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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丨张讴:中印边境冲突60年祭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4-05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张讴,1959年生人,1982年毕业于河北大学外文系。1989年获得英国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学硕士。央视首任驻印度首席记者,央视驻欧洲中心站(伦敦)资深记者。著有《英国风物记》《印度风物记》等。

原题

中印边境冲突60年祭




作者:张讴

概要:1962年10月20日爆发的中印边境冲突,成了两国关系的一道伤口,至今仍未愈合。印度民众如何看待那场战争?战前预想与结果差距有多大?胜败得失,不可不察。

边界对峙的中印军人

当邻居对同一件事的认知大相径庭,且无法说服对方时,通常会敬而远之,或老死不相往来。若是邻居间的栅栏出了问题,双方都会主动凑过来,直至掰扯清楚。这正是邻国对待边界线的态度。

我在印度工作期间,印度人经常与我争论中印边界问题。他们的观点相当一致,认为中国在1962年“侵略了”印度。我说,藏南本来就是中国领土啊。那位爱写诗的仓央嘉措,是西藏的第六世达赖喇嘛。他的故乡就在达旺。
印度人接着质疑,西藏政府与英印政府签订了《西拉姆条约》,已经承认了“麦克马洪线”,中国政府要遵守这个条约。我说,西藏代表确实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了,但是中国政府代表没有签字。对方打断我,声音变得严厉起来:如果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为何中国政府同意西藏代表参加西姆拉会议?西藏代表为何能在三方协议上签字?这说明“麦克马洪线”涉及到了三方领土,而不仅仅是中印两方。请问,中俄签订边境条约时,让黑龙江政府代表签字了吗?没有吧,这说明西藏有自主权!对方步步紧逼:既然中国认为“麦克马洪线”以南是自己的领土,在1962年也拿到手了,为什么还要退回去?是心虚吗?此刻,对方成了一位怒不可遏的受辱者。
当两个人的证据和立场不同时,很难说服对方。在尴尬的冷场中,对方神情一变,居然唱起歌来。我以为对方被刚才的争论气懵了。仔细一打听,原来歌词是“让我们拿起枪,射击中国”。这首歌曲有些耳熟。记得在西孟邦,一个青年人对着我唱这首歌,还不停地挑动眉毛,现在我才知道了歌词内容。

1962年对印反击战战斗场景


1962年印军战败,如同在印度人心上捅了一刀,至今仍在滴血。从1968年开始,印度高中和大学都要讲中印边界冲突,培育印度国民的“受辱”和“仇华”心态。印度各政党相互撕扯指责。无论哪个党派,一旦成为执政党,那在领土问题上都是相当一致。
中印边境谈判至今未取得进展,与印度高层的激昂情绪不无关系。“保卫领土”是他们赢得民众选票的有效方法。这恰好应验了德国《战争论》里的一句话:“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政治家的游戏。”即使中方提出用边境东段的9万平方公里,换取西段阿克赛钦的3万平方公里,印方连眼皮都不抬一下。
更有印度媒体指责中国是欺软怕硬的“变色龙”。这些媒体说,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政府宣布不承认以前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满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了一系列割让领土条约。香港岛、九龙岛、新界当时仍在英国管辖之下。澳门在葡萄牙人手里。新中国没有从苏联那里讨回多少土地,没有与英国和葡萄牙谈判香港和澳门的归属问题,却只盯着中印间的领土纠纷。两国间的领土纠纷,尚不及沙俄掠走中国领土面积的十分之一。印媒的字里行间充满着悲愤。
前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在《1962年的罪人》一书序言中说:“1962年,中国军队大败印度军队。这确实让人捶胸顿足,需要我们寻找失败原因。然而,印度并没有认真反思,为何骄傲的印度军队被中国人打得一败涂地。事实上,那个遭受心灵重创的政府被事态发展吓懵了,以至在中国面前选择了投降的说辞。”费尔南德斯认为,1962年的两军交手只是一场战役。中印边境纠纷远未结束,鹿死谁手尚未揭晓。
进入21世纪后,印度有了脱胎换骨的说法。中央邦教育委员会编写的历史教材认为,印度才是中印边界冲突的赢家:中印边境冲突如同邻村争夺一片田产,中国说那片田产自古就是自家的,印度说那片田产是上辈人传下来的。双方都指责对方是入侵者,最后爆发了武装冲突。中国打赢了战争,却具备失败者的一切特点——没有拿回土地。印军战败了,除了没有胜利之名外,却保住了胜利者应得的果实。

