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晖丨陈苑苑：九十岁的妈妈，为我们操心大半辈子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陈苑苑（凯苑），南京人，出生于上海崇明，1978年入读南京工学院无线电工程系，毕业后回母校进修自动控制工程，长于速度控制和实时控制程序设计。1988年移民澳大利亚Adelaide，1996年就读于南澳大学，毕业后做进出口贸易和民居房产投资。2013年读教育学研究生，现为澳大利亚在册数学教师。自小酷爱文学，常作随笔，在海内外媒体均有发表，出版散文集《蓦然回首》。

原题

妈妈九十岁

（外一篇）

作者：陈苑苑

妈妈今天九十虚岁。托现代社会之福，让七十古稀成为过去。我们这辈人是幸运的。年轻的时候吃点苦，然后一路享受和平的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我们的父辈，大半辈子在经济窘迫，政治压制，和文化荒芜，社会扭曲中度过。但也由于此，他们有着强大的生存能力，也形成他们特殊的个性。

妈妈的性格和我全然不同，40岁以内，好像没有和妈妈谈过很多东西。但这并不排除她对我的保护。小时候看一切都理所当然，当自己年岁越长，越能看到母亲身上不同于我的优点，感叹自己何不能像妈妈一样聪明一点！

我一直不以为我妈妈给我有多少影响。说起来我像我父亲，而且极为谈得来，性格极其相像，比如简单幼稚，对文字的挚爱；又完全不懂现实，没有应对复杂世界的能力。

我小时候长了一张尖利的嘴。用我外婆的话说：“嘴巴像剪刀”。我就用这把剪刀毫无顾忌地剪向我妈妈。中学里的我，并没有得到母亲在学习上的帮助，不像爸爸，有说有谈，为我改作文，跟我谈时政。我就用“不学无术”在心里暗暗投向妈妈。青春期批判一切，我评价妈妈：“是贤妻，不是良母”。因为在我看来，“良母”比“贤妻”重要，更符合生物性，所以更自然。的确，我成年之后，就和妈妈翻个个，只做良母，不为贤妻。

妈妈自己不大读书，不过她确实有资格不读书。爸爸说她“读一本书管十年”。记忆中我们之间很少有读书方面的交流，但他对我的读书上还是有影响的。那时候我们用钢笔，要用墨水。有一次我说，怎么墨水用的这么快，又要买了。妈妈却说：“吃墨水的孩子有出息。”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印象。我13岁的时候，南京艺术学院招生，招生老师对我特别有兴趣，可是我却不以为然。回家同妈妈说起这件事，妈妈听了，琢磨的并不是舞蹈专业，但说：“那还是大学呢！”我那时候不知大学为何物，但有了一个“大”的感觉。

我最大的性格特质是刻板，也就是没有灵活性。这放在读书上就是持之以恒，放在道德上就是坚守原则，放到理论上就是搬教条，放在冲突中就是冥顽不化，放在对待过往的事物上，是记恩也记仇，而放在做事上，就是永不言弃。还在少年时期，我就喜欢文学，但迫于环境选择了工程。然而穿过半个世纪，转了三个专业，还是回到文学上来。但妈妈不是这样，妈妈有灵活性。

妈妈很能接受新事物，愿意接受不同的观点，愿意考虑事实的面向。她不会说“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之类。她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合理的参照点。有时候用人性，有时候随政治。其实教条很容易搬，灵活应用各项原则不容易。所以我对妈妈特别佩服。妈妈说是，我就绝对相信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我理解了懒人笨人需要跟随一个偶像，一个说了算的人，哪怕是错了，也有心理上的安定。

妈妈的灵活性对人对事都是。我要是和别人别扭了，很难转过来。但妈妈不。她会因为眼前发生那件事情，去着手处理，顺带把与人的关系也摸平了。比如她和她表妹。她表妹来我们家帮忙，她们有冲突。但别人来叫她去打麻将，她就会去。放在我，绝对不会。

