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周小青，1953年出生于青海省西宁市，1969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5年，1977年内蒙古大学化学系助教，1985年北京食品研究所副所长，1998年加拿大貴湖食品学院MBA，2000年加拿大农业部食品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13年北京同仁堂饮料公司总经理。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和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定性为十年内乱并作出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决策。父亲周仁山在“文革”中的一段离奇经历，记录了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无奈与期望，表现了对生命的渴望和对正义的坚守。1966年6月以后，全国各地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逐渐进入高潮，由于西藏的特殊性其进展的速度远远落后于内地。8月19日拉萨五万群众集会，西藏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正式拉开。8月24日拉萨中学、西藏师范学校等学校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拉萨各居委会要求居民对所辖区的寺院、佛殿、佛塔等宗教建筑“破四旧”，大昭寺等寺院被砸。8月27日群众沿街游斗所辖区的“牛鬼蛇神”，并在大昭寺的讲经场集中批斗。 1966年8月27日，拉萨街角群众批斗“牛鬼蛇神” 原西藏工委和自治区的主要领导很快随着运动的进展离开了其各自的领导岗位。8月下旬，红卫兵翻墙闯进十世班禅在北京的住处，用卡车把他拉到中央民族学院关押，查抄了他的寓所并召开几千人的大会对他进行了多次的批斗。由于拉萨对众多民主人士的揪斗加剧，9月27日为了阿沛·阿旺晋美夫妇的安全，中央要求西藏军区派人护送他们进京。
10月大昭寺被设为“红卫兵破四旧成果展览办公室”，全拉萨在“破四旧”时收缴的佛像等珍贵佛教用具集中于此，经版、经书、唐卡等被当成燃料使用。不到一年前的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后，原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完成使命回京，12月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67年秋被打成“贺龙二月兵变”参与者，于1971年10月27日在北京卫戍区二师医院地下室水泥地上绝食身亡。
1966年11月，原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因身体原因，调回北京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副院长，主持日常工作。这时，拉萨的社会动乱已经进入高潮，12月22日造反派“拉萨革命造反总部”上千人集会成立，张国华在区党委常务会上决定支持造反派。1967年1月11日 中共西藏自治区各部、委、厅、局相继被造反派夺权。1月15日中央同意张国华留北京治病，并任命父亲周仁山为西藏自治区党委代理第一书记。2月5日“无产阶级大联合革命总指挥部”成立，总部设在布达拉宫下的“雪”村和自治区党委院内原班禅住所。5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藏军事管制委员会，张国华为主任，任荣、陈明义为副主任, 同时张国华调四川省任党委第一书记，兼西藏军区司令员。而军管的实际负责人是军区副政委任荣，然而西藏军管后武斗越加恶化。父亲和原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军区副政委王其梅相继在拉萨多次，不间断地受到残酷批斗。王其梅在揪斗所谓“六十一”叛徒集团后，暴力批判致使身心虚弱回北京治病，1967年8月15日终因病情严重在北京含怨去世。8月23日至9月17日，拉萨的两派群众组织在拉萨街头的武斗加剧，制造了人员死伤。在西藏自治区党委机关和政府被群众组织夺权后，6月24日自治区军管会成立，父亲被军管，但仍避免不了被批斗，原来在区党委大院的家已经无法居住。