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玲春，1940年出生于上海，196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深新闻人。2000年退休于中央新闻单位。
原题
我与胡耀邦的
“近距离接触”
胡耀邦（1915年11月20日－1989年4月15日）
“耀邦同志”，或者就直呼“耀邦” ，人们曾经这样亲切地称呼一位拥有最高权力的领导人。他位居高层，我这一介平民，有幸与他有过三次“近距离接触”，感受到这位难得的、有着异样光彩、与众不同的领袖人物的情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一位不曾谋面的远亲蒙受不白之冤，投诉无门，千里跋涉来到北京。无奈，我求助于同事，热心的朋友领着我们到了中央信访处。当事人讲述了经过，再递上预先拟就的一封申诉信。我心想：纷繁国事尚无头绪，如此一桩民间案情，未必“有戏”。料想不到的是，几天后突接通知，信件已由耀邦同志亲自批示，说百姓的冤情理应慎重，草菅人命的事更不可掉以轻心，并令此案重新审核。何等的幸运啊，遇上这样体恤民心的上层人物！之后，虽几经波折，终于平反扶正，还了受害人一个公道！
第二次，是耀邦“落幕”前夕，他在中南海接见文艺界人士。彼时风声已起，他依然坦陈己见，呼吁保护文艺家的积极性，不可动辄得咎，创作应当有宽松的环境。小范围的会议刚结束，我接到全国作协领导冯牧的电话，听得出，日常严谨寡言的他，难以掩饰兴奋的心情。他详尽地叙述了耀邦的讲话内容，对着笔记一字不漏地念给我听。通话长达近两个小时，记得我握着话筒的手，飞速记录的笔几乎“不堪重负”了。之后，我再度采访，和多位与会者叙谈，听感受，聊细节，为这气度不凡的会议精神所鼓舞，写惯短新闻的我，竟然录下六七千字的“大块文章”，而且少有的认真谨慎，将长文分段，其中的一个小标题是“吹皱一池春水”，为此还着实得意了一番。当时《瞭望》的头版辟有“中南海记事”栏目，编辑闻风向我约稿。那年除夕傍晚，我还在纠结着文章的结尾，因为当夜要离开北京，便匆忙把尚未划上句号的长文，交给在一旁催稿的本社记者陆拂为。期间过了多少时日，印象模糊了，但清晰地记得，终于有了信息反馈——陆拂为把我领到一处僻静的地方，声音低沉地说，这篇文章一波三折，层层送审最后到达耀邦本人手中。他读完全文，并亲自在稿纸上写下批示，大意是，此稿写得很好，但鉴于当前形势，暂不宜发表云云。
上述两次“近距离接触”，只是对一位景仰的革命前辈远远地遥望，而出现在我眼前的耀邦，他的无私忘我，他的热情喷涌，是记忆中的永远！耀邦当政的某个秋天，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他和即将下基层的几千名教师会晤话别。那天我奉命采访，会议还未开始，只见他神色飞扬，挥舞着双臂，张扬着他的情绪，他的爱憎。有人递上一张纸条，说今年春节可否让这群离乡背井的教师回家过年？耀邦边看边读，当即回答说：我看，可以嘛！台下一片掌声！又有一张纸条送达耀邦手中，说这一年恰逢工资调整，我们响应号召到边远地区，能否都上调一级？这位绝无心机的领导竟然脱口而出：我看可以嘛！台下掌声雷动！坐在耀邦一侧的财政部长一直以手扶面，不置可否。我在场，也随着群情起伏而欢呼，而激动，眼前这位可敬、可爱的领袖，是多么地亲近、真诚啊！又不免担心：这样的承诺是否能兑现？但我相信他并非虚浮，绝不哗众取宠，他，就是他，一个与民同欢乐、同忧患的革命者。倘不，何以有百万、千万受委屈的生命因为他而获得温暖和希望？即使过去了32年，民众心里的耀邦还在我们身边，在我们心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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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