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马献时：一个黑五类子女的遭遇

马献时 2018-05-25

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红领巾时代的作者

我是 1965 年上山下乡到了山西省大宁县，属于文革前就去农村的老知青，当时只有初中文化。如今我已过古稀，回想当年风华正茂的年代，跌荡起伏的人生，不禁热泪沾襟。

嗨！写出此生真阅历，强如饾饤古人书。

（一）阳光雨露

我的文化功底，只有初中毕业的文凭，但也不能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初中毕业生。

1961年，我幸运地考上了北京五中的初中。当年，北京流传的说法是“西四东五”：西城的中学数四中最棒；东城的中学数五中最棒。

我进入五中不久，就被教导主任杨玉民发现，并引荐给特级数学教师（全市当时只有4位特级）陈鸿侠。陈老师说：“培养马献时，是我这辈子的一件大事！” 陈老师每周亲自给我布置一次作业，题目写满一张试卷纸(A3纸)。详细批改后，就是借题发挥，根据我的解答，进行有针对性的辅导。尤其利用寒暑假，布置阅读范围，每周辅导两三次。

直到我初中毕业，辅导从不间断。到初二第2学期期末，已经辅导完初高中数学。以后就是知识串讲提高，同时扩大教学范围，至少要和国际奥赛接轨。这种固定导师的辅导方法，以自主学习为主线，对我的成长，起到了首要的也是决定性的作用。

当时北京市科协的科普工作非常丰富多彩，平时每周日都有学科讲座。请北京的大学老师和中学中的名校名师面对全市高中生讲课已成风气。东城西城的区级讲座，更是层出不穷。几乎每个周日，我都要赶场，听上下午两场讲座。当时，讲座完全免费，只要凭票入场，五中的讲座票，发给高二、高三学生，每班只有4张票，供不应求。

最初，五中专门为我开介绍信去听讲座。后来，我就毛遂自荐协助主办者收门票或者发讲义，卖讲义，成了举办讲座单位的熟人。从而听讲座就不成问题了。日积月累，连续3年，效果显著。这是我能不断进步的第2个主要原因。

北海公园的少年科技馆，也是我成长的重要基地。初中3 年，每周4下午4点半到6点半，都要按时去上课。在那里聚集的都是市内名校的学生精英，大家在专家级别的老师的引领下，切磋讨论，相互学习，其乐融融。当年在这讨论的问题，立刻就能流通到全市的每一所好中学，对全市教学水平的提高，功不可没。身处这样的群体，是我不断进步的第3个主要原因。

那年代，因材施教真是让我受益匪浅。寒暑假之前，各科老师都向我推荐课外读物，帮我找针对性最强的书看。使我从此养成了终身喜欢读书的好习惯，而且使我的知识结构均衡发展。

鼓楼阅览室是我常去的地方，流行小说，杂志大都是从这里借阅的；国子监的首都图书馆，也是我吸取营养的好地方，除了数学课外读物之外，我在那还借阅了大量的科普读物。

那年代，没升学压力，不搞急功近利，提供了人才成长的最好条件。众所周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的主要特征。我是如鱼得水，庆幸自己的生活，提前享受到了共产主义时代人才成长的美好环境。

（二）小荷初露

那时，我的功课好，在北京五中是出了名的。经常是全5分。上学期成绩，下学期成绩和学年成绩，一共11科，都是5分。初中三年都是班长，和李小雪，张贻爻，李建宁，王西等同学合作，经常搞班级活动，在全年级12个班级中也是首屈一指。我的生活丰富多彩，性格开朗乐观，喜欢说笑，根本不是书呆子样，擅长象棋，游泳，吹口琴，讲故事……所以在同学中威信一直很高。可以说，我那时应该属于全面发展的好苗子。

那时下午第3节课，初中一般是自习课，高中常常是辅导课。陈老师经常让我去听他的那节课。有一次上课铃响，学生忘记擦黑板了。陈老师训斥学生说：“下课不给老师擦黑板，上车不给老人让座位。这种人，念多少书也没用目中无人。”从此，我就把这两条当成人生的必要修行。几十年一贯坚持，以此纪念陈老师的教诲。道德的核心，就是尊重别人。善待他人，是做人的根本，我在人生路上时刻铭记。现在我65岁了，也还常给比我困难的人让座。凡是听课,课间需要擦黑板了，我肯定责无旁贷，挺身而出。

1962年3月，我还不到14周岁，正在读初中一年级。

有一次，我做陈老师布置的一道研究题，写了11页的推导过程，连数带算弄出了6阶拉丁方的个数，共有9408个。有一位研究数学能力的专家说过，善于苦干的人，往往缺少巧干者的灵活性；而擅长巧干的人又往往缺乏苦干者的顽强精神，一个人很难把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数学能力（两种能力属于负相关）结合在一起。对这道题目的成功解答说明了我的数学才能是属于难能可贵的全面类型，我心里非常高兴。

我当时在政治上一直都要求进步，14岁上初2时就交了入团申请书，并且写出了上万字的对家庭问题的认识(其核心内容我在几百人的讲用会上宣讲过两次。校长和军代表都大加赞赏)。但是，班里的团员干部们认为，只能经过长期的考验，才能接受我的入团请求。对此，我有些难过，但我坚决表示，绝不会因此影响自己的情绪，影响班级的工作，更不会影响自己对学业的追求。

1963年5月在五中建校35周年校庆上，教务主任杨玉民表扬了我。然后杨主任说：“马献时你听好了：五中的老少爷们都认定你将来能有点出息，能为五中增光。40年后，你得给我们大伙儿一个交代！”

（三）风狂雨骤

1962年中央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后来的桃园经验提出要重新整顿阶级队伍。北京市负责人顺着这条路也明确地提出：要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我们在贯彻阶级路线时一定要抓住典型，坚决‘杀掉’几个走白专道路的初中毕业生典型，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断子绝孙。”

北京市委在1964年春带头将执行新生政审条件的范围由大学扩大到高中。从此点燃了早于文革的“四六八学潮”，要在学校成立类似于贫协的学生组织，开始在学生中打击黑五类子女。“家庭出身”就成了很多人升学的不可逾越的门槛。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把"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列为少奇司令部的一条罪状。我正是受了1964年这一形左实右的政策的迫害了。

1964年考高中的时候，我各科平均为97分，其中数学还是满分100分。而且，杨玉民主任曾找到区、市中招办，直到最后面见市招生三人最高小组为我申辩求情，结果仍然无济于事。最后我是哪个高中都没考上！我被列为走白专道路的初中毕业生中的典型，成为阶级斗争祭坛上的牺牲。过后听说，当时在北京遭此劫难的人，那是16岁就能在全市学习冒尖的小孩啊，难以承受。有一个疯了，也有一个自杀了。

我到底有怎样的出身问题呢？其实还真的是充满了冤屈！

我的祖籍是河北省阳原县东城，爷爷马凯平是村里的小学老师。张家口外的山区小学老师，家境十分贫苦，每天就是吃土豆喝糊糊，而且，土豆也不能吃饱。因此，吃饭时，土豆一端上来，马凯平就要把它们尽量均匀地分给6个孩子。几个孩子都是在小学毕业后，辍学务农。1911年，老大马履祥15岁时，马凯平决心全家只供养他一个人继续升初中上学。马履祥就是我父亲。

马履祥的求学生涯时断时续，举债读书。1918年他考取了北洋大学冶金工程系，6年中成绩优异，能一直靠贷学金读书，28岁（1924年）学成毕业。多年后他才还清贷款取回了大学毕业文凭。

当时，日本人已经捷足先登，到辽宁海城等地开采滑石和镁菱土。马履祥在 1924 年毕业后被张学良聘任为矿业总管，担任大岭滑石矿经理。他当时很受张学良的器重，经常出入于少帅府。

