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林珊，生于1948年，北京人，1968年山西运城插队。1972年入北京医学院工农兵大学生。1976年毕业去西藏山南专区人民医院外科工作，后回北医进修病理一年，返藏后为该院建病理科，1986年和爱人内调回北京，进武警总院病理科工作。1989年转业到宣武医院病理科工作。1994年下海。
原题
作者：林 珊
我和先生在列麦公社路口
到列麦这段时间，尽管条件差，工作量大，但我们俩挺适应，比在专区医院还自在。，工作上互相帮助，生活上互相照顾，两人的感情也真有一种谁也离不开谁的感觉。即便在工作、生活中有些“小摩擦”，但很快也就会烟消云散。记得有那么一回：加玉来了辆拖拉机，说那里有位难产的孕妇，我本打算和次仁卓嘎去，但看到她行动不便，还是留她在家，和老胡一起出诊。为了语言等更方便，把刚从专区医院“上、管、改”回来的赤脚医生赤列叫上一起去了，虽然人家就是回家休息几天，可病情十万火急，也顾不上这些了。孕妇是臀位难产，我们到时孩子的一条腿已经掉出来了，情况不容乐观。我忙铺上单子，带上手套，做宫口检查，就怕宫口开不全，儿头娩出困难。老胡忙给产妇量血压、测心率、听胎心。赤列把我们所做的一切跟家属做解释，安抚产妇和她的家人。经检查，宫口才开七指，没有开全。我消毒后，把胎儿腿轻轻送回产道，一只手堵在会阴口，等待宫口开全到“十指”。宫缩一阵紧似一阵，产妇哭闹不停，家属们又是着急，又是不理解。幸好赤列用藏话一一向他们说明，才不至于引起他们的误会。老胡见我一头大汗，一路奔波，进门连一口水都没喝，忙端碗茶过来，我摇摇头示意他。我蹲在地上，一个多小时后，宫口才开全了。我把手向下移，保护会阴防止撕裂伤，胎儿顺着有力的宫缩，腿和臀部慢慢娩出后，我将孩子完全趴伏在我的左臂上，左手中指抠到孩子的嘴里，顺下一阵宫缩，右手先充分向下压，再顺势向上抬起，胎儿顺利娩出。一个漂亮的小姑娘，一头卷卷的胎毛，湿乎乎的贴在头上。由于羊水吸入，我顾不上欣赏，忙清理口鼻，用导尿管吸尽口鼻中的羊水。然后倒提起孩子的两脚，往小屁股上拍了两下，随着孩子的哭声响起，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我和老胡相视一笑，忙处理产妇的胎盘，家属们“突气拉、突气拉”谢个不停。孩子的脸色很快红润起来，奶奶用红布包着孩子，给大家看过，送到产妇的怀中。尽管她十分疲惫，满头大汗，口唇干裂，当看到自己刚刚出生的女儿，产妇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是那样动人，不由得不为她感到高兴。胎盘娩出后做了检查，并为撕裂的会阴做了肠线缝合，虽然没有大出血，但我们还是留下一些止血药，才完全放了心。看到孩子的爸爸为老婆送上用红糖、鸡蛋、酥油煮的青稞酒，真是香气扑鼻的美食，老胡悄悄对我说: “等你生孩子时，我也给你做一碗。”我们俩都笑了。赤列翻译给孩子家人，大家知道我们是两口子，还没有孩子，都衷心的祝我们早生贵子，祝我们“扎西德勒”，幸福安康。天色已晚，产妇家属留我们住下，因为接我们的拖拉机明天一早才过来。老胡想骑马回去，但附近几匹马全是农用的，没鞍子不说，连嚼子、蹬子也没有。看我们执意要走，好心的产妇家属只好用羊毛腰带系在马头上当缰绳。可我一上这光溜溜的马背，心里就打怵，再一揪缰绳，还带弹性，缰绳拉直了马头都没反应！更可怕的是，我们要一路下坡，马一低头，我差点从马头上翻过去，吓得不轻。想想前面又是山路又是河，还有至少两个独木桥，这样骑马，对于我这技术欠佳的人，大白天都危险，何况晚上。前两天一个县里刚来的汉族干部，就是骑马掉到河里了，他走到独木桥上马不听话了，不往前走向后退，连人带马，还有驮的粮食全掉河里了，真是很危险。想着我就跳下马，跟老胡说: “咱们还是走回去吧，这马太危险，我没这本事。” 可老胡是最爱骑马的人，一有机会就和老乡一起骑马，什么马还都敢骑。今天这没鞍、没蹬、没嚼子的马，他也是头一回领教，仍不想放弃这“骑马挎枪走天下”的机会，想想路确实很远，天快黑了，坐拖拉机还坐了三四个小时呢，别说骑马了！他有点急了，脱口就说“你真笨！”这句话是老胡说我最重的一句话，我这人的性格就是这样，妈妈说我“任劳不任怨” 。再苦再累我都不怕，就是别埋怨我，何况他说这话，又是带着气嚷出来的，当着这么多人让我下不来台，真觉得他太不替我着想了。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你愿意骑马你自己骑吧，我自己走回去！” 说完我头也不回地向大路跑去。因为药箱都在他和赤脚医生身上，我真是一身轻松，头戴白帽，脚穿白回力球鞋，一身劳动布工作服，所以跑起来很轻快，一会儿就消失在暮色之中。老胡见我真生气了，还一跑了之，他心想：你能跑出去多远？