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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丨张讴：遣返回乡七年，14岁分宅基地盖新房
张讴，1959年生人，1982年毕业于河北大学外文系。1989年获得英国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学硕士。央视首任驻印度首席记者，央视驻欧洲中心站（伦敦）资深记者。著有《英国风物记》《印度风物记》等。
原题
1969年初，不满10岁的我，像一粒干瘪草籽，被政治风暴吹到农村老家。我当时处于懵懂阶段，不辨是非，却是记忆力最活跃的年龄。我经历和目睹的一切，刻印在内心，渐渐构筑起我的认知底色。
命运就是那么吊诡。我随母亲下放劳动的原因，皆因传说我外公在1948年去了台湾，外婆因此成了“反共家属”，又牵连了我母亲。好在我父亲的家庭成分是“下中农”。这张政治标签暂时庇护了全家。到了1968年，全国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外公的历史问题重新提起。我母亲已经育有三个孩子，仍被遣返到农村。
越讲阶级斗争的地方，人心越是险恶，还是早点离开吧。我跟着母亲，母亲随着我，母子俩来到了我爷爷家。那是冀中平原的一个小村庄，只有七八十户人家。
那年冬天有些漫长。我手背上长满冻疮，大拇指皮肉被冻得裂开。奶奶找来茄子秧，煮水后泡手，才有所缓解。爷爷的厚棉袄里不时传出蝈蝈叫声，引发了我的兴趣。爷爷从怀里掏出一只扁笼，蝈蝈在里面探头探脑，把长须伸了出来。扁笼是用高粱秸劈成篾片编成的。吃饭时，爷爷用筷子头沾点玉米粥和红薯，把蝈蝈放出来，蝈蝈就在爷爷的手上爬，认真地吃。吃饱后，爷爷把它放进笼子里。蝈蝈便鸣叫起来。
几天后，蝈蝈不叫了。爷爷说，蝈蝈的时辰到了。爷爷把蝈蝈放在灶台一旁，做过饭的灶台尚存一丝温暖。蝈蝈使劲挣扎，想用后退支撑住身体，想继续活下来。几次反复，还是歪倒，最后一动不动了。我长大后才明白，那只蝈蝈，向我演示了生命从生到死的过程。它是所有生命的范本。
老家曾有一本族谱，“破四旧”时被毁。村中老人都能背诵开头两句：“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我爷爷讲得更详细：明时洪武年间，奉旨迁民居于此土。始祖张子曰，苦心经营，渐成村落，遂名子曰庄。
我是家族里的长孙。爷爷挑了一个易祭祀的日子，领我去了祖坟，给祖宗烧纸磕头，那里有我生命的遥远源头。历史朝代更迭，宗亲血缘仍潜藏于内心，维系着乡村习俗纲常。男丁通常被视为家族传承人，有资格分宅基地。我爷爷找到村支书和村委会成员，请求给我单独立户，村领导皆为张氏后裔，均表同意。我成了村里年龄最小的户主，与母亲暂住在小学校里。
长孙回家，奶奶最为高兴，特意做了芝麻酱伴面，里面是自家发的黄豆芽。味道好香啊，我想让奶奶过几天再做一次。奶奶叹口气说，“家里没芝麻酱了，有了再做。”我不信，去厨房里找，只找到了半罐猪油，一瓶底香油。早餐是贴饼子就咸菜。奶奶把筷子伸进香油瓶里，沾一点，抹在咸菜上。那是一顿饭中唯一的油星儿。
奶奶家有两只老母鸡。她经常抱起老母鸡，摸一摸鸡屁股，看是否有下蛋的迹象，每次都是失望的表情，还训斥几句老母鸡。冬天寒冷，日照时间短，母鸡几乎不下蛋。这两只老母鸡似乎通人性，知道自己无以回报主人。它们每天自己出去找食，黄昏时回家，乖乖钻进鸡窝。我用砖头堵住鸡窝口，以防黄鼠狼偷鸡。
