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丨张讴：在英国当记者，适应民众的冷淡与回避

作者简历

张讴  1959年10月生人，1982年毕业于河北大学外文系。1989年获得英国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学硕士。央视首任驻印度首席记者。央视驻欧洲中心站（伦敦）资深记者。主要著作有《英国风物记》《印度风物记》等。

原题

我在英国当记者

作者：张讴

我作为央视派驻英国的记者，在英国工作了六年多，接触到了各行各业的人，上至首相和王室贵族，下至摊贩和乞讨者。记者职业培育了我的思维模式：既要尊重客观现实，也要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突发新闻报道比较容易，基本是现场报道。新闻事件的深度采访，则比较麻烦。我的报道通常先有一个口径，划定一个范围。我只能在这个范围内挖掘。无论视角有多宽，观点却只能有一个。这几乎是政府媒体人的共性，说是“通病”可能更准确些。

钱钟书先生曾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又何必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呢? 这个观点不适合记者职业。深度报道是逆向调查，分析事件的成因。如果鸡蛋确实好吃或有臭味儿，则有必要探讨一下这颗鸡蛋的来源。除了搞清楚母鸡的品种外，还要知道它吃的饲料，是自由散养，还是鸡笼饲养。只有抽丝剥茧，层层解剖，才能接近事实真相。深度报道需要采访专家和相关人士，这在英国是颇有挑战意味的工作。

突破疏离感 接近英国人

初到伦敦采访，首先要适应伦敦人的冷漠和沉默。英国民众对新闻记者冷淡，甚至采取回避态度，主要原因是英国记者更倾向于批评性报道。你在路边采访路人，他们通常是设法绕过你，或视而不见，或者礼貌地拒绝。英国记者和作家也面临同样的尴尬。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为了描述伦敦的穷人生活，特意从诺丁山来到一个穷人聚集区，用假名字租房住了下来，混迹于穷人中，以此体验他们的困境，否则就难以获得穷人的真实想法和态度。

英国人之间有很强的界限感。这种思维投射到社会生活中，便是规矩和共同守则。以停车为例，停车场用白线画出来，不能停车的地方用黄线画出来。马路牙子上都涂着黄色或红色，表示此路段禁止临时停车。地面上画满了各种标识，没有任何“灰色地带”，没有模棱两可。这就减少了驾车人的焦虑，也杜绝了随意停车未被罚款的侥幸心理。这些交规把人性拿捏得极准，同时也有人文关怀。在车位紧张的居民区，道路旁通常有黄牌，写明哪个时间段（通常是早7点前至晚8点后）免费停车，哪个路段在周六和周日免费停车。在热闹的商业街，黄标路牌指示此地可以装卸货物，时长20分钟，超时罚款。

英国作家H.G.威尔斯（Wells）说，伦敦人没有邻居，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我对此深感触颇深。我在《英国风物记》中写道：“湿冷的岛国天气，加重了陌生人之间的疏离感，似乎每人身上都透着寒气。这是天生自带的防御系统。”这是岛国人的特有心态。不过，一旦突破了这种心理障碍，就容易找到交谈和采访对象。你才会发现英国人的幽默天性，原来他们都是“假忧郁症患者”。无论学历高低，无论口音有多浓重，他们都能找到笑点，让聊天变得随性自然。如果手中再拿一杯淡啤酒，就可以站着聊上两三个小时。这个时候采访会得心应手。

他们不想在电视上露面，不乐意成为别人议论的对象，并不意味着他们谨慎保守。相反，当他们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更乐意直接表明态度。2019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伦敦期间，约10万人举行抗议集会。他们手中的选票，也是表达自己态度的方式。这类新闻报道占据很大篇幅，让英国显得混乱无序。殊不知这种乱象背后是民众的积极思考，以及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抗议活动是英国法规赋予的权利。任何法规未被议会废除，便一直延续下来，不受朝代更迭影响。1215年《大宪章》确立了“王权有限、法律至上”的原则，这些条款至今有效。或许英国人不热心“英特纳雄耐尔”，但是他们都懂得自己的幸福和权利，只能靠自己去争取。

