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亮，女，1952年生于上海，长于北京。经历过上山下乡与务工，受益于恢复高考。毕业后在中央新闻单位从事对外宣传工作，直至退休。
作者：张亮
七十年前一纸泛黄的出生“贺信”，将我和母亲连在了一起。之所以将它们保留至今，因为是那个热火朝天时代的印记。
那时，37岁的母亲正值精力充沛时期：时任上海市文化局秘书室主任，并先后兼任电影处教育科科长和社会文化处博物馆科科长。当时上海市府机关保育院（现上海市立幼儿园前身）的在院记录显示，我一岁不到就被寄宿了。很快，母亲只身赴京进入中央马列主义学院（中央党校前身）“深造”。两岁的我，便与年长八、九岁的哥、姐随父亲留守上海。在那个火红的年代，身为1932年加入共青团、1937年加入共产党，毕业于西南联大的女性知识分子干部，能有机会去党内最高学府“镀金”，不仅机会难得，本应前途无量……这两年，宅家的我，得以从母亲的遗物中，逐渐还原了她的斑驳岁月与人世沉浮。所幸，故纸堆中，长日留痕。母亲祖籍山东日照，1915年出生于北平。外祖父先后供职北洋政府内务部与教育部，大舅北大法律系毕业后供职山东省教育厅，母亲得以从六岁便接受了开明的教育。入读北平培元（教会）小学五年级时，曾因在圣经课上提问:“上帝是怎样一个人，从哪里来？”未得到满意的解释而顶撞了老师，被体罚数小时。母亲初中先后就读北平贝满女中和山东省立女中。当时受班主任王溥泉（中共地下党员，后改名刘顺元，新中国成立后任江苏省委书记）的启蒙、教诲，接受了早期进步思想，并开始阅读马列主义书籍和鲁迅作品。初中时期的母亲
三十年代是风起云涌的时代：反封建、争民主、宣传新文化、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成为进步青年学生的追求。母亲高中甫入北平女一中，“九一八”事变后，因参加读书会、世界语学会、街头演剧队、慰劳伤兵等活动，并加入反帝大同盟而旷课，被记大过并扣除50元的奖学金，被迫转学至北平大学附属高中（平大高中）。现在鲜有人知，民国二十年代末，这所由若干学院联合而成的国立北平大学及其附属高中。尽管这所高中有些短命，但在首任校长、老布尔什维克、海归学者宗真甫的管理下，作为首创的男女合校，却办的有声有色：数理化采用英语教材；语文选择五四新文学时期的作品；开设英、法、德、俄语课；教师多为“海归”；学生甚至排演了带有接吻情节的俄国话剧；学生组织跳交际舞；还面向全国招生……，处处洋溢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超前理念。母亲的课余活动自然也丰富多彩。这张鲁迅在师大演讲的照片，是母亲八十年代在鲁迅纪念馆看到的，一眼就认出了那个站在高处，面对着鲁迅背影的自己。
就是在这所不同凡响的学校，来自山东的同学任继愈，日后成为了大师级学者。他在《念旧企新·任继愈自述》一书中如此评价：“这是一个寿命不长的学校，只办了四年，毕业了六个班。但这个学校有它的特色，不像一般有名气的附中以功课紧、学习成绩优秀见称。它更像一所大学预科，学风比较宽容，有百家争鸣的风气。”或许是缘于此风，不安现状的母亲与“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任同学不同，1932年经学长、中共地下党员彭涛、谷景生介绍，加入了共青团，并被选为学生自治会常委，代表学校参加北平学联，负责北平西区学校支部的宣传工作，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61年，时任化工部长的彭涛因病去世。母亲闻讯连夜含泪疾写了对这位引路人的怀念：“忘不了我们一起在西单胡同里冒着生命危险用粉笔写标语和组织‘飞行集会’时的情景；忘不了你率先加入抗日队伍开赴前线时的离去；忘不了你经多方打听后我们终于在党校重逢时的畅谈；忘不了党校毕业后你诚邀我去化工部工作的安排......”革命之情谊，跃然纸上。“不安分”的母亲在高二那年，与彭涛、谷景生等被学校除名。无奈之下，母亲将葛为璟改名为葛林，转入北平私立大同中学，并继续在校外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平大高中的同学，后来成为著名翻译家的刘辽逸，其子女曾撰文道：“北平的学生很进步，共产党地下组织也很活跃。平大高中继承了其前身的传统，进步学生很多，在北平算是最进步的学校之一。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如左联、反帝同盟、社会科学联盟、世界语联盟在学生中都有。有一次反帝同盟开群众大会，许多学生被逮捕。学校还开除了七八个学生，其中有一个女生葛林，后来她又上了大同中学（在外交部街），很早就加入了青年团和共产党。葛林解放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任。爸爸和她一直保持联系，尤其退休以后来往频繁，议论国事，互相传阅好文好书。”高中毕业后，母亲错失了报考清华、北大的机会，只好考入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数理系，后转入英文系。期间，参加了由谷景生等人创办的北方左联文学刊物《泡沫》《浪花》的工作。
平大读书时的母亲在大觉寺玉兰树下
