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晖丨刘海鸥：​妈妈的青春岁月，湮埋在抗日战火中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刘海鸥，笔名凌之，1988年赴澳大利亚马克立大学读博士研究生，后因病辍学。1990年代初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纪实文学《半壁家园》《海鸥南飞》《刘海鸥作品集》三集、《夕出阳关》、姐妹合集《我们的田野》。

原题

妈妈在十二集团军

作者：刘海鸥

冲出象牙塔

1934年妈妈从广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在从化和南雄教书，因为工作优秀，1936年女师校长邀请妈妈回到广州参加中山大学附属实验小学的建校工作。

实验小学的教学法十分新潮，教师们自己编写教材，带着学生种试验田，参观军舰、飞机场、自来水厂、水泥厂，以辅助教学，增长知识。学校办得生气勃勃。

妈妈像以往一样不负众望，成为全校公认的模范教师，后来还当上了教导主任、校长。如果就这样踏踏实实地教下去，她或许会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小学教员或者成绩卓越的小学校长，但是全国正处于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中，这个思想灵敏，热情蓬勃的新青年怎么可能沉稳地站在讲台上呢？

妈妈（中）和实验小学的同事们

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山大学的爱国学生十分活跃。大学生里有很多共产党员，经常开会，宣传抗日救亡道理，很多活动都是半公开的。妈妈的妹妹汪绥祚，我的姨妈（在众多兄弟姐妹中，只有她俩是同父同母姐妹）是中山大学的学生，也是一个爱国青年，只要有活动就拉妈妈一起参加。妈妈的眼界开阔起来。

大学生每天课后都到附近的农村去作抗日宣传。夜晚，他们唱着革命歌曲，结队返回校园。歌声传进妈妈的宿舍：“轰轰轰，哈哈哈哈哈，轰！我们是开路的先锋……”妈妈听着，羡慕、向往和苦恼。这些歌她都会唱，她盼望自己有一天也加入歌唱的人群中。相比外面的抗日浪潮，实验小学如同象牙塔，一潭静水，与世隔绝。妈妈感到窒闷，空虚，她想冲出去，却不知向何处去。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开始。日军入侵华北，向南逼近。广州不断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实验小学停课，复课时间遥遥无期。从表面看，广州一片死气沉沉。妈妈热切渴望投入抗日救亡的行列，但是报国无门，更是陷入沮丧和彷徨之中。

10月，妈妈回校打听何时开课，遇到一个中年人。此人身材高挑，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身着一套毛料西服，见到她第一句话说的就是：“密斯汪，你还是回来跟我们一起干吧，这儿的工作需要你参加。”一口标准的“官话”，话说得又有礼貌，又有吸引力。这个人叫尚仲衣。

尚仲衣先生是有名的爱国教授。1927年在美国留学期间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回国之后曾在北大任教育系教授。日本侵占东北后，尚教授积极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秋，应中山大学之聘，任教育系教授及教育研究所代所长。

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下，国民党广东绥靖公署党政处处长钟天心发起组织了“抗战教育实践社（简称抗教社）”，由尚仲衣教授主持“抗教社”的实际工作。他借中山大学附中的致公堂为教室，开办了一个“抗战教育实践社自修班”，招收进步青年，培训他们成为抗战工作的骨干，以便组成最广大的抗日阵线。

妈妈就是在这时候认识了尚先生。他说的“这儿的工作”就是“抗教社”的工作。妈妈二话没说立即搬来了铺盖卷。

她在革命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抗日“苦行僧”

“抗教社”的经费由政府开支，工作人员都是义务参加。妈妈在自修班里当指导员。课上宣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及战时民众的组织宣传训练。课外慰问伤兵，组织歌咏队，出街头壁报，办妇女识字班，发动抗日示威游行。在石牌乡他们还建立了一个中山大学乡村服务试验区——“贫苦青年教育团”，对家庭经济困难而无法上学的青少年进行教育。