英国有言论自由，但是任何抗议和游行都必须提交申请，在规定的时间和路线进行游行抗议。这确实考验警察的管理水平。这里有一个经典段子：有一疯汉在伦敦交通要道演说，声言要烧掉白金汉宫，绞死首相。这立刻吸引了众多行人，一时交通大乱。警察急忙赶过来说：“各位注意，赞成绞死首相的站到那边，赞成烧掉白金汉宫的站这边。留出中间的路让行人通过！”众人大笑，随之散去。

采访名人 时常需要“智斗”

采访和提问是记者的职责。采访学者和专家容易获得有条理的分析。伦敦有多家智库，负责为政府建言献策。智库成员主要是大学教授和各领域的专家。只要找到合适的对象，联系本人或智库公关部门，基本都能完成采访。他们在接受采访时绝不说假话，讲话逻辑丝丝入扣。这类采访容易拍摄，如何取舍内容实属不易。正应了那句行话，记者是带着镣铐的舞者。

采访重要活动则需要复杂流程。我申请采访切尔西花展的过程颇为典型。这是英国最高等级的花卉展，英国女王和社会名流都前去参观。我需要提前一个月提出申请，组织单位会发来一封电子邮件，仔细一看竟是长达三页的安全考题。

例如，拍摄花展现场需要穿那种鞋？我要答穿防滑鞋。我还要懂得识别火灾撤离通道的标识。如果答案不及格，则不会获颁采访证。获得采访证件后，还要有一系列采访注意事项，如不得拍摄皇室成员，不得在过道旁采访等。一旦违反了相关规定，记者就会在该组织留下“案底“，下次很难再获得采访证。

在英国，采访名人比较困难，首先他要问你采访的目的，采访内容用在什么节目里，共有几位被采访者。他们并不乐意接受官方媒体的采访。即使接受采访，也会附加条件，签署采访协议，以免被断章取义。采访他们时常需要“智斗”。他们深藏自尊，却用自谦口吻来交谈，甚至嘲笑自己，说自己是个笨人。

一位中年作家对我说，自己的小说不值一提，自己无意成为作家，只是在无聊时写些文字。一位女演员得了表演奖。她不提自己曾经如何磨炼表演技巧，却说自己运气好。她讲自己当初多么糟糕，闹了多少笑话。这是英国当红名人特有的文化符号。他们说自己糟糕时，实际是通过自我否定来衬托成就。这是一种不实在的诚实，是通过否定来达到肯定的效果。

这种表现十分接近英国演员休·格兰特塑造的角色，给人一种懒散和倒霉的印象，其实是外表轻松，内心门清。只有那些经历过岁月磨炼的老者，在谈话时和蔼真诚，有一种绅士风度。

媒体批评政府很正常

伦敦是世界新闻业的发祥地。伦敦舰队街（Fleet Street）上有多位名记者的雕像。约翰·维尔克斯（John Wilkes）的雕像矗立在费特巷口。他在报纸上呼吁言论自由，批评国王乔治三世独裁，最后赢得了新闻记者报道议会辩论的权利。奥康纳（T. P. O’Connor）的雕像下刻着这样一句话：“他用寥寥几笔，就能展示一本书的精髓，就能剖开一个政治家的灵魂。”

这些新闻业先驱们似乎一直在注视着伦敦的媒体人。至于媒体的报道是否客观公正，则有不同答案。大体来讲，BBC的国内新闻比较客观，对外广播则带有政府观点。《泰晤士报》和《每日电讯报》的观点属于中偏右，《卫报》和《独立日报》则是中偏左。无论立场如何，英国媒体都有共同的经营之道，就是不刊登一家之言，不渲染自己观点。在表达自己观点的同时，还要刊登反对者的意见。

