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路丨林 珊：在西藏乡下当"赤脚医生"，藏民馈赠猫头鹰豹子肉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林珊，生于1948年，北京人，1968年山西运城插队。1972年入北京医学院工农兵大学生。1976年毕业去西藏山南专区人民医院外科工作，后回北医进修病理一年，返藏后为该院建病理科，1986年和爱人内调回北京，进武警总院病理科工作。1989年转业到宣武医院病理科工作。1994年下海。

原题

西藏十年行医路

 （节选四）

作者：林 珊

粉碎 “四人帮”

到（西藏山南专区隆子县）列麦公社的时间过得飞快，一晃就是一个月。10月里一声惊雷，恶贯满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倒台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远在列麦公社的我们，和全国人民一样，感到压在心里的石头被搬走了，压在头顶的乌云被吹散了。随着中央的几次会议，拨乱反正，开展了对“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历史问题的纠正工作。工作组老于告诉我们，过去对我们的一切错误攻击、调查和一些不实的言词，也随着“四人帮”的倒台烟消云散了。他鼓励我们在批判“四人帮”的活动中，走在前面，配合工作组做好宣传工作。

为了让全公社的藏族群众更清楚的了解“四人帮”的滔天罪行，老于让我们和插队的几个大学生一起配合，把批判“四人帮”的活动，轰轰烈烈地搞起来。我和小金负责青年突击队的文艺宣传，编排一些歌舞，庆祝粉碎“四人帮”的胜利。老胡和小张一起画了一组十分生动的漫画，图文并茂地把“四人帮”的滔天罪行一一展示出来。每次我们巡诊，都会带上这些图板，在田间地头，把这些宣传图板一挂，走到哪里讲到哪里，深受社员的欢迎，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有趣的是，也正是通过这次活动，我们和平时话不多的小张熟识起来。她平时是个很内向的姑娘，很爱看书，文学艺术方面的才华不比我们差。尤其“四人帮”倒台后，大家都能敞开心扉，畅所欲言，无所顾忌的什么都可以聊，所以促进了彼此相互的了解。

再有一点十分重要，她和我们都是老干部的子女，这种比血脉还近的亲情，使得我们相处感情就更近了一层。小张和老胡一起下棋、画画、作诗、写歌，他们之间非常有共同语言，为此我也打心眼儿里佩服她，喜欢她。越对她了解，越觉得这个女孩子有思想，有内涵，后来十年在西藏的工作生活中，我们都是最要好的朋友。

正因为我们喜欢她的诚恳、稳重，爱学习，爱思考，虽然她还比我小几岁，但她的优点正是我的不足，所以有事，我很愿意听听她的意见。后来我们有了女儿，我请她当我女儿的“教母”，我希望我的女儿不要像我过于简单，而要像她一样更有内涵，更成熟一些。老胡很敬重小张，要说这辈子的红颜知己，小张不能不算上一个。

1977年的新年，我们是在列麦度过的。对于新年藏族群众不是太重视，既没有什么特别的仪式，也没有太多的活动，只是青年突击队的宣传演出到各队热闹了一番。过去的1976年，中国社会的变化波澜壮阔，而我们也和全国人民一样，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工作，不论是地点的跳跃：从北京到西藏，从山南到列麦，跨度之大，变化之快是我们前所未有的。

在这一年里，我们从大学毕业生，到结婚，到成为西藏专区医院的医生，到现在的列麦公社的“赤脚医生”，这一切一切的变化，都让我们百感交集，感慨万分。人生也许就是这样，时时处处充满了“变数”，有些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对年轻人来讲，这也许正是人生奥秘之处，正是人生多彩之处。但无论怎样，对于未来，我们俩还是充满信心的，我们越来越体会到，中国的大环境在改变，再向前发展，在这个大环境中，只要我们能在一起，生活再艰苦也是幸福的；只要我们俩能在一起，工作再困难，我们也是可以战胜的。可以说这一年我们更成熟了，这一年我们更知心了，这一年作为夫妻，我们更融洽了，1976年，对于全国人民来讲是难忘的一年，对于我们来讲更是难忘的。 

为列麦公社培训赤脚医生

改善生活

新年一过，接踵而来的是春节，藏历新年。我们身在西藏，尤其是列麦公社，当然要入乡随俗了。藏历年和春节只差几天，节前，我们随青年突击队文艺队，一起编排了很多节目，和他们一起到各地演出，同时还兼顾着我们的巡诊工作。真可以说是走到哪里唱到哪里，走到哪里跳到哪里。

