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林珊，生于1948年，北京人，1968年山西运城插队。1972年入北京医学院工农兵大学生。1976年毕业去西藏山南专区人民医院外科工作，后回北医进修病理一年，返藏后为该院建病理科。1986年和爱人内调回北京，进武警总院病理科工作。1989年转业到宣武医院病理科工作。1994年下海。
原题
作者：林 珊
我和先生在列麦公社路口
1976年9月下旬，山南专区医院的救护车，送我们全体医疗队员一行6人到隆子县。这个县在西藏知名度很高，据说当年达赖喇嘛外逃就是从这里过“麦克马洪线”去印度的。而隆子县的列麦公社，是西藏“学大寨”的一面红旗。4位北大清华大学生，在那里插队落户，我们也要在那里工作一年。车子翻山越岭，经过海拔四五千米的亚堆山。看着弯弯曲曲，险峻狭窄的公路，想起前段日子，一队新进藏的大学生，就是在这个山上出了车祸，唯一幸免的是一个没有服从分配，拒绝去县里的同学。事故是因为他们的中巴车与一辆拉满藏族群众的拖拉机相撞，车毁人伤。后来才知道，实际上很多人只是受了伤，但因为困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山上，信息不通，得不到及时救治，尤其是夜里，温度转低，又伤又冷又饿，死在了这里。白天暴晒，尸体很快就腐败了。据找寻的人讲，发现这些尸体时，肚子都膨胀了，可见死了一两天了，幸亏没有被野兽拖走，才留下了全尸。西藏山多，道路条件差，这种恶性车祸的发生率也相当高。信息不通，交通不便，抢救不及时，在医院外科，送来的这些伤员常因失血性休克而死亡。如今这样的大山，不免心中会捏着一把汗，幸亏我们的司机路熟，技术好，否则那个急转弯一头冲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一路上，除了山川河流，人迹并不多，看着无人的荒山戈壁，人们总会昏昏欲睡。而在西藏的经验之一就是，坐车不能睡觉，因为一旦出事，伤得最重的往往是睡着的人，所以大家用聊天来解困，下过乡的老大夫，说说下乡的经验。在隆子县，我们住了一晚，招待所条件很差，但一路人马困乏，一顿热乎乎的晚饭之后，大家就洗洗睡了。第二天上午，我们在县医院了解了那里的医疗水平和设备情况，并且认识了几名藏族医生，今后的一年，我们的工作离不开他们的帮助与配合，我们还利用这个机会，充实了一些常用药品和器械。在供销社，没有更多可补充的食品，其实早有心理准备，当时的内地供应都很差，何况远在边疆西藏的小县供销社了。除了茶叶、盐巴、布，这些生活必需品外，没有什么东西，空空的货架落满了土，像是尘封已久的仓库，刚为我们打开门。我们买了几个罐头，尽管过了保质期，但总比没有强。下午，我们告别牟大夫和几个同事，被公社派来的托拉机接到了列麦。拖拉机基本是沿着隆子河向东行，在山间小路上行驶。沿途是田野、村庄、低矮的房舍、成片的小树林。虽然已是秋天，路边的马兰花仍不屈地盛开着。在车上，开拖拉机的小伙子，藏语、汉语加手语，有一句没一句的和我们聊着。我们才知道他是青年突击队的队长，列麦公社的书记仁曾旺杰是全国劳动模范，在西藏百万翻身农奴中也是响当当的人物。不巧的是他刚被派到北京中央党校学习一年，现在公社由索郎书记全面负责工作。小伙子就是由“书记拉”派来，专程接我们两个北京来的“阿姆吉拉”的，藏语在“书记”“阿姆吉”(医生)的后面加个“拉”，是一种尊重之意，后来我们才习惯。小伙子壮壮实实，话不多，我们问一句他答一句。从他话语里，我们也了解到比我们早到半年的4位插队大学生的基本情况。小孙来之前就是清华大学的青年教师，她现在公社小学任教；干部子女，不爱说话的小张，分配在公社供销社工作；朝鲜族姑娘小金和她的朋友小冯，两人全在青年突击队。小冯负责青年突击队的科学种田，已经开出不少试验田。小金发挥她的文艺才能，负责青年突击队文艺宣传工作，常组织青年们唱歌跳舞，排演节目，为公社的各队群众和参观团表演。
