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丨葛有彦：走过万千山水，我心依然少年

葛有彦新三届 2019-06-06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葛有彦，1947年出生于河南济源北官庄，1963年从济源五中考入郑州一中，1966年支边援藏，风雪高原10年。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1982年分到河南农业厅。1984年应聘山东德州农村发展学院，任学院党委委员，系党总支书记兼副主任。1988年到河南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负责资金项目工作。曾获国家、省级奖多次，参加编写经济类书籍3本，发表学术论文、译文、文学作品、评论数十篇。

原题

改革开放说今昔

作者：葛有彦

改革开放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有些事情至今难忘，有些是我亲历的，有些是我看到听到的。

一

我亲历“文革”和

改革开放的那些事

1、去西藏，带毛主席像的404部队工作证

1966年11月3日，郑州有一批热血青年穿上了新军装，我们一起登上西行的列车，来到祖国的边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藏字404部队农场、工厂工作。

我们来到拉萨后，我和100多名战友，被分配到西藏军区生产部三团（雪巴农场），团部在林芝县百巴乡雪巴村。

我们来到农场后，开始军训。“文化革命”中，部队系统主要是进行正面教育。我们从王继福政委和政治处陈长发主任给我们讲课中，了解到西藏军区生产部和我们的农场的光荣历史。

部队领导机关一般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西藏军区由于其特殊的战略地位和环境条件，经党中央1959年7月7日批准，1960年4月8日成立西藏军区生产部（藏字404部队），军级建制。

生产部机关人员多是现役军人，所辖属农场工厂多是退出现役的部队干部、战士，他们中不少人是从朝鲜回国后，参加了1959年平息西藏地方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的作战，1960年退出现役来到农场，1962年又重返前线，我们雪巴农场一连的老兵刘玉岗，在中印边境东段自卫反击战中，打得英勇，战得顽强，堪称孤胆英雄，荣立了二等战功，被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的称号。

由此我回想起在郑州一中上学时，曾在省工人文化宫，听过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战斗英雄作报告，讲述打出国威、军威的战斗故事，后来我还读过西藏军区政治部宣传部还编写的一本书《扬威集》。

2、拉丁嘠山上

我们在三团（雪巴农场）被编为13连，这是一个新建连队。我们的驻地，在团部东南百余公里外的拉丁嘠山上，那里有一片平坦的荒原，荆棘丛生，长满杂草。

我们进驻那里时，还没有营房，开始时就住在附近5连原来作仓库的旧房子里，每天再到2公里外的地方，开垦荒地。

晚上睡觉是打地铺，地上阴冷潮湿，尽管铺了厚厚的麦草，再铺褥子和单子，但盖上被子半夜还是暖不热，伸开腿冰凉冰凉的，就蜷着腿睡。房顶不是用瓦盖的，而是铺的木板，由于年数多了，刮风时就透风，凉飕飕的，下雨下雪时，也会漏进来，我们就在被子上再蒙一层塑料布。山上气候寒冷，早上起来，睡觉前洗脸的毛巾冻住了，水杯里没喝完的水也结冰了。

3、伐木盖房子，树枝铺成床

我们在开荒地的同时，也开始建造自己的营房。到山里伐下一棵棵大树，一步步抬到营地，作建房的樑、柱；还要从五、六十里外的森林里，背回往房顶铺的板子；接着是开始在我们的营地打土墙，用木杵子，把填到长方墙板框里的土，一下一下地捣实，待成型后再拆开墙板，一层一层往上打土墙，最后是上樑、架檩、钉椽、铺木板，我们用自己的双手，终于盖起了20多间营房。

我们的新房子盖好后，又从树林里砍回带扠的树枝，下面埋在地里作床腿，上面铺上细树枝，就成了床，終于不再打地铺了。

我们在新的营房，建起来了自己的食堂，但连队的伙食还是不容易搞好，由于西藏海拔高，气压低，馒头很难蒸熟，即使冬小麦面粉作馒头，在高压锅里蒸出来，馍也有点发粘，面条下到锅里，几乎成了面糊糊。我们连队自己开荒、修水渠、种蔬菜，但也只能种萝卜、土豆、莲花白、山东大白菜，每天不是熬白菜，就是炖萝卜、炒萝卜片，或者是土豆丝、土豆块，我们的炊事班也是想尽办法给战友们改善生活，他们到山里捡蘑菇，挖野菜，我印象最深的，连队食堂的美味，就是节日会餐时，炊事班的拿手菜：山芹菜炒肉丝，鸡肉炖蘑菇。

4、从毛纺厂到汽车16团

在13连的日子里，我们修盘山公路，建起营房，开垦荒地，筑坝修水渠，种粮种蔬菜，劳动是繁重的，生活是艰苦的。

1967年的下半年开始，团里从我们13连抽调一些年轻人，去学习汽车驾驶员、卫生员，10月时，我接到通知，和张爱叶到林芝毛纺厂学习车工，听说团里以后准备建立机械修理站，维修汽车拖拉机。

