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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路丨林 珊:鲜艳尼龙衫惹出的一场"风波"

林 珊 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林珊,生于1948年,北京人,1968年山西运城插队。1972年入北京医学院工农兵大学生。1976年毕业去西藏山南专区人民医院外科工作,后回北医进修病理一年,返藏后为该院建病理科,1986年和爱人内调回北京,进武警总院病理科工作。1989年转业到宣武医院病理科工作。1994年下海。


原题

西藏十年行医路
 (节选二)

                                                                                                                                               

作者:林 珊

 

初到拉萨,墨镜是发的劳保


山南一瞥

 
第二天一早,我们与带队老师一一告别,启程前往山南,而一路同行的还有8名分到山南专区各单位的大学生,及4名去山南隆子县列麦公社插队的清华、北大毕业生。让人想不到的是,有6名是刚刚从北京赶到拉萨的中学生,他们被集体分配到山南乃东县插队落户,也与我们同车前往,这一下又壮大了我们进军山南专区的人马。

山南专区是以农牧业为主的地区,素有“西藏粮仓”之称,其行政机关所在地,在地图上称为“泽当”,藏语的意思是“猴子玩耍的地方” 。进藏参观罗布林卡时,就有一副巨型壁画,讲述了泽当一座海拔四千多米的山上,有一个山洞,西藏民族就是由这个山洞的猴群,经历千百年的艰辛磨难,一步步走下山,一步步由猴进化成人,形成了今天的藏民族。而这座神山,被视为藏民族的发祥地。在山南,我们曾到神山去朝拜过,虽然山洞并不太大,但经幡泥塑,供奉的非常多,出自民间制作的小菩萨,栩栩如生,惟妙惟肖。这一切都说明泽当、山南在西藏的重要地位。

又坐上大巴车向山南出发了,上车后我们才发现这是一辆多处没有玻璃窗的破车子。尽管我们挺吃惊,但西藏条件差,我们好像没太在意,可谁知道,二百多公里的“扬灰”路,我们可谓“尽朝灰”。开始大家都忍着,也不知道从拉萨到山南有多远。车一走五六个小时,还是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把我和老胡带来的所有口罩都拿出来,给每人分发了一个。谁也没有谢绝,这下才解决了大家的“痛苦”。

汽车先是沿拉萨河向南走,后来转弯沿雅鲁藏布江向东行。我们的目的地——泽当,就在雅鲁藏布江南岸。快进泽当时,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雅鲁藏布江边那一排排刚刚吐绿的白杨树,迎风而立,欣欣向荣。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一排排防护林,正是山南专区各单位职工,年年植树造林的成果,同时,也是我们每次进入泽当时最醒目、最亲切的标志。

刚进入泽当路口,车子停在簇簇迎春花前,但我们没有机会欣赏这春的使者。伴随着热闹的鼓乐声,专区的领导和藏族同胞们已经把我们的车团团围住。尽管我们个个都是“灰头土脸”,谁也顾不上拍打身上厚厚的灰土,就一个个忙着下车,双手迎接藏族群众献上的哈达。这时敬上的青稞酒、酥油茶又纷纷递了上来,弄得我们一个个手忙脚乱,还不知先接哪个好,就已经几杯青稞酒下肚了。尽管酒水冰凉,但喝进去后,很快就全身发热了。还没有缓过神儿来,紧接着又是几碗热腾腾的酥油茶,这一冷、一热、一油,结果可想而知,跑肚拉稀好几天,但这份热情却是那么的宝贵。

我们一行,同样住专区招待所,但与拉萨自治区招待所相比,条件就简陋多了,也就相当于当时内地一个公社的设施。几排平房,几张铁床,没有取暖设备。初春的山南,早晚还是挺冷的,但可喜的是一到白天,艳阳高照,又十分暖和。

开始的学习、情况介绍、联欢会也忙了几天。让人难忘的是我们在专区举办的联欢会上,看到了山南专区文化队的表演,这是我们第一次看真正的藏族歌舞,热情奔放,原汁原味的藏族风格,让人耳目一新。照老胡的说法,“热烈得像青稞酒,浓郁得像酥油茶”。 这些演员,后来很多都成了我们俩的朋友。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联欢会上,朝鲜族姑娘小金,带我们几个女生上台表演了“红太阳照边疆”的朝鲜族舞蹈;去乃东插队的中学生小吴,表演的芭蕾舞“沂蒙颂”;而我和老胡的“二重唱”也颇受欢迎。这也成了我们的“保留节目”,在专区、在医院,只要有联欢会,我俩必上台,每次都多次返场,也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联欢会之后,很快我们就送走了到乃东县插队落户的6名北京中学生。乃东县离泽当很近,也就半小时路程,这些小朋友后来和我们很熟,尤其当他们分回泽当以后,来往就更多了。