清华、北大在列麦插队三个女大学生，左一朝鲜族姑娘小金，中间为女友小张，右为原清华青年教师小孙
听他一介绍，看来4位大学生干得还真是生龙活虎的，挺让人佩服。另外两位江苏籍复转军人，小倪、小李，发挥他们的特长，为公社建起了机修站，负责列麦公社农机的维修。在列麦还有专区派来指导工作的工作组，有专区水利队的老于、老刘和藏族人平措。另外还有水利队派来常住列麦水电站的工程师小姜和他的夫人，他们是东北来的大学生。看来，列麦公社就是不一样，人才济济，如今，我们两个也加入到这支队伍中，能和这些有理想、有抱负、能吃苦中苦的人在一起，心里也充满了干劲儿。拖拉机3个多小时的路程，并没觉得多远。傍晚时我们已赶到了这个西藏“大寨”式公社的所在地——列麦公社。公社位于隆子河北岸。一条只能过一辆车的窄土路，从门前经过，向东到加玉公社。公社所在地的房子基本上是背靠一座小山，坐北朝南，盖有三排，最高的一排原来是座寺庙，民主改革后，建立了现在的列麦小学。全公社6个生产队的适龄儿童，基本上全在这里上小学，因为路途的关系，所有孩子一律住校，所以教室和宿舍，将寺庙占得满满的。有两个专职老师，担任这所学校的全部课程，小孙来后也充实了教师队伍。学校下面一排汉式平房，有4间是公社卫生院所在地。也就是我们这一年工作、生活的地方。房子建成才一年多，所以基本上是新的，把头一间，专门做我们俩的宿舍。另外一间是药房器材室，最里面两间是病房，房间宽大敞亮，每间可放4张病床。这么干净、明亮、整洁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看来列麦公社对卫生院是相当重视，这给了我们信心。而和我们卫生院有半截矮墙之隔的两间平房内，是工作组老于他们工作生活的地方。前面一排是供销社，不拘言笑的小张就在这里工作，因为她老是“刘胡兰”式的姿态，开始时，我们很少来往。与我们这三排房相邻的东面，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大院，大门朝南，挂着列麦公社的牌子，院内西面是公社办公室，东面是食堂，正北面是两层小楼的招待所，接待国内外及自治区各地来参观学习的客人，所以东面食堂也相应配有一个宽敞的餐厅。而我们西面的坡地上，有一座独立的藏式院落，现在是4位大学生的“家”。老胡笑着对我说，咱们和他们4个就是有“缘”，这不又成邻居了？果真如此，这一年的生活工作让我们互相了解，互相支持，成为终生的好朋友。列麦公社共6个生产队，除二队在公社所在地外，其余几个都比较远。现在的公社书记索郎，家在五队，到公社要走三四个小时的山路，因为我们到得比较晚，加之书记拉的阿加拉(夫人)身体一直不好，所以书记已经回五队了。在公社卫生院迎接我们的是赤脚医生次仁卓嘎。20岁左右一个女孩子，一米六五的个子，穿着一身藏装更显得身材修长，人长得浓眉大眼的挺漂亮。因为她曾在自治区医院学习过一段时间，所以汉话说得相当不错。人也非常勤快、懂事，在后来近一年的合作中，我们的关系特别好。在次仁卓嘎的帮助下，我们的家一会就安顿好了。两张厚厚的卡垫拼在一起，往里面的墙角一靠，就是一张席地的双人床，铺上我们简单的被褥，看起来还挺舒适。