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情丨陈苑苑：此情不关风与月，一场跨国婚姻的欢合悲离

陈苑苑新三届 2021-04-25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陈苑苑（凯苑），南京人，出生于上海崇明，1978年入读南京工学院无线电工程系，毕业后回母校进修自动控制工程，长于速度控制和实时控制程序设计。1988年移民澳大利亚Adelaide，1996年就读于南澳大学，毕业后做进出口贸易和民居房产投资。2013年读教育学研究生，现为澳大利亚在册数学教师。自小酷爱文学，常作随笔，在海内外媒体均有发表，出版散文集《蓦然回首》。

原题

此情不关风与月

作者：陈苑苑

我们仨

我不相信“一见钟情”。可我恰恰遇上了会一见钟情的人。

说起鲁道夫与我的婚姻，听上去似乎颇像传奇。他来中国旅游，偶然遇到我。结果什么异族、语言、离婚、孩子全不顾，要与我结百年之好。二十个月后，我和儿子到达澳洲。

我们做了十六年的夫妻，外加六年的“亲戚”。

初到

离开大陆前，一位最要好的同事问我：你去了澳大利亚后做什么？我回得惊世骇俗：“做家庭妇女！”——这是大陆1980年代的知识女性不敢向往甚至从未知晓的职业。虽然不得不承认，我努力了八年，还是未能成功。

初到澳洲的日子并没有叫我激动万分，也不感到甜蜜无比。只能说是一无所知和无所适从。心情大概介乎旧式婚姻和现代婚姻之间：小有尴尬又满怀希冀。幸而儿子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时间——儿子真是我这辈子的福星。

不过有一种平安和宁静。同前任先生的八年关系使我筋疲力尽，只想好好歇一歇，喘口气。而鲁道夫给了我一个歇息的空间，和依靠的肩膀；不用上班实在是第一桩幸福。

在来澳洲之前，我母亲曾说过，让儿子留在中国一段时间，以为如此会有利于我们的婚姻。然而鲁道夫坚持儿子和我一起过来。他懂得世上没有母亲会愿意和孩子分开，更何况还是在孩子的幼年。

大约一两周的光景，我得到了鲁道夫的订婚戒指。只见白金和钻石，在晚间暖暖的灯光下，熠熠生辉。我既感激，又有些窘迫自己没有相应的回赠。

后来这枚戒指差点丢失，因为手寸不合，竟在我毫无知觉时，褪在一叠衣服里。生怕又丢失，我就再也没戴过。

不久我们去牧师那儿登记结婚。我不知所云地重复着牧师的话。以后我才知道，那是千百年来恩爱男女们的“I do”。最后在婚书上签字；一锤定音。

结婚后，鲁道夫修改遗嘱，将所有房产留给我，其它财产均分给四个孩子：他和前妻的三个孩子，加上我的小草。

落到澳大利亚土壤里的小草，两岁零5个月

彼此的陌生开始一点一点脱落下来。年轻时嘲笑的“先结婚，后恋爱”不仅成了选择，更可能成为那样的现实。

第一次的偶然相见，我不仅无心，更糟糕的是没戴眼镜；鲁道夫长什么样，我根本没看清。这会儿两个人面对面地坐在饭桌旁，他那张微笑的脸上一双碧蓝的眼睛显得相当迷人。不时又有儿子插进来，一声娇憨，一叠戏语，蛮像一个家了。

而家，这在我的第一次婚姻里，是一个多么奢侈的词啊！

有人问我，你们语言都不通，怎么会堕入爱河。我说我并没有堕入爱河；我只是做了一个决定。我相信情感是两个好人之间的事情。天长日久，自然生出情愫来。这位既没有甜言蜜语，又没有花前月下，却一定要我带上儿子同他共赴婚约的人，我对他有全然的信任。

关于婚姻幸福，简·奥斯丁早有定论：纯属偶然。而在我眼里，婚姻更象是赌博，成功失败几率对半。

这桩婚姻看起来我赌对了。只差一件事，婚礼，所谓新婚便告完成。

婚礼

我对婚礼充满期待。

据说男人怕结婚，更怕婚礼；女人爱结婚，更爱婚礼。于我，结婚是承诺，是对婚姻的庄重。婚礼可以没有豪华排场，但有一个形式似乎理所当然。我自然期待。

不料，鲁道夫并不认同。他说结婚只因为爱，要婚礼干什么？我说至少也得有张结婚照啊。他又说要照片干什么？照片不就是一张纸吗？但我仍旧认为两者都重要，至少对我重要。于是我用我有限的英语努力说服。

多少年来，我一直深恨自己的英语能力，大约是在这件事上的创伤，给了我无以复加的挫败感。雨果写过语言的力量。我深知，没有语言，是最大的无能。

当然我没有放弃我的说服。我说我不同于你，我的第一次婚姻就没有婚礼；因为其时关系已经不好，故我不在乎有无婚礼。所以，这次婚礼才是我真正的婚礼。

终于，决定达成。鲁道夫说这个周末，我们去爸爸妈妈家办婚礼。

之前我对婚礼一无所知。以后我才知道，婚礼是一个由主婚人主持的，耗时三五个小时，花费上万澳元的项目。

我欢欢喜喜到了婆母家，也不知道哪些朋友会来，我又将如何应付。反正车到山前必有路吧。

一个小时，一个小时，时间安安稳稳地往前流动，却没有人来。

再看鲁道夫，全神贯注地翻看他的集邮簿。他喜欢集邮。

终于，来了一位，是她的妹妹。初次见面，她送我一套塑封起来的咖啡具：一只杯，一个托盘，和一个小碟。以后我才知道，那还真能算一个物件，Royal Albert 的牌子，现在已经绝版。

午饭时间到了。我意识到今天并非办婚礼，也不是正式的婚宴。

但鲁道夫为什么对我说这是婚礼？为什么说所有朋友都通知到了？为什么会说等等他们都会来？

我去了卧室，一头栽倒在床上。万千忿懑，却吐不出一个字来。往日里遇了不平，纵然教养不允许大光其火，大放悲声，总也能说几句话的。当年爸爸被隔离审查，专案组的人到我们家来，仅只20岁的我面对两个成年男子，痛斥他们毫无证据抓人。此举虽然于放人无益，倒也能出口气。但此刻我却无能为力。