1935年．正值“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母亲在谷景生、彭涛等领导下，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当时就读于女子文理学院的盛如（辛亥革命烈士盛白沙之女），在回忆中写道：“十二月九日这天，朔风凛冽、滴水成冰。北平爱国青年学生，冒着严寒举行全市游行请愿……我们在得到北平学联通知后，就连夜忙着准备好院旗、标语、传单，组织交通队、纠察队，推选葛林、孔繁瑾同学领队指挥，一夜难眠，怀着抗日救国的激情来迎接战斗的黎明……当队伍刚到东四大街路口时，就被军警挡住，他们突然挥起棍棒、舞起大刀，向我们砍来……军警手持水龙向同学们喷射，数九寒天，冰冷的水柱像一把把尖刀扎在同学们脸上，身上的棉袍变成了冰袍……”母亲80岁时坐在纪念“一二九”运动60周年大会主席台上1936年春，母亲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并在校内积极发展成员。
母亲身穿童子军服，参加“民先队”在香山老虎洞活动时与农家小姑娘合影1937年“七七事变”之际，母亲加入中共北平市委组织的“首都平津学生南下抗日宣传团”，与马子卿、周新武、李庚李庶兄弟、刁光覃、夏淳、郑君里、胡叔度等一起，辗转皖、鄂，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担任团内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并由胡叔度介绍、经中共长江局钱瑛大姐批准，成为中共正式党员。九十年代初，当年宣传团中的二十八位老人在北京低调地举行了座谈会，并自费出版了《青春似火》的小册子。自“一二九”起步的这代人，此时已垂垂老矣，仍忘不了当年投身抗战洪流时共赴国难的满腔热情。
1938年秋，母亲在武昌郊区进行抗日宣传时感染了伤寒。初愈后因懂英文，经钱瑛大姐批准，并受“战时中国儿童保育会”所属武汉保育院院长李昆源委派，护送250名难童自汉口赴香港。当时国共两党妇女领袖宋美龄、宋庆龄、邓颖超领导下的“战时儿童保育会”聘请了各界党派名士加盟（名誉理事有蒋、毛、朱等），而下辖具体运作的保育院院长李昆源即中共地下党员。年仅23岁的母亲，带队率领四至十五岁的250名难童，乘铁皮车在战火中辗转赴港，行程十余天，路上困难重重，尽管有几名保育员和童子军协助。历经艰辛抵港。母亲将难童“一个都不少”的交给“香港战时儿童保育院”院长何艾龄（何东爵士的女儿）后，就病倒了。支气管哮喘复发，高烧、咳血，住进了玛丽医院。痊愈后，武汉已沦陷失守，无法返回。此时，何艾龄挽留母亲做保育院的秘书兼教务主任。但母亲对院方将部分难童送到康元玩具厂做童工（有童工的手被机器绞伤致残），提出了抗议（认为是资本家剥削童工），愤而离开了保育院。母亲设法找到了时任“战时儿童保育院”理事的何香凝。经何介绍，任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部干事，期间，晚上补习俄语或帮助夜校刻蜡板，周末在女工识字班教书。照片背面写有文字：“朴素是对于奢侈的摈弃，是脱去了华服健康的袒露，是挣脱了形式的束缚的无羁的步伐，是掷给空虚的技巧的宽阔的笑。”尽管文字现在读来有些拗口，却体现了当时身为流亡学生的一种心境。2001年，我公派香港期间，86岁的母亲写了回忆当年护送难童的短文，发表于香港杂志，并试图寻找当年的小难童。
当时，母亲是有条件留在香港生活的，而内地不少文人商贾为躲避战乱，正纷纷涌入香港。母亲却反其道而行之。1939年初夏，母亲与在港的中共地下党员康若愚取得联系后，决定绕道河内至昆明赴渝，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后，奔赴延安鲁艺。1939年夏，24岁的母亲只身从香港九龙经水路抵越南河内后，改乘绿皮车赴昆明。孰料，在四等车厢，一个面目可憎的小老头趁母亲瞌睡时抄起她的小藤箱扔出去后，跃身窗外。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安南扒手”。小藤箱内有母亲全部“家当”。所幸，车上两位西南联大的学生热心相助，将母亲带到联大女生宿舍暂住。它乡遇故知。母亲在联大竟见到了民先队与宣传团的团友马子卿等人（马时任中共云南工委书记，直接领导联大党支部），以及老同学任继愈等。由于此时重庆已成为国统区，又身无分文，在大家的劝留下，母亲只好暂留联大读书。经外文系主任叶公超与莫半芹教授考试，母亲被破格录取插班四年级。
学业之余，母亲很快成为地下党领导下的联大学生进步组织《群社》的第三任社长。“1938年底，为了更好地开展群众工作，时以地下党员和‘民先队’员为骨干，成立了公开社团-——群社。首先从为学生谋福利着手，得到群众的信任，进一步举行时事报告会，开展各种文娱、体育活动，出版《群声》和《大家看》壁报，组织群众歌咏队、戏剧研究社、暑期夏令营、下乡宣传等活动，成为贯彻党的政策、宣传抗日救亡、活跃民主空气、团结广大同学与国民党反动宣传进行斗争的重要阵地。社员最多时发展到400余人，是当时影响最大的进步社团，得到了南方局的肯定。第一、二任社长邢方群，第三任社长葛林、副社长周天行，第四任社长周天行、副社长古念良，第五任社长朱瑞青、副社长李炳泉，第六任社长李炳泉。这些正副社长都是1937—1941年入党的同志。”（摘自北大出版社的《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一书）1953年5月《群社》老友在“来今雨轩”聚会。前排左起：金逊（陈潜）、陈琏、葛林、周天行。后排左起：马杏垣、邢方群、刘时平由于母亲社会活动频繁，引起校方的注意。