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讴，1959年生人，1982年毕业于河北大学外文系。1989年获得英国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学硕士。央视首任驻印度首席记者，央视驻欧洲中心站（伦敦）资深记者。著有《英国风物记》《印度风物记》等。
原题 加尔各答和二手书摊 作者：张讴
资深旅友们聚会时，喜欢讲述旅游中印象深刻的场景，各自的奇特经历。旅友们成长环境不同，经历不同，感受也会有差异。有的地名一说出口，会让人本能地躲闪一下，似乎一块巨石马上滚砸过来。加尔各答就是这样的一座城市，它的破败与活力，让人不知道如何评价。 加尔各答的二手书市场却令我难忘。我住在新德里，只要出差加尔各答，我都会挤时间，去逛一下二手书摊。那里的图书品种之丰富，市场之大，确实名不虚传。淘书让人上瘾，读书令人愉悦。英国培根说：“人们独居或退隐的时候，最能体会到读书的乐趣；谈话的时候，最能表现出读书的文雅；判断和处理事务的时候，最能发挥由读书而获得的能力。” 街边书摊
我逛二手书店的习惯是在留英期间养成的。当时我靠奖学金读书，兜里银子少，到了假期，我便和同学们去牛津大学，那里有二手书交易市场。除了购买社科类图书外，我还买到了中国题材的铜板画，有北京白塔寺、长江夔门等。它们就挂在我家里，给人一种久远的时空感。 加尔各答的二手书店集中在学院街（College Street）和自由学校街（Free School Street）。那里有成排的路边书摊。这些书摊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大学生、文学爱好者和藏书人。经常光顾这里的人，都去相对固定的摊位。对于我这个外来人，需要先大致浏览，逐渐缩小搜寻范围，最后锁定一批书。 街角旁的二手书店
淘书人如同河滩上的奇石爱好者，若遇到一块奇石，会怦然心动。印度学者瓦伊迪亚纳坦（Vaidyanathan）回忆说：“在1950年代末期，我与加尔各答的旧书店老板建立了持久友谊。旧书店在灯塔电影院对面的小巷，就在加尔各答那条具有大都会气派的乔林吉街附近。这些二手书商可以说是印度特有的，旧书和新书一起卖。在1955年9月到1959年5月之间，我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经常在午夜后翻阅图书，时常购买最新出版的加缪著作，这需要与那位极其友好的、不会说英语的书商反复讨价还价。” 同样是寻觅和购买旧物，逛二手书店与逛古董店，完全是两回事。二手书的价格通常很低，店家在扉页上用铅笔写好了折扣价。逛古董店不仅需要眼力，还要有砍价的技巧。英国作家毛姆写道，如果看见想买的东西，先要找出物品的毛病，然后气定神闲地砍价，设法让店主降价，直到降至购买者的心理价位时，购者才会出手。 学院街还出售老旧杂志，里面有精致的铜板画插图。购买这类破旧杂志，我的心情则介于旧书和古董之间。既要有耐心挑选，又要懂得适当压价。这里经常有老旧杂志出售。这类杂志通常缺少页码，还有水渍和霉味儿。对于一般人来说，这就是一堆破烂，对我却是一个小金矿。 该铜版画由桑兹（R. Sands）雕刻制版，东印度公司拥有原画本
几次逛下来，我购得几幅中国题材的铜版画。其精细程度远胜早期照片。每幅铜版画下面都有一行小字，有的印着原图所有者和雕刻工匠的名字。有的印着铜板画的名称和印制时间。上面那幅铜版画的最下端印着一行小字：桑兹（R. Sands）雕刻制版，原画本由东印度公司所有。英国人对中国塔和牌楼格外感兴趣，英国画家总是描绘有塔和牌楼的景物。英国没有牌楼式建筑，故英国画家称其为“胜利门”，便于让英国读者理解其功能。 中国牌楼和城堡，由尼克尔于1796年4月12日印制（下面灰条为最下行的放大部分）
从这些铜板印刷品中，我们窥看到了18世纪的岭南风情。上面的铜版画印制于1796年4月12日，画面中有牌楼、城堡，下马的清朝官员、歇息老人和孩子、鞭笞小偷的场面。牌楼上的字是“圣恩”、“状元及第”等清晰可辨，可见英国画家观察之细腻，描绘之准确。 这是英国人最早一批描绘广州的铜版画。1757年 -1842年间，清朝政府规定西方国家只能在广州进行贸易。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们从加尔各答乘船来到广州，采购茶叶和瓷器，然后装船运回伦敦。英国画家跟随商人来到了广州。他们的绘画作品以铜板的方式印刷出来，满足了英国中上层社会对中国的好奇心。 中国牌楼和城堡局部，有老年儿童歇息和鞭笞场面
