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历
马鼎盛，1949年出生于香港，祖籍广东佛山。中学毕业于北京清华附中；1968年到东莞农村插队当知青；1972年到韶关山区的广东煤矿机械厂当工人。1977年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1982年进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工作。1989年后返港定居，后任凤凰卫视军事评论员、主持人，也是十多年的报刊军事专栏作家。系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马师曾与红线女之子。
我和母亲红线女：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名人之后也无奈
大概在我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你妈妈要结婚了。”好像没听见一样，我的眼珠转都没转一下，该干吗就干吗去了。晚上，我却总也睡不着。这一天终于来了吗？有个后娘还不够，非得添个后爹？记得暑假回广州，到爸爸（马师曾，1900—1964）那儿去探望祖母。吃饭时，父亲介绍：“这是王同志。”一张大脸很白很白，屁股大得不像话，样子记不清楚了，无非一个上海婆吧。一贯对儿子严厉的父亲，这次十分体贴：“叫王同志。”不用叫什么阿姨之类，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那年父亲刚六十岁吧？那位王同志三十岁出头，直到父亲去世，四年中我没有同她说过一句话。直觉的敌意，好像也没怎么冤枉她。王同志过门也就一年吧，祖母去世了。原来是何婶在做管家婆，我二叔把她抛弃后，何婶在我家十多年了，照顾祖母无微不至。王同志要进门，再大的屋子容不下两个管家婆，何婶能不走吗？我是何婶带大的。在香港住跑马地黄泥甬道时，从记事起，妈妈就没在家吃过饭。后来才知道，父母分居了，妈妈带着二姐搬出去住。何婶无子无女，一直带大我，上幼稚园、圣保禄小学。直到父母回广州定居，我又被“分配”到妈妈家住，同何婶分开了。一年后，不知谁告诉我，何婶要回香港了。我马上跑上楼，回房间收拾好小藤箧，冲下楼说要去跟何婶走，谁也劝不住。直冲到大铁门，开不了锁，就大哭大闹。“我要何婶！”这号哭一直传出街外。好在爸爸住得极近，何婶闻讯赶来，她是一路哭着来的。“何婶不走，何婶守着盛仔。”她安慰我好大一阵子。果然，何婶没有走，倒是我走掉了。读完二年级，我转到北京念书去了。跟着父亲住的哥哥，被妈妈接过来住，不用受后娘的白眼了。现在可好，又要有后爹进门了。这回我们哥儿俩往哪儿躲？宿舍门缝钻进一股风，吹得脖子一阵发凉。不行，马上要写信表态！心里明白，信两句话就写完了。现成的信封早贴上了航空邮票，外加航空邮签，准时半个月一封家信，破天荒没有向老娘汇报学习成绩。心算着飞机送信两三天到，两三天回，怎么十天不见回信？等足半个月，妈妈的回信也是一张纸，循例问功课、问身体，根本没提我的信。
红线女在研读剧本
时隔两年，我上了初二，妈妈到北京开会，住在民族饭店，才旧事重提：“是谁教你这么写的？”百分之百的心声，谁人教得出？信上写道：“妈妈，请你不要结婚，你结了婚，我就像哥哥一样惨。”有位高级领导干部对我说：“你妈妈还年轻嘛！”那一年，她该是三十五六岁吧，来我家的客人，上自七八十岁的老头儿，下至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我看着都可疑，一律不假以辞色。帮我补习功课，嘘寒问暖的，送礼物献殷勤的，没有不碰钉子的。好在我和妈妈见面的机会有限，彼此没有大麻烦。小麻烦嘛，我也免不了。那年妈妈在北京疗养，住进颐和园，四合院里两室一厅的厢房。晚饭后做功课，我偏不在自己房里做，要跑到大厅占一张八仙桌，转眼就是11点。和妈妈一起吃过夜宵，精神大振，熬到一两点不成问题。来访的客人再也熬我不过。我在北京读书，妈在广州工作，像这样给她站岗放哨的日子寥若晨星。妈妈打长途电话来询问，我骑车到邮局接听，声音沙哑，勉强对话，妈说不如回广州读中学吧？我不假思索地拒绝了。作为名人之后，委实不容易，被人介绍一句是某某的儿子，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她是一个女艺人，又是离了婚独身的，三姑六婆的闲言碎语谁听得过来？当儿子有什么法子？躲在遥远的北京，耳根多少清净一些。下农村插队四年之后，我被分到粤北山区一个机械厂当工人，学徒工还没出师那年，妈妈不到五十岁。妈妈结婚，当儿子的未免会尴尬，尤其是二十五岁的我。所以，我的探亲假宁愿到两千公里外的北京过。在北京见得到的同学，都是一家大小亲亲热热的，那年头，没有几家离了婚又结婚的。最模范的夫妻是周家叔叔，“文革”前的文化部艺术局局长。我父母亲1955年从香港回内地，周（巍峙）叔叔曾非常关照；我在北京念书，周叔叔还做过家长代表去我学校开过会呢！他和王昆阿姨相濡以沫几十年，也一直关心我妈妈的家庭生活。这次我上京，虽然没向他们吐苦水，但他们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好吃好喝招呼我好几天，有空就说说妈妈工作的成绩和辛苦。