这可是西藏，又不是北医操场。所以他没有马上去追，想等我跑不动了，再来劝我消消气。他们还是骑马从后面跟了上来，可越走天越黑，越走越见不着人，他心里就开始发毛，心想他们是骑马，我是两条腿，他们不可能赶不上我。又想我是不是跑累了，找个地方休息，或是他们骑马已经超过我了。越想越后悔，越走越担心，索性停下马和赤脚医生一商量，又打马往回走，沿来路去找我。其实，我可是一条大路走到底。太阳渐渐落下山了，月亮却还没有升上来，深山里一片漆黑，但脚下的路仍泛着白光，我就是沿着这条路不停向前。想当初，我在北医是中长跑运动员，几乎年年拿冠军，耐力、体力还是有的。我跑跑走走，走一段又跑一段，开始还觉得挺委屈，掉着眼泪跑，后来紧张，害怕压倒一切，哭也哭不出来了。我只知道我们来的时候，是顺着隆子河向东走的，所以我一直沿着隆子河向西跑，它会把我带回列麦，带回卫生院。在我身边，一边是大山，一边是河流，有时山在左边，河在右边，而转过一道桥，河在左边，山在右边，山路时宽时窄，河水时缓时急。有一段河水似从天而降，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我估计这可能就是次仁卓嘎说过的未来隆子县水电站的流域吧？此时此刻的我，哪顾得上这些，脚步一直不敢停下。我知道自己没有退路，只能向前，好在一路下坡。路上很少遇到行人，先是遇上两个藏族群众，一男一女，见我风风火火跑过来，黑夜中也不知是男的还是女的，两人马上把身体转向大山，紧贴山根站着等我跑过去才继续走他们的路。后来又遇上一队赶毛驴的，黑灯瞎火地远远跑来一个人，连忙拴住毛驴，一律把脸转向大山，给我让出一条路，见此我只有加快脚步，一阵风似的从他们身后跑了过去，直到很远很远才敢放慢脚步。接受这两次的启示，走夜路碰到人并不可怕，在西藏这些年我觉得藏族群众真的是很老实、很纯朴的。走夜路最可怕的要属遇上野兽了，这里狗熊、豹子经常出没，前些日子四队社员不是还打了一只豹子送给我们吃吗？在专区医院外科，我有个病人就是被狗熊舔去了半个脑瓜皮，后来在我这里消炎治疗多时，没办法植皮，还是送到成都去治疗的。一想到这些，我不由得更紧张起来。我跑到河边，捡了两块大石头装在口袋里，把红头巾摘下来，一边跑一边不停在手中挥舞，在这漆黑的深山中，并不觉得可笑，这全是给自己壮胆呀！我跑着、走着，一头大汗并不觉得累，一心只希望早点到列麦。可路却是那么长，那么远。直到跑过列麦一队的村庄，看见了列麦水电站，我才感到了希望。等我跑进列麦公社老于他们工作组的住地，已经快晚上12点了。我估计，太阳落山是8点的话，我从加玉跑到列麦，足足花了5个小时。正要洗洗睡下的老于、老刘、平措三个人，看着满脸通红、又是汗又是泪的我，都吓坏了，以为我出了什么事，忙拉我坐下。我委屈极了，先是大哭一场，后来才断断续续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说清楚，他们一听，又好气又好笑，一致表态: “等老胡回来，我们替你出气！” “这小伙子，怎么能让一个女同志半夜三更跑这么远的路，太不像话了！” 年岁大的老刘说着给我倒了杯热牛奶，听说我还没吃饭，平措忙在电炉上把食堂打来的包子在火上煎了几个，老于也一个劲给我说着宽心话。虽说在产妇家吃了些东西，但跑了这么远的路，这会儿也觉出饿来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吃饱了、喝足了，一看表都快1:30了，可老胡他们还没回来，我们宿舍和工作组也只是一墙之隔，他们回来，我们这边一清二楚。想想他们还是骑马，就算马晚上不愿离家走得慢，也不至于慢到这会儿呀？老于也觉得不对劲，他让年纪大的老刘陪我坐着休息，自己和平措打手电去迎老胡。他们一走又是一个小时过去了，2点多了，我可真有点坐不住了，我怕他骑着“光屁股”马掉河里去。一路上大大小小不少桥，独木桥就有两座，白天很多人在那都容易出事，何况夜里漆黑一片的。或者会不会是遇上野兽了？毕竟是在这深山荒野之中走几个小时。我实在坐立不安，等不下去了，拉上老刘非要去找他们。开始老刘还劝我，说他人高马大的遇见什么也不怕，可一晃老于他们走了都两三个小时了，也是一去不复返，我真是急得够呛。老刘也是五十几岁的人了，我还是拖着他到外面去找人，他拗不过，只好跟我走。谁知我们刚出门下坡，就见远远的手电光闪烁，人声喧闹，我一下子就听到老胡的声音，心里立刻就踏实了。我和老刘站在坡上没有动，等他们走近，老胡见到我，尽管我们俩谁也没主动说话，但从对方的眼睛里，我们都看到了那发自心底的喜悦，刚才为什么生气，早丢到九霄云外去了。如果没有人在场，我一定会扑到他怀里，会哭、会笑。这一夜七八个小时过去了，我们都经历了翻山涉水的辛苦，更经历了一场情感的风波，但“爱”是最终的结果。