中学生一走,就是4名去列麦插队的大学生。听说列麦公社是西藏“学大寨”的一面红旗。在那里插队落户的还有两名江苏的退伍军人:小倪和小李。他们也是在全国有名气的人,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也成了朋友。

剩下我们留在专区的10名大学生,很快各就各位,有人去了农牧局、水利队,有人去了农机厂、汽车大修厂,还有人分到“沃卡”电站,有人分到中学和专区办公室。而我们两口子到山南专区人民医院报到,从此真正开始了十年西藏的从医工作与生活。 

西藏山南专区人民医院门口
 
最初印象

 
北京医学院,在全国称得上是医学院校的最高学府,但毕业生分到西藏的却是寥寥无几。山南地区人民医院,各地来的大夫都有,但北医来的,我们算是第一批,因此医院里很重视。欢迎大会后,特地腾出一间办公室,让我们安了“家”。

为了尽快上班,不到一天,我们就把“新家”布置出来了,虽然并不华丽,但很有新意。在西藏这个地方,我们自己觉得还是挺不错的,每位到我们家来“参观”的同事都赞不绝口,都说北京来的大学生就是不一样。

一张木质的双人床,一张三屉桌,两把靠背椅,是医院分配给我们的家具。而我们自己也只有两只大方木箱。吃饭用的锅碗瓢勺、高压锅、煤气炉,在百货商场基本上全能配齐。

我取出在北京买的两块白色尼龙窗纱,在床前拉了一道帘子,把十几平方米的小屋一分为二,里面是卧室,床上是里外三新的床单、被子、枕头。桌子在靠门边上的窗子前面,铺上台布,放上台灯,两把靠背椅分放两边,这就是我们读书学习兼吃饭的地方。两只木箱摞在一起,上面同样铺上台布,放上一只闹钟,一对大红竹节状的花瓶,插上我们北京新房里的绢花和拉萨买的孔雀羽毛,立刻就有了“新房”的氛围。

这天来的人真不少,有帮忙的,也有看热闹的。借此机会,我们认识了不少人,还有幸认识两位北京老乡。一个是内科主任牟大夫,一个是中医科的张大夫。因为老胡一下就被牟大夫相中,选到了内科。十年来,牟大夫成了他最好的老师和朋友,而张大夫很快就内调了,但他的中医知识也在工作中给了我们不少帮助。

医院分科时,我一心想进妇产科。在学校时,很多老师和同学都说我麻利,身体又好,将来一定是个好妇产科大夫,而我自己也特别喜欢这一科,在山西插队期间,我就利用回家休息的时候,专门到东四妇产医院学习接生。大学妇产科实习阶段,有些男生不爱去产房,常常把机会让给我,让我替他们值夜班,我的实际锻炼机会增加了不少。可现实是:山南医院妇产科,藏汉族大夫共有5位,实力在各科中已经很强了,所以,妇产科不缺人,我就被外科刘主任挑走了。

外科当时只有三名大夫,一个藏族、两个汉族。主任刘大夫,是抗美援朝时的志愿军,后来转业到地方,有机会学习了医学,他在外科无论是理论知识、还是手术技巧,相比之下,都是最好的。另外一个汉族大夫,长得人高马大,一头卷发,藏语说得呱呱叫,不知道的全都认为他是藏族人,其实他老家是甘肃的。他聪明能干,虽然只是中专毕业,但在北京协和医院外科进修回来,业务能力有了很大的进步,何况他本身头脑灵活,体力又强,一看就是典型的外科大夫,他有个非常形象的外号——“牦牛”。

强巴丹增是外科唯一的藏族大夫,听说他的文化知识是从小当喇嘛在寺庙里学的,民主改革后有机会从医,他的外科知识以及技术水平,是在北京协和医院刻苦学习获得的。他十分好学,肯钻研,对工作极其负责任,手术特别仔细。他那瘦高的身影,每天都是第一个到病房、最后一个离开病房。我分到外科,在3位大夫身上,都能学习到我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因此也决心“忍痛割爱”,放弃妇产科,全身心地投入到外科工作中去。