妈妈还参加了演剧队到乡下演出。每到一个村子先敲锣打鼓，村民们以为是走江湖的艺人，争相传告“卖武”的来了，层层围观。他们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到高潮处，观众义愤填膺，有的流下眼泪，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妈妈说，第一次上场演出还出了一点小状况。那位演老汉的拿了一个烟袋锅当道具，烟袋锅十分夸张，杆子有一米多长。点烟时若吸烟嘴，胳臂就够不着烟袋锅，若要点燃烟袋锅，又吸不着烟嘴。演女儿的妈妈在旁边看着他的狼狈像，忍不住笑起来。一笑不得了，收不住了，笑得直不起腰。老汉也笑得忘了台词，观众也跟着笑成一片，只好暂时停演。我喜欢这段故事，那时候这样的“笑场”绝对不会构成政治事件。我好像看见，年轻的妈妈活泼、调皮、爱热闹，也爱革命。

不久中山大学迁往云南，妈妈和她妹妹不愿意离开“抗教社”，自愿留下，这样她的工资就没有了，即使如此，她也甘愿义务工作。

1938年战事日益严重。“抗教社”在当年春天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是抗战精神的种子如蒲公英那样在农村工厂各行各业中散播。

妈妈与中山大学、广州大学的一些同学又自发开办了几处夜校。白天，敌机在市区上空狂轰滥炸；晚间，民众夜校的灯光似繁星点点。妈妈一行七八个志愿者从城市西区步行到河南区，来回要走四五个钟头，在黄花岗旁的永泰乡、区庄分别给成人班、妇女班、儿童班上课。教工人农民识字，讲抗战道理。深夜工作结束，就像她曾经羡慕和向往的那样，一群人踏着星光唱着救亡歌曲回家。

妈妈（左）和妹妹汪绥祚（苏凝）

1938年春，妈妈和姨妈秘密参加了中共广东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阅读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基础》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这一类她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书籍。读书会的组织者是广东省地下党支部书记邝启常。

6月，由邝启常和梁威林（1949年后曾任广东省政协主席、广东省副省长、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两人作为妈妈和姨妈的介绍人，姐妹俩同时加入共产党。入党仪式就在妈妈的家里举行。她们举手宣誓“坚持执行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从那个时候起妈妈做好了无条件地服从党组织和把一切献给党的准备。

她一辈子遵从誓言，以至完全失去了自己。

也是这年6月，国民党政府在广州设立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任命国民党中将余汉谋为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第四战区的广东辖区所属部队为第十二集团军）。余汉谋本人是一个抗日爱国将领，“七七事变”后，他曾发表《告将士书》：

当此民族战争开始发动之时，我们当前的急务惟在如何淬厉奋发，加紧抗战的准备，期以我们的最后一滴血，为国家民族挥洒于战场，收复东北失地，打倒帝国主义，完成国民革命。

他向八路军驻粤办事处主任云广英表示，希望发展一批抗日骨干，“帮助整顿部队、训练干部”。广东地下党决定派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到余汉谋部工作。

第四战区政治部成立，政治部主任是余汉谋的亲信李煦寰（现香港名人李柱铭之父）。他也比较开明，收纳了很多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没有公开身份）到政治部。中共党员左恭任政治部主任秘书，尚仲衣教授任政治部第三组上校组长（那时郭沫若从日本回来，在武汉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组建第三厅，收揽文人搞抗日宣传，于是各地国民党军政治部都设第三组。工作就是宣传——画宣传画；写宣传材料；组织宣传队），中共党员石辟澜等是这个组的成员。政治部成为既有国民党、共产党，也有第三党的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联合体。

8月。虎门已闻炮响。工农夜校的志愿者逐渐星散，只剩下妈妈一个人苦苦支撑。尚仲衣先生对妈妈说：“你每天在路上走就花去四五个小时，这种苦行僧式的方法并不能解决太多问题。”他叫妈妈参加由政治部第三组主办的“八一三”周年纪念献金运动筹备会。献金运动始于武汉。1938年7月，武汉掀起“七·七”一周年纪念献金运动。广州积极响应，第一天献金就达五十万元。运动历时一周，全市共获献金一百万元，群众的爱国热情由此大大激发。