我无法忍受粗粝的窝头，开始闹脾气。奶奶用一袋红薯干，去亲戚家换了半碗小米，给我熬了一碗米粥。小米粥上有一层粥皮，我轻轻吸了一口，香气钻进鼻孔，唤醒了全身细胞，身子一寸寸变得柔软。喝完了粥皮，吃一口萝卜咸菜，再慢慢舔碗上的米粒，生怕忘了那个味道。
大部分时间里，我只能吃红薯类食物，如玉米粥熬红薯干、红薯面窝头等。红薯类食物吃多了，胃里反酸水，肚子胀气，不停地放屁。
我开始想念外婆，想回到外婆身边，吃她做的饭菜。我原本可以和姐妹一样，留在外婆身边。外婆担心我母亲一人在婆家受气，才让我陪在她身边。我母亲是她的独生女，我是她的唯一外孙。在那种恐怖环境下，一位顶着“反共家属”罪名的老太太，根本无法保护我们。
为了安抚我，母亲有空就带我去外婆家。母亲骑着自行车，我坐在后座上，我的腿坐得发麻了，就停下来，原地站一会儿，待恢复知觉后，继续赶路。到了外婆家，外婆总问我平时吃啥，能吃饱吗？她变着花样做各种饭菜。临走时，外婆还让我带上咸鸡蛋、在酱油里浸泡过的熟鸡蛋。每次离开外婆家，我都会落泪。母亲瞄我一眼，不说话。我说，风大，眼里进了沙子。
当时，我父亲在南智邱的“五七干校”劳动。他们既要种地，还要“天天读”。有句顺口溜说：“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农民耻笑他们，又可怜他们。明明已经饿花了眼，却强打精神，实在饿了，就在嘴里叼上一段甜甜根。那是一种植物根茎，带点甜味儿。他们不时咀嚼一下，咽口唾沫。他们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懂得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道理。读了三个小时报纸，精神没有变成物质，反倒饿得站不起来了。
当时政治学习花样翻新，“忆苦思甜”也是形式之一。我爷爷担负起了“痛说家史”的使命：“1960年初，你出生三个多月，你奶奶攒了一打鸡蛋，我们准备去看你，你奶奶饿得走不动道，坐在村口大哭。那一年，村里饿死了好几口人。野菜、榆钱、槐花、柳芽都吃光了，就扒榆树皮。把榆树皮和玉米芯碾成粉，掺上谷糠，做成窝头，吃后吐黄水。”
“解放前，咱家也吃蒸红薯窝头，窝头外面要裹上面粉，好咽下去。咱家也吃过榆钱，把榆钱放在面粉中，加点盐和水，搅拌拌匀，放到笼屉里蒸熟。蒸熟后，倒入蒜泥、醋、香油调成的汁儿，很好吃呢。”
我问爷爷，“哪段苦？哪段甜？”爷爷发觉话题跑偏了，赶紧往回找补，说也有“甜”的时候。几年前有了“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允许村民有自留地。咱村人多地少，就把各家自留地合在一起，搞了个菜园子，种黄瓜、西红柿、辣椒、茄子等。摘一茬蔬菜，无论多少，都按人口分。
本文作者留英前与母亲合影
在乡村生活，才能感受到农耕节气的重要。“五九六九，河边看柳”，在我爷爷的叨念声中，柳枝变得柔软。枝条互摩挲细语，用柳絮传递缠绵爱意。大自然不关注人间的政治斗争，只遵循自己的四季轮回。
初春的柳条可以做成柳笛。选一段光滑的柳枝，用镰刀砍下，在两寸处切入柳树皮，旋转一圈，轻轻拧动，就能把柳皮抽下来，削薄一端，可以吹出单调的笛声。
在单调的柳笛声中，野菜从泥土里悄悄拱了出来，那是土地献给饥饿者的礼物。它们多生长在避风处。妇女儿童挎着篮子，看到野菜后，如同沙漠中跋涉者，在绝望中遇见一泓清水。躲在偏僻角落地的野菜，没有被挖走，很快伸展出茎杆，绽开花朵，成了自己的风景。
