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丨巅峰对决，中印边界的喇叭大战

作者简历

　作者当年在播音室工作
        李荣欣，1970年被部队保送到北京大学学习，成为第一批进北京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毕业后被分配至西藏军区，进了广播队；1974年被调到日喀则军分区，任新闻干事；1980年转业到河南平顶山市广播电台工作，2004年退休。

原题

巅峰对决，

当年中印边界“攻心战”

作者：李荣欣

原载《文史博览》 2012年01期

1962年，在喜马拉雅山东部，围绕着麦克马洪线中印那场恶战过后，为了搞政治攻势，中印双方在没有战火的亚东边防的几个紧要关口，架上了对峙的大喇叭，展开了“广播攻心战”。一日三遍，高腔大调，你方喊罢我登场。

1971年，我结束在北京大学东语系一年的印地语强化培训后，被调进西藏军区政治部广播队。广播队在距拉萨千里外的亚东，那里设有乃堆拉、则里拉、卓拉3个山口广播组，我去了海拔最高、又不通车的卓拉山口。

卓拉由于山势太高，高寒缺氧，一年四季几乎都要穿棉衣，一年就有一半以上时间因大雪封山与世隔绝。由于地处印度洋和青藏高原热冷气流交汇处，就是风和日丽的夏天，卓拉这里也是终日云遮雾罩。从山下到哨所，要穿过几道云层。 “脚踏祥云”的滋味绝不好受，每当被云雾罩住时，生活在哨所的战士就胸闷、头疼、恶心，吃不下饭，要死了一般。 

当时，战士们终年居住在洞不是洞、窝不是窝的穴中。夏天穴中的水啪啪往下滴，用粗板、烂木搭起的“床”下汪着一洼水，被褥湿潮得发臭；冬天滴水形成比象牙还要粗长的冰挂，稍不慎就碰得头破血流。 

由于两军哨位相距近，“国界”只是一道没膝高的矮石墙，双方的活动尽收眼底。老同志介绍说，我方当初就是隔着界墙喊话，“文革”初期变成扬声器，再后来换成了2000瓦特制的有线广播。硕大的广播喇叭并排安装在最前哨，可扬声5公里远。播音室在距边界几里处，是用石块垒起的碉堡，靠汽油发电机供电。组里有播音员、技师。我们这些学外语的担当的任务是播音。由于组里人手太少，播音员还得发电、帮忙修理机器。 

中印边境对峙的士兵

我们的播音内容比较严肃，每天三次广播，除了读毛主席语录，就是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印地语（又称北印度语，是印度的两种官方语言之一）广播的主要内容，这要在晚上录制好。

由于山口上信号不好，录制节目是最头疼的一件事，往往要录制两三遍。因为中央台的印地语节目在晚上23点以后才有，所以，我们录制好就到了翌日凌晨。由于早上7点钟得准时广播，6点钟就得起床发电，高原上部队规定要睡9个小时，可晚上我们只能睡四五个钟头。

当时，对印军广播是一项政治任务，误播5分钟，就得报总政治部，所以，大家谁都不敢马虎。由于忙，又在哨所搭伙，一天不洗脸、不吃饭，一个月不洗澡是常事。

一开始到山口，总睡不好。不仅仅是因为缺氧，还有害怕，怕外国兵摸营。双方相距这么近，他们抬抬腿就到了，我们兵器又不足，打起仗来不吃亏才怪！早来的同志也许是故意逗我们，开始几天净讲一些外国兵摸营的事，我们越听越害怕。不是怕别的，是怕不明不白地当了俘虏。

一星期后，就不怕了，半夜开门睡觉也不怕，晚上走夜路也不怕。为什么？因为明白了“台风中心最平静”的道理。由于边防政策、边防纪律的约束，双方的哨兵是不敢轻举妄动的，一旦动了，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一般情况下，边防一线是不会有什么事的，我们这些非战斗人员，是大可以“高枕无忧”的。 

由于不通公路，我们所需用的一切物品，都要靠人工从几十公里外的山下往上背。每年夏季都要从亚东镇招募四五十名藏族民工，背运半个月时间。 因为是人力，又是老百姓，运费就贵，每斤9角钱，相当于5斤大米的钱。那时，我每月的津贴是12元钱，新战士8元。 

我军位于喜马拉雅山上的哨卡

当时，卓拉山口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都是极贫乏的。 

这里种菜不长，养猪不活，一天三餐只能吃陈米、脱水菜。脱水菜就是干菜，味同嚼蜡，要不就是海带煮黄豆，改善伙食也只能是豆腐或蛋粉，最好的时候，能吃上一点山下背来的萝卜和土豆。由于气压低，煮不熟饭，我们每天只能吃夹生的大米饭。因缺少维生素，大家的指甲翘得像小勺一样。 