原来老胡他们确实没想到我能跑这么快、这么远，一开始没追上我，他们返回去还了马，又找人打手电、火把沿河找，以为我出了意外，可始终没有在河边找到脚印。到了列麦电站，姜工程师还带几个年轻小伙子一起找，要不是老于他们赶到，说我已经到家了，他们不知道要找到什么时候呢。现在两个人见面了，大家都放心了。还是老于推着老胡，老刘拉着我往我们宿舍送。老于说: “这‘仗’怎么打，谁胜谁负你们两口子回屋接着来，我们可要去睡觉了，再不睡天都要亮了。”这次风波之后，老于他们见到我俩总拿我们开“涮”。我们有时嘴硬，但心里还是甜的，这件事让我们懂得两口子就是要时时刻刻都“心心相印”。西藏的春天来得较迟，4月，树枝已经发芽吐绿了，坡上的迎春花也已怒放。每天出去巡诊的路上，看着一丛丛迎春花，在阳光下闪着金光，心里也会像春天的花一样，充满阳光。傍晚，我们常沿着这开满迎春花的小路，到隆子河边担水，洗衣。知道次仁卓嘎怀孕，担水的事我不让她去，借此机会我们俩常在河边转转，洗好的衣服铺在巨大的被太阳烤得发烫的石头上，我们坐在河边聊天、唱歌，有情致时老胡还钓鱼，可惜河水太急，他总是“赶不上那拨”，还自嘲说，这叫“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真是乐在其中。太阳落山了，我们的衣服也干了，我收拾家当，老胡挑水，夫妻双双把家还。隆子河边的垂柳，盛开的迎春花、桃花，不仅使大自然充满诗情画意，更让人心醉的是那份宁静，仿佛天地间只有我们两个。
学生和后排左一次仁卓嘎，右一为在山南医院“上管改”的列麦赤脚医生赤烈
5月，牧场的草已开始转绿，各队的羊群，牦牛群都要转到夏季牧场上去。记得在巡诊的路上，常能看到姑娘、小伙赶着上百只的羊群，从山上奔腾下来，蔚为壮观。我的学生们告诉我，赶羊的羊倌儿手中的“鞭”子，是用羊毛织成的带子，一米多长，一寸来宽，一块小石头放到“鞭”稍，在手中旋转飞舞，打出去的石头正中头羊，靠这来指挥羊群，看了让人称奇。一个小小羊倌，这点功夫也非一朝一夕能练就的。小冯也要去牧场，临走前他建议我们，一定要去看看，一是巡诊，二是牧场美景不看太遗憾了。听他一说，我们当然高兴，老胡还特意到公社给牟大夫挂了电话，邀他同往。牟大夫一个人下乡，本来就孤单，我们的邀请当仁不“让”，很快就赶过来了。那天一早，天刚朦朦亮，我们大队人马就出发去牧场，方向是列麦公社的东南面，这条路我们从未踏足。我们两口子背药箱，次仁卓嘎的小背篓里装足了我们的茶叶、盐巴和酥油糌粑，几个孩子前后跑着，唱着，摘着鲜花绿草，做着花环，没有一会儿安静。牟大夫一个军用书包，竟装了一本厚厚的英文字典，一副学者风范。同行的老于老刘、平措、小姜、小冯，还有一位自治区办公室的小伙子，每人背了一支半自动步枪，弹夹里都装满子弹，有说有笑，跟着领队小冯浩浩荡荡大步向前。几个小时的路程竟一点也不觉得累。小冯刚从牧场下来，特意来接我们，是当然的向导 。远处的山上，有一个山洞，他介绍说：那是个野鸽子洞，过去他曾带几个年轻人半夜打手电筒抓过鸽子 。而斜对面的那个山洞，原以为也是鸽子洞，但洞口小的多，有一次他自己去探险，“你们猜我抓着什么了？” 问得大家都议论纷纷，有经验的老于说: “这个洞口又小又高，估计是蝙蝠吧？” 小冯马上笑了: “姜还是老的辣，没错！没错！那蝙蝠又大又多，呼呼啦啦铺天盖地。要说宝贝，那也不少。” 说完看看我们几个大夫。老胡说: “那当然是‘夜明砂’——蝙蝠的粪了。” 牟大夫也说: “那是名贵药材呢，让县收购站的人来吧！” 老于说: “西藏这些东西不少，将来都有开发的潜力。”大家深有同感。前面出现一个山口，两峰对峙，像“哼”“哈”二将，高高站立在苍松翠柏之中，蓝天白云之间，格外雄伟庄严。我拉着老胡让他向远看，他也为这壮观的景色称奇，说: “要是专区画家小韩来这里采风，那得美死他了，准能出几幅好作品，这才真叫‘巧夺天工’呢。” 小冯说: “西藏美景处处有，前面牧场更得让你们惊叹，更会让你们陶醉。” 我们都相信他的话，这给了我们更大的期待。可惜那个年代彩色照片我们是想也不敢想的，多少美景都没能留下纪念。果然，当太阳完全升起时，我们穿过那道山口，居高临下，一副大自然壮观宏伟的画卷立刻在我们眼前展开：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流，追着我们从高山上飞奔下来，溅起白色的浪花，向远处冲去，把大片的牧场一分为二，岸边柳树摆动着婀娜多姿的枝条，像一群仙女在水边轻歌曼舞，倒映在水中郁郁葱葱。柳树是春天的使者，无论是在雪域高原，还是在家乡北京，它们都是我的最爱：爱它们可以到处生根发芽；爱它们最早给我们送来绿色，而最后，才在深秋脱去绿装；爱它们的柔美，爱它们的坚韧。今天它们越发给这片开阔的草原增添了更多妩媚。溪流奔到草原，放缓了脚步，拓宽了河床，也许它也像我们一样，被这些嫩柳，被这片草场，被着无数的，像珍珠撒满了草原的牛羊所吸引，而不愿匆匆离去。