印度领导人在前线


“自古以来”究竟有多古
边界纠纷皆因一方不承认另一方的证据。若以“自古”为准,究竟上溯到哪个年代才算“古”?这实在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一个族群和国家的诞生,通常经历过兼并或武力征服,边境也会随之变化。现今许多国家的边境线,与100年前并不一致。若翻看300年前的世界地图,很多国家尚未诞生呢。
就中印边境西段的阿克赛钦归属而言,双方都有证据。中方说,清政府官员于1892年在喀喇昆仑山口竖起界碑,界碑东侧是连接新疆和西藏的阿克赛钦。印方说,早在1840年,来自克什米尔的税收官,曾两次去拉达克和阿克赛钦一带收税。在边界谈判中,国际公认的原则是,法律文件距现在愈近,则效力愈强。其前提条件是,双方必须认可同一份文件,否则就是各说各的理。
喜马拉雅山脉纵横交错,发源于大山深处的河流切割出多个山口,形成了河流谷地和湖泊。共同的信仰和生活习俗,逐渐让藏人有了固定的聚居地和牧区,形成了西藏与邻国的传统习惯线。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达旺,便是藏民的活动中心之一。
西藏是藏传佛教文化中心,其影响力辐射到了周边山地王国。山地王国的经济重心则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经营下,大吉岭、噶伦堡与加尔各答有着繁忙的经贸往来。英国东印度公司把只是“地理名字”的印度,组合成了一个散装国家。为了防止这个散装国家再次四分五裂,就需要有一圈“紧箍咒”,即划定一条清晰的边界线。
印度三面环海,唯北方与多国接壤。英国殖民者持续向北推进,打破了山地王国相互制约的格局。英国人以保护者的姿态,为它们调停纠纷、划定边界。不丹、锡金、尼泊尔、拉达克等被划入英国的势力范围。
拉达克曾是西藏的属地。1834年,锡克王国出兵入侵拉达克,攻占了首府列城。拉达克被迫签订城下之盟,成为锡克王国的一部分。1845年,东印度公司指挥的英印军队征服了锡克王国,其领土被兼并。东印度公司在1858年被英国议会撤销,由总督来管理印度。1865年,印度测量局派出测绘员约翰逊前往拉达克。他依据山脊和山口方位,把西藏的阿克赛钦等领土划归克什米尔,面积近3万平方公里。约翰逊把测量报告和地图发表在1867年第37期的《皇家地理学会》杂志上。
英属印度政府一直想把西藏变成中印间的“缓冲区”,把西藏经营成进入中国腹地的通道。1888年,英军在隆吐山击败藏军,亚东开辟为商埠。1903年10月,英国军官荣赫鹏中校率英军进入西藏,再次击败藏军。次年,荣赫鹏中校与西藏政府签订《拉萨条约》,英国商人获得贸易特权。到了1913年,英国人决定以条约形式来确立英属印度与西藏的特殊关系。
英语Tibet的发音源于“吐蕃”。吐蕃曾是一个面积辽阔的独立王国。唐朝文成公主远嫁松赞干布,是中国睦邻友好的古老手段。直到1247年的“凉州会盟”,西藏才正式纳入元朝版图。民国初年,各省军阀混战。西藏政府起了独立之心,但仍在中华民国政府的管辖之内。
依据国际惯例,当中国西藏与邻国发生边境纠纷时,应由中央政府出面谈判解决。西藏代表只能算是中国外交使团的成员之一。在1913年的西姆拉会议上,英国人邀请了袁世凯政府代表和西藏政府代表,举行了英、中、藏三方会谈。袁世凯政府不仅没有抗议,反而派代表出席此次会议。西藏代表与中华民国代表,终于有了平起平坐的机会。
1914年7月,英、中、藏代表再次聚会西姆拉,准备签订《西姆拉条约》。英方代表麦克马洪在《西姆拉条约》后面,附上了边界东段的地图,声称英方依据“分水岭”和“山脊稜线”等地理概念,划出了西藏与印度的边境线。这条线从传统边界向北推进,圈走了藏南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麦克马洪主持了此次会议,那条边界线又称“麦克马洪线”。
出席西姆拉会议的“三方”代表合影,前排左起第三人为陈贻范,第四人为麦克马洪,第五人为伦钦夏扎
西藏上层有了独立之心后,便开始迎合英国人,以期获得保护。西藏代表伦钦夏扎和英国代表麦克马洪都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确认。中国政府代表陈贻范未在正式文件上签字。麦克马洪在给伦敦的最后一次报告中称:“我离开印度前,没有能够使中国政府在三边协定上正式签字,我对此感到非常遗憾。”
在《西姆拉条约》签署后,英印军队于1943年越过传统习惯线,进入了邦迪拉、德让宗、瓦弄。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政府全面继承了英国人留下的遗产,还接过了其在西藏的特权。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后,这些驻藏机构才陆续撤走,但是留下了边境纠纷。
中印争议地区分为三部分,东段是藏南地区的9万平方公里,中段地区的2000多平方公里,以及西段的近3万平方公里。中段有四块争议地,有两块是在英国统治印度时期侵占的,其余都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被印方逐步蚕食的。由于地理环境形成的雪山线与分水岭不一致,进而引发了划界分歧。中方主张雪山线,印方主张分水岭。
西段的争议焦点是阿克赛钦。阿克赛钦中间低周边高,周围山峰的海拔在5000米以上。印度政府派地理和法律专家前往英国外交部档案馆,找到了约翰逊的测量报告和地图。这就成了印度政府坚持阿克赛钦是印度领土的依据,并指责中方没有契约精神。
中印边界问题示意图
国民性格决定其国家命运。受印度教思维的浸淫,印度教徒有一种天生的自大心态。他们只在乎自己的感受和利益,很少顾及对方的感受。身为婆罗门种姓的尼赫鲁总理认为,印度的外交政策在印度独立之前就存在了,印度政府只是从英国人手里继承了那些“条约”。若邻国提出质疑,便是对印度的蔑视,会伤害其尊严。
边界冲突升级
在英国的殖民地国家中,印度的地位名列第一,被视为英国王冠上的明珠。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总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左右逢源。新中国是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的,在国际上相对孤立。尼赫鲁政府于1950年就与中国建交。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尼赫鲁坚持邀请中国代表出席,向国际社会介绍新中国。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有些领主害怕中共在西藏进行土地改革,带着自己的领地契约逃往印度。1951年,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了“十七条协议”。成都军区副政委兼西藏军区第一政委阴法唐将军说:“落实这些协议是非常艰难的。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反对解放军进驻西藏,千方百计想把我军赶走。”
1955年,中国开始修建连接新疆与西藏的公路,此公路穿越了阿克赛钦。印方拿出了约翰逊标出的经度、维度和山脊,证明这条新藏公路穿过了印度领土。中方表示,历届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过约翰逊线。1956年起,中国政府历经一年半的时间,建成了高等级的新藏公路。这引发了印度政府的不满。

