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丨蒋海新：父亲从远方归来，十天后就永远走了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蒋海新，生于1948年。原成都二中高68级学生，1969年下乡插队落户到四川名山县合江公社。四川师范学院英语系77级，提前半年毕业留英语系任教。1990年赴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英文系研读文学批评理论，1994年获新西兰奥塔哥大学语言文学系讲师教职，1999年获文学博士学位，教职转为永久。2014年退休。现定居新西兰。

原题

父亲归来

作者：蒋海新

前言

我1988年2月来新西兰以后，常常想起父亲的归来和他回家十天之后的去世。在那之前，我也经常想起。但那时是革命话语充斥耳膜和视野的年代，潜意识中，追忆父亲即是大逆不道，不敢也没有适当的话语表述。

出来两年之后，我在国内学得啃哧啃哧的英语终于可以比较顺畅地表述所思了，潜伏心底多年的噩梦终于找到了无惧意识形态的话语载体。我坐到电脑前，写出了《The Return of Father》。打印出来之后，我的朋友，一位洋人女士念给我听。我以为我在写的时候，眼泪已经流干了，却不料她富于感情的朗读，使我禁不住泪如泉涌，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痛哭之后，心里仿佛卸下了多年的重负。

如今我七旬有一，两年前又动过一次肠癌手术，记忆也逐渐衰退。  朋友们多年前就叫我一定要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最近又有中外朋友催促。再不写，恐怕就时不我待了。三十年前的英文稿，早就不知所踪。国内的朋友催得很急，故有了下面这篇文章。

父亲归来

那天是1961年12月21号。我正在看书，突然听到楼下的街上有人喊母亲的名字，声音似乎熟悉。我凑到窗前，啊，是父亲！我急忙跑下楼。他背着一个小木箱，说：告诉你妈妈，我的行李在文武路公安局。当时母亲在上班，兄弟们都在上学，我因休学，一人在家。那时我小学班上已经有两个同学，因饥饿导致严重营养不良而死，我也开始水肿咳血。班里同学都说我是第三个要死的，母亲便让我休学了。

我带着父亲爬上我们居住的阁楼。阁楼的木楼梯又陡又窄，上去以后的进口很低，大人必须弯下腰，否则头上就会碰出一个大青包。我四年多没有见过父亲了。才五十多岁的父亲，比四年多前去峨边沙坪农场劳教那阵老多了。他背驼了，爬楼梯有些吃力。

这个家对父亲是陌生的。他被打成右派去劳教之前，我们住的房子比这里好得多。那是一个有大门、二门、前院、后院、侧院的深宅大院，院子里种有葡萄、青竹，还有一株每年结果的核桃树。院子里住了好些人家。后来搬进来一家做皮鞋的工厂，临街的大门口挂上了白底黑字的牌子：成都市皮鞋五社。我家前面最大的院子上空，搭起了天棚，工人成天在天棚下敲敲打打地干活。

一天我放学回家，见到那群工人中有人晃着当天的《成都日报》，说：蒋先生遭了！我瞟了一眼，看到了报纸上父亲的名字——那会儿我才知道父亲成了右派分子。

父亲先被隔离学习了几个月，后来被送到峨边沙坪农场劳教。隔离期间，有三个警察到我们家来搜查，连天花板上面都爬上去看了。他们走后，母亲对我说：幸亏我把你大哥的日记藏在棉衣里了，要不然就被他们搜走了。大哥的日记本我见过，蓝色的封皮，里面有一首长达数页的白话长诗，是思念父亲的。

大哥本来在沈阳某保密工厂做技术员，父亲的右派言论见报后，大哥就被单位除名了。他回来时，父亲已被隔离。他没见到父亲一面，自己却患了精神病。当时精神病院无床位收治，就被送回合川老家了。老家有爷爷照顾——早些日子里，爷爷也因为父亲的问题被作为“逃亡地主”强行押解回原籍了。

父亲被打成右派之前，在成都市工业局会计处工作。他带我去市政府礼堂看过戏，我听到别人称呼他“蒋主任”，也有叫他“蒋老师”的。他的工资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

父亲走后，家里就断了收入。本来一直在家休养的母亲，进了一家工厂做会计。那工厂离家较远，母亲就带着我们搬到这里了，因为这里离她上班的工厂近。这地方楼梯窄，阁楼进口低，原来的家具，好些都没法搬上来。放在下面的人行道上，后来就不见了。母亲解放前上过光华大学（现西南财大前身），患上肺病，没毕业就停学了。她在工厂里开始是当会计，因为父亲是右派，很快就被转成了工人。