我们在毛纺厂机修车间学习了一年，1968年10月时，接到通知，又让我到离雪巴团部不远的解放军汽车16团一营修理排，学习电焊氧气焊。

5、地方“文革”波及雪巴农场

1998年底，地方的“文化革命”波及军队，我们部队系统，本来是只搞正面教育，不搞“四大”的，但是也开始乱了，我们雪巴农场的团长、政委在北京毛主席接见后，回到拉萨在军区没回来，副政委李生发是现役军人，他回到团里，就被批斗了，机械运输股长翁礼奎也受到冲击，跑到他原来的部队汽车16团来避风，他给我说，你只管好好学习。

我在16团学习结束回到团里，已经是1969年3月了，生产已经不正常了。我在5月申请休假，6月回到家里，就结婚了。1969年10月，我回到西藏时，生产还没有恢复正常，也没有什么好修理的，食堂也不开伙了，还得自己开小伙。

一天，我想到毛纺厂看看，见到原来负责我们学习时的康本瑾老师傅，我说我还想来毛纺厂再学习学习，他说让你们团再开介绍信来，我找到我们的战友蔡卫东，他当时已经调到团里，在办公室工作，他请示王建华副团长后，开了介绍信，康师傅带我去见了毛纺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说他原来就在我们厂里学习，还让他来学习吧，领导同意后，我就又来毛纺厂学习了。

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是想，毛纺厂虽然生产也不正常，修理车间如果有活，一般是学徒工干得多些，我不怕干活，还可以多学点技术呢！没想到这一步走出去，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6、毛纺厂转正定级，1972年拿62块4

1969年10月以后，我们进藏已经满3年了。我们工资第一年每月26元，第二年每月28元，从1968年11月开始，每月31块2毛，战友们戏称是31个萝卜（卢布）2个叶。

1970年以后，西藏军区生产部系统各单位，已经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我和张爱叶在毛纺厂工作干的不错，毛纺厂想把我们留下来，1970年10月，就给我们按学徒工期满，转正定级，工资54块零6毛，比我们农场的老兵最高的五级农工50块零几毛，还要多几块。

当时，我们团希望我们回来，我就离开毛纺厂，回到团里，暂时先在机械运输股。翁礼奎股长问我，你在毛纺厂定级后多少钱？我说54块6，他給团领导说了，以后团里就按这个标准给我计发工资。最后，两个单位通过和协商，把张爱叶正式调到毛纺厂。我回来后，伐木连成立木料加工厂，我就到那里从事机械维修工作。

1970年“9.13”事件后，1972年全国普调工资，我调到62.4元，按说，在那个年代，60多块，不算太低了，但由于家里人口多，7口人，只有我爱人一个主要劳力，家里生活还是拮据一些。

7、又回郑州

风雪高原10年，屯垦戍边，工厂军营，我们穿着军装，扛起枪，在西南边疆，为祖国站岗放哨，为保卫国家安全和生产建设，洒下汗水，留下青春，有的战友还留下了自己的生命，我们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

“文化革命”结束了，1977年邓小平力主国家恢复高考，奏响了改革开放的序曲。

1978年，我31岁时，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农经管理专业，感到生活中有了新的希望。这一年，我的大孩子已经8岁，上小学二年级了。

1978年12月，从学校广播站的播音里，我听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18日~22日在北京召开的消息。国家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

1982年8月，我从学校毕业，又回到了郑州，分配到省农业厅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处工作。

8、红旗牌自行车的故事

1983年春节前，我们处里分到一张红旗牌的自行车票，领导和处里的同事们给了我，这也是对我的关心和照顾。离春节只有几天了，我准备买了自行车，再回老家去。

那天下午，我到花园路与纬五路交叉口的五金交化商店去，店里还有几辆红旗牌自行车，但都是人家挑剩下的，看着歪歪扭扭的，我心里直犯嘀咕，买吧，觉着不满意，好容易分到一张自行车票，买回去又不称心；不买吧，春节后从老家回来，商店也不一定再进新的货，还是这几辆自行车，越挑剩下的越不好，怎么办呢？

正在这时，我看到一个中年男人也走到这几辆自行车跟前，我问他是不是也来买自行车，他说：我不买自行车，我们家给商店组装自行车。自行车厂给商店发的是没组装的零件，我们家给商店组装好，再送到店里来。

