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1972年
刘克阳，67届高中生。1968年12月到山西原平县王家庄永兴村插队，1972年病退回北京，在北京一中学工作至退休。
爸爸在打谱（1995年）
翻译家是爸爸刘辽逸几十年的名号，但是他痴迷围棋鲜为人知，只有他的同事们知道，还有我们四个女儿熟知。六十年代每个周末晚上，爸爸都是半夜十一二点回家，他是准时到东单北极阁三条的李立三家下围棋。爸爸是先与李伯伯的俄国夫人李莎熟识，因为有些俄文的问题需请教她。得知李伯伯爱下围棋，从此两人成为棋友。1966年风云突变，李伯伯惨遭迫害去世了，爸爸从此失去一个棋风棋技相当，一个可敬可交的长者。1949年爸爸到北京工作，得了伤寒，让妈妈带着我们姐妹从大连到北京。妈妈带着年幼的我们，还有一堆行李赶到北京。爸爸惦记着他留在大连家里的日本围棋子，妈妈说没带，爸爸心疼地惋惜不止，那是他最心爱之物，被妈妈丢弃。妈妈只是带着三个女儿旅途劳顿奔赴北京，丢掉的不止一副围棋子。多少年后，爸爸边下棋边跟我说：“你妈妈把我的好棋子给扔了，真糟糕……”我也在一旁为他耿耿于怀丢失的日本棋子难受。我知道，下棋的人特别是下围棋的人对棋子很在乎。日本棋子做工精良，手感舒服，物美价廉。当时大连被苏军占领，日本侨民纷纷回日本，把一些衣物日用品摆摊贱价售卖，入爸爸眼的就是围棋子。在北京爸爸又到旧货店买了两副围棋子。爸爸想教我们下围棋，不想我们几个都不感兴趣，怎么也弄不懂“死活”“紧气”“目”“劫”……太多太难了。最后我们只会下五子棋，无聊的时候把黑白棋子撒在沙发上，我和姐姐“预备齐，开始”两个人疯狂抢其中黑色或者白色棋子，只见棋子乱飞乱溅，掉在地上，磕掉边，甚至摔碎一半。等爸爸发现后，很生气，但是他从来不对我们发脾气，无可奈何地叹气。
爸爸和我们姐妹（海燕、海鸥、我）在中山公园（1952年）
姐姐的儿子跟外公学会了几招，因为忙于学习，没有时间下，偶尔遇见外公，俩人厮杀一盘，外公耐心指导他，他的棋技突飞猛进。他13岁到了澳洲后，到处找人对战，到最后各个败在他手下，没有人再敢跟他下棋了，更不能奢望洋人下围棋，国外的围棋圈子很小，找不着旗鼓相当的对手，他只得停止他的“围棋生涯”了。六十年代初的一天，家中只有我一个，爸爸匆匆进院子，看见我说马上有人来……话音未落，只见四五个气质不凡的中青年人大步走进来。爸爸把他们引到北屋我们姐妹平时专用的大书桌旁，我站在院子里从大玻璃窗看见他们围站在书桌旁，一个比爸爸岁数大的先生跟爸爸下棋。下完一盘棋，几个人看着棋盘，议论了几分钟，就出来了。爸爸把他们送出大门，进门看见我，兴奋地有些手足无措地说：“你知道来的是谁吗？是围棋大师过惕生，还有围棋五段吴淞笙。”爸爸又说：“能跟过老下一盘棋，真不容易呀！”我也跟着爸爸高兴，没问爸爸怎么把他们请到家里的，我只觉得我见到真正的围棋大师了。这之后四清、文革、下放干校接踵而来，爸爸近七年时间，没有摸棋子，不是不想不敢，而是没有时间，开会、劳动、检查、外调写材料，无休无止，那段时间他从出版社回家，苦笑着对我说：你知道吗，今天又有三拨人找我外调，我整整写了一天，好多事想不起来了。他又说：我看了一下，社里除了雪峰、适夷，就数找我外调人次最多了。直到“林彪事件”后，干校的政治空气稍有缓解，爸爸马上跟带了围棋子的棋迷到存粮的大库去厮杀。我第一次去干校探亲，蒋路叔叔到我屋前的窗口，忧心忡忡地说；“克阳，你劝劝你爸爸，别下棋了，围了一群人看棋，影响不好。”我没有马上应承蒋叔叔，好奇地跑到大库，只见空空如也的大库里面光线昏暗，大库四面三丈高墙，只有几扇高高在上的窗户透出一点光。爸爸埋头苦思，正下得起劲儿，我过去瞄了一眼，爸爸连头都没抬，认棋不认亲呀。我知道爸爸的性格，别看不言不语的，心里可有数，下个棋怎么啦，事后爸爸只说两个字“没事”。我们整理爸爸日记，还是看见他在1966年文革开始两个月后的日记里写了关于围棋的事：“7月31日 星期日
上午到文化俱乐部看下围棋。一小儿七岁和一姓赵的50来岁的人对下，几乎中盘取胜，可惜关键时刻错下一着，最后负五子。后过旭初让他六子，他中盘大胜。”
那时候全北京已经是“如火如荼水深火热”的局面了，爸爸还能抓紧星期天跑到文化俱乐部去看割舍不下的围棋。七十年代初爸爸回到北京，重新拿出俄文版的《战争与和平》开始翻译托翁的巨著。在北京有了自己可支配的时间，同时利用翻译的空档抓紧下棋，弥补近十年没有痛快下棋的缺憾。爸爸叫我去找他的棋友马老师，那时候没有通讯工具，靠我骑自行车，人工传递信息。马老师是爸爸多年的老棋友，爸爸听说马老师病了，让我去他家看看还能不能下棋，也是让我去看望马老师的病。我拿着地址条，找到马老师家。马老师已经中风不能走路了，但是谈吐不碍，见到我非常高兴，问长问短，我没有多待，知道马老师不能下棋了，回去禀告爸爸，爸爸只是一声叹息。过了一些日子，爸爸写了一封信，让我去史家胡同交给他的另一个棋友刘元彦，不用说我也知道信的内容，约棋呗。