后来，日本人接管了张学良的矿山。马履祥就联系了北洋大学的学弟们，团结起来，继续奋斗，为振兴民族工业成立了天恩公司，齐心协力勘探选址开采加工，为开发大石桥的镁矿以及冶炼破碎镁菱土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这些北洋学子的核心人物就是马履祥。他们在技术上精益求精，不久以后，民族企业天恩公司就打败了主要竞争对手全日资的南满矿业集团，生产出世界苦土粉市场上最受欢迎的产品。大石桥现在能成为举世瞩目的镁都，当年马履祥和他的北洋大学的同学们功不可没。

马履祥一直是民族产业的技术骨干，只是知识分子而已。那我的出身不好又是从何说起呢？在日寇占领时期，稻米被日寇统购统销，中国人被禁止食用、贮存、买卖，否则就要按“经济犯”予以治罪，因此稻田的价格很低。而稻草可以用来编织成草袋，供包装、运输苦土粉使用。所以，我父亲 1943 年趁机买了近千亩稻田，利用稻草做编织袋，装运苦土。也就由此一举，他后来就被定为罪恶深重的地主阶级中的一员，沦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对象。

（四）灭顶之灾

1949 年北平解放了，当时我的全家人都住在北平，我父亲早就下定决心不去台湾而是投靠共产党。他被聘请到辽东工业厅担任工程顾问，月薪是 1000 斤小米，属于最高级别（一流重要学者）待遇。当时,从国外名校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也只是月薪 500 斤小米。为报答共产党的知遇之恩，他常年工作在东北，埋头苦干，离家 3 年，只有 1951 年过年才回了一次北京。

俗话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马履祥正处在领导信任，事业有成，一切都在蒸蒸日上的时候，一场灾祸突然降临。镇压反革命运动来了。全国镇压了 71.2万个反革命，其中包括 4.6万个反革命知识分子。

事情有个起因：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内战爆发，抗美援朝一开始，山西阳泉生产的大焦就供不应求，直接影响到了苦土粉的生产。我父亲经过反复实验后，报经东北人民政府工业厅批准，改用本溪小焦，以解燃眉之急。但是由此影响了苦土粉的镁含量，需要加强生产管理进行补救。

当时有一单出口苏联的合同，要求高质量镁土，出口的标准应该达到 87%，而当时国内的标准是 85%。由于当时知识分子对生产的监管力度很有欠缺，结果运到苏联的两火车皮苦土粉被拒绝接收（卸车后没运回。苦土粉与玉米价格相当，其中运输费占价格一半）。出口 8000 吨（共 120 个火车皮）的外贸合同也被取消了。

就算是生产事故，属于马履祥渎职、逞能，也仅该处分而已。1951 年 2 月 21 日，政务院正式公开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在全国掀起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1 年4月 26 日，马履祥按地主分子破坏生产被逮捕了，但是罪行难以成立，结果只能拖延。

后来，有两名在押人员检举揭发立功心切，他们揭发，在当地 1946 年发生的带头抢粮站的李泰来是地下共产党员，而马履祥当时曾任治安副会长。两者风马驴不相及！李泰来被镇压，马履祥就有了人命大案。尽管俩人的指控并不一致，但仍得到了办案人员的采信。

其实，1945 年 8 月 15 日抗战胜利后，像东北其他地区一样，海城县的大石桥镇为维持当地治安，在8月20日成立了“大石桥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当时这个小镇的副会长就有23人，马履祥因为是出资人之一，也名列其内。4天后苏联红军于 8 月 24 日进驻大石桥。11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成立了大石桥镇政府。1946 年 2 月 19 日（农历正月十八）在大石桥同乐电影院批斗的地主当中就有马履祥。当夜马履祥出逃到沈阳，3 月 22 日到达北京，此后再也没敢返回大石桥。

4 月6号，国民党重新占领了大石桥，而 6 月2日东北民主联军又再次解放了大石桥。6月4日端午节这天，李泰来带头哄抢粮站的粮食，当时就被维持会的警卫队镇压了。也就是说，李泰来案发时，马履祥根本不在当地。在共产党的天下，这种擅自聚众哄抢闹共产，相当于土谷祠阿 Q 在闹革命，李泰来被称为共产党员或革命同志，根本就无从谈起！从马履祥被控后直到现在从来就没人认定，当年哄抢粮站时共产党曾参与其中。

马履祥 1951 年 4 月被逮捕，迟迟无罪可判。而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到 1951 年 10 月已基本结束。马履祥案还无法拟定罪名。在审理期间，马履祥患病而得不到救治，于1952年2月26日病死狱中。由于镇反比例为人口总数的千分之0.5～1的任务各地必须完成，所以在1952年6月23日，在马履祥庾毙后4个月，海城县法院在1952年度刑字第256号判决书中做出了如下的终审判决：

马履祥伪满时曾充任大石桥天恩苦土会社经理及大西岭滑石矿主任，利用日寇势力剥削工人。九三光复后，充任大石桥伪维持会副会长，进行反人民活动，准备蒋匪接收。当时由该委员会主持下曾杀害我革命同志李泰来等三人。解放后混入我工矿部门，利用工程师职务之便，破坏生产，给国家损失原石八千余吨。现决定判决马履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其在海城的 1300 间房屋及其它公司店铺等全部财产。

这位国家最高级别的知识分子，就这样被“坑杀”了。

将庾毙之人判决死缓，充凑被镇压人数，实在是荒唐啊！

（五）覆巢之下

我父亲是兄弟姐妹中的老大。他的 5 个弟弟妹妹都因他而遭受了飞来横祸。5 个家庭，都是因此大难临头，苦不可言！当然，受害最深的还是我家的众多子女。

我大姐1947 年就投身革命。在我父亲成为现行反革命之后，她曾向组织汇报思想，说主要有四点想不通：①认定八千余吨原石遭破坏的依据是什么？②马履祥当时反复下发通知，强调指出：“在国内使用的镁矿石的镁含量可以小于 85%，但出口的镁矿石的镁含量必须超过 87%，因此必须严格检查督促。”这怎么能认定是破坏生产？③斗争地主大会后，马履祥已然逃走。怎么又与 3 个多月后的命案有关系？④如何认定李泰来是革命同志？

她本以为组织上能继续向上反映，改变对自己父亲问题的定性。但是，“中共中央关于反革命份子和其它坏份子的解释及处理意见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说：“某些直系亲属在土改、镇反和社会主义改造中被杀、被关、被斗者的家属……可送劳动教养。”明文株连亲属。所以大姐立即遭到了开除团籍的处分。此后，她经受了几十年的磨难。

我的一个哥哥，是 1940 年考上东京帝国工业大学染料专业的留日学生。作为东京的大学毕业生，回国后在工作中也曾有过短暂的辉煌，例如参与研发生产了农药“六六六”。说起他的右派经历，真让人感到既痛彻心扉又荒唐滑稽。

1956年1月, 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举国上下,掀起学外语热潮。石家庄华北农药厂的党委书记就很喜欢学英语，他和管技术的知识分子们关系都很好，我哥当时就在这厂当总工。

有一天，书记串门到总工的办公室，正碰见几个干部在研究工作。大家见他来，就征求他的意见。书记说：“大家继续说，我就是旁听。” 总工说：“那你就是guest。我们接着讨论了。”有个工程师问，“马工说的是‘列席’吧？”我哥说：“我的意思是‘特邀嘉宾’。”

一年以后，1957年反右运动中。因为他出身是反动家庭，就有人突然发难，揭发我哥，说他是反对党的领导。书记串门来了,他说，让书记列席。

只此一事，我哥就被打成了右派。先是让他在传达室搞收发，继而就是在厂里搞卫生，1966年文革开始又把他家老两口和俩儿子遣送回河北老家阳原县农村，全家没有一分钱收入，完全像农民那样劳作。颠沛流离，苦不堪言！孩子们全都不能升学入党。