我只算半个劳力，一位老社员带着我浇灌麦田。村里只有两台机井。柴油机带动水泵，昼夜不停地抽水。
小麦长叶拔节后，开出一串串小碎花，孕育出麦穗，四月份麦粒开始灌浆。我学着老社员的样子，掐一个麦穗，用两只手揉搓，把麦芒和麦皮吹掉，手心里留下绿色麦粒。晶莹剔透，富有弹性，放在嘴里咀嚼，能听到麦浆爆裂声，满嘴的青涩麦香味道。我咽下去后，还趴在水渠边，喝几口水，把留在牙齿里的麦浆冲到肚里。老社员朝我挤挤眼，示意我不要声张。
麦粒逐渐饱满后，就有了麦田巡逻队，白天黑夜巡逻。麦穗变黄后，也就到了收获季节。割麦子的都是壮劳力，几个俯身，就割下一捆麦子，然后用一把麦子，捆扎起来。割完麦子后，麦田剩下了一道道麦茬，像怪兽的脊毛。蚂蚱失去小麦的保护，变得有些疯狂，在空中把翅膀拍得啪啪响，飞到远处落下。
熟透的麦子易折断，在收割、捆绑和搬运过程中，都有麦穗掉下。我们十来岁的孩子，主要为大队捡拾麦穗。我们一字排开，每人负责两垄。有的小伙伴捡得很快，在胳膊长度以内，看见麦穗就捡，难免有越界行为，引发旁边小伙伴的不满。
我第一次捡麦穗，根本不得要领。农家孩子蹲着往前挪，双手同时捡麦穗。我也蹲着，很快就累了，便跪着往前挪，膝盖磨出了血，被麦茬刺得生疼。我想站起来，伸一下腰，眼前一黑，栽倒在田垄上。
幸亏我落在最后面，小伙伴没有发现我。我一骨碌爬起来，眼前黑点乱飞。我蹲了下去，看着自己的影子，像懒汉一样拖着我，进度越来越慢。小伙伴都知道我第一次拾穗，他们在田头休息一会，便开始分段帮我捡拾麦。
连续十天的拾穗劳动，让我的动作协调了，腿部肌肉也强壮了许多。一天也能捡三四斤。收工时，小队长发给每人一张小字条，晚上带着字条去队部记工分。这样算下来，一天能挣8分钱。
拾麦穗的场面，永远刻在我的记忆中。多年后，我看到法国画家米勒的《拾穗者》，突然有了一种陌生感。画面上，收获后的田野呈褐黄色，地平线上横亘着麦垛。三位妇女弯腰拾穗，那种弯腰的姿势固然优雅，估计很难坚持一天。我们都是蹲着拾穗，少了美感和诗意，但是速度快。我们是在与飞鸟抢夺粮食。各种飞鸟俯冲下来，啄食麦粒，还把麦穗叼走，储存在自己巢穴里。
在我们这些集体拾穗者背后，还有无数双饥渴的眼睛。一旦大队宣布拾穗结束，就有很多拾荒者冲了进来，像蝗虫般迅速占领田野，几乎每一块坷垃都被翻过。他们不仅在捡拾遗落的麦穗，也是在捡自己的命。多一口粮食，就能多一分力气，就能多挣工分。孩子多吃一口馒头，脸上就多一分快乐。
拾麦穗宣传画
乡村生活不易，也有野趣快乐，比如在村南的河沟里游泳。滹沱河是冀中平原的主要河流，历史上经常发水，裹着泥沙翻来滚去。出于防洪需要，每个村庄周围都有河沟池塘。听爷爷讲，村南的那个河沟，在1963年发大水时，水有一人半深，淹没了大片庄稼，后来逐渐缩减，仍可在里面游泳。
中午燥热，蝉声长鸣。我跟着小伙伴来到村南的河沟。那里的阳光有点特别，似乎是从水底泛起，顺着芦苇茎秆往上爬。河水旁，野草放肆生长，不似麦苗中夹杂的野草，需要竭力伪装，长得不理直气壮。
野薄荷散发出清凉气息。蜻蜓忽飞忽停，蜻蜓的眼睛奇大，除了嘴巴，就是眼睛。蜻蜓发现飞虫后，迅速出击，六只带尖刺的腿脚迅速合拢，抓住飞虫，直接送到嘴里。交配中的红蜻蜓一上一下，翅膀煽动的频率完全一致，似乎在共用一套动力系统。蓝蜻蜓长得强悍威猛。豆娘细若银针，像幽魂一样停在花朵上。
终于忍不住诱惑，我学着小伙伴的样子，揪掉蓖麻叶子，卷成柱状，塞进耳朵和鼻孔里，脱掉裤衩，光着屁股走进了河水。水到胸口时，失重感让我心跳加速。双脚踩到河底，游几下，又踩到河底，这才放心下来。伙伴们的泳姿都是狗刨式。我扑腾了几下，很快就学会了。