这里看不到报纸、读不上家信，连收音机都收不好信号。文化生活上，每周一场电影，可是，只有《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这些老掉牙的片子。因为交通困难，山下就是有片子也送不上来。因为太寂寞，一部《地道战》我曾看过十多遍！

为了找乐趣，我们就逗老鼠玩。卓拉山口的老鼠特别大，像小兔子，毛茸茸的很可爱。 我第一天到卓拉山口，发现屋角有几个毛茸茸的小动物，在啃吃圆根（藏萝卜），我问组长：“咱们还喂了几只兔子？”他笑着说：“哪是兔子，是老鼠！”为了活跃气氛和锻炼身体，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组里还用木板打了一张乒乓球台，经常在云雾散去的周末举行比赛，哨所的战士笑我们是“苦开心”。 

卓拉的自然条件虽然艰苦，可也有它美的一面。这就是夏天，杜鹃花开的时候。喜马拉雅山上的杜鹃树生命力极强，在山下是乔木，随着海拔升高，变成灌木，到了4000多米，它变成了“小草”，可花照开不误。每当这时，卓拉山口漫山遍野姹紫嫣红，十分壮观。 

印军的广播比较随便，经常播送一些挑衅的内容。 我方广播组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每周得派人去一趟最前哨，收听记录他们广播的内容，向上级汇报。广播组驻地离最前哨并不远，但都是十分难走的山路，且有一处峭壁，往来一次几乎得一天时间，雨雪天就根本上不去，常常误事，组长对此很头疼。 

我到最前哨做过几次记录后，突然想起读高中时看戏，县剧团演出是用喇叭做麦克风。印军广播时我们的喇叭不就是一个麦克风吗？如果把收音机接到线路上，不是不用上最前哨，就可以听到他们广播的内容了吗？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组长。组长说可以试试。他给了我一部熊猫牌收音机，这是我们国家当时质量最好的收音机。一试，收听效果果然很不错！ 

我到卓拉广播组的第九个月，也就是1972年9月底，卓拉山口遭遇了一场特大暴风雪，两米多高的线杆被雪掩埋。我同战友踏着积雪去查线。第二天，从最前哨下山时，又遭遇暴风雪。风力在十级以上，根本无法行走，我们只能在雪地里爬。 因为缺氧，风又大，人喘不上气，爬两步就得停下，用手在雪地上刨个窝儿，把脸埋下呼吸。大半天时间，我们才爬了不到50米。我们几乎冻成了冰人，不得不放弃下山的计划，就近钻进一处哨所。 

我们的棉裤、毛皮鞋已和皮肉冻结在一起，战友们就用大衣给我们包上焐，老半天才脱下来。 由于我的脸受到强紫外线的灼伤和暴风雪的冻伤，从最前哨下来后，我就到后方野战医院去住了半个月院。现在，每到冬季或上火，我的嘴就会溃烂一次，就是那次落下的后遗症。

 这次大风雪持续了几个月，线路实在无法修复。加上政治形势的变化，经上级批准，我们停止了对印军的广播。接着，另外两组也相继停止了广播。一段时间后，印方见我方停止了对他们的广播，他们也停止了对我方的广播。半年后，我方拆除了哨卡上的大喇叭，印方接着也拆除了。 从此，双方在亚东边防延续了将近10年的“对敌广播”，画上了句号。  

延伸阅读

1967中印边界

乃堆拉山口之战

1962年对印度的有些人来说，当然“创巨痛深”，但印度国防部长在念念不忘“1962年”时，也许忘了些别的什么，比方说1967年在邻近洞朗地区，乃堆拉山口的那段往事。 

越界

在1962年10月—11月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前后，位于两个主要作战区域之间、中国和当时的锡金边界线上的乃堆拉山口却平静如常。

但平静不代表就没有风波，更不代表有人不做小动作。

根据当时新华社的报道，就在1962年中印边境战事爆发前夕的6月4日，印度武装人员越过中国和锡金边界的乃堆拉山口侵入到西藏春丕塘附近。9月28日，印军再次越过乃堆拉山口，深入中国境内约300米，并开始在中国境内构筑工事。新华社的报道更是给印军算了这样一笔账，“数月来，印度军队在中国境内共构筑了三十九个地堡，其中大型地堡十一个，小型地堡二十八个”，“印度军队还在山口架设铁丝网、挖掘交通壕，封锁通道，阻挡边民的正常来往，并且不断增加兵力，一再侵入中国境内进行侦察挑衅。”

