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丨陈苑苑：儿子小草和他的洋爸爸

Original: 陈苑苑新三届 2019-06-06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凯苑（陈苑苑），南京人，出生于上海崇明，1978年入学南京工学院无线电工程系，毕业后回母校进修自动控制工程，长于速度控制和实时控制程序设计，1988年移民澳大利亚Adelaide，1996年就读于南澳大学，毕业后做进出口贸易和民居房产投资，2013年读教育学研究生，现为澳大利亚在册数学教师，自小酷爱文学，常作随笔，在香港，美国，澳大利亚和中国大陆，均有发表。

鲁道夫和六岁的小草

原题

父子情

作者：陈苑苑

儿子出生后二十五天，我决定离婚。这听上去似乎很英勇的行为，二十年后才知道，不过是跳进别人的圈套而已。可无论是设圈套的人设得好，还是中圈套的人跳得准，对我儿子小草而言，绝对是件好事。

两年后，我的儿子又有一位父亲——鲁道夫。当然是我帮他选的。人与人之间定是有缘分的，他们父子便是。

多年后，提及我们落脚澳洲，鲁道夫总说，“我第一眼看到小草，就知道他聪明！”那是飞机降落墨尔本机场的时刻，鲁道夫驱车千里从阿德雷德来接我们。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的门户刚刚开启不久，内外差别之巨，彼此多有令对方目瞪口呆的情景。两岁多的儿子穿着开裆裤，戴了一顶颜色同衣裤不匹配的帽子，绕有兴致地推着有轮子的行李箱。若在别人眼中，不是“土”便是“怪”；但鲁道夫看出儿子的灵气。

鲁道夫亦理解我们母子之不可分割。还在中澳两地书期间，提起我母亲想让儿子留在中国一段时间的建言，鲁道夫非常不接受，表示坚决反对。而一旦赴澳签证拿到，鲁道夫立刻寄来机票，是两张：我的，和儿子的。

多少婚姻因对方的孩子引起夭折；而我们，却因为儿子的存在巩固了我们原本不算门当户对的婚姻。

儿子自然不知道什么婚姻不婚姻，但叫鲁道夫“Dad”。传统的澳洲习俗是妻子同丈夫姓；革命后的中国法律则允许孩子同母亲姓。于是在我姓了Hrotek之后，中国使馆准予儿子随母姓，也就是Hrotek。从此，鲁道夫同小草便是名副其实的父子。

鲁道夫高大，高大是不是会引起崇敬？儿子对鲁道夫是崇敬的。鲁道夫做过警察局长，说话的口气不容置疑。自信会不会令人服从？儿子对鲁道夫是服从的。鲁道夫维护汽车，加水，测油，或观察状况，儿子总在鲁道夫打开汽车前盖的当儿，左钻右拱地凑前看。鲁道夫则故意左拦右挡不让儿子看，儿子越不让看越要看。结果现在26岁的儿子不断升级他的跑车成了嗜好。

儿子睡在自己的房间里，夜里有声音，鲁道夫总会推醒我让我去看儿子。早上儿子醒得早，会跑到我们床上来，鲁道夫让儿子趴在他的胸口上睡；他那宽阔的胸膛足以当作两岁的儿子的床。

鲁道夫以德国人的严谨骄傲，亦将规矩视为当然。从早上按时起床到晚上按点上床，从早餐营养搭配到对可乐饮量的限制，从衣服如何摆放，到保持房间的整洁……一应有其标准——而这一系列的标准，对中国人而言无疑“过分”。但儿子却乐于执行，并鹦鹉学舌地教导我，上床前脱下的衣服要如此如此地摆放在地毯上；这样如果失起火来，你可以在黑暗里拿上衣服就跑（不至于光着身子……）云云。

儿子上学，我又不会开车，而且贪睡，故接送儿子的任务就当然地落在了鲁道夫的肩上，也包括了做早餐。不敢说早餐做得如何好，但烤面包上放上火腿和鸡蛋，再加一杯牛奶，养料算够了。儿子十岁时，我母亲来澳洲。我一如既往地贪睡，则我母亲眼见了鲁道夫照料儿子之实，居然说：“我看你倒像后妈似的。”但她心里是踏踏实实的了；鲁道夫的确是爱草草的。

鲁道夫是大鼻子。高耸的鼻梁两边是深凹的大眼睛，眼珠碧蓝。假如在严肃的时候，只消看他的眼睛，小孩子是会怕的。而如果他生起气来再睁大眼睛，就更吓人了。但那吓人的面孔会瞬间烟消云散，如果他看儿子哭起来的话。鲁道夫一面坚持凡事有规矩，一边看不得小孩子流泪。他那颗敏感的心给予了德国人的刻板一个平衡。