中印士兵对峙


周恩来总理于1956年访问印度,主张通过谈判解决领土纠纷。印方认为,中印之间在东段不存在领土争端。如果要谈判的话,那就要谈判阿克赛钦的归属问题。1959年3月,解放军从西南、西北调集3个师进入西藏平定叛乱。这又引发了印度的强烈关注。周恩来总理当年11月7日表示,为了缓解争议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印在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建立军事缓冲区。
尼赫鲁政府再次声明,边界问题不容谈判,印度只与中国讨论中国撤军问题。英国《泰晤士报》驻印度记者麦克斯维尔在《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写道:中印对待边境纠纷的态度,就像两辆车迎面开来,中国提议两辆车都停下,而印度只要求中国让开。
达赖在1959年3月出逃印度后,印度政府以贵宾礼仪款待。达赖在穆索里(Mussoorie)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西藏在1951年是作为主权国与中国签署“十七条协议”的。达赖于1960年在印度成立了“流亡政府”。中国政府认为印度如此礼遇达赖,严重干涉了中国内政。中印关系急转直下,边境局势愈发紧张,先后发生了“郎久事件”和“空喀山事件”。

大量印军沿着山路不断向边境争议地区行进


“前进政策”拉开战争序幕
中印边界谈判陷入僵局后,印度开始采用蠕动方式,不开一枪,不断向前蠕动,以期最终挤走中国军队。正是靠着“不合作运动”和“绝食”战术,印度政治家迫使英国殖民者离开了印度。
1961年11月2日,新德里提出了“前进政策”,即沿着“麦克马洪线”建立35个军事哨所,由阿萨姆步枪队前去驻守。其代号为“昂卡尔行动”(Operation Onkar)。印度资深记者曼克卡尔写道:“新德里即兴制定了没有牙齿的‘前进政策’。这似乎更多是在安抚印度公众舆论,而非真正遏制中国在我们北方边境的威胁。”
当时的陆军参谋长提玛亚上将不赞同“前进政策”。他是二战中唯一指挥过战斗旅的印度将领。第33军指挥官乌姆罗·辛格中将认为,这些新建哨卡与后勤保障严重脱节,难以从此地发起进攻。国防部将克节朗地区从第33军管辖区划走,交由临时组建的第4军负责,任命考尔中将为第4军军长。考尔中将是尼赫鲁的亲信。他立刻带领一支巡逻队,前往东部地区视察。
1962年9月4日,阿萨姆步枪联队越过克节朗河,在克节朗河北侧的尺冬建立哨所,却借用“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多拉山口来命名。中国边防部队通过扩音器向印军传话,希望印军退回到克节朗河以南,不要携带枪支进入北侧,以免造成局势恶化。
塔格拉山在克节朗河北侧,自然也在“麦克马洪线”以北。这一地理位置得到了印度第4步兵师师长尼兰詹·普拉萨德少将的确认。他在回忆录《1962,达旺的陷落》中写道:“麦克马洪线”一直是依据山脊走向划分的。到了西侧的兼则马尼一带,“麦克马洪线”被划成了一条直线。塔格拉山脊实际上在“麦克马洪线”北侧。这与印度陆军地图的标识相吻合。
为了查明印军在“麦克马洪线”一带的活动,西藏军区派遣了山南军分区一个连队,在塔格拉山脊构筑了工事。印军先遣队看到中方军队在塔格拉山脊的活动后,立刻向上级谎报军情,说有600多名中国军人正在准备包抄过来。9月9日,国防部长梅农召开军事会议,令“王牌”第7旅在48小时内向前推进,把中国军人从塔格拉山脊赶走。此次军事代号是“里窝那行动”(Operation Leghorn ,又译来克亨行动)。
恶劣环境让印军行动迟缓
当地已进入初冬,湿气弥漫。考尔中将要求他们立刻出发。第7旅旅长约翰·达尔维准将率领第1/9廓尔喀步枪联队和第2拉其普特营,奉命出发。这些军人主要来自恒河平原,不习惯高寒地区。他们穿着单薄秋装和帆布军鞋出发,背着枪支弹药和三天军粮。每两个人还分不到一条睡毯。有的战士被冻伤,有的患上了肺水肿。第7旅负责通信的中校更为抓狂。他们携带的蓄电池无法供电,手摇发电机被征调来的民夫不慎掉进深谷里, 根本无法找回来。
达尔维来到克节朗河附近,考察这里的作战地形。克节朗河是一条极易徒涉的溪流,大致呈东西走向。此地既无战略纵深,也无天然屏障,构不成战略要地。达尔维向第4师师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师长表示赞同,认为第7旅应该在南侧的多拉山口建造防御工事。考尔中将对着地图研究一番,否定了这一建议,坚持在10月8日执行“里窝那行动”,甚至讥讽“前线军官畏战”。两天后,达尔维派出了一支百余人的先遣队,驻扎在塔格拉山口西侧的尺冬,为第2拉其普特营的进攻提供侧翼掩护。