一个事件总会有不同版本的报道，多一种报纸解读，人们更会对某个事件做出自己的判断。这种多元化的、包容性是英国文化的一大特点。我在为一家媒体制作《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节目时，对英国政治有了更清晰认识。当年马克思在欧洲大陆无路可走时，才被迫来到了伦敦。英国政府并不干预马克思的研究和写作，即使马克思公开呼吁推翻资本主义体制，英国也未把他逮捕入狱。普鲁士内政部曾向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密报，说伦敦有一群共产党人计划行刺维多利亚女王。帕默斯顿回答道：“根据我们的法律，仅仅谈论弑君……不足以构成逮捕谋划者的理由。”

名人隐私权有多大

英国有支票新闻。记者拿着支票簿找到与名人有染的当事人，让他们讲述自己的私密经历。一些小报擅长披露名人隐私，在各地安插了很多线人。今年6月25日，英国《太阳报》爆料，卫生大臣马特·汉考克违背防疫规定，与一女子在办公场合“拥吻”。这种不仅违反了“工作场所保持两米社交距离”的防疫规定，且俩人都有家室。这立刻引起民众的嘲讽。一天后，汉考克为自己的行为道歉，并向首相递交了辞职信。

根据法律条款，英国民众有知情权，有获得信息的权利。记者的职责就是把真实的东西告诉观众。那么，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如何界定呢？一种观点认为，名人应该有自己的隐私权。任何人都可能具有双重角色，一位政治家也是妻子的丈夫，是父亲的儿子。私生活和公众生活如同屋里和屋外一样，前者隐秘，后者公开。隐私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隐私权可以解释为“不被打扰的权力”。

另一种意见认为名人有隐私权，但是政治家的隐私权很小。政治家是一个特殊的职业，带有更强的道德属性。一旦从政，他们也就成了民众的监督对象。人们对其私生活感兴趣的真正目的，是关心他是否会以权谋私。一个在家里虐待妻子的人，肯定不是正直善良的政治家。一个人经常干偷鸡摸狗的勾当，这种作风必然也会体现在他处理社会事务上。一个阳奉阴违的政客，甚至会成为国民的灾难。

民众对名人的隐私兴趣，与名人的地位成正比。名人地位越高，民众的兴趣就越大，反之亦然。英国前首相梅杰竞选时的口号是“回归家庭”。在民众眼里，梅杰是一位谦谦君子、有些乏味的保守党领袖。当梅杰退出政坛后，女政治家埃德温娜·柯里出版了一本自传《女人的位置》，书中披露了她与梅杰的婚外情。书中写道：当梅杰知道自己要被保守党推选为首相候选人后，他立刻写信要求结束这段热烈的恋情：“这太危险了，你知道的……”

《女人的位置》的出版使英国人重新审视梅杰的性格。此时的梅杰已经成了普通百姓，媒体并没有对他穷追猛打，而是“忽然发现”梅杰原来并不是那么乏味，在谦谦君子的外表下也有一颗狂野的心。

虽然英国媒体被封为“无冕之王”，大部分媒体都有法务部门，由律师审核自己的深度报道是否损害了他人的隐私权，以免陷入无休止的官司纠纷。一旦被法院裁定侵犯了个人隐私权，该媒体需要赔偿数额巨大的名誉损失费。这是任何一家媒体都不愿面对的。《世界新闻报》曾经报道过王室成员的丑闻，并为报纸带来了高销量。当该报记者窃听平民受害者的电话时，则触犯了众怒，最后不得不关张，结束了长达168年的经营历史。

我是恢复高考后的78级大学生。1982年毕业后来北京工作，后来在工作中萌生了留学的想法。当时工资很低，自费留学万无可能。直到1987年我考取了中英友好奖学金，于1988年来到英国留学，系统学习了大众传播学和社会学。

后来我又成了央视驻英国记者，我也因此有机会深入到英国社会，记录各界人士所思所想，体验乡村生活，认识英国人的创新意识。

任期结束回到北京后，我把自己对英国的认知都记录了下来，收进了《英国风物记》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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