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1972年
刘克阳,67届高中生。1968年12月到山西原平县王家庄永兴村插队,1972年病退回北京,在北京一中学工作至退休。原题
剪不断的广东情结
1964年寒假,我和姐姐坐上北京到广州的直达快车,这是姐姐用期末考试的好成绩从妈妈那换来的一次远途旅行,因为我俩都是中学生,身无分文,妈妈给予的旅费资助。广州是妈妈的故乡,她在那里出生,我们俩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广州。绿皮列车到广州行驶32个钟头,一天两夜。天一亮,随着广播传出轻快的广东音乐,我所坐的那节车厢的列车员是一个广东小伙子,出现在我们车厢。他勤快麻利地把不整齐的行李码放整齐,所有行李不露出行李架一分,然后把毛巾架上的毛巾重新折叠,所有毛巾的下摆在一条直线上。经小伙子的灵活双手上下摆动,顿时整节车厢爽利舒适。接下来扫地、拖地、擦桌子、倒垃圾,他一边干着活儿一边跟熟悉的乘客用广东话打招呼。闲下来的时光,列车员站在车厢中间用普通话宣传注意事项,特别叮嘱大家不能携带易燃易爆物品,如汽油、柴油、煤油之类,那时常有乘客带这些东西送给亲朋,如果查出来易燃品,他会拿到他的休息室,下车再还给乘客。接下来,推选乘客代表,协助他管理车厢里发生的琐事,一般选出的代表一是需坐到终点广州人,二是常坐这趟列车的熟客。再有闲暇时间,列车员为了活跃气氛,让会唱歌的乘客为大家吼上两嗓子,霎时车厢里热闹起来,旅行的人们互相推荐自己的同伴唱两句,直到中午吃饭。第三天的早晨,坐在我们对面的旅客告诉我们快到广州了,看外面,火车沿着北江行驶,我和海鸥轮换着靠窗户看着窗外的青山绿水,不敢相信冬天还有这么美丽的景色,岭南风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两年后的文革,再也见不到那么么敬业的列车员了,更没有让人暖心的车厢了。文革中全国上百万大中小学生奔走各地,煽风点火,游览名胜古迹。火车为“革命小将”免费乘坐,一节车厢能涌进近二百人,通道里,行李架上,座位下面,盥洗室里塞满了人。当年形容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八个字放在那时的火车车箱里再恰当不过了。列车员已经看不见了,车厢没有立足之地,列车员根本不打扫也没法打扫卫生,钻进自己的休息室呆着,什么也不管,他一旦离开休息室,马上会被站了一两天的学生涌进小屋子,占为己有。我从第一次去广州到后来,一共去过七次广州,我都是在秋末冬初的时节去那里,喜欢那里的郁郁葱葱,北京冬天依旧是叶落树秃,一派清冷的景象。说广州不能不说我家的保姆。1956年我家来了一个广东保姆,爸妈叫她阿巧,我们叫阿姨。她每天的工作就是打扫卫生买菜做饭,她可是北京胡同里藏龙卧虎的粤菜大师,那时候爸妈常请好友到家里聚会,阿巧一个人有条不紊地烹炸煎炒对付十几个人,她把她的拿手广东菜展现出来,如八宝鸭、白斩鸡、海鲜冬瓜盅、螃蟹羹、罗汉斋(食材是栗子、海米、发菜、白菜)爆炒鳝鱼丝的上面铺上一团油炸粉丝,炸面包虾仁、煎蝴蝶鱼……不可枚举,把来客吃的啧啧赞叹“比大同酒家做的还好。”大同酒家当时是北京唯一从广州迁来的粤菜馆,从厨师到服务员全部是广州人。阿巧闲来无事就捣鼓吃的。她买了一个小石磨,像变戏法一样把糯米磨成粉,煮熟的红枣去皮碾碎,核桃仁泡水后用针剥去外皮碾碎,三样东西熬成一锅浓稠溢香的红枣核桃酪。她用精粉大油和面,一遍一遍擀匀,用咖喱粉洋葱丁将牛肉末细细炒过做馅,烤一炉千层酥皮的咖喱饺。那年代,我家可没有烤箱,灶台只有一个火眼,阿巧为了做出美食让我们品尝,她三下五除二在厨房的小院里搭起一个土灶,点燃柴火,用普通锅烤出外酥里香的各式广东点心。每逢春节,是她大展身手的时刻。她做萝卜糕、年糕、八宝饭、芋头糕、煎堆、油饺、蛋散。端午节,她必包广东肉粽子。用糯米、绿豆、海米浸泡,五花肉腌上半天到一天,包粽子时加上生的咸蛋黄,用三到五片粽叶把粽子包成五角状,小火煮一夜。