水中有蚂蟥。蚂蟥钻进皮肤时，会释放麻醉剂。发现蚂蟥吸血后，不能用手去拽，要赶紧上岸，拍打皮肤，蚂蟥就会退出来。被蚂蟥叮咬的皮肤，往外渗血。我便用唾液涂在伤口处。闻到血腥味后，各种虫子围拢过来，连“臭大姐”也过来凑热闹。“臭大姐”简直是昆虫界的生化武器，稍一触碰，就散发出一股腐蚀性臭味儿。
远处有人呼喊，声音嘶哑焦虑。原来是一位父亲在找儿子。看我们都在一起玩，便厉声催促我们回家。他说，邻村的池塘里淹死人了。我们没有回家，好奇心驱使我们跑去看。淹死的是一个女孩，已经被拖到池塘边。她浑身沾满淤泥，手抓着水草，肚子鼓胀，脸上扣着一个破草帽。围观者唏嘘，说有人去通知她父母了。
村民说，那个女孩子在地里挖野菜。有两株玉米倒在水沟边，她顺手掰了两个玉米棒子，被巡视人员发现。巡视员一边叫喊一半追赶。女孩子赶紧往村里跑。她不敢回家，想躲藏在池塘的芦苇里，却被里面的水草缠住，很快咽气了。
自从淹死人后，家长都禁止自家孩子游泳，还编造了淹死鬼的故事。小孩子靠近池塘时，就会被淹死鬼拖进水里。淹死鬼才能投胎托生。我偷偷去了村南河沟，河水中冒出一串串小气泡，感觉里面真有可怕的东西，我没敢下水。
秋天到来了，河沟萎缩成泥潭，正是抓泥鳅的机会。我盯着稀泥，如果稀泥里突然拱起小泡，说明下面有泥鳅。我把双手从气泡两侧插入稀泥，在下面快速合拢，受惊的泥鳅就会下沉遁逃，正好被手卡住了退路，两只手迅速上翻，把泥鳅兜到稀泥上面，再用三个手指头夹住头，放到盆子里。我逮住了十几条泥鳅，拿到奶奶家。奶奶剖膛洗净，用油煎，撒点盐，成了难得的美味。
当年冬天，在轰轰烈烈的学大寨运动中，那条河沟被填平了，改造成了农田。我曾经的快乐也被掩埋了。我离开家乡后，在大学里读中国史和世界史，认识了黄河文明、幼发拉底河文明和恒河文明，眼前总浮现出家乡的那条河沟，像蛇一样穿过我的记忆，与那些大江大河重叠在一起。
无论政治风暴多么震撼，一旦进入乡野草莽，便失去其特殊威力。农民有自己的信仰——吃不饱肚子会饿。这是生存的基本真理。我母亲回乡村后，没有被强迫劳动改造，而是继续担任小学教师。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中央决心“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母亲的原单位又揪出了几名反革命分子。社会充满着恐怖和肃杀气氛。母亲庆幸自己回到了农村，躲过了一劫。
村小学位于村子的西北处。小学西侧是大队的牲口棚，不时有牲口粪便的味飘来，是腐草味儿，不臭，但醒脑。东侧一条土路通往村里。南侧就是庄伯伯家，也是离我最近的邻居。
庄伯伯有俩闺女，都在城里生活。她们在农忙季节才回家，帮父亲干些农活。大女儿衣着朴素。二女儿喜欢打扮，吸引了我们一帮男孩子。二女儿会说俄语，一个单词在嘴里打嘟噜，我们张大嘴巴，满脸羡慕，觉得那是天籁之音。二女儿还教了我们一句英语。“龙立夫扯眉毛”（Long live Chairman Mao），说是热爱毛主席的话。我们几个小伙伴立刻学会了，见面后就喊，“龙立夫扯眉毛”。我们觉得自己很洋气，洋气得很突然。
大人们不知道哪句话是啥意思，听了几天就烦了，便问，“龙立夫是谁，怎么整天扯眉毛？眉毛都扯秃了，真是瞎扯鸡巴蛋?孩子回嘴，你骂毛主席。村干部也不懂“扯眉毛”与领袖的关系，莫非“毛”字犯忌？可是，过年杀猪要刮猪毛，平时还要梳理马毛、驴毛。真是搞不懂！村支书便警告我们，少在村里放鸡巴洋屁。在冀中地区的语汇中，“鸡巴”的出现频率甚高，既是名词，也是语气助词。