妈妈仍然舍不得丢掉农村那一摊工作。农民太可爱了，他们爱国情绪高涨，甚至要求上面发给他们枪支保卫家园。她白天参加献金工作，夜晚仍旧去当“苦行僧”，直到广州大撤退时，才不得不放弃了农村夜校工作，奔赴粤北，继续战斗。

追赶母亲

“献金运动”之后，尚仲衣教授动员妈妈姐妹俩也参加政治部的工作。经过地下党的批准，她们先后考入第四战区的政治大队（“四政大”）。当时全队共六十人，共产党员就有二十九人。所有的共产党一到政治部就自动地成为国民党员。妈妈一拿到国民党证就撕掉了，她从来不认同国民党的身份。

1938年的9月19日，日军发出了对广东的攻击令。大战在即，人们匆匆逃难，广州城陷入一片混乱。

妈妈的父亲（我外公）准备带领一家人到澳门五爷爷的家中避难。妈妈的母亲（我外婆）连夜收拾全家运往澳门的行李，哪知临上船前外公拉了脸问外婆：“你做什么去？”外婆说：“不是逃难吗？”外公说：“逃难是逃小孩，你一个大人逃什么。”外婆只好留了下来，眼巴巴地看着丈夫带着小老婆和孩子乘船远去。

妈妈那时刚刚参加政治大队，正忙于工作，闻听此事大怒。自从父亲娶了小老婆，她母亲就被抛弃一旁，广东人称为“失匙夹万”（丢了钥匙的保险箱，永远不再打开）。妈妈从小跟着母亲生活，对她的父亲一直心怀怨恨。要是知道危难之时，父亲竟这样对待母亲，她是决不会让母亲受这等侮辱的。她责怪母亲：“他们害了你一辈子，你怎么还要跟他们一起走？”母亲说：“大难临头，我不走怎么办？”妈妈说：“你就跟我在一起，我一定会保护你的安全。”

战事越来越紧张。10月12日，日军以七万陆军、五百艘舰船、一百多架战机，在大亚湾一带强行登陆。21日凌晨两点，蒋介石命令余汉谋部撤退粤北。

政治部一片忙乱，大家在处理文件，该带走的带走，要销毁的销毁。妈妈也在帮着收拾文件。尚仲衣先生对妈妈说：“你母亲还留在广州，队伍随时都可能离开，你的母亲怎么办？”这的确是个大问题，妈妈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尚先生提议：“这样吧，我的妻子在桂林的中山中学教音乐。你现在赶紧带着你母亲投奔我的妻子。她人很好，一定会帮助你的。你把母亲安置好就立刻回来。”妈妈想想也只有这样了。她匆匆替母亲收拾了一箱衣服，自己没有时间去桂林，只能把母亲送到码头。码头在沙面白鹅潭口。逃难的人们如打架，你推我搡，拥着抢着往上船挤。妈妈左推右挡，好不容易把母亲送到了船上，目送船只渐去渐远。

仅仅一两天后，政治大队全部人马得到命令立即撤离。妈妈正准备和队伍撤退，一个同事劝她：“你怎么能丢下母亲不管了？万一她中途出了意外，你会一辈子于心不安。你应该赶快把她追回来，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同事还说：“你快去，即使再危机，我们也会有人留下等你回来一起走。”

妈妈本来就放心不下只身逃难的母亲，一听这话立即请假去寻找。她又到了沙面码头，等船的人更多了，人们像发疯一样不顾一切地逃命，妈妈根本挤不上去。她正在同别人争抢时，碰上了同学钟琼华。钟琼华问：“你也去逃难吗？”妈妈说：“我去追赶母亲。”钟琼华说：“不行呀，你别坐这条船了，船已经超载，危险。你不如先坐广三线（广州——三水）火车到桂墟，再从那里坐船北上。我老家就在桂墟，你找到母亲就住在我家好了。”