鲁道夫的名字很德国。他五岁随父母从德国移民澳大利亚。那是二战后。他的名字引得小孩子们叫他“纳粹”。但他永远以德意志民族骄傲。儿子的名字叫“小草”。这是我父亲给起的名字。父亲是文人，该名字的形象确实赋予了生命力的象征。但小草的拼音很为难说英语的人。于是我建议是否应给小草一个英文名。鲁道夫坚决反对，说小草的名字很好。正因为不易读，才与众不同。于是儿子的名字保持至今。他的正式名字仍是Xiaocao。

鲁道夫一直为自己的眼力骄傲。在酒吧里喝得半醉时，父亲居然吹嘘儿子，说，我儿子太聪明了，将来可以做澳洲总理……

更好玩的是，鲁道夫和儿子的父子关系，竟然同鲁道夫和他自己的儿子有一拼。我们刚刚到达几个月，鲁道夫的小儿子Darren到我们家小住。那会儿Darren15岁，也是个孩子。不知怎么地，两兄弟争论起Dad的所属问题来。先是谈话式的，然后上升到争论，甚至激辩。声音越来越大。顾及到我的存在，Darren 压低了嗓门说“我的爸爸”，儿子则直着嗓子叫“我的爸爸”！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如是重复了若干遍，最终儿子胜出；因为儿子更理直气壮，陈述着无可遍辩驳的“事实”。真所谓“无知便是福”！

1993年是他们父子感情升华的一年。因为对澳洲生活的信心完全丧失，我决定回中国。年初是中国的冬天，我不忍让儿子和鲁道夫受苦，便孤身前往。计划待天气暖起来再让他们过去。在我离开家之后，父子相依为命地睡到了一张床上。父亲扛不住对妻子的思念，会在床上淌眼泪。儿子小小的心田里也知道思念的滋味。每每见到父亲流泪，便趴在父亲身边，说，“爸爸，我知道你想妈妈。但我爱你。”父子心心相印，鲁道夫感动又安慰。

同年4月，鲁道夫和儿子到达中国。独资企业也刚刚成立，我顶了董事长的头衔。但从生产到管理，具体事情我也根本做不来，但硬着头皮去得去管理。我因为英语不够，在澳洲待得很辛苦。这回轮到鲁道夫到中国来，则我们的角色对换，他便体验了我的辛苦。好在鲁道夫有个伴：当时六岁的儿子。

没有人可以沟通，鲁道夫的全部世界就是儿子。儿子上当地的小学，但隐瞒了“外国人”的身份，故鲁道夫不能明目张胆地接送儿子上学。仍旧给儿子早上做早餐，却只能目送儿子去上学。中午和下午放学前，鲁道夫便早早地依在窗前，等待儿子的身影出现。那期待和慈爱的眼神，无人会相信不是来自一位亲生父亲。

我们住在姐姐家。姐姐自然有位小皇帝。因为我儿子是客人，大家都会给予多一些关心和照顾。我们这些母亲们也不懂得儿童心理，没有作任何的解释，故小皇帝感到备受委屈。于是，小皇帝便同他的弟弟展开斗争。七岁半对六岁的斗争，常常是我儿子莫名其妙地哭起来。鲁道夫迫不及待地要问个究竟。可小皇帝说中文，鲁道夫说英文，无法沟通。鲁道夫就问儿子。儿子却不肯作答。

这下子鲁道夫更加气愤。他是警察出身，他的逻辑是：儿子不肯说原因，一定是受到小皇帝的威胁，便更是怒不可遏。为了我儿子，四十岁的男人同七岁的男孩敌对起来。八个月以后回到澳洲，鲁道夫再没有去中国。但他对小皇帝的情仇不解，每每提及，似乎余气未消，不肯遗忘。其实他不知道自己有多偏心。

难得的倒是我姐姐，得知鲁道夫同小皇帝冲突，读出鲁道夫对草草的深爱，不但没有生鲁道夫的气，反倒为其父爱深感欣慰。

这是在家里。走出去时，他们父子也是相依相伴。逛夜市，买香烟，等等。你可以想象，一个大鼻子的中年男子，同一个中国面孔的小男孩同行，一定是遭人注目的。果然，麻烦来了。有一天，父亲牵着儿子走着。突然，一只手从后面拍到了鲁道夫的肩上，鲁道夫回头，一位中国男子向他说什么。他领会了，便伸手向上衣口袋里拿证件。这时儿子仰面冲着鲁道夫，问：“爸爸，他要干嘛？” 这下中国警察看出来了，并非“洋鬼子拐骗中国儿童案”，便挥手示意，不用看证件了。

