡民挖白泥被活埋的悲剧。岳池“县属太平场之伍家岩，近日发现白色泥土，质极细，致一般乡愚认为观音米，争相掘取，以资充饥。旬日以来，该岩已被掘成一深大之孔，势将倾崩，又连日大雨，岩缝早已被水浸裂，而乡民并不戒惧，仍相率挖掘，忽霹雳一声，岩石崩（？）矣，适有十余人正于孔中挖掘白泥，当全被活埋其中”。[58]
战争不仅是让农村残破不堪，城市里也出现粮食紧张。粮价猛涨，1934年1月，重庆米价为三十元一石。这个月，四川当局在湖南买了一批米，米价才跌到每石二十四、五元。[59]然而，更大的饥荒还在后面。
刘湘的二十一军，明里减轻赋税，实际大大加重人民负担。没有军费，川军派不出去，邓锡侯的二十八军，就坐在成都等钱到账才开拔。刘湘向银行等摊派“剿赤”军费，这种借款或垫款，却是以粮税作抵押的。
为保卫地方，各县扩大团练，纷纷申请增加团款，21军出台戊区临时增筹团款办法，一方面，提出各县地方农民银行基金，悉数暂时借作办团，建筑碉堡之用。收复“匪区”及后方各县，地方公费移缓济急，如文献委员会，清粮委员会，建设科等机构，或裁或停。另外从租石捐或粮税附加中加征，征收税率、起征标准和收款总额都可由各县议定后，呈军部核夺。凡商民资产达一千元，即缴纳税款，标准为每百元出洋二角。
21军部规定的“剿赤”义勇队编制及月支薪饷标准，仅各县各队长及各级军士月薪每月即需591元；还要加上更多的建筑碉堡费、门户练会操口食、守隘灯油费、枪械军服之补充经费及其他临时团务开支。江津办一百三十余团，筹款19万元，在粮上附加每石三十元，不足之数拟拨救济院基金及中签债券挹注。
为对付红军，当时重庆市区即有团丁1578人，枪1347支，子弹31681发；泸县41乡镇，团丁13839人，枪12912支，门户练19大队；宜宾10个区，精选队96中队，门户练六百余中队，枪14000余支；江津约一百连，人枪各约八千余；广汉除设常备丁，预备丁外，其余在16岁以上，45岁以下之壮丁，尽数编为预备队。[60]
仅仅就这些不完全的记载，也可想见当时人民在军费上的负担有多么沉重。
这时四川农村已不是“隐忧堪虞”了。安抚委员会委员长张澜，1933年12月再电催中央速拨赈款及建设费，称“当发巧电时，蓬安营山尚未克复，今营蓬收复后，本会调查该县情形，房屋则拆毁将尽，田地荒废，已过耕种之时，粟米无颗粒之存，货财已丝毫无有，人烟断绝，闾里为墟，少壮者为该匪裹胁以去，老弱奄奄垂毙，无以为生，其逃出亡者，又以无依无食，不愿还乡，此仅就营蓬两县而言，其他失陷较久之仪陇苍溪阆中昭化广元，预计情形之惨，当较此十倍，至通南巴三县更无论矣”，“合计统筹需款甚钜，川省现筹剿赤经费，已经罗掘俱穷，至此项建设赈济之款，更丝毫无着，伏恳中央俯念川民，查照前次巧电，一面拨给款项，作建设经费，一面速筹赈款，救济难民，仍令四省农民银行，仍来川省立分行，以活金融，而资周转”。[61]
《申报》曾刊登过日本某君对中国革命一百三十五天（大致从武昌起义到清帝逊位）所统计的公私直接损失，总计约值二亿三千万两。[62]革命战争造成的公私财产损失到底有多大呢？这是经济史研究中一个不容回避的课题。
冤烈
1951年9月，中共中央派出访问团来到南部县，遍访县里的烈、军属，对全县烈、军属进行调查统计，并推选代表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活动。李正文被选为南部县所有红、烈、军属的代表，去北京出席1951年国庆盛典。
他和其他代表一起来到北京，住在招待所里。9月30日，联络员送来了毛主席邀请出席国庆招待会的请贴，当晚四川城口县的老区代表田先明出席了中央设宴的国庆招待会。所有南方来的老区代表都安排坐在前面，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走到每张餐桌前，和大家挨个握手。
据回忆，毛泽东主席问田先明：“你是哪里人？你们那里的农民吃不吃得饱？有没有衣服穿？”还问了一句出乎他意料的话：“红军在你们那里好不好？”
田先明壮起胆子回答：“红军好倒是好，就是杀人太多。”
毛主席转身问在旁的徐向前：“老徐，他说得对不对？”
徐向前点了点头说：“这是张国焘犯的错误。”[63]
张国焘任主席的川陕苏区，肃反法令非常严厉。当时写上条例的反革命政党、团体、军事组织有“国民党改组派，AB团，第三党，国家主义派，赤蜂派，法西斯蒂，共产党的叛徒组织，托陈取消派，工贼富农组织，民团，铲共团，剿赤团等等”。这些组织的头目和成员不自首者必处死刑，但有的自首都不行，“苏维埃政府对反革命分子或出自剥削阶级的反革命分子，准其在一定条件下自首；但苏维埃政府明白向群众宣布——对于这种分子，不应有丝毫的幻想，只在最严厉的镇压之下，才能强迫其一部份对苏维埃法律表示屈服。”[64]