我还有个哥，1947年加入民联，1950年在抗美援朝中参军参干，1955年21岁就已达高教10级。在1957年，全国政协常委罗隆基建议由全国人大和政协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过去运动中的失误偏差。这位哥哥传播过这一建议，希望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加以甄别。”结果被认定为替父报仇，被判反革命罪15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入狱劳改。1980年按错划错判平反，回到大学当了总务处长。

我有个姐姐，本来因病住医院没参加反右运动，1958年反右补课时因受父兄牵连也被打成右派大学生，下放农村监督劳动。以后嫁给农村一位又穷又聋说不上媳妇的老文盲。尽管1980年得到平反改正，也只能“仰天含泪啸，山野了残生。”

（六）何处避雷击

经过短暂的痛苦迷惘，我认识到，不论将来自己的人生将如何坎坷不幸，现在都要抓紧时间，珍惜北京的学习环境，争分夺秒学文化！很快，我就心平气和地开始了紧张有序的自学生活。每周7天，风雨无阻，几乎天天都到国子监图书馆。从图书馆开门到图书馆关门，如饥似渴地刻苦读书。中午喝口开水吃自己带的烧饼，有时还要在那吃晚饭。我制定了紧凑的作息时间，结果只用了130多天时间，就自学了解析几何（1964年开始列入高中课程）和高中物理，高中化学等几乎全部的高中课程。尤其是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常识》，让我的思想认识水平有了飞跃。

我很庆幸，中考落榜后自己并没虚度年华。过去很多想看的书，总是没时间看，现在总算有机会了！就在这130 多天，我看了《红楼梦》《怎么办》《约翰·克里斯多夫》等大量名著。北师大的张厚璨老师在1963年曾在一次讲座中介绍过心理学，这让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心理学的著述。现在，正好有机会了，我抓紧时机研读前苏联的绿色封面的那版《心理学》（俗称绿皮心理学），由此奠定了我一生的学习重心，我钻研了一生的开启心智的课程的根源就是张厚璨的讲座和那本绿皮心理学。

老同学们在图书馆见到我时，本来以为要好好安慰我受伤的心灵呢。没想到，我已经是满面春风。还和在五中时一样，一张嘴，就是津津乐道最近的学习收获。我知道：狄更斯说过，一个健全的心态比一百种智慧更有力量。

当时，很多中学宣讲了我中考落榜的事。嘲笑讽刺挖苦谩骂，落井下石，说词从“白专道路”已经变成了“反动学生”，毁誉之声不绝于耳。我感觉，社会上捕风捉影大搞阶级斗争的风暴，随时都可能刮到自己身上，山雨欲来，自己随时都可能像哥哥姐姐那样遭遇灭顶之灾！我甚至明确地问过自己：我躲到哪里才能苟活？

恰在此时，也就是 1965 年1月7日，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和崔月犁到崇文区清洁队跟劳动模范时传祥一起参加了背粪劳动。我突然想到：掏茅房，也许能让自己暂避劫难？那是公认的最脏，最累，最低贱的行业。自己能在风平浪静的年代主动到那，争取有个背叛反动家庭，大力自我革命的评价？一旦再有斗争反动阶级残渣余孽的风暴，自己也许能被宽大处理？

我想，命运如果让我成为学者，我一定能今生今世都夹着尾巴做人。但是命运如果让自己沦落到社会底层，真正过着掏粪工人的生活，被人小看，天天累得只能疲于奔命，自己还能处之泰然吗？这也算是一次修行，比张良三纳履还要更进一步，甘受胯下之辱。我下定决心，去长期义务掏茅房，考验自己，锻炼自己。我树立信心，正视人生，神鬼不惧！地位可以卑微，灵魂必须高贵。

我自己去联系，找到在雍和宫附近设立的粪便清除队，在东城区义务掏粪一百多天。和工人融为一体，一起吃饭，一起劳动，一起开会学习。一个月以后，在那个被称为臭屎壳螂的行业，已经能顶班上岗了。而最难的关口是坦然面对老师、同学、熟人和街坊四邻。我多次回到自己的居住街道，为街坊四邻掏厕所。也多次进五中掏粪，面对惊异的同学们，满不在乎地哈哈一笑。

我经常和工人们到居民院里掏化粪池。化粪池一般有三四米深，工人完全靠臂力用大吊桶把粪便提起来再灌入粪桶背出去，这比掏普通厕所更困难许多倍。我惊讶了：本来让粪便走污水是很简单的事。但是，搞城市卫生规划的官员们却心疼粪便不心疼人！这就是在社会的最底层的人群的地位！遭人冷眼，蔑视，脏，累，疲于奔命。

有这100多天的修行垫底，我感觉自己真正做好了挑战人生的一切准备,尽管要保持逆来顺受的态度,但也能保持灵魂神圣的尊严。面对脏苦累臭，低贱卑微的任何工作，我已经能够做到心如止水，坦然处之，决不屈服。命运之神，不能让我萎靡不振，反而，我振作精神，掐住了命运的喉咙。命运可以蔑视我做学者的雄心壮志，但是命运无法摧残我傲视一切艰难的诤诤铁骨。

当时有同学赞我说：能在逆境中固守高尚！不惟有超世之才，亦有坚忍不拔之志。我很受鼓舞！！

经历了这100多天的自我检验，我正式提出申请，参加东城区清洁队的工作。我不去干路队扫大街，也不去装卸队倒垃圾，非要到处于清洁队的最底层的粪便清除队掏茅房去，那是刑满释放分子都不想去的地方！不久申请书竟然被驳回，理由是不能干扰上山下乡运动。

北京的政治高压早已形成。四中的王云凯、孙杰、袁古（还一个，忘了名字了），他们高考落榜。1963、1964两届的北京中学数学竞赛冠军唐守文被整。再听听四中在四清后“左”到了何种程度。我是惊弓之鸟，不寒而栗。不能不担心，有朝一日，左派师生对“反动学生” 会像寒冬一样无情，即使我躲在粪便清除队也仍然可能在劫难逃，还是要被揪出来，理由就是躲避了上山下乡。

我想：现在是我一生中最关键的选择。与其在北京忍耐，不如到农村广阔天地去，也许能另有作为。我万般无奈选择了上山下乡，在1965年6月21日，去了山西省大宁县，参加了水土保持专业队。转正以后月工资为29.60元。

（七）热血遇冰

我们满腔热血来到山村，一心要报效祖国。初到山西，和知青们一起抒发豪情，曾经写道：“天做屋顶地做床，吕梁山川扎营房。昕水河边迎风唱，锦绣中华更富强。”(与门昭江合作)

为了退耕还林，为了水土保持，为了将来黄河绿水映蓝天，我是下定了决心，主动离开北京，放弃了最好的图书馆，放弃了与专家学者交流，放弃了看展览会，文艺演出，体育比赛……豁出一切，跑到深山荒野。满以为组织上能把自己认同为一家人，不再追究自己的反动出身了。结果，刚到山西，就知道自己又想错了！

水土保持专业队的一把手，多次在大会上对全队300多人说：“马献时和咱革命队伍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他就是再伪装几十年，我们也不能相信他！如果将来蒋介石带队伍打回来了，他肯定是第一个跑去投降！”

此番言论赢得了大家的一片嘲笑和热烈掌声！当时，我是队里唯一自费订阅《人民日报》的人。一把手在大会上说：“咱们看报纸是为了斗私批修，反修防修，他马献时为什么要订报纸，他看报纸那是为了保私！过去在农村，农民要是娶地主家闺女，那就叫敌我不分。所以现在我们还要随时保持革命的警惕，认清我们身边的阶级敌人的残渣余孽。”这就决定了我多年来在队里的地位，我被当作全队唯一的阶级异己分子。想争取入团的人，想表示自己革命的人，都可以把我当作活靶，只要批判我蔑视我，恶语相加，就可以染红自己，大有成效。