父亲被送去劳教后，正在成都四中上高中的二哥觉得自己是男子汉，该自己养家糊口了，便自行退学，找了一家工厂当学徒。母亲急了，到学校找校长和老师，大家一起苦口婆心，把二哥劝回了课堂。  二哥高考成绩优秀，因为出身右派家庭，被分配到四川农学院。他的报考志愿里没有这个学院。母亲曾写信到教育局询问这件事，当然没有结果——谁会搭理右派分子老婆的诉求呢？

父亲回来时，二哥正在雅安的川农读书，他没有钱买车票，一直到毕业后才回了一趟家。那时正在成都西北中学上中学的三哥，也在假期中去拉板车挣钱补贴家用。他也营养不良，个头很小，有次拉板车还吐了一口血。

进了房间，父亲环顾四周，叹了一口气。沉默一阵之后，他告诉我，他要去澡堂洗个澡。他取下斜挎着的小木箱，对我说，木箱是他为我——他唯一的宝贝女儿亲手做的。车上十分拥挤，别人都嫌他这木箱碍事，叫他扔掉，可他舍不得，硬撑着带回来给我。木箱里外的木头表面都十分粗糙，就是一般包装箱那种木料，一辈子都是书生的父亲不会也可能没有工具刨平打磨。他说，小木箱是给我装书用的——我识字早，上小学前就很喜欢看书。

父亲从澡堂回家时，三哥正好放学了。他立刻和父亲一起去文武路公安局取父亲的行李。三哥说，那天非常冷，身体虚弱的父亲可能就在那天晚上感冒了。他们取了行李回家时，天早就黑了。母亲和三哥取下家里唯一的门板，下面垫上两条长凳，为父亲铺了一张床。这床就放在里屋我和母亲睡觉的那张大床的床头。那天晚上，我听到父亲对母亲说：庆贞，这些年来，辛苦你了！母亲没有应声。

第二天早上母亲和兄弟们出门了，可父亲没有起床，也没有吃早饭。他要我站到他那临时床铺的床头，默默地看了我好一阵。我的眼泪忍不住一滴一滴地往下淌。父亲说：不要垂泪。然后他叫我给他纸笔，他开出了一张中药单子，要我去药房抓药。他病了。

以我当时的体力和个头，步行去我家最近的药房，一个来回需近两个小时。父亲给我的钱只够一副中药。我提着这副中药回家，父亲就叫我给他煎药。

我至今想不起他那天或是后来吃过饭没有。那是饥荒年代，按人头分配，每人每月一两或二两猪肉，还得头天晚上去排队。因为肉铺里的猪肉有限，第二天早上很快就会卖光，不排通宵，就连那点肉都吃不着。家里有按人头配给的定量口粮。父亲刚从那几年饿死了很多人的峨边沙坪劳改农场释放回家，还来不及去派出所报到，他那份口粮还没有分配。但无论如何，家里不会少了他的饭食。他大约因为生病且目睹家里的惨状，完全没有胃口而吃得很少，所以我至今想不起父亲吃饭的样子。

一副中药，一般只煎三次。父亲那副药，他叫我煎了四次。以后他再也没有给自己开过药方。他很快就气喘咳嗽，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他说话，除了有一天，我看到他闭着眼睛，口里喃喃着我最小的弟弟的名字。父亲被送去劳教之后，我那弟弟就送给一位工人了，一来因为家里太穷，二来也是为了放生—— “工人” 这个“领导阶级” 的出身，也许会给他一个好一点的前程。

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母亲找人借了一辆拉东西的平板车，让三哥把父亲拉到大科甲巷临近春熙路的第一人民医院——三哥是当时家里唯一的劳动力。我和母亲跟着板车，也去了医院。我们去的是急诊室，父亲当时已经处于昏迷状态。我们全都破衣烂衫，像一群叫花子。

在医院里，父亲被安排“坐”在一张椅子上，他垂着头，身体软软的，斜斜地“坐”着，随时可能滑到地上的样子。母亲恳求医生：请你们尽力治好我先生的病——我先生有哥哥和弟弟在香港，他们会寄钱给我们付清治疗费用的。我听了很是诧异：我以前从未听说过我  们家在香港有亲戚啊！那是母亲平生唯一一次提到父亲在香港有兄弟，以后她再也没有说起过，我们也没有问过。