妈妈一想，有理，到了桂墟还可以请卢月樵先生帮忙。卢月樵先生是汪家的世交，老家就在桂墟。妈妈立即去赶开往三水的火车。火车早已经挤满了人，根本上不去。妈妈勇猛地抢到了一个站在车门外台阶上的位置，紧紧地拉着扶手。每节车厢门外的台阶上都摽着好几个人。一路上车警不断伸出头来地朝他们喊：“小心！拉紧！不要摔死！”

火车总算把这个摽在车门外的年轻女子安全送到三水。妈妈直奔桂墟找到了卢月樵。卢月樵在桂墟经营一间西药房，为人十分开明，身在乡间却胸怀天下，熟知苏联、日本和中国的局势，并且热心仗义，他马上替妈妈租了一条船，让船夫开足马力去追赶母亲。

船上只有妈妈一个人，船舱里面非常干净。船板上铺着新的席子，还有矮桌子、小凳子。船夫拜了河神，就启程了。船行一程，果然追上了母亲乘坐的大船。小船接了母亲掉头而行，回去是上水。河滩非常险峻，水也急，几个纤夫在岸边拉纤，步履维艰，船缓缓而行。

回到桂墟，妈妈把母亲安顿在钟琼华的家里住，在卢月樵家搭伙。看到一切都安排好了，她连夜启程回广州。还是坐的广三线火车，来时那么挤，回去时火车上竟然没有一个人，妈妈一人占了一个车厢。

追母亲的故事，妈妈讲得生动入微。在我听来，是她生命中的一个亮点，它展示了妈妈真正的一面——一个为了母亲而不顾一切的女儿。充满人情味，我喜欢。虽说妈妈是共产党员，有重要工作在身，但她还是把母亲的安危放在了第一位，只有如此热爱母亲的人才会热爱自己的祖国。

她母亲得到了卢老先生的细心照料，也投桃报李，卢月樵的儿子卢鑑锟当时在中山大学医学院读书，害了很严重的香港脚，皮肤都烂掉了，回家休养，躺在床上不能下地。母亲天天帮他清洗疮口，敷药，洗绷带。卢鑑锟非常感激，认她为干娘。从此我妈妈多了一位干弟弟，我多了一位舅舅。妈妈与鑑锟舅的关系亲如手足，远远地超过了她那些异母弟妹。

妈妈（右）在广州撤退前与母亲妹妹照相留念

战地姊妹花

妈妈回到广州的这天是10月21日，广州失守前夕。城市已经做好了巷战的准备。街头垒着沙包，珠江的铁桥竖立起来，阻止日军渡江。妈妈下了火车直奔政治部。所有的人都已经集中在门口，身上背着背包，准备出发了。见了妈妈，第三组的画家们黄新波、梁永泰、郁风等平日和妈妈相处很好的队员大喊：“大汪姐，你怎么才来，简直不能再等了！”

“四政大”队员乘坐木船撤离广州，在三水河口上岸，步行到四会县城。其中二十一人随政治部北上翁源慰问部队，其余三十九人留在西江开展民运工作。妈妈和她妹妹随政治部与大部队行军北上。每天至少走七八十里地。政治部最后设在翁源城外的一座古寺里。队员们分住在老乡家，每天早上到河边掬水洗脸，对影梳妆。

妈妈和妹妹——人称“大汪”和“小汪”——是政治大队里的一对姊妹花。两个人有相似的地方，都是美丽出众。眼睛明亮如水，眉毛细密，鼻子挺拔，小嘴精巧，典型的东方美人。两个人对革命工作的态度也是一样的，热情高涨，忠诚无比。但是她们的性格截然不同，妈妈热烈开朗，直率单纯，姨妈则是温雅含蓄，柔中带刚。如果用花来比喻姐妹俩，芙蓉和白莲再合适不过。

妈妈留了一张当时的照片，姐妹俩身穿戎装。妈妈额前的刘海已经不见，浓密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向后梳去。姨妈则是齐耳短发，两个女子虽是一副巾帼不让须眉的英姿，却难掩天生丽质。