1966年红8月，北京中学刮起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风潮，不少出身反动家庭的学生被狠打了。五中一伙极左学生为追查反动学生马献时的下落，杀气腾腾来到东城粪便清除队。他们认为，中国将来如果出了刘邦之流的反贼，那马献时肯定要去当张良。清洁队是马献时卧薪尝胆的地方，他是黑五类子女中最值得打死的人，必须提前为国除害。有朋友写信告诉我，要庆幸自己上山下乡躲过这一生死大劫。我是绝对相信，以我当时的单纯幼稚，在红8月中必死无疑！

后来，北京的风潮还是很快就刮到了山西，我到底还是在水保队被一帮假左派凶残地暴打了一顿。打的结果遗留在多年之后，我腰锥3-4，4-5，5-S多处长骨刺，不到50岁就直不起腰了。

有一年大年除夕，数九寒天，井台上的冰都冻了半尺多厚。井绳上的九连环掉井里了，吊个耙子捞了半天也没捞上来。因为铁匠回老家过年去了，也买不到新的用。没九连环，打水就不方便。队领导开会商量办法，最后决定，派个人下井捞九连环。这事太痛苦了，哪找这人啊？大家嘻嘻哈哈说，让马献时捞，考验考验他是不是真革命。

我被几个朋友顺着井绳放到了水井的水面上，但觉寒气逼人，真是欲哭无泪！实在是太欺负人了，即便真正是工作需要，换个平等点的说法不行吗？我大声背了一遍《寒山问拾得》：“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云：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我大吼一声，把心一横，跳进冰冷刺骨的井水，多次潜水，终于打捞成功。一把手还追问同去的人：“他哭了没有啊？骂谁了？”大伙说：他喊了声下定决心就跳下去了。我这才平安无事。

当然以后的日子还是照旧，阶级异己分子的地位始终不变。

（八）当牛做马

水土保持专业队的多年辛劳几乎白费。封不住山，育不成林。农民根本不把水土保持当回事，放羊进林，树苗被羊啃皮死了，水保队员只好再种，这样反复多年也难见成效。在文革时期，政府不但没追究破坏水保的农民的责任，反而在 1970 年10月底，把水土保持专业队解散了，上山下乡的知青也全部插队。

我被分配到远离县城 90 里的太古公社仪礼（原来叫义礼村）大队插队。住的是土窑洞。老乡描述的窑洞就是：冬天冻不着，夏天热不着，塌了寻不着。文中图片是完全类似的一处地方。我原来住的窑洞已经坍塌了。

仪礼村在垣上，泉水在 5 里之外的沟里，所以吃水困难。我每10 天可以用一次驴驮 80 斤水，做饭吃喝洗用，全部在内。晚上漱口就是两口水，一口盐水，一口清水。早上刷牙，也是两口水，用盐刷刷，漱口而已。蒸窝头的蒸锅水就是吃饭时喝的水。洗碗水的 3/4 要留用，沉淀的 1/4 归老乡喂猪。不论男女老少，来到近处都是臭气哄哄，脖子上有一圈厚厚的黑垢。

下雪了，我从场院用筐担雪，倒在缸里，再往锅里放雪，烧柴融化，再把雪水倒入缸中化雪。我不断从场院担雪回来，返复十几次，忙到半夜。一年之中水缸也总算有了满的时候。尽管窑里化雪为水有些冰冷，但是终于能洗一次澡。我洗澡时感觉回归人间了，不知不觉就热泪横流。

一年之中，只有几个月有菜吃，菜也只是土豆和萝卜。还有几个月，吃红皮白箩卜腌的酸咸菜。剩下的半年多，完全没菜吃。有时在地里拔点喂猪的草，捡出其中嫩点的，切碎煮煮放盐就是菜。如果没猪草，就蒸一碟玉米面糊糊放点辣椒面和盐，充当咸菜。

一年只有 1 斤棉子油，年前才分下，过年后不久就吃完了。8 月 15 和腊月 23，村里杀羊，能分到两根剔了肉的排骨，吃 3 天排骨煮萝卜，才舍得把骨头啃了。过大年，村里有人杀猪，可以买 3 斤肉，瘦的炒炒，肥的炼油。一年 3 次见荤。

因为交通闭塞，全年没有集市。偶尔，村里人的附近村的亲戚来了，例如担来了萝卜，就喊叫，有用红薯换萝卜的没？用多少换多少啊。难以想象：以物易物不用钱！甚至不用秤。还有用玉米换碗的，换水缸的，换瓦罐的。

交公粮多在冬季，天很短。出门与回村，都不见太阳。我和村民一样背上一布袋窝窝头，就翻山越岭了，50 里山路不见人。天还黑着呢，大伙从库房每人担 50 斤玉米，鱼贯而出；晚上每人再担 40 斤（半袋）化肥回来，太阳落山了，离家至少还有 10 里路。第 2 天，一般就在家门口劳动。再隔一天，再去交公粮担化肥。年年如此。那是一年中比割麦子还累的日子。

摇耧种棉花，村里牲口不够用，就用人拉耧。我心疼衣服，就把驴用的套包套在自己肩上，那上面还有驴的臭汗味呢，就这样在地里拼命拉着套绳，反反复复，当牛做马。

有一次，乡里分给仪礼村一些钢管，以备将来解决引水上垣之用。钢管长 8 米重 80 斤，要翻山越岭扛回来。三伏天，骄阳似火，早上天将亮，村里的男劳力全体出发，一路上大家都垂头丧气，不知道怎样才能熬过这艰辛的一天。50 里山路出山，已经让大伙筋疲力尽。快到中午了，每人扛了一根钢管，返回到山沟里的泉边吃干粮。

吃饭事小，喝水才是最重要的。50 里山路将再不见人，也就无处喝水！我挺直了身体，像喝药一样，一小口，一小口地往嘴里灌水，肚子胀得难受也不停歇，喝了一气，再喝一气，直到一边喝，一边尿，吼咙感到恶心要吐了，才大喊一声：“走啊——”在烈日焰焰之下，爬那 20 里路的大山坡。

扛 8 米长的钢管，要时刻保持平衡，重心不稳，前摇后晃，就很难受，一不小心，钢管前梢插进树丛，身体被别住，疼得让人喊叫，再退回几步，收回钢管前梢，继续向前。上路不久，我就体会到了最大痛苦的来源：没法换肩！山上树多路窄，没办法把钢管转到颈后，而只能低头让钢管从上面换肩！几次换肩，脖梗就磨出一层血。衣服被粘住，碾破了生疼。

我想，也许，没那层衣服能好点？干脆，浑身上下就只穿一条裤衩，把衣裤都捆在钢管上，让钢管沾上汗水直接磨肉吧！风把汗吹干，身上能有一层汗碱结成的白霜。换肩时，钢管把脖梗后的血肉碾破，新血涌出，疼痛难忍。颈后的血结成厚厚的疤，再次碾烂时，就更是疼痛钻心，忍不住大声喊“疼啊！”

这 20 里上山路，真让人痛不欲生。到了山顶，所有人都寸步难行。因为无法换肩，很多人只好决定俩人抬一根钢管，举起钢管换肩，所以就无可奈何地必须扔下一根钢管在山顶，也有的人竟把钢管一扔，扬长而去，决定改日再来。

30 里下山路，一路走，一路见到被遗弃的钢管。临进村两里路有个 200 米的小坡，还见到最后的一根被弃的钢管，显然扛它的人，已经拼尽了最后的力气，终于放弃了。我完全是凭着意志的力量扛着钢管回到了仪礼村！全乡凡是听说此事的人，都挑大姆指赞叹，因为本地人坚持到底的也是寥若星辰。