我忙问他：你们家现在还有组装好的红旗牌自行车吗？

他说：有哇！

我说：我能不能把自行车票和钱交给商店，办了手续，到你家里提货呢？

这个中年人很和蔼也很热心，他听了我的话，也很想帮助我，就说：我給售货员说说，看行不行？

他給售货员说了，售货员也很理解我的心情，谁不想买个称心如意的东西呢？售货员同意了，就很爽快地给我办了手续。

我跟着这个中年人，来到关虎屯他的家里，一进门就看到满院子都是自行车，一排排整齐地摆放在那里，我很快就选了一辆，心里很满意也很感激他，我说谢谢他，他说不用谢，这点小事算不了什么。问他贵姓，怎么称呼，他说免贵姓王。我推着自行车走出院门时，又回过头来对他说：“谢谢你啊！”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没忘记这位热心的王师傅。

9、华南牌缝纫机随我家去山东又回河南

1983年春节后，我的两个孩子就跟我来郑州上学了，我爱人也來了，在印刷厂里作临时工。

我是带工资上大学，到单位后没有实习期，直接执行实习期满以后定级的工资标准54.6元，加上副食补贴6元，每月60.6元，一直维持了好几年，我爱人作临时工，每月可收入20余元。

全家4口人，每月需要粮食100斤多点，可只有我一个人定量供应的口粮，缺口还很大。

当时改革开放刚开始几年，集贸市场上蔬菜随便买卖，粮食还没有完全放开，花园路集贸市场上很少见到卖粮食的，但有卖粮票的，虽然不是公开吆喝着卖。我也在那里买过粮票，一般是两毛多钱一斤，我们家的收入中，每月要拿出20多块钱买粮票，再到纬二路甲院里的粮店买粮食，我印象中，小麦面标准粉一毛四一斤，大米一毛八一斤。

一家人在郑州，花销大，家里缝缝补补的，很需要一台缝纫机。原来时，孩子们的衣服，多是买了布，我爱人自己作，或者衣服鞋袜破了，也是我爱人一针一线手工缝补。又经过一年多的积蓄，1984年4月5日，我们家终于买了一台缝纫机。我记得我和爱人，是在郑州百货公司花园路商店，花了153块钱，买的是广州缝纫机工业公司出的华南牌缝纫机。

1984年10月底，在改革开放、人才流动的大潮中，我应聘到山东德州农村发展学院工作，全家人户口问题解决了，都吃上了商品粮食。搬家时，这台华南牌的缝纫机，还有那辆红旗牌的自行车，也都跟随我们家搬家到山东，后来最终又随我们家回到郑州。

红旗牌的自行车早已淘汰了，可这台缝纫机，现在还一直在用着，前些年时，拉开缝纫机的抽斗，看到说明书里还夹着当时的购货发票。这台缝纫机伴随我们家走到现在，记录了我们家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郑州度过的岁月，其中的一些生活片段，现在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10、粮本取消了，粮油敞开供应

我们全家又回到郑州时，那已经是1992年4月，单位在汽车北站附近的家属院，给我安排了一套房子，烧饭也用上了天然气，比起1983年时在楼道里用蜂窝煤火炉煮饭，条件好多了。

当时，郑州还没有完全放开粮食市场，居民还需要到粮店购买，这是我们家回到郑州后的购粮本，一直用到后来郑州商店里和集贸市场上，粮油敞开供应，不用粮本就可以买到粮食为止。

我们住的家属院，1992年时还比较偏僻，东面还是一片水稻地，南面是苹果园，家属院的门前是郑花公路，路西面是很宽的臭水沟。

后来，郑花公路加宽了，叫花园北路，现在统称花园路，路西的臭水沟早已填平，绿地上是树木、花草，生活环境越来越好。

刚从山东回来时，我们一家4口住在这里，看电视用的，还是1986年在山东买的16寸的北京牌电视机，后来买了29寸的长虹牌电视机，用上了有线电视网，两个儿子先后结婚了，开始还都住在我们这套三室一厅的房子里，三个房间三台电视机，后来儿子们买了自己的住房，都搬出去了。

现在，我已退休，安享晚年。儿子、儿媳各自忙着自己的工作。大孙女上高中二年级，小孙女也上小学了。一家8口，幸福和谐地生活。

二

听一位长者讲述过往的岁月

2003年，我退休了，2005年7月12日，参加单位组织的一次调研活动。途经伊川县城时，同行的一位老者，省农业系统一个部门的原副主任，触景生情，给我们讲述了他40多年前，经过伊川的往事，也有老家的一些情况，还讲述了温家宝任副总理时来河南调研的一段往事，我听后，感悟颇多，受益匪浅，当晚住下后，随记之。

11、从嵩县一步步走到伊川县

他老家是洛阳地区嵩县的，还在伊川的西南边，他本是农家子弟，家庭贫寒，上初中时，母亲病故。

1959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前，到洛阳体检，照x光透视，那时他已快到20岁了，还没见过火车，老师带着他们这些高中生，去洛阳车站看火车，就在那一年，他考上了河南农学院。