庄伯伯从不骂人，更不使用那个“语气助词”。听老人讲，庄伯伯曾是村里最爱读书的后生，解放前去了天津读书，后来参加革命。在反右运动中，一辆绿色吉普车把他送了回来。庄伯伯已经精神恍惚。村委会允许他在自家院子西侧，开辟了几分荒地。
村里有个二流子，衣服上沾着鼻涕嘎巴，斜眼看人。一天，他说自己发现了庄伯伯的反革命罪证，硬拉着村干部去核实。庄伯伯家的北墙上有一道裂缝，雨水渗透进来，洇湿了墙上的领袖像，领袖脸变形，还出现霉斑。村干部不知道如何办，在屋外抽了一袋烟，扭身走了。二流子也不敢碰领袖像，反正谁碰谁倒霉。
乡民的生存之道颇为复杂。越穷越自卑，越自卑就越受人欺凌。一旦受到欺凌，就可能变得蛮横，或耍无赖。二流子爱唱样板戏，他讨厌里面的革命字眼，便自己填词，唱得十分开心。在《沙家浜》智斗中，刁德一唱道，“适才呀听得司令讲，阿庆嫂真是不寻常”。他改为，“吃菜呀不如吃肉香，白馒头真是有营养”，甚至把“庄伯伯走路的滑稽相”也编了进去，合辙押韵。
庄伯伯总是低头走路，右腿划圈，左手哆嗦，嘴角也跟着用力，拄着铁锨或锄头往前挪。他的脸庞宽大，眼角纹把眼睛拉得细长，很像小说《红岩》中的华子良，有种深藏不露、又聛睨一切的感觉。
庄伯伯曾经是省城里的大干部。土改时，没人敢动他的家宅，故完整地保留了下来。那是一个独门大院，大门的木轴朽坏，只能永远敞开着。
一天上午，他不声不响地出现在我身后，头发蓬乱，想要说什么，却迟迟未开口。我吓了一跳，赶紧跑回家里。中午，我母亲说，庄伯伯吃坏肚子了，让我送去几片药。我去了他家。他家的正房宽敞，那张发霉的领袖像已不见了。靠近土灶的房梁上系着一个笸箩，里面有玉米面窝头。想到他行走都如此困难，那做饭也算是高难度动作了。
令我吃惊的是，他在屋里倒水时，手脚并不颤抖，很轻松地挪过一把凳子。开裂的桌子上放着一本书，书皮上是曲里拐弯的字母。庄伯伯送给了我一个作业本，是自己手工缝制的。我把看到了一切，都告诉了母亲。母亲说，“庄伯伯懂英语，就是因为乱说话，被打成右派了。你可不要乱讲话。” 母亲想让我跟庄伯伯学英语，我本能地抗拒着，害怕庄伯伯的眼神和走路姿势。
1971年下半年，政治空气变得诡异。大队的高音喇叭广播说，“接到公社领导指示，国民党的气球飘到这里了。气球上有反攻大陆的传单。大家捡到后必须上交。”两天后，天空真的飘来了一个气球，白晃晃的，我和村民都看见了，追了一阵，眼睁睁地看着气球飘远了。
就在乡民议论台湾气球那几天，庄伯伯不见了。大门依然敞着，几只麻雀在麦垛堆里觅食，传来单调嘈杂的叫声。我记得庄伯伯经常在草堆里睡午。那几天夜里，我偷偷看了几次麦秸垛，空中闪烁着萤火虫，有银灰色和白色的，像点着小灯笼的精灵，被打风一吹，立刻熄灭了，如同庄伯伯突然消失那样。
无人知道庄伯伯的去向。如果庄伯伯回城了，至少应该给村干部说一声。他家的大门和屋门一直敞着，夜里时常有黄鼠狼出没。我惦记着桌上的那本书，便进去寻找。那本书还在桌子上，蒙上了一层尘土。我拿回家里。虽然一个字母都不认识，却点燃了我的好奇心。
我父亲在“五七干校”结识了一位外贸干部，懂英语。这位外贸干部离开“干校”后，被分配到了一所学校，距离我外婆家不远。经我父亲介绍，我姐姐先跟着他学英语，我姐姐学会后，又来教我。
恢复高考后，凭着掌握的一点基础英语，我考上了大学的英语专业。我读懂了庄伯伯的那本书，那是英文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主人公是一个不堪忍受束缚、追求自由的小男孩儿。