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羊，更没见过这么多牦牛。有黑色、白色和棕色的牦牛，个大体壮看似凶猛，而实际上却是极温顺的。看着他们悠闲自得地在绿色地毯般的草地上漫步，啃噬着嫩草，格外心满意足。河水向远处流去，去汇合远处雪山融化的雪水，形成更大的河流向最终的目的地——大海奔去。远处的雪山，在阳光下披着金色的光辉，为这片牧场形成了一道半圆形的天然屏障，才得以使这里的水美、草肥、牛羊更壮。来到牧场，据小冯说，这里的牧民都是有经验的老把式。这里的“伯姆”(姑娘)，“阿加拉”(妇女) ，个个都是挤奶、制作奶酪奶碴、酥油的高手。正如小冯说的一样，看她们个个都红光满面，身体强壮。更有牧场特色的是为我们献上的不是青稞酒和酥油茶，而是吃一口永远忘不了的美味——适口的牦牛奶做成的酸奶。由于奶质特别醇厚，所以制成的酸奶也格外的浓稠香美，稍加点白糖，“味道好极了”。我们几个第一次品尝到这高品质酸奶的人，个个赞不绝口，老胡高兴的说: “吃了西藏这牦牛奶制成的酸奶，回内地那些酸奶都没法入口了。” 大家都点头，尤其是牟大夫，特别爱吃。他本来就是快一米九的个头，不戴这副眼镜人家准以为他是运动员呢，个子大胃口也大，一连两大碗都没让他吃够，只是不好意思再吃了。他私底下跟我们俩说: “这要是能带给我老婆尝尝，非馋死她不可。” 他的夫人是山南军分区女军医郝医生，一米七的个头，虽然生过一个大儿子了，但身材仍很健美。她也是我们的好朋友，真可惜在这么美的地方，这么欢乐的时刻没能和我们在一起。这时我们两口子真庆幸能时时刻刻相伴相随，品味人生的甘苦，享受生活的多姿多彩。老于他们几个是常年下乡的干部，所以有机会吃到西藏的各种美味，他说的“贝母鸡”“雪猪”早就让我们馋得流口水了，但他们对这么好吃的酸奶也连连点头，赞不绝口。稍加休息，我们便分头开始工作，老于、老刘他们向牧业队长了解今年接羔及牧草的情况，而我们则是送医送药。能来牧场的人身体都很棒，我们给“阿加拉、伯姆”们留了些感冒药和止痛药。几个孩子热心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她们如何吃法“天松节，日巴尼尼” (每天三次，每次两片) ；“天西节，日巴尼尼” (一天四次，一次两片) 等。看着他们一副认真负责的劲头，牟大夫都夸他们是可塑之才。一些老人要了些伤湿止疼膏和胶布、凡士林之类的药，好在来时次仁卓嘎准备得充分，对这些离家在牧场的社员来讲，应有尽有，满足了大家的需求。牟大夫带我和老胡为几位长者量了血压，听了心肺，基本上都不错，他们也特别高兴我们对他们这么格外的重视。老胡拍着老队长的胸膛高兴的说: “雅古都，雅古西米西扎都！” (好，非常好！) 队长可开心了，本来是不打算留住的，可经不住老队长和社员们的再三挽留，老于拍板，大家还是留了下来。而更令人难忘的是当太阳落山后，点着篝火，听老队长讲“文成公主”的传说，给我们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在藏族群众的传颂中，看得出他们对文成公主十分敬爱。说文成公主进藏后，受到土蕃王朝君主松赞干布的宠爱，松赞干布的尼泊尔王妃十分嫉妒，百般迫害她。文成公主生孩子时，因为是“降生”——文成公主在上面生产，而下面是一间暗室，铺上羊毛，孩子“降生”下来后，被尼泊尔王妃换成一只剥了皮的小狗，并侮辱文成公主是妖孽，以此失去了松赞干布的宠爱。至今藏族群众不吃狗肉，不伤害狗，认为那是文成公主的儿子。失宠又失去儿子的文成公主，伤心欲绝，从此便“疯”了，她在西藏到处流浪。她所到之处，不仅留下了她的足迹，更留下了她穿着风格的变化。西藏各地都穿藏装，但没有统一的穿法，可以说一个地儿一个样儿，正是由于效仿“疯”了以后的文成公主。她在这里毛皮大衣正着穿，这里的人民毛皮大衣就学她正着穿，让毛在里皮在外；她到那个地方毛皮大衣翻过来穿，那里的人民也会像她一样，翻穿毛皮大衣；她走到这里把“左臂”伸出大衣外，这里的人民也会世世代代把“左臂”伸到大衣外；相反，她到这里把“右臂”伸出来，那里的人民从此也是伸出“右臂”穿大衣；而在这地她帽子朝“左”边歪，从此人民都效仿她朝“左”歪戴帽子；而在那个县她又把帽子朝“右”戴，而那里的人民从此也朝“右”歪戴帽子；她在这里把围裙花色朝外，妇女们也会这样带围裙；有时她把围裙花色朝里，那里的妇女也会如此。河边的柳树下，因为她心里烦乱，不停的用手指转动柳枝，此后西藏的柳树就变成了现在独具特色的曲柳了。这些传说，在藏族群众中流传了多少年多少代，它有多少真实性我们无从考察，但这些故事告诉我们，那位大唐公主得到了藏族群众的爱戴，千百年来藏汉一家亲的关系是铁的事实，谁也不能破坏的。住了一夜帐篷，和衣而卧，很快就沉沉入睡了。