那顿饭，我没有吃。

我躺在那里，只听得心头砰砰直跳，耳朵里嗡嗡作响，火头直窜脑门。真正是气得不知如何是好，也不知道今后我如何将日子过下去。

忽然，儿子咚咚地跑进来，口中叫着“妈妈”。接着，鲁道夫匆匆地跟在后面，嘴里念着“别跑”，手上拿着毛巾，捉住小草，给他擦了嘴，又擦了两只小手……

这一幕成为我婚姻生活的缩影。

世间任何一个女子，再穷，再丑，再卑微，大约都不会被拒绝一个婚礼，一帧婚照。独独是我，再四恳求而不得。我的心实在难平。

“婚礼”之后

那天的24小时，一分钟不长、一秒钟不短地结束了。一个屋檐下的日子还是得过下去。拯救我的心情和婚姻的，依旧是儿子。

一定是冥冥之中的安排。我来澳洲原只向往自由，不曾想过气候。可到了这里，过去动辄发烧的儿子却不再生病了！我从头轻松到脚。回想来澳洲之前，最多不超过两周，儿子就要病一次。于是深更半夜，刮风下雨，深一脚浅一脚，我都要抱着儿子去医院。

但落脚澳洲，儿子顿时和医院无缘。所以我至今连儿子的血型都不知道，当然可算是我粗心的铁证。

儿子不生病，令我极为舒坦；而他们父子的前世缘更是我的望外之喜。

儿子叫鲁道夫“Dad”，儿子还不知其意，父亲却听得满心欢喜。我不外出工作，自然在家烧饭做菜；鲁道夫晚上回来，自有热汤热水。儿子见到鲁道夫，也总奔过去，爸爸爸爸叫个不停。儿子语言学得快，不久便能叽叽喳喳跟爸爸能说不少话了。对过了十年单身生活的鲁道夫而言，那真是天伦之乐。

我是个倒下就能睡，睡了就醒不来的人。儿子在新家里，必须单独睡在自己的卧室；可一有动静，鲁道夫就会推醒我，让我起身去照顾草草。小草如果醒得早，会跑到我们床上来，扒在鲁道夫胸口上半玩半睡。多年后鲁道夫还保留着这段美好的回忆。

两岁的儿子对开车好奇，跃跃欲试；鲁道夫成全了他的梦想。鲁道夫抱着小草坐上驾座，再让小草手握方向盘，汽车启动，在车道上滑一段。儿子感到好似自己能够驾车，得意非常。小草后来喜欢驾车，喜欢修车，酷爱漂移，大约都始于早年坐在鲁道夫腿上“开车”的经验。

屋前的廊下有一个荡椅。对一个孩童，那摇荡的感觉不胜美妙。儿子喜欢闪电，却害怕雷声。到了雷雨时，鲁道夫总抱着儿子坐在荡椅上，替儿子捂住耳朵，在电闪雷鸣中且摇且晃。如今儿子喜欢摄影，有拍摄闪电的耐心，也时有好片子拍出，或许源自早年和鲁道夫观赏闪电的情怀。

小草2018年摄于墨西哥

平日里父子见面或分手，总要相互吻一下的。一次鲁道夫午间回来，拿上东西匆忙而去。儿子不知怎么听到了汽车声响，赶紧跑出来，叫着“爸爸，你还没吻我呢！”但汽车已经启动，父亲没有停下来。儿子紧跟在开动的汽车后面，拼命呼叫“给我一个吻 ! ……”却眼睁睁看着汽车远去。儿子大哭不止。我只好打电话去公司，于是儿子在这边哭，父亲在那边又是劝，又赔不是，再保证不重犯…….

鲁道夫下班回家后，通常会拿出一瓶啤酒，坐在桌边慢慢喝。儿子过来，鲁道夫问儿子“能给我一个吻吗？”儿子淘气，故意不肯。鲁道夫再请求，儿子再拒绝。父亲决定运用家长的权力，说“行，那我给你一个吻。”说着上前，俯身在儿子脸上猛啄一口。这下儿子大怒，放声大哭。他哭自己二尺之身，竟不能捍卫自己的意志。

“子不教父之过”，鲁道夫很有这个自觉。吃完饭要对妈妈说谢谢，晚上到点就得上床，一天不犯错才能喝可乐，玩具玩完了要放回原地，自己的卧室自己收拾……. 一切皆有定规。

德国人的理念中对孩子的爱就是discipline，用我们的语言大约就是“上规矩”。

一次鲁道夫发现冰箱的顶部边缘有手指印，问我怎么会有的？我说是小草的。他问小草的手怎么会碰到那么高的？我说他是站在冷冻柜上的；冰箱旁边有一个独立的冷冻柜。他又问小草怎么会站到冷冻柜上的，我说是我抱他上去的。他再问你为什么把他抱上去？我说是小草要上去的。这下子鲁道夫大为震惊，“他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鲁道夫意识到我同他对孩子的教育的不同。他担心我不理解他的教育方式，很认真的对我说：小草很聪明，比我的孩子们都聪明。但如果没有规矩，将来会有问题。我现在管教他，你也许不高兴。但孩子现在不教育，就晚了。当时的小草只有两岁多。

其实我倒是不反对有一个严厉一些的父亲的，也赞成鲁道夫的做法。只是我到底是母亲，想严厉也做不到。但小草却很听爸爸话，日后也以懂得规矩为荣。他因之颇受周围人们和工作单位的欢迎，也深知是爸爸训导的结果。

鲁道夫和小草在劳动中

儿子有一个好父亲，实在比我有一个好丈夫更重要。于我，儿子的利益至高无上。

不久，儿子改姓为Hrotek。现在他们父子名副其实了。其实鲁道夫还是有点蛮在意家族姓氏的。

鲁道夫的孩子们都是和他们的母亲一起生活的。现在父亲这边又有了一个家，孩子们也先后来度假，他们都要比小草大十来岁。鲁道夫的小儿子来，提到鲁道夫，自然是“我的爸爸”如何如何。小草认为这说法真是岂有此理，哪里是你的爸爸，是“我的爸爸！”兄弟俩还要为爸爸的所属争论。