时任联大督导长的查良钊，曾受我大舅相托关照母亲，因而几次面示、规劝母亲退出《群社》，安于学业，日后可留校工作，否则会有危险下场。母亲没有听从。征得时任联大党支部书记袁永熙（后与陈布雷女儿陈琏结婚）同意，决定离昆赴渝，继而奔赴延安。多年之后，当我看到母亲那时一手漂亮的英文笔记，不禁在想：倘若她听从规劝，师从大家，专攻学业，在书斋里实现自身价值，日后何尝不会成为有成就的学者呢……1940年底，母亲几经辗转，来到重庆化龙桥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南方局妇女组长的张晓梅，适逢马子卿、康若愚在此汇报工作，正式接上了组织关系。母亲要求去延安鲁艺学习，但张劝道：“有文化、有社会关系的，应尽量留在国统区工作。”母亲听从了组织安排。1940年，中共中央制定的白区工作十六字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新中国成立后，有说：内部使用干部的新十六字方针是“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作为个人，我无从核实。但在一些政治运动中，确有“白区”的党内知识分子干部遭迫害或“控制”使用。历史留给这些人的只有叹息。但他们不能像灰尘一样，轻易地被历史抹去。在渝期间，母亲先随康若愚大姐参加乡村服务队，宣传抗日救亡。后经中共早期地下党员、重庆《全民抗战》主编柳湜介绍，进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由国共两党发起成立的工合会，当时管理着国际捐赠的大量物资。母亲定期向周恩来、邓颖超、张晓梅汇报该机构的内部情况。每逢进出曾家岩50号“周公馆”时，为摆脱特务盯梢，都要带两套衣服变换。不久，由于母亲经常在《工合月刊》和《新华日报》上发表翻译的苏联进步作品，便被工合以改组为名裁退。母亲再次向组织上要求去延安学习。但正值皖南事变后的白色恐怖；大后方政治形势恶化；八路军办事处人员分批撤离；《新华日报》被迫停刊；交通困难。张晓梅与母亲谈话指出：“凡有社会关系、有条件在白区工作的，都要坚决留下来。要像一颗洋钉一样，长期埋伏，保存实力，等待时机，到需要的时候，拔出洋钉来盖社会主义的大厦，不能让洋钉生锈。”母亲只好服从安排，甘做“洋钉”。为减少破坏，暂停组织活动，割断横的联系，去桂林伺机开展工作。临行前，周恩来亲自批付80元路费，安排母亲去桂林找邵荃麟、葛琴夫妇，并嘱咐不要荒废英文。母亲直至晚年仍清晰地记得，周恩来亲自走出周公馆目送她离去时，再次唤回她，让她重复联络方式确认无误后才放心。
周总理去世时，母亲在剪报照片旁深情回忆道：“这个门口我进去过多次汇报工作。有时住一晚，次晨出来，先绕小道，必经一茶馆有便衣，要乔装打扮才行。”
经邵荃麟夫妇介绍，母亲与父亲均进入桂林两江师范教书。党内单线联系人为时任桂林统战工委副书记孙XX。孙曾提出与母亲假扮夫妻住机关，母亲表示已婚并正值怀孕期，不方便。加之每次联络常在郊外，边走边谈，母亲力不从心，面有难色。（用现在的标准大概是“革命意志薄弱”）从而引起孙的不满。不久，母亲因劳累过度，孩子出生便夭折了。母亲任教时，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当时教师王河天（中共地下党员、革命烈士）病逝，入殓时棺材欠尺寸，反动当局竟将其双胫砍断。母亲带领师生抗议，引起当局不满，遂转入桂林中山纪念学校（现中山中学）任教。母亲继续在学校引导学生从事抗日爱国运动。曾任桂林师范学校校长的汤松年在回忆录中写道：“1981年秋，我在北京开会时，与当时在桂师任教的张白山、葛琳、张毕来、夏云等地下党同志欢聚于张毕来同志家中，数十年不见的老友，十年动乱后重相逢，欢欣的心情是难以笔墨形容的。使我自然也回忆起当时桂师地下党的同志在那寒风雨雪的外围环境下，为培养一代青年的进步成长而忘我劳动和循循善诱的精神，至今还为广大同学所不能忘。”1944年底，桂林失守沦陷，联系人孙XX去外地汇报工作后未归，单线联系中断。学校纷纷停课解散或转移。邵荃麟夫妇也离桂赴港。父母只好带着一岁的女儿，绕道贵州辗转返渝。由于未带组织关系，母亲在曾家岩50号再次见到张晓梅后，等待组织调查后即恢复关系。其间，母亲生下了第二个孩子。不久，组织上安排她到南开中学教书。在重庆地下教联领导下，母亲利用合法身份在学校发展党组织，组织师生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等各种活动。其中1946年4月，发动广大教师开展争取复原还乡费向政府请愿、罢教的活动，取得了胜利。《南开中学大事记》均有记载。当时学校各派政治势力林立。四川帮会组织“袍哥”已渗透至国民党内，人称“军统袍哥化”。母亲多次受到敌对势力的恐嚇、辱骂甚至被煽耳光。这记受辱的耳光当时在学校掀起了波澜。据《南开中学大事记》记载：“1947年9月。秋季开学后，曾为南开教师争取权益的英文教师葛林被美术教师王受英（女、袍哥）威胁、辱骂、打耳光。葛愤而向喻主任报告，要求保障人身安全，否则无法教学……一周后，喻传鉴主任偕同教师代表王德华来接葛林回校，声明学校已接受学生要求，解聘王受英。葛仍回学校继续上课。”事发不久，组织上派一位“彭姐”与母亲接头，并对今后开展工作给与指导。事隔几十年，文革期间，造反派几次逼迫母亲交代与“叛徒江姐”的黑关系。母亲坚决否认后，被冠以“隐瞒罪行”。其实，“彭姐”即江姐（当时随其夫彭咏梧姓称呼）。张晓梅离渝北上后，母亲的单线联系人先后为李培之、赵世兰、张友渔，但均因各种原因而中断。直至芬姐（时任重庆工委妇委书记胡其芬）的出现，母亲才重新接上关系。而芬姐正是母亲的入党介绍人胡叔度的妹妹，也是母亲曾经的好友。