残酷斗争骇人听闻。对于四川地方共产党组织和游击军，更采取“拔萝卜”的连根拔政策，四川游击军改编的红33军，从师长到排级干部，被杀害了三百多。仅在双河场开党代会时，就审查代表成份抓了七十多人，一部分就地处决，其余的后来也大部被害。后来在延安，在中共清算张国焘错误时，朱德说：“对于肃反，错误是严重的。四川同志谈：红军不来，我们还发展了一些党员；红军来了，把我们杀光了。同志们带武装来，不慢待罢了，我们总不该要他们的命！把这些革命同志当反革命，是罪恶。有些地方把整个地方肃光。”[65]
一批批“反革命”及“阶级异已份子”被处死，在处死反革命时，常常殃及其家属。因为要节省子弹和缩小影响，死刑在夜间执行，并使用刀、矛、石头。
如1933年5月，张国焘“丧心病狂地命令在红军中进行‘肃反’。许多从鄂豫皖根据地来的老骨干，如10师参谋主任吴展、73师217团政治委员闻盛世、218团政治委员陈少卿等负责同志和大批中下级干部、老战士遭到杀害。紧接着，又在高级干部中制造阴谋陷害。他先诬原鄂豫皖军委总经理部主任余笃三为‘托陈派首领’，加以捕杀；继又逮捕了73师政治部主任赵箴吾、参谋主任杨白以及总部工作人员李春霖、王振华、王占金等多人。其中多数被杀。6月间，诬原川陕省革命委员会主席邝继勋‘通敌’，将邝秘密处死。8月1日，又用所谓‘右派首领’和‘与托陈派、改组派等联合起来形成小组织活动’的罪名，逮捕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原独立师政治委员刘杞则被开除党籍。至此，西征途中小河口会议曾表示反对过他的同志，几已全遭逮捕和杀害。此外，方面军参谋主任舒玉章和独立师参谋长张逸民等人，也先后被杀。……诬蔑中央和白区党派来的同志为‘反革命’、‘改组派’。假借‘肃反’之名，肆意打击、杀害。他监禁了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中央派来的干部何柳华（即廖承志），杀害了陕南特委书记杨珊和四川地下党派来的大批知识分子干部。” [66]
“红33军刚一宣布成立，适绥定道党代表大会于双河场开幕了，在此次会议审查代表成份时，即将原游击军之干部党员70余人……一部分就地处决；另一部分则送往巴州，亦先后被诬害了。”“如将陕南过来的小商杀了30人，没考察清楚就送到上级。以后就没有人来做生意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保管科长杨文局说，张国焘在银行也不例外，“动辄杀人，尤其不相信知识分子。”“在银行内部，连剪票房的工人也不放过，有一次就抓走了十来个人，其实这些人年龄都不大，只是家庭出身不大好，又读过书，有点文化而已。在银行之外，为了发现假钞票的事，一次就枉杀了许多人。”
南部县党史资料里有一个名词“冤烈”，来记载被自己人杀害的烈士。其中有一位女“冤烈”李鹤鸣，是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兼军委书记李鸣珂的妻子。李鸣珂1930年4月在重庆被杀害后，李鹤鸣带着孩子到南部县做革命工作，发动群众准备暴动，1933年，带着亲自绣好的红旗迎接红军。川陕苏区成立后，她担任了红九军被服厂教导员。李鹤鸣领导被服厂，一面发展生产保证军需，一面频繁搬迁。
1934年春，红军战斗失利，收缩阵地，驻南部长坪山的红九军八十一团奉命撤离驻防地，经仪陇县转移到巴中县柳林铺，被服厂也随军转移。李鹤鸣拖儿带女，背着行李同男同志一样昼夜行军，走深谷，穿丛林，从南部到巴中，又巴中到通江。
1934年8月一个雨夜里，李鹤鸣接到紧急通知，要从通江的洪口转移到毛峪镇附近的鹰灵山。她背起沉重的打袜机，牵着孩子，组织全厂人员扛着机器设备，冒雨前进。因为过度疲劳，力不能支，她背上的机器掉在鹰灵山松林坡下。陡坡数十丈高，直插毛峪镇的白河。她赶紧把儿子放在一个坡坎上，也托付给同志李德富看管，自己攀着岩石和荆棘下坡去，焦急地寻找机器。在岩坡下来回探寻，脚被挂破，鲜血淋漓，终于找到机器并背了上来。前面的战士们已经过了白河渡口，进入毛峪镇苏维埃所在地了。她急急忙忙拉着儿子，同李德富一起追赶部队。
李鹤鸣和李德富登上白河渡船，船上有两个红军战士，是当地小伙子，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李鹤鸣。李鹤鸣穿着在重庆买的毛衣，提着在重庆买的箱子，说话掺杂外地口音，两个小伙子认为她有可能是国民党军官太太，是来刺探红军情报的，不由分说，立即将她捆了起来。李鹤鸣被送到毛峪镇鸡子顶保卫局，竟被诬以叛逃而遭杀害，终年36岁。[67]
南部县的“冤烈”们如今尽可能被查访，记载了，而那些年遭受极大恐惧、长期的颠连与惨无人道的磨难与非正常死亡的千百万生命，就不冤么？“跑红”的老人们还在，他们与同代人当年的遭际，就可以隐入历史的黑幕了么？如此，历史书页下的血腥味也太重了。
注释：
[1]《川陕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158页，重庆出版社，1987，重庆。