每当她端出美食,都要说“好美(味儿)好美(味儿)。”阿巧从小耳濡目染学会了做正宗的广东菜点,她的家乡又是广东有名的出产心灵手巧吃苦耐劳厨师的地方顺德县。她那双为他人做了五十年饭菜的粗糙的手,刻在我心里。她到我家的第三年就赶上“大跃进”了,她虽然不识字,更不问政治,但是她处事原则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是密切相关的。街道办起了食堂,托儿所等一些所谓把妇女解放出来的社会劳动场所,阿巧对此很不以为然,她觉得这是对她保姆职业的威胁。一天我们放学回家,我和姐姐海鸥走进她的房间,事先想好了问她的话:“阿姨,你知道现在是大跃进吗?”她头都不抬地回答:“不知道!”我说:“阿姨,你用广东话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当时大跃进的总路线。她说:“我不说!”我说:“用广东话说,没有让你用普通话说。”她语出惊人地说:“广东话里没有这句话,所以我不会说。”我和海鸥这时已经笑得直不起腰来,阿巧生气地说:“走走走,出去!”我们笑得迈不开步,被她推出屋。这是她“对抗”大跃进的特有的方式。阿巧在北京说一口她自己认为是普通话的广东话,我们从小听她说广东话,完全能听懂。50多年前,我为阿巧书写家信最多,她家的地址我们姐妹烂熟于心“广东省顺德县杏坛人民公社某某大队”她给侄子寄钱寄包裹都是我们姐妹代笔,她要求我们在开头一定写四个字“见字如面”在结尾一定要写上“饭后加衣”,我说这是俗套,不用写,她不干。北京又进入冬季,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想起那个年代我无数次在寄往广东乡下的信中写“饭后加衣”,她怕我不写“饭后加衣”,写完信她都让我把信读一遍。我实在不想伤害她,很不情愿地在结尾写上“饭后加衣”。我不明白饭后为什么加衣,况且广东属于亚热带气候,冬天也很温暖,我知道这是她试图通过文字对亲人的叮嘱,她不会用其他的词语,这些都是当时街头的代书老人惯用词语。每当她让我填写汇款单,我就说她不能给他们寄钱了,你的钱是养老钱,我次次说,她一直当耳旁风不理,我也始终规规矩矩填写完毕交给她。她的信都是写给广东顺德乡下的侄子,对方是晚辈,每一封信她都是重复关心问候叮嘱的话,她只有这么两个侄子,这是她对家乡唯一的牵挂。她坚决不回贫穷的老家,宁愿留在北京当一辈子佣人,但是扯不断的亲情让她时时刻刻思念。她的侄子不但不心疼这个孤苦的姑姑,还变本加厉地要钱。有一年大侄子培隆因为锁事与村民闹矛盾把乡亲打死,关了监狱,他们马上想到北京当保姆的姑姑,让她寄钱赔死者。爸爸妈妈不让她寄钱,杀人偿命,爸爸妈妈知道给他们钱也没有用。阿巧坚决跟妈妈预支了她的工资,毫不犹豫地飞速把钱汇过去,最后也没有解决问题,钱用到哪里不清不楚,提起不孝的侄子她很生气地说:“我死都不回去,那个穷地方,他们是一群穷鬼……”她边说边从抽屉里拿出一摞信和照片给我看,她说:“这是我香港的亲戚给我寄来的,她们让我去香港,我要去那里……”停顿一下她又说:“我要去就去香港,除了香港我哪儿都不去!”1972年大字不识劳苦一辈子的阿巧语出惊人,让我有些震撼,这是那个时代一般人不敢说的,更不敢想的。四年后她死在崔府夹道我们家中,凄惨地结束了悲剧的一生。2018年,我通过广东佛山市顺德区杏坛公安局找到阿巧的后人,我要告诉他们阿巧的事情,给他们阿巧唯一的照片。我从北京飞到广州,坐大巴车赶往顺德杏坛公安局,林局长接待我,他说何家还居住在杏坛的乡下,村子原名叫白马宁村,培隆、安隆已经去世,他们后代还在。小林局长给了我何家儿子的电话,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就站在当年阿巧的老家的杏坛公社所在地,就像电视里的寻亲节目一样,近五十年的愿望一瞬间实现了。第二天,在杏坛的一间大酒楼,见到安隆的老婆及她的女儿、女婿、儿子,他们非常热情请我喝早茶,吃顺德正宗的点心。我交给他们阿巧的照片,他们围着仔细看,说“真像”,他们指得是像他们的父亲安隆。他们从没见过久居北京的姑婆,家里没有一张姑婆的照片,看见照片,他们很激动,他们确认这个酷似父亲的人就是他们的姑婆。他们只知道姑婆在北京,因为家里穷、交通不方便,没能见到孤苦了一辈子的姑婆。我告诉他们,阿巧文革前在北京的市中心买了三四处房产,文革后不敢过问或者被迫交公了,我让他们联系北京东城区房管局,要回房子,杏坛的阿巧后代是可以代位继承的。他们听后都很吃惊,万没想到大字不识的姑婆居然在北京买了房子……