据秘书陈培勤回忆，1967年夏他回到父亲的住所，看到所有的东西都被砸烂，文件笔记被拿走，唯一留下的私人用品被褥置于房间墙角，打开看时里面已满是老鼠。父亲在上百次的批斗中，有时揭发批判，交待问题，有时揪斗体罚，有几次被打得头破血流。时至1967年10月, 全国已相继有八九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委会，而西藏拉萨尚处于两大派群众组织鼎足相立，势均力敌的局面。中央领导于1967年9月18日及时接见了赴京开会的西藏党、政、军领导，发现其中一个最大的分歧点，就是对待父亲的态度截然相反，一个坚决要“打”，一个坚决要“保”，成为当时两大派激烈争辩的主要焦点。一起回到拉萨后的新华社记者描述了当时的情况，父亲在支持他的一派和打倒他的一派之间被无情的拉扯中渡日。由于一派的保护另一派的攻击很难发生效用，他们就采取断然行动武力抢夺，以致酿成武斗，危及生命。西藏由于其特殊的原因，其派性斗争有时演变成民族斗争，在内地省是不多见的。一天，一方突然间向外公开宣布，周仁山已离开总部，不知去向。支左部队也派人四处寻找，都一时未获知父亲的下落，判断可能已远离拉萨，逃躲它乡。然而，西藏拉萨的两派群众组织对父亲批斗和保护的激烈争执不停，在军管支左部队都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一派群众组织则秘密策划了一个大胆的方案，决定将父亲尽快转移至边远地区藏匿起来，躲避另一派组织的纠缠。经过几天的准备，1967年11月4日清晨五点在一位方姓医生的帮助下，父亲悄悄的离开拉萨总医院，为了躲避人们的视线，几经辗转于中午十二点来到拉萨公路管理局汽车队，司机朱师傅开了一辆解放牌卡车，一行六人日夜兼程，向格尔木方向出发。父亲挤在驾驶室里，不顾数天来的疲惫，感觉似乎可以睡一会儿。然而，长期的工作习惯以及在复杂斗争环境中的思索，他不敢睡，不知是数月以来精神和身体的不断折磨还是突然意外地逃离险境，也使父亲不能入眠。连夜赶路，随着颠簸汽车慢慢的爬坡，直到第二天清晨，即便经过几个小时的山路大家都知道可能还没有脱离危险，随时都有可能被人发现。这次历险不能声张，不能露面，不和任何人联系。汽车慢慢穿过那曲安多，艰难地翻越5231米的唐古拉山，这个天然屏障似乎成了政治疆界，翻过了这高山也许才能安全。汽车一天直行，夜闯整个唐古拉山脉，不确定的政治气息和高寒缺氧，五十五岁的父亲生命安危牵动着车上每个人的心。天亮时分，汽车一夜的奔波来到雁石坪停了下来。这里是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的交界，唐古拉山的古镇，海拔4713米。大家在雁石坪吃饭休息，这里人烟稀少，没有文革的迹像，感觉轻松了许多。下午继续西行，在温泉站加满了油，又大约行驶200公里，地势平坦了许多，经过著名的可可西里天然草场，来到昆仑山不冻泉纳赤台，藏语的意思“沼泽中的台地”。一行人在纳赤台住了下来，这也许是父亲几个月来第一次安静的入睡。纳赤台离格尔木不到100公里，由于紧张的奔波，第二天早晨大家都没有起床。父亲躺在床上一下子回想起30年前在内蒙古额济纳旗从事地下工作的经历。那时他两次由我党派往该旗从事团结上层，宣传抗日，组织革命队伍的工作。由于国民党专员和特务机关的监视和追杀，在额旗塔王塔旺扎布的帮助下，两次化妆，骑马夜奔数日才逃离险境。往事的回忆和这几天的躲避逃离险境，父亲再一次感到生命的可贵，以及这次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的种种无奈。11月6日上午，终于到达格尔木。大家非常高兴，下午司机朱师傅带大家到他的朋友蔡仪家休息。晚上找到一个小旅社，在一楼六号一个套间住下。这时方医生和其他两位同志顺利完成了护送任务又要连夜返回拉萨，父亲和他们告别，感激之情难以言表。马上要到西宁，是不是应和上级联系，决定下一步去向？商量的结果决定还是了解一下西宁方面的动向再行动。这样司机朱师傅、医生杨桂琴和父亲在小旅馆住了差不多十天，为了不让人注意，杨医生又联系了一个河东旅社。父亲和朱师傅在那里住了三天，等待下步计划。20日晚，在一个叫邵纪法的家里凑合了一晚，第二天傍晚从邵家出发，三人连夜赶往诺木洪一个铁路道班住下。次日清晨沿着六号公路行程340多公里，来到海西都兰县。23日这一天继续赶路，晚上到达省会西宁市区。当晚父亲他们住在西宁大厦四层，第二天，了解到的情况是，早在5月25日经中央同意原甘肃省委、兰州市委的正副领导，统一由兰州军区管理，各"群众组织"若要批斗时，同支左办公室联系协商安排，并通告要求各群众组织立即停止武斗。