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春晖丨胡道轨：辣忽忽的母亲
原题
辣忽忽的母亲
作者：胡道轨
“辣忽忽”：是形容一个人性格耿直、敢说敢为。
要说母亲“辣忽忽”到什么程度？举个例子，你就能感知一二了。
当时，我们住的逸村，有一个品行端正、聪明能干的青年，母亲看中他做女婿。在征得小女儿八妹的同意后，竟然亲自说媒。此事成了一段佳话，成就了一桩美滿婚姻。
外公毕业于浙江师范学校，一生当农村小学教师。我不知道外婆是什么文化程度，但看她写的信件，文笔十分流畅。有外公外婆这样文化程度的人，那时，在我们家乡只是凤毛麟角。不能说母亲出身书香门第，一定可以说：是出生在有点文化的家庭。
父母是霞浦小学的同学。不过，父亲比母亲高一年级。后来，父亲考上了志澄中学。母亲按照当时当地的习俗，没有升学。
父母是自己在学校认识的，还是经人介绍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解放初，父亲去上海找工作。我们一家寄居在外婆的一个姐姐家里。因为外婆家离海洋近，她住的村庄称为下洋村。而外婆的这个姐姐住在霞浦镇上，离开海洋远，我们称她为上洋外婆。
父亲刚到上海，短时间内没有找到工作，无法养家。母亲无奈挑起了货郎担，走街串巷，卖油、盐、酱和醋。一个家庭主妇，平时只是在家做做家务，现在要挨家挨户的去叫卖，这在精神上、体力上都是非常沉重的负担。那时，我有五六岁，稍稍有点懂事了。每当母亲挑着担子回家，一副疲惫的样子。白皙的脸庞晒得黝黑，肩膀被磨压出肿块。我一阵心疼。阿娘（奶奶）看看母亲受这样的苦，深情地对她说：“息几天吧！”但是，母亲睡了一个晚上，为了全家人的生计，第二天，坚强地挑着货郎担上路了。
乡下有一个习惯，收了晚稻以后，在干枯的田里，种上密密麻麻的草头。来年春天，牛翻犁一下，把草头压在土里，就成了绿肥。不知为什么，邻近的田埂上会长出不少草头。长在田埂上的就是野草头。野草头是人人都可以採摘的。
为了减轻家里负担，我和邻居小伙伴经常去採野草头。记得初冬的一天下午，西北风已经嗖嗖的刮起来了，我们俩个人来到田埂上，转了一圈。由于经常来这片地方採摘，周围的野草头已经所剩无几。正当我在失望的时候，小伙伴指了指一块茂盛的草头田说：“这是你上洋外婆的田，长得这么多草头，採一点没关系的。”我也想：“这么大一块地，採掉一点，影响不了明年种田。”于是我们俩个人各自採了滿滿一篮草头回家去。
回到家里，正碰到母亲在家。她接过我的一篮草头看了看，觉得有问题。野草头都是零星长在田埂上，摘下来放在篮里是零乱的。而种在地里的草头是密密麻麻的，採摘下来是一把一把的。野草头的茎受到太阳晒的时间长，略带黄色。种植的草头挨在一起，茎晒太阳的时间不长，或者晒不到，就显嫩缘。母亲很清楚这样的道理，问我：“这草头是哪里採来的？”我吱吱唔唔的说不出口。
母亲一看这情景，一脸严厉，厉声说：“从地里採来的是不是？”从没见她发这么大的火，我被吓懵了。她见我不说话，叫我扑在床沿上，拿起一只拖鞋，扬得高高的，狠狠地抽打了我的屁股。我痛得“哇……”的一声哭叫起来。
阿娘正在隔壁厨房烧饭，听到我的哭叫声，赶紧过来，抱住我说：“老老实实告诉妈妈，草头从哪里摘来的。”我一看阿娘也帮着妈妈，只好把经过原原本本的讲了一遍，母亲严肃地教训我：“做人要有骨气，家里再穷，不该拿的东西，连一根草都不许拿回来！听到没有？”我连忙说：“再也不敢了。”
这还不算完。妈妈一只手提了草头篮子，一只手拉着我，来到上洋外婆屋里（我们住在一个园子里）。见了上洋外婆，母亲把经过说了一边，并且叫我向上洋外婆道歉。我说：“外婆对不起，下次再也不会了。”上洋外婆大度地说：“小孩子不懂事，改了就好。”
本来想：为家里採来这么多草头，会受到表扬。没想到，得来“一顿”辣忽忽“的教训。
母亲一句“不该拿的东西，一根草也不许拿回来！”我记了一辈子，也受益了一辈子。