刚开始上班,安排我们跟藏族医生一起坐门诊。用一周的时间学习基本的藏语,熟悉情况。妇产科的尼玛老师,把最基本的藏语,如吃、喝、拉、撒、睡,及问病史的简单藏语交给我们,我们用汉语拼音写在本子上。有病人时,听老师说,没病人时抓紧时间背。有机会就主动学着说,学着问,门诊量大,听得多了,说得多了,一两天就运用自如了。院里几个藏族小青年,没事就教我们几句“怪话”,到哪都一样,好话记不住,“怪话”“邪门歪道”的话学一次就会,有这么一段问病史的话:

阿加拉(大姐,妇女)
秀端加(快坐下)
杜落毕休(衣服脱了)
裤通毕休(裤子脱了)
待自古(等一下)
阿姆吉拉,眯达,眯达(医生看一看)

就是这段话,教给援藏队一个年轻的放射科男大夫,结果闹了个大笑话。大夫刚说完,在放射科做检查的一个藏族伯姆(姑娘) 马上把藏袍一脱,一丝不挂站在那儿,年轻的汉族大夫哪见过这“阵式”,忙说:“你快穿上,快穿上!”可藏族姑娘听不懂,站在那儿一动不动,黑黑的放射科里,男大夫吓坏了,忙跑到门外求助藏族医生,才解了围。

其实我们自己闹的笑话更有意思。藏语中我们山南的“谢谢”是“突气”,而放屁是“都气”,这常被我们搞混,闹得人哭笑不得。开始碍着面子,没人敢告诉我们,可我们天天都要说“谢谢”,终于有一位好心的藏族同志悄悄纠正了我们,这才恍然大悟。但还不止这件事,成了大家的“笑柄”,还有一次我去食堂打饭,我要“甲地夏”(鸡肉) ,结果说成“恰地差”(“月经”的意思) 。几个“马季拉”(大师傅) 笑弯了腰,我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当我问清原委,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真是闹了个大红脸。

到医院工作了几天,对医院的基本情况算是有了一些感性认识。我们山南人民医院,是1959年民主改革后建立的。到现在,已经发展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五官科、眼科、口腔科以及中医、藏医和传染科,并相应配有放射科,化验室及器械消毒室,和中、西、藏药房。内、外、妇、儿及传染病房共计150张床位,相当于内地一个县医院的建制。因为医院坐落在进入泽当的路口上,坐北朝南十分醒目,所以南来北往的车马人流到泽当找医院十分方便。

医院从正门进去后,分东西两大区域,西边基本属于生活区,除最前面一排有医院的行政办公室和会计室外,主要就是医务人员的宿舍、食堂、菜地、猪圈等。汽车班有救护车,卡车,小车,连同维修,住宿,另有一个小院。

东边是医院的医疗区域:从前往后,分别为门诊的两层小楼,后面平房一排一排中间由一条大道贯通相连,依次为外科、妇产科、手术室。再进入第二道院落,是内、儿科病房,床位相当于外妇科总合。最后面一块空地之后,靠医院后墙一排病房是传染科。

医院不小,树木非常多,出乎我们的想象。参天的白杨,列队成行,为医院每个区域形成了天然界限。另外桃树,松树和美丽的曲柳遍布医院,随处可见。没进藏时,想到西藏就想到不毛之地,到了西藏才知道: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树,就有人。以后我们进出西藏全乘飞机,飞机从成都起飞,飞越横断山脉进入西藏,在西藏的上空向下望去,有绿树的地方就有村庄,就是人居住的地方,非常鲜明。


我们是两口子一起进藏,好歹有个“家”,这个家后来很自然的成了所有同来山南同学的“家”。人之常情,谁都有看病拿药的时候。朋友们来了,必然会到我家坐坐,吃了饭再走。何况大家都是单身汉,南来北往的同学,自然也会选择我家做个落脚点。否则,街上连个饭馆都没有,总得找地方解决肚子的“问题”,我俩又是极热情好客,好热闹的人,总是能想办法做出点好吃的招待大家。专区并不大,也就相当于咱们北京大专院校那么大的地方,要想改善生活,就到医院找我们,照大家的话说:闻着香味就来了!