不知道别人如何，我却仿佛穿越了一千多年的时光，追随文成公主走遍了西藏的山山水水。第二天一早，我才把自己的心路回归到现实中，告别了热情的队长和社员们，我们返回公社。小冯留下来不走，他把枪给了老胡，因为说好了要在归途中比赛打野兔子。回去的路上，背包全都清了，任务也都完成了，我们这群大人、孩子也全“撒了欢儿” 。在老于的统一指挥下，两三个人一组，端着半自动步枪打野兔。每到一座山岗，老于就分配各自的位置、方向，避免误伤。他是老志愿军出身，称得上神枪手，一会儿工夫就连打4只野兔。我们两个男孩子跟在他身后捡兔子，高兴劲儿别提了，好像这么多兔子都是他俩打的，特自豪。我也曾是神枪手，中学生当民兵打靶，也曾获得10枪87环的好成绩。可打猎是另一回事，那是能跑善跳的活物，更何况要爬山，气都喘不匀，没等你瞄上兔子，它早跑没影了，我和老胡跑了一段山路，根本捞不到摸枪的机会。看他那么来劲，也不想夺他所好，还是下山和次仁卓嘎和几个“伯姆”一起烧茶，剥兔子皮吧。在一处背风向阳、河床较宽的地方，我找到次仁卓嘎和几个“伯姆”。她们有的拾柴，有的烧茶，我和次仁卓嘎一起剥兔子皮、开膛清洗。牟大夫不打枪，也跟我们在一起，他“老人家”找了一块向阳的大青石，躺在上头“望天”。我和次仁卓嘎笑他想老婆了，他可一点不否认，说我“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笑得我们差点把死兔子掉到河里。老胡一无所获的回来了，看到地上小姜工程师打的两只兔子，老于、平措各打了4只，老刘远远地也提着1只兔子慢慢走下山来，就连自治区办公厅的小李，一路喊着脚疼，磨出“泡”了，也不妄此行的打了1只野兔。老胡可是真有点不好意思了，我故意“将”他：“今天这兔子肉你可是吃不上了，多不好意思呀！” 我也知道他不是不会打枪，关键是没经验。听我这么一说，他这个自尊心极强的人，脸面挂不住了，没说话，转身背着枪又上山了。没几分钟，“啪！啪！”两声枪响，老胡得意洋洋地提着两只兔子下山了。我都替他高兴，总不能说出来打猎，空手而归呀。这两只兔子虽说不是最多的，但也算没白来一趟。晚上高压锅炖野兔，大家聚餐，喝着青稞酒，唱着歌，聊着这些天的感受，几天的疲劳消失的无影无踪。自那次牧场之行后，我们还真约来了画家小韩和牟大夫又去了一次。趁老胡打猎，牟大夫“望天”看乌鸦打架的功夫，小韩几张“崇山峻岭”的素描也画得有声有色。后来他考上中央美术学院的研究生，毕业后当过美术附中的校长，现在美院院办工作，西藏的山山水水为他的美术创作注入了艺术的灵魂，这一点他自己深有感触。我和次仁卓嘎更加注重加强营养，在后来去牧场的路上，除了挖野菜，我们又挖到不少小“人参果”——蕨麻，煮涂粑吃，为我们单一贫乏的食品增加了不少营养。在列麦巡诊时，参加劳动的机会很多，基本上到哪个队，就和哪个队的社员一起干活。当烧茶的阿妈拉一通“加通粑萨秀” (快来喝茶吃糌粑了) ！我们就和社员一起向茶水锅走去，我们就是利用喝茶吃糌粑的时间看病，发药。我们最喜欢去的是青年突击队，尽管那里山高路远，但那里有一群生龙活虎的青年人，和他们在一起开荒造田，特有成就感，休息时他们又唱又跳从不感到疲劳。6月初，我们又上了“革命坝”，和突击队员一起劳动，背石头，垒梯田。本来好好的天气，突然阴了下来，接着鹅毛大雪纷纷下了起来。要在其他队里，社员们就该收工了，可这是突击队，大家正干得热火朝天。我还跟老胡开玩笑: “这可真是六月雪呀，不知谁是窦娥。” 他可没我这么乐观，望着天，望着越来越大的雪，不安的说: “这路太滑，推车运石头真要加小心呀！” 他这话音还没落，就听到远处一声巨响，人流很快向那里跑去，直觉告诉我们出事了。老胡不容分说也跑了过去，我和孩子们先去地头取了药箱，也追了过去。(次仁卓嘎七八个月身孕，我们不许她出诊，而是留在卫生院) 等我们跑到跟前，只见三队一个“伯姆”(姑娘)，脸色煞白的倒在一条沟里，头和脸上都是血。她的推车砸在她一条腿上，碎石纷纷散落在她周围，估计脸上、头上、手上的伤都是被这乱石砸伤。老胡和几个小伙子正在忙着把沉重的推车从她腿上抬起来。我很快下到沟里，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蹲下身为她检查伤腿。掀开藏裙，发现小腿骨有明显开放性骨折，伤口的血不停地向外冒。我们让孩子递过一根止血带，扎上后血明显止住，再用消毒纱布，绷带简单包扎住伤口，检查大腿，发现大腿股骨中段也有骨折。我让老胡把铁锨去掉头，没有大的三角巾，就把围巾取了下来，给她的伤腿做了“固定”。老胡向赶过来的突击队长格桑交代了病情: “伯姆拉是开放性多发性骨折，伤势危重，必须送医院！” 我说：“估计要送专区医院，但可以先到县医院做进一步处理，再转送专区更保险。” 因为我了解县医院的条件设备有限，为了这个年轻女孩子的长远考虑，不落下残疾，专区医院是肯定能胜任的，为了不致失血过多，时间就是生命。