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齐放，生于1958年。高中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长沙铁道学院（现中南大学）外语系77级。后加入中国土木工程公司项目，远赴非洲坦桑尼亚。1987年赴加拿大温莎大学攻读历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后从事历史档案管理工作。喜文学爱交友，喜游山玩水。 原题
怀念我的母亲
作者 ：齐放
母亲节就要到了，可我的母亲十五年前就见了马克思。不知在那头，卡尔接不接受这位前中共女党员？
在她去世一周年时，我就想写一篇文章来纪念她，没写成。推到五周年，还没写。十周年，仍旧未动笔。十五周年已经过去，觉得不能再拖了。之所以一拖再拖，是因为我这位母亲大人真是不好写。
她是资本家的大小姐，美国教会学校毕业的洋学生，进步女青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校教员，中国共产党党员，气象局的气象专家。她这一生带着太多的标签。哦，还有，她最终还是我的老妈。
真正地不知从何处下手写她。这次我真是要写了。妈，如果有您老不满意的地方，请见谅吧。
一九二九年，她出生在浙江省宁波的乡下，是家中第三个孩子，上有一个哥哥和姐姐。外婆一共养活了八个子女（据说她一辈子生了十二个）。家中的人都称她“二姐姐”。
那时，我外公去闯上海滩学做生意，好像已经有起色了。后来，举家搬到了上海高桥镇。有了钱后，从浦东迁到浦西，在黄陂南路置业，安顿下来。外公是做皮革厂的，应该属于家境殷实这一类的。
我妈（左二）和我外公外婆的合照，当时她在徐汇中学上学
母亲生性活泼，喜好运动，小学时就参加比赛。为练跳远，试跳浦东老院子后的一条水沟，差点出人命。她最大的特点就是能模仿别人讲话。她学说浦东人说话可是惟妙惟肖。我觉得，我有她这方面的基因。 到了上中学时，家里给她选了洋学堂（现上海徐汇中学的前身，据说许多民国时期的名媛都毕业于该校）。那是一所美国教会学校，母亲说一口标准的美国东北（Yankee）英语，她颇为此感到自豪。可就因为这个，文革时期，她的一个罪名是潜伏在中国的美国女特务。如当真的话，CIA会多自豪啊！ 就在这个期间，她全面西化了。唱英文歌，入教会，学洋文，讲洋话。有一次（高中的时候），我和她探讨一个英文单词的发音，她一定说我念错了。我和她争执，还惨遭她的毒手。 想了半天就不明白，我老师也是教会学校出来的，怎么他就不对了？后来一问，我的老师是英国教会的。妈蛋的，这才明白世上English还分American和British。但在我们心里，母亲大人永远是正确的。
要上大学了，不知为何她选择了江苏南通学院（现江苏轻工业大学的前身）。她是个很独立的人，自己就做了决定。家里人相当担心，一个年轻女子独自坐船从上海去南通上学。她还是走了。 后来，她做出了更加惊人的决定。放弃已经读了一年的本科，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外公不能理解她，他一直认为女儿怎么要干这行？外婆更是哭了很久，难过了许多日子。 我真特么地想知道，这学院的军代表是怎么鼓动一帮稚嫩的年轻人去参军的。对啰，热血青年。任何时代都有的一帮年轻人，八九点钟的太阳。她就这样从一个世界走出，又走进了另一个世界。用时髦的话讲，她参加革命了。时间定格在1950年。 她先去了青岛，成了海军，后来又被重新分配，到了海军的军事学校，那儿是专门教那些无文化老干部的地方。看过《亮剑》的，就明白那是什么样的学校。她教过许多将军，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 在安徽安庆，他们（父母）是一个教研室的组长和副组长，就这样近水楼台先得月地相上了。几年前，我和大妹妹携父亲故地重游。他一直在找一口水井，说你妈当年就在这儿打水洗脸。我说原来你那时窥视我妈洗脸。他没否认，但说那时候他们的军衔是不许结婚的。可能偷恋应该是可以吧？