我们到山南,正是春天,播种的季节。这里条件差,尤其蔬菜少,院里各科室都有自己的菜地,种一些土豆、圆白菜、萝卜之类的,每年家家能分上一些,其他想吃点小菜,就要靠自己种。有人在门前开块小菜地,更多是在窗下弄个半米高的小温室。可我们住在办公室,是一个方砖铺成的平台上,没法建温室。但对面有个小树林,林间空地还是可以充分利用的。周末,几个同来的大学生,相约一起,主动过来帮我们开荒种地,种上一些菠菜、小白菜,至少大家来聚餐时,也能见到一些绿叶子。更有想得周全的水利队小王,他和老胡是一对酒友,还带了些韭菜苗,准备以后割韭菜包饺子呢。

从此以后,我们家就成了山南大学生们的“核心”,即便后来大家各自成家,但这个地位始终没变。十年来,大家都身处异乡——艰苦的边疆,这种朋友间无私的亲情,温暖着每一个人,而这种感情,回到内地很难再有这种体会。

山南基本上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也是西藏主要的粮食生产地。除了林芝以外,这里的自然环境在西藏也算是最好的。就拿泽当来讲,很快我们就找到了最美的地方,那就是雅鲁藏布江边。出了医院往北走一两里地就会看到一个自然村,出村不远就进入防护林区,一排排笔直参天的白杨树,是1950~60年代种下的,如今已成气候,为泽当阻挡北边吹来的风沙,净化环境、美化环境,而且更是我们泽当人夏天采蘑菇的好地方。

防护林带很宽,纵深也有一两里地,但到了江边,却到处都是西藏特有的“曲柳”。说起来我在内地也见过曲柳,但没见过这么高大粗壮的,也许是得到了雅鲁藏布江水的滋养,树干粗得我们几个人都抱不过来,每根柳枝都曲曲弯弯,使本来就茂密的树冠更加茂盛。我们这群刚分来的大学生,常在周末,带着吃的、喝的,带着刚兴起的“砖头”录音机,坐在树荫下开“party”,小伙子们有的放自制的“屁帘儿”风筝,有些跟着老胡拿着气枪打野鸭子,只要他们能打上一两只,就够我们晚上一顿美餐了。

刚来时不知深浅,不知道西藏的紫外线有多厉害,仅一次游泳,就让我们全领教了。开始我们个个号称能游泳,这个拿过奖、那个打破过校运动会记录,还有人说能游万米,我就实实在在横渡过北京的昆明湖。所以到江边“横渡”雅鲁藏布江,我们个个雄心勃勃。可一进江水我们就傻了,几次比赛,不要说没有一个游过去的,就连游出百米的人都没几个。更“悲惨”的是,我们这些“健将”“冠军”,各个都被西藏的太阳晒出了水泡,背上有、腿上有、胳膊上还有,一个个狼狈至极。一次就够了,以后再没有人敢提议去游泳了。

其实游不过雅鲁藏布江,原因很简单:一是缺氧,每每游出三五十米,就上气不接下气了,所以体力不支;二是雅鲁藏布江水,是冰山雪水融化而来,水温极低,冰冷刺骨,常常没游多远就因为腿抽筋而败下阵来;三是水流急,水面打着旋奔流而下,不了解深浅的人真是望而生畏。所以后来再到江边,我们中想下水的人是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唱歌、跳舞、打扑克,雨后则是采蘑菇,每次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刚刚进藏,可以说天天都有新鲜事,每天都有新感觉。因为西藏边疆少数民族,国家在医疗制度上给予了最优惠的政策:全民医疗,全由国家包管,藏族群众看病吃药不用花一分钱。因此藏族群众对“阿姆吉拉” (医生)特别的尊重,我们刚走上这个岗位就深有体会,有些藏族群众叫我“度母”,即“仙女”的意思,这是对我们医生极大的赞誉。

专区医院的工作量与内地相比,要少很多。西藏本身人口就有限,120多万平方公里,不到200万人口,因此白天门诊量也是有数的。群众看病一般都上午来,下午门诊病人就少多了。西藏的特点是地广人稀,更主要的是当时的交通不便,边远地区的病人往往赶到晚上甚至半夜才能到,而送来的就是急诊。

由于时差的关系,西藏比北京时间晚两个小时。在山南早上8点太阳才升起,晚上8~9点太阳才落山,所以夏天是早上8:30上班,冬天是早上9点上班。中午可以休息,夏天下午3:30上班,冬天为3点上班。晚上,夏天7点下班,而冬天6:30下班。