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父亲在上海站稳了脚跟，给我们寄来了生活费。我们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又过了一段时间，父亲把母亲叫到了上海。不久，母亲考进了上海第一百货公司，成了一名营业员。这在当时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
一九五六年，父亲把我们家里的所有人，带到了上海。
一九六八年，六妹中学毕业，遇到了上山下乡“一片红”。为了六妹的事，父母操了不少心。好几天晚上，他们嘀嘀咕咕到深更半夜。一清早醒来，又听到他们在商量什么。我住在阁楼上，和父母的房间只隔了一层木板。仔细听他们说话：声音压得很低，无法听清全句话，但经常出现的“阿六”二个字，还是能听出来。不用猜：父母一定又在商量阿六插队的事。
后来，父母告诉我，想让六妹到外公外婆家去落户（祖父母去世了，外公外婆都健在）。我觉得很妥当。因为外公外婆就二个子女，我们一家在上海，舅舅一家在沈阳，身边没有亲人。这样，外公外婆和六妹可以互相照应。
母亲把六妹送去乡下。
过了不到一个月，外婆来信：“前二天，我到公社去过了。公社干部说，孙辈只能在祖父母家落户，不能在外公外婆家落户。外婆还在信中说：有人告诉我，阿六只要在下洋找个对象，就可以落户了。周家的长孙元益，为人忠厚老实，阿六嫁给他，肯定不会吃亏。”周家在解放前是赤贫农，但是家里人兴丁旺，光是元益就有五个叔叔和五个姑姑，在当地很有影响。周家与外公家是世交，关系一直很好。
母亲看到这封信，加上前几天从下洋传来的消息：离外婆家很远的岭外，一个大地主有一百多亩土地，多年前出走后，音讯全无。巧的是这个地主与外公的名字完全一样，年龄也相仿，岭外和下洋的造反队一串通，都认定外公是这个逃亡的地主，外婆就是地主婆。正在进行“审查”批斗。母亲把二件事一联系，觉得外婆的这封信，是为了应付眼前的情况。与周家联姻，是想找周家作靠山。父亲也有同感。
于是，母亲写了二封信，一封是给外公外婆的。意思是六妹还小，千万不能结婚。不结婚，她今后有回上海的机会。结婚了，就断了回上海的路。
另一封是写给六妹的，叫她接信后立即返回上海。
不久，从下洋传来的消息却是：元益和六妹结婚了。这给了母亲一个沉重的打击。让她深深地陷入悲愤之中。
母亲又给外婆写了一封信，大概意思是：你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断送了阿六回上海的路，我再也不认你这个娘了。
母亲足足几个月没有给外公外婆写信，没有理睬他们。
外婆知道女儿的脾气，自己不放软档，她会一直犟下去。
记得一天早晨，已经是深秋。天蒙蒙亮，我被“阿三，阿三开开门……”的叫声惊醒了。仔细一听，是外婆在喊，我连外衣都来不及披上，急忙去开门。门口站着一个瘦小的老人，正是外婆。她一脸疲惫，在冷风下嗦嗦发抖。看了让我一阵心酸。这时父亲闻声也赶到门外，把外婆迎进了屋里。凭我的经验，现在正是下了宁波轮船，赶到我们家的时间。
母亲安排外婆休息，只是没有同外婆说话。
吃过晚饭，母亲和外婆“交锋”将要开始。我坐在去阁楼的楼梯上，准备听听。楼梯和父母的房间隔着一堵单墙，墙边的门开着。母亲听到楼梯上有动静，知道一定是我，就说：“阿三，进来吧！”我进了父母的房间。看到外婆坐在靠窗户的木椅上，父母坐在自己的床沿上。我找把椅子坐下。
其实，外婆也希望我进来坐着。因为在上海家中，我是这一辈人的老大，平时看起来总是站在母亲一边，碰到问题，母亲也会征求一下我的意。我呢，比较中庸，特别是在私下里，会起到和事佬的角色。
母亲最关心六妹的婚姻情况，问外婆：“阿六这么小，能结婚吗？”看来外婆早有准备说：“现在《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是男二十，女十八岁。”母亲有点激动，说：“你这样做断送了阿六回上海的后路。”外婆把霞浦公社投亲落户的规定又叙述了一遍。母亲听了火气更大了，尖锐地问外婆：“阿六小，什么都不懂，让他们这么快结婚，你是不是夾着私心在里面？”这一问，外婆惊愕地看了看女儿，沉默了。
