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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丨刘海鸥：残疾，打碎了一个少女的爱情幻想
刘海鸥，笔名凌之，1988年赴澳大利亚马克立大学读博士研究生，后因病辍学。1990年代初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纪实文学《半壁家园》《海鸥南飞》《刘海鸥作品集》三集、《夕出阳关》、姐妹合集《我们的田野》。
原题
小 板 凳
作者：刘海鸥
第一天到北大附中高中部报到，她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不仅是我，大家都注意到了她。她热情地招呼每一个人，跑前跑后地帮助新生办理入学手续，带我们去宿舍安置。她自我介绍——王亦明，字也亮。当然“字”是开玩笑。她初中就在北大附中上学，所以轻车熟路。引起我们注意的当然不止这些，更主要的，她身有残疾，上身不成比例的短而方，走路的姿势也有点别扭。
王亦明比我们那一届学生的年龄大五岁，是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在大家的心目中她是一个亲切睿智的大姐姐。她历来当班干部，洞察力敏锐，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强，口才也好。她宽容平和关爱他人，和每个人谈心，倾听他们的烦恼，娓娓而谈，帮助他们解决思想的或情感的问题，关心他们生活上一点一滴的小事情。同学们非常拥戴她，不管男生女生都把她当作知心大姐。
但是我想说的她不是这些而是另一些。
班上很多人都和王亦明是好朋友。我和她的友谊更是不一般。可我是什么人哪，上学十二年我基本上是吊儿郎当，自由散漫，不守纪律，永远的落后分子。后来讲阶级斗争了，又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那一类。我的操行评定每学期都是女生中绝无仅有的“中”。可是这并不阻碍王亦明和我好，而且非常的好。我们的“好”并非“一帮一，一对红”，而是“同气相求”。
在思想深处，我们有太多的共同之处。王亦明饱读俄罗斯和西方十八九世纪的小说，推崇西方的文学艺术，我也是。谈起《安娜·卡列宁娜》或者《悲惨世界》我们有那么多共同语言。王亦明喜欢唱外国歌曲，她的嗓音清澈柔润，我也熟读外国名歌二百首，唱起《小小的礼品》（阿根廷）或者《小板凳》（墨西哥）我们那么陶醉。
按照当时的气候和标准，上述那些东西已经和正在被打入冷宫。我虽然也分得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但是内心仍然为“坏”的东西所迷醉。让我奇怪的是王亦明的内心竟也热爱和固执地保存着这些“不健康的”的东西。在多数同学面前，她的这一方面并不示人。唯独和我在一起时，她彻底放松，内心被掩藏的另一面无所顾忌地敞开。她的悲观失落她的愤世嫉俗她的清高自傲她的个性张扬再也不需要遮掩。在我面前，她嬉笑怒骂，挖苦嘲笑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和事情。我喜欢听她说话论事，那是一个真实的她，尖锐，幽默，带着看透一切的智慧。
我们知道我们所谈的东西“不足为外人道也”，所以一放学两人就走得远远的，去海淀，去中关村，走呀聊呀。有时候走远了，干脆到北京大学她的家。她妈妈会很高兴地拿出瓜枣来招待我。
在她家，她找出一张照片给我看——一个穿着时髦的白纱连衣裙，小皮鞋，漂亮得像个小天使的女孩坐在小船上戏水。这就是儿时的王亦明，她的骄傲和伤痛。
王亦明出生在四川万县一个官员家庭，小时候家境很好。她聪明活泼健康，六岁时参加健康儿童比赛得到了第一名。那张天使照片就是参加比赛时照的。
天妒红颜，噩梦从她九岁开始。一次她顽皮地从两米高的台子上跳下来，摔了一跤，背痛了一阵，没有在意就扛过去了。两年后她感到背部持续不断地疼痛，就告诉了妈妈。等到Ｘ光片照出来，才发现有两节脊椎骨从中间折断，又畸形地长在一起，拱起一个三角。
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医生所能做的是将这两节脊椎骨取掉，再把上下脊骨连接起来。手术过后，她在石膏床上整整躺了五年，等待接口愈合。那正是她的少女时期，女人一生中充满幻想和美好期待的时光。她在病床上阅遍了中外古典名著，把生命和人生的意义反复地想了又想。在身体残疾和西洋小说的背景下她能得出什么积极结论来呢？
等到她能站起身来，上身已经短了一大截，横宽竖短。她的腿是正常的，而且很长，如果上身没毛病，应该是很漂亮的身材。她的脸因为长期平躺，有点扁平，但仍然是很漂亮。
二十岁的女孩，即使样貌一般，在街上走路都会因其青春气息，招来很多男人的注目。王亦明受到的注视更多，无论什么人都会惊异地看着她的身体，瞪眼的，张嘴的，捅同伴的，议论的甚至嘲骂的。我天天和她上街，天天都看到人们的种种反应。我心里非常为她抱歉，她似乎根本不以为意，谁看她，她用眼神把谁逼回去，还和我嘲弄这些人，但我知道她的心里决不会无动于衷，她需要多大的力量才能在心里维护住自己的尊严！