饭后,他们开车带我走进阿巧从小生活的村庄,汽车在村子里狭窄的路上穿行,因为家家都在不大的宅基地上盖起三层楼房,进到楼房里,每间屋子又高又大,现代化的电器,新式的家具,他们说不再种庄稼了,年轻一代都在工厂,或是自己开工厂,或是当老板的助手,家家丰衣足食。培隆的两个儿子早年偷渡去了香港,遗憾没有见到他们。
离开白马宁村,我从车窗往外看,就想多看看那片阿巧再也没有回来过的土地……窗外是从前的公社所在地,如今是平坦的大马路,麦当劳、KFC、大酒楼飞速从眼前闪过,公社早已灭迹,物非人在,年轻的人们对那个离开家乡之前从没有穿过鞋子的姑婆阿巧模糊、陌生、淡忘……妈妈到北方五十多年,广东话依旧说的字正腔圆。一次我跟她回广州,她在街边的店铺停下来,用广东话问价钱,售货员满脸狐疑地打量这个一身北方装束的大妈,问:“你这么会说广东哇(广东话)?”妈妈说“我是广东人呀?”售货员惊奇说“你的广东话说的这么好!”因为妈妈说的是标准的广东话。我们小时候,妈妈要教我们说广东话,我们都不爱学,觉得没用,我们在北京天天说普通话,没有机会说广东话,妈妈总是遗憾地说你们都不会说广东话。其实我们听惯了妈妈和阿巧的对话,广东话能听懂大半,我到广州跟那些说不好普通的朋友说“我会听,不会港。(我会听不会讲)”让他们跟我说广东话,我用普通话回答。我们从小妈妈在家里接待的朋友都是广东人,有和她一起北撤的留在北京工作的,有来北京出差的广州老战友,外联部的连贯夫妻是和我父母一起北撤的干部,和他们来往最多。小时候妈妈带我去天津先去了天津音乐学院的廖辅叔教授家,他是妈妈在广东时期的老战友。后来音乐学院迁到北京,成立中央音乐学院,廖教授一家搬到北京,住在学院里,妈妈常去他家。在天津我只记得一个场景,就是廖教授夫妻送我们出门,站在学院大门外跟妈妈说着广东话告别,好像意思说很快要迁到北京去了,廖教授怕我听不懂广东话,特别跟我说普通话,说北京见。文革后我跟妈妈到中央音乐学院看廖伯伯,正值学校招生办找他问他当年是否还带研究生,他因为年纪大拒绝了。廖伯母跟妈妈聊天说着广东话,怕我听不懂,我赶忙说:“你们说吧,我能听懂。”说起文革的遭遇,唏嘘良久,廖伯母神秘地告诉妈妈,文革时学生抄他们家,她说身体不好,不能动,坐在家里的一个地方一动不动,任凭红卫兵打骂,就是不动,实际上她的屁股底下压着金条首饰,所幸没有遭劫,我们听她述说都轻松地笑了,她那段经历可不堪回首,心有余悸。廖伯母以这种方式藏匿财产还真是少见。文革一开始我妈妈就把家中的碎金子上交了,那都是用工资兑换的,妈妈镶牙用了一点儿。妈妈让我到海淀的一所大学找一个老战友陆阿姨,因为广州的朋友都惦记她,让我如果找到她问清楚她家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我顺利地找到陆阿姨,她一见我就打听我姨姨的消息,我告诉她姨姨在南京,她说1946年北撤在船上都是我姨姨精心照顾她,当时陆阿姨怀孕又晕船,船上五天五夜就是吐,不能进食,身边没有亲人是姨姨照料她,让她记了一辈子,解放后再没有见到远在南京的姨姨,这是陆阿姨最大的遗憾。印象最深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马特教授也是妈妈广州的老朋友,我曾跟妈妈去他家,文革一开始就听说他自杀了。妈妈跟这些留在北京工作的老朋友能说广东话痛快地聊天。五六十年代家中往来皆老广,谈笑从前事。
五十年代妈妈(中)在北京家中接待广州朋友