一边是为了女儿幸福而怒气冲冲的母亲，一边是年老体衰，面临无人照顾的外婆，我内心的矛盾是可想而知了。
僵持了好一会，父亲见事已如此，就出来打圆场说：“霞浦有这个政策，其他人也没有办法。”我附和说：“小时候，我见过元益，他人很好。”这样，屋里的气氛稍稍有点转变。
其实，这次外婆来上海，还是有一个成果的：就是应母亲的要求，外婆同意，把元益和六妹从周家接出来，住到外婆家。这样，他们的住房和生活条件都会得到改善。相互也好有个照应。
通过这次接触，只是缓和了一点关系。至于母亲一肚子的气，到了两年以后才消掉。就是等到母亲体会到了：元益不但为人忠厚，而且勤奋能干，对六妹又好的时候。
文革结束后，元益下海捞鳗鱼苗，承包养鱼塘……，在他和六妹的共同努力下，很快勤劳致富，成了万元户，盖起了新房。后来六妹进了工厂，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甜蜜的生活。
外公外婆子虚乌有的事得到了平反。因为有六妹在身边，他们老有所养，安度晚年。
后来，母亲和我谈心：“我知道这样做，对母亲有点过。但是不出这口气，心里憋着难受。现在想想，阿六去下洋，省了我很多心思。要不然，父母老了，我还得去照顾他们。”
静静思量这件事，六妹结局很好，母亲的反应有点“辣忽忽”，对外婆尊重不够。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要求母亲做得面面俱到，没有一点瑕疵。想想母亲的说法，是完全有道理的，以后的事实，证实了这一点。
五弟结婚后，没有回上海落户，只是偶尔带媳妇到上海来探亲，和婆婆接触不多。所以五弟媳妇和婆婆关系和睦，是十分自然的。
我的夫人和九弟的媳妇在结婚后，都和父母住在一起，在一个锅里吃饭，还能做到婆媳和睦，真是不容易。
我家住在城市的南面，夫人工作在城市的北面，路途很远。九弟媳妇在医院工作，有早中班。特别是冷天，她上早班，和我夫人同时起床。天还没亮，二人就在厨房里洗脸刷牙。要是到了天蒙蒙亮，能看清东西了，灯还开着，正遇母亲出来，她就会不打招呼，“啪嗒”一声，把电灯关掉。还要说上一句：“开灯要花钱，注意节约用电！”起先，遇到这种情况，两个媳妇也会很不舒服，很不高兴。日子长了，看看婆婆什么都很节约，想想婆婆在自己困难的时候，总会出手帮忙，慢慢地也就习惯了。
记得我儿子生出来几个月，有一段时间，晚上睡觉总是哭闹。我们看看不像是生病。但是夫人怎么哄他也不行。母亲就会从床上起来，把孙子裹严实了，抱过去。
说来奇怪，不一会儿，儿子就不哭了。夫人轻手轻脚地去到婆婆床前，想探个究竟。过去一看，夫人怎么也想不到，儿子静静地躺在婆婆的肚子上，一脸舒适地睡着了。
母亲感觉有人来了，张开眼睛。看到是大媳妇，她小心翼翼地做做手势，意思叫媳妇回去睡觉。
后来，我夫人想学婆婆的这一招，随便怎么都学不会。
母亲和儿媳妇的关系，总的来说是很融洽的。再说一个例子：我夫人烧得一手好菜。客人来了或是逢年过节，她总会掌勺。这时，母亲会主动去做她的下手。
一九八一年，八妹结婚，父母决定在家里办三桌喜酒。菜是八妹自己采购来的，大家帮忙清洗。夫人掌勺，母亲除了切配外，还做夫人的下手。三桌酒席，在一家人的努力下，办得十分像样。夫人经常夸奖说：“烧菜，我就喜欢和婆婆搭档，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婆婆就知道我下一步做什么，会把要的东西递过来。”
其实，九弟媳妇为人贤惠，与婆婆的关系，比我夫人还要好。
在平时，或者说更多的时候，母亲是一个明事理而又慈祥的人。