我刚到仪礼那年，是村里出勤最多的人。我做饭不误出工，晚上蒸窝头一次弄够 3 顿的量，早饭午饭热热就吃。从库房称粮食要记斤数，结果累计时，我和全村的人都大吃了一惊。我一年吃了 1290 斤粮，比 3 口之家吃得还多。全年除了过年前后 6 天，以及下雨下雪不能出工的日子，那年一共有 337 天可以出工，我出勤了 335 天。超过了大寨人全年出勤 330 天的标准。来仪礼时，我体重是 150 斤，一年后体重是 116 斤。刚巧，扣除粮款，我能分红 34 元。一斤人肉换来了一元收入。

分红的 34 元，我只能得到 10 元。其余的，还是让欠粮款的老乡们借走了。遇到讲道理的还好，过年给我做鞋穿。锄玉米时，送两个土布坎肩。割麦之前，给做个长袖土布褂子。钱多钱少，无从计较。也有不讲理的人，非拿布票顶账的。不管你是否有用，都是按行情的最高价卖出的。还有一户，拿出马上过期作废的布票顶账，说：“除了这点，我再没办法了，你不想收也得收！”

有一次碾麦子，我在场里干活，别人都倒换班吃饭去了。水保队一个老同事来仪礼看我。当时，我戴个破草帽，一身农民装。那人就朝我喊：“老大爷，您村的马献时在家呢吗？”我笑而不语。那人追问再三，感叹道，“嘿，这老头太聋了！”我哈哈大笑说：“刚几天不见，我就成你老大爷啦！”

腊月底分红的钱，必须买够咸盐、煤油、火柴和信封邮票。我称它们是 4 项储备。一直到农历的 8 月中旬，卖羊毛的钱回到村里，我才能再次见到钱。也就是说，从腊月到 8 月，分文没有，也就是在这 8 个月一分不花！

本来，买每斤 0.17 元的大粒盐 2 元钱可以买 12 斤，够一人吃一年的了。刚过年不久就有人来我家借盐，当然也是实在为难的人家才来借，当然借出去的也就有去无还。春天刚过，我就没盐吃了。我到饲养室借驴吃的盐。饲养员说：“全村的人，我谁都不借，就借给你。就相信你是讲信用的人。”后来，我又去借了一大碗盐，8 月中旬，两大碗盐快吃完了，才见到钱，赶紧买盐归还。

我的信念就是，人要活得有志气，要达到最高标准。不能虚度年华，有负此生！但是，也时常感到痛苦：尽管自己已经拼尽全部精力，但是农村面貌依旧！自己这样耗费青春年华，竟然毫无作为！这是在浪费人生。仅仅问心无愧而已，上山下乡的意义又在哪？对广大农村并无益处，对知青个人更是毁灭。上山下乡是个熔炉，大量砖石，经过锻打，变成了齑粉。自己当初被中考抛弃，现在和 1647 万知青在一起又被社会抛弃！

相临的一个县有一对知青两口，劳动表现出色，最后双双自杀。他们曾说“上山下乡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走投无路的标志！”选择了“死比平凡的生更伟大。”

（九）悲屈受辱

我为了不虚度年华，决定尽早投身到农村教育事业。在提出教书申请后，首先遭到大队主任的坚决反对。主任说：“这人干活骠（力气大）着呢，一般人都比不上他。让他教书太可惜了。教员的位子，要留给村里的病人或者残疾人。”后来，公社领导让村干部翻看了我的档案，嘱咐说：“今后他别说入团入党，就是民兵也不能参加。工作需要时，可以让他代代课。但是永远也不能转正。” 由此，全公社尽人皆知：马献时出身反动家庭。

仪礼村有个公社唯一的女党员。有一次私下找我，让我给她加工分，没能得逞。于是，每年年底在村里地富训话会上她都要点名批判我（从来没听说过其他地方的黑五类知青要参加地富分子的训话会）。

反复批判的就是两件事：

有一次，皓月当空。我在家门口，赏明月背诗词，随手还舞了几下桃木棍。恰巧村里有人路过，问我干什呢？我开玩笑说：“今春大旱，我在作法求雨。”后来就有几个村民围看。我背了几段俄语课文，还把一个词组大吼了几遍。老乡感觉那不是瞎念，反反复复念的还一样，那肯定是掐诀念咒啊。没想到，干旱几个月了，第二天就天降喜雨。她批判我是大搞封建迷信活动。

还有一次，我在大队部，听收音机。音乐过后，才知道是境外广播。我马上就把收音机换台了。但是，有人证明，我听到了敌台。这位党员说：“马献时，你是来接受我们教育的！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以后，再有人举报，我们就不客气了！”

有一次修公路，我住在工地十几天没回村。晚上，村里捎信让我赶快回去，说我家遭人盗窃。我非常奇怪，自己的家，没有值得盗窃的东西啊？回家只见满地的花生皮。原来我为防老鼠，把 10 多斤花生扣在锅里，有冒尖的满满的一锅。我是准备回北京带给老妈吃的。现在却已颗粒无存。

最后知道是几个小学生，踹开屋门，躲在里面偷吃花生，而家长们都心知肚明却放纵不管。后来小孩们越去越多，连续几天，直到把花生吃光。最不能容忍的是，一个大孩子（赵友康），吃得肚胀，就在屋里大便。而且就拉在我准备回家戴的新帽子里！

欺人太甚，奇耻大辱！村干部却说，这都是小孩们干的，你就别和他们一般见识啦。把干部的责任，家长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农民穷，孩子小，没志气，没出息，就算情有可原。可这是一村老小合起伙来欺负人，压迫人啊！凭的就是我出身不行啊！半夜，我一人在返回工地的路上破口大骂，但是，我真的不清楚自己该骂的人是谁。

我还有一次遭众人偷盗。那次是公社成立了突击队，在深山里修公路。当时有 50 多个民工，按邻近的大小队均分成 3 个排，我是3 排长。将近半年，每顿饭都是玉米面窝头玉米面粥，红皮白心的糠萝卜擦丝放盐，糠萝卜吃完就吃干萝卜丝。没有细粮没有油，见不到面条吃不上肉。大伙睡在炕上都说的是吃，日子实在是太苦了。有一次，有个生产队交一头老驴到屠宰场，路过工地时，我买下了。商议结果，钱由三个排长和一个连长四人平摊。分肉方案是把肉炖了均分 4 份，掏钱的人共享一份， 3 个排各得一份。

结果，半夜里，炖肉的香味把 1 排闹醒了。他们基本公平地把肉均分成 4 份。规规矩矩分吃了其中的一份。这时，欲望已然高涨，无论如何都无法克制，他们又疯狂地分吃了两份，只给我们出了钱的几人留下一份。终于欲壑难填，最后把一切扫荡精光，1 排长还把锅碗洗刷干净。

早上，1 排的人赖着不起床，不出屋。2 排 3 排的人找不到肉了，大骂起来。1 排有个人在屋里接岔对骂：“那个叫马献时的，你听好了。你老老实实交代。你是个什么成分啊！每年腊月里给地富的训话会，有你没有？吃你驴肉的老子们，都是贫下中农，你个北京来的地主崽子，今后老实点。你是接受我们教育来了。吃你一头驴，吃了就吃了。你就悄悄地认了吧！”

没见到驴肉的两个排的民工，都要冲进去打。都在喊：“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公社干部出面调解，当时总算没打起来。但是，三个排再也弄不到一起了，不久后突击队宣告解散。

（十）挺身而出

我时断时续地成了农村代理教师。主要是记工分，有时也有几元钱补助费。我有零星时间看书，钻研学问了。念书的窑洞基本就是图中的样。在炕上，放张炕桌，点上煤油灯，每天鼻孔里是黑的，痰也是黑的。

1972 年春节我回北京探亲时，看到了《优选法平话》，非常有兴趣。同时，让我深感疑惑的也有两条：

①单因素优选法的淘汰定理那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双因素优选法却是无从起步，怎么没有淘汰定理了呢？

②双因素优选法要把 0.618 法与对半法平分天下，为什么不两个元素都坚持 0.618 了呢?