1947年在芬姐家的合影，左一为芬姐，右一为母亲带着哥姐
1948年春，国民党在重庆开始大清洗。由于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等人的变节，重庆地下组织遭到破坏。芬姐也不幸被捕，押入中美合作所。正当母亲焦急万分之际，芬姐从狱中托人捎信：“放心，我身上没长虱子，请家人放心……”(暗语：没有名单落入敌人手中)此时，在《新民报》工作的父亲，因在副刊上写了“唐诗新释”一文，影射蒋介石，触怒了当局，被重庆警备司令部定为“污辱元首，为匪张目”，勒令报社交人，否则停刊。报社老总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吴敬琏的继父与生母）赶紧协助父亲离渝赴沪避风头。党组织遭到破坏后。母亲很快就从南开中学一位进步学生处得知，自己上了黑名单（学生父亲在警备区特刑庭任职）。于是，母亲在重庆《大公报》当记者的表弟丁涪海及同事、学生帮助下，凑足路费、买通关系，搭乘军用货机，假冒赴沪奔丧的家妇带着两个孩子，坐在子弹箱上，匆匆脱离险境。新中国成立后，母亲才得知。芬姐已于1949年11月在渣滓洞惨遭杀害。母亲曾于1984年，应重庆中美合作所烈士传记编委会之约，写了一篇满怀深情的纪念文章，摘录如下：“我和胡其芬（原名胡永萱，又名胡南）同志相识，前后跨六、七个年头，虽然中间有几年没在⼀起，但她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一个性格开朗、思想深刻、作风稳重、有才有艺而锋芒不露的共产主义女战士。初识，我们经常相约畅谈。那时她家住在歌乐山车站附近，我住在歌乐山顶上工合宿舍，相距不太远。我们在一起谈形势、说理想、唱革命歌曲和外国民歌，相互借阅得之不易的中外进步书刊。她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笑起来却十分爽朗。她英文很好，兴趣广泛，她给我抄的外国民歌和《马赛曲》，在文革中被抄走，但她给我在信笺一角画的清新美丽的图案，我至今还保存有两张。当时我的党组织关系在中共南方局，与张晓梅同志单线联系。我和启芬同志是友谊关系，一种心照不宣、相互默契的革命友谊关系。
其芬同志在《新华日报》编辑部工作了一段后，1941年“皖南事变”后，就离开重庆奔赴延安了。1945年12月，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来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她作为随团代表来到重庆，在邓颖超同志的领导下从事妇女工作。
1947年春，我在重庆南开中学教英文时，中共南方局把我的组织关系转到新建立的中共重庆市委。那时其芬已返回重庆，任中共重庆市委妇女部部长。我的组织关系由她单线联系。她经常约几个同志到我家，佯装聚餐会友，其实是交流情况、布置工作。
1948年春，其芬同志约林琼、朱凝冰和我各带儿女，佯装串门到她家碰头。当时形势非常紧张，白色恐怖日益严重，我们都急于研究对策，但等了她整整一个下午不见她来。我们深深为她的安全担忧。当时她的公开职业是国民党四川省教育厅厅长何北衡的家庭教师，平时住在何家。却未料到，正是那天下午，她就在何家被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便衣特务逮捕了。半个月后，我们才打听到她被关在渣滓洞中美合作所。我们多次联系想设法营救她，但苦无门路。那次重庆市委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四个常委中，先后有三个被捕。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出卖了所有跟他联系过和虽无联系却知道姓名、住址的人。其芬同志就是被他出卖的。……
（胡其芬遇难于“11.27”大屠杀的消息传到中南海，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长久沉浸在痛苦的回忆当中。周恩来聘请胡其芬的父亲为轻工部专员，以表党对烈士的崇高敬意。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里，烈士胡南的照片下曾有一份珍贵的“简历”——户主姓名：周恩来；姓名：胡南；性别：女；教育程度：中学；职业：政；服务处所：中共代表团。）我有时也在想，倘若母亲那时未能及时逃脱而落入敌掌，能否如江姐、芬姐那般经受酷刑、壮烈牺牲呢。或许，“答案只在风中飘”……
即将迈入古稀之年的我，继续在故纸堆中寻求母亲销蚀的岁月。
1948年母亲脱险抵沪后，公开身份仍是教员。鉴于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加之接到特务组织的恐吓信，母亲改名为葛英。直至1950年调入上海军管会文艺处（文化局前身）才恢复原名。母亲在文化局工作期间，可谓意气风发:先后担任几个重要部门的科长，并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