但丽萨完全是大姐姐。又带玩具，又带衣服，还带来各种好吃的。丽萨一直最宝贝这个弟弟，一来最小，二来是外国人，当然稀罕。长大了的小草，在丽萨眼里聪明、可爱、帅气，而且有很好的价值观。她虽有五个弟弟，唯有同小草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但她经常说，小草是她最宝贝的弟弟。她的床头柜上，就放着她和小草的合影。

丽萨对我也很亲近。她知道我对新的生活方式全然不懂，就总是想方设法帮助我。第一次到我们家里来，她就忙着教我怎样抹指甲油。

她也为爸爸高兴，因为她看到这三口之家还是很和融的。丽萨的继父对他们并不怎么好。所以，她看到爸爸对小草好，尤其高兴。

我一直以为，能爱孩子的父亲，总是好人。能爱别人的孩子，更是无可争辩的好人。于是我不解，一个这么好的丈夫，为什么丽萨的妈妈会同鲁道夫离婚哪？对我的问题，丽萨面露难色，停留片刻后，她说：“Dad drank too much”。当时我的英文能力只够做直译，翻作“爸爸喝得多了一点”。喝酒又不是天天喝，于是我的理解又加上一个“有时”。那么，一个人有时会多喝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且不管它。最重要的，是鲁道夫喜欢小草。以母亲的本能我对鲁道夫对儿子的爱，确信无疑。我甚至对自己说，现在即使我死了也不要紧了，因为鲁道夫会照顾儿子的。

我幼稚得无可救药，完全不懂什么叫醉。更何况鲁道夫喝醉后，不仅不粗气，反倒格外温柔。面似不好意思地笑着，一面两手对搓，一面反复叨叨：“Darling，I love you！”直到一次他回到家里，步履蹒跚，竟至于跌倒在地。我才晓得什么叫醉。不过那时的我，对酒驾还毫无概念。

无论如何，现在我有了一个家。而来澳之前，虽是结婚生子，却未曾有过。

在中国我和儿子借住在一位朋友家。这位朋友有一个上中学的儿子，她希望我指导她儿子的数学，则以一间住房做交换。当空荡荡的一间房间里，搬进了一张床之后，我退到门口往里看，眼前呈现出两个长方形：房间和被置于墙角的床。我不禁慨然：我要的不就是这样两个长方形吗？

如今，可不仅仅是两个长方形，而是有三间卧室，有厨房，有浴室的house。我还有一副可以依靠的肩膀，不用上班则可无忧无虑地享受和儿子在一起的分分秒秒。那三年，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鲁道夫和六岁的小草

我对鲁道夫感激不尽的心情正如《酒干倘卖无》里的歌词：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

我把这首歌的背景讲给鲁道夫听：一个捡破烂的父亲将一个弃婴当作养女。女儿长大后成为红歌星，却因频频演出而不能照顾病重的父亲。父亲临终时从收音机里听到女儿唱出的这首感念父亲的歌曲。

我几次把这首歌唱给鲁道夫听；唱得我自己泪水涟涟。

婚礼情结

人的情感大约应当或表达、或释放、或疏导、或化解。不然，那必将如地下的岩浆，经年累月，千回百转，终于在地壳一个的薄弱点上，冲发出来。其能量可以是毁灭性的。

生活似乎平静，也很满足。然而我并没有忘记那场婚礼。多少年来，任何人的婚礼对我都是刺激，隐隐地有什么在我血液里东突西撞。

不久，丽萨结婚。我见识了所谓的婚礼。有户内的庄重，有户外的喜庆；有教堂钟声，有挽住新娘手臂的父亲走向新郎，有新人在众亲友见证下对神的誓词；雪白的婚纱，众人的祝福和欢笑，摄影机的尾随，大型餐厅，上百号人的餐饮……

我真心希望新人婚礼没有遗憾，便为身披婚纱的丽萨拍下一张父母立于她左右的照片。照片里女儿和父母的笑脸都灿若日月。

在西方，传统的婚礼是由女方家里安排的。按我当年的情形，得要我自己来张罗，这显然不可行。而鲁道夫当年辞去警察局的工作后，同他的下属开始做生意不久，应该很有压力吧。我心里力图为鲁道夫当年的行为找到理由。

若干年后，我的好友Kathy 同她的第二任丈夫Russell 结婚。我们应邀参加他们的婚礼。婚礼上，新娘新郎满面幸福，亲朋好友频频祝福。而我却始终泪流不止。此时我和鲁道夫的婚姻已经经历了十个年头。我知道，此生我再不承望有一次婚礼。

婚礼接近尾声，新娘新郎起舞，众人随之翩迁。酷爱跳舞，到澳洲后又不曾跳过一次舞的我，此刻却全无兴致，只胡乱走了半个曲子，就下了舞池。鲁道夫倒是满面笑容，我却无法笑得出来。我那个没有婚礼的婚礼日，在我心上深深地砍了一刀，那伤口从未愈合过。

红楼梦里的王夫人笃信佛教，宽仁慈厚，不曾打过丫头们一下，却因为金钏笑对了宝玉的几句亲昵话，而被王夫人赶出贾府。这似乎不合常情，也不合王夫人的本性，实则因了赵姨娘带给她的委屈。蒋勋先生将此解释为原配情结。而我，则有婚礼情结。

一次我们去婆母家，照例是鲁道夫开车。我突然说：“我好想结一次婚哎！”儿子掉转头来说：“妈妈，你不是和爸爸结婚了吗？”我说：“没有。”儿子说：“你有！”我问：“证据在哪里？你看到结婚照了吗？”我知道我在有意挑衅。

鲁道夫当时很尴尬，随即说，我们可以补拍。“NO”，我嬉笑着说：“要照片干什么？照片不就是一张纸吗？！”我决意否定，因为他当年并非不能，而是不愿。居里夫人说她不会说服她的男朋友同她结婚的，我则不会勉强别人同我去拍婚礼照的。