1960年6月，他还是在校学生，就被抽到校长办公室工作了，学生带的是白底的校徽，他已经带上了红底的职工校徽。

还是1960年，他父亲病重，他从学校赶回老家看望父亲。那时农村是集体食堂吃大锅饭，他返回学校时，家里从食堂借面，烙了几个火烧，装在小布带里，他拿了一把雨伞，就上路了。

那时候，人肚里没食，不经饿，走到水库附近，就把火烧吃完了，布袋迭好装起来，继续往前走。

又走了大半天，走着走着，就觉着饿了。他从老家嵩县，一直走到伊川，在街上国营食堂的门前，想去买点吃的，可口袋里的那点钱，买了吃的，再买火车票就不够了。

12、几个要饭的把菜抓吃了

这时，他在那里遇到了一个人，给他打招呼，可他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两个人说起话来，才知道那个人是农业局的干部，原来曾经在河南农学院进修过，见他带着红底的农学院校徽，就过来和他说话的，虽然离开农学院几年了，见了农学院戴红底校徽的人，还是很亲的。

两个人说着话，越说越近，那个干部说，你还没吃饭吧？说着，就和他到食堂里，给他买了两碗米饭，两盘菜，他还没来得及吃，门口进来几个要饭的，把菜抓吃了，他用手护着，吃了剩下的饭，没有菜，吃着也是好吃的。

他一直记着那个农业局的干部，记得是姓李，他学校毕业工作后，打听了几次，一直没打听到，他心里时常回想起那个人，非常感念他。

13、半砂锅红萝卜小米稀饭

那天，他离开伊川，又继续往前走，后面开过来一辆拉焦炭的汽车，一个孕妇招手拦住了汽车，司机让孕妇坐在驾驶室里，他坐在焦炭上，坐到龙门下了汽车，离洛阳还有10多里，他实在是走不动了，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好不容易才到洛阳。

在洛阳，他找到在那里工作的侄子，他还没进屋，就坐在台阶上喘气，歇了好一会儿，侄子给他煮了半砂锅红萝卜小米稀饭，吃下去也不觉着饱。

14、从洛阳走到嵩县，坐下就起不来了

回到学校后，又过了几个月，父亲病故了。他从郑州坐火车到洛阳，已经是下午了。侄子烙了7斤面的馍，两人背着馍，走了一夜，太阳泛红时，他们走到嵩县，靠在路边的麦秸垛上休息，一坐下就起不来了。

他说到这里，停下来，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我听着他的讲述，眼前仿佛看到了当年路边的麦秸垛，看到了他走了一夜路后，累得坐下就起不来的情景。

15、给父母上坟，敬献花篮

他接着给我们说：过了那个困难时期，后来就好了，能走到现在，就更好了。

他说的很动情，也很感人。他走过的路，使我深感人生之不易，不管多难，都要往前走。我觉着生活正如他所说的，现在确实是越来越好了。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困难时期走过来的他们那一代人，现在大都已经开始安度晚年了，他这位经历过风风雨雨的老者，也是如此。

他毕业后，在省直农业系统工作，爱人在省出版社工作，两个儿子都很努力，事业有成。

就在我们这次调研活动的一年前，2004年的8月14日，两个儿子开了两辆车，他全家，还有在开封的嫂子和侄女，10口人，一起回到嵩县，给他早年去世的父母上坟，敬献花篮，告慰双亲。

16、回忆温家宝同志来河南调研

说到我们这次调研活动，他说咱们一定要多用点心思，他还给我们讲述了温家宝同志有一次来河南调研的情况。

那一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同志来河南调研，省里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陪同前往。

那一天，下乡调研，副总理坐的是中巴车，天还下着小雨，下车后，副总理打着雨伞，和省里领导同志说着话往前走，走到前面有一条路岔开去了，那不是省里准备看的地方，省里同志引着副总理向前走，副总理却向岔开的那条路走过去，大家也就都跟着过来了。

从我平常的接触和了解，这位长者在我印象里，是很正直、对上级对群众都很有责任心的领导干部，从省里和部门的角度，最希望上级领导同志看到的，倒不是经济最发达、工作最出彩的地方，而是有代表性的、占比重比较大的中等地区或者经济发展偏慢的地方，以便有利于争取更多的中央财政资金，加速地方经济发展，因此，准备看的也多是这样的地方。副总理走到岔开的另一条路上去，看到几率最大的，一般情况下，也还多是这样的单位，到没有准备看的地方去，倒是安全保卫工作需要更加谨慎和小心一些。

话题又回到我们这次调研活动，他说，我们一定要多动脑筋，深入下去，才能了解到真实的情况。

他的话，使我想了很久，我一直记着。

2018.12.13.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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