妈妈没有清高，该求人时可以求人。我爸爸正统，更清高，从不求人。于是所有的难事都落在我妈妈身上。大姐从部队回来单位的落实，我高中毕业选择单位，都是妈妈解决的。

妈妈并不是敢说敢闯的人，也不是自信强大的人，但为了孩子，妈妈提着心还是会去做的。那年姐姐要从部队转业回来，妈妈和我去南京市人事局局长家里。姐姐当时还在生病中，期待的就是能回南京。

史局长是一位有魄力、有朝气，却和气、干净，一表人材的上海人。他的夫人有肾炎，和我姐姐是病友。史局长几十年如一日服侍妻子，亲自上山采药，而且对妻子言听计从。

既是太太要他帮忙，史局长待我们很客气。史局长两眼炯炯，满面和蔼，带着亲切的笑，问道：“喜欢外贸呢，还是银行？”。妈妈说外贸好一点。于是一锤定音。

出了史局长家的门，我和妈妈真的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姐姐后来从外贸去了北京外贸学院读书，又赶上进出口贸易大发展的潮流。她的人生就此改变，而这也真应该说是妈妈的功劳。

妈妈的灵活性还在于它能够接受新事物，新观点，新视角。妈妈那代人很保守；妈妈最不能容忍婚姻上的不严肃。当年我带着25天大的儿子回到妈妈家，说要离婚，妈妈劈头一句：“你不负责任！有了孩子还要离婚！”但当我解释了我的理由，说到孩子父亲的品行不端时，妈妈一声断喝：“离！”

那代人“性”是禁忌词。但她听说最早出国的人，捂着眼睛，从手指缝里看电影中的暴露镜头，她没有批评，也没有肯定，更没有结论。她只是好奇——有这样一个现象。

妈妈对道德和政治能够区别。说政治上被整，虽然日子难过，妈妈认为是不丑的。妈妈说：“又不是贪污腐化”，不会被人看不起。

虽然妈妈有灵活性，但妈妈有一件事情不动摇，就是对整人的痛恨，对整人政治的痛恨。她自己绝不整人。她是个普通公民，党员都不是，也没有资格去整人。不过她确实有一个机会，可以整她的情敌。

我爸爸晚年离家出走，为的是一个名声极臭的女人。妈妈很受伤害，极其痛苦。爸爸的朋友们在江苏都有点头面，也都站在妈妈这边，而且想要为妈妈出点气。他们中间一位威望最高的长者，来看望妈妈，好心好意对妈妈讲：“如果你愿意，组织上可以整她，开除她的党籍。”妈妈你听到“整”这个字，顿时沉默，她不愿意去整人家。她放弃了对她的仇人的报复机会。

爸爸的出走，最终引起房产上的纠纷。我用这里的思维方式去想，爸爸应当补偿妈妈。爸爸说他没有现金，而我却认为他可以用房产去抵押出现金来。我因此和爸爸不愉快。妈妈听说以后，说，用房产抵押贷出现金来，“这是他根本不能理解的”。

我由衷仰望我文文弱弱的妈妈。她违背了自己的利益而坚守了自己的价值。

我并没有刻意要向妈妈学什么，她也没有希望我从她身上学些什么，但是我还是承接了妈妈的一些优点，而这时我在人生中大为受益。

妈妈低调。这不是她做出来。她就是认为自己没有什么本事，没有什么学问，没有多少学历。所以她从不趾高气扬。

妈妈很节俭。虽说当年家庭经济都紧张，但妈妈的节俭是天性，她努力俭省，为了一个家。

我也有低调和节俭的character，应该来自妈妈。我因之一生收益。 

2020年9月7日 

Adelaide  

 外一篇

母亲节的记忆

一年一度母亲节。大约因了自己也年事渐长，对母亲的思念多了起来。母亲今年八十二岁，但因为去年的脑梗，身体已不如前，思维也略显迟缓。想到母亲曾经的“哪里需要哪里去”的无畏，不觉有些悲哀。回望年轻时的母亲，也将几件让我永远感激的事情一一记忆起来。