卡垫在藏族群众家里可是必备之物，既可当床，又可以当椅子的靠背用。我们这两副卡垫或靠背特别厚实，因此格外舒服。一张三屉桌摆在窗前，三把靠背椅分别放在桌子两旁和正中，3000瓦做饭兼取暖的电炉摆在房间正中央，一根承重的立柱下，电线闸盒安排得相当仔细。另外两只盛满水的大铁皮桶放在墙角，水是次仁卓嘎预先从隆子河挑来的。几把小马扎和一张长凳立在墙边，这个家比我们来之前预想得好多了。说起用电炉，在西藏可是得天独厚的享受。西藏缺燃料，没有煤，柴也少，老百姓主要捡干牛粪烧。但西藏利用水利资源，修建了一些中小水电站，以解“燃煤之急”。在山南专区，沃卡电站竣工后，我们也用上电炉了。因为西藏大工业较少，所以电以民用为主。在列麦，公社小水电站已在去年就开始发电了，足够全公社生活、生产用电。我们用电炉做饭，比起过去的煤油炉强了百倍，又快、又干净、又方便，“火力”强劲。晚饭是次仁卓嘎在公社食堂买的馒头和菜，他又用电炉给我们做了一锅“涂粑”，香喷喷的非常好吃。说起“涂粑”有点像我们北京的“油茶”，只不过是用糌粑煮成的。糌粑是用青稞、豌豆等炒熟后再磨成粉，随时可以用水煮，或直接加水在羊皮口袋(藏话叫“唐估”) 中揉成团吃，特别香。今天次仁卓嘎还在涂粑中加了红糖和酥油，因此格外香甜。也许是一路几十里赶来，所以特别饿，什么都吃得盆光碗净。晚饭后，次仁卓嘎抢着收拾碗筷，我们俩忙着把日常洗漱用品从包包里拿出来。之后我们三个一起清点、整理医院的药品、器材。该贴标签的贴上标签，该消毒的清洗出来打包消毒。同时把从专区医院及县医院带来的药品、器材建档登记，三个人一干就到近12点了。一边干，一边向次仁卓嘎了解各队的基本情况，商量从哪里着手干起。最后由老胡拍板，决定从明天开始，先用几天时间把6个生产队走一遍，把全公社老人、孩子、孕妇，及重症慢性病人的情况做个调查，登记下来，再做进一步安排。为了工作方便，次仁卓嘎睡在药房的值班床上。我们回到宿舍，次仁卓嘎为我们烧的一大桶水早已大开。我俩痛痛快快洗了个澡，一觉睡到天亮。
我和赤脚医生次仁卓嘎
从第二天起，我们就按计划去生产队巡诊。二队本身在公社所在地，看病比较方便，所以今天就从一队开始。我们想的很简单，各队离公社卫生院究竟有多远？我们心里一点数也没有。只知道次仁卓嘎家在一队，而且这个队也是相对最近的一个。我们各背一个药箱，次仁卓嘎背着一个小背篓，只当她回家取东西，并没太在意。3个人高高兴兴，迎着初升的太阳，离开公社，沿公路一直向东走去。说是公路，其实也就是沿山根开出的一条能过一辆汽车的土路。左边是大山，右边是奔腾不息的隆子河。公路靠着山，沿着河把我们送往一队。第一次巡诊，感觉像秋游，一路上山山水水，让人心情愉快，老胡高兴得时不时还唱上一曲。不用怕别人笑话，更不用担心打扰别人，可以说一路上，除了我们的歌声笑声，就是隆子河时大时小的轰鸣声，有时急流险滩之处，老胡还要和隆子河比比“咆哮”之声，不知不觉我们走出两个小时了。快到一队时，首先看到的是列麦公社的水电站，他就骑跨在隆子河一段落差较大的河床上，次仁卓嘎说前面几十公里处，还有一个落差更大的地方，隆子县准备在那里修一个更大的水电站，供全县用电。后来听说，西藏小水电站之多，在全国也算得上一流。次仁卓嘎带我们走进电站，清一色的藏族姑娘、小伙，身着深蓝色工作服，庄严地守候在机房的仪表旁。也许常有人来参观，也许本身就有严明的制度，我们的出现，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只有次仁卓嘎在领班的藏族小伙子身边，用藏话说了一些情况，并介绍了我们两个，小伙子才热情的一一和我们握手，算是打了招呼。