报道还披露，除了地面的越界行动之外，印度方面还多次派遣飞机从则里拉山口、乃堆拉山口、唐嘎拉山口、达吉山口和开鲁山口等方向侵入中国领空，“自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九日到十二月十一日，已经查证确实的即有十二起之多。”

进入1963年，印度在乃堆拉山口的越界行动密度陡增。当时的新华社报道援引我外交部的照会，称从1963年2月以来，越过乃堆拉山口的印度军队在中国领土上加紧维修和加固非法构筑的地堡等工事，而且还在乃堆拉山口东南、东北和北面中国境内新修了地堡、掩蔽部、交通壕、岗楼等工事，并架设了电话线，“显然是准备长期盘踞下去”。印方还曾派遣人员侦察和偷绘乃堆拉山口一带中国境内的地理等情况。

1964年，我外交部的一份照会中又指出，当年上半年内，又发生了印度军事人员越过中印边界双方实际控制线侵犯中国领土的事件23起。“与此同时，在中国—锡金边界，越过乃堆拉山口的印度军队仍继续盘踞在中国境内，并四出活动。”同一份照会还指出，在同一段时期内，印度飞机共26架次飞越1959年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以及中国—锡金、中国—不丹边界，侵入中国新疆和西藏上空。有些印度飞机甚至窜扰到拉萨、当雄、日喀则、拉孜、日土宗、善和等西藏重要城镇上空，入侵最深处达230余公里。

1964年下半年起，印度在中印边界锡金段的越界“侦察”、修筑工事、派兵驻守活动扩大至除乃堆拉山口之外的东巨拉山口、达吉山口、培龙垃山口、则里拉山口、卓拉山口、拉多拉山口等处。

印军在这些边境线上的山口修筑了什么样的工事？新华社1965年的一篇报道这样描述：“印军在乃堆拉山口中国境内用石头修筑的地堡等工事，个个枪眼都对着我方阵地。在则里拉山口，越境修筑的大碉堡，封锁着我方通往山口的必经之路。在碉堡两旁我国领土上，有三处面积共达二万一千多平方米的地雷区，外有木桩和铁丝网。印军逃窜时没有完全清除地雷，至今那里还是危险区。”

设局

当然，明眼人都看得出，在刚刚被“敲打”过一番之后，印军这样在台前大张旗鼓又是越界又是侦察，把边界局势搞得紧张异常，台后一定有别的文章。

这一年的3月21日，乃堆拉山口来了个有背景的人物——美国驻印度大使加耳布雷思，陪同他的印军的高级官员则包括印度陆军中将哈班斯·辛格。这位通天人物的出场，把印度想做的文章揭得八九不离十了。

就在加耳布雷思到访的同一个月，印度朝野响起一阵紧锣密鼓，大吹大擂地散播“中国在边境集结军队”的消息。挑头的是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3月9日，他在旁遮普邦的罗塔克说，中国“仍然在边界那一边西藏境内大量集结军队……战争随时都可能爆发”。

在这以后的半个月当中，尼赫鲁至少在8次公开场合放出信号：“战争危险随时存在”，“人民应该保持戒备”。3月20日，也就是加耳布雷思去乃堆拉山口的前一天，印度报业托拉斯引述新德里的“权威人士”和“消息灵通人士”的话，称“有大量中国军队沿中印边境集结”，而且在当年雨季之前就有可能重开战端。次日，新德里各报都在头版显著地位刊登了这则消息，《印度时报》甚至用上了五栏大标题“新的部队从内地开到”。

这些，当然都是做给那位美国大使看的。但印度的意图显然又不只是扮演“受害者”。当时的《印度斯坦时报》称，到现在为止，西方重新装备印度作战部队的计划是根据印度过去提供的“中国在西藏的力量”的估计作出的。英国的《星期日电讯报》则明说其中奥妙，尼赫鲁给西方的“警告”“是在美国—英联邦军事代表团准备响应印度提出的大量军事援助的要求的时候”提出的。

它说，看来很明显，“尼赫鲁提出警告的背后目的”是新建立几个师。就在尼赫鲁放话说中国正在集结军队的两天后，他的高级特使带着讨要军援的使命前往华盛顿。据新华社报道称，在帕特奈克访美之后，还安排有一系列的印度高级代表团访问美国，其中包括印度经济和国防统筹部长为首的代表团，以及6月间印度总统为首的、包括国防部长恰范和陆军参谋长乔杜里等人在内的代表团。此外，这一年的5月美国国务卿5月初也访问了印度。