我上中学时，母亲不过四十出头，是女人最妖娆的年华。但我眼中的母亲，总是愁容多于笑容。我虽不知道妈妈总在愁的是什么，但好像不知不觉中受到传染，叫我也会愁。记忆中，第一愁的是我的当文艺兵的大姐。十八岁的年纪得了肾炎，千里迢迢吊在西安。南京的火车开过去要一天一夜。当我自己做了母亲，方晓得孩子生病，母亲怎样地愁，怎样地怕。那会儿是用信件通讯，妈妈便在等待大姐信件的日子里煎熬着：每天盼着姐姐的信，想要知道新的化验结果；可收到信的片刻，却更煎熬，因为生怕化验结果会不如前。我当初只有十五岁，真的很心疼妈妈。或许，妈妈的愁容影响了我对家庭的认识：从未憧憬过自己的家庭；在我自己有孩子之前，一直以为做母亲实在是件苦役。

同所有的孩子一样，年轻时的我，骄傲得无边。妈妈没有大学问，故我和妈妈之间并没有多少思想和学业的交流。以后我才知道，妈妈属于感性的人，她的感觉绝对准确。要是我有妈妈的点滴智慧，我的人生道路恐怕会少去很多的曲折。

妈妈自己没有读过大学，但她对孩子应上大学的概念却比谁都确定。我们四个孩子文革后全都上了大学，在当时的省级机关圈内传为美谈，这不能不说有妈妈的先见之明。因为在那种乱哄哄的年代里，看到教育的价值，是要有点眼力的。在我十三岁那年，南京艺术学院招生，当时叫‘江苏省革命文艺学校’。我有幸被看中。我抱定了‘唯有读书高’的念头，根本不愿去，当然也是不晓得‘学校’与‘学院’的区别。妈妈却轻轻说了一句“那还是大学呢”。所以我朦胧中知道大学是比中学高的学府。

我中学时，爸爸在河南五七干校。我的班主任老师是语文老师，很感慨而且欣赏地说，你的母亲不简单，父亲不在家，她能把你们教育得这么好。文革中学生一律按地区入学，故我们三姊妹在同一所中学，南京第十一中，今天叫南大附中了。因为我们功课都好，又能歌善舞，三姊妹在校都是佼佼者。

我们上中学期间，填过无数表格。在父母一栏里永远是革命干部，所以从未想过妈妈的政治历史。多少年后才知道，外祖父是大地主。妈妈虽然性情温和，但也是心高要强的人。换句话说是有追求的。妈妈崇尚文化，故崇拜爸爸，因为爸爸是文人。在当年的政治环境里，争取入党和积极工作是符合社会价值的。妈妈为她的追求，真诚地努力了几十年，却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拒之门外。但是，妈妈是有头脑的。1981年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妈妈便提前办了离休手续，联手在县城工作的舅舅，做起生意来。而且做得是模是样的。

我们姊妹三个加一个小我十岁的弟弟， 姐姐生病，弟弟调皮，妈妈为他们付出的精力无穷。而我，日常生活并无额外的负担加予妈妈。但有几件事，令我感激不已，甚至愧疚不已。

1975年3月，我高中毕业后开始工作。是一间大集体的冶炼厂。为了让我进这个厂，妈妈麻烦到下关区妇联主任，找到鼓楼区的妇联主任，才算进到这间厂。妈妈温雅而正统，这等开后门之事，是需要厚起脸皮去做的。

同年十一月，一次交通事故造成我严重脑震荡。自来水公司施工作业未完成，留下一尺多高的土墩横在马路上。我没看到，骑车速度又快，撞上去，人甩出去五米远, 头部着地，立刻昏死过去。好在后面骑车的同事看到，将昏过去的我送到医院。同时另一位同事去报告我家。当我妈妈问我现在是不是在抢救时，那位同事结巴着说不出来。妈妈顿生疑团：莫非已经没有希望，连抢救都不用啦？