我分到外科工作后,因医生少,工作量也不轻。有意思的是外科急诊手术,除外伤外,最多的是“肠梗阻”的病人。尤其是在土豆收获的季节,因为吃土豆太多,诱发“肠梗阻”的病人多得出奇。照刘主任的话说:常常是门诊有、急诊室有、病房里有、手术台上有、太平间里还有。这么多“肠梗阻”病人在几天内发病,在内地是很少见的。刘主任自己的理论是:他发现藏族人的肠系膜比较长,在新土豆收获的季节,人们暴食后,加快肠蠕动,诱发肠扭转、肠梗阻。另外我自己见到几例肠梗阻,是因为肠道绦虫引起的,术中能从肠道里取出一脸盆像带节的面条一样的绦虫。而大部分“肠梗阻”的病人,通过胃肠减压,就能缓解,而非手术治疗。

另外,外科常见的还有“包囊虫”手术,这在内地很少见的手术,我们几乎每周都有。这些患包囊虫的多是牧民,通过狗、羊,感染了虫卵,寄生在人的肝上、大网膜上、肠系膜上,像这类手术,尽管我是刚毕业的新大夫,但实践操作的机会多了,很快也能自己主刀了。

西藏是胃癌高发区,在外科手术中,胃的手术很多,“胃大部切除”等手术,在内地刚毕业的大夫难得上手的机会,而我在西藏这类手术机会就多得多了。由于实践的锻炼,对于年轻大夫来讲,无疑是成长快、进步也快。

我和爱人胡廷瑞在B超室讨论病例
 
极“左”风波
 
    
1976年,对于全中国人民来讲,是个多事之秋,在每个人心里都留下了一道道难以抚平的伤痕。年初,敬爱的周总理去世,“四人帮”打击对周总理的一切悼念活动,让我们忧国忧民之心如同灌满了铅,是何等的沉重啊。邓小平同志再次被打倒,使刚刚看到一点曙光的中国人民再次陷入沉沉的黑暗之中,压抑的政治空气让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觉得透不过气来。当年清明节期间“四五运动”的余波,尽管在远离北京的西藏也难幸免,让人有压抑感。年中,德高望重的朱德同志又与世长辞,悲痛之后,更加重了每个人心中的迷茫。我们远离北京,本以为西藏会是一片净土,极“左”的东西会少一些,但谁知道,“四人帮”的阴风怪雨,在西藏更有过之。
   
西藏没有夏天,穿短袖衫谁也抵抗不住强烈的紫外线。7~8月,我们都是一件薄毛衣。记得那年8月,院里一些女同事看我穿了件开身红色尼龙衫,大家都说好看。确实,自从我来医院,我一直领导院内服装的“新潮流”。一是我本身爱美,会打扮,既不俗又不张扬,深受知识女性的欣赏。二是北京的供应在当时的年代,是第一流的,何况物资匮乏的西藏。所以每当我穿件好看的衣裳,总会有人千方百计的托我帮他们买,实在买不到的,有时会从我身上扒走,我也只能忍痛割爱。别人还说:谁让你有那么多漂亮衣服呢!

这次也不例外,又有二十几个同事在我这儿“登记”买尼龙衫。有自己要的,有给妻子买的,有给孩子买的。我忙给妈妈写信,请她帮忙在军区大院的商店买(北京军区大院属于特供,在外面还真买不到) 。说实话,我妈帮我买这买那可不是一回两回了,老人家出力还得出邮资,我们从来一是一,二是二,不加一分钱。妈妈也知道我傻热情,只好为我辛劳,而我也弄个人缘好,大家高兴。

事情偏偏就这么巧,9月9日上午,那二十几件色彩鲜艳的尼龙衫寄到了。午饭前,大家互相转告,到我家把各自的衣服取回去,一到下午,很多人就穿上身了,五颜六色十分夺目。看到大家一个个高高兴兴,喜气洋洋的,我也替大家高兴。

可谁也没想到,就是这天下午,刚上班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哀乐声中,向全国人民发布了毛泽东逝世这让人万分悲痛的噩耗,如同晴天霹雳,所有人一下子陷入到了极度悲痛之中。

很快,院里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各科室只留值班医生外,所有工作人员及家属布置灵堂、做花圈、写挽联,连夜为毛主席守灵。毛主席是全国人民的领袖,在藏族人民心中,更是帮他们摆脱农奴制枷锁,获得新生当家作主人的“大恩人”,在他们心中,毛主席就是 “神”,他们对这尊“神”充满了“崇拜”与“敬畏”,因而个个哭红了双眼,守在灵堂,久久不肯离去。