为了不影响他们正常工作，我们留下一些常用药，尽快离开了机房。前后不到10分钟，这些充满青春活力的年轻人，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出了机房，次仁卓嘎介绍说，这些青年人，都是本乡本土公社自己的中学毕业生，仁增旺杰书记在电站动工之前，就派他们去拉萨及各专区的电站学习，电站一竣工，他们便被召回，参加了电站的管理及日常工作。专区水电队姜工程师在这里专门带领及指导他们工作，解决电站运行中的一些问题。可惜他去县里了，让我们只闻其名，未见其人。但是后来我们交往多了，对他们两口子的勤恳工作，善待朋友，有了很深的了解，在西藏十年，都是很好的朋友。电站里的这些年轻人，为家乡的现代化贡献着自己的文化知识，让人感慨的同时，更加佩服仁增旺杰书记的高瞻远瞩。他及时的用本公社这些有知识的青年人，为公社建起了自己的专业水电人才队伍。老胡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也应当学习这一点，用一年的时间，为公社培养几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留下一支不走的医疗队。
为列麦公社培训赤脚医生
这个想法好，我和次仁卓嘎都支持，并让次仁卓嘎找时间和索郎书记说说，也要几个年轻人，和我们边工作、边学习，争取将来每个队都有自己的赤脚医生。次仁卓嘎是最有发言权的，她说，有几个队在山沟里，到公社都要走五六个小时，很多病人都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而被耽误了。她看到我们俩有积极性，当然更高兴，答应尽快找索郎书记说说，挑几个有文化、身体好，又热心的学生。秋收已过，一队的社员分成几个作业组，分散在几个山沟里，搞农田基本建设。我们在村子里转了一圈，次仁卓嘎带我们去了几个患慢性病的老人家，给一个“老慢支”的老人听了诊，发了一些消炎药及止咳药。之后去了次仁卓嘎家，因为她父母年纪大身体不好，家里又没有男劳力，所以条件很差。我们到时，只有她母亲在家，四十几岁的人看起来有60岁。她要为我们打酥油茶，次仁卓嘎告诉她，我们还要去田里，时间很紧，她母亲也有些无奈。我听他母亲一边给她装东西，一边让她注意身子，我有些吃惊，出来后问次仁卓嘎是不是怀孕了。次仁卓嘎没有想到我们才来西藏，就能听懂她妈妈的话，但还是实话实说，她说自己确实怀孕了，男方是原来在这里修电站的一个司机。但她怀孕后，男方一直没有再来过，也可能他并不知道次仁卓嘎“一夜情”后就怀孕了。我们知道在西藏群众中这种事很平常，经常有“阿加拉”(妇女)没有丈夫，但可能会有几个孩子，她会告诉你这个孩子的爸爸是赶毛驴的，那个孩子的爸爸是木匠，怀里抱着的孩子爸爸是司机。总之每个孩子的爸爸都不同，孩子只有母亲。所以刚进藏，老同志就告诉我们，不要问藏族孩子的父亲，只问母亲，否则有时候会很尴尬。我不知道次仁卓嘎的男人是否也是这样，从她妈妈的眼神中看出似乎并不乐观，我没好意思再问，只想以后在工作中多照顾她。由于是山区，这里没有大片的土地，不是顺山的缓坡修出的梯田，就是河滩上一些较开阔的土地。我们每到一处，社员们不是在坡上平整土地，就是在河滩里背石头，开垦新的田地。劳作的老人、妇女较多，据说青年小伙子都集中在青年突击队，在列麦的一座海拔四千多米的山头(号称“革命坝”)上开山造田，搞更艰苦、规模更大的开荒。