回到仪礼，我冥思苦想了好几天。突然之间，豁然开朗。

例如：炸油条最省油的问题。图中 C 点表示的温度比 B 点表示的温度低，如果 B 点比 C 点好，C 点左面更低的温度就可以省去不做实验了。例如 E 点，肯定比 C 点更差。这就叫单因素优选法的淘汰依据：B 优于 C 时，线段 BC 的延长线被淘汰。

如果是双因素问题,寻优就从线段扩大到长方形.双因素问题中, 有个 A 点，也比 C 点好。结论是什么呢？这就叫双因素优选法的淘汰依据。这就是我的突破点。结论是：A，B 优于 C 时，角 ACB 的对顶角将被淘汰。点 D 在 AE 的延长线上。因为 E 比 C 差，A 比 C 好，所以 A 比E 好。由于单因素优选法的淘汰依据，那 D 就比 E 更差了。而 E 比 C 差，那 D 更比 C 差。所以角 ACB 的对顶角里就没有好点了，都可以淘汰。这个定理，就把双因素优选法提高到了理论的高度。

这是我在 1972 年的巧妙发现。不仅使优选法的理论基础一目了然十分简明，更使优选法的应用价值百尺竿头更进了一步。在双因素优选法中，我对两个因素都取 0.618 法，做了一些设想。然后就冒昧地写信给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统筹室应用数学组，大胆咨询，问问优选法研究中是否已经应用了双因素优选法淘汰定理。

结果出乎意料的迅速，很快就收到了回信，专家（虽未署名，但几十年后这封回信经其女儿认定，知是孙克定先生所写，我向她鞠躬，感谢孙先生对我的鼓励。）肯定了研究成果：“双因素优选法的淘汰定理属于你的新得！应该继续研究。”我责无旁贷,必须挺身而出了。

于是我抓紧时间，兴致勃勃地钻研起优选法。破窑洞，煤油灯，萝卜干, 棒渣粥,10 天 80 斤水，漫山遍野寻柴……千辛万苦都不在话下。我一个初中生，向数学界的泰斗华罗庚发起挑战啦！自己不断提出假设，然后证明它或者是找出反例推翻它。一步一步前进。最后认定：双因素优选法要两个元素都坚持 0.618 法。可以采取改进的平行线法或者是滚雪球法。

1972 年夏天刚整理完手稿，我就忙着割麦子去了。

我一直都渴望能找个人聊聊优选法，但是没人理解我的成果。将近两年之后，1974 年公社派我去蒲县办事，我趁机自费多乘车 70 公里，跑到了临汾市，想找山西师范大学数学系的老师们一诉衷肠。

找来找去，见到了推广优选法的孟繁星和张运筹老师。他们听了我对论文的介绍，非常惊喜，连声祝贺！但是，孟老师说：“现在文革局面很复杂，有人以革命压生产。周总理让华罗庚教授通过宣传推广优选法督促生产，掀起了科学实验的风潮。如果咱们站在华教授的对立面指手划脚，很有点不太合适！”张老师也说：“推广优选法现在看来只是一时之需，咱不能削弱抓生产搞科学实验的风潮。而一旦这个风潮过去，你再提出，要把优选法提高到理论的水平，很可能就没必要了。”

他们劝我，现在不要理直气壮地出来争论。一旦你马献时的论文发表了，10 年后华老要是死了，全国的人也还要骂你说，华老是你马献时给气死的。弘一法师说：有才而心缓，定属大才。有志而气和，斯为大智。

我非常感谢他们，一方面是终于见到了知音。更重要的是，他们答应将来能找适当时机，悄悄发一小段论文，把双因素优选法的淘汰定理公之于众。

我有个心愿，就是当时在宣讲优选法的时候，能够顾及到理论方面的结论，不要把一些局限性留成永久的遗憾。我在去山西师院后不久，竟然突然决定不惜用光自己的所有资金，此外又借了一笔钱！因为我要办成一件人生大事，把我对优选法的研究成果奉献出来。我要去太原市，通过推广优选法的小分队，提醒专家们注意，能悄然吸收双因素优选法淘汰定理和其他许多有用的成果，把双因素优选法提高到一个新的理论的高度。这次出门，我心想，自己要像《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那样，在关键时刻，舍弃自己的一切，挺身而出。

在推广优选法的小分队离开太原前的那天晚上，我见到了华罗庚的随身助手裴定一老师。他听完介绍马上就说：“你是对的。但是，现在就突破原来的宣讲内容，不合时宜。现在推广优选法确实偏重于实践，理论方面确实比较欠缺。但是，不久以后，优选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更高层次的论文就会发表。”裴老师没留下论文，也没问千辛万苦找到他的人是谁。所以，他们在 1974 年就没能从理论的高度宣讲优选法。

1985 年 6 月，华老到日本讲学。12 日，最后的演讲，还说到了优选法折纸条，然后在接受献花时，突然逝世。后来我就期望能看到优选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更高层次的遗作。但是 20 多年过去了仍然没有这样的论述。我犹豫了，我想：也许把原来的实践层次提高到理论层次并没多大意义？优选法对数据利用率太低，又受寻优区间的限制，并不适合搞大量实验。只是那个时代临时需要优选法而已。历史上的这一页就永远翻过去吧。

一直到 2009 年，优选法被编写进高中数学教材了。我看到其中 4 课时的内容仍然拘泥于华老《优选法平话》的内容，没能超越，感觉这样可能误人子弟。苏格拉底说：“宣传是代替宣传对象去想，希望对方不假思考而完全接受；教育却是要启发受教育者去想，希望学生经过自己的思考才决定要不要接受。”教材 4-7 只是停留在当年《优选法平话》宣传普及的层次，而没能提高到教育的层次。作为教材，应该根据高中学生的接受能力，初步探究优选法的理论。

我递交了论文，并且很快就发表了！

于是世人看到了，我一个初中毕业生，40 年前挑战数学泰斗华罗庚的一页！其实，超越权威，不断创新，这正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经之路。2014 年新版的 4-7，删除了华老的一处最基础的数字,改正了教材作者的一处关键错话。随之而来的，因为我的论文的发表，教材 4-7 被取消了。

（十一）锥处囊中

钻研优选法在我的插队生活中，只是转瞬即逝的事情。艰辛的生活还在继续。我在太古公社仪礼村，当着代理教师，时断时续。我无论是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还是当牛做马地参加劳动，同样，都没能改变自己低人一等的社会地位。

1975 年秋天，县粮食局抽调我到太古村，核实粮食产量。算做仪礼村派出的民工，仍由仪礼记工分，由粮食局每天发 0.5 元生活补助，每天依然参加太古村劳动，晚上就和县里派到太古蹲点的工作组同住一孔窑洞。

县工作组的组长是郭飞鹏部长，他分管县文教工作。郭部长曾问我，水保队是否有人能胜任中学教师的工作。郭部长认为，我只是初中毕业生，教师的工作难以胜任。

人生的机遇终于来了！我当即决心毛遂自荐。过去我一直为人低调，从来不在人前高谈阔论，这次却要一展才华。但是给农村干部们讲点什么呢？

1975 年 10 月 15 日，华国锋副总理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会议上做总结报告。题目是《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全文将近 8000字。晚上听着有线广播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锥处囊中，其末必现，自己一定要展示水平，要先把这篇文章背下来。16 号早上，又听了一遍广播。中午报纸来了，我更是暗自发力，边理解，边背诵，边思考，还写了讲用提纲。