百忙之中的母亲，仍不忘为祖国添下了在贺信中被称为“小干部”的我。其实，我的出生应属意外，哥姐均比我大了八九岁。幸好那时的供给制与配套的托幼条件，使母亲可以义无反顾地赴京深造。1954年夏，母亲进入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一部理论班学习。初衷：用马列主义理论充实自己。当时的教学大纲是苏联输入的，课堂讨论与论文答辩由苏联专家主持。
1956年毕业时与苏联专家合影，二排左四为母亲
两年后毕业，母亲婉拒了两个去向选择：当年的入团介绍人、时任化工部部长彭涛的麾下任职；或任中组部部长安子文的秘书。母亲选择了留校。一心只想在党内的最高学府研究理论和教书。此时我们全家已在北京团聚。不到五岁的我转至党校的幼儿园继续寄宿。1956年秋，母亲被中联部抽调至中共八大外事接待委员会，担任中共与希腊共产党代表团的联络员兼英文翻译。会上，她再次见到周总理，总理还记得她，并关心问到工作安排。她告诉总理，现在党校协助艾思奇从事教学工作，有利于提高理论水平，总理赞许地点头。2016年党校发小聚会，时隔五十多年，竟还有人记得母亲曾在礼堂给大家讲“一二九运动”，当时正值电影《青春之歌》上映，故被小同学们认为这就是“林道静”，庶几近之……我随母亲在党校生活十年，度过了幸福的少儿时光。毗邻颐和园的党校，昔日堪称风景如画的世外桃源；今日则更有皇家园林的风范。院内雕梁画栋的景观与人工湖的小桥流水；设施一流的幼儿园与小学；大礼堂每周一次的影、剧演出；若干食堂的风味美食；以及体育馆、图书馆……处处留下了我们生活的痕迹。
1962年我与父母在党校礼堂前
记得那时母亲经常带我乘坐党校周末的班车进城购物、会友。於我来说，最开心的就是去王府井的新华书店买书。母亲和我各取所需，满载而归。从此，我家里的几百本少儿读物被贴上“小图书馆”的号码标签，方便同学前来借阅。一些五六十年代的少儿读物，我至今舍不得扔掉，因为上面留有母亲题写的印记。六十年代初，尚在101中上学的哥，竟然骑着自行车，替母亲从天津买回一台熊猫牌收音留声一体机。母亲特意邀请艾思奇的夫人王丹一阿姨，欣赏“首播”，曲目是老柴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和《梁祝》。这批78转的黑胶唱片和收唱机至今尚存，几次搬家不舍处理。回不去的时代，就是回不去的旧梦。家中每件旧物，均有着时光雕刻的痕迹，或许是敝帚自珍吧，而这种念想，可能仅限于我们这一代了。母亲在艾思奇领导的哲学教研室从事教学工作的四年期间，经历了反右整风运动以及后来批判时任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合二为一”的政治风波。虽然母亲当时幸免于难，但也目睹了运动中受害者被迫自杀或贬至外地的惨状。而后的文革中，仍未逃脱“杨家女将”的追加罪名。此时，康生的魔爪已伸向党校。他不仅一手操纵了对校长杨献珍、副校长侯维煜等校领导的政治迫害，还强行将曹轶欧塞进党校。从此这位“曹大姐”开始兴风作浪。起初，行政级别九级的曹轶欧不满于在艾思奇领导的哲学教研室当美学组组长，便提议另外成立语文教研室，自己担任主任，并指定美学组的母亲随她去协助工作，任党支部书记与主任秘书。母亲不愿离开哲学室，表示不能胜任。曹为此在会上大发雷霆。后经组织部门和艾思奇的劝说，母亲百般无奈，只好服从。母亲深知康、曹在党内的整人历史，已心存戒意。身为曹的副手，处处小心翼翼。竟也得到这位年长十一岁“大姐”的一些“关照”：被邀请到康生家中参观文物藏品，并家宴款待，记得我也有幸在景山东街的大宅里“蹭”过一顿饭。继而曹动员母亲当康生的学术秘书。母亲婉拒后不久，曹竟然抱来一堆装裱讲究的，康、曹的昔日信件与旧照，授意母亲按照鲁迅、许广平《两地书》的形式编辑成册。母亲考虑再三，以水平有限、无法胜任为由婉拒了。从此，母亲再无好果子吃。对于母亲的“不识抬举”，曹耿耿于怀，在工作中处处刁难，加之有投机者从中挑拨，当曹提出“要给葛林洗个‘热水澡’”，并扬言要“清理出党”时，母亲都未有察觉，直至有位在延安“拯救运动”中被关过地牢的老同志“透露”并提醒母亲。难怪“曹大姐”曾批评母亲“头脑简单，不懂政治”。好在当时的校党委抵制了曹的部分无理取闹，但还是干预了母亲行政级别的调整与分房等待遇。直至文革前后，曹轶欧仍穷追不舍地把调离党校后的母亲打成“黑线人物”，强制下放农村“冷冻”十年之久，为此付出了终生难忘的代价。关于母亲与曹的这段“恩怨”，在原中央党校学者林青山撰写的《康生“内助”曹轶欧》中，有专门章节详细描述。题目为“中央党校才女葛林婉拒曹轶欧康生的要求，没有帮忙把他们几十年前写的情书编成像鲁迅和许广平一样的《两地书》，结局在劫难逃”。话说回来，如果当年母亲遵嘱编成了康、曹的《两地书》，或许会对后人了解这对恶魔有所“裨益”，但母亲又会是何种结局呢……母亲在语文教研室五年期间，还先后担任了写作组、文艺理论组和外文教学组组长。她顶着“曹大姐”给穿“小鞋”的风险，改革教学大纲，从校外请来了俞平伯、吴组缃讲《红楼梦》；朱光潜讲西方美学；宗白华讲西方哲学；卞之琳讲莎士比亚；罗大冈讲法国文学……。六十年代初，当时的“五九”“六零”班的学员多为中央及各省市宣传口的领导干部，能有机会受教于这些大师级学者，不啻打开了一扇窗口，开阔了视野。不料，这也成为曹轶欧日后给母亲定性的罪状之一：向党的干部灌输资产阶级思想的“糟粕”……1965年初，曹轶欧离开党校，语文教研室也随之撤销。母亲怀着压抑的心情，离开伤心之地，调至陈伯达任院长，胡乔木、周扬为副院长的马列主义研究院，任文艺理论组组长。本以为可以远离曹的魔爪，孰料，次年开始的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曹仍未放过她。