鲁道夫对儿子所立的规矩在我的家人眼中也是成果卓著。六岁的儿子八点得上床。上了床却不能入睡，眼睛睁着却不吵不闹，令我家人好生钦佩。大陆的居住条件有限，通常将阳台作为卧室的扩展带。即将阳台封闭起来，将外延的空间变成了内续的空间。儿子的床就设在阳台上，隔着不隔音的门，听着长辈们的谈话，但不出声，不干扰。这在小皇帝为中心的中国家庭，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1993年底，我们举家回到阿德雷德过圣诞节。本来是要全家重返大陆的，可儿子不想上中国的学校。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只有相互说服。我的论点是，这个年龄不学，则会失去学好中文的机会。但儿子辩词是，中国的教室太冷；他坐在小板凳上，悬起两只小脚，示范着说，教室里冷得他得悬着脚上课。我一下子软下心来，同意儿子的要求。于是，鲁道夫也只有留下带儿子。1994年和1995年，我只得在南京和阿德雷德两边跑。

这样的局面当然不可持续。1995年底，我放弃工厂，回到阿德雷德的家。

鲁道夫虽是极爱这个非他所生的儿子，也知道儿子爱他如亲生父亲。早在我们抵澳不久，鲁道夫就有他的担心。他不知道将来儿子长大，知道自己的身世时，他们父子关系会怎样。鲁道夫说，他把自己放在小草的位置上，也是会难过的。我的回答很简单。儿子是有良心的，是懂得爱的。我相信我的儿子。

儿子渐渐长大，身世问题开始在我脑子里打转转。儿子10岁样子，我便向有关儿童组织咨询，想知道应当如何处理这种情形。答复是：越早越好。孩子小，接受这样的事实如同认识太阳从东方升起，从西边落下；不是亲生成为一种自然。我被建议，等下次孩子问起时，便如实告之。

这一天来了。儿子问我，什么是“bastard”？我解释，就是没有结婚而生的孩子。他接着问，他是在我同鲁道夫结婚前，还是结婚后生的呢？这下，我不得不顺势解释，他的生父不是鲁道夫, 而是Travor，妈妈的一个“朋友”，他见过。

儿子被这突如其来的结果震晕了。他沮丧得哭了，然后将自己关在卧室里。好几个小时之后，儿子走出卧室，来到鲁道夫面前，郑重地递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爸爸，今天妈妈告诉我，我的身生父亲是Travor。但我爱你。你永远是我真正的父亲。爱你的小草。”

鲁道夫如释重负；但责备我，应该当着他的面告诉小草。

1996年，我开始上学。以第二语言读书，又是人到中年，同十七八岁的孩子们比拼，的确是辛苦的。这次我选择读管理，而且读本科，即从头开始。我做了绝不后退的准备，再难，再长，我一定要完成学业。我确认这是重建移民生活的唯一的道路，因为洗碗扫地实在不是我的强项。

儿子和鲁道夫的父子感情仍然深厚，但我同鲁道夫的夫妻关系却产生了裂痕。鲁道夫对儿子的挚爱无可置疑，但对我的生活却漠然置之。毕竟，我要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重新开始，个中艰辛，非亲身经历者能够体验得到。功课是我的重中之重，但我必得忍声吞气请他帮我修改错别字或英文语法。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在我全力以赴地读书时，也忽略了许多家事，甚至儿子和丈夫？夫妻间的冲突常常一触即发。我想到了分居。

试探地，我半开玩笑地问儿子，如果妈妈和Dad分开，你怎么办呢？儿子不加思索地回答：“我会跟你住两周，然后跟爸爸住两周。” ——这种澳洲社会里司空见惯的现象，已不再令孩子为父母的分离而痛苦了。但我因为这句话，放置了分居的念头。毕竟，儿子将鲁道夫当成自己的父亲，情分到此地步，作为儿子的母亲，我还能有什么说的呢？

2000年，儿子入中学。我同鲁道夫关系的破裂朝着开始的方向继续着。一场原本要誓死捍卫的婚姻，如同在下坡路上无制动的车辆，眼睁睁地往下滑。饭桌常常成为指责争吵的场地。儿子的原则是“不介入”。无论我或鲁道夫要拉他做同盟，回应总是“别把我搅合进去”。当我们度过了争吵期，我告诉儿子，他的“不介入”是最明智的策略。因为如此做，他保护了他自己。而作为父母，鲁道夫和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便是儿子受到伤害。