第一次巡诊，就感受到藏族群众，对“阿姆吉拉”的欢迎与爱戴，尤其当他们知道我们是从北京来的医生时，都一下子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聚来，有的要“罗曼”即咳嗽药，有的拉肚子“戳国那斯冬给” 肚子疼，要止泻药，有的药油膏，最多的是要胶布。次仁卓嘎告诉我们，能听诊的尽量给他们听一下，老年人尽量给量血压，一是对病人病情掌握更清楚，二是群众更相信这些仪器，他们觉得这样才是对他们疾病的重视。有意思的是，腰疼、腿疼也要听一听，但我们还是尽量满足每一个人。转到最后一个劳动点，正好赶上两点多钟社员们休息。烧茶的“阿加拉”(妇女)高呼：“加通粑萨秀！” 意思是快来喝茶吃糌粑了！社员们向烧茶锅(一般是向阳避风的地方) 围拢过去。大家头顶艳阳围成一圈，坐在一起，有说有笑的喝茶吃糌粑。中央的茶叶锅，由3块石头垒成，大大的铝锅坐在上面，锅中茶水翻滚着，散发着特有的浓香。烧茶的阿加拉为每个社员添茶倒水，这锅里的茶叶、盐巴是每个社员上工时从家里带来，交到烧茶阿加拉手里的，我们是第一次赶上吃饭点儿，还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只见次仁卓嘎不慌不忙，从小背篓里拿出些茶叶、盐巴交到阿加拉手里，便拉着我们和社员们围坐在一起。既然赶上了，就和大家一起吃吧。说实话，早上吃的那两个白馒头早不知跑到哪儿去了，一闻到酥油茶和糌粑的香味儿，真觉得“前心贴后心”了。社员们十分热情，这个递酥油茶，那个给糌粑。没带茶碗，有的阿加拉把自己的茶碗给我们，怕我们嫌脏，就用指甲抠抠，再吐点口水用围裙擦得锃亮。尽管我们心里有点“那个”，但还是热情的接过递来的碗，倒上茶。次仁卓嘎为我们每人放一小块酥油，从旁边老阿爸手中借过一个小十字棍，放在茶碗里用双手掌一搓，几下功夫酥油茶就打出来了。来西藏这么久，只见人用酥油茶桶打酥油茶，还没见过这一招，老胡看得高兴，自己动手也学着打了一碗酥油茶。进藏半年，喝酥油茶已经非常习惯了，有时喝不着还挺想喝，因为这里气候干燥，喝酥油茶嘴唇就不会干裂。今天走了一上午，此时的茶更加香甜可口。几位阿爸、阿妈一会儿送上鸡蛋，一会儿送上糌粑。他们的话说得实在：走长路一定要吃糌粑，顶饿！扛时候！这也成了我们以后巡诊上路的一个宝贵经验。此时一位阿妈送来一坨糌粑，是我最爱吃的加了酥油、奶渣和红糖的糌粑，我总觉得比内地的“点心”还好吃，酥软香甜。看我吃得香，老胡跟我讲: “以后巡诊一定记着带茶、盐巴之类，来到哪儿吃饭，就像社员一样先交给烧茶的阿加拉，这才有资格加入这样的大聚餐。” “还有茶杯！” 我悄悄补充了一句，老胡和次仁卓嘎心领神会地笑了。确实是这样，看着他们吃着、聊着、唱着，那么愉快、那么轻松、那么和谐，和他们在一起，无拘无束就像一家人一样。一周的巡诊之后，我们基本上摸清一些情况，也找到一些规律。一般上午，卫生院没什么病人，我们就轮流去各地巡诊，送医送药上门。下午，晚上基本上在卫生院工作，有些人会在晚上来看病拿药，另外准备好明天出诊要带的药品。通过这一周的巡诊，才对6个生产队的地理位置、路途时间有了基本了解。一队这路是最近的，也最好走；四队要翻一座大山；三队在四队、五队、六队的中间地带；而五队、六队不仅路远，还要翻好几个山头，进到深山沟里。青年突击队的“革命坝”在五队、六队之间一座海拔四千多米的山顶上。不看不知道，当我们爬上“革命坝”，看到突击队员们几乎削平了这个山头，整出列麦公社最大、最平整的一块田地。去年那块地的小麦获得丰收，今年不仅要加大开荒种田的面积，还要把路修上“革命坝”。所以，尽管每次去那里巡诊，路遥山高，但和那些生龙活虎的年轻人在一起，自己都觉得带劲儿、兴奋。