妈妈适合做实际工作，而且完成得很好。她作为一名普通政工队员被派到师团基层单位，踏踏实实地完成着地下党交待的任务。她的职务为教导员，领衔中尉，随着部队在四会、翁源、兴宁、曲江、始兴等地转战。她的工作是给士兵上政治课。国共两党正以最高的宽容度相互接纳，任何一个小县城都可以买到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和毛泽东的著作。妈妈以《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书为课本，深入浅出地给士兵讲解抗战形势，告诉他们如果不当亡国奴，首先要停止打内战。妈妈深信并且告诉士兵，只有共产党才是最坚决抗日的力量（此信念来自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妈妈还教他们唱抗战歌曲，为他们演出抗日话剧。课余时间她和士兵聊天话家常，慰问伤病员，代写家信，缝补衣服，和他们打成一片。

而姨妈则是做领导工作的材料，而且是一个非常得力的领导。她留在政治部工作，军衔上尉，是李煦寰办公室的政治特派员。她在政治部公开的工作是与各师政工队联系，把他们的工作情况及意见要求向李煦寰反应；调派政治大队队员工作；培训政工总队队员并输送到各师团。同时她秘密地做着党内的工作，是政治部地下党组织的核心成员。与分散到各部队的党小组长实行单线联系，传达党的指示。姨妈与李煦寰工作接触很多，她沉着冷静，细致周到，深得李煦寰信任，为共产党作了许多重要贡献。

导师之死

1939年春，妈妈随着第四战区司令部司令长官组成的战地视察团去两广前线调查。主要了解战备佈防和军中士气。地下党指示妈妈趁此机会了解各司令长官的政治态度以及前线军队的政治工作状况和需要，以便党组织训练大批政工队员派往各师团。

视察团从广东前线出发到达广西，翻越十万大山，一直到南端的北海，为时两个多月。最后一站在桂林停留，之后就要返回总部了。一天中午，政治部专员叶兆南（即孙大光，1949年后曾任交通部长、地质矿产部党组书记、部长等职）来找妈妈。他的神色很坏，把妈妈带到一个没人的地方说：“尚先生不幸覆车死了。”妈妈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哪个尚先生？尚仲衣吗？怎么可能呢？一个活生生的革命斗士，怎么会突然间就没有了呢？叶兆南说：“尚先生到香港去接他的妻子儿女，坐的是长途汽车。车子开到怀集，不知道怎么滚到公路边的水塘里，水灌进车里，夺去了他的生命。”

几天后，政治部的党员和革命同志在曲江召开尚仲衣先生追悼会，请画家给烈士画遗像，发现竟然找不到一张他的照片来临摹。妈妈想起来她存有一张尚先生的照片。那是在广州撤退前几天，她在政治部第三组帮助收拾文件时拣出来的。当时尚先生交给她一大堆旧照片让她处理掉，其中有几张是尚先生本人的。妈妈拣出来说：“这些照片烧掉多可惜呀。”尚先生说：“不要了，你愿意要就留下吧。”妈妈珍藏了起来，现在拿出来让他们拿去画像。

尚仲衣先生

开追悼会那天，妈妈没有去参加。一个党员同志巧姐（何巧生）劝她：“去参加追悼会就是一次和敌人的斗争，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你应该去！”妈妈说：“说什么我都不去。几天前一个生龙活虎的猛士，几天后开他的追悼会，我没办法面对！”气得巧姐骂她：“你比拿破仑还要倔犟！”妈妈心里说，我哪里是什么拿破仑，我脆弱得根本没有勇气目睹那个场面。

妈妈独自在屋里默默地追忆，以自己的方式悼念尚先生。是尚先生引导她走上革命道路，广州抗战教育实践社热火朝天的工作仍然历历在目。尚先生十分欣赏妈妈的工作干劲，有一次对她说：“你工作很积极，但是还需要多读革命理论书籍。”他送给妈妈一本季米特洛夫的《反战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她还记起，有一次尚先生让她代发一封电报给肤施某人。她看这个地名很陌生，问这是什么地方。尚先生答，就是延安。不久延安寄来了一大批学习材料，妈妈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尚先生是在延安的指导下工作的。