筹建中的马研院，地址暂借西颐宾馆（友谊宾馆前身）北区，下设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哲学、经济学、文艺理论几个局级组，当时正招兵买马，拟云集党内理论界的秀才与笔杆子。在专家公寓楼，我惊喜地遇到同期迁来的党校发小。他们的父母多为党校毕业的优秀学员。母亲的工作变动，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放弃了一直向往的101中，而考入了城里的师大女附中。我们的家，也从党校迁至父亲单位新分配的建国门外社科院宿舍。周遭的氛围与邻居，也从红色的马恩列斯拥趸变为各色的博学鸿儒。适逢全党开展“四清运动”，父母很快均下乡了，我只好住宿女附中。接踵而来，文革伊始。母亲被造反派打成“黑帮”，参加“学习班”，管制劳动。期间，军宣队、工宣队轮番上场，奉“上级指示”整母亲的历史“黑材料”：将母亲被学校开除说成被捕叛变；将“首都平津学生抗日宣传团”说成参加“性质不明组织”；将母亲在香港与重庆时期说成“脱党”；将母亲冠以杨献珍的“杨门女将”；以及参与打击迫害曹轶欧……”。继而专案组派人四处外调，企图坐实。由于重庆时期的联系人张晓梅此时已过世，专案组甚至找到总理办公室，直至邓颖超出面证实：葛林确系我党党员，由南方局领导，本人所述情况属实。其实，关于历史问题，解放初期组织上早有核实后的结论，文革期间只是“奉命”借题发挥罢了。不久，母亲被下放到河北汉沽农场五七干校接受改造。父亲去了社科院在河南息县的干校，家人天各一方。
1970年，我从内蒙古兵团去探望母亲。看到母亲蹲在养鸡场臭烘烘的地上剁饲料：原本纤细柔软的双手变得粗糙有力，被严冬的低温冻得关节红肿……。而在她住的小房间里，却堆放着不少书籍，有马、列、毛，也有世界名著与文艺理论书籍。恶劣的生存条件使她的支气管哮喘复发，夜里经常靠在床上喘气。我能为她做的就是用开水冲碗香油蛋花汤，再为她拍拍背，或用双手轻柔她的太阳穴，以减轻痛苦。那也是我成人后，头一次担当“贴身小棉袄”。1973年，马研院正式解散，干部纷纷重新分配工作。曹的黑手仍不放过母亲，竟然指示军、工宣队“这个叛徒为什么不打倒？”事后，一位军代表私下告诉母亲“你的结论是首长亲自批准的，我们不能改动。”由于母亲拒绝在不实的政治结论上签字，因而留在农场继续“改造”，户口和组织关系也被分别转至农场与河北省委。记得那时，母亲为了把我的关系从内蒙古兵团转到她所在的农场，还亲自前往穷山僻壤的兵团所在地，并求助曾经党校的同窗好友、时任内蒙古军区某首长的夫人。结果，兵团以不符政策为由拒绝办理。首长夫人也未能助一臂之力。难怪世态炎凉，只因母亲那时还戴着“黑帽子”。但母亲为了我，抱病长途跋涉去求人却失望而归的情景，至今难忘。母亲轻易不求人的倔强性格本不该使然。1975年，社科院两次拟调母亲去工作，均因档案中塞入了不实的政治结论而未果。1976年，唐山大地震。母亲所在的汉沽农场距震中仅50公里。凌晨剧烈的晃动将她摇醒。61岁的她在老乡的催促下，闭眼跳过门前的裂沟，捡回一命。不日，我与父亲正在抗震棚中休息，只听邻居孩子在喊“葛阿姨活着回来了！”原来母亲躲在麦场的死人堆旁，靠空投的食物等了三天，才被军车拉到天津，辗转“重生”。1977年9月，老干部之间奔走相告：康生的问题终于揭开盖子了。胡耀邦上任党校副校长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整风会议”，解决文革遗留问题。党校老干部王富长在会上发言首次揭发了康、曹的问题。当时尽管康已死，但桂冠尚在，曹还在“十一大”当选为中央委员。王的发言引燃了第一把火。从而伴随着拨乱反正的罡风，越烧越旺。母亲得知党校内部贴出的大字报中，有关自己受迫害的内容后，立即前往观看抄录。很快，根据胡耀邦的指示，党校与中组部整理出了一份被康、曹点名诬陷过的三百余名的干部名册，母亲便在其中。母亲永远忘不了那一天。当她冒雨如约走进耀邦同志办公室后，耀邦校长见状立即让秘书递来毛巾与热茶。平易近人的校长收下了母亲写的揭发、申诉材料后，特意细心嘱咐，要将申诉信的抬头“华国锋、胡耀邦……”（当时华为正校长）改为“党中央、中组部……”。耀邦校长还关心母亲对平反后的工作安排与要求。母亲婉拒了回党校，而选择了社科院。母亲只字未提自己的待遇问题，一心只想早日归队。孰料，社科院去河北省委组织部调档案时，竟得到“查无此人”的回复。于是我陪母亲前往石家庄省委组织部查证。几经辗转，终于在死者档案中找到了母亲的材料。看来，曹轶欧不仅授意将母亲打入冷宫，还踏入了地狱。与耀邦校长的那次见面，以及耀邦当政时期落实政策的极高效率，母亲感恩在心。在耀邦下台的那些日子里，她一直为之不平……。她将耀邦题字巨石旁的这张留影，特意放在了自己晚年出版书的扉页。
在威海成山头风景区， 76岁的母亲与耀邦题字的巨石合影九十年代中，母亲去医院看望杨献珍时，杨老曾嘱她“一定要把你遇到的、知道的如实记下来，总会有你能说话的时候。” 1986年党校老同志为杨老庆贺90寿辰的合影，前排左三为母亲，左四为杨献珍2004年，89岁高龄的母亲以戏曲剧目为题，写下了“击鼓骂曹”一文，后为了投稿《炎黄春秋》改为“遭遇曹轶欧”。不知何故，此文未得以刊用。但我却从中真正了解到母亲在党校期间及日后的遭遇。