每天巡诊都要往返几十里山路，有时夜里还有急诊，工作还是挺紧张的，但很充实，比起在专区医院坐等病人上门，更有意义。让我们高兴的是，没过几天，经索郎书记批准，从六年级学生中抽了6名小学生，最大的15岁，最小的12岁，交给我们带着，边学习、边实践。这样每天下午，就是我们给他们讲课的时间，晚上，孩子们回学校，补上白天的文化课。自从增添了这批新生力量，我们的工作更加生动有朝气了。带着他们，一路歌声不断，因为每个生产队的孩子都有，每到一处，和群众的关系就更亲近了。工作上我们也给几个孩子分了工，各自除了巡诊、学习外，有人负责药品、有人负责器械、有人负责卫生院的卫生，有人负责学习、上课前帮助准备教材挂图之类，总之，让孩子们各司其职。利用课余时间消毒器械，整理药品，为每天巡诊做准备。这方面由次仁卓嘎全面负责，带着他们一起干。知道次仁卓嘎怀孕后，挑水基本上由老胡承担，但每次次仁卓嘎总是抢着干，事事处处不用你说，她都会提前替我们想到，办好。我总想：谁要是娶了这么能干、漂亮又贤惠的妻子，真是福气！可惜呀……我们的讲课内容很全、很广，从解剖知识、生理、病理、药理、寄生虫及内、外、妇、儿的常见病，后来还讲了一些针灸知识。因为他们有一定的汉文基础了，听课不太费劲，实在不懂的还有次仁卓嘎当“通司”，翻译给他们听。孩子们学得很认真，每个人都十分珍惜这个学习机会。我们讲的很仔细，老胡发挥他的绘画特长，很多课他都提前画出挂图，图文并茂，增强了孩子们的理解能力。后来，这些挂图都被孩子们很好的保存起来了。有理论学习，又有每天的实践工作，所以孩子们进步很快，我总跟他们讲当年我插队时自学医学知识的体会和经验，这叫“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是毛主席的理论。很欣慰的是到我们离开时，这些孩子对常见病的诊治、接生、外伤处理和常见病的针灸治疗，都基本掌握，做得像模像样了。这些孩子都励志当医生，将来到内地上大学。后来他们是否如愿了，分开太久也不得而知。我相信，有这段时间学习与实践的基础，对他们的一生，也是十分有益的。
学生和后排左一次仁卓嘎，右一为在山南医院“上管改”的列麦赤脚医生赤烈
随着巡诊工作的深入，卫生院也陆续开始收治一些病人。有骨结核、骨髓炎的孩子，有风湿性心脏病心衰的阿妈，也有肺心病的老阿爸，这样，除了每天巡诊外，卫生院需要留人值班。所以工作采取分头行动：尽量安排次仁卓嘎留在卫生院，如果这阶段内儿科病人多，那么老胡留在卫生院，如果外科及妇产科病人多，那我就留在卫生院。但次仁卓坚持要去巡诊，所以一般由我和老胡各带一名学生留在卫生院，而巡诊从此分成两组，次仁卓嘎带一组，我或老胡带一组。记得有一天，五队、六队的两个孩子结伴回家去取糌粑，青年突击队闹“流感”，次仁卓嘎带几个孩子上了“革命坝”，估计一两天下不来，老胡带了一个孩子留在卫生院，为心衰的阿妈强心、利尿、抗心衰，而我的任务是去四队，为一位临产的初产妇女接生。去四队要翻一座大山，平时我就怵这个，山又高又陡，路还特别窄。每次走这段山路，我们的经验是背着药箱低着头往上爬，否则是越看越觉得山高爬不到头。今天一早出门，虽然我也做好了“吃大苦，耐大劳”的思想准备，但还没爬到一半，就累得喘不过气来，越往上走腿越沉，心脏“咚、咚、咚” 地恨不得跳出嗓子眼儿。实在坚持不住了就索性一屁股坐在路边的石头上，大口喘着气。可一想到产妇在等我，又不敢多歇，稍缓过劲儿来又继续赶路。想想当初在北医，中长跑比赛老是第一名，要没那时候的锻炼，这山想都别想，肯定爬不过去。