等妈妈心情平静下来，她开始为自己拒绝参加追悼会感到后悔，多年以来，她一直在后悔。1994年她在为《尚仲衣纪念文集》写的一篇文章中说：“我永远在想，如果我在敌人面前做过错事，使他们得意的话，那就是这件事！”

湮灭的青春

战争中妈妈的伤痛不仅仅在于离开亲人母亲和失去导师战友，还有被战火湮埋的青春岁月。妈妈是个漂亮女子，但她始终是孤身一人。行军转战的动荡可能是一个原因，而信仰、对主义的忠诚更是限制了她和异性的交往。

妈妈当然不乏追求者。七十年代初，她和我说起这些人时，正在没日没夜地写上诉书，妄图推翻因为参加过十二集团军而扣在她头上的叛徒之类的结论。她每天冥思苦想地挖掘三十多年前的人和事。这样就引出来了一件有关爱情的往事。

故事开始于1937年左右。妈妈正在抗战教育社里工作。前面已经说过，每天晚上她都要到黄花岗附近的农民夜校，直到夜半三更才和工作人员们一路走回到黄沙。他们唱着歌，沉浸在刚才工作的兴奋中。这正是妈妈向往已久的生活，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

同行的伙伴中有很多中山大学的学生，大家一起走路很安全。但是还有从天上来的危险，日军进逼广州，人还没到，飞机已经频繁骚扰。飞机一来，大家就要分散开来藏身躲避。有一个教育系的学生小余，对妈妈很照顾，总是迅速把她拉到安全地带隐蔽，甚至以身体掩护她。每天晚上，他都把妈妈送回家，一路上跟她讲新民主主义前途、共产主义理想。小余是个英俊青年，大家都叫他靓仔。他是中山大学共产党支部的书记，中山大学抗日先锋队指挥部的秘书。在他的帮助下，妈妈对共产党的认识日益提高，最终入党。

1938年8月，小余根据党组织的要求参加了国民党第四战区政治大队。一个多月后，妈妈也由地下党批准参加了政治大队。她立刻跑到政治部告诉小余这个消息，两个人又能在一起工作了，兴奋无比。

广州失陷，政治部紧急撤退。队伍到了四会时作暂短停留。先一步到达的小余听说妈妈也在撤退队伍中，跑到人群中一个个地寻找，终于看见了她。战乱之中相遇，两人分外激动。小余含蓄地对妈妈表达了他的心迹，他说：“以后我们就在一起工作了，我们现在都是无家可归的人，今后在一起要互相照顾。”

战火也会放出瑰丽的色彩，那是因为战火中的青春。

此后他们一路同行。小余确实对妈妈很好，帮她拿行李，安排宿营，什么事都不需她亲自动手。队伍到了东江（梅县）后，政治大队的队员被分配到不同的地方。小余留在东江的群众动员委员会工作，妈妈则被派到兴宁县做妇女儿童团等民众工作。小余跑到“动委会”请求把妈妈也留下来，没有得到批准。两个人恋恋不舍地分手了。

在兴宁，妈妈非常思念小余，给他写了好多信。刚开始有一两封回复，后来就没了音讯。她不断地写，盼望着，等待着，却再也没有收到过一封他的回信。妈妈做了千百种猜测，转移了？生病了？牺牲了？变心了？他在哪里？

1939年5月，妈妈完成了四战区司令长官战地视察团的调查工作，队伍回到曲江解散。她马上四处打听小余的下落。听说他在曲江一个县级民众教育馆，带着一些中山大学女学生工作，立即飞跑到教育馆去找他。小余见妈妈来了，很是吃惊，问：“你怎么到这里来了？”他的态度冷冰冰的，比和一般同志见面都不如，连手都没有握一下。他说：“我现在很忙，没有时间和你说话，你自己先安顿一下吧。”怎么安顿？在曲江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妈妈借了一张帆布床，在骑楼下支起来，就这样披星戴月地在露天睡了。夜里眼望星空，一颗流星倏忽划过，由明到暗。