来列麦公社参观的人多，演出也是重要的任务，因此列麦公社演出时服装十分到位，使每场演出的质量都能得到保证。全公社都热闹起来了，家家都喜气洋洋。正是农闲之时，列麦公社也给社员放假过年。随着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演出队，我们每天也兴奋不已。

到西藏之后，虽然没有来之前想象的——骑不完的马，唱不完的歌(因为山南是农区，虽然有骑马的机会，但并没有那种在一望无际大草原上驰骋的时候) ，但歌声与舞蹈、青稞酒、酥油茶与洁白的哈达把这一切串联在一起。我们现在远离北京，远离家人，但这里有火热的激情，这里有金子般的真诚和质朴，把我们的心烘得暖暖的，和他们在一起，和他们交朋友，为他们服务，我们心里很充实。

节日里，索朗书记和公社干部来看望我们，对我们的工作给予表扬，肯定了我们这几个月的付出，为列麦公社的广大群众带来了益处。为此给我们送来了不少的酥油，茶叶，鸡蛋。藏族群众一般不爱吃鸡蛋，说有鸡屎味，但汉族人爱吃，所以成了藏族群众招待我们时最好的食品。在我们宣传带动下，身边几个孩子和次仁卓嘎也开始爱吃鸡蛋了。

次仁卓嘎的肚子也渐渐显形了，可从未见孩子的“爸爸”来看她。开始我也不太好意思多问，只是看她每天和我们一起翻山越岭，到各队巡诊、劳动，真挺心疼她的。能照顾的我们尽量照顾她，让她与我们同吃，可以增加些营养，她也特别懂事，挺着肚子还和老胡抢着挑水，和我抢着做饭、洗碗。她总说藏族人没那么娇气，所以样样走在前，做在前。而我们既是朋友，又是医生，我答应为她接生，她也特别高兴。

说起吃，西藏青菜少，冬天就更难见到点绿叶子，食品又比较单调，有时出诊回来的路上，次仁卓嘎会教我们在一些山坡地挖“小人参果”，也叫“蕨麻”，红红的一颗颗根茎植物，做粥吃有点甜丝丝的，像小红薯的味道，好吃也有营养。冬虫夏草是青藏高原的特产，遗憾的是我们从没挖到过，那要在夏季太阳出来之前去挖。为了改善伙食，解解馋，我们常利用休息时间，傍晚或大中午，由工作队老于带着我们去隆子河炸鱼。

老于是抗美援朝老兵出身，进藏二十多年，什么没见过，什么没吃过，常听他讲吃獐子肉，吃得鼻子流血；还有“贝母鸡”，是一种从小吃贝母长大的野鸡，味道极其鲜美；“雪猪”，是冬天才能抓到的，也是野味中的极品。说得人口水直流，可惜吃不上。但隆子河的“鳇鱼”有的是，就靠运气。

炸药装在我们的大药瓶里，插上雷管，接上导火索，选择一处水深的地方，点燃导火索，丢进河里。我们都躲在河滩的巨石后面，随着一声巨响，河水掀起一丈多高，河里的鱼就会被炸晕。如果赶不上这拨，有时只有几条鱼，要是赶上好的时候，一炮下去，河面上漂满了鱼。

我们的几个男学生高兴的光着屁股下河捡鱼，女孩子们把他们扔上岸的鱼装麻袋，或用大洗衣盆盛得堆尖。藏族群众不吃鱼，所以河里鱼多，这些长胡子没有鳞的鳇鱼，听说十年才长一斤肉，有时炸到五六斤一条的大鱼，真是爷爷奶奶辈的了。

每当大丰收时，工作队、我们和4个插队的大学生，由于靠得近，也常一起聚餐，或分到各家吃上一段时间。我用爸爸教我的方法，做成一块块熏鱼，保存期长，携带方便，又是我们巡诊时带在路上吃的美味，受到孩子们和次仁卓嘎的欢迎。老胡更不用说了，我做什么好吃的，都会得到他由衷的好评。

知道我们什么都敢吃，什么都会做，有时群众打到一些野物常给我们送来，换点他们喜欢的烟呀、糖呀之类。（藏族群众吸“鼻烟”，但年轻人也有学会吸香烟的，老胡吸烟，跟他要烟的人也不少）有一次居然送来一只猫头鹰，反正也死了，我们也是来者不拒，照样用高压锅给红烧了，请老于他们一起吃，谁也没猜出是什么“肉”。