多年后，我终于补了一帧婚纱照；照片上只有我一个人。我的心愿不能因别人而搁置。那是一张黑白照，没有笑容，却有坚定；没有甜蜜，而是平静。那是我的心愿，是我对自己的忠贞，对自己的钟爱。

我把照片高高挂在客厅里。每当我看到婚纱头饰下的那张安静的面孔，心头便升起感动：多么美好的容颜！多么独立的灵魂！

婚礼情结终于得以了结。

办工厂

一九九三年我到中国办厂。我一月份去，鲁道夫和儿子四月份来。

在我们分离的这三个月里，鲁道夫和儿子同睡一张床。父亲常常因思念妻子落泪，六岁的儿子总是趴在父亲身边，搂着爸爸，“爸爸，我知道你想妈妈。”“我爱你。”

鲁道夫万里传书，信中说，“你不在家里，这个家就成了一所空房子。”他说：“幸好小草没走，你的一部分还在我身边。”

如果说在澳洲不能立即从事自己的专业，是我经历移民的阵痛，那么鲁道夫随我去中国，他面临着和我同样的苦痛。

那一年我为工厂事务手忙脚乱，其间还出过一例命案。虽然责任不在工厂，但人命关天。对年轻生命的消陨，简直让我轰去魂魄。

在中国，小草要上学。我没有任何时间，任何心思顾上家庭生活，鲁道夫便成为家庭主夫。

鲁道夫表现了足够的忍耐力。在另一个国度，语言不通，文化隔离，社会隔离，这个情形，和我在澳洲一样。

年底我们回澳洲过圣诞节。走前，我姐姐对鲁道夫深怀同情，觉得他牺牲了澳洲舒适的生活，很是委屈。于是问他，多少钱可以补偿这一年的损失。鲁道夫说，对我而言，同苑生活在一起，就是最大的补偿。

第二年儿子不肯再去中国，于是鲁道夫和儿子呆在Adelaide，我则在两边来回跑。如此两年，究竟不能持续，于是我又回到Adelaide。

上大学

回来后，我决定去读书。

我选择学管理，目的之一，是要过语言关。移民生活的艰难无法回避，而我又不擅洗碗碟。重建生活，只能从高等教育开始。

读书苦，苦在语言上。所有的课程，凡是和数学相关的，我的成绩都是优秀，凡是和英语相关的，就大多只是及格。我理所当然地求助于鲁道夫，但他并不理所当然地帮助我。矛盾由此产生。

一次我把脚扭了，疼痛不已。我把作业放在鲁道夫面前，请他阅读，然后我便上床休息。谁料刚刚躺下，只听鲁道夫大喝一声：“你过来！”我硬撑着爬起来，一跛一跛走过去。鲁道夫对我的脚看也没看一眼，劈头一句“这是垃圾（this is rubbish）！”，用我们的话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自小到大，从没有在功课上被任何人斥责或辱骂过啊！这篇作业，我花了40个小时，竟被贬为“垃圾”！屈辱顿时流遍我的全身。

行文至此，我依然热泪涌流。我真的永远不能接受任何人对我这样的态度，不能接受任何人对我读书如此的否定。你对我有恩，但也不能成为动辄贬斥，动辄怒吼的资格。

万事开头难。第一学年的第一学期最难。偏偏第一学期就有《商业法》。法律是语言要求最高的课程，连当地人都难得龇牙咧嘴，不要说是第二语言的学生。恰恰考试前夕，我感冒得厉害，咳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于是考试当天，我请鲁道夫带我去诊所。学校有政策，在身体不好的情况下，考试不及格，校方会准予补考。

看完病出来，我心里牵挂着儿子的功课。于是想写一个条给儿子，让他做完作业，核对答案，然后订正。我写道correct all mistakes，但又不确定是否要用定冠词the及词序，便抬眼问鲁道夫，应当是all the，还是the all？不料，他火冒三丈：“What！！”那莫名的怒火把我的心烧得冰凉。

我一声没吭，低头离开，独自走到公交站，去学校考试。好在已经看过医生，如果考不及格，我还有机会再考，不至于在成绩单上烙下个“不及格”。

本来鲁道夫是要送我到公交站上的。此时，看着鲁道夫的车开过公交站，我的眼泪才开始落下来。老实说，我确实不能理解，他火什么？我实在不理解，这句话怎么就冒犯或激怒了他？

在我们中国人的成长环境中，对考生都是呵护的。家长在平日里或许对孩子会打会骂，但一到考试，为了孩子能考好，一切都让步。我一向是个好学生，考试也一向是认真的。记得中学里一次父亲生病住院，而我要考试。爸爸叫我不要去看他，说考试要紧。我怎么也料不到，更想不通，鲁道夫为何要在我考试之前，又是生病之际，对我如此粗暴，仅仅因为我问了一个英语的问题。

那次考试，历时三个半小时，因为是法律课程，难度很大。因为气忿，因为紧张，也因为病弱，我从头至尾浑身颤抖。考毕，我又浑身颤抖着离开考场，颤抖着回到家中。我没有力气去批评或说理，也不知道鲁道夫是否有过片刻的悔意。

上帝仁慈，让我那次考试通过。但我始终没有明白，究竟事出何故。虽然没去询问，然却难以忘怀。

一年书读下来，我进入了不惑之年。我有信心，书可以继续读下去。到澳洲已经八年有余，我年年给小草办生日party，给鲁道夫办生日party，却未曾为我自己办过一次。40周年生日，我决定给自己也办一个，正式的。丽萨大力支持，用了一整天的时间陪我到各处去买东西。

第二天一早，鲁道夫说他得去充煤气罐，烤炉上要用。他出了门之后，婆母夫妇早早到达，然后是丽萨夫妇，再然后是我们的朋友们。已是中午，客人都已到齐，却无法开张——没有煤气罐。我一直以为他很快就会回来，也就这么等着。终于婆母耐不住了，问鲁道夫去哪儿了？我想了想，回说大概是在酒吧。婆母让打电话给他。果然在酒吧。待他回到家里时，已是两点。鲁道夫成为最后一位到达的人。