躲在阵地的印度士兵

中国军人早就注意到了印军的动向。10月10日凌晨,中方出动了一个步兵连,向尺冬发起攻击,印军很快溃败下来。达尔维请求停止执行“里窝那行动”。考尔中将说自己无权命令部队撤退。任何撤退的命令,必须由新德里发出。考尔中将在10月11日飞往新德里,得到的答复是,继续执行既定政策。
在中印边境西线,印军也在实施“前进政策”。印军哨卡向前推进,对中国新藏公路构成威胁。1962年5月30日,中央军委要求新疆军区和西藏军区制定作战方案。6月9日, 新疆军区组成康西瓦前线指挥部, 负责中印边境西段战役,何家产少将担任总指挥。在边境西段,中国军队开始反印军蚕食的活动,中方建立哨所,与印方哨所形成“犬牙交错”之势。
中印边界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尼赫鲁于1962年10月13日出访斯里兰卡前,他在新德里的帕拉姆军用机场对媒体说:我已经向军队下令,把中国人“赶出我们的领土”。这个日期交给军队来决定。印度资深记者曼克卡尔写道,“毫无疑问,反对派的鲁莽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把总理逼进了死角,迫使他在中国问题上采取僵化态度,最终让他命令军队在错误时间和地点与中方开战。”
印度炮兵在向我军射击

对于中方来说,除了印度政府咄咄逼人的态度外,国际局势和天气原因也是促成开战的条件。1962年10月初,美国空军的一架U-2侦察机,发现古巴正在修建导弹发射基地。在得到古巴开始部署核弹头的情报后,美国总统肯尼迪下令封锁古巴。“古巴核弹危机”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无人再关注中印边界的潜在冲突。此时,喜马拉雅山进入初冬。若再晚开战,将会面临大雪封山的困境。
10月14日,西藏军区前线指挥所(简称西藏军区前指)设立在错那县的麻麻沟。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中将任总指挥,统一指挥边防军在克节朗、达旺方向的作战。西藏军区基本指挥所(简称西藏军区基指)位于拉萨市,负责指挥东线中部地区反击作战,同时策应主战区。
10月17日,中央军委下达了《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10月19日深夜,外交部副部长耿飚接到命令,立刻召见印度驻华代办。这位代办睡得正香。任凭礼宾司的人员按门铃、敲门、打电话,都叫不醒他。实在没有办法,礼宾司只好叫人翻过围墙,到屋内把这位印度代办从床上叫起来,递交了照会。内容是中国边防部队即将开始反击,既让印方知道了中方意图,又让新德里来不及反应。

中国边防部队指挥官在国境线上观察印军动向

第一阶段战役
关于1962年中印边境战役,中印两国军事专家都有详细记述,但是差异甚大。我梳理了双方的资料,在此只做简要陈述。
在边境东线的排兵布阵上,两军兵力相当。根据阴法唐将军的回忆,印军在克节朗地区部署了3000多人,在棒山口至达旺地区部署了2700人,在珞瑜和下察隅地区部署了8个营,整个东线印军兵力约2.2万人。中国边防部队包括419部队和11师两支野战部队之外,另有山南、林芝、昌都军分区的部队,总兵力2万多人。
克节朗是两军对垒的前沿阵地。中央军委要求务必打好克节朗战役。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边境反击战。中方兵力包括419部队、11师第32团第2营、山南军分区一部和炮兵、工兵各一部,共10300人。
印方在克节朗地区部署的兵力,只有中方兵力的三分之一。作战主力是“王牌”第7旅,另配备阿萨姆步兵第5营和炮兵、工兵等部,兵力为3000多人。
10月20日凌晨,中国军队已经在夜幕中迂回到敌侧翼。154团计划攻击印军右翼,155团攻击印军左翼。他们悄悄隐蔽起来,等待作战命令。57团、11师第32团一个营及山南军分区配合作战。