最有意思的是那次：我们巡诊回来，太阳已经落山了，不开灯屋里什么也看不清。进到卫生院，不知谁发现病床上躺着一个赤裸裸的“人”，吓了一大跳，忙把灯打开一看究竟，更吓得几个孩子尖叫起来。隔壁我和老胡正在洗手洗脸，听见惊叫声，顾不得擦干，两个人一下冲出去。进了病房我们也愣住了，一只没有头，拨了皮，开了膛的动物，身子下垫着报纸，端端正正的“躺”在病床上。难怪孩子们吓得直叫，黑暗中太像是个人了，且还没有头！

我们几个围着它看，议论纷纷，有说是野羊的，有说是小牛的，大家都纳闷，不知何方神圣。公社“马季拉”(大师傅)跑来，一边跑一边还嚷: “谢给敏都！谢给敏都！” (不要怕，不要怕！) 进到屋里藏语、汉语加比划，我们才闹明白: 是4队社员打死一只伤害羊群的豹子，皮他们剥了留下，内脏喂狗了，肉送来给“阿姆吉拉”吃。

我们乐坏了，忙把工作队老于他们和几个大学生都邀请来，两个电炉、两个高压锅，满满炖了两锅豹子肉，一起来了个大会餐。大家个个吃得满嘴流油，其香无比。就这么吃也吃不完，我们把剩下的肉分给大家，大家吃得满意，拿得高兴。临走老胡发话: “请大家吃完肉把骨头送回来。” 因为豹骨与虎骨差不多，都是中药材。

确实如此，这根根骨头都是雪白的，半透明的，里面的血都能透出来。后来我们把一根根骨头洗刷干净，晾干后，我和次仁卓嘎带着孩子们步行到隆子县，交到收购站，从县医院换回不少药品、器材，使我们卫生院不仅有西药，还有了不少常见病用的中成药。 

列麦公社下乡巡诊路上

危重病人

在公社卫生院里，靠我们俩人的知识和能力，一般危重病人，均能得到及时的救治和缓解。但个别疑难病例，还真有些束手无策。记得有一位从加玉公社赶马车送来的危重病人，是四十来岁的妇女，面色特别黑，无欲状。因为腹泻几天，脱水、消瘦，病情危重。她丈夫是加玉公社的一个生产队长，听说列麦有北京来的大夫，特意赶马车，把重病的妻子送过来，希望我们有起死回生的能力。

我和老胡很快就诊断她是一个少见的爱迪生病(原发性慢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 的晚期病人。病人肾上腺皮质功能衰退，因为藏族群众中，结核病人多，这个妇女的病很可能也是由于结核引起的。牟大夫常说：西藏高原阳光充足，原本没有结核病，后来与内地人流交往，结核菌也带进了西藏，而这里不像内地普遍接种卡介苗，对结核病的早期防治也不那么重视，所以在一些体质较弱的人群中，结核病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在专区医院传染病房，住院病人主要是结核病人，很少有肝炎或其他内地常见的传染病。而这个病人消瘦的体质，以及爱迪生病特有的体征，诊断是不困难的，关键是治疗措施能否及时有效地挽救病人。

马车一路走了七八十里山路，病人来后，严重脱水，皮肤一点弹性也没有，口干唇干得张不开嘴。同时，病人衰竭很厉害，心率不到50次/分，血压很低，收缩压不到70毫米汞柱，舒张压不到40毫米汞柱，我们除了对症治疗，补液、补电解质、抗感染、抗结核外，没有太好的办法，只好求助牟大夫。往雪坡下公社给他打电话后，他骑了7个小时的马，连夜赶了过来。看了我们的救治方案，认为是正确的，并给病人加上激素。但病人病程较长，这次腹泻、呕吐7天，尽管加强补液，补电解质，但脱水及电解质仍不能很好的改善。抗生素、激素好像在她身上没有产生明显反应，血压还是上不来，最终呼吸、心跳停止。

病人家属亲眼看着我们几天来，顾不上吃饭，睡觉，一直守候在病人身旁，并特意请来了有经验的高年资主任医师，非常感动。虽然谁也没有回天之力，病人最终没能救治过来，同来的家属没有任何怨言。当病人呼吸、心跳停止后，我们沉痛的向她默哀，表示我们的悲痛之情。

令人不解的是，这位队长丈夫，当爱妻的手松开时，他并没有嚎啕大哭，只是默默地流着眼泪，把妻子抱起来，弯曲双腿，让上身和腿紧紧抱在一起，并用妻子的腰带捆紧尸体，用一张毛毯把她包严，趁天没亮，背着妻子的尸体向隆子河走去。这时次仁卓嘎用眼神止住我们的阻拦，我们看着他一步一步走远。次仁卓嘎告诉我们，这个丈夫要亲自给“爱妻”做水葬。我们很想去看看，她止住了我们说，还是让两个“布”(小男孩)去吧，可能他不会反对。