灵堂就设在我家隔壁的会议室里,我们两个和大家一样没日没夜,在悼念毛泽东的活动中,我带着女同志们做白花,布置灵堂,老胡代表全院给中央写了唁电。据后来邮电局翻电文的同志反映,医院的唁电是写得最好的。我们俩私下也议论,更令人担心的是“四人帮”之后的政治动向,而这些也和一些“知己”们议论过。

老胡因为守灵、值班,这几天觉都没怎么睡,本来就是满脸大胡子的他,平时早上刮完下午胡子就又冒茬了。这几天哪里顾得上刮胡子,真有些蓬头垢面的样子。

全国举行毛主席追悼大会的头天晚上,我给他理了发,第二天一早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并换上整齐素雅的服装参加专区与全国同步的追悼大会,以表示我们对毛主席的尊敬,以表示我们对领袖的敬仰。

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这一举动,这份心意,被有些人歪曲了。在追悼会后,全院上上下下闹得沸沸扬扬,院长亲自敲钟,召集全院职工大会,批判我们两个,主要内容是:我们两个对毛主席不“忠”。一是我在毛主席逝世期间“发新衣服”,二是老胡参加追悼会还“剃头刮胡子”,闹得我俩真“懵”了。我们从来不懂亲人去世不能剃头刮胡子,尤其像我们这种干部子弟,确实一些“老理儿”被家里父母早“革”掉了,更不懂了,何况我的新衣服发完后才知道主席逝世的消息。会上我们俩很不理解,解释多了又加上“态度不老实”的罪名。

这以后风波越闹越大,什么“山南的谣言来自医院,医院的谣言来自我们俩人” 。结合全国形势,专区公安局也出动了,找我们身边走动得近的人调查我们的言论,做笔录。很多好心的同事和朋友,都悄悄地告诉了我们,让我们有所防备。更有意思的是,组织部又查了我们的档案,居然发现我档案中塞着一张我妈妈是“叛徒”的证明。为此组织部还找我谈话,让我如实交代。

这简直是“莫须有”的事,我告诉组织部的同志:我妈妈在1937年,她14岁就参加革命到延安,后在晋察冀边区工作,1948年底和华北军区一同进北京,她一直在革命部队里做文艺工作,从没被捕入狱过,哪来的“叛徒”之说。

这一系列针对我们俩的举动,在明面上的,我们能知道,暗地里的又有什么动作我们无从了解,也不知后果如何。此时,好心的牟大夫私下提醒我们,让我们找找关系,帮忙说句话,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开始我们并不怕,“文化大革命”的风风浪浪经的多了,自己问心无愧,真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照样昂首挺胸干我们的本职工作。但牟大夫是过来人,多少比我们“世故”一些。他说多少“右派分子”,不就是那么一句话就毁了一生吗?政治上给你一顶帽子就是一辈子的事。我们觉得有道理,商量了一下,决定直接去找地委第一把手吴书记,我们是他从自治区接来的,我们希望他能出面主持公道。

不出我们所料,吴书记在山南专区的威信是不可动摇的。他随18军进藏,水平高,能力强,这些我们早有耳闻。当我们把事情的前前后后给吴书记讲了,他才知道我发衣服是在主席逝世的消息之前,与前来汇报的人讲的完全不同,何况有收货单为证。至于老胡追悼会前剃头刮胡子,这根本不是什么政治问题,医院里没必要这样小题大做。关于我母亲的“叛徒”一说,他鼓励我相信组织,相信党,早晚会搞清楚的。他让我们不要背包袱,据他的了解,群众对我们进藏后的工作是肯定的。他说这才是主流,并让我们回去安心工作。他语重心长的话,让我们感到亲切,心里的寒冰也渐渐融化了。

为此事,地委吴书记亲自到了医院,找到院领导一再强调:我们两个北医的大学毕业生到西藏工作,是新生事物,要支持,要帮助,绝不能一棍子打死,更不能扑风捉影,搞这种没水平的事。

吴书记的到来,帮我们躲过一劫,但为了对我们进行“再教育”,院里决定让我们进藏不到一年的大学生,参加下乡医疗队,地点是隆子县的列麦公社。而那里有一名“赤脚医生”,赤烈到我院来“上、管、改”,这对我们来讲是无所谓的事儿,但令人高兴的是牟大夫也是这批医疗队的成员。虽然我们不在一个公社,他在隆子县雪坡下公社,来往还是方便一些。对于刚毕业的我们,工作上有他支持帮助,有他做后盾,再好不过了。 