再说妈妈另一个魂牵梦萦的爱好就是割舍不了的粤剧。妈妈在广东生活了三十年,从小跟家人去听大戏(那时粤剧叫大戏),耳濡目染就喜欢上,听多了就会唱了。妈妈会唱粤剧老剧目的所有曲子,她有时候兴致来了,就给我们唱起来,妈妈女中音的嗓子入神地唱,看着我们几个眼神游离心不在焉的样子,只得停止自我陶醉的曲音。广东话唱的粤剧,我们姐妹一个字都不懂。妈妈无奈地看着我们四个不解曲情的女儿,怎么就阴差阳错地生下四个北京丫头。粤剧女王红线女从广州来北京演出,都是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给予她是很高的待遇,红线女从香港回到广州工作,带动了粤剧的繁荣发展。妈妈想办法从广州粤剧团的老朋友处得到消息并帮助她搞到难得的票,当然还有我的份,我一句都听不懂,但有字幕。我想一定会有哪位中央领导人观看演出,那天周恩来到剧场,他是开场后才进来,虽然不合规矩,但是台上继续演出,台下鸦雀无声,没有一丝波动。妈妈更是眼盯舞台,耳听唱曲,谁来谁走与她无关。八十年代妈妈放弃“对女演唱”,她回到广州,和老朋友聊起粤剧,头头是道,如数家珍,在粤剧团当领导的老朋友让她把她所知道的有关老粤剧的情况写下来,包括曲目及曲词,这是她最兴奋得意之时。粤剧后来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重视,被定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妈妈没有能想到她的挚爱还在永久传承下去。“大汪姨会写广东字(一种难写难读的字),现在几乎没有人会写。”“大汪姨会唱粤剧,我们父母都不会唱,现在年轻人更不会了。”我梦中想着妈妈早已脱去“干部”外壳,是一位喜爱做手工,写文章,唱粤剧……的女人,展现在没有是非、没有纷争、不用写总结,更不用写检查的干净的舞台上。妈妈在1963年唯一一次路经广州到阳江闸坡去采访岛上的妇女。她回来跟我们说她在岛上每天跟渔民在船上吃饭,每顿饭都是米饭咸鱼,没有别的东西,那时饥荒之后正值经济复苏的年代,岛上的食品匮乏可想而知。妈妈在闸坡的渔船上
退休后妈妈每年冬天回广州,住上一两个月,那是她最高兴,心情最放松的日子,广州的老战友轮流请她吃饭聊天,一辈子不会做饭的她大快朵颐吃粤菜,顿顿少不了她的最爱烧鹅,她每次回北京都惋惜不能把烧鹅带回北京,太好吃了。
八十年代妈妈(左二)在广州和老战友合影
其实妈妈最想最后的归宿是她的故乡广州,广州的老战友在中山八路新建的养老院给她留一间房子,极力劝她到广州养老。她非常想在那里养老,那里有一年四季的绿树红花;有她喜欢的广东菜;有她永远有话可聊的年轻时代的老战友们;有她可以天天说广东话的氛围,但是我绝情地说“不行,你不能去!”因为她想去的那个年代,如果我们打算从北京到广州去探望她一次,谈何容易,妈妈要是有病有事,五千里的路途,我们得坐上两天的火车,往返火车票是我一个多月的工资,我忍痛制止妈妈最后的希望。妈妈老了腿疼,走路困难,妈妈去不了广州养老更无法奢望去姐姐多次邀请她去的澳洲,那两个地方都有她最喜欢的花草树木,温暖的冬季,这都无法属于她的了,她只能生活在北京逼仄的水泥空间里度过寂寞的晚年。最近多年,我是因为妈妈抗战时期在广东工作过的十二集团军,还有1946年二千多两广干部北撤的事情(爸妈都是北撤干部),与广州方面除了网络联系还多次往返北京广州两地。那边的组织者让我们姐妹提供父母的老照片文章等等。我追寻妈妈工作过的地方,我一个人去深圳大鹏湾沙鱼涌,找到爸妈与两千多干部登上美军舰艇的岸边,从此妈妈离开她挚爱的广州。
大鹏湾沙鱼涌是爸妈离开广东的地方
近十几年,广州那边妈妈战友的子女一直跟我保持联系,我始终跟广州有着剪不断的联系,我最思念妈妈喜爱的故乡广州。
在广州我(左二)与妈妈老战友合影
刘克阳专列
刘克阳:年轻时三次恋情
没有轰轰烈烈只有无奈
刘克阳:姐姐探亲带来的
高级牛奶糖,被狗吃了
刘克阳:带病走山西
回京后切除大半个胃
刘克阳:村里的年轻人
“我们太穷了,什么也买不起”
刘克阳:回乡日记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