当务之急是招待客人，烤炉一旦能烧起来，事情就落定了。但所有人等待男主人几个小时，在别人面前是难堪，在自己心里是难过。这位压根儿就没把你当回事——人家婚礼都可以糊你，生日又算什么呢？

我内心的创伤，比婚礼的失缺尤甚。婚礼事件发生在我刚刚来，我能找到的理由是，他可能怕我拿上身份，即逃之夭夭，让人笑话。但现在，已经共同生活了八年之久，并且度过了经济困难期。身为人妻，到底是个什么地位？

我没有时间去多想，去抗争。最重要的，我要把书读出来。

终于毕业了。24门功课没有一课挂过。在管理科里，只有五分之一的毕业生有此荣誉。我以39岁高龄入学，又是第二语言，不能说十分骄傲，也能聊以自慰了。

毕业典礼可说是我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刻：在异国他乡走上颁奖台领取我的毕业证书。三年的辛苦，正是为了这一刻的荣光。我相信，所有的毕业生，所有毕业生的家人，都会珍视这一刻。

当天我们说好，我先去，他们后到。毕业生要有登记，穿礼服等活动，故会比家属朋友早到会场。可是毕业典礼开始了，鲁道夫和儿子还未到达。我身置会场，掌声阵阵，灯光闪闪，和每一个毕业生一样，心里充满了激动、美好和骄傲。

忽然有一位朋友告诉我，说鲁道夫在门口。我立刻起身，去接他们进来。想不到，我一眼见到的鲁道夫，竟怒目圆睁，冲我伸出手臂，在空中从上劈下，严厉地问道：“票呢？！”

这一声吼，吼掉了我全部的心情。之后的毕业照上记录的不是骄傲，而是尴尬。

这是1999年8月，我到达澳大利亚第11个年头。我看到了，我的丈夫并不在乎我的人生。婚礼，40岁生日，毕业典礼，他似乎都决定扮演一个负面角色。我虽不理解这背后的理由，但几乎可以确定，我们的人生，完全不在同一条轨道上。

分居

婚姻大概是需要有点糊涂的。当你把一切都看明白，恐怕关系也就走到了尽头。

也不知道起于何时，一个字眼听起来越来越刺耳——stupid蠢。2000年5月的一天，当鲁道夫不知为何又将这个字眼砸向我的时候，我站定在他面前，眼睛直视着他，一字一顿：“我不喜欢这个字眼。如果我今后再听到一次，我一定将你离掉（divorce you）”。我解释：“我不以为我自己蠢。如果你认为是，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在同一个屋檐下。”

但人的行为哪里是像水龙头那般开关自如的呢。“蠢”字大约能释放某种情绪吧。“蠢”字不用了，那种情绪就要寻找另外的出口。

八月份小草的生日。我们准备外出吃饭。儿子的小朋友也跟我们一起去。我粗心大意也没清点人数，以为一部车就够了，欢欢喜喜就要出门。

谁知，他说要开两部车，我随口问道：“要两部车吗？”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只消一个“是”就可以了。但鲁道夫满眼轻蔑，强压怒火，一根手指点着自己的太阳穴，使劲逼出一个字——“Think!”意思是，“你没脑子吗？！”

我火不胜火，提高了嗓门，劈里啪啦说了回去，意思说，如此小事一桩，至于吗？！

读书确实管用。落脚澳洲12年，我第一次有能耐说我要说的话。

有说男人吃喝嫖赌，总要擅长一件；鲁道夫嗜好烟酒。我知道抽烟对健康不利，却不知道酒精对健康的损害。而如果酒后驾车，还可能危及他人。他每个周末必定去酒吧，去酒吧必定喝醉，喝醉后又必定自驾回家。几十年里，他凭着做警察的敏锐和机智，成功避开了警方的各种酒精测试。

然而2001年初的一个星期天，他的幸运结束了。那天他倒是在家里；喝得晕晕乎乎后，却走到车库坐上驾座要开车。不知怎么踩在了油门上，汽车撞到前面车的车尾。他一慌张，再往后退，又是一脚猛踩油门，于是汽车飞速倒出车库，倒出车道，倒穿马路，倒进对面邻居的前院，狠狠地撞在邻居的墙角上，方才停下。被撞了房子的邻居吓得魂飞魄散，隔壁邻居立即报警。警察到场，测出酒精超标。

一个曾以警察为职业的并做过警察局长的人，自己竟然会荒唐大胆到酒后驾车！

这次事故的后果，是吊销执照，并被处以大额罚款。这虽说严重，但实在还属万幸。如果他的车前没有另一部车，他的车便会冲进儿子住的房间。又如果汽车经过的任何一个点上刚好有人，必然非死即伤。何等恐怖！

事故发生后，我更坚定了分居的想法。我不要为酒驾担惊受怕，我不愿意听到充满火药味的语言，我也不愿意每天对着一张不愉快的脸。然而，鲁道夫对儿子视为己出，他的一家对我们恩重如山。分居是我生平最艰难的抉择。

当时儿子正在上中学，距离上大学还有四年。虽然我希望立即分居，但心里思忖，无论如何要等到儿子上大学以后。那么，还有四年的准备期。

毕竟，婚姻关系是大事，我希望得到专业人士的建议和指导。我去做了心理咨询。在听完我的叙述之后，心理医生要我们两人同去。

不同于以往，对我的任何建议或主张均会否定的鲁道夫，这次愿意出行。我们共同听取心理医生的结论：过去的年月里的事情，如同集邮。看上去一张张很小很薄，但天长日久，便成了厚厚的一本。然后你会到市场上去兑现。现在你（指我）很生气，你（指鲁道夫）很伤心。那么你们还有没有足够的爱共同生活呢？鲁道夫回道“有”，而我的回答是“不知道”。

我的确不知道。但我确信，我没有办法改造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被改造。所以我根本不想改变别人，也不想改变我自己。

我们开始在同一屋檐下实行分居。在经济上，家庭支出，各付一半；个人的支出，各自承担。这是法律分居的预备。

我并没有为法定分居设时间点，为的是尽可能把事情处理好。分居本已是伤筋动骨，我的原则便是努力将损失降低到最小。

多少夫妻因为分居弄得反目成仇；这不是我的目的。分居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隔离婚姻关系中好的和不好的部分。如果不相容的因素硬是捆扎在婚姻中，结果就是毁灭性的：人生的，甚至人性的。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若不是锁在残酷的婚姻中，大约不会恶到毁掉亲生儿女的前途的。