1954年，安庆发大水，这两位恋人要暂时分开。有一个故事可以证实他们是怎么最后定情的。他们在长江大堤上坐着，因涨大水要分离，依依不舍。这时突然有一条蛇窜了出来，她吓死了。只见他挺身而上，将那蛇制服。她是属蛇的！用歌词说：“就这样被征服了”。 她要嫁北方人（他是天津人）的消息如同炸弹一样，炸晕了外婆家的人。北方人很粗鲁的，这怎么行？二姐的这次决定又疯狂了一下。当他作为准女婿步入上海这个金氏大家庭的那一刻，全家人惊呆了。那一刻就是北方相声打败上海清口，爽爆了。说实话，我爸的颜值确实比我妈高（妈，您可别不高兴，您常教导我们要说实话）。
后来，她离开了部队，原因是当时军队裁减女兵。她便到了南京大学，继续读气象专业，成了一个气象学家，一直干到她退休。 母亲是个非常敬业的人。记得我们小时候，她常常出差到农村，拜访老农民气象专家，把我们留在家里自己照顾自己。于是，我们也变得越来越独立。 那时她就把钱交给我，让我管账，等她回来后就对账报账。有一件事情我一直瞒着她老人家。小孩子嘴馋，夏天买冰淇淋吃，又怕她骂，所以每次我们吃冰淇淋的钱都报成酱油和盐。对账时，她一定觉得奇怪，孩子们一个月吃好几斤酱油和盐。我每次都揪着心，好怕被查出来。有一次她出差提前回来了，和我说马上对对账吧。你猜咋的？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就晕过去了。后来这账就一直没对。也许，她早就知道了，给我留个面子。
母亲性格开朗，兴趣广泛，外加吃货一个。跟着她的那些年，我们学种菜、养鸡，和老表们学做当地饭菜。包粽子、打米焦糖、晾腊肉、做腐乳、晒红薯干，不放过任何做吃的机会和季节。她的拿手绝活是做酒酿和正宗的宁波猪油芝麻（黑洋酥）汤圆，外加用自己手做的春卷皮炸春卷。 十五年了，我的胃一直在思念这种妈妈的味道。母亲养鸡也是独树一帜。她常常把要死的瘟鸡用抗生素抢救过来，使它们有了免疫力，而且再也不生病。她的这些兴趣爱好后来也深深地影响了我。 那个年代里，我妈也没像当下的母亲们如此培养自己的娃儿们。她是党员，自然是让我们背诵红宝书。我那时可以一字不差地把“老三篇”背下来，还为此得过奖。我的好记忆力也许就是这么练出来的吧。 她对我们非常严格，几件事至今不忘。学英语不许用中文标发音，绝对不许。不许说谎，一经发现，严肃处理。要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不能浪费，饭碗吃干净。不许打架。 我上小学时非常地顽皮，会在教室门上架个垃圾撮箕捉弄老师，上课哇亊（江西上饶土话，就是说话）。后来，老师来家访，结果可以想象（整整一个星期，我的屁股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另一次是这样的：我同学的哑吧弟弟遭人欺负，我打抱不平，把那孩子打了，并扬言见他一次就打他一次。果然，我连打了他一个星期。他实在受不了，就带着他妈来告状。这次我老娘真是怒了，准备也打我一个星期。后经邻居相劝，总算没有惩罚一星期，但挨了至少一小时的揍。其实，她说话语气和眼神就足够让我害怕了。有时候，我在怀疑她是我亲妈吗？哈哈！ 母亲的严厉和“凶”是来自管教孩子的本能。对外人，她可是有一颗好乐施善的心。给同事和邻居理发，把我们穿下的衣服送给穷苦工人家的孩子穿。常常借钱给有困难的同事，去老农家拜访总是从食堂买了包子带去。她的人缘是不错的。当然，也有人利用她的善良。这些我们从小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有时，你望着她的身影，就仿佛见到教堂里的嬷嬷似的。