突击队长就是接我们到列麦的小伙子，当即决定用拖拉机先送伤员到县医院，做伤口清创处理后，用县医院救护车再转送专区医院。因为是外伤，我送姑娘理由充足，可老胡不放心我这一路奔波，最后还是队长拍板让老胡去，他身大力不亏，将伤员抱上抱下不太费力，何况到专区医院七八个小时的山路，我去则终归体力有限。我只好同意，等拖拉机开来之前，我一边安慰伤员，一边把伤员头上、脸上、手上的伤口一一检查，包扎好，看来都是擦伤，没有再发现骨折，腹部松软，无外伤，压伤及明显痛点，我和老胡一一交代清楚，嘱咐他注意止血带和出血情况。因为同在一个工地，拖拉机很快开了过来，大家齐心协力把伤员搬上车，老胡跳上去，让脸色苍白的“伯姆”的头靠在他腿上，队长给伤员盖上一件皮大衣。老胡简单交代了几个老病号的治疗情况，让我抓紧时间给县医院打个电话，请他们早做准备，尤其是救护车，早点到位。队长开动拖拉机，压着白雪，在大家不安的目光中渐渐远去，我忙叫来我们的家住三队的学生，一个“布”(男孩) ，让他赶回去通知伤员的家人，尽快赶到专区医院，老胡会在那里等他们到了之后再返回。此时已近正午，他赶回三队也要到下午三点以后了，何况下雪路滑，嘱咐他千万小心，今天不要赶回卫生院了，明天我要去六队为骨结核的病人换药，让他直接去六队等我。孩子懂事地点点头，转身就跑，瘦小的身影在风雪中更显得单薄，他是我们学生中年纪最小的一个，今年才12岁。但藏族孩子特别有韧性，能吃苦耐劳，和他们共同生活这么久，我早有体会，相信他会把信带到。我带着其他几个孩子涉险走山路，争取尽快的赶回公社给县医院打了个电话，老胡他们从“革命坝”到公社再转到县医院，要用五六个小时。
老胡一走几天一点消息也没有，我每天按部就班地做着日常工作，嘴上没说什么，但心里十分惦念。伤员的家属出事第二天一早启程，也不知道他们这些从没出过远门的人，搭什么车，什么时间才能赶到泽当的专区医院。那是他们一生从未踏足的地方，真难为这一家人了。次仁卓嘎看出我的心事，常安慰我放宽心。说是这么说，但没有他们一点消息，这心总也放不下来。看着次仁卓嘎的肚子，知道预产期快到了。晚上我给她做了产前检查，胎位、胎心都很好，但还没入盆，怕是还得几天，她说预产期估计就是这个月底。我告诉她包在我身上了，保证让她母子平安！她常给社员接生，到列麦后，我们也一起为产妇接生过，一般经产妇我都让她上手，也挺麻利。后来她肚子大了，干接生不方便，她还主动和我一起去，打个下手。这女孩子挺乐观，到目前男方一次也没来过，我也催她找找那个司机，可她说: “他心里有我，不用找，要是没我找也没用。” 她真想得开。我知道，每每看到我和老胡相亲相爱的在一起，她心里一定很难受。可这姑娘从不表现出来，把心思全放在工作上了。这天晚上，次仁卓嘎的“涂粑”刚开锅，香气扑鼻。我把刚烙得的驴油饼切好装在盘里，又炒了个小野葱炒鸡蛋，准备烙饼卷鸡蛋美美吃上一顿。忽听一阵马蹄声，次仁卓嘎叫了一声“格拉”(老师) ，并用手指指门外，我立刻反应过来了，三步并作两步跑出门外。只见老胡风尘仆仆正翻身下马，一见我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两个特有的大酒窝又露出来了，高兴的问: “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我故意开他的玩笑说: “我做这么香的晚饭，你闻着香味儿，厥古厥古(快快地)跑回来啦！” 说着次仁卓嘎也走了出来: “胡老师，快进屋吃饭吧！”老胡几步就跨进屋，嘴里不住的喊: “真香！真香！我早就饿得前胸贴后心了。”然后冲次仁卓嘎说: “你说西藏的马还有怪脾气，从县里借的这匹马，一看天黑说什么也不走，差不多是我把他拉回来的，那是我骑它呀，简直就是它骑我！” 我们全乐了。次仁卓嘎递上一块热毛巾笑着说: “哪儿的马都一样，天一黑就不愿离家，何况又是生人，赶上这拧脾气的真没办法，只好认倒霉。” 老胡忙说: “县医院一直留我明天白天走，可我哪呆得住啊？心里急呀，有好多事要跟你们说，非赶回来不可。” 洗过脸，次仁卓嘎把“涂粑”端过来，老胡也不怕烫，呼噜噜，先是一碗下肚了，这才腾出嘴来跟我们说话：“三队受伤的“伯姆”(姑娘) ，在县医院做了清创之后，拍了几张片子，和我们诊断一致，连夜用救护车送到专区医院。到医院就是急诊手术，刘主任、任大夫、强巴丹增大夫三位外科‘大拿’全上台了，估计腿保住是‘没得问题’了”，一高兴还带出几句四川话。在西藏的汉族人中，四川人最多，很多藏族群众学汉话，都带“麻辣”味儿，川味儿。听他一席话，这么乐观，我和次仁卓嘎相视一笑，悬了几天的心也放下了。老胡接茬说: “亏得处理及时，在县医院就吊上瓶子了，抗生素就用上了，一直给她提着吊瓶到专区的。” 次仁卓嘎说: “伯姆才十七八岁，保住腿就是保住了她后半生呀。”我们都有同感。