1973年初，上级传达最高指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领导还说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为了那个远虑，老百姓真是有了近忧，被“近忧”折腾得够呛。
学生们配备红缨枪，木制枪头，系着红麻绳。这是我们学生抗击苏修入侵的武器。学生们还要进行防核辐射演习。有人说原子弹长得像冬瓜，有人说核辐射相当于气功大师发功，能震碎五脏六腑。不同的说法杂交嫁接后，就成了威力巨大的“核爆炸”，却又让人心里犯嘀咕。
民兵连长看过中国原子弹爆炸的电影。他说，戴上防毒面具就能防辐射。连长让学生把自家的笊篱拿来，笊篱是用细柳枝编成的炊具，用来捞面条。我们在笊篱上系上绳子，像面具那样扣在脸上，与防毒面具真有几分神似。我们的“防毒面具”透气性好，环保材质，还不影响视野。
学生们在空地上训练。民兵连长大喊，“有核辐射，全体卧倒。”学生们立刻趴下，有的学生摔坏了笊篱。民兵连长说，“完了，你被核辐射了。”吓得那个学生直哭，一路哭爹喊娘地跑回了家。
最令人头疼的是“深挖洞”。村民家都有地窖，用来冬储红薯和蔓菁。地窖有两种，一种是竖井式的，最下面呈蒜头状，可以在角落了堆放怕冻的根茎食物。另一种是长方形的，从上面直接挖下去，再在上面搭上檩条，铺上玉米秸，最上面封土，只留一个入口，踩着梯子下去。
村民在挖地窖前，通常要燃一炷香。滹沱河在历史上多次洪水泛滥，掩埋了无数的乡民和动物。在挖地窖时，一旦挖到人或动物尸骨，都要收集好，用苇席裹住，恭敬地埋在田野里。听老人讲，当下大暴雨时，就会听到地下传来沉闷的哭声。我认真地倾听过，啥也没有听到。
村民拒绝在自家院子里挖防空洞。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深挖洞”的任务就交给了学校。男生把挖坑当成了游戏。在学校院子西侧，民兵连长画出一个长方型，开始分头挖。挖到半人高时，民兵连长决定封顶，搭上檩条、铺上玉米秸、草席，把挖出来的土堆在上面。这种操作符合“要节约闹革命”的最高指示。
防空洞未发挥任何防护作用，却成了陷阱。一头公牛发情，在追赶母牛时，踩塌了防空洞。那头公牛的颈部和前腿都折了。
我对那头公牛特别熟悉。刚回乡时，我结交了几个小伙伴，却不愿意正视大人们的怜悯眼神。为了躲避大人的目光，我经常溜到学校西侧的牲口棚，看里面的马、骡子出工回来后，在地上打滚、喝水、吃草料。
我目睹了那头小牛降生。随着羊水破裂，小牛落在干草上。不出半小时，小牛就试图站起来，前腿跪地，又摔倒了，反复多次。饲养员称这是“拜四方”，即感恩人间万物。母牛挪过身子，舔干儿子身上的羊水。两个小时后，小牛就站立了起来，开始吃母乳，吸几口奶，就用嘴巴使劲顶乳房，以吸吮到更多奶水。
我经常去看它，偷着抓一把饲料喂它。小牛四处蹦跳。母牛哞叫一声，小牛就跑了回去。有一天，我看到它的鼻子穿上了鼻环。它摆头瞪眼，想用舌头舔掉鼻环。它抗拒大人靠近，却不躲避我。我给牛梳理牛毛。小牛犊的皮肤颇为敏感。如果有牛虻落在后身，它就用尾巴抽过去，比苍蝇拍还准。
两年后，这头牛居然陷进了防空洞。一帮小伙子，费了很大劲儿，用了三根粗绳，才把那头公牛拉了出来。那粗壮有力的脖子耷拉着，眼睛半睁，栗色毛发依然油亮，在阳光下如一堆火焰。