记得在北医第一次冬季长跑比赛，我一路领先，到最后一个转弯处，马上就要跑进操场冲刺了，那会儿就像我现在这样，上气不接下气，腿沉的迈不动步。此时助威的人们都集中在操场上，我只听见五班的“妇女队长”小孟“咚、咚”的脚步声。眼看她一步步追了上来，我累得几乎想放弃了，这时只听见树丛中一个人大声喊: “林珊，加油！”我回头一看，胡廷瑞一个人站在一排松树中为我助威，尽管平时我俩从没说过一句话，并不熟，但这句: “林珊，加油！” 却给了我极大的力量，只觉得背后有一双眼睛一直在看着我，我一下子振奋起精神，向终点冲去……那一次我获得了冠军，那一声呼喊，那一双眼睛，在我最困难时给了我力量，让我一直难以忘怀，也许我们今天能在一起，能在西藏，在列麦面对一切压力，困难，正是有这种力量的支持。我边爬山边想着往事，终于爬到半山腰了，我决定在这块视野最开阔的地方多歇一会儿，再一口气翻过山头。我坐在一块大青石上，擦着满头的大汗，向四下望去：青山已渐渐褪色，山上溪水岸边已经结起薄冰，清澈见底的溪水，涓涓流淌。一只叫不上名字的小鸟，一身黑亮的羽毛，唯独颈部是雪白的，像穿着燕尾服的绅士，在冰上、水上跳跃翻飞。阳光灿烂，照着溪水中的石头，个个闪着宝石般的光彩，可等你把它拿到手中，它就是一块再普通不过的石头了。我在溪水中洗了手，掏出自制的驴肉干，这时它可派上用场了。我们的驴肉干，次仁卓嘎和孩子们都爱吃，说是藏族人不吃驴肉，可能是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驴肉吧，在卫生院用毛驴油烙的千层饼，连食堂的马季拉(大师傅)都爱吃的很。这里缺营养，这肉当然是得天独厚的美味佳肴了。我边吃边想边歇着，山风徐徐，身上的汗也渐渐落了。向远处望去，通往五队的山路上，一个身穿藏装的姑娘，背着厚厚的四五块砖茶，正艰难地行走着。不用说就知道，她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小张，她在供销社工作，为了方便社员，常常人背肩扛的把茶叶、盐巴、布匹等社员们的生活必需品送上门去。没有车，没有牲口，她就是这样不言不语，默默的、一次又一次的、不辞辛苦地背着、驮着，走遍了列麦公社的道道山梁。我们巡诊的路上常和她不期而遇，尽管只是打个招呼，没有多少话，但让我们俩打心里敬佩她。大家岗位不同，但都在尽心尽力地为列麦群众服务，这一点，足以让我们的心靠得更紧了。今天看着她背着百十来斤的砖茶艰难前行，我有些惭愧，忙背上药箱向山顶走去。相比之下我的药箱，比起死沉的砖茶不知轻了多少，我怎么能停下脚步，何况山那边还有产妇在等着我。越往山顶，喘得越厉害，汗水如雨，顺着头发往下淌，刺着眼睛生疼。但更令人畏惧的是，山口的石崖上，竟然有一只巨大的苍鹰蹲在上面，把守着唯一的狭窄的山口。我停下脚步，进退两难，不知该如何是好。前面有两条生命在等待着我，可这只苍鹰也是会伤人的呀！我急中生智，忙把大衣脱下来，连头带身子包得严严实实，放轻脚步，不敢大声喘气，慢慢的，一步一步向它靠近，决心从它眼皮底下走过去。心跳个不停，手心冒汗，可我一步也不敢停，只想快点，再快点，能尽快离他越远越好。当我走到它脚下时，只觉得头皮发麻，生怕它用巨嘴把我叼起来。谁知它拍打了几下翅膀，跟着我飞了起来，我腿发软，可一点不敢放慢脚步。它巨大的翅膀把太阳光都遮住了，我只感到黑压压的一大片云，在我头顶，跟着我前行。它翅膀每拍打一下，都仿佛打在我的心上，带起的腥风包围着我，我不敢停也不能停，真是硬着头皮往前走。最终，可能是他不耐烦了，紧拍两下翅膀飞向蓝天，那本该属于它的地方，把山路留给了我。