晚上，郭部长安排大家自学。我一看，机会果然来了。就说：“今天的自学，由我这小学代课老师组织如何？现在就请大家放平吧（脱了衣服躺被子里）。”郭县长睡窑洞最里面的炕头上，紧靠灶台，点着油灯，他手里拿着报纸看。我睡窑洞最外面，挨着窗户。俩人之间睡着工作组的 4 个人。我问，文章标题是什么啊？全文 5 部分标题都是什么啊？第一部分分几段？每段都是什么意思……自问自答，连背带讲，从头到尾。尤其是文章中属于新颖的提法更是多加评论，分析到位。

通篇讲完，又是立体评述。综合分析辩证周到，论说例证联系实际，比喻讲解深入浅出，内容涉及古往今来。把工作组的各位听得是目瞪口呆！俩钟头之后，胜利结束。我出去上厕所。等我回来，所有在窑洞的人，都已改口称我是马老师了。

郭部长激动地说：“你爹是谁，我看不重要了。老马家出能人，名不虚传。你是汉朝马援将军的后代，你是唐朝马周宰相的传人。核产工作结束后，你跟我走吧。大宁县若是继续埋没你马献时，天理不容！”

郭部长不看出身，只看真才实学。所以，我立刻就被发现聘用。 1976 年 1 月 6 日，郭部长一纸令下，把我从仪礼调到了大宁中学。转正前月薪 32 元，转正后月薪 36 元。

（十二）曙光初现

大宁县教育局的张柬志局长，奉郭部长之命，约谈了我，主要是商议到中学教哪门课程。张局长的夫人是北京知青，他早就听说过我。问：“你们知青的赛诗会，听说你是状元啊。当时，以破草帽为题，限 7 言绝句一首。你的诗，我看了。挺有向上精神，难能可贵！”我也想起，确有其事。自己多年为人低调，不愿张扬，很少写东西，那次在南桑峨小学和北京知青王建国老师聊天，难以推脱，才奉命凑了 4 句：

凉帽随身历四春，不堪针黹尽疤痕。

几番灯下精心补，莫负京城赠物人。

张局长说：“历史，政治，语文，咱都缺人。你随便挑。”我说：“其实，我最擅长的是高中数学。只不过，一般人没和我交流过呢。”张局长大吃一惊，说：“没想到，你还是个文理全才啊！”

张局长是数学系的毕业生，随手拿出本《吉米诺维奇习题集》。我赶忙说：“我高数只做到《樊映川习题集》，吉本的题，我抗不动。” 张局长说：“那就做其中的几道初等数学题吧。”他从吉本中选了几题。吉本的初等数学题目，也是够难的！但是，我还能对答如流。

我们商定，先教初 2 班级的数学课。同时决定，把高一数学中的反三角函数的第一节课，列为我的全县教学观摩课。如果能顺利完成任务，以后就让我改教高中数学了。

大宁是个山区小县。郭部长找了个初中生，如今要安排教高中第 24 班的数学了，引起了很大轰动。那节观摩课，凡是有资格听课的各级领导和高中各学科的老师以及中小学的数学老师们，都像看文艺演出那样，前来观摩。

学习需要循序渐进，但是，现在的任务却要一步登天。学生的知识基础非常欠缺，函数、反函数、三角函数都是必须的基础，但是学生一概缺失，一节课的时间，却是要求讲明白反正弦函数；学生早就对数学失去信心，放弃努力，视教室如牢笼，视教师如牢房管理，视课本如天书。学生的心理是灰蒙蒙的一片，上数学课就是空耗光阴，浪费时间。

我感觉，学生的人生就像被困在黑暗的小屋里，迫切需要自己去拉开房屋内的那根灯绳。我深信：一旦开关启动，屋子里就能一片光明。

经过精心准备，观摩课按时举行。

只有一句话的开场白：数学是研究数量，形状和结构关系的学问。咱们今天就专门研究结构关系。班里，谁有兄弟姐妹？

几乎所有学生都举手了。我问一个学生，你为什么举手，他说，我在家是老二。又问一个学生，他说，我是老大，有弟弟妹妹。全班所有学生都全神贯注。一屋子听课的人也是兴致勃勃。

我挑了一个活跃的男生张二，上黑板，从大到小写了自己兄弟姐妹的名字张一，张二，张三，以及自己父亲的名字张富，爷爷的名字张野。我拦住他，不让他回座位，问：亲生父亲吗？学生楞了一下，说，是啊，又问，确定吗？回答：确定啊。又问：你父亲是唯一的？他说，就是啊。又问，是真的吗？屋里笑声一片。我说，那就好办了。大家更是哄堂大笑。

我说：数学上管这种对应关系，叫做有确定的对象，就是存在而且是唯一存在，这就叫函数。用 f 表示 father，写成，f：子女→父亲。所以 f （张一）=？？学生都笑着说：“第一次听说，对应法则 f 的意思是 father。”班里已经有人举手了。答案是 f （张一）=张富。又问 f （张二）=？大家回答说，还是张富。又问 f （张富）=？大家开始笑，说是张野。我说，y= f（x）是什么意思呢？就是：y 是 x 的父亲。对不对？大家又笑又叫，无比兴奋！异口同声说：对！学生们目光炯炯，课堂气氛活跃，一场攻坚战开始了。

我在黑板上构造了两个栏目类比。左面是：f：子女→父亲。右面是 y=sinx，表示 y 是角 x 的正弦的值。问了几个简单的给角求值问题，特别是轴线角的正弦函数的值，以备将来对比。

我说，从子女对应父亲，用符号 f 表示了。如果想从父亲对应子女呢？我们学过一个符号，谁还认识 f -1，学生说，早就忘了。有个学生，喊了一声，反函数。我让大家给她鼓掌，鼓励她说，学得不错嘛。又问，现在能否解决 f -1（张富）=？大家说，不能。管张富叫爸的人不确定。我说，因此，从父亲到子女，就不能构成函数了。那就必须给出适当的限制条件，满足存在且唯一。例如：咱补充规定， y=f -1（x）表示管 x 叫爸的最大的子女。那，f -1（张富）是谁啊？大家异口同声说：张一。大家感到顺理成章，津津有味。

因为例子生动浅显，学生完全能理解。课程进行得很顺利。

当我问：管张二叫父亲的那些子女中，老大是谁？这个问题怎样表示？有人说：f -1（张二）=？张二早就坐不住了，站起来喊：我没子女！！我说，真没有吗？别不好意思说啊。又问了其他同学，这才表示相信了张二的话。教室内欢声笑语，同学们如醉如痴。我然后说，就是啊，所以要想表达的式子有意义，必须给个恰当的范围。于是研究定义域，值域等等。

讲到后来，概念建立以后，我问：管张二的爸爸叫爸的那些人中的老大是谁？用式子表达就是 f -1（f（张二））= f -1（张富）=张一。管张富叫爸的孩子中的老大的老爸是谁？用式子表达就是 f （f -1（张富））= f（张一）=张富。

临近下课，开始讨论作业中的难题：sin（arcsinx）=x 对不对？ arcsin（sinx）=x 对不对？学生们张富张一张二的争论不休。我笑着看他们争论，心想：我点亮了他们心中的灯。我把他们带进了学习的大门。

下课铃响，全体起立。我鞠躬时，学生的掌声响起来了。听课的人们更是热烈鼓掌！还有人大声疾呼说：“这人就是咱大宁的宝！”

我观摩课成功了。

学生见到过我这样的数学老师，原来教 24 班数学的老师，再难回去讲课了。从这节课起，这班的数学正式交给了我。同学们奔走相告，从此再不为数学课发愁了。数学是大家最开心的课。

我 1965 年到大宁，1976 年教高中，在大宁县我当了 10 年的驴，现在终于赢得了自己做人的尊严。我当时写下对联以示决心：笔架山前精耕沃土，昕水河畔诚育英才。