后来听两个孩子说，队长可伤心了，他用随身带的藏刀，把妻子沿着一个关节一个关节的切了，连手指头都是一节节切开，除了头发烧掉，全部丢进隆子河，这就是藏族传统的水葬。鱼在这里被视为“神”，是因为它们可以把人的肉体吃得干干净净，而灵魂早已出“窍”，脱离肉体升入天堂。

西藏民族对死者有天葬、水葬、火葬、土葬等仪式，而天葬为第一位，死者送到天葬台，一般是由喇嘛选好的风水宝地，将死者切割后，将肉体与糌粑混合好，一吹号，一些据说叫“丁阿”的红嘴大鸟飞来，将死者的肉体和糌粑啄实干净，而且越干净越好，同样是消灭肉体，而灵魂升天。头发是鹰不吃的，所以要烧掉。

离水较近的人死后多为水葬，一般由村里的水葬师完成。死者生前身上的穿戴，是给水葬师的回报。这位队长亲自为爱妻做水葬，说明他的感情深，我们也衷心的祝愿她早日升天堂，有个好来生。

牟大夫来了，老胡特别高兴，请他和我们一同巡诊。一些重病号请牟大夫看过，请他对治疗方案提出更好的建议，并给我们的孩子就“休克”“肾衰”“心衰”，讲了几堂课。

牟大夫临行前跟我们商量：他那有个病人，他诊断是“多发包囊虫”。因为居住在雪坡下公社最边远的牧区，前去专区医院做手术，路太远，而且病人情况也不允许，他希望我去那儿为她做手术。他知道我在外科工作的情况，认为我可以胜任。我和老胡也同意他的安排。他先回去做一些准备，然后接我和老胡一起过去。事情说定了，没有一周的时间，来接我们的拖拉机就到了。我们简单的安排了一下工作，让次仁卓嘎与索郎书记说明一下，就上了拖拉机向雪坡下公社奔去。

拖拉机开了七八个小时，一路上坡，又下着雪，天气格外寒冷。我们穿着皮大衣，坐着拖拉机拖斗中颠簸，骨头都快散架了，可谁也顾不上这些，一心想着路滑、坡陡、安全第一。西藏就是这个条件，实在太冷，我们就下车跑跑走走，当我们赶到目的地时，天已经黑了。牟大夫在公社食堂给我们打了点饭，因为学校放寒假，也就安排我俩住在教室里。用课桌搭成“双人床”，借了几床被子，凑合几天。

晚上，牟大夫又把病人的情况向我们仔细介绍了一下：雪坡下公社是个牧区，包囊虫病人很多。我们这个重病号是个30岁的妇女，因为她同时和一家兄弟三个结了婚，是这个家庭中的唯一主妇，所以地位特别高。像这种情况，在西藏是常见的，地大人少，交通不便，娶亲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曾认识一个小伙子，他说他们村十几家人，只有他一个身体头脑健全的人，从部队转业回村当了队长，全村的女孩恨不得都跟他。现实中这三兄弟娶了一个老婆，好处是兄弟三人不会分家，可婚后这个女人一直没有生育。有报道说西藏生育率低，与吃豌豆有关，不知是否属实。

这位妇女从去年初肚子开始大，但月经却一直没停，如今一年多了，肚子越来越大，足有足月孕妇那么大，但没有胎动，没有生孩子的迹象。牟大夫去后，考虑是腹腔内的“包囊虫”，建议他们送她去专区医院做手术。但这妇女离不开家，怕一去就回不来了，三个丈夫求牟大夫在当地做手术。牟大夫也认为我在专区医院常做这类手术，不是什么疑难手术，几经考虑，看到病人基本情况较好，家属也配合，在当地手术，尽管条件差一些，但还是可以达到最基本条件的。手术成功率还是比较大的，他才下了决心拍了板。他说，这也是方便群众，对林大夫也是个考验。

病人比我们先到一天，，已在隔壁教室里住下了。第二天一早，我先去检查病人。病人名叫曲珍，他的三个丈夫全来了，老大比她大两岁，老二与她同岁，老三比她小两岁，三个丈夫身体都很好，对她也是十二万分的体贴。做什么事情都轻手轻脚，小心翼翼的。我检查了病人心、肺及血压情况，正如牟大夫说的，一切都很正常。只有腹部隆起如足月大，腹壁很紧，很难摸清“包囊虫”的部位和个数，但根据病史，生活环境，都支持“包囊虫”的诊断，病人的基本情况也不支持腹部恶性肿瘤，我们决定明天为病人做“剖腹探查”手术。