可当“嬷嬷”是你妈的时候，情况就发生180度的转变了。她对我们从来不用“宝贝”呀、“亲爱的”这种昵爱称呼，直呼大名（一般母亲对孩子都有小名）。我的小名“方方”好像只在外婆家里用。 有时候，你觉得她像个党委书记，按照党章来要求我们这帮不守纪律的“小党员”们。有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我第一次参加工作的头一天，她把我叫去说：“两样东西你需要用，手表新的，家里的自行车（八成新），今天就属于你了。”她老人家想得真是太周到了！我正想说谢谢。话未出口，她接着说，“表120块，车呢，旧的，算100块。每月从你的工资里扣20块（我的实习教师月工资23块），这样一年后就真的是你的了。” 宝宝真是被吓着了！要说新中国最年轻的贷款第一人非齐宝宝莫属（那年我十六岁）。亲们，这是亲娘吗？放贷放到自己儿子身上了。不过，母亲大人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人要自食其力，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哪怕就在自家的一亩二分地上，你得干活才有饭吃。 不得不说母亲的硬伤是“文革”，因为她的软肋是家庭出身加学生时期的洋文化敎育。 我有近一年的时间没有见到她，这期间我和妹妹住在部队的大院里。偶尔听到从城里回来的同学悄悄地说，她被剪了头发在扫厕所。这时，我就疯了似地追打那个传消息的人，心里想这不可能。有一天，我正对着高音喇叭骂娘的时候，我妈突然出现了，我吓死了。她从来不许我们爆粗口，这下肯定完了。出乎意料，她什么都没说。她黑了，瘦了，脸上失去了昔日的阳光。她只做了一件事情，把我们所有的像地皮一样黑的被子（她后来常念叨）全拆洗了。那一盆一盆泼出的黑水，仿佛让她的心情好了起来。默默地，我站在儿，就那么看着。 过了许多年，我和她聊起她文革的经历。那是她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是她最不愿意翻开的尘封的一页。她先被抄家（单位的宿舍），和父亲的两地情书被烧了。开除党籍，剃光头发，关入牛棚，失去了自由。被监督管理（扫厕所），批斗会上被昔日的同事（造反派）扇耳光子。这一切的一切，对她来讲是多大的侮辱。可是，她忍受下来了。
有一次，我问她，“你没想过suicide（自杀）？”你猜她的回答是什么？“想过，可是我一想到我有两个这么可爱的孩子，我这么能让他们没妈呢？”妈呀，我顿时感觉到了我们的地位，非同小可。在她老人家绝望之际，是我们把她拉了回来。 那时，她被要求和资本家家庭脱离关系。我偷看过她写的保证书。写时，她一定在想外公外婆是对的，这个革命是多么的荒诞。 母亲是机智的。虽然她不能回上海，但我们暑假时就做“秘密交通员”，给外公带去“铜钿”（钱）。他老人家原来拿的定息也没了，退休工资减到18元，日子没法过了。 记忆里，外公在北站接车。看见了“小交通员”，第一件事就是问钱在那儿，迫不急待地把缝在我裤子里的钞票翻出来。然后，拉着我们飞快地穿过天目中路，来到一家面馆。大声吆喝着点了几碗大排面，稀里哗啦地就吃上了。想想也是，昔日上海滩的大老板落得今日的场景，女儿的接济至少让日子有了盼头。 母亲饱受摧残，折磨和煎熬。让她最难过的一件事，就是不能回上海生我的小妹妹（南方人有回娘家坐月子的习俗）。我和大妹妹都在上海出生。轮到生小妹时，虽是文革后期，她仍不能和资本家家庭有瓜葛。
妈妈抱着的是我小妹妹
那是一个飘着细雨的初春夜晩，我陪着妈妈进的医院。背着一个装着产妇用品的旅行包，我跟在她的身后。她挺着大肚子，心里冤屈比她那临盆的肚子还大（我猜想来着）。也许就是这个尚未出生的老妹子，让她继续挺了下来，走过，走出这屈辱的年代。 母亲是个不轻易落泪的人，尤其在我们孩子面前。这么多年，在我的记忆里，1983年我去非洲向她告别时，她背着我，抹去了脸上的泪水。那一刻，我才真正懂得了儿行千里母担忧的含义。非洲对她来讲，太遥远了。两年分离时间，对于我们母子来讲，应该是我去加拿大之前最长的一次。 为了这次远行，她破天荒地陪我买布料，做了一套像样子的西装（当时出国人员商店里的西装颜色和款式都单一）。我顿时感觉到了阳光般的母爱。 我儿时记忆中的她总是个严肃的教育者，规范着孩子的行为，对我们平时的生活不是特别的关注。她也试过给我做西装短裤，结果门禁的扣子装反了，而且布料是人造棉的。每次穿着这“哆哆嗦嗦”的裤子上厕所时，倍感一种幸福的紧张，生怕出点意外。某种意义上讲，母亲是个粗心的人，大大咧咧，好像从不注意细节。 