[2]彭通湖主编《四川近代经济史》，第334页，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成都。
[3] 彭通湖主编《四川近代经济史》，第336页，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0年，成都。
[4]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153页东方出版社 1998年。
[5]（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转引自彭通湖主编《四川近代经济史》第332页，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 0年。
[6]《四川月报》第二卷第一期。
[7]见《商务日报》1933年9月23日。
[8]见《商务日报》1933年9月29日。
[9]见《新蜀报》1933年11月20日。
[10]《嘉陵江日报》载过几个县的难民情况调查。这里抄录1933年12月24日载蓬溪难民调查结果：通江、南江、巴中、营山、蓬溪、阆中、苍溪等县难民共318户，2143人，男1171人，女972人，其中有技能者1321人，无技能者822人。以职业分，农113户，军20户，政12户，团（防）7户，学38户，杂货商18户，中医5户，西医1户，栈房6户，酢2户，裁缝3户，布商5户，酱园1户，糖食铺5户，药店10户，碗铺1户，山货8户，茶社2户，钱铺1户，绅（士）3户，染房2户，小贸8户，米商1户，油贩2户，酒店1户，小食店4户，烟商3户，烛铺2户，织布2户，打铁、颜料商、测字、斗载商、书记、木商各1户，盐贩4户，洋纱商1户，棉商2户，照相1户，铜匠1户，电务1户，无职业10户。现无法生活有201户，1136人，能支持5日者6户41人，能支持10日者5户34人，能支持半月者3户23人，能支持20日者2户22人，能支持一月者31户285人，能支持二月者13户91人，能支持三月者7户74人，半年者2户10人，10月者1户8人，能自给者45户259人，有亲友帮助者6户64人。
[11]《嘉陵江日报》1933年10月？日
[12]重庆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0328，第110卷。
[13]《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上），第39页。
[14] 从〈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中，可见到川陕省苏维埃1933年翻印的中共中央1930年11月所发的“苏维埃区域土地和农民问题决议案”及1933年5月翻印的由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全国土地法令（草案）〉等文件。
[15]《苏维埃区域土地和农民问题决议案》《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成都，第2页。
[16]《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成都，第100页。
[17]《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成都，第146页。
[18]同上。
[19]《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第160页。
[20]《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上），第41页。
[21]《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成都，第17-19页。
[22]《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08页。
[23]《商务日报》1933年12月3日
[24]《新蜀报》1933年12月19
[25]（《四川月报》第五卷第五期）
[26]《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第97页。
[27]《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04页。
[28]《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17页。
[29]《嘉陵江日报》1933年11月3日。
[30]《嘉陵江日报》1933年10月30日。
[31]《嘉陵江日报》1933年10月31日。