明明知道妈妈的困境，小余根本不过问，再也不像撤退路上那样四处为她张罗。妈妈一万个不理解，很想找他好好谈谈。几天过去了，小余总是推说太忙，没有时间。有一次甚至说了更让人伤心的话：“过一天是一天，有什么好谈的，我们又没有共同工作。”

妈妈有个女师同学冯榕生也在曲江工作，她含蓄地对妈妈说：“你把你母亲接回来吧，我们都羡慕你，你母亲有个这么靓的女婿。”妈妈心里很难受，别人都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可是谁知道事情莫名其妙地起了变化呢，连她自己都是云里雾里，他是不是变心了，有了新的女朋友呢。妈妈问冯榕生：“最近小余和谁更接近？”冯榕生闪烁其词：“他对大家都一样啊，就是好像你来了以后，他变得更深沉了。”

妈妈不想再等了，她决定回部队。临走前她又去找了小余，说：“你完全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我不能理解，我走了。”事已至此，小余终于摊牌。他说到了粤北后他得了恶性疟疾，几乎要死去了，政工队里一个姓孔的女同志衣不解带地日夜侍候他，使他终于挺过了病魔。小余十分感激她，而孔女士本来就暗恋着小余，一来二去，两个人就好上了，现在已经同居。小余说：“事情就是这样，已成定局，咱们好离好散吧。”

妈妈如雷轰顶，她知道这个孔女士，在中山大学时和她妹妹是同班同学。妈妈说，这个人长得奇丑，烂眼边。除了难过，她也不服气：一个丑女竟打败了美丽的女子，得到了公认的靓仔。妈妈没有和他哭闹，决绝地退出了这段关系，但是心中的伤痛竟让她一辈子不能释怀。毕竟感激不是爱情，小余和孔女士的同居没有维系多久，就分手了。孔女士后来终生单身。这一切妈妈不再关心。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十二集团军冤案平反（文化大革命中，曾在十二集团军工作过的地下党员，全军覆没，均被打为“叛徒”，是为“十二集团军冤案”）。老战友们每年都邀请妈妈回广州聚会。当年的小余已经是广西的一位省级干部，听说妈妈到了广州，就去找连贯（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他的夫人林琅也是十二集团军的地下党领导），请他向妈妈转达想见一面的愿望。妈妈的回答很干脆：“不见。”一次一个十二集团军战友邀请她去看戏。这帮老战友知道妈妈对粤剧情有独钟，只要有了新戏上演一定请她去看，她也是一场都不放过。战友说也邀请了余某一道看戏。妈妈一听，当即拒绝前往。

妈妈不是记仇的人，她这一辈子，我从没听过她对某人的非议，或和某人结下不解之怨，可见当年小余的绝情是多么严重地伤害了她。在我看来，小余的情变也无可厚非。在那种恶劣环境下，尤其是病人，心理和情感都是很脆弱和需要爱护的，男女互生情愫，可以理解。妈妈却考虑不了那么多，黑就是黑，白就是白，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没有变通，不能改变。这就是妈妈的性情。

撤离十二集团军

1941年初发生了“皖南事变”。国共两党的合作再次破裂。国民党开始“限制异党活动”，在妈妈的十二集团军里引起了极大震动。政治部主任李煦寰在国民党中央的指令下，开始抓捕共产党人。政工总队地下党组织的工委书记廖锦涛、王珠、邝清辉等人被捕。王珠牺牲，廖锦涛自杀。（后来的纪念文章中都说廖在狱中被迫害致死，回避了“自杀”一事。“自杀”一词，和后来的“自绝于人民”是同义词，遭到鄙弃。难道“宁为玉碎”的自杀不也是一种壮烈吗？）

在李煦寰手下工作的姨妈处境也十分危险，但是据说李煦寰对她存有偏袒之心，他其实早就怀疑或者知道她的真实面貌，但又敬重她的为人，不愿意加害于这位得力助手，于是对她说：“现在这里的工作用不着你了，你可以另作打算。”暗示她应该离开了。姨妈此时也得到了党的指示：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立即从十二集团军撤离和隐蔽。她迅速离开了政治部，并派人通知所有地下党员赶快撤离。