我们边吃边说，这么香的饭，也没有老胡带回的消息更让人意想不到，老胡说: “医院领导让咱们撤回去，6月底回医院报到。”我纳闷的问： “这么快？”想想我们到列麦还不到10个月，离一年还有段时间呢，真舍不得走。我这人一向快人快语，没等老胡这口大饼卷鸡蛋咽进去，马上又接着问： “能不能拖一拖？”说着拍拍次仁卓嘎的肚子，老胡和次仁卓嘎都明白我的心意，老胡喝了口涂粑说： “别人晚回去两天都可以，只有你必须早回去。”“为什么？”我很是不理解，一脸疑惑的问他。老胡故意让我着急，不紧不慢的说: “地区组织部要找你谈话呢！”“什么？找我谈话，又是什么事儿啊？”我听了一时还怪紧张的。“是好事儿，但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四人帮’打倒了，很可能是你父母彻底平反了，回去就知道了。”我想想有这可能，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文革”十年，我父母被批斗，被打成“牛鬼蛇神”，吃尽了苦，受够了罪，我们原来引以自豪的“革命干部”家庭，抄家就抄了十几次。对于从小参加革命，为人民打下江山，付出大半生的他们是多么不公平？如果他们能彻底平反，重新为党和人民工作，对他们的后半生，对于我们这些子女是何等重要啊！第二天我们做了计划，到各队在巡诊一次，算是和各队社员告个别。抽时间还和老于及几个大学生在公社搞了个欢送会。于队长分别为我俩写了鉴定。当时的年代，这是十分重要的。这一拖就是10天，眼看就要到我们离开的时候了，心里有多少不舍，舍不得跟我们这么久的孩子们，舍不得我们为之付出了多少心血的卫生院，舍不得列麦的山山水水，和那些亲切、质朴的社员。更让我不放心的是次仁卓嘎的孩子，已经“入盆了”，还赖在她肚子里不肯出来，我答应为她接生，说了那么久，可真的快要生了，我又必须走。牟大夫和医疗队的其他同志都纷纷回到县里，他来过几次电话催促我们，看来是非走不可了。临行时我不放心，让次仁卓玛和我一起去县里，在县医院条件好一些。次仁卓嘎没同意，她笑了笑，说自己能处理好。好在索朗央宗也胸有成竹的说: “格拉(老师)放心，阿加次仁卓嘎能行，我和旺姆(我的另一个女学生)一定会照顾好阿加次仁卓嘎的。” 我知道这两个伯姆接生顺产是没问题的，这段时间跟我们接生了几次，我有意让她们上手去接生，因为这在缺医少药的地方，是最常见的工作。可次仁卓嘎是第一胎，生起来难度比经产妇要大，看着她们一脸的认真，我还是把初产妇的接生注意事项，唠唠叨叨地说了一遍，才依依不舍地上了拖拉机，向隆子县奔去。谁知刚到县城第二天，就接到索朗央宗的电话，说次仁卓嘎昨天夜里挺顺利的生下一个漂亮的“伯姆”，看来这孩子真是与我无缘，我这个“教母”也当不上了。以后由于路途遥远，主要是交通不便，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列麦公社。几年后，索朗书记因患结核病在我们医院住院，索朗央宗来照顾父亲，介绍了列麦的情况：我们的几个学生全上了县高中，准备上大学，这让我和老胡很是欣慰。在县医院总结工作就是几天，我们向县医院交还借用的器械、药品也花了一天时间对账。一晃五六天过去了，这在西藏慢节奏的生活中，一点也不奇怪。真的要回专区了，又没有车。我们专区医院的车去拉萨送病人了，而县医院的车也下到边远牧区接病人了，一等再等，两边都没有车来。看来最近一两天是没有指望了。但对我来讲，却有个天大的喜讯。我告诉老胡，这个月的月经没有来，过了三四天了，对这事儿，我一向非常准时，所以凭我的直觉告诉我，我怀孕了。老胡高兴得喜上眉梢，像个孩子一样手舞足蹈，我知道他特别想要孩子，老让我“给”他一个“儿子”，他一心想当爸爸。老说回到北京，一手托着个胖儿子，走在大街上多自豪啊！进藏一年多了，我们天天生活在一起，可就是没动静，私下里他开玩笑的说我是“不下蛋的母鸡” 。给我三年时间，生不出孩子就“休”了我。这当然是玩笑话，但总表示他盼子心切。这下有点“苗头”了，他能不乐吗？尤其是在列麦怀上了我们的孩子，也挺值得纪念的。我们对谁也没讲，但牟大夫私下问老胡: “林大夫是不是怀孕了？” 老胡挺吃惊的说: “你从哪看出来了？” 牟大夫说: “我只是觉得她人好像比过去丰满点了，有点女人味儿了。” 老胡私下跟我说: “我都没看出你有什么变化，牟大夫却能看出来，姜还是老的辣呀！”又等了三天，我们俩倒是无所谓，在县招待所住着，有吃有喝。但牟大夫归心似箭，最后我们决定搭一辆大卡车回山南，这下我们可没有来时那么悠哉悠哉了。所有6个医疗队员，连行李带人全上了一辆“大解放”的后斗里，虽说已经7月初了，但车开起来还挺冷，因为海拔高风又大，所以我们每人都裹在大衣里。这种待遇，在西藏是常有的事儿，赶上什么就是什么，一点没商量。随着车子一路往上爬，天气也越来越糟糕，乌云沉沉，时不时还飘点小雪花。