赶牛人说，这头牛耕地回来，在路上看到了一头母牛，开始耸鼻闻臊。赶牛人强硬把它驱赶回牲口棚。一不留神，这头牛蹿进了校园，想去寻找那头母牛。赶牛人的吆喝声回荡在校园里，我从屋里跑了出来。只见那头公牛的鼻子喷着粗气，把鼻子里的粘液拖得很长，生殖器状若粗大的红萝卜。它绕过追赶的人，跳到防空洞的土堆上，结果导致了一场致命灾难。
兽医检查后说，那牛必死无疑了。我内心难过，很多村民们居然一脸欣喜，奔走相告，说可以吃顿牛肉了。去年，大队里的那头种猪失去了交配能力，被宰杀掉了，用大锅炖了三个小时，猪肉依然发柴。每家都分到了一碗肉，吃起来颇费牙，社员们还是高兴了一阵子。
出乎村民预料，吃牛肉的愿望落空了。牛皮和牛骨都是宝贝，不好分配。村委会决定用那头牛去外面换粮食。这只能私下交易。那头尚有体温的黄牛被拉走了，换回了小麦，全村每人分了半斤。有乡民信佛，祈祷那头牛早点托生。我以为，很多乡民，都是老黄牛转世来的。
这次响应号召挖的防空洞，最终以公牛的悲剧收场。多年后我才知道，“挖深洞、广积粮、不称霸”，原来是抄袭的朱元璋指令，即“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我读了明太祖朱元璋的传记，才知道朱元璋性格阴毒、充满狐疑猜忌，是一位极端残暴的皇帝。
房子盖好了，
我还是离开了家乡
回乡的第四个年头，我终于分到了宅基地。我们请村里的泥瓦匠和木匠来筹划施工，付给他们报酬。亲戚们轮流过来干活，我们只管午饭。亲戚有事，你帮我，我帮你，当地叫“攒（cuan）忙”。
宅基地可以盖起三间半正房，还有一个敞亮的院子。东侧可以盖厨房，西侧垒砌猪圈和茅厕。盖正房前，泥瓦匠先用白粉画好线，然后开挖地沟，打夯砸实，用红砖垒砌地基。地基离地半米高时，上面要平铺一层芦苇，可以阻断地面返碱。再往上盖时，便是外侧泥砖，内侧土坯。盖屋由檩条，椽子和苇席组成。苇席上铺三合土，拍实后，抹上一层水泥。这种水泥屋顶可以晒粮食。
三间房子需要九根檩条和多根椽子，当时没有木材场。我和父亲拉着木车，串村打听，谁家拆了旧房，有剩余的檩条和椽子，我们就买回来，慢慢凑。木匠要求檩条和椽子粗细长短一致，这并不容易做到。一户人家有两根檩条，一头压在家具下，另一头露在外面，我们看到露出的那头粗细合适，便花35元买了下来。装上车后才发现，另一端偏细。这是卖家故意欺骗我们。我们很难买到更好的檩条了，只能凑合。
红砖就地取材，由村民烧制。在农田里挑选粘性好的黄土，挖一个泥池，反复摔打泥巴，然后放入模具。土坯晾干后入窑焙烧，这需要老窑工掌控火候。这样烧出来的是红砖。窑温升至一千摄氏度后，从上面浇水冷却，得到的就是青砖。青砖耐风化，村里的旧房多用青砖。新房多用红砖。红砖外墙勾缝，起到防渗和美观的作用。
我终于有家了，我总算落地生根了。我在院里转悠着，心里变得踏实。母亲也有了自己的卧室。
上初中以后，我算是大半个劳力了。耕地和耙地通常用牲畜拉农具，由老把式操控。播种是一项技术更高的农活，全靠人力完成，我和另外两个社员拉着木耧，耧斗盛着种子，老把式有节奏地晃动木把手，让种子通过空心耧腿滑入土中。后面有俩人拉着石碌砘，压实种子，有助于提升出苗率。
玉米苗长到四寸高，就要进行间苗和补苗，通常要在两三天内完成。一旦错过，就失去了补苗的最佳机会。到了秋天，好苗会结出颗粒饱满的玉米棒子，弱苗只长茎秆和叶子，玉米颗粒稀疏。这种玉米秸含糖量较高，我们会砍掉不结玉米的秸秆，当甘蔗吃。