在3月尼赫鲁的几次谈话中，除了渲染战争危险，还反复提到“国防开支大大增加了，人民必须负起重担”。这是印度乃堆拉山口一系列动作的另一层意图。1963年，印度的军事预算占总支出的比例高达46%以上，财政部长德赛2月28日在议会中提出这个扩充军备并增税的预算案后，当天就在国内引起爆炸性的反应。印度媒体报道，预算案提出后，商店里出现了空前的抢购，物价顿时上涨。

在这种情形下，也就无怪乎尼赫鲁在这个月当中的许多次讲话中，都为这个用黄油换大炮的预算辩护。他说，“诚然，预算使穷人承受了沉重的负担，但是由于印度的目前情况，这是不可避免的。”《纽约时报》指出，印度政府散布“中国军队在边境集结”，“是为了证明掌握紧急权力和征收苛重的新税是有道理的。”与国防开支剧增相配套，尼赫鲁在3月25日召开了国防会议上讨论了征募新兵和陆空军的训练计划。内政部长夏斯特前一天则在各邦首席部长的会议上，要各邦尽可能地动员技术人员参加武装部队。

炮战

1967年，我外交部在一份照会中这样给前一年的印军活动作总结：“在中锡边界，印军在去年五月至十二月的八个月中，越过乃堆拉山口侵入中国境内侦察骚扰共达十三起，并且修复了一九六五年九月印军从那里撤逃时遗留的铁丝网。印军还一再在乃堆拉山口进行各种挑衅活动，甚至向中国哨兵开枪。在达吉山口，入侵印军对当地的中国牧民进行恫吓；在洞朗草场，印军纵火焚毁了中国牧民的牛棚一所。”

就在这一年，印军的活动越过了“搞事”的界限。据新华社报道，8月16日，印军的一名高级军官到乃堆拉山口侦察我军阵地。8月17日、18日、20日、21日和9月6日的5天中，印军反复侵入中国边境，蓄意挑衅，埋设铁桩，强行架设铁丝网。

9月7日，60余名印军越过乃堆拉山口，架设铁丝网，打伤我边防战士，进行军事挑衅。我边防部队当即提出警告，令其退出我境。印军不仅未退出境外，反而在其境内继续增兵。当我军再次提出警告时，印军竟用刺刀刺伤我边防战士两名。我边防战士被迫自卫反击，印军狼狈逃窜。

9月11日7时40分，印军又越过乃堆拉山口边界线。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印军向我边防部队发起攻击。当时印军山地步兵第112旅一个连在一名中校营长指挥下，分两路向乃堆拉山口的我哨所逼近。8时07分，印军首先开枪射击并投掷手榴弹，正向印军喊话的我边防部队连长李彦成当场中弹牺牲，另有6名战士负伤。我边防团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当即发起反击，仅7分钟，战斗结束，击毙印军官兵67人，用四〇火箭筒将印军在中国境内设置的7处工事悉数摧毁。8时15分，印军败逃，我军未出境追击。

接着，印军炮兵第17旅又向中国境内则里拉山口的我边防部队开炮射击。截至中午，我边防部队25人在战斗中牺牲，印军还击毁了中国的民房和寺庙。9月13日4时许，印军又继续用重炮向乃堆拉和斜帕司、春丕塘等地炮击，并把炮火延伸到我嘎觉寺附近纵深地区，使我当地居民和财产受到损失，直到当日20时仍未停止。

事态发展到这一步，中国军队不能不大规模反击了。当时的新闻报道是简略的，但当时指挥作战的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王成汉回忆中，却有不少细节让人感觉到战斗的白热化程度。比如，为了压制印军炮兵，我军向一线增配了大口径火炮。敌人每发动一次炮战，都受到了我军坚决有力的还击。我步兵第11师第308炮兵团组织数十门一二二榴弹炮，以及大量八二迫击炮和一二〇迫击炮向印军还击，炮击历时4天3夜 （9月11日8时至14日14时），将印军的8个炮兵阵地挨个打哑，摧毁两个炮兵指挥所，两个前沿观察所和23处炮兵工事，毙伤印军官兵540余人，炸毁敌汽车两辆，印军炮兵毫无还手之力。

据统计，在从1967年9月11日至16日的整个乃堆拉山口自卫反击作战中，我歼敌607名。我方伤亡123名。

9月16日下午，在乃堆拉山口中方一侧，中方将9月11日被我边防部队击毙遗弃的14具印军尸体和他们随身携带的枪支弹药，全部交给印方代表。在交接清单上用中印两国文字注明：“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一日，印度军队越入中国境内，进行军事挑衅时遗弃在中国境内的尸体及军用物资”。15时10分，印方人员抬着印军尸体和枪支弹药，退出我境。

至此，乃堆拉山口事件告一段落。

1985年拍摄的亚东边防连队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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