现在想起来，就这么个闪念，已令一个母亲几近崩溃。我妈妈和我大姐立即从家往医院里赶。妈妈挽着我大姐的臂膀，她需要另一个亲人的支持，一路颤抖着到了医院。这才知道，我并没有牺牲，在急救室观察。家属被拒在观察室之外;医生每小时进病房一次查看瞳孔有无放大。每到医生进病房，妈妈就扒在病房的门窗上，揪着心往里看，想得到预卜生死的信息。待医生出来，说没有恶化，才暂时把心从喉咙里咽下去。

48小时的重症监护终于过去。我带着持续的头痛回到家。因为颅内出血处在管控视觉的部位，故眼睛无法看字。班是上不了。治疗方案只是吃谷维素而已。后听说偏方，便吃黄酒泡红花，再有旺鸡蛋。我至今对旺鸡蛋感情笃深，来自那段时间的需求和习惯。又过了几个月，妈妈决定让我去农村休养，于是我到了崇明岛的大姨妈家。

那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传说要发海啸。几天里，妈妈发来几个电报。因为崇明岛在海里，妈妈来电报让我立即回南京，也就是躲开海啸；接着又来电报，说不要回来，因为怕海啸发起来，我在路上，搞得不好，死不见尸，更惨。当时电报是最高效率又最昂贵的通讯方式，记得是三点五分一个字。我不仅心疼妈妈花钱，更晓得她极度地担惊受怕。当时我十八岁，心里很不过意。

我终于没有走，海啸也终于没有来。我的头痛，脑震荡后遗症，在十年以后基本消失。此事让我深感做母亲不容易。

日月如梭，1986年，我已是准母亲。怀着我的儿子从南京回无锡上班。当时唯一的选择是坐火车。那时的火车票是稀罕物，好歹买到了票，却没有座位。妈妈送我上火车。妈妈比我有经验，一上车就找有没有空位子。很巧，靠车厢尽头有一个空位。妈妈立即坐下，为我占着。我脸皮薄，还讷讷地站着。这时有位男士走过来，说这座位应由他坐。他显然是同车上的工作人员有关系，也就是说，该座位是留着开后门的。妈妈在基层工作过，对此类事拿捏得比较准。那位男士不肯放弃；妈妈也坚决不让。妈妈坐得定定的，眼睛直视前方，一句话，“我女儿怀孕”。我因为妈妈的不妥协，得以坐到无锡。那可是三个半小时的车程啊！

今年母亲节前夕，我准备给妈妈寄张母亲节的贺卡。提笔写卡，便想到这件事，不由得热泪夺眶而出。妈妈操劳无数，大约记不得这件事。但于我则是铭心刻骨，因为妈妈保护我而保护了我的儿子……

做儿女的，顺利时一路往前走，想不起父母；只有遭遇挫折时，才会想到父母。我就是这样。儿子在肚子里一天天长大，临产时去了当时的婆家，安庆。产假是六个月，故走时带了半年的衣物，准备六个月后返回。哪知，那原本糊着的婚姻关系由于孩子出生引发了潜伏的危机。

儿子生下来25天，我决定离婚。一个电话打到家，只对母亲说要回家。母亲尚未知深浅，却毫不含糊：“行，回来。”月子中的我，25天大的儿子，加上小阿姨，将父母仅有三个房间的家，弄得人仰马翻。全家叫苦不迭。有一次，我爸爸对妈妈诉苦，说“没想到这辈子会过到这种日子！”

1988年，我决定出国。我未曾多考虑，抱定的信念是“一定要把儿子送出去”。平心而论，我的出逃的确有减轻家里负担的因素。虽然，那时的出国，在国人眼里有些风光，但我却一路颠簸，妈妈仍旧愁我愁得不轻。

2001年，我已攀上不惑之年。决定走移民之路的弟弟，放弃工厂管理，决然落户Adelaide。我唯一的选择只有关闭工厂。也就是那年，我有八个月的完整时间，同妈妈共同生活。