今天的任务是做术前准备：禁食、补液、备皮，用石蜡油促进肠道排空。病人显得很从容，对我这个比她还小的女医生，有一种特殊的信任与亲近感。三位丈夫显得格外紧张，但事事还是非常配合的。这一切对我来讲，也是无言的支持。老胡私下问我有多大把握，他考虑问题总比我细，比我深。我还没说话，牟大夫说: “我信得过林大夫。” 他的夫人在军分区，就是有名的外科医生，他老说女人搞外科辛苦是辛苦，但手术细致轻柔，他要有什么病非做手术不可，准让他老婆做。

我们在雪坡下公社小学内，找了一间刚粉刷过的小办公室，并在公社保管员那里领了十几米白布，用两张办公桌搭了一个手术台，上面垫了一块卡片，铺上块塑料布，白布在房顶上钉一块，手术台上铺一块。雪坡下没有电，屋角生一个牛粪炉。简单的手术室就算建成了。

手术的安排是这样的：我主刀，牟大夫在我对面做助手，老胡负责麻醉、输液及观察病人的基本情况。和牟大夫一起到雪坡下下乡的扎西多杰也赶到了，他原来是外科手术室护士，他和我一起准备、消毒器械，手术中做巡回护士。

第二天上午10:00，太阳完全升起来了，手术室内，牛粪炉也烧得旺旺的，病人在三位丈夫的帮助下进了手术室。我们严阵以待，为病人进行手术。

老胡给病人输上液，加入适量镇静药：我做皮肤消毒后，敷上消毒巾，做切口的局部麻醉；牟大夫站在我对面做助手。我们都短打扮，半袖内衣外，一人一件消过毒的白围裙。尽管没有太好的“刷手”条件，但酒精泡手、消毒口罩、手套、帽子还是一丝不苟的。器械及大大小小消毒纱布、方巾放在牟大夫旁边一张小课桌上，特意从食堂库房要的白色方托盘、搪瓷缸、铁皮桶全是酒精消毒后备用。

我切开腹壁止血后，开始探查，可以说“一目了然”。“包囊虫”的诊断是肯定的，但数量却比我们原来预想的多。我初步一摸，肝上3个包囊虫并排在左右肝叶上，最大的有儿头大，最小的也比拳头大。另外网膜上，肠系膜上各有一个比儿头还大。我伸出5个手指头示意牟大夫、老胡，大家都心领神会地点点头。

首先清理肝上的包囊虫，用纱布将包囊虫周围包裹好，怕就怕没有感染过的包囊虫，一滴清亮的囊内液，就有可能造成病人重度过敏反应，这是做包囊虫手术的要点。所以一切要小心、再小心，如果出现过敏性休克，可够我们几个一呛。

好在打开第一个左肝叶上最大的囊壁，是个感染过的包囊，囊内全是些浑浊黄绿色的液体。一个个破溃的小囊壁，大大小小漂浮在腐败的液体中，数量之多，令人吃惊。仅一个囊壁内，就有半洗脸盆的坏死液及囊壁组织。我处理干净囊内容物后，扎西递过福尔马林液，我用纱布蘸着，擦洗囊内壁后，向内反折将囊壁缝死。

处理完第一个包囊虫，我已经满头大汗了。因为局麻，腹壁很紧，视野不好，且活动度有限，所以操作起来有一定难度。处理完第一个后，视野及活动度也增大了，处理第二、三个包囊虫，因为全是感染过的包囊，总共掏出一脸盆的坏死囊液和小囊皮。

接下来，做网膜上的包囊虫，打开包囊，囊内为清亮液体。大大小小兵乓球样的小包囊毫无破损，这是一个没有感染过的包囊虫、我提着夹住囊壁口的钳子，示意牟大夫把囊周围再盖上一层纱布。我小心翼翼的清除囊液及小包囊，就这一个囊内就有近一脸盆的内容物，我再次用福尔马林清洗囊内壁后，反折囊口缝死囊壁。

洗过手之后，处理肠系膜上那个儿头大的包囊虫。虽然它的位置较深，但是前几个包囊虫处理完了，腹腔空间大了，处理起来就方便多了。我很快处理完这个感染后的包囊虫，缝合完毕后，洗手在做最后的探查，让我吃了一惊，深部肠系膜上还有两个包囊虫，左右各一个，左边拳头大，右边鸡蛋蛋，尽管没有前几个大，但位置较深，必须处理掉。我示意牟大夫，让他把镇静剂稍加点量，对最后两个包囊虫做了一一处理。