医生非常冷漠，听了母亲的话，眼皮也没有抬一下。他开了两小袋葡萄糖，就打发我们离开医院了。

三哥拖着板车，把父亲拉回了家门口。全家气力最大个子最高的三哥当时身高大约 1.59米，我们没有办法把昏迷不醒的父亲弄上阁楼。

好心的楼下邻居说：就把人放在我家外面的街沿上吧！三哥上楼把父亲回家以后睡的门板和垫门板的两条长凳搬下来，搭在街沿上。然后邻居帮着把父亲抬上去躺下，母亲给父亲盖上被子。寒冷的冬夜里，父亲就这样躺在街沿上，与邻居老太的家隔着一层薄薄的板壁。邻居老太帮着母亲，在父亲脚下的被褥外边放上了一盏油灯。我搬了一张小板凳，坐在父亲脚下的门板床边守护。那天是12月30日，元旦才会放假。母亲第二天要上班，三哥也要上学。

寒夜里冷风嗖嗖，街上阒无一人，小小的油灯幽暗明灭。父亲一直没有声息，到了半夜，我突然听到父亲喉咙里发出短暂响声，然后一切又归于寂静。我知道父亲走了，他离开劳教农场回家刚刚十天就离开了这个苦难的世界！

第二天母亲没去上班，三哥和弟弟们也没有去上学，父亲的身体还躺在街沿上。家里一贫如洗，无钱安葬父亲。

母亲让我坐公交车去城北的孙伯伯家报丧。孙伯伯是父亲生前好友。1957年反右之前，我们两家常在一起过周末。孙伯伯是搞化学的，家里有很多试管烧杯之类的东西。他和孙伯母以前都很喜欢我。他们家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里面长着很多竹子之类的植物。我记得最清楚的却是他家干涸的小池塘边上的荨麻。有一年夏天我在那池塘边玩，  不小心掉下去了，手臂上被荨麻扎了一片红疹，痛得要命。父亲出事之后，我们两家好像没有来往过。

父亲去世后，我第一次落泪就是见到孙伯母的时候。我那时只觉得胸口里边很痛，痛到说不出话来。我挣扎着想开口，眼泪却下来了。我哽咽着，心如刀绞，只说出了几个字：爸爸死了！也许母亲原指望着孙家会借给我们一些钱，办父亲的后事。孙伯母红着眼睛告诉我，孙伯伯两年前就去世了，她也跟我一起掉眼泪。我报了丧就回家了， 没有带回一分钱。

下午，邻居老太带着三哥去茶馆里给抬死人的男人们磕头。她说：  求求你们发发善心，可怜可怜孤儿寡母，把死人抬到殡仪馆去吧！看着跪在地上的男孩，他们同意了。两个男人带来一个专抬死人的担架，   把穿着破棉衣的父亲捆在上面抬走了。我们跟在后面——母亲之后是三哥，三哥之后是我，我后面是六弟七弟。我们排成一行，低着头，默默地跟着抬担架的男人，送父亲去火化尸体的殡仪馆。

到了殡仪馆的停尸房，他们把父亲解下来放进去。我看到父亲的身体软软的，完全不是传说中僵硬的死人躯体。这让我起了疑心，觉得父亲也许并没有死去。说不定什么人发现了，会让他活过来呢？

天太晚了，我们没有在殡仪馆停留就回家了。我不知道父亲的身体是否被火化了，或者什么时候火化的。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常常趴在临街的窗边，看着下面人来人往。我盼望着父亲活过来了，又回到我们临街阁楼的窗下，大声喊着妈妈的名字……可是，父亲再也没有出现过。

后记

往事不堪，摧心摧肝；暮年回首，泪湿衣衫。写回忆时，几度泪眼模糊，不得不离开电脑，平静一会儿再写。谁愿把自己深藏心底的刀伤挖开，袒露给他人观看呢？我写下这篇回忆，不是“为了忘却的纪念”，而是为了守护真实的历史。

有朋友说：“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可以风化水蚀；刻在人心上的文字，可以随人而逝；只有刻进历史的文字，才可以称为真正的文字。这部历史大书，需要历史人物来刻写。如果一代无力，二代无心，这些苦难必将随风而逝 …… 一个罪恶的循环，就有可能重新开始。”

诚哉斯言！

完稿于2020年7月20日

蒋海新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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