加尔各答是印度最早的图书中心。图书市场规模和印刷量仅次于伦敦。泰戈尔在1922年9月写道：“孟加拉人心中藏在知识的自豪感。孟加拉人不会拒绝西方知识。虽然在政治领域里有各种分歧和不同观点，在印度的孟加拉地区，对各国知识的尊重已融于孟加拉人的血液中了。”不同主题和深度的图书，让加尔各答成了一座有灵魂的大都市。 加尔各答的出版公司都是家族私营。通常前店后厂。私营公司都是自己约稿审稿和发行。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侧重点。公司经营不受政权更迭的影响，也就有了百年老店。萨蒂亚吉特·雷伊（Satyajit Ray）的祖父创立了雷伊出版公司，然后是子承父业，继续家族经营。萨蒂亚吉特·雷伊毕业于加尔各答大学。他导演的电影获得了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两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以及奥斯卡金像奖终身成就奖。 加尔各答在印度地理上偏居一隅。169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官员约伯·查诺克（Job Charnock）来到孟加拉地区，把胡格利河流经的小村庄选定为公司地址。这里人烟稀少，适合航运。东印度公司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能成为印度的统治者。当加尔各答由贫困村庄嬗变为繁华都市后，其自然环境的缺陷依然无法弥补。这里不仅远离印度的传统政治中心，还经常遭受洪涝和瘟疫的侵袭。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于1911年宣布，英印政府放弃加尔各答，迁都德里。 失去了政治地位的加尔各答，也就失去了特权营造出的光环。各种税收大幅下降，拖累了城市交通改造。排水系统逐渐淤塞，空气也变得越来越污浊。有媒体调侃道，当年加尔各答打一个喷嚏，整个印度身体都会抖动一下。现在，加尔各答打一个喷嚏，大半个印度都会满脸嫌弃地扭过身子。 时至今日，英国统治时期建造的各类建筑，仍是城市的主要坐标。作家大厦（WritersBuilding）曾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办公楼。这座大厦带有欧洲古典建筑元素，有希腊众神的雕像，以及罗马女神密涅瓦的雕像。密涅瓦是罗马神话中的智慧、战争和记忆女神。威廉堡（Fort William）成了各地游客的网红打卡地之一，里面有教堂、市场、邮局和电报局，还有足球场和射击场。 麦丹公园（Maidan）是城市最大的露天运动场，称为“加尔各答之肺”。英国殖民时期的遗产主要集中在这里，有维多利亚纪念馆，圣保罗大教堂等。维多利亚纪念馆是一座白色大理石建筑，融合了英国和莫卧儿建筑风格。纪念馆已经变成了一个拥有25个画廊的博物馆。圣保罗大教堂是哥特式建筑，有彩色玻璃，华丽的壁画。 作为英印时期的文化中心，加尔各答有25座博物馆、22座历史遗产建筑。西孟加拉邦有10多所授予学位的大学和学院。这座城市还培育或庇护了4位诺贝尔奖得主。诗圣泰戈尔在19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加尔各答大学的拉曼博士于193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天主教徒特蕾莎修女于1979年得到诺贝尔和平奖；阿马蒂亚·森于1998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英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出生在印度。他有英国人的思维，却长着印度人的“眼睛和耳朵”。这让他对印度社会有独特的认识。他形容加尔各答是一个黑夜似的骇人地方。这座城市一直存在于轮回中，生死都是她的节日，以杜尔迦节日最为隆重。杜尔迦女神具有创造与毁灭的双重性格，呈现出慈母相和恐怖相。这体现了印度教文化的矛盾性。 比起加尔各答的光鲜奢华，它的贫困、逼仄和混乱程度更令我震惊。很多贫民以街道为家，支起一块塑料布，就在地上睡觉。遇到外国游客时，他们会有低声乞讨声，一样的表情和动作。如果不付出几卢比，我会有几分窘迫。一旦给了几位乞讨者，会有更多乞讨者围过来。那种窘迫感会变成无名火。冲出包围圈后，回头一望，负疚感又从心头涌起。 店主在整理二手书
最近又去了一次加尔各答，我发现书摊明显减少了。互联网兴起后，人们开始上网买卖二手书，主要有 Used Books Factory，Joy Guru Shop等。根据网络方面的统计，二手书网点上销量大的是小说、旅行游记、摄影、儿童文学、传记和社科类读物。 形式的转化，并不意味着精神的消失，而只是换了一种活法。加尔各答像一位自由自在的流浪艺人，旁若无人地在世界街头弹唱，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加尔各答的存在似乎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一种“精神”。这恰如印度教和佛教崇尚的莲花一样。当圣洁的莲花在上面绽放时，它离不开水下沉默的污泥。 张讴专列
张讴：被囚印度40年，
中国战俘的归国之路
张讴：在英国当记者，
适应民众的冷淡与回避
印度屋檐下， 三个种姓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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