长期生活在农村，我熏染上了农民习气。除了抢种抢收外，干活时磨洋工是基本常态。这也是粮食产量低的原因之一。收获之后，小块耕地通常由人工翻地。早些年，农民翻自家土地时，会把铁锨直竖在地上，用脚把铁锨踩到底，使劲把土翻过了。为集体干活时，社员们把铁锨斜着插入土中，翻得浅，用力少，速度还快。一个深翻，一个浅翻，最终差异会从收成中体现出来。
乡村的收获场面，最能体现社员的真性情。刨花生时，场面最为安静。小队长宣布，不许偷吃花生。在刨花生时，每个人都偷偷往嘴里塞花生米，把花生皮埋在土里，闭着嘴巴咀嚼。一个人偷吃，可能还会顾及脸面。大家都吃，也就无人在乎规矩了。只听到铁镐和铁锨铲土的声音。生花生不易多吃，有的社员吃太多，晚上窜稀。第二天，捂着肚子刨花生，依然会偷吃。
摘棉花是按量计酬。我和社员一样，负责两垄棉花。当系在腰间的布包塞满棉花后，就要到低头过称。我摘的棉花，总比旁边那位少两斤。我仔细观察，发现了其中的猫腻。在过完称后，我身旁的那位社员，悄悄从棉花里拿出一块土坷垃，侧身丢在地上。那人居然是学毛选积极分子。
冀中地区主产玉米、小麦和小米，但是产量低。红薯产量高，粮食不够红薯凑。收红薯的场面最为热闹，男女老少齐上阵。壮劳力先把红薯秧割掉，再负责刨挖，一嘟噜一嘟噜的红薯拔了出来，女人负责捡拾，用筐把红薯背到地头。会计和两位妇女，按各家人头过秤分堆，每堆上面都用红薯压着一张纸片，上面写着户主的姓名。收获之后，各家都用独轮车和小拉车，把红薯拉回家。
运回家后，未磕碰的红薯放在一堆，准备脱水后放入地窖，留到冬天吃。有磕碰的红薯不易保存，就用一块带刀片的擦板，擦成薄片，摊晾在地上，五天左右就能晾成红薯干。红薯干是重要的粮食补充，还可以兑换小麦和小米等。
我把红薯干一片片摊在院子里，站在台阶上观看，像将军视察列队的士兵，有种满足感，也有一丝忐忑。若明日下雨，红薯干易霉变，发霉的红薯干味道苦涩，连猪也不肯吃。
那些被割掉的红薯秧子扔在田间地头。它们是大队的财物。趁着红薯叶尚未枯萎，很多农民在半夜里偷运回来，用来喂猪。红薯叶不值钱，村干部们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人口多的家庭都要养一头猪，在春节前宰杀。猪肉做出各种肉食，可以吃上两个多月。此后，大半年里，便无肉可食。为了能吃点肉，我们就用弹弓打麻雀，一天能收获十来只。我们用泥巴包裹住麻雀，放在火里烧，烧半个小时，把泥蛋子扒拉出来，趁热敲开，麻雀毛都沾在泥巴上，稍微清理内脏，两三口就吞下去了。有些家雀没有烤熟，肉中有血丝，仍是难得的美餐。
在长身体的时候，我们曾经被狠狠饿过。营养不良，加上心惊肉跳的政治运动，使得人性难以正常发育，稍不留神就显示出后遗症，如吃饭时狼吞虎咽。看到一串野果子，便有一种想品尝的冲动。看到野生动物，第一个条件反射，是想象着煮熟后的味道。虽然只是一闪念，这折射出饥饿年代对人格的摧残。
1977年恢复高考，我在1978年考上大学，离开了生活七年的乡村。土地让我懂得了宽容，抹去了我的自卑感，也让我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小若带壳的谷粒。它埋在泥土里，在恰当的条件下抽芽扎根，吸取泥土里的养分，结出一个谷穗，成熟后被辗轧成小米，如同我的这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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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