克节朗战役示意图
北京时间10月20日7时30分,印度当地时间凌晨5点钟。张国华将军一声令下,两发信号弹升起,克节朗战役打响。中方炮兵群的120毫米和82毫米迫击炮、75毫米和57毫米无后座力炮,以及各步兵连属的60毫米迫击炮,共190多门火炮,炮击克节朗河南岸的印军阵地。
中方炮火炸断了印军的通讯系统。印军顿时乱作一团,只能各自为战。第9旁遮普联队位于克节朗河第二和第一号桥南侧,他们凭借地堡群,一度阻击了中国军队的进攻。中国部队随后集中火力,用火箭筒、火焰喷射器摧毁了地堡群。印军很快向后溃散。
在中国部队的夹击下,第2拉其普特营很快陷落。靠近扯冬的第7旅指挥部不得不撤离。达尔维和助手转入密林深处躲藏。到上午9时,中方击垮了印军第7旅两个主力营。印军的中部和右翼防线完全崩溃。

印度军人在向我军射击,远处炮火在燃烧


20日下午1点半,中国部队向章多发起总攻。廓尔喀步枪联队难以抵抗中方的猛烈火力,迅速后撤。当天21时,中央军委下达了可以越过“麦克马洪线”的命令,中国军队即刻纵深挺进。22日清晨,藏字419部队步兵第154团在林地搜索时,第二连的连长吴栓柱和彭副连长发现了印军身影。他们率领战士包围了这股印军。达尔维和警卫人员共9人举手投降。
时任藏字419部队政治部主任的魏克上校回忆说,他们在龙布普宿营时,才识别出了达尔维的身份。当时达尔维没有穿军装。他的衬衣口袋里有一张照片。那是他与第4军军长考尔的合影照。达尔维准将是被俘印军中级别最高的军官。
25日,中方军队进入达旺。驻守此地的印军只抵抗了一阵,便渡过达旺河向南逃去。阴法唐将军曾到过达旺寺。他说,“我们几个领导专门去看过,拜访过该寺的一位负责人。达旺、德让宗一带的老百姓有藏族、门巴族等,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都与西藏其他地方一样。”

中国地图上标注的达旺位置

在中印边境的西线方向,中方的陆军第4师步兵第10团3营、步兵第11团3营,骑兵第3团、步兵第2团、阿里骑兵支队守哨卡分队,以及炮兵、工兵等兵种部队,实施反击作战。中国炮兵首先用迫击炮和加农炮,打击加勒万河谷等地的印军据点。由于印军地堡进行了巧妙伪装,中国炮兵未能重创印军地堡。中方地面部队不得不靠近地堡,用喷火器和爆破筒逐个摧毁。
新疆部队第4师战斗力强悍。印军主力第114旅参加过二战,曾经在缅甸对日作战3年,精通山地作战。这场战役打得极为惨烈。直到10月24日,中国军队才击溃了印度步兵第114旅,拔除了印军侵略据点37个,收复了大部分被蚕食的领土。

我边防部队大军云集


第二阶段战役
10月24日,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希望尼赫鲁总理积极回应中方的三项和平建议。为了表示诚意,中国政府命令军队全线停止军事行动。印度政府则提出了谈判条件,“所有边界线需要恢复到1962年9月8日以前状态,否则不会进行谈判。”
在印军战败后,哈尔巴克希·辛格少将取代了正在养病的考尔中将,担任第4军军长。第4师师长普拉萨德被撤职,接替他的是帕坦尼亚少将。第62步兵旅、第4师炮兵旅都更换了旅长。正当哈尔巴克希·辛格少将在色拉准备防御计划时,国防部又告诉他,考尔中将已经痊愈,仍旧担任第4军军长一职。11月13日,考尔中将亲自在瓦弄指挥。
中方也增强了军事力量,中央军委指示第54军军长丁盛少将亲率130师,直接从四川赶赴前线。这支部队原拟参加达旺方向作战,后因印军向瓦弄方向增兵,考尔中将亲自督战。中央军委决定将130师投入瓦弄作战。

中国地图上标注的瓦弄位置

印军在瓦弄地区建造了马蹄形地堡群。11月16日,第54军军长丁盛指挥陆军第130师、昌都军分区步兵第153团,以及炮兵、工兵等兵种部队,用迫击炮、无坐力炮和火箭筒,摧毁了印军的地堡。离开地堡后,印军顿时失去了战斗力,四散溃逃。
在西山口——邦迪拉战线上,中方集中了3个师的兵力,即419部队、陆军11师两个团、55师,另有山南军分区4个连、炮兵、工兵等部共1.8万人,由西藏军区前指统一指挥。中国军队贯彻了刘伯承元帅的“打头、切尾、斩腰、剖腹”战术,实施迂回包围战术。
西藏军区前指决定,战役总攻时间为11月18日8时30分,在此之前,各部队根据各自的作战任务,迅速穿插到指定位置。11师的两个团进行了7天5夜的急行军,绕到印军主力后面,切断了德让宗与邦迪拉之间的公路,堵截敌人的南逃退路。
当419部队、55师歼灭西山口一线的印军后,又与11师部队南北夹击德让宗之敌。此时,印军才发现自己早已落入了中国军队的包围圈。他们害怕重蹈第7旅的覆辙,分别向邦迪拉以南等方向逃窜。