11月5日中央正式批准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冼恒汉任主任，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同时主持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四省的支左工作。根据这一情况父亲决定还是前往兰州。25日一早他们驱车，当晚在兰州市中山旅舍住宿，为了安全第二天再转移至事先联系好的王玉德家。自11月4日离开拉萨，二十余天的奔波，父亲一直都在想一个问题，何时向中央和领导联系？然而，兰州似乎是个和拉萨，西宁完全不同的世界，没有什么熟人，没有人追踪纠缠，满街的大字报，批斗和高音喇叭喧闹声再激烈也和周仁山没有关系。在王玉德家安定下来，父亲决定尽快给张国华发电报，汇报情况。电报发走后，父亲和朱师傅，杨医生三人的心踏实了许多，开始在兰州市内找合适的地方住下来等消息。先在平潭路7号住了几天，在下关营李德沅家和王玉清家住了半个月同时联系兰州军区领导，为了安全在工农兵饭店住了两天后又搬到程培德家住了十余日。父亲好像习惯了这种不安定中的安定，艰难而焦急的等待上面的答复。终于在12月30日得到兰州军区的答复，父亲被接到军区第二招待所。这时正是1968年的新年元旦，父亲一个人在兰州度过新年。司机朱师傅返回拉萨后再没有消息，杨医生后内调北京宽街中医研究院，继续从事她救死扶伤的工作。而在西藏拉萨，就在这四处找寻周仁山下落不明之时, 西藏军区突然接到张国华经成都军区发来的一份电报，这份电报是主发中央, 同时抄送西藏军区的。电报以简短的文字告之，成都军区接兰州军区来电，周仁山已在兰州找到，准备派人护送到成都军区。1月11日，兰州军区派出吴、蔡两名干部和两名战士，全副武装，乘火车将父亲安全护送到了成都。到达成都后，父亲急切提出希望尽快面见张国华，张没有回复。1月13日张国华指示成都军区一名干部和一名战士，乘飞机将父亲“护送”回拉萨。事后，从成都“护送”周仁山回拉萨的成都军区的干部战士谈起这次特殊的任务，这位干部说: “从兰州军区送周仁山到成都，然后由成都送至拉萨，领导上一再强调要做好保密工作，生怕在路途中发生意外。我们虽然身带有武器，但不外露，名义上还只是保护送达。对周仁山青海兰州之行，虽也认为有些不妥，但总还认为是身不由己，混乱局势生命难保，不得已而为之。1968年1月，西藏拉萨群众批斗大会，周仁山做检查
1968年2月中旬，中央决定西藏两大派组织，党政领导干部和军区派出代表赴北京学习，并趁机汇报解决西藏问题。因为连续几日，天气不佳，专机多次推迟起飞，迟至2月21日，天气稍有好转，西藏派出的赴京代表于凌晨准备登机离开拉萨。这次赴北京的代表，两大派组织和倾向于两大派观点的领导干部的人数、名单，都是经过西藏军区副政委任荣等人反复研究，并又同两大派负责人磋商之后才确定下来的，基本上处于对等状态，任荣也一同随机前往。起飞那天，天空布满了一层薄薄的白云，空旷的机场上，凉风飕飕，遮绒帽放下护耳，下端的小绳被风吹得四处乱晃，鼻子尖直冻得发麻。临上飞机时，任荣的秘书程某奉命站在弦梯的右边，手拿着花名册，逐一清点、辨认登机的人员。他要求随行的记者帮忙，站在弦梯的左边，维持一下秩序，以免发生漏点、错查登上飞机的人员。程秘书办事看起来十分认真，如发现有人拥挤着上飞机，就立即把他们拉开，保持一定的距离，嘴里不停地招呼： “慢一点，不要乱！” 登机的人员一一被点名、清查之后，登上了飞机, 没有发现一个不到的和一个多余的人员，也没有发现有任何差错，都是按照事先分配的名额、应到的人员登上了飞机。随行的记者们登上飞机之后，与任荣副政委、程秘书等同坐在飞机前部的头等船里。飞机升空, 穿行在弥漫的白云之中，由于强大气流的冲击，一会儿向上抛,一会儿又向下落。任荣谈起这次北京之行, 语气平和地对记者说: “这次派代表去北京，一派组织坚持提出非要周仁山去不可，周仁山本人也有这个要求。但我们考虑他如去了北京, 两派代表又怎能坐在一起学习, 肯定会引出不少麻烦来！所以, 我们认为，他还是不去为好！” 由于周仁山一直处于两派群众组织激烈争夺的关键，一打一保，矛盾异常尖锐，目前不去北京参加学习、汇报，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对此有的记者表示同意，一些记者没有说话，私下认为夺权不是撤职，矛盾的关键不在场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谁料就在交谈这件事不到十分钟, 程秘书突然神情紧张地从后舱走过来，向任荣报告：“政委，真没有想到，周仁山冒名顶替某某，蒙混过关登上了飞机！”任荣一听到这一消息，啊的一声半天合不拢嘴。记者也很诧异：“上飞机时，不是一个一个点名、清查了，这怎么可能呢?”