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东恺，15岁入读清华大学，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工作至今，在国际知名的电子企业任全球技术高管。穿梭于东西之间，来往二三十个国家；钟情于文理之中，生存中又求生活。业余习字练琴，郊游吟诗，以觅知音，而求同好。
原题
从清华本科毕业后，1985年秋我来到英国牛津大学读博士。不久，和几位同学发起成立了牛津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作为牛津大学承认的组织，联谊会要有三位人物在学校备案：President, Secretary,Treasurer。我就成了第一任Secretary。
转眼到了来年春天，有正式消息说胡耀邦总书记要来牛津访问，我们都很兴奋。又过了些时日，正式确定的行程包括参观我所在的系，我更高兴了。
6月10日，是一个大晴天。胡耀邦上午参观了莎士比亚故居之后，下午来到了大学公园边的我们牛津大学材料系。我和其他几位中国同学与系主任 Peter Hirsch 爵士和系里的教授们一起，站在系楼门口迎接。
当胡耀邦与我握手的时候，我大声说：“我们在这里生活和学习都很好，请祖国人民放心！”听到这话，胡耀邦回答说：“我很高兴听到你这个话！”
在小会议室简单介绍之后，客人们到楼上参观实验室。走到楼梯口，胡耀邦急急忙忙冲进了卫生间。看来日程是非常满的，难怪当地报纸说是 whistle stop visit。
参观完材料系，胡耀邦一行来到 Rhodes House 大厅，接见留学生。随行的副总理讲话介绍国内形势。在提问阶段，我问了有关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问题。同学中有对政治问题更敏锐的，提了有关民主的问题；领导人的回答我至今记忆犹新。
晚上在校长 Harold Macmillan前首相的晚宴上，胡耀邦宣布向学校赠送三千册中文图书。几个星期后，图书到了牛津，我和几位同学陪同官员把书转交给学校。
这之后，世界变化了很多，我也从“不识愁滋味”的少年到了不惑之年，但三十五年前的这一幕仍然历历在目。有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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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我驾机送胡耀邦访英
作者：徐柏龄
1986年6月，胡耀邦总书记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四国。我担任这次专机飞行的领队。6月7日上午10时，我驾驶波音707飞机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当天经停乌鲁木齐过夜，第二天，由乌鲁木齐起飞，经停沙迦（阿联酋）加油后，飞向英国首都伦敦。从沙迦飞往伦敦，航程5928公里，需要飞行7小时35分钟。在飞机上，耀邦同志精神很好，我想利用汇报飞行情况的机会，向他谈谈自己对文凭与水平问题的看法。“总书记，有一个问题，我想向您反映一下。”“好嘛。”耀邦同志笑了，看上去，他很愿意和我交谈。我说：“当前，党中央提出干部队伍要实现‘四化’，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有利于提高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但是，现在有一种不正确的倾向。一是搞虚假文凭，欺骗组织；二是只重视文凭，不重视实际工作能力。这样做对干部队伍的建设危害很大。”我列举了搞虚假文凭的一些表现，譬如，有的政工干部根本没有学历，却拿到一张卫生学校的大专文凭；有的搞机械的中专生，没有经过任何学习，拿来了一张政法大学的本科毕业证书……我举的这些例子都是比较典型的例子，代表了一种不良倾向，有些人为了进入领导班子或谋取个人利益不择手段，弄虚作假，欺骗组织。“就我所知，有的是花钱买的；有的是请人代替考试；有些单位和个人为了赚钱，也给搞虚假文凭的人提供了方便。”“中央的精神是要选拔一批有知识、有真才实学的年轻干部进入领导班子，增加新鲜血液。结果我们党的好作风被一些害群之马搞坏了。”耀邦同志对我列举的这些歪风邪气表示愤懑。他说：“你反映的意见很好。其他同志也向我谈过类似的情况，这是一种不正之风。我们已经意识到，已着手坚决予以纠正。这个问题，主要在各级领导，文凭与水平、学历与能力都不能偏废，要重视真才实学。”胡总书记非常爽快，不会绕弯，没有外交辞令，也没有大干部的架子担任胡总书记这次出访任务的乘务长叫郝玉萍，是１９７３年根据民航发展需要特批在北京招收的３５名空中女乘务员中的一位。她已经有十几年的空中服务经验。每一次专机飞行，她都带领乘务组将准备工作做得既充分又细致。波音７０７飞机与过去的伊尔１８飞机相比客舱宽敞舒适，左边隔出两个包间后，右边留了一个宽敞的走廊，可供领导人活动。胡耀邦总书记的身材比较小。接受专机任务后，郝玉萍请民航修理厂的工人师傅专门为胡总书记做了一只脚踏板，外面还用地毯材料包了一层。胡总书记就座的一号客间就像专门为他定做的一样。胡总书记第一次乘坐我们的专机，乘务员们对他的生活习惯不大了解，只觉得他的性格急急火火，节奏很快。每逢上下飞机，他的动作都很敏捷，直上直下的，很少向乘务员点头微笑，也不与飞行员们一一握手，与其他首长不大一样。郝玉萍第一次给他送饭，先送上一道冷菜：炝黄瓜、拌海蜇皮、五香花生米、酱牛肉，他很快就风扫残云般地吃完了。