我军攻入印军阵地,清除对方设在中国领土的据点


在中方第11师第33团围攻邦迪拉时,考尔中将强令第48旅进入邦迪拉,接应帕塔尼亚师长。第48旅长认为,此时应该坚守阵地,而不是贸然出击。考尔中将根本听不进去。48旅只得抽调两个连前往邦迪拉,留下来的军人负责构建防御阵地。被派出去的两个连,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中方军队击溃。
第11师第33团一鼓作气,攻克了库查,直逼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此时,部队接到了停止追击的命令,转入分片清剿。在清缴行动中,419部队第154团发现了被击毙的霍希尔·辛格准将。他是印军第62旅旅长,也是印军丧命战场的最高级别军官。
在中印边境西线战役中,康前指统一指挥陆军第4师步兵第10团3营、步兵第11团3营、骑兵第3团、阿里骑兵支队守哨卡分队,以及炮兵、工兵等兵种分队,扫除了印军的最后6个据点。西线反击战于11月18日开始,两天后结束。

印度军队一片慌乱,不知道中国军队在哪里杀出来


印军战败的消息传到印度首都后,震动了印度朝野。有消息说中国军队即将攻打提斯浦尔,那里是印度东部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提斯浦尔的官员不辨真假,他们用高音喇叭发表演说,号召民众抵抗即将到来的中国侵略者。讲演完毕后,这些官员却携带家眷,率先逃往加尔各答方向。
中国政府于11月21日宣布:从11月22日起,中国部队全线停火;从1962年12月1日起,中国部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中国在声明中表示:印度武装部队也必须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泰晤士报》报道说,中国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与其说让人松了一口气,不如说令人大吃一惊。
在这场战役中,中方取得了军事上的压倒性胜利。根据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的女儿张小康和战史研究者共同编写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一百问》:中方共歼灭印军8853人,其中击毙4885人、俘虏3968人。中方军人牺牲722人、负伤1697人。中方还缴获了一大批武器装备,包括加农炮、榴弹炮、山炮、迫击炮等。

准备逃跑的前线印军


中印两国红十字会很快达成协议,中方释放全部战俘。当印度方面派人来领回收缴的武器和战俘时,中方禁止印方带着军旗过来,也没有让印方举着代表投降的白旗,而是让印方举着绿旗过来。绿色是和平的意思。
印方分析失利原因
印军战败后,印度朝野一片哀鸿。印度第4军军长考尔中将被撤职。在第一阶段失利后,国防部长梅农已被解职。反对党纷纷要求尼赫鲁辞职。尼赫鲁深受打击,其健康状况出现了问题。他在克什米尔休养了几个月,于1964年5月回到了德里。5月27日上午,尼赫鲁突患中风,导致心脏病发作,当日下午病逝。
多家智库探讨了印军失败的原因:印度独立是通过非战争方式取得的。当时的印度领导人都是独立运动领袖和律师,而非军事家。中国国家领导人都经过了战火的历练,几乎都是“军神”,习惯用治军的方式来管理国家。二战期间,印军在北非和欧洲战场立下赫赫战功,当时的印军将帅皆为英国人。
大批印军被俘
印军战败反而激发了印度人的民族意识。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的国家,身份认同感不强。战场失利提升了国民凝聚力。印度政客也从失败中尝到了“甜头”。只要国内出现危机,印度政客势必拿边境说事儿,先来一通“嘴炮”。这可以有效转移国民的注意力。
印度前国防部长梅农回忆说,议会“寸步不让”的原则,使得政府无法与中国进行边界谈判。印度媒体更是把政府逼进了死角。开战前,印度媒体已经开始欢呼,印度军队将取得拿破仑式的伟大胜利。第7旅旅长达尔维准将认为,1962年印度军队的战败,“是战争高级指挥的失败,反对党派的失败,参谋本部(包括我在内)的失败;也是公众舆论和报界的失败;就印度政府而言,是彻头彻尾的失策。”
国防三军参谋学院(DSSC)校训为“用智慧打仗”,在实际中是“按照领导意图打仗”。克节朗河地区不适合进攻。考尔中将却坚决执行“前进政策”,最终一败涂地。第7师师长普拉萨德写道:“真痛心,正是我们自己的政策,提供了敌人所需要的一切挑衅,至少在克节朗前线是这样。”