残疾彻底打碎了一个少女对爱情的幻想。有一次她和我约定：“海鸥，将来我们谁都不结婚，我们俩住在一起，你能不能做到？我反正能做到。”我含糊其辞地答应了，我知道她作为一个青春女孩子内心的苦楚，我也知道我肯定做不到，我还没有什么心理障碍让我去诅咒恋爱婚姻和家庭。
她非常喜欢雨果的《笑面人》，一个脸被割成永恒笑面的流浪艺人的悲惨一生。这本书引起她强烈的共鸣，“我就是那个笑面人。”她说。我特地找了这本书读完，更理解了她心中的悲凉。
王亦明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没有前途的，她不能参加高考进入她向往的大学。这是一个崇拜强权、欺负弱势群体的社会，残疾人得不到享受一个普通人待遇的权利，高等教育的大门不为残疾人所开。我们65级有几个残疾同学，有的非常聪明，但是一律被禁止报考大学。王亦明出身书香门第，姐姐和姐夫都是北大教师，但是她高中一毕业，受教育的权利就会终止。
因为这一切，王亦明的内心有些悲观，有点“小资”不足为奇。高二有一次自由命题作文。她的作文得了全班最高分98分。高中三年全班唯一一个98分。一般再好的作文，老师也就给95分到顶了。她写的是老家四川万县的一个儿时伙伴的遭遇，写得像小说一般动人，文笔成熟，优美清新又带着伤感，如同《金蔷薇》里面的一个故事。老师虽然给了最高分——从语言文字结构上无可挑剔，但并没有作为范文或过多给予表扬，因为文章透着一种灰色情调，不宜宣扬。王亦明说，这是老师的意见。确实，文章倾注着她对幸福童年的失落感。
我和王亦明的友谊延续了两年之久，然后就不对了。
1965年，“阶级斗争”理论已经渗透了我们的生活。我在强大的“感召”下开始对自己的一言一行寻找阶级根据和阶级烙印。寻找的结果是我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个性解放的毒害太深了，我必须按照党和毛主席的要求，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
如果我是这样不堪，与我同气相求的王亦明就更是这样；如果我要与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决裂，那么首先就应该和她决裂，因为在我们的交往中，我赞同她欣赏她崇拜她，她的能量之于我比我对她的大得多。我当时就是这样认识的。
简单说，我要进步，不能再受她的影响了。
一旦学会了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问题，人立时像魔咒附身，变得六亲不认，翻脸不认人。
我不再和王亦明上街，不再和她单独聊天。她看出来了，有一次她约我谈话。我讪讪地，不想开口。她问我：“海鸥，你最近怎么了？”我不会拐弯，直不楞瞪地说：“我觉得，这几年你没有给我好影响，我不想两人这样下去了。”她半天没说话，但我感到了她很震惊很悲伤。她唯一能够诉说苦闷的朋友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名义无情地抛弃了她！我们就这样默默地走到路的尽头。
其实说完这话我马上就后悔了，多么残酷呀，简直是出口伤人。自己不对自己承担责任，一股脑推到别人头上。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悔恨。
直到很久以后，阶级斗争已经偃旗息鼓，我才开始反思。我才意识到在我和王亦明的关系中我抛弃的是什么，不仅仅是友谊和信任，而且是人性的美丽，是生命的光华，是真善美。
人性论怎么了？个性解放怎么了？思想自由怎么了？说近些，不正是五四以来进步青年的诉求吗？说远点，不都是人类的本能追索吗？正因为有了这个底蕴，才有了王亦明的真挚善良博爱宽厚，还有她的敏锐她的前瞻。这也正是大家所喜爱和拥戴之处。她的外在内心是统一的，不矛盾。明白得太晚了。
后来几十年我们也常见面，也关心各自的生活，也相谈甚欢，但是于我总像是隔了一层纱幕，找不到当年心心相印的感觉。也许她早已坦然地接受了她的一切遭际从而淡泊平和，也许她早已忘掉或根本不计较当年那场谈话。而我心里一直有个结，从来没有解开过。我始终想为那个“没有给我好影响”道歉，又始终没有找到开口的时机。
最后一次见王亦明，是在四季青的安老院。在她还远远没到住安老院的年岁时，上天再次将不公平施加在她身上。
一天她乘坐的残疾人车不慎翻到路边沟里，车子压在身上，她的脊柱再次断裂，高位截瘫，无法手术，只能躺在安老院的床上捱日子。
见到我，她哭得很伤心，一辈子支撑着她的坚强近乎崩溃。
快分手时她问我：“海鸥，你还记得那时咱们唱的《小板凳》吗？”我说：“当然记得。”于是我们俩人轻声合唱起来：“把你那小板凳放在我身旁，咱们俩坐在一起。我在你眼睛里看见了太阳，你的眼燃烧我的心。啊，我知道你准备好，要和别人去逃跑，但是你会扔掉别人，回到我怀抱。”为什么她提起这首歌？我的眼泪模糊了眼睛。
我曾经从她那里逃跑，投入了阶级斗争的怀抱，最终又扔掉了阶级斗争，但是没有来得及回归我们的友情。
王亦明去世了。结永远打不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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