乘务员一道菜一道菜地往上送，往往来不及。主菜还没上完，他已经吃饱了，开始在飞机右边的通道里噔噔噔地散起步来。说他是散步，还真有点像是赶集。他就是这个性格。乘务员们看到这种情况，总结了经验，对胡总书记供餐不能一道一道地上菜，他们把凉的、热的，主食、饮料装在一个大托盘子里，一次上齐，这样才能跟得上他飞快的节奏。胡总书记喜欢吃西式快餐，但从不挑剔，经常是一手拿面包，一手拿泥肠，很少用筷子。还常常是左手拿泥肠，右手握笔，一刻不停地工作，批阅文件。从北京到伦敦、到波恩、到巴黎、到罗马，乘务员们渐渐习惯了。她们说：“胡总书记非常爽快，说话不绕弯，没有外交辞令，也没有大干部的架子。”6月12日，胡总书记将结束对英国的访问，定于７点４５分离开伦敦，继续赴波恩对德国进行访问。我们专机组提前两个小时进行飞行前的准备工作。当我们到达中国专机跟前时，没想到舱门已经被打开。我的心一下子提了上来。6月8日，专机抵达伦敦希思罗机场后，机组人员认真细致地完成了航行后机械维护和清理工作，由机组保卫员关闭舱门，铅封飞机。随后，经专机组保卫员、英方保安员及英航代理人员三方检查验收铅封签字后，专机交给英国地面保安人员看管。同时约定，飞机起飞前，任何一方都不得事先打开铅封，只有三方同时到场验收无误，才可以打开机舱门。我们专机组人还没到，怎么机舱门就被打开了呢？一股热血直冲我的头顶。专机安全是飞行的头等大事，地面安全和空中安全一样重要，如果出了问题，同样会造成无可挽回的国际影响。1955年，印度“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南中国海上空爆炸就是一例，飞机在经停香港时，国民党特务在机翼下放了定时炸弹。世界航空史上血的教训实在太多了。我是这次专机飞行的领队，责任重大。我静下心来，向机场保安人员询问情况。经了解，舱门是被希思罗机场开客梯的工人打开的。西方国家多党执政，人们对党的领袖并不重视，因而把中国胡总书记的专机看作是一般专机，部门之间没有互相通气，没有严格执行手续，就私自打开了舱门。我立即打电话将飞机舱门被提前打开的严重事故报告代表团，然后布置飞行组和乘务组从容镇静地坚守岗位，照常进行飞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我又迅速找了一辆汽车赶赴代表团驻地作详细报告。听了我的报告，李鹏副总理非常重视，紧急召集外交部副部长周南、中国驻英国大使胡定一、公安部警卫局副局长万经常和我开会研究对策。会议决定由胡定一大使和我尽快赴英国外交部进行交涉，要求英国外交部立即组织专门人员对中国专机进行全面检查，一定要确保中国领导人的安全。英国外交部亚洲司、礼宾司的负责人接待了我们。胡大使郑重声明了事态的严重性，代表中国方面提出要求。英国外交部负责人说，对机场发生的事感到很突然，表示遗憾和道歉，答应组织有关部门立即对中国专机进行全面检查。我们回到代表团驻地。胡定一大使把交涉情况向代表团作了汇报。胡耀邦总书记指示我们：“要沉着镇定，内紧外松，认真地做好检查。”撒切尔夫人得知此事，立即打电话给胡耀邦总书记，对专机事件表示道歉。当我赶回机场时，伦敦警察局局长亲自带领七八名防爆专家和一条高大肥壮的警犬也来到机场，在我的许可下，防爆专家登上飞机，经过专门训练的大狼狗从前舱嗅到后舱。这条大狼狗还真有经验，从飞机的每个座椅下到厕所，都把头钻进去，到处嗅嗅。飞机上的衣帽架，警犬嗅不到，防爆警员就用手摸，用探测器检查有无爆炸物或可疑物品。我们机组的全体人员又将犄角旮旯全都检查了一遍。经过全面仔细的检查，确认没有问题，的确是因为英航工作人员的失误造成的一场虚惊。伦敦警察局长郑重地对我说：“机长先生，我们经过全面检查，没有发现异物，飞机可照常起飞。”“谢谢你们的仔细检查，请您为我专机出具一份书面检查报告。”我礼貌地向他提出要求。局长先生同意了，当场书写了一份书面报告，并签上他的姓名。我及时将检查情况报告了代表团。飞机终于起飞了，比计划时间推迟了一个多小时。平飞后，胡耀邦总书记把我叫到客间了解事情的原委。我详细地作了汇报。耀邦同志说：“看来英国工作人员的工作也很马虎，互相不通气。”他特别指出：“专机工作一定不能马虎，安全工作非常重要。”实际上，中国民航对专机飞行安全和地面安全历来十分重视。“文革”之前，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专机的地面保卫都是由我们自己承担的。中央警卫局、专机组和大使馆共同组织保卫人员昼夜看守，确保专机的绝对安全。“文革”后出访专机的地面保卫由所在国机场地面保安负责。专机任务结束回到北京后，我向中国民航总局领导作了汇报。中央警卫局也十分重视此事。经研究决定：为确保专机的绝对安全，今后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专机在国外飞行，恢复由中央警卫局和机组共同看守飞机的制度。这项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
徐柏龄，浙江乐清人，1954年毕业于空军第一航空学校，历任飞行检查主任、飞行检查科科长、大队长、总队长，民航北京管理局局长，中国民航局总飞行师、副局长，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总裁。曾为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人及外国元首执行专机任务，到过120多个国家，经历许多举世瞩目的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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