1978年初，母亲如愿进入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继而形成了家中四位成员在社科院工作的局面。初到社科院，时任外事局局长的王光美便约母亲谈话，首次见面，不仅给与热情的拥抱和安慰的话语，还详谈了康、曹的问题。她告知母亲，在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康生、谢富治等党籍决定》的系列文件中，曾有提及康、曹在党校迫害母亲的内容。文件存于中央档案馆，须凭有关介绍信查看。时任社科院人事局局长的赵烽，是原中央党校副校长贾震的夫人，深知母亲当年受康、曹迫害的情况。记得我陪母亲去红霞公寓看望赵烽阿姨时，她曾问过母亲是否愿意担任外文所的党委书记兼副所长。母亲表示，不想再做事务性的政治工作，只想回归专业，从事研究工作。时任外文所所长冯至与西方文学室主任卞之琳，均曾在西南联大外文系任教，由于母亲有联大外文系和党校文艺理论专业的底子，在他们的推举与扶持下，母亲出任西方室副主任及随之成立的英美研究室主任，终于如愿开始自己心仪的研究工作。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不仅是我们独有美好记忆的年代，更是思想解放、回归人性的年代，那时的知识分子，承载着更多的人文底蕴。那也是母亲挽回损失、发挥余热的好时机。
1985年母亲参加《译林》创刊五周年座谈会后，与会者同游南京植物园。仅能认出的：前排左一为巫宁坤，后排左二起：赵萝蕤、葛林、戈宝权、吴富恒、半蹲者为董乐山。那个年代，大家笑得多么轻松
在学者如云的外文所，母亲不同于“马列主义老太太”，格外尊重同样获得“新生”的专家们。在党务与研究“双肩挑”繁杂的工作中，母亲力争解决实际问题，平衡人事关系，受到了老中青专家学者的认可与好评。母亲不仅翻译了一些文艺理论的文章，还主编了《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丛书和《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下册。期间，母亲担任了全国美国文学会与英国文学会的常务理事；负责录取文革后首批英、法、德语专业研究生的工作；并亲自带了研究生。对于后辈新人，她格外珍惜关照，尽量给与各方面的帮助，当年还促成了裘小龙、赵毅衡、王齐建等研究生出国深造。其中，王齐建赴美定居多年后，仍定期给母亲寄来各种保健品，每逢回国，必来看望“葛老师”。
然而，年龄不饶人。母亲纵有百般追求与目标，毕竟已近古稀。1982年底，67岁的母亲正式离休。重归工作仅仅四年，母亲心有不甘。正如她当时写给领导信中所言：“我是一个迟到的小学生，背着沉重的书包，气喘吁吁地奔到教室门口，刚迈进一步，就响起了下课的铃声。我多想跟老师说：我没睡懒觉，也没打闹，只不过一路上做了些需要我出点力气的活儿……”离休前，母亲递交了申报研究员职称的材料。在任时，她囿于不与在职人员争名额而放弃过申报。当时，所里的职称评委会已研究批复同意，并上报院一级审核。孰料，母亲曾经“得罪”过的一位领导竟然故意拖延审批时间，直至一年后才回复：“申报材料已丢失。”原来，这位行政干部曾想担任一个全国性学术团体的会长，母亲投了反对票并推举了另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型领导。母亲不谙官场的耿直性格，再次“吃亏”。倘若母亲有人生的遗憾，或许这是她为数不多的意难平。因为於她来说，学术职称比行政待遇更加重要。离休后，母亲心有不甘，自嘲“迟到早退”，深感余热未尽。此时，老同学任继愈送来一幅手书对联：“青春纵笔衝旧垒，白首沉思挹群书”。母亲将其挂在客厅以鞭策自己。
坚持阅读报刊，收听、看新闻的习惯，伴随着母亲晚年生活。除了“两报一刊”未订阅，赠送的“新民晚报”、“作家文摘”、“China Daily”、“社科院院报”、“世界文学”、“译文”等，以及自费订阅的“读书”、“文摘报”、“炎黄春秋”等报刊，堆满了案头。她还经常剪报或用红笔勾画重点，供家人阅读。因了我在香港工作的便利，一些热门的政论性杂志与书籍，更成了她的精神食粮。不仅常供“老同志们”传阅，也成为“煲电话粥”的内容。床头的收音机，一定要有短波频道……好在那时没有“妄议”与“科学上网”一说。关心时政之余，母亲还着手翻译了一些短篇小说与文艺理论的文章，并於1987年至1993年终于完成了她主编的《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下册的出版。五十余篇美、欧文学评论家的文章，由她自己或组织当时业界的学者翻译完成。她在前言中写道：“早在一千五百余年前，我们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就提出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和‘歌谣文理，与世推移’的高见。遗憾的是，我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由于因循守旧、故步自封以及后来教条主义的束缚，特别是遭受到‘左’的干扰，长期处于‘创作落后于生活，评论落后于创作’的状态。要变革这一现实，使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能够正常地发展、繁荣起来，首先需要的是突破框框，敞开门户，以宏观的战略头脑、敏锐的远见卓识来鸟瞰一下中、外文学的现状。”
九十年代末，母亲（右二）与参加革命的引路人谷景生（右一）范承秀（左一）夫妇合影
1999年父亲去世后，母亲更多的时间用在了莳花弄草和听音乐。为了给花草拍照，不知秒杀了多少菲林与相纸。那些失败了的照片背面，常被用来记载点滴感悟。我在母亲的遗物中，见到不少读书摘录与记有只言片语的卡片。晚年略微颤抖但不失苍劲的笔锋替代了年轻时秀丽柔美的字迹。身为年近百岁的老人，心余力绌，只能在信手拈来的纸片上抒怀心意。