为分居准备的第一件事，是为鲁道夫买一处房产。

那时，房地产正兴旺。我对投资的原理，完全理解，对操作方式，也很清楚。我用我们唯一的房产去做抵押，买下一处投资房，放在了他一个人的名下。做贷款的朋友知道我们在非正常状态，看不懂这是什么回事。鲁道夫则更是疑惑，以为我暗藏玄机。（后来在财产分割上，鲁道夫的确受益。）

此外我还认为，在婚姻关系变化的过程中，彼此有责任帮助对方度过难关。我要他知道我对他的感恩，我也要让他明白我为何一定要分居。

我曾梦见在火车上，鲁道夫搂着小草的头，悲伤地垂泪。醒来自问怎么会做了这么个梦？合乎逻辑的解释是，我的心认可鲁道夫对儿子的爱。

鲁道夫对儿子的爱，高山流水，浇灌出儿子人生的繁枝茂叶。在我们的婚姻里，最可宝贵的就是小草。小草永远是我们两个人的儿子。的确，我不会期待世上有第二个人做我儿子的父亲。

有一天，我这样对他说。他一定听进去了。他懂得我的真诚，我的感恩。

当时的气氛较好，我便转了话题，说咱们今天心平气和，你能不能告诉我，对我的生日，我的考试，我的毕业典礼，你为什么要那样？他很尴尬地笑，说，“也许就是蠢吧”。

也许就是蠢。但我想，恐怕要比这复杂。

一次我又同他谈起分居的具体步骤。他恼怒起来，厉声问道：“你是不是要和别人结婚？”他不问则已，这一问，顿时教我泪如雨下。我几乎声嘶力竭：“我还要结什么婚？我两次婚姻，哪一次不是真心真意，哪一次不是百分之百付出？我得到什么？我连一个婚礼都没有捞上！”他见我真的伤心，竟也不忍，含着泪将我揽过去，说，“你哭，我也很难过！”

分居是大手术。双方都痛得气绝肠断。

一次我回到家里，走进客厅，一眼见到他神情专注，表情悲戚，眼睛望向电视，却完全不在看。他竟没有听到我的脚步声，这才让我看到了他平时没有流露出的极度悲伤。我顷刻悲从中来——他脸上的悲伤，恰恰映照出我内心的悲伤。

想当初，还在来澳洲之前，我们就说好“这个婚姻是终生的。”我是死心塌地要厮守的。我们不是曾经好好的吗？我们不是都爱着小草的吗？我们不是说好一起走向天国的吗？我是认定要做一切的退让来保住这个家的呀！我何曾想到又要亲手结束这场婚姻呢？！

我回到自己的卧室，心里难过得翻江倒海，抓起话筒给妈妈打电话，对着妈妈哭了一个多小时。大洋彼岸的妈妈知晓我这些年的苦痛，知晓我身心为之付出的代价，只是默默地倾听。

分居之后

2004年，儿子上大学。

2005年，我们法定分居。历时五年的和平革命，终于成功。

在他搬出后的第一个早上，我醒来后意识到这个屋檐下只有我一个人，不禁叹出“我的上帝！”——我终于自由了。儿子也觉得轻松下来，说他不再听到两个成年人争吵了。

我们的分居没有伤多少和气。儿子已经成年，分居只有财产分割一项。我们没有任何争议。儿子不愿意离开原来的家，鲁道夫选择离开。没有律师介入，肥水未入他人田。从经济、情感上，都是将损失减少到最小。

鲁道夫买了新的一处房子，而将原有的房子仍做出租用。新房子和我们离得很近，也是为了来往方便。房子买下来，当然有不少改动，也要购置家具。如此，每几天都会有一些明显的变化。小草和我常常去。鲁道夫也乐于向我和小草展示他的成绩。

我是真的为他高兴，彼此谈话的气氛也相当好。在只有我们俩的时候，不知讲起了什么，鲁道夫有所触动，一时眼圈湿了起来，说，“你是慈悲心肠的，是不可取代的。”

16年的共同生活，毕竟不似云烟。也许，在分居之后，他开始细想了，或理解了我何以要坚持分居。

因为生意上周转不及时，我的现金有点紧张。我也就自然而然地说了。鲁道夫却听得很认真，说我这儿有些闲钱，你先拿去用吧。这下我倒尴尬了。如果我用了他的钱，会不会被误解为关系恢复？我去问丽萨，丽萨说可能。但我不拿，会不会伤他？因为他确实是诚心的。最后决定拿，但付利息。

我一向粗心大意。那天在他处，要走时怎么也找不到车钥匙。这样的情形，鲁道夫过去看到的太多了。这回他没有责备，也没有着急，只是看着我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地找，然后问道：“你屁股后面那个口袋里找过吗？”我这才一摸，果然在！我一面说谢谢，一面走近他，要仰面吻他的面颊，以示谢意；他则将面颊凑过来——彼此把握着同样的分寸。

然后我也买了一处投资房。这处房子结构好，可需要不少的修整。我得协调各种专业人员，自己却没有经验。鲁道夫过来帮忙。这回我看出来，他尽心尽力地帮我。他是把我的房子当自己的房子来对待的。而其他人，则能赚我就赚我，当然在生意上也属正常。

这处房子有一个比一般尺寸大得多的游泳池。于是他带了好些朋友去看。我不理解那有什么好看的。多年后，丽萨对我解释：“爸爸为你骄傲。”我对这“骄傲”两个字百思不得其解。他不是总要骂我“蠢”的吗？

总之，分居之后，我和鲁道夫的关系的确比在婚姻里好了许多。

我们的分居好像是张幼仪“不做徐志摩的妻子，但为徐家儿媳”的海外版。只是这一版是我自己的选择，而非别人的安排。

我一直很清楚，分居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断绝恩义，更不是脱离Hrotek 家族。所以，我永远不会改姓，永远是Hrotek 家族的成员。这是在我签署法律文件之前，郑重写给我婆母夫妇的。