前两天，我刚过完了58岁的生日。掐指一算，我真正和她一起生活的时间非常有限和短暂。出生后三岁才被她接到身边，上小学前又是全托。上学后，每周见一次（她在城里上班）。真正每天生活在一起的日子，从小学五年级起，初中到高中，加起来一共五年（文革时小学五年，初中高中各两年）。后来，我参加工作就住校了。上大学长沙，去咸阳，回涿县，工作非洲，结婚京城，闯荡加拿大。每次回家，匆匆忙忙如过客，真是没时间坐下来，聊聊生活和工作。也从来没有细细地端详她的面容，直到后来她出国来看我。 分离了八年后，母亲首次访问了枫叶国。我能感觉到她的兴奋和激动。我跟她开玩笑，说，出去要记得路，否则我得去警察局接您。 第一次她自己出门，就真的迷路了。不过还好，她用她“生锈的”外语把自己导航回家。她非常高兴地说：“我的英语没有白学”。 她是个闲不住的人，很快和社区里的华人们认识了。然后就去了church，开始了她新的精神生活。
妈妈（前右）来了枫叶国，和她新结交的华人朋友在一起 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在一起聊家常，从外公外婆，到她从前的各种经历，还有许多我们小时候的故事。有一天，她一本正经地跟我说，对她从前体罚我们的事情表示谦意。当时，我真有点吃惊，看着母亲沧桑的脸，直说没事没关系，又加了一句英文spare the rod, spoil the child （不打不成器）来宽慰她。 在枫叶国的日子里，她变了。年轻时从信主，走向信共产主义；现在，又回到了当年的精神家园，就像一条经历狂风暴雨的小舟终于抵达了坚实的彼岸。一次人生苦难与欢乐交织的航行，我想只有她（水手）晓得旅途中的艰辛。 1998年，母亲被查出得了胃癌。这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事情。这位三级劳卫制勋章获得者，当年海军海校的排球名将，昔日南京大学女排的队长，怎么可能呢？ 手术后的她非常乐观。我到上海和她相会，亲自给她做足底按摩，母子俩有说有笑。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下次再见面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的场景。像大多数的癌症患者一样，她先手术，后化疗，然后又转移扩散。在顽强地与癌细胞抗争一年后，她走到了人生的“生老病死”的最后阶段。 我从加拿大赶回来的第二天，我们兄妹仨人，紧握着她老人家的手，和阿姨们一起，默默地注视着她静静地走向天国。这一刻，我的心碎了。从肉体上，她永远地告别了她的亲人。可在我心里，在精神上, 妈妈您老是永生的。您高傲的眼神，严肃的微笑，脍炙人口的汤圆和酒酿，永远在我心中。 毛主席他老人家有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个人觉得有点儿极端。我们多数凡人死了就是一堆骨灰，非鸿毛非泰山也。伟大与否，要看烈火燃烧那一刻飞出的魂灵，是否还有人铭记在心。你还记得你母亲吗？奶奶呢？曾祖母呢？肯定的回答证明了她们的伟大，不是吗？ 仰往天空的我，仿佛看见了有个叫金叔华的女子在飘缈的天国里，她是那样地快乐幸福。妈，你是否在天堂里又在任敎，做天气预报，做人间美味的汤圆和酒酿？此刻的我，泪水洒满了ipad。只想对你说一句话：Dear Mummy, till we meet again（亲爱的妈妈，我们终会再相见）。 齐放专列
齐放：长沙铁院澡堂子，
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精神疾患退学的马同学，
你还安好吗？
齐放：有一位打饭的小姐姐，
让我念念不忘
齐放：吐槽那年头的毕业分配
齐放：过年时的伤别离，
我狂吻她油黑的大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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