被俘虏的印度军人

印度外交部对西藏问题的严重误读,影响了两国关系。印方解密的文件显示,外交部要求驻华大使潘尼迦告诉中方:印度方面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不知是发音不准确,还是听者未听清楚,抑或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宗主权”(suzerainty)被误读成了“主权”(sovereignty)。两个词的发音确实很接近。起初,中国政府颇为欣慰,后来尼赫鲁总理纠正了这一说法。中方认为印度对西藏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潘尼迦的大使任期只有两年,就被调回国内。英迪拉·甘地的政治顾问普拉萨德说,潘尼迦的这个失误,既不能被遗忘,也不可原谅。这个“误读”让印度付出了惨重代价。
印度军事情报机构缺乏专业的情报收集和分析能力。第4师师长普拉萨德在回忆录中写道:印度情报局提供的情报说,中国人不会进行过界打击。当第7旅在克节朗河谷驻扎时,达尔维旅长推测中国在塔格拉山脊上部署了一个营的兵力。印度情报局长穆利克却说,那里只有大约200名“装备落后且半饥饿”的中国军人。他还信誓旦旦地表示,在任何情况下,中国人都不会越过克节朗河。达尔维旅长在回忆录《喜马拉雅的失策》一书中写道,中方在20日清晨5点整(新德里时间)开始炮击印军阵地。“这终结了多年的错误推测、几个月的焦虑,也让多少天的希望化为泡影。这也是混乱、恐怖的一周的终结。”

印军士兵成为解放军俘虏


没有后勤保障的战争,注定是一场军事灾难。西部指挥官道尔特·辛格中将说,印度军队无法守住已有的阵地,更不要说强行进攻了。印军的枪支和火炮都是二战时期的装备。印度空军空投了上百吨的军需品,半数以上物资滚落到了山涧深谷里。其中C-119运输机飞行速度过快,空投的物资损失最多。在食物短缺下,印军还要压低供应标准。牛奶、糖、盐等早已耗尽,大米和豆类罐头仅够维持四五天。
印度空军有制空权。印度空军未出动战机轰炸中方阵地,让印度陆军陷入了完全被动挨打的局面。当时印度不出动飞机,是印军高层担心中国空军轰炸加尔各答等大城市,从中国机场起飞的战斗机,一个多小时就能抵达新德里上空。第7师师长普拉萨德认为,印度空军唯唯诺诺,是造成印军战败的又一原因。他后来才知道,中国飞机从海拔5800米的机场起飞,不能有效地进行作战飞行。
印度高层对领土问题格外敏感,甚至不惜铤而走险。这种应激反应是“印巴分治”带来的心理创伤。印度独立前夕,穆斯林联盟认识到,印度教人口远超穆斯林。选票政治让穆斯林政党难以执掌国家权力。穆斯林联盟于1940年3月通过了《巴基斯坦决议》,决定建立穆斯林国家。末代总督蒙巴顿在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之间反复斡旋,两大党都不肯让步,最终走向了“印巴分治”。印度不仅失去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制造出了充满仇恨的邻国,并打了三次印巴战争。

印度女学生在紧急军训,随时准备巷战


中国部队后撤的后果
中国以胜利之名撤退,后果始料未及。面对印军的“前进政策”,中国实行了自卫反击战。其目的是阻止印度在边界线上制造摩擦,迫使印度回到谈判桌前。未曾想印军溃败得如此迅速,一下子就撤出了藏南。阿克赛钦、班公湖也被中国军队收复。这大概超出了中央决策者的预料。此后边境谈判的艰难性,也超出了中央政府的预料。
战争结束后,中方撤回到1959年11月的实控线20公里外。以当时的中国军力和国力来看,长期驻扎藏南确实困难。尼赫鲁对印度媒体说,中国军队后撤,是因为供应线不足,而且面对觉醒的印度民族,中国担心陷入全民战争。
中方主流观点认为,中国部队撤出了藏南地区,基于四点:其一,国内形势不允许中国军队长期与印度作战,中国领导人关注的重点在北方和东南部。台湾局势、中苏关系恶化、大跃进失败,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中国只能与印度打一场有限战争;其二,喜马拉雅山冬季时间漫长,从12月中旬到来年4月,山口被大雪封闭,部队后勤给养难以保证。中国军队只能快进快出;其三,通过这次战争,中国展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也向印度表明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决心和能力;其四,此次战争也向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表明,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达赖喇嘛分裂中国的企图不会得逞。
在得到撤退的命令后,很多参战军人想不通。在战前动员时,他们要求反击入侵的印军,夺回“麦克马洪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国军人士气高昂,奋勇追杀。他们在高寒缺氧地区开始作战,穿着厚厚的棉衣,一直向南打,气温越来越高,军人士气也越来越高涨。很多战士脱掉了棉袄。当收复了被占领土后,却要军队马上后撤。部队又要开始爬山,气温越来越低,氧气越来越少,这如同将士的心情一样。政工干部不得不给战士做思想工作,说后撤是党中央的决定,目的是把尼赫鲁总理逼到谈判桌前。