2011年圣诞节，小草，我和奶奶

对这一点，Hrotek家族与我相当默契，每一位都同我保持了原有的关系，尤其是婆母和丽萨。Hrotek家族的三代女人构筑起家族和睦的骨架。家庭的一切活动，如圣诞节、母亲节，及众多的生日party，大家总在一起，依旧其热融融。

我不知道怎样描述我和鲁道夫分居后的关系。我们虽不是夫妻，但友好，熟悉，亲近，相互关心，相互帮助，也相互尊重。这样一种亲密关系，只有大家庭中才会有。于是我觉得我们成了亲戚，而且是很亲的亲戚。

分居两年后，我步入知天命之年。生日 party 上， Hrotek 家族占了一半。鲁道夫一家三代都来了。不知底细的人，不会想象我们已经分居。分手时的礼俗还是吻别。一位参加Party的大陆朋友说，你们吻别时，他看你的眼神充满爱意；又说他之所以同意分居，是因为他爱你，想给你自由。

晴天霹雳

分居的确给了我自由。我一直想介入文化工作，恰好有一个机会在北京，帮助姐姐的儿子建立一个舞蹈团。

就在临走前，丽萨告诉我一件惊人的秘密：鲁道夫14岁时在教堂里受到过性虐待。一个一米八高的男子，一个以警察为职业的男子，一个说话口气不容置疑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的事情！！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该有多痛苦，我实在难以想象。我去看他，问他为什么从来没跟我讲？他只是默然以对。实际上，整整五十年，他不曾和任何人说过，包括自己的母亲。

婆母得知后，伤心之极，说她先生为教堂做了多少事情……而主教恰恰利用他们对教堂和神职人员的信任，对他们的儿子施加这等最恶劣的犯罪。我曾觉得他“没有坏心，却有蠢行”，现在一下子想到，这是不是就是他的“蠢行”的深层原因呢？

性虐待是可以毁人一生的。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男子身上往往比在女子身上更为严重。而这方面的知识根本不为常人所知，即使家人也无力帮助。于是丽萨带着爸爸去看心理医生。可这已经是半个世纪之后啊，还能够挽回多少！

当年的罪犯已经被媒体披露。皇家委员会也已经开展调查。丽萨准备法律文件向法庭起诉。

我人虽到了北京，也会常给鲁道夫打电话，反倒是他不大打过来。在他这是正常。他不与人主动交流，他对他的孩子们也这样，除非在酒吧里晕晕糊糊的时候才会开口。

时令已是12月中旬。一天我竟接到他的电话。我真是蛮高兴的。虽然在办公室，我也没顾及旁人和上司，就在电话上同他讲起话来。但他接下来的话不啻一个晴天霹雳：他刚刚检查出晚期肺癌。

我立即决定回Adelaide。

鲁道夫正住院做切片检查。我从机场直接去了医院。他坐在病床上，白须白发，面容清瘦。胸口贴着一块棉纱，盖住了切片检查的创口。我看到这类创伤性的检查就觉心痛。

我坐在他床边，他拉起我的手，说你回来，我好高兴，说明你在乎。我也就直直地说，我说叫你不要抽烟，你不听。鲁道夫认真地点头，像个孩子听着家长的训导。

说真话，面对这般性命悠关的事件，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没有足够的知识做判断。我对癌症治疗的手术和化疗等一直有偏见，倒觉得中医可信一些。所以我说，“这次你听我的。”心下真准备为他用中医治疗。他也真的认真回道：“是，我听你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对话多么可笑。我根本没有意识到他的病情已经有多严重，哪是简单的中药可以扭转乾坤的呢？我又哪里有资格，有能力，让一个晚期癌症病人听从我的建议呢？归根到底，我又懂什么呢？。但鲁道夫居然认真听取。

第二天，医院召集病人及家属开会，报告病情和处理方案。根据切片检查的结果，是肺癌，源于吸烟。癌症已经扩散，进入大脑和骨头，属于最晚期。生命的时间，不会超过三个月。每一个在座的人，都毛骨悚然。突然间家里人发生这样的情形，简直就是五雷轰顶。我们每个人都魂飞魄散，六神无主。只有三个月！谁能想象？！谁能接受？！

鲁道夫的最后一个圣诞节。自左至右，前排：小草，Lisa, 鲁道夫，Darren; 后排：苑，奶奶，Ben

死神站在了门口。鲁道夫拒绝任何治疗。在我回Adelaide之前，他坚决不与医生配合。事实上他是对的。即使采取任何一项治疗，也根本无法挽回生命；而为获得极有限的生存时间而承受的巨大痛苦并不值得。由于脑部肿瘤的增长会压迫神经而引起瘫痪，肋骨里的的肿瘤增长会折断肋骨，造成剧痛，医生建议作放射治疗，以抑制肿瘤生长的速度。

医院安排了家庭医生和临终看护后，鲁道夫回到了家中。

两天后，医生给我电话，对我说了放疗的必要性，强调其目的只是为了提高最后时间的生命质量。医生口气很友善，说其他人均同意此方案，但鲁道夫要听我的意见。现在他真的把他的一切交到我手上。无疑，这样的处理是必须的。

放疗的疗程是一周。医院和鲁道夫的住处距离近百公里。这次小草将爸爸接过来，住在他的家里，去医院就要近了很多。小草的房子，就是当年我和鲁道夫的家。其时，我恰在小草房子里临时居住。于是我们有了一周几乎又是一家三口的时光。

他的生日是一月初。全家为他办了生日party。他已体力不济，并不想热闹。

之后的一天，鲁道夫问询母亲和女儿，她们是否同意他与我恢复关系，他指法律上的正式关系。婆母和丽萨都表示赞成，他随即释然。

丽萨将他们的对话告诉了我，叫我感慨万千。我们必是前世里欠了彼此的，才会在这世里万里一线却又相互折磨。此时此刻已经来日无多，而他心愿未了，只有来世再续了。我向他承诺：“来世我们再做夫妻”，定会比这一世好很多。