[32]《商务日报》1933年12月19日。
[33]文献看不清。下同。
[34]《新蜀报》1933年12月19日。
[35]《商务日报》1933年11月20日。
[36]《新蜀报》1933年11月20日。
[37]《新蜀报》1933年11月21日.
[38]《新蜀报》1933年12月17日。
[39]《新蜀报》1933年11月8日。
[40] 成都《川报》，1934年11月21、22日，转引自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金融研究所编《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四川社科院出版社，1987年12月，成都，第359页。
[41]《济州公报》1934年11月27日，转引自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金融研究所编《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四川社科院出版社，1987年12月，成都，第359页。
[42] 彭通湖主编《四川近代经济史》第347页，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0。
[43]《商务日报》1933年11月20日。
[44]《嘉陵江日报》1933年10月28日。
[45]《商务日报》1933年10月27日。
[46]《国闻周报》，第12卷，第13期，1935年出版。转引自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金融研究所编《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四川社科院出版社，1987年12月，成都，第374页。
[47]《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四川社科院出版社，1987年12月，成都，第135页。
[48] 彭通湖主编《四川近代经济史》第367页，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0。
[49]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200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50]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203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51] 《红四方面军和鄂皖边区、川陕边区史料》，第277页。转引自彭通湖主编《四川近代经济史》第375页，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0。
[52]《历史的回顾》第４０８页。
[53]《历史的回顾》第258页。
[54] 彭通湖主编《四川近代经济史》第379页，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0。
[55] 彭通湖主编《四川近代经济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0，第290页。
[56]《新蜀报》1933年12月15日。
[57]《嘉陵江日报》，1933年12月28日。
[58] 1月28日《嘉陵江日报》通讯：
[59]《嘉陵江日报》，1934年1月27日。
[60]《四川月报》 第五卷第五期 1934年11月出版。
[61]《商务日报》1933年12月7日。
[62] 见《申报》《东报纪中国革命之价值》1912年3月1日。转引自孟庆修：“南北议和时期的《申报》舆论”，近代中国网。
[63]见《终生难忘的首都国庆观礼》，田先明口述，朱万鹏整理，载《重庆政协报》2011年11月1日第3版。
[64]《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12页。
[65] 转引自《北上》（刘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72页。
[66]《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12页
[67]李鹤鸣的故事由孙丹年提供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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