这两个包囊位置极深，在骨盆底部，且又没感染过，所以需要格外小心。我在扎西背上把头上的汗擦掉，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从容地把最后的包囊虫处理完。牟大夫清点器械、纱布，我抬头看了老胡一眼，他冲我伸出大拇指，我会心地笑了。

缝合伤口后看表，手术用了两个小时多一点。比起在专区医院，手术时间长了很多，但病人配合，大家齐心，手术能顺利完成，我还是满意的，牟大夫、老胡，还有扎西，都有同感。

手术室小，保温条件好，让病人继续留在手术台上休息，三位丈夫也把他们的家当搬了过来，扎西说他们看到满满一桶包囊液和小囊皮后，真吓得不轻。扎西倒上福尔马林，找了一块林地给深埋了。

下午，由于镇静药的作用，病人一直睡着，但体温开始上升，因为抗菌素用的，我们还是比较放心。我们三个人排了班，术后第一天，牟大夫守护病人。夜里，病人体温急骤升高，达到41度，而且开始咳嗽，肺里有湿罗音，每咳一声，肚子上的伤口就疼，还出现渗血。牟大夫把我和老胡叫起来，告诉我们病人术后出现了肺炎。

我想可能是因为手术床太薄，手术时间长，那个牛粪炉子怕有灰，不敢动它，后来火几乎灭了，降低了室温，病人受凉造成的。老胡、牟大夫更倾向病人手术打击，抵抗力下降。不管什么因素，加大抗菌素的用量，对症降温、镇咳，我看了伤口加压包扎上，并嘱咐家属，多给她翻翻身拍拍背，三四个人也忙乎了一夜。

第二天，我们俩人一组，守在病床边。体温控制住了，没有再升高，很快咳也开始化痰了，伤口没有再渗血，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

第三天，病人体温下来一些，我们才稍稍松了口气。让病人进些流食，补充些营养。牛奶、蛋花汤、涂粑，吃进去后病人精神有了明显好转。三个丈夫也特别感谢我们，又是敬酒又是倒茶。左一个“突气拉”，右一个“突气拉”，让我们想起刚到医院时说不对“突气”，整天跟人家说“都气”，既放屁的意思，别人碍于我们刚来，谁也没有点破这点，还是水利队号称“下乡干部”的平措好心好意给我们纠正过来。

想想闹了多少笑话呀，牟大夫和扎西都笑得直不起腰了。扎西说：藏族群众挺忌讳“放屁”，有一次一个群众大会上，一个“伯姆”(姑娘)放了个屁，全场人大笑，羞得姑娘用自己的藏刀把自己扎死了。可见我们到处“都气”，“危害”有多大了。说说笑笑是看到了病人的好转，但第六天，新的问题又来了，病人出现腹胀，进食三天，有排气但没有排便。术前喝过石蜡油，肠腔基本排空了，这两天奶呀、蛋呀可能吃多了，腹胀，病人挺痛苦，可这时石蜡油所剩无几，只好因地制宜，我和牟大夫只好用10毫升注射器，接根导尿管，一管管为病人往肛门里注入肥皂水，打了150毫升，病人有了便意，当她能排出大便后，她舒服了，我们也乐了。

第七天，病人可以在丈夫们的搀扶下出来晒太阳，体温、血压、脉搏均很正常，吃东西也不错，精神状态更是极佳。看到消失的大肚皮，她觉得轻松多了，人也显得年轻漂亮了许多。他们最关心的是她是否能怀孕，据我手术探查所见，附件、子宫发育良好，也没有什么炎症及结核表现，应当是可以怀孕的。就这个问题，我还特意给三位丈夫上上课，一是“夫妻生活”不要太勤，二是注意卫生，月经期间不要在一起，怀孕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三位丈夫都听得很认真。

我们在巡诊过程中，也发现群众对妇女经期的卫生及经期避免性生活很无知。因为不穿裤子，月经经常顺腿流。刚到西藏时，门诊一个18岁的“伯姆”(姑娘)吓了我一跳，血流一地，她一边用脚擦一边笑，后来我才知道是“恰地差”(月经) 。所以巡诊时我们专为妇女讲“经期卫生”。借此机会也给他们讲了一下。尽管如此，藏族妇女的妇科病却很少见。

第八天上午，我们给病人拆线，伤口长得很好，由于西藏紫外线强，术后伤口感染极少发生，而且藏族群众机体抵抗力也强，对伤口的愈合很有帮助。下午我们告别了牟大夫，扎西及病人和她的三个丈夫，拖拉机一路下坡，五个来小时回到了列麦公社。这一次手术给我们留下了太深的感触和印象。但更多感觉是对自我能力的检验。牟大夫对我很满意，赞誉有加，但在回专区医院时，我们并没有当成一件“丰功伟绩”来汇报，我们只觉得做了我们应该做的工作。 