印军战俘与中国管理人员联欢


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历史,但是可以反复讨论和研究。中方后撤有其合理性。只是撤退到哪个位置,则有必要推演一番。中国军队不撤过“麦克马洪线”,恰好与中方否定其合法性的主张相一致。若中国军队驻扎在达旺东南的西山口,进行重兵防守,也绝非不可能。达旺一带出产水稻和多种水果蔬菜,军队粮食可以保证自给。西山口是连接达旺与西卡门地区的关隘,地势险要。后来,印军在此建立了军事要塞。
中方的后勤保障并非完全不能解决。几百年来,从错那到达旺之间有一条骡马道,始于西藏境内的错那县,经过吉米塘、康拉钦,沿着娘江河谷,通往达旺,往南到德让宗、邦迪拉。这是一条传统的贸易路线,也是达旺藏民前往拉萨的通道。第4师师长普拉萨德咨询过拉加瓦德准将,能否从实控线修建一条通往达旺的公路?这位准将说,可行,但是需要三个月。中国军队在收复达旺后,仅用用了22天,就修筑了一条简易公路。
中国军队按既定方针撤退后,印度军队重新占据了克节朗河以南,在藏南地区驻扎有多个山地师。1986年,印度议会两院通过法案,将“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升格为“邦”。印度中央政府加大了对该“邦”的经济投入,这一地区的总人口已达100万。半数以上人口是印度教徒、孟加拉人等。
我军缴获的大量印军武器装备

在边界西段,原本已经被收复的阿里地区巴里加斯450平方公里土地,又被印度军人占据。加勒万河谷成了中印对峙的前线。印度政府成立了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在那里部署了重兵和高山作战装备。
中国军队占据着阿克赛钦的大部分领土,保障着新藏公路的安全和畅通。通过这条西南部的大动脉,新疆军区和西藏军区可以相互支援。阿克赛钦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距离新疆喀什约460多公里,距离拉萨约1200公里,距离印度首都新德里约500多公里,距离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约499公里。从地缘战略角度看,阿克赛钦有着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它还维系着中巴两国之间的“全天候”合作。
印度一直在谋划着自己的“利益边界”,试图把尼泊尔、锡金和不丹都拉入“大印度联邦”中。1968年,锡金首都甘托克爆发了示威游行,反对把锡金变为印度“保护国”。印度军警镇压了示威运动。受印度支持的锡金国大党在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宣布锡金“自愿”加入印度。
2003年,中印两国总理在北京会谈。会谈结果是,中国承认印度对锡金拥有主权,换取的条件是印度正式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并约束在印度活动的藏独分子。从2005年开始,中国官方出版的世界地图上,不再有锡金国的位置。一个山地小国的命运,就无声无息地湮没在了历史中。

中国边防部队凯旋而归,边疆人民夹道欢迎


边境谈判进展缓慢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于1953年5月访印,他对中印关系做出了预判:中印两国有漫长的边界线,在发展道路上存在竞争,此种竞争“从长远来看还将影响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人类”。从目前的中印关系来看,这种判断颇有预见性。
印度独立和新中国的成立,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权力模式。新中国是靠党的军队打出来的,党拥有至高权力。印度是通过非暴力运动独立的。印度军队由英国殖民者创建,曾经奉命逮捕过尼赫鲁在内的独立运动领袖。印度军队不忠于任何党派。印度“对外宣战”的决策权掌握在政府内阁手中。印度国防部长通常由总理兼任,或总理的亲信担任,但必须是文官。军人只有执行权,没有决定权。总参谋长可以向政府内阁提供建议。
印度军队并不完全信任那些政治家,认为政治家更多考虑自己的选票,有“瞎指挥”的嫌疑。正因为印度高层不懂打仗,反而给了军队“独立运作”的机会。军费不足一直困扰着军队建设。军方通过炒作邻国的军事威胁,迫使政府大幅提升军费预算。自1962年以后,印度大量采购西方武器装备,提升了本国的武器研发能力。

1963年元月,拉萨,中国边防部队从前线胜利归来


中印高层一直保持接触,双方还有军长级会晤。这种沟通一直存在偏差。中方一直在谈规则,要求双方都要遵守规则,不能越过实控线。印方认为,不打破这个规则,就无法继续谈判。洞朗对峙、加勒万河谷冲突,都是由印度军人越界挑起的。
2020年4月,印度边防部队在加勒万河谷地区靠近中方一侧修路建桥,遭到了中国边防军的阻拦。当年6月,中印边防军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当时印度政府并不知情。任何军事冲突通过媒体放大后,总能挑起民族主义情绪。印度政府只得出面辩护,否则有可能在下次全国大选中,被选民一脚踢开。
在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纠纷时,占领方通常会拥有更多话语权。在战场上拿不回来的土地,在谈判桌上也不会拿到。
中央政府当初的“宽容”政策,最终让领土争端影响了自己与两大邻国的关系。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后,中国未及时收回钓鱼岛。如今,钓鱼岛成了中日关系的一根硬刺。邓小平在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说,我们现在解决不了钓鱼岛问题,说明我们这代人的智慧不够,那就把争议交给下代人来解决吧。中印边境纠纷的解决,大抵也是这个思路吧。
张讴专列
张讴:被囚印度40年,
中国战俘的归国之路
张讴:印度大神能耐再大,
也无法阻止车辆超速行驶
张讴:光鲜奢华之下,
印度的贫困令我震惊
张讴:印度菜的灵魂是辛香料
印度屋檐下, 三个种姓和我
张讴:在英国当记者,
适应民众的冷淡与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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