我骑车到了刘家紧闭的大门前，敲了两下门，一个穿着中式服装的男人开门，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找刘元彦，他说不在家，我只得把信让他转交。刘元彦是起义的川康军政强人刘文辉（曾任林业部长）的独子，他在人民出版社工作，与爸爸的文学出版社毗邻，两个出版社的围棋迷互通有无切磋棋技，爸爸与刘元彦来往最多。事后得知我去刘家时，刘文辉病重住院，刘元彦大概是守在医院里，我告诉爸爸，爸爸没吭声。之后爸爸翻译之余自己打谱，大书桌上一边是书、字典、稿纸，一边是棋盘、棋子、棋书。偶尔会约一位住在灯市口的棋友来家下棋。他曾跟我说“XX住在灯市口，来我这很远，他都是骑车来，每星期来一次。”爸爸那时心脏病严重，很少去远处棋友家了，有这么一位经常来的棋友，爸爸很高兴。九十年代我的儿子上了高中，不知道怎么也会下两步围棋，一天他跟我说去看公公（我爸爸），他自己去的。两个多钟头就回来了，我问他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因为路上往返也得一个多钟头，他说我跟公公下棋，第一盘我赢了，我说再下一盘，公公说不下了，好像有点不高兴。我说你让着点儿他，他说我就是想再下一盘我就假装输呀，可是他说不玩了，我也没办法，就走了。我暗笑，这也是爸爸真实的一面。后来我看见爸爸问他我儿子棋技如何，他说没有章法，就这么四个字。爸爸是68岁那年办的离休，离休之前，他常去出版社为了他的翻译稿的后期工作。他发现出版社大门前的高台阶上常有附近胡同的老人下围棋，他像发现新大陆，过去和他们下棋。这群胡同老人知道这座大楼里有人爱下围棋，于是每天午饭后在门口摆棋盘，等着这位随和的老知识分子出来，跟他们厮杀一盘。出版社出出进进的人都认识爸爸，有时候过来围观，更多的人笑谈“刘辽逸能坐在马路边跟老百姓下棋”。爸爸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了下棋没有架子，什么翻译家，知识分子，在博弈中，他就是黑子或者白子。每次我去看爸爸，进门看见他都是坐在桌前打谱，回头看我一眼，接着看棋盘。一次我去他家，我站在他旁边，他扭过身子跟我说：“出版社为了纪念普希金诞辰二百周年让我写一篇文章，好长时间了我也没写，催了我好几次……”说着他又转头盯着棋盘，我说：“你快写吧。”他说：“长时间不写东西了，我再想想。”就不再说什么了，我也不打搅他。爸爸因为翻译过普希金的名著《杜布罗夫斯基》，出版社邀请译者写纪念文章。过了一段时间，我到他那，看见出版的纪念普希金文集《普希金与我》，我赶紧找到爸爸写的文章《热爱，但感到惭愧》，爸爸精美的语言，热切地歌颂，对俄国大文豪的敬仰之情洋溢在全篇。我高兴地说：“写得多好呀！”只见爸爸低头不语，两眼直视棋盘。
我陪爸爸到人大会堂领取鲁迅文学奖（1994年）
2001年，姐姐邀请爸爸去澳洲，因为爸爸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姐姐说必须我陪同他去，我忐忑不安地办理一切手续，爸爸得体检，体检报告出来后，说明还要再拍一次肺片，约定复查的时间地点，五月初的一天，我很早就起床，准备去爸爸家陪他到医院复查，忽然保姆打来电话：“爷爷不舒服，今天不去体检了……”话还没说完，只听见她大叫：“爷爷不好了……”我放下电话，赶到爸爸家，爸爸倒在沙发上，永远离开我们了。最让我难过的是到爸爸家时，看见爸爸衣服整齐，连袜子鞋都穿好了，爸爸是等着我呢，等我陪他一起去医院复查，他每次约好事情都是早早就穿戴好，不会麻烦人的。我知道爸爸是因为下棋累坏了，他连续四天从红庙赶到全国总工会参加“陈毅杯老年围棋赛”，九战八胜，是爸爸有史以来最好的比赛成绩，爸爸非常兴奋又异常疲劳，我劝过他多次要打车去，但是他还是坐公交车，那时候他居住的地方打车很不方便。我后悔没有陪他去比赛下棋，后悔没有每天陪他打车去木樨地赛场。我陪他去过五台山、黄山、香港，可我再也不能陪他去他最想去的澳洲，是我永久的憾事。我时常回忆爸爸下棋时的情景，他心态平静，从不剑拔弩张，争个高下，落子不悔，认输，谦虚。他既能进高干的深宅大院下棋，也能在坐马路边与平民百姓对弈，这就是终生热爱围棋的爸爸。爸爸去世后的当天，我在爸爸家接到一个找他的电话，问我“刘老今天怎么没来参加比赛？”爸爸那天最后一场围棋决赛没有能参加，打给他的最后一个电话也是关于围棋，他永远没离开围棋。
爸爸去世前一天与围棋赛举办者高兴地聊天（2001年5月6日）
刘克阳专列
妈妈和我们一家的广东情结
刘克阳：村里的年轻人
“我们太穷了，什么也买不起”
没有轰轰烈烈只有无奈
刘克阳：姐姐探亲带来的
高级牛奶糖，被狗吃了
刘克阳：带病走山西
回京后切除大半个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