牟大夫(带眼镜者)指导胡廷瑞做B超诊断
 
准备下乡
 

因为下乡为期一年,院里把我们的住房从办公室调到最后面的平房。这倒没什么,只可惜我刚腌上的一缸鸡蛋,从最前排房子,两人提到最后一排,一路上“咣当、咣当”,最后变成一缸臭鸡蛋了。

因为我是有过两次短期下乡经验的人,所以我们抓紧时间,花了5元钱,买了两头毛驴。杀了以后只要4条腿和里肌肉,炼了两三罐头瓶油,驴皮卖给制药厂,收购价3元一张,熬阿胶用。结果两头驴不但没花钱,每头还赚了5角钱,这个买卖做得太值了。在西藏吃驴肉是得天独厚的,因为西藏的冬天饲料缺乏,很多小驴、老驴会被赶到山上自生自灭,而藏族群众是不吃“崩古夏”(驴肉) 的,但对于在西藏的汉族干部,这可是天大的“口福”,因为有句俗话“天上龙肉,地下驴肉” 。同学们送行,分一些走,剩下的,我用高压锅红烧出几锅,西藏的阳光充足,几天就能把肉晾成肉干,带到乡下是最好的营养美食了。

下乡巡诊,我有过两次经验:第一次是外科外号叫“牦牛”的任大夫带队,去贡嘎县治疗突发的痢疾疫情。与内地大医院不同,在西藏,下乡的大夫就是全科大夫,任大夫藏话好,又会开车,一个人顶几个人用。同去的还有河南医疗队的内科老大夫李大夫。我们三人同行,任大夫让我长了不少见识:开车在路上,他突然停车说:“水箱满了。”下车就走,我忙问李大夫: “水箱满了他怎么知道?他干什么去了?”李大夫说: “傻丫头,他憋尿了,跑去撒尿了。”我这才恍然大悟,还挺不好意思的。

车继续开,在山路上,他把车开到沟里去了,我在急救车最后面坐着,一下“冲”到与驾驶室相隔的铁板上,一个人一下晕了过去,李大夫也摔得七荤八素的。等他俩缓过劲儿来,才忙着扶我,又掐“人中”,又是呼叫,把我弄醒,好在有惊无险,只是头皮破了个口子。外科处理任大夫是有经验的,三下五除二给我包扎上了,然后让我休息。他们找人拉车,继续前进。

疫情没有预料的那么重,我们和当地的赤脚医生一起挨家发药,就是用“三棵针”的根煮的药水,收效很好,整个疫情很快就控制了。但让我忘不了的是在巡诊时,群众的石板房都比较低矮,每每去老乡家,大个子任大夫都会哈腰进去。可我没经验,人又爱蹦爱跳,当我兴冲冲地跟着他往里跑时,一头撞在低矮的门框上,这“迎头痛击”让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后面的李大夫忙去扶我,任大夫见我惨状,又哈哈大笑,拍着脑门说: “怪我怪我,我该早点提醒你。” 我眼冒金花,哭不能哭,笑又笑不出来。这次教训算是给足我了,让我以后再进藏族群众的家门,一定会“低头哈腰”“恭恭敬敬”的了。

巡诊即将结束,明天一早将返回医院。在贡嘎下乡的最后一天,让我对西藏天然如画的大自然美景,第一次有了身临其境的感受。这天晚上,风尘仆仆的我们到河边洗洗头,洗洗衣服。6~7月是西藏最好的季节,没有了冬季的严寒,也没有内地的酷暑,一件毛衣足够抵挡徐徐的晚风。我洗过头,坐在河边巨大的鹅卵石上,看着落日。石头经过一天的暴晒,还烫屁股,我只好用毛巾垫上才敢坐住。当一个人真正静下来,才能感受到一种身在仙境中的美,那幅天然的画面,在我的脑海中永远也忘不了。