临别长谈

一月的最后一天是我的生日，这个生日我只愿意和鲁道夫在一起。这一天，他已有一周不再进食进水。因为躺下呼吸困难，他大多数时间只能坐在沙发里。那而个晚上，我听到他一生中最诚挚，最真切的话语。

我问他，你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吗？他几乎被惊吓到了，极其痛苦地说：“对不起，我给忘了！”他是在自责。他大约要自己记住的吧。可生命已经临到终了，哪里还能记得住事情？

说到我俩，他清晰地说，“这两年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对你一见钟情，但是……”他大约想说，怎么会渐行渐远？

生命已经很有限了，我问他，你想对我说什么？他说：“我希望我们能在一起。只是你和我。”此时此刻，我们的确在一起；他大约是希望我们不曾分离，也希望我们重新共度余生吧。

他已经视力模糊，说他脚下有水。我只有告诉他，这是家里，地上是地毯，没有水。他已然神志不清。好似在向别人介绍：“这是我的妻子。她从中国来。”即使意识模糊，在他心目中，我依旧是他的的妻子。

这让我想起，在我们刚结婚时，他反复说：“你知道吗，我很爱你”，我说知道的。他边摇头边笑着说：“你根本不知道，我有多么爱你！”

鲁道夫和小草

他说我是多么地牵挂你！是的，因为那会儿我还暂住儿子家中。同成人的孩子在一个屋檐下，不是澳洲人生活的常态。他建议我买北阿德雷德的房子。我知道那里是最贵的地区，不一定买得起，只是他觉得我应当住到最好的区里。

两个月后我在东边买到一处我极中意的房产。这所房产两次同别人签下合同，均因买家现金不足而未能成交，最终落入我手。一位好友说，那一定是鲁道夫在天上保佑你。

在这个我们共度的生日里，我知道这将是我们最后的长谈。我拿出了最大的勇气说出了我以前不会、今后不能说的话：

“You made good love to me。”

“I hope so”;

“You did”,

“I am glad.”

日后我将这段对话告诉了丽萨。深爱也深知父亲的丽萨对我深深道谢：“That meant a lot to him。”我因之深为安慰；虽说那在世俗的耳中太是不堪，但生死两隔就在眼前，我顾不得了。

他接着说，“我今天好高兴。”我说我也是。他又补充道：“只有当我感到你高兴时，我才会高兴。”我想起他最后同意分居的情形。在正式的法律文件上签字前，他说，“我以为我能让你幸福，但你现在不愉快……”他同意分居，是为了成全我。

这个晚上，这个生日，我们一扫过往的芥蒂。

弥留之际

三天以后，鲁道夫知道自己的时间是只以天计了，他要亲口同所有的亲人说再见。我和小草驱车赶到。那天，他对小草说，“我做得不够。”对我，他说请我向我的家人说声抱歉，他不得不早走一步了。

这一天他将财产均分给四个孩子，而将他每天带在身上那根金项链留给了我，他是将他整个自己交给了我。

那个晚上我留在了鲁道夫身边，他的两个儿子也留了下来。他的循环系统已经非常虚弱。血液无法流到身体末端，两只肿胀的脚乌紫，冰冷。我将他的脚，裹在我怀里，希望他略略舒服一些。

第二天傍晚，我回到自己家。晚上接到鲁道夫电话，问我是否同意他接氧气。这次他亲自给我电话，依旧为了不违背他的诺言：“我听你的”。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半夜时分，鲁道夫前妻又来电话，为了止痛，鲁道夫已经用上滴注的吗啡，即持续的吗啡。而吗啡在止痛的同时有关闭生命系统的作用。命在旦夕。

这个晚上，因有氧气的接入和止痛的吗啡，“爸爸终于睡了一个好觉”，丽萨深深地舒了一口气。但又告诉我，由于吗啡的抑制作用，鲁道夫不能再讲话，不过还有意识活动。这是星期五。

星期天上午，小草和我又开车去鲁道夫处。刚刚上路不久，丽萨来电话，告诉我们，大限将至。原来周五晚上打了吗啡后，医生以为周六的早晨就会走的。但周日早晨仍旧没有，医生疑惑，问丽萨“他在等谁？”于是丽萨对爸爸说：“你是不是在等苑？如果是，你抬一抬眼皮，我就知道了。”丽莎确切看到，爸爸的眼皮抬了几下，却无力睁开。

我的眼泪无知觉地滚下来，只对丽萨说：“坚持一下，我们一小时内就到。”

我躺在他身旁，将我的手放在他的手里。一遍一遍地对他说：我来了，小草在这儿，爱你，你是个好父亲 ……他握住我的手，以体温和微弱的气力与我交流。我开始轻轻唱起，“在那遥远的地方……”

在我们婚后的最初几年里，常常开着车，他驾驶，我唱歌。他总说“好美啊！你唱得太好听了！”事实上我唱得并不那么好，只是他坚持那样以为。在这弥留之际，他听懂了我的歌，听懂了我何以要唱歌，虽然他不知道歌中任何一个中文字。

他将我的手越握越紧，他是要我握他的生命，不让它流出他的身体。

就在我们到达后的半个钟点，他生命的钟摆停下。当我拥起他的双肩，他吐出最后一口气。这一天，2011年2月6日。

老天也有情吧。此时虽是夏季，气温仅仅25度，窗外风和日暖。

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他的床边，一次又一次地拥住他的双肩，触着他的面颊，嗅着他的体味，竟没有觉着这身体里已经没有生命，只是感到他的体温一次一次地下降。

不一会儿，他被换上紫红和白条相间的T恤，两手相叠在腹部，一支后院里剪来的红玫瑰，在右手的拇指和无名指之间。

婆母说，他到了更好的地方。是的，在人间，他承受了太多的折磨。

两天后，遗体告别仪式在他的客厅里举行。他躺在棺木里，那一道被氧气管压迫的深痕已经不见，而嘴角却略显一丝笑意。他再也没有以往的压力。他完全放松了。婆母在他额上吻了又吻；这是他们母子最后的会面。

我守在他的棺木边直到最后一刻。当所有的人都已离开，我将那一袭仅为拍照而所用的婚纱，放进了他的棺木。

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