周叔叔说我妈这一辈子不容易，王昆阿姨也说我妈是个很要强的人，做儿子的，是不是得体谅她一点？1977年，十年后第一次全国大学公开招生，我考上了大学，户口也迁回广州。重新和老娘同桌吃饭，已是二十年前的记忆。尽管在人前人后，我妈老伴长老伴短地营造气氛，但那八成是做戏。她第一段婚姻，年纪差太远，性格喜好格格不入，好在事业上是最佳拍档。直到近年广州“红线女艺术中心”落成，人们看到水落石出，红线女、马师曾六个字是如此密不可分。我妈认为她第一段婚姻并非自愿，因此，自主的第二春一定要全方位成功。恰巧，同第一段婚姻一样，也不过十年光景，而且，最后一年，那位大作家患绝症卧床，我妈天天跑重病房照顾得无微不至，不惜工本。治肝癌的药费、营养品是无底洞，“尽力而为”这四个字，我妈算是做得漂亮得体。缺乏感情的婚姻，有时用钱也能弥补。后来，当我们斗胆问到她第二段婚姻时，她也坦承“缺乏爱意”。唉！普天下眷属有几对是有情人？就算是一般的也总比没有强。天下最无奈的事，莫过于“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其实爹要娶人才是古今中外更无奈的事。我爹娶后娘的时候，我大概十一岁。为什么大概？因为父母离异，我才六七岁已经跟母亲过了。那位王姓后娘同我总共没有见过几面，从来没说过话。在父亲的遗体告别会上，新华社照相，有关人士请我站在王同志旁边，我死活不干。十五岁的半桩男孩，大人们一时拿我没辙。1950年，马师曾、红线女、薛觉先合演《人海万花筒之陈圆圆之歌》
现在拿起我在父亲遗体旁的照片，看着五十年前自己的一脸黑气，才懂得什么是不识大体。这种事在香港媒体的娱乐版面报道，触目的标题少不了是“名伶马师曾幼子大闹灵堂”“马师曾遗体前，幼子与晚娘分庭抗礼”等。放到今天，一个五十九岁的盛年男子，事业有成，已经离婚多年，迎娶一个三十大几的女人，家里念中学的儿子应该没有什么社会压力吧。
“娘要嫁人”的问题对我的刺激极大。当年一副愤怒青年的架势，相信惊动了母亲的领导方面。不记得是北京文化部什么头面人物，找我认真地个别谈话，说你妈妈年纪很轻，应该找个终身伴侣。一番义正词严我充耳不闻，不是白眼相向，就是拂袖而去。当年在我眼中，接近母亲的除了油头粉面，就是人面兽心。有的前来搭讪，我肯定叫他下不来台。后来在十年浩劫中，母亲好不容易结了婚，我也算同吃同住了三年。当时那种敌视的立场，有几件事印象很深。外婆同母亲相依为命一辈子，老太太亲手奉上燕窝、人参、虫草、三蛇这些滋补品炖汤，如今不但要同别人分享，有时我妈还把大部分喂给“那个人”吃。外婆同我们提起“那个人”都愤愤不平又无可奈何。祖孙之间突然多了一个最热门的话题。母亲夹在两个势同水火的男人中间有多么难过，我当时只顾自己的感受，并不懂得为人子的道理。直到1996年，外婆以一百零三岁寿终正寝，母亲孤身一人住在华侨新村的大屋。僻静的街区，隔壁发生过灭门血案；窃贼多次穿房入户洗劫，母亲被强盗打成重伤。我才醒悟到，妈妈身边没有一个老伴，在情在理都是我们的不孝。所谓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做单身的名女人最难；母亲前前后后难了整整四十八年。母亲走得太突然，2013年11月30日，我在广州图书新馆开了一场国防教育讲座，母亲从头到尾在第一排聆听。会后，她推掉和徒弟约好的饭局，坚持要和我吃午饭。最后她坚持亲自送我到火车站回香港，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她好像很舍不得我。我们早就约定12月底为她祝寿，我们母子合作的艺术纪录片《永恒的舞台》作为她“米寿”的献礼，谁料想12月8日她就走得那么急！1938年日寇轰炸广州，外祖父的生意毁于一旦，母亲从“西关小姐”沦落为澳门难民。中华民族的苦难历史给母亲刻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我们没有经历战争年代的后辈不能淡忘民族的伤痛。好在我学历史出身，几十年文字工作更从历史角度观察思考人生。从中年步入盛年，我和妈妈的“代沟”逐渐冰释。母亲对我女儿的家庭非常紧张，以前一直问她“几时结婚”，接着追问“几时生孩子”。她知道重孙辈预产期时，比我们迫不及待提前“封利是（红包）”。母亲走得太急，我的外孙女还差一个月，没有见到太婆婆。2013年4月，我提出拍摄一部母亲的纪录片，原定于12月27日首播。以祝红线女九十大寿，但没想到“生日片”变成了追悼片。母亲去世一个星期来，我的胡茬儿已经长出一脸但没剃，因为这是守孝的规矩。一直以来，我都自命是一条汉子，从没那么崩溃过。在医生的安排下，家人最后瞻仰遗容，步伐缓慢地行到床前，事前我没有想过会这样，我的心情笔墨难以形容。就在最后那几步，我完全崩溃了。那种摧肝裂胆的感觉实在无法描写，后来我如何被人扶起来，休息及饮口水定神，我的脑袋始终空白一片。现在回想起来，母子生死别离，是如何刻骨铭心。随着时间过去，思念越来越深，恐怕到我死，这种痛都只会更深，人总是在失去时才更觉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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