我们居住在长春路的时候，生活拮据。一家九口人，住一间半房子。房间只有十七平方，另外搭了一个小灶间。到了晚上，房间里都是人。母亲白天上班，晚上帮孩子做衣服，就只能去灶头间了。
一九五九年，我考进虹口新力初级中学。为了让我上学有一件像样的衣服，母亲买了一块深咖啡底子，黑色大格子的布料，给我做外套。
开学前一天晚上，我半夜醒来，看到灶头间的门缝里露出絲絲灯光。开门一看，母亲正坐在板凳上，在昏暗的灯光下，低着头，一针一针地给我的新衣锁钮洞。她听到开门声，头也不抬地说：“快去睡吧，明天要上课的。我快要好了。”我没说什么，回到房间，看看闹钟，已是凌晨一点半了。心想：“母亲，你明天也得上班呀！”
第二天一早醒来，看到枕头边放着一件崭新的外衣。想到凌晨的情景，感激之情由然而生。
虽然衣服并不合身，显得肥大，但是在一片兰色和灰色的人群里，我新衣的颜色，还是有点显眼。同学们向我投来羡慕的眼光。
一九六六年元旦，我进工厂当学徒，第一次拿到工资，就把工资的“大头”都存储起来。母亲很赞同。
过了一段时间，发现了一个问题：把大部分工资储蓄以后，余下的钱不多了，仅够上下班车费和食堂买蔬菜吃。要买荤菜，钱就不够了。母亲知道后，几乎每天都在自己单位食堂买荤菜回来，让我第二天担饭。上海第一百货商店的菜真好吃，尤其是糖醋小排，它的味道，直到现在都没有忘记：一块一块的肉排，干干的、甜甜的，带一点点酸，好吃极了。
一九八八年夏天，九弟带回一个消息：他同学的厂里，生产仿古小木箱，这种木箱的拉手，用铜做的。正在找一家加工单位。
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和我商量。我觉得，有我们兄弟帮忙，宁波的五弟（从新疆调到了宁波）和六妹，一定能把拉手做出来。为了办工厂，已是六十五岁的母亲，冒着酷暑，穿梭于上海和宁波下洋之间。在父母的策划下，小工厂办了起来，而且很快出了产品。
这其中，九弟解决了销售问题，我解决了模具和原材料问题。
有一天，父母找我和九弟谈话。母亲直接了当地说：“我和你们父亲商量过了，小工厂由阿五、阿六参股。你们俩个，算是为在外地的弟妹出点力吧！”九弟说：“我没意见。”我这个当大哥的更没意见了。赶紧说：“我也没意见。”
回想往事，母亲对每一个子女都很关爱，只不过因子女的性格不同，採取了不同方法罢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裕德路动迁了，父亲不幸在过渡房里逝世，没住上新房子。分到房子后，母亲跟八妹，原拆原迁，还住在裕德路。我们分到了桂林西街，离裕德路四五站远。入住新房后，一般都是我去看望母亲。那一天，母亲由八妹陪着来看我们。记得，进门后，她对每个房间都仔细地端详一番。接着坐下来聊了一会，就赶紧回去了。到现在，我还没有搞明白，母亲来的目的。没想到，这竟然是我和母亲的最后一次见面。
几天后的下午，她因脑溢血，被弟妹救到中山医院。我在快下班的时候才得到消息。等我赶到医院，母亲已经断气了。我看弟妹和夫人都早已到场，感到既懊恼，又不解。问他们：“为什么不早点通知我？”他们都告诉我：“母亲在生命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阿三厂里忙，不要告诉他＇。”正是她在子女面前说一不二，所以没一个人会早点通知我。我只能悲痛绝欲，遗憾终生。
“辣忽忽”是母亲鲜活的个性，也是她处事的一种方式。
凡事都有两面性，母亲的“辣忽忽”让我们体会到她的敢说敢为，深明大义和聪明睿智。更让我们体会到的是：伟大的母爱。
当然，母亲的“辣忽忽”只是在碰到特殊情况的时候，才会表现出来。在平时，她是一个慈祥的母亲和祖辈。
在母亲出生一百周年即将来临之际，谨以这篇文章，表达对她的深切怀念！
胡道轨专列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春晖：母亲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