十二年的移民生活已将我打造成一个不知有汉，信心粉碎的傻瓜。难以想象，却完全真实的情形是，我连打一个电话都不敢。每天，妈妈同我议论工厂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事无巨细，都要妈妈帮我做决定。工厂整理完毕，收回现金近百万，还掉所有债务，又安排好后续的生产，在给定的条件下争取到了最好的结果。有了当年这样的转换，出口澳洲的生意竟延续到十四年后的今天。

妈妈每天给我做饭，安排我生活上的一切。那是我最充分享受妈妈照顾的日子。我们同住一个实际面积仅30平米的小单间套。那是按妈妈的要求和设计装修的房子：玲珑，雅致，舒适，且闻些许书香。早早晚晚，凡是不在工厂的时间里，我们都在一起。我们聊天，我们跳舞，我们议政，我们全神贯注地看《康熙大帝》，我们饶有兴致地读禁书，我们更有心领神会的对笑，敞开心扉的大笑，还常有唧唧咯咯的傻笑……日后我向妈妈提起这段时间她给予我的温暖和支持，妈妈却一脸茫然，说，“我没有做什么啊。”而我回到澳洲以后，妈妈一度极为失落，仅仅因为她不再为我做饭，不再为我出主意…… 

这只是母亲为我辛苦，还有更令母亲为难，甚至丢脸的事情。

那是1982年。我不幸怀孕，是在婚前。但更不幸的是，作为我的未婚夫的那位是个孝子，执意不去惊动他在医院工作的妈妈。于是解决这一天大问题的任务就落在了我妈妈的身上。我当年“左”得可以，自觉此事比犯罪还犯罪。妈妈当时在乡下的舅舅家。我当时又恐惧又羞愧。同妈妈的沟通全都由大姐操作，我自己完全没有同妈妈讲过一句话。大约同舅舅商量之后，毫不犹豫让我去她那儿。

我一个人去了乡下。妈妈来码头接我。见到妈妈的一瞬，罪恶感和耻辱感令我恨不能钻进地里去。这是生性高傲的我，一生中最无脸面，最卑微的时刻。我将头拉到最低极限，不敢再看妈妈第二眼。妈妈和我并排往舅舅家走。没有一句话。我不期望妈妈的原谅，因为实在无可饶恕。我没有想到这罪也并非只有我自己就能构成，也没有想到判此为罪的社会当年制造了多少的罪恶。

我们沉默着。在几乎被沉默压抑地死过去的时候，如梦一般，耳朵里飘进了妈妈平静的话语：“舅舅说，她（指我）是和她恋爱对象，又不是跟别人。”犯罪亦有合理成分？我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却也还是不敢抬眼看妈妈。如果我有勇气看妈妈一眼，那一定是最虔诚的教徒仰望上帝的目光。

妈妈陪我去做手术。没有麻醉的人工流产是生理上的酷刑，心理上的极刑。从此以后，提到流产，我总不寒而栗。但妈妈对我“犯罪”的接纳，和独自承受罪责的体谅，令我温暖了一辈子。

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耻辱。几十年来，从未有过提及此事的勇气，哪怕只是对妈妈说声谢谢。三十二年过去了，我欠了妈妈一个三十二年的感激。今天，我愿俯首叩地，长跪于前，说一万次：“妈妈，谢谢！！”

如今我已做了二十八年的母亲。跨出国门二十五载，虽一事无成，却也满足，因为有一个健康，自立，职业有进取，又很受大家喜欢的儿子。想想妈妈做四个子女的母亲，在那样的年代里，真的不晓得怎样能够度过。

妈妈虽无学富五车，也未曾高居庙堂，却将她的一切化作线梭，缝织在子女人生所需要的任何一处。如今妈妈在大洋彼岸开始步入暮年，而我又为她做了什么呢？ 

母亲节

May 11, 2014

Adelaide 

陈苑苑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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