母亲在晚年尽享了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我儿子从小在姥姥身边长大，此文收笔时，他嘱我一定放上这张儿时的照片：那时姥姥右手骨折未愈，仍童心未泯地陪他玩耍。进入21世纪后，母亲的老年性聚会越来越少。但针砭时弊的言论仍见诸于仅存几位老寿星之间的往来中，尽管只能靠电话、信件，甚至司机或保姆来做“交通”。我偶尔也会充当母亲的“交通”。记得九十年代中，我去胡叔度伯伯（母亲的入党介绍人）家送书。胡伯伯开门时惊讶道：“你和你母亲年轻时太像了！”出于虚荣心，为此我特意向母亲讨要她年轻时的旧照对比之后，有些小失望……如今渐入古稀的我，方才悟出：人的容貌在岁月的流失中注定要变，但气质会伴随一生。母亲貌不出众，却透着一种倔强清高又不失内敛的锋芒，从不谄媚趋附，愈到晚年，愈是如此。
母亲93岁那年，曾因感冒引起肺炎住院。我们依她本人意愿，同意不做任何创伤性的无谓抢救。但最终她闯过了鬼门关。出院之际，她竟双手作揖感谢医护人员：“老而不死是为贼，给你们添麻烦了……”母亲的最后几年，是带癌生存的。为“配合”我们隐瞒病情，她佯装不知。我几乎每隔两三个月就从香港飞回来陪她几天。除了满足她的“精神食粮”，还有十几年来几乎未间断的每天两片“after eight”薄荷黑巧。 有时电话问候时，她会故作可怜撒娇状：“巧克力快吃完了，舍不得吃啊，每天只吃一片啦……”俨然一老小孩。AD的轻微症状也日渐显现。在家中工作了20多年的老保姆告老还乡后，对老阿姨的依恋使她对不断轮换的新保姆开始挑剔：猜疑、任性、倚老卖老不讲理，甚至“以她白区工作的经验”推断一位爱打扮的年轻保姆是派来监视她的“特务”。每逢此时，我只好板脸吓唬她：“再胡思乱想、不讲理，就不给你买巧克力啦”，往往奏效。2009年，任继愈去世。其儿女寄来任老的一幅纪念照，母亲见后老泪纵横，这是她同辈中最后一位离去的好友。即使如此，母亲读书看报看电视，一样不少。只是有时唠叨：“没人通电话了，都去见马克思了……”。2013年8月，我从儿子发来的照片中看到一丝不祥之兆：母亲消瘦得厉害。接着保姆说她咳中带血。我赶回京时，她已入住协和医院新落成的高干病区大楼。她不无戏谑地说：“没想到见马克思之前，还能享受到特殊待遇。”母亲是最后几年才享受部级医疗待遇的。在此之前是司局级的“蓝本”。急诊留医时经常躺在走廊椅子上。她在桂林教书时的学生陈元芳，后来成为协和医院消化内科的专家，常为母亲抱不平并尽力给予帮助。2011年左右，中组部的一纸文件，才将抗日战争前参加革命的司局级干部医疗待遇提高至部级。记得我第一次陪母亲走进协和新病区时，她感慨道：“太堂皇了，浪费呀……”母亲在那个豪华套间“享受”了十几天，最后以98岁高龄在昏迷中离世。这是她一生中唯一、也是最后享受“特权”的“高光”时刻。感谢中组部那纸迟到的文件，使母亲不至于因高龄绝症而被拒之门外，从而能尊严地离开人世。我用老柴《第一钢琴协奏曲》的主旋律为母亲告别送行。这是她生前最爱之一。母亲生前注重着装，尽量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穿着得体。记得六十年代前后，我常陪她去“蓝天”、和“造寸”定制服装。直至晚年仍对我给她买的德国老年皮鞋“爱不释脚”。有一次120急救车来接她时，还执意要带上眼镜和假牙……身着昔日旧制服，脚踩德国皮鞋，在党旗的覆盖下，母亲终于可以与老友们重聚天堂了。我们没有按照她生前所说，把骨灰埋在树下做肥料，而是与父亲合葬於八宝山革命公墓，尽管生前时有争执，但愿能在天国和睦相处。下葬那天，我将她最爱吃的一盒巧克力放入墓穴。纵观母亲的一生，有一些“如果”或许能改变人生的轨迹。但是，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一切是性格使然，人品使然，信仰使然。未能置身于那个时代的我们，以及我们的“后浪”们，没有资格，也不应该去置喙。母亲命途多舛，晚年却能以豁达从容的心态对待人生，故生命予以她长寿的回报。母亲那代人早已湮没於历史的烟尘中。在中共九千多万成员中，她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不知凡几。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将所知的点点滴滴化为笔墨。旧日岂能了无踪影，个人的记忆也能折射时代的历史。正如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所云“当我们不能拥有的时候，我们只能不能忘记”。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西南联大叙事
张曼菱：西南联大，
联合办学并非想象的亲密无间
杨潇：在蒙自寻找西南联大
庞沄：毕业于西南联大的父亲，
一个江南乡绅子弟的寻根溯源
马明：妈妈考入西南联大工学院，
那年只招6名女生
成小秦：父亲与他的西南联大同学们
邵学新：父母亲的西南联大同学
汪朗：父亲汪曾祺，
老头儿的随和与固执
巫宁坤忆汪曾祺：花开正满枝
巫宁坤：漫天烽火忘年情
巫宁坤：沧海一滴泪，心底无限情
范玮丽：老留学生巫宁坤的传奇人生
郑天挺之女郑晏：
抗战期间在北平的屈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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