为列麦公社培训赤脚医生

代管试验田

从雪坡下公社回来后，我们又投入到日常平凡而忙碌的工作中。当路边的迎春花开放时，我们意识到春天已向我们走来。今年，清华大学毕业的小冯，在他们小院儿前面的河滩地，开出一块“实验田”，种上了从东北老家带来的玉米种子，希望它能在西藏高原生根结果。但西藏早晚温差大，所以晚上玉米苗要用塑料布盖起来，白天掀开让它们充分享受阳光。他在突击队难得回来，照顾这块试验田的任务就交给了我们。

从此，我们早上巡诊出发前，就把试验田的塑料布一张张打开，晚饭后再盖上。几个学生特别上心，常常不用我们催，他们早弄得好好的了。这事并不复杂，天天看着这些小苗茁壮成长，我们也感到高兴。

可天有不测风云，那天一早起来还是艳阳高照，我们按惯例把玉米苗上的塑料布掀开，看着长了有一尺多高的绿苗，大家都非常开心，次仁卓嘎还说我们晚上给它浇一茬水，过几天会长得更快。

院里没有住院病人，所以是“倾巢出动”，我们分头去四队五队巡诊。路途都比较远，下午回来时，已经四点来钟了，谁料到突然变天了，阴风四起，乌云随着阵阵狂风像千军万马一样从天边压了过来。暴风雨就要来了，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那片玉米苗，娇嫩的小苗哪能经得住这场暴风雨呀？为了抢时间，我带着几个“伯姆”(女孩)，赶快往回跑，嘱咐次仁卓嘎就留在农机站，等雨停了再回去。

几个小孩和我一起，跑一阵走一阵，我心知肚明，老胡在五队路更远，他们不可能比我们早到家。我们只有加快脚步，和老天爷抢时间。但没等我们赶到家，一场无情的冰雹打了下来。都说西藏无四季，经常一天中雪、雨、冰雹和艳阳天都轮番出现，叫“一天有四季” ，一点不假。鸽子蛋大的冰雹，打得我们没处躲也没处藏，我们只能低着头一路向前跑。

试验田也确实遭了殃，等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的赶到时，那一棵棵嫩绿的小苗被打得七零八落，东倒西歪，被一片白色冰雹所代替。几个孩子都伤心地哭起来，我本想扶起几棵小苗，但看到全被冰雹砸断了，不可能再救活了。我们正在伤心，老胡的一队人马也赶到了，我正奇怪他们回来得这样快，他解释说，看变天了，他和几个“布”(男孩)铤而走险，赶在冰雹到来之前翻山过来，路险但近了很多。下到山底下才下起了冰雹，要是在山上那麻烦就大了。

我们俩对小冯有一种歉意，但小冯赶回来后并没有怨言，他说: “这么大的冰雹，就是在塑料棚里也一样被砸坏，压倒。” 我们知道他一定比我们更难过，真希望来年他能有好运气。

雨过天晴，但道路泥泞难行，想到次仁卓嘎还挺着大肚子，就更不好走了。老胡二话没说，带上两个男孩子去接次仁卓嘎，还没走出多远，看见机修厂的小倪和小李一边一个扶着次仁卓嘎，踏着泥水往回走，这才放了心。

在列麦公社，不能不说说这两位插队落户的江苏复转军人，他们在机修厂，平时难得看病，我们常去三队巡诊时路过那里，帮他们处理一些外伤，给他们留些纱布、药棉、红汞之类。这两个小伙子，典型南方人模样，个头不高，瘦小精干，透着一股灵气，平时话不多，但实干。他们完全和藏族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因为在列麦插队的人，全都穿藏装，藏话说得呱呱叫，所以有时不知情的人很难辨认出他们是汉族，藏族群众都喜欢他们。搞机修厂，发挥他们在部队汽车连出身之所长，不仅公社支持，也得到县里的肯定，提供了一些车床等设备。因此周围公社有拖拉机、汽车、打麦机坏了，全到他们修理厂来维修。这两个人也算为列麦公社立功的人，挺让人尊敬佩服的。 

胡廷瑞在下乡途中

见识“水磨”

下乡让人长见识。过去我们都不知道糌粑是怎么磨出来的，到列麦以后，才知道青稞是怎么炒出来的。在巡诊的路上，我们常会遇到妇女、大叔炒青稞，真是“香飘万里”呀，远远就把我们吸引过来。每每走过那巨大的柴锅旁，那些“阿加拉”(妇女)们会将炒熟的青稞把我们的衣裤口袋装得满满的，让我们边走边吃。但糌粑是怎么磨出来的，对我们还真是个谜。为此，次仁卓嘎还特意带我们去二队的水磨房一看究竟。