2004年，儿子上大学。

2005年，我同鲁道夫法律上的分居成立。尽管我们都痛苦，鲁道夫尤甚。但鲁道夫对儿子依旧挚爱着。他相信，“如果苑离开我，小草不会。”儿子的确没有疏远父亲。财产分割在没有半点争执的情形中完成。因为儿子不愿离开我们的住地，鲁道夫选择了另一住处，让儿子和我继续在原来的家里居住下去。

鲁道夫的住处离我们不远，儿子不时去看望父亲。又过了一段时间，鲁道夫搬到了靠近他父母的住处。在那里，有他的掌上明珠，女儿Lisa，还有儿子Ben, 及他的前妻Gayle。

不在同一屋檐下，鲁道夫和我的关系开始好转。彼此生活不相互打架，而同时家庭关系依然如故。我仍旧是鲁道夫父母的儿媳，草草依然是两位老人的孙子，依然是鲁道夫的儿子，也依然是哥哥姐姐们的小弟弟。

一年到头，生日聚会不断，加之圣诞节，复活节，母亲节……所有的家庭聚会都在一起。一次，我们去鲁道夫生日party，在回来的路上我同儿子说，“爸爸好像跟你的话比我的多嘛。” 儿子不假思索地说“当然了！我是他儿子哎。你什么人哪……”

鲁道夫对小草的爱不仅感动了我，也感动了他身边的其他人。Gayle曾说，鲁道夫一生中做的最负责任的事就是抚养草草，她是在赞扬他。大概年纪轻吧，鲁道夫并非尽心尽力像对待草草那样照顾他自己的三个孩子，这点Lisa有亲身体会；她难以想像爸爸会带草草去Royal Show。说爸爸照顾草草远比对他们照顾得好，人们总问Lisa，她是否嫉妒？Lisa说一点都不。相反，她非常为自己有这样的父亲骄傲。

让女儿引为骄傲的父亲，带出了让父亲引为骄傲的儿子——小草。小学里儿子智商153, 中学考入SHIP program，中国人冠以“天才班”。这个由南澳政府资助的计划每年接收九十个学生，五年的中学以四年完成。大学考进了他理想的专业，自动控制和机器人设计工程，而复习的时间两周还不到。拿着荣誉学位毕业，一脚跨进全球最大的工程咨询公司：AECOM。小伙子长得也帅，在洋人眼里更帅；周围的大人孩子总议论说长得像电影明星……又天生地讨人喜欢。鲁道夫实在为这个儿子骄傲得不行。

2009 年小草在AECOM

祸从天降。2010年底，鲁道夫被诊断为末期肺癌。住在医院的病房里，鲁道夫常常眺望窗外，对病友们说，我儿子就在那栋最高的楼里工作。是的，那是Westpac大楼，是市中心为数不多的高楼中最高的一栋。而整个阿德雷德是一片平房。

因为癌细胞已扩散进大脑和肋骨，未免痛苦，医生建议做放疗。Lisa本来要接送父亲去医院的，每个单程100公里。但草草将任务接过来，让父亲住在他的家里——那曾经是鲁道夫和我的家，已经为儿子所有。

每天，儿子接送父亲去医院。儿子开跑车，我怕鲁道夫有不适，亦开车前往。回来的路上，瞒着我，父子俩溜进酒吧，喝上一两瓶啤酒。要是我问起怎么会这么晚到家，父子相对神秘一笑，得意他们的所为和默契。

在家里，儿子将爸爸的饮食起居全部管起来，尤其是必须按时吃的各种药物。在空闲的时光里，儿子搬出沙发让父亲坐在后花园的阳光里享受自然，他自己则端一张椅子，挨在父亲沙发旁捣鼓他的计算机……

在鲁道夫得知自己最后的日子已经相去不远时，他要同所有亲人亲口告别。我们即刻驱车前往。鲁道夫对儿子说“……我做得不够……” 儿子泪水涟涟，回道，”…….你给了我父亲……”

两天以后，2011年2月6日，鲁道夫离开了他所眷恋的一切，随风而去。儿子的盖棺定论是“爸爸养育了四个孩子；这已经是足够大的成就了。” 他同鲁道夫的另外三个孩子毫无区别。

是的，鲁道夫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但他对儿子的爱，奠定了儿子一生的幸福。在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儿子身上，鲁道夫传下的是他的，也是Hrotek家族的品格基因——善良与仁爱。

鲁道夫的最后一个圣诞节。自左至右，前排：小草，Lisa, 鲁道夫，Darren; 后排：苑，奶奶，Ben

草于March, 2013；

Sep 20th, 2014 完成于阿德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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