我顾不得擦满头满脸的汗水、泪水，顺着山路向四队产妇家奔去，还好没有耽误什么。产妇喊叫的厉害，只见一家人围着产妇，手忙脚乱却也都爱莫能助。我的到来让一家人松了口气，我顾不上喝茶，忙在产妇的卡垫和靠背上铺上消毒单子，一边戴手套一边嘱咐产妇： “刚巴捉古得，待自古，阿姆吉拉密达密达。” 意思是让她腿不要乱动，等一下医生给她做检查。宫口尚未开全，只开到了七指，要等开到十指才能让胎头娩出。我暗自庆幸没有耽误时间，我安慰产妇，让她在没有宫缩时好好休息，不要叫，产妇听医生的话，安静下来。我让家属喂她些水，润润干裂的嘴唇，我才得空，让阿妈拉帮我端着碗，喝了一大碗茶。产妇是躺在地上的卡垫上，我只能跪着，趴着接生。当一个胖小子哇哇落“地”时，全家人都笑得合不拢嘴。处理完孩子交到阿妈拉的红包布里，阿妈拉高兴得又是哭又是笑。我忙着处理好胎盘，还好产妇没有大的撕裂伤，不用特别处理。这时产妇的“阿古拉”(丈夫) 把为产妇亲自调煮的，用青稞酒、酥油、鸡蛋、红糖做成的营养品喂产妇一口口喝下，这种营养品有活血、除产后淤血的作用，同时补充了能量。看着产妇搂着孩子幸福的睡下，我才向阿妈拉、阿古拉交代了一些注意观察产妇出血情况，以及喂奶后把乳房剩余的奶挤净，防止乳腺炎等产后注意事项。顾不上一身酸痛和疲劳，带着满心的喜悦，踏上返程的路途，争取在太阳落山前赶回公社卫生院，这是我唯一的动力。我很喜欢为别人接生，尤其喜欢看到饱经磨难的母亲，当第一眼看到自己可爱的baby时，那发自内心的幸福的微笑。你与她们分享这份幸福，你也是快乐的。实习时有个护士感慨地说: “再漂亮的女人生孩子时也是丑丑的，再丑的妈妈生完孩子的一瞬间也是最美丽的。” 这话挺有道理，想想我自己快29岁了，为别人接生过近百个孩子，可我自己还没当上妈妈，真有点心不甘。说起29岁的年龄，几次巡诊中遇到几个和我一样大的妇女，都已经是三四个孩子的妈妈了。她们反而羡慕我，因为她们孩子多，负担重，影响劳动，也影响身体。仁增旺杰书记的阿加拉也是其中之一，她们希望我能帮她们想想办法，为此我特意去了趟县医院，领了一些避孕套、避孕环，在各队给一些妇女发放，但很多妇女主动到卫生院来放避孕环，仁曾旺杰书记的阿加拉就是第一个来上环的妇女。还记得有一次索郎书记的阿加拉又病了，他女儿索朗央宗也在我们这里学习，她带我去她家给妈妈看病，照顾阿加拉的索郎书记，知道我还没吃午饭，亲自给我煮了鸡蛋，在他家我第一次品尝了生羊肉的美味。只见他把风干的生羊肉用藏刀切成条状，放到石臼中砸一砸，撒上盐巴，辣椒粉和大蒜汁拌着吃，真香啊！我早就知道藏族群众有吃生肉的习惯，在专区医院，刚杀过的牛肉，鲜红鲜红的还热乎乎的，“马季拉”厨师也是把牛肉切成小条，用酱油、大蒜、辣椒拌着吃，我也领教过，味道好极了。这次的干羊肉，又有一番浓厚的香味儿。也可能是饿了，一堆肉一会儿就吃完了。索郎书记看我爱吃，非常高兴。藏族群众就是这么实在，他觉得你爱吃他的食物，也是对他的尊敬。他亲手为我打浓浓的酥油茶，忙前忙后。由于他的阿加拉身体一直不好，他为公社操劳还得回家照顾妻子，挺不容易。他特意让女儿跟我们学习，也许主要原因是他对医生治病救人的感触吧。看完病，留下药和索朗央宗，让她照顾妈妈。书记非让我把煮好的鸡蛋带上，恭敬不如从命，我带着鸡蛋，高高兴兴地回卫生院，想想次仁卓嘎是孕妇，比我们更需要营养。
我和先生在列麦公社巡诊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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