真像“正大综艺”所言，“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这句话用在这里再贴切不过了。水磨坊的水源，是从隆子河激流滚滚的主河道引出来的一米来宽的水渠，磨坊就骑跨在这个水渠之上，河水冲向水渠，通过磨房，推动磨坊巨大的水车，带动上面的巨大石磨。而河水又拐了个弯回到隆子河。所以石磨是“永动”的，谁家磨青稞，就放在石磨上，不用看管，到时来收。如果别人家磨，就放在一边，等人家磨好了，会帮助下一家把炒好的青稞倒在石磨上，不用担心丢失或搞混。

藏族群众没有小偷小摸，他们全民信佛，相信所作所为全有佛祖看着。据说生前做好事，死时灵魂出窍，会从头顶出去，这样可以上天堂，来世能投生成人，大福大贵。而生前作孽的人，死时灵魂从肛门出去，下地狱且来世变动物，但不会变成猫。猫受到藏族群众的爱护，所以说什么“好”，藏话是“雅古喜咪喜扎都”，“喜咪”就是猫，“好的像猫尾巴一样” 。据说修行九世才能转世为“猫”。

说起无人看管的磨坊，香气扑鼻，次仁卓嘎说: “糌粑里有青稞、黄豆、豌豆，所以营养丰富，特扛时候，但不好消化。说着我们往外走，想起前段发生的一件事：有个县中学的学生，糌粑吃完了回家取糌粑，走了三十里山路赶回家，太饿了，一口气吃了满满一“唐古”(羊皮口袋)的糌粑，又喝了好多茶，一下胃扩张撑死了。后来水葬时，我们发现他的胃薄得像塑料袋，直压到盆腔，里面全是吃进去的糌粑，想来真是很可惜。 

夜救病童

一天半夜，朦胧中听到有人敲门。我们忙打开灯，披上衣服开门。夜里叫门，一定是有急诊，对我们来讲，也是常事。原来是二队一位“阿加拉”，她带着哭腔诉说：她一岁的儿子发高烧，呕吐不止。我和老胡赶到她家见孩子脸烧的通红，心率快，可能因为发烧所致，肺部检查阴性，查腹部，腹胀明显。腹股沟有鸡蛋大包块，透光试验阴性，疝气可能性比较大。

我试着往回推了几次，因环口较紧没有成功。孩子烧这么高，会不会有肠管“嵌顿”造成的坏死？如果真是如此，必须手术，有可能还要截除坏死肠管。手术条件要高一些，我们俩商量一下，为了保险，还是尽快送到县医院手术更安全。但现在是深夜两点，孩子的爸爸还在突击队，我们找车找马一时都办不到，我决定和孩子的阿妈一起背着孩子去县医院。我是外科大夫，可以和县医院的外科医生共同完成手术。老胡留下，明天他还预约了病人，次仁卓嘎也许太累了，我们忙进忙出她似乎没听到，让她好好休息一下吧。

事情一旦定了，就马上行动，我回去稍加修整，那天正赶上一个满月天，方便我们赶夜路。阿加拉把孩子平放在一个椭圆形的框中，两头用皮带拴成半圆形环，皮带顶在头上，背着孩子和我一起走出列麦，向县医院奔去。心急如火，脚步匆匆，一路上我们俩轮流背孩子，孩子在筐里睡得还安稳，但我们俩早已气喘吁吁。30多里山路，我们走了4个多小时，当我们淌着大汗赶到县医院时，天还没有亮，我敲开外科大夫强巴的房门，很快做了检查，把孩子直接送进了手术室。

手术是我和强巴医生一起做的。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手术及时，肠管没有坏死，因此肠管复位后，缝合疝口、伤口，手术成功完成时，还不到8点。强巴大夫热情地留我们在他家里吃了顿热乎乎的早餐，这时我才真觉得饿了，又为卫生院领取了一些常规药，和孩子阿妈拉一起背上孩子，返回列麦公社。回来的路上心情轻松了许多，我一路给孩子的母亲讲着注意事项，哪些药“天松接，日巴切咯切咯” 即每天三次，每次半片，“天西接，日巴尼尼” 即每天四次，每次两片。关键是注意伤口别感染，过几天我会去给他拆线。背着孩子往返六十几里山路，又做了一个手术，虽然腰酸腿软，但孩子能平安，对于一个医生来讲就是最大的欣慰。 

列麦公社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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