太阳还没有落山,天还是那样蓝的透彻,几朵轻纱似的白云,飘飘渺渺,向远处巍峨的雪山飞去。落日熔金般的余晖,给雪山镀上一层金光,壮观辉煌。而这条蜿蜒的河水,正是源自那雪山中,向我们奔来,冲刷着河床中巨大的石头,溅起白色的浪花。看着遍地巨石的河滩,不难想象,这条河曾经是多么桀骜不驯,而那一块块巨大无比的卵石,也许被这条河冲刷了千万年,才到这里,再过千万年后,他们又会在何方?哗哗的河水,像是大自然的交响曲,给这片寂静的荒原,增添了生命的活力。置身在这样的世界,让人陶醉,久久不想离去。

第二次下乡,更有意思:我要去雅鲁藏布江北岸随访一个病人。医院告诉我去江边一个生产队找队长,尽管只有几里地,但当我一个人“跋山涉水”地赶到队长家时,还真有些精疲力尽的感觉。

生产队长是一个身材不高,结结实实的汉子,虽然才三四十岁,但脸上的皱纹让他显得苍老。知道我要来,提早给我煮了一锅鸡蛋,足有十几个。一见我进来,把我让到院子里靠墙向阳的卡垫上坐下,一杯黄腾腾的青稞酒立即就递了上来。我早已又渴又饿,顾不上客气,一大杯青稞酒就已进肚。青稞酒又凉又甜,真让人有种久旱的禾苗逢甘露的感觉,说实话,这是我进藏后喝的最好喝的一次请喝酒,队长见我豪爽,喝得痛快,可高兴了,乐呵呵的又给我倒上一杯。

我知道自己酒量还行,但还是先忙着吃了几个鸡蛋,垫垫肚子。西藏的鸡小蛋也小,我一口气吃了6个鸡蛋,才把队长给我的第二杯青稞酒也一口干了。藏族的习惯,一喝酒必是3杯,看来今天也非要“三碗不过河”了。队长第三杯酒很快就倒上了,见我爱喝又夸他的酒做的好,他高兴地说,他的青稞酒用的酒药不同,所以甜味重。而以往喝的青稞酒,常常带着点酸味,我深有同感。没有多久,我第三杯酒也下肚了,此时还真有点两腿发软,头晕乎乎的。队长让我坐在卡垫上休息,晒太阳,他指着太阳笑眯眯的说: “尼玛雅古都” ,即太阳特别好的意思。

他转身出了小院去抬牛皮筏子,我舒舒服服晒着太阳,可能打了个盹儿,队长“咚、咚、咚”的脚步声把我惊醒,我忙跳起来迎了出去,只见队长举着牛皮筏大步走来,看不见他的脸,牛皮筏像半个鸡蛋壳一样,倒扣着遮住了他的上半身,他双手举着牛皮筏,走到近处我才看见他笑呵呵的脸。我要去帮忙,但见他健步如飞,可见这干牛皮绷在竹子上不会太沉。

见我出来了,他忙问我休息好没有,我们说好了好了。我是忙着出诊,怎敢在这儿“享受”。说着,跟在他身后满心疑惑的朝雅鲁藏布江走去。小小牛皮筏,放入宽阔奔腾的雅鲁藏布江中,显得轻飘飘的,格外微不足道,如果不是借着酒劲儿,我还真有点不敢坐这样一个“小鸡蛋壳”,过这波涛滚滚的雅鲁藏布江呢。

夏天的雅鲁藏布江,水大流急,牛皮筏打着转,顺流向江对岸漂去。队长站在筏子边上,手中的长竹竿起着舵的作用,不让筏子离航道太远。我望着筏后一个个打起的漩涡,心里真有点紧张,但更多的是新奇和兴奋。尽管江风很大,但刚刚灌进去的3杯青稞酒起了作用,让人浑身热乎乎的,还真有那么点飘飘欲仙的感觉。看着岸边的树木、河滩慢慢向后退去,开阔的江面波澜壮阔。我们的牛皮筏随波逐流,显得格外渺小,渐渐地,仿佛天地间一切都不复存在了,而我们在向天际飘去……

这次乘坐牛皮筏的尝试,终生难忘。后来几次下乡,江上都改用轮机船了,所以这唯一的一次“享受”更显得珍贵。

每次下乡回来,经我的口,绘声绘色的描述,总让老胡又是嫉妒,又是羡慕。这一次我们俩能一起下乡,而且为期一年,别人认为是对我们的一种惩罚,可谁知道我们心里有多高兴。进西藏,我们曾希望两人能骑着马、唱着歌,奔驰在蓝天白云下的草地上。而进藏快半年了,这种日子就要来了,所以怎么能不让我们兴奋呢。 


胡廷瑞在下乡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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