多年后，我在厦门曾题诗一首，感叹自己的这段人生。

（十三）倚天抽剑

1978 年暑假在大宁中学，有一天吃早饭时，几个老师蹲在食堂外面边吃边聊。有个老师正翻看刚来的《参考消息》报，说：“马老师，快看啊！20 届国际中学生数学竞赛题登出来了，赶快学习学习,把咱学校的娃，也教会了。”

另一个老师抢先拿来一看，哈哈大笑，说：“这可是世界难题！光有题目，也没答案。这谁能会啊！” 我把报纸拿回宿舍，暗下决心：今天，就是检测自己实力的时刻！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天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还是 6 道题，还是当年陈老师训练时 IMC 的模式:上午，下午，晚上三场，各用 1.5 个小时，每场按顺序做两道题。我把题目纸笔准备好，在床上闭目养神。考试时间一到，立即一跃而起，投入战斗。上午的俩题，旗开得胜。下午的俩题，时间也有很多富裕。晚上就不太顺利了。求和问题的不等试证明，拆碎了再拼起来。把抽象问题具体化，再用抽象符号表达出来。做完时间已然不多了。最后一题是抽屉原理，时间不够了,说得不够清楚。到考试结束时间了，收摊结账。这全部 6 道题，弄出了 5 个半还多！我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第二天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也就是我打倒第 20 届国际中学生数学竞赛所有题目之后的这一天！

上午我把自己得意门生渠瑞平找来，把每道题的意思和解答，一一讲了一遍，连同最后一题，都给他讲明白了。于是，世界上最难的题目，在山村小县，竟然也有一对师生把它们完全战胜了。午饭前，送走渠瑞平，我到邮局，把答案立刻寄给陈鸿侠老师，向老师报喜并请老师指正。心中的狂喜让我想跳想飞。我从来没想到，自己初中毕业竟然已是奥林匹克级别的高手！

我疯疯颠颠，跑跑跳跳来到县城东面的麻束沟，那里清静开阔。我站到水保队当年修的红专桥上，面向东北方，朝着北京，放声高喊：

“袁晓楠老师（小学老师），我马献时一辈子感谢您！”

“杨玉民老师，我马献时一辈子感谢您！”

“陈鸿侠老师，我马献时一辈子感谢您！”

然后我忽然想破口大骂！骂谁？真不知道。最后大喊了一声：

“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毁了我的人生！”

（十四）青出于蓝

我 1978 年参加高考，考上了山西太原理工大学。一个初中生，仅凭着在 1964 年的 130 天自学，竟然考出了太原理工大学当年的入学最高分。那些正规学习了多年的老高中生们，竟然都落在我这个初中生的后面了。我入学就被选为工学院学生会的学习部部长。大学毕业后辗转到唐山，廊坊，最后在 1993 年回到了北京。回到我的母校北京市第五中学，教高中数学，直到退休。

我认为，作为学生，最幸运的事，就是遇到了世界上最棒的老师。作为老师，最幸运的事，就是遇到了世界上最棒的学生。因此我说，我的一生是最幸运的！我曾遇到了特级教师陈鸿侠，还得到陈老师 3 年的心血浇灌，使自己茁壮成长。（我常去看望恩师陈鸿侠，直到1992 年陈老师离世。此后，我又一直常去看望陈师母，直到 2002 年陈师母离世。）自己作为老师也是最幸运的，我遇到了两个世界上最好的学生。一般老师终其一生，也难得一遇世界级别的好学生。而自己却能连续遇到两位高徒。他们能成材，当然也饱含着我倾注的满腔心血！

在大宁县，人们惊讶地看到，我一个初中生竟然也能搞科研。于是学生们很受我和科学院专家通信的鼓舞。其中有个贾宝良同学，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高中毕业后，回乡多年仍然和我保持联系。我对他课题选取的建议和精神上的鼓励起了关键作用。而数学中的函数，数列知识的迁移也正是他成功的关键。在知青张天东老师指导下，他在 1986 年发表了一篇化学方面的国际级别的论文。开创性地探讨了在元素周期表中电离能的函数分布问题。贾宝良虽然只有高中生的学历，却能代表中国参加了87年7 月的国际 31 届IUPAC 化学大会。(上面是论文及照片)

另外，北京五中的鲍橒同学，也属事迹惊人。

我擅长象棋，50 多岁了，还能和五中的顶级高手表演一明（面对面比赛）一暗（盲棋比赛）两局象棋同时比赛（俗称：明争暗斗）。我和任铁生老师还通过切磋桥牌，影响了鲍橒的人生选择。后来，鲍橒刻苦练习蒙目围棋比赛，在 2016 年 12 月 20 日蒙目一对五全胜，创造了迪斯尼记录。鲍橒还在《最强大脑》电视节目中得到了唯一的满分。

在我插队的山西省大宁县，有一篇当地老乡回忆北京知青的文章。其中提到了我。文章中说：马献时：当时是单身，身板硬朗。性格开朗，说话大大咧咧，嗓门甚高，与人共事不耍心眼，唯有些马虎、邋遢。据说在太古插队时，很受过些苦。进厂后干脏活、累活毫不含糊。什么翻砂、造型、开炉，样样活计不甘人后，在铸工车间常能看见马献时歪戴着草帽，满脸汗流，一身旧工装前胸后背都湿透了，脚丫子后跟裂了口子渗出了血，踩到黑砂上，红黑模糊，他也不嫌疼，只是默默地干着活。

不过他也幽默，冷不丁讲点笑话，一次他说：“太德堡村有棵杏树，是甜核，别人卖两毛时，他家卖3毛。王作祯（知青）。拿了4个5分硬币去买。不够9两，秤杆低垂。老乡说：三八两毛七。你给两毛5吧。作祯把4个硬币颠了颠，想一想说，四五二十五啊，刚好！老乡说，对着哩。”逗得全车间人都笑得前仰后合，他自己也笑出了眼泪。

马献时志不在企业，只管受苦干活，不事技术钻研。他很爱下棋，一有空闲，常与机械厂的郭红珍、陈新民，张树屯还有农机厂的张熙忠等人在一块琢磨。对弈时马献时一般输少赢多，而且能下盲棋，就是不看棋盘，同时与多人对垒，这种本事在山区小县很是难见到的，无人不服。

马献时到农村劳动后，村里缺教师，他顶替教了几天学，碰巧被当时文教部部长郭飞鹏遇到，郭部长欣赏小马的才能。马献时是初中毕业生，就力主他到县高中去当了教员。全国恢复高考后，他顺利考进了山西工大，以后几经碾转回到北京，在北京五中教书直到退休，现在有一个女儿已经成家，一起过着幸福的生活。最近几年马献时常要回大宁看望乡亲，进校园支教，为第二故乡做力所能及的回报。

1993 年以后，我回到了北京。作为一名北京市重点高中的高级数学老师，我在常规教学，教研组工作，竞赛辅导等各个方面，也还有一些可圈可点的成绩。最突出的是，我还有一项工作是开创了校本课程《开发想象力》，为思维科学探寻新路。寓教于乐，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学习开窍，有序思维，后劲十足，尤其使学霸层次突飞猛进。《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央电视台都有过宣传报道。许多专家学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学生特别喜欢开启心智的课程。他们赠我的条幅的题词是：

赠马献时老师：

北京五中，侃学正宗。

教诲三年，受益终身。

学问好见识新催人振奋，

有理论重实际妙趣横生。

在校本课程领域，心理学专家林崇德教授也有很高的评价。

林教授的题词说：北京五中《开发想象力》。

素质教育独树一帜，

校本课程开路先锋。

我已经把自己教学的视频40多节课程，发表在土豆网站。http://www.tudou.com/home/QQ503053898。为教育改革奉献自己的力量。这 40 节开启心智寓教于乐的视频课程，现在也已渐为人知。

我目前正在研发的是 10 次课程每次 90 分钟的《学习开窍》,也已好评如潮。由此课程改写的《有序思维》，也已经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一直到 2016 年 12 月 26 日，我还在北京五中给学生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