更不幸的是，车子开上海拔4000多米的亚堆山山顶，竟然熄火了。司机忙下来修车，这一修就是几个小时。天阴沉沉的下着冰碴儿，开始我们蜷缩在大衣里，但是越来越冷，尤其是脚冷，腿冷。没办法，大家纷纷下车，在周围溜达，当时我就感到憋气，这是我在西藏这么久很少有的感觉。我悄悄告诉老胡，他和我一样担心，真怕这种恶劣的环境，会对腹中胎儿不利。果然不错，我们半夜赶到专区医院后，我就发起高烧。心里真懊丧极了，进藏这么久，下乡这么久，我一次也没生过病，可刚刚怀了孕，就发热，感冒，不得不输液。除了大剂量青霉素，妇产科大夫还给我用上了黄体酮安胎。因为我毕竟29岁了，怀上这个孩子挺不容易，万一有个闪失太可惜。照妇产科大夫的话，这叫“胎儿宝贵”，多加小心为妙。
我的工作照
牟大夫和几位援藏医疗队的大姐，知道我怀孕后，都劝我回内地，越早对孩子越好。但按在藏汉族干部一年半有三个月回内地休假的规定，我们的假期还不到。牟大夫劝我回北医进修，只有以进修为借口，才有机会尽早离藏，且多在北京呆一段时间，生了孩子再回来，对我和孩子都有好处。我和院领导谈了有关进修的想法，当时院里一直想成立病理科，作为一家专区综合医院，没有病理科，对临床工作的深入开展起到了制约作用，手术切下来的标本，良、恶性的诊断；西藏尸体解剖机会很多，这将对临床的诊断水平会有很大的提高；西藏是胃癌高发区，开展胃镜工作势在必行，可没有病理诊断配合，也是有欠缺的，所以胃镜工作也迟迟不能开展。为此，院领导认为，如果我回北医进修病理，并有能力回来自己创建一个病理科，开展院里的病理诊断、尸体解剖等一系列工作，那就马上批准我回内地进修。但他们对我能否“挑这个大梁”，打了大大的问号。了解我的人知道我一向做事敢作敢为，我当即跟领导们拍板，保证进修一年回来，为山南专区人民医院建立一个病理科，并努力开展工作。医院的顾虑也是可以理解的，过去曾派去内地学习进修病理的人，回来没有一个真的把这工作做起来，但这次既然由我承担下来，再难我也会完成的。回北京进修，生孩子的事就这样定下来了，接下来我着手与北医病理教研室廖松林老师联系，他是带过我的老师，比较了解我。在等他的消息期间，我去了地委组织部，部长告诉我，我的父母彻底得到平反，我档案中有关他们的一些“文革”中的垃圾，组织部全部撤出去了，组织上希望我从今以后能轻装上阵，安心工作。和我跟老胡预期的一样，党中央的拨乱反正，让一大批“文革”中蒙受不白之冤的老干部得到解放，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我和我的父母，我的全家，都沐浴到这股清新的风，对国家的未来，自己的前途都充满希望。
我的工作照
我心里愉快，而且知道自己身负重任——为专区医院建立一个病理科，为老胡生一个健康的孩子，哪件事都不能有半点马虎。开始有早孕反应了，可西藏现实条件有限，我好想吃橘子罐头，老胡骑车20里路，找牟大夫的夫人郝医生想法子，从军区医院弄到一罐军用桔子罐头，高高兴兴拿回来给我吃，可只吃了两口，就吃不下去了。记得卫生局长刚下飞机，他5岁的儿子手里拿了个“圆根”(像小白萝卜一样的蔬菜) ，孩子已经咬了一口了，老胡连哄带骗地拿了块糖给换下来了，拿来给我吃，看着我高高兴兴吃了下去，解了馋，他比我还乐呵。机场运来了内地黄瓜，再贵他也给我买了一箱，每天用黄瓜炒鸡蛋给我加强营养。专区供销社进了一批“皮蛋”，他也是一下子买一箱，记得我一下子吃了8个，用醋、酱油、香油、生姜和白糖一拌，再好吃不过了。现在想想，会不会铅中毒呀！可那会儿，什么吃的都没有，哪顾得上这些呀！真的要走时，老胡依依不舍，他不仅不能陪我回去，还必须把他的假期推后，以便能赶上我“生产”的日子，才能多一点时间照顾我和孩子。对他我也割舍不下，他生活自理能力特差，从小被他妈妈、爸爸和大哥宠惯了，我这一走就是一年，他的日子不知怎么过呢。好在有很多好同事，好同学，他嘴馋，就到别人家去“打游击”吧。大家都劝我一百个放心，老胡人缘好，亏不了他。我和老胡结婚后第一次长时间的分离，飞机带着我离开西藏，但我的心却沉甸甸的，对未来工作的责任，对未来孩子健康的责任，更有对老胡的离别之痛。
在北医进修一年后返藏，为山南专区医院成立了病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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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乡下当"赤脚医生"，
藏民馈赠猫头鹰豹子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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