妈妈当时正在基层153师兵营的一个团部，给士兵办政治轮训班。还在宣传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统战精神，不知道自己正在老虎嘴上拔毛。好在军事长官从不过问她的工作，爱讲什么讲什么。

那阵妈妈得了疟疾，天天发病。有一天吃完午饭，她还没离开食堂，电话铃响了，是一个叫“张大哥”（张融，政工大队的女队员）的人给她打来的。“张大哥”说：“最近风声紧，戡乱。政治部主任李煦寰公开反共了。政工大队的地下党领导人都已经撤走，你妹妹也离开了。你要特别小心，马上找借口撤离，并尽可能通知你见到的人。”妈妈接到指示，立刻向团里告了长病假。可能是因为戡乱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基层，也可能因为她天天打摆子，又是单独一个女子在团里，无人照料，长官没有怀疑，没费口舌就批准了，还很关照地派了一个马车夫赶车送她走。

一路上经过别的师团，见到政工队员，妈妈就通知他们撤离，并叫他们赶快通知别人。很快政工队的地下党员纷纷“请假”，无声无息地脱离了十二集团军。

妈妈撤退后的第一件事情是去接母亲。白天赶路，晚上住在老乡家，一路飞奔。母亲此时已经在曲江安身，身边围绕着一群活泼的年轻人。梁永泰，才华横溢的木刻版画家。他是一个靓仔，大家叫他泰仔（1956年他到福建一个海岛为“建军节”的创作采风。在写生时被解放军当做美蒋特务画地图而击毙。45岁英年早逝，算误杀，算烈士。得到噩耗，妈妈找不到他的照片，在照相簿里贴了一张从画报上剪下来的他的木刻作品“在动物园里”以志纪念）。妈妈读书时的密友余彩秀（后来叫余迪）和她的丈夫陈原（1949年后在国家出版局工作）也在此地。他们除了做群众工作，还从事世界语的推广活动。两人没有工资，只有二三十元生活费，生活清苦，可是充满活力。这些年轻人和妈妈的母亲相处得很好，经常结伙到她家吃饭。母亲的烹调手艺非常高明（因为如此，妈妈这一辈子根本不会做饭，倒成就了我们几个孩子的烹调技术）。见母亲生活得很安全，妈妈松了一口气，

年轻人聚在一起，为妈妈接风，少不了又是一顿她母亲烹制的丰盛美食。席间余彩秀问妈妈下一步怎么打算。妈妈想得很简单，留下来和母亲在一起，顺便治疗疟疾病。陈原忙说：“大汪，千万不能留下来，这个地方离政治部总部很近，出出进进都会碰到他们的人。你若是被他们抓住，就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何筱静刚刚牺牲，她就是在撤退的路上被宪兵队抓走的，在转押的途中就被枪毙了（何筱静，也是政工队员，17岁入党，1941年七月被捕，牺牲时年仅20岁）。你得马上离开这里。”

妈妈一听，不敢久留。第二天一早就带着母亲悄悄离开曲江，目标桂林。她先在乐昌停留了一阵。中山大学医学院战后迁到乐昌。她的干弟弟卢鑑锟恰好在此上学，悉心帮她治好了疟疾。

妈妈正准备动身去桂林的时候，一个叫小陈的人（陈能兴，时任中共粤北省委候补执委。1949年后，任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港澳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代表地下党组织来找她。妈妈奇怪，党怎么会知道她在这里？原来卢鑑锟也已经是地下党员，他帮助妈妈联系上了党组织。小陈和她谈了当前的形势，告诉她广东地下党省委混进了特务，整个组织遭到破坏，许多党员被捕。中共南方局为了惩戒广东地下党，决定停止党的一切工作，解散组织。党员则暂停组织活动，各自疏散隐蔽，保存实力。

小陈指示妈妈：“中央的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不管到了什么地方，都不要暴露身份，不要与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不要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在这期间党龄照算。”

1941年秋天，妈妈到了桂林，在小学教书以隐蔽身份。直至1946年随东江纵队北撤（爸爸在东江纵队做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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