“这是真的，我刚听说也不相信，特地到后舱，见到了周仁山才来报告的！”“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记者仍不大相信这一情况会发生，便立即起身，前往代表们乘坐的后舱查看，果真是如此！这时的父亲，已脱下皮大衣，摘下遮绒帽和大口罩, 由于一年多以来的多次大小批斗会，远远地一眼便能认出。他正笑容满面地与邻座四周群众代表交谈。他见记者到来，连忙欠起身子握手, 从容地微笑点头。记者返回前舱，告之任荣：“周仁山真的上了飞机，是冒名顶替另一个干部的名额。”任气愤地说道：“这个周仁山前次潜逃到青海, 这次又化妆冒名顶替去北京, 真是太不遵守纪律了！飞机临空飞翔，又不能像坐汽车一般，随时可以停车下人，只好无可奈何地说：“现在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只有到达成都以后再说”。飞机降落成都机场之后, 在候机室里，任荣让秘书将父亲请来，当面说道：“周仁山，你这次冒名顶替，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怎么能再一再二地这么做，把自己紧紧地与一派夥在一起……”父亲不等任荣说完，抢先争辩：“这有多大的错误，到北京去学习、汇报情况，我应该有这个权利。我担心是有人从中作梗，歪曲汇报我的情况，所以想能有机会直接向中央陈述。”“你的要求，我们可以向中央反映，由中央作出决定，在未经请示中央同意之前，你怎么能采取这种做法。你好好想一想，是不是太出格了。你现在正在接受组织的审查，群众的揭发，批判, 怎么能妄自行动,乔装打扮去北京呢? ” “我觉得对我的揭发批判, 有许多是不实之词”，父亲严厉争辩到：“你们对待我的态度也很不公平, 提出的我的历史问题都是没有根据的！我有许多意见，在拉萨无处诉说，正想能有机会到北京去申诉……”任荣打断他的话说：“不要再说了，我就在机场向北京请示，如果中央不同意你去北京，你就留下，改乘飞机回拉萨！”在机场，任经军用电话线路要通了中央办公厅，对方经请示周总理回答:“既然事已如此，就让周仁山随机到北京来参加学习。"听到如此决定，任荣挥挥手，对秘书说：“你去告诉周仁山，中央已同意他去北京！”父亲十分高兴，支持他的一派群众代表在候机室欣然相对任荣。而另一派的代表听到这个决定后，提出了强烈抗议，对周仁山去北京参加学习的行动“保留不同的看法”，认为这是“周仁山犯下的新罪行”, 今后要联系他所有的“三反”言行，一起彻底清算。确实，这次化妆登机是事先周密策划安排的。支持周的群众组织分析了参加学习班的名单后，特意安排了一个在身材容貌和周仁山相似的同志，以他的名字登机。周穿了一件皮大衣，放下遮绒帽的护耳，戴一个大口罩排队等候。由于名单顺序是固定的，而人员排队是随意的，在接近程秘书点名的时候，趁混乱的局面就匆匆登上了飞机。当然，除了群众组织的精心计划和父亲具有的丰富地下斗争经验和机智，还有同情的人员或是记者在暗处相助，这也许永远都是个秘密了。其实，父亲能否去北京参加学习汇报，他自己早有思想准备。首先，去年9月第一次在北京学习汇报，周仁山是以自治区党政主要领导的身份参加的，解决两派的矛盾，周是重点。其次，周不能去，中央没有明确，而只是个别领导自己的想法。事情果不出所料，父亲到达北京西藏学习班后，仍然是两大派争辩的焦点。这一派要召开大会揭发、批判他，而另一派又提出抗议，要求予以保护，乱得学习班的领导无法驾驭，只好向中央请示。中央指示，暂时将周仁山隔离审查，接受群众背靠背的揭发、批判。两派白热化相争的局面暂时平息下来, 但分歧的意见仍然存在，继续在大字报上展开激烈的“派战”。事情发展到1968年9月5日，西藏与新疆自治区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委会的最后同时成立革委会，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中，将周仁山，王其梅点名为“中国赫鲁晓夫”在“西藏的代理人”而被打倒。1975年7月，父亲被北京卫戍区解除监护，再经过长达三年的申辩和抗争，于1978年5月24日，中央正式任命周仁山为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很快走马上任，后来没有恢复党籍的父亲被中央进一步任命为自治区党委常务书记和第二书记。直到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979年1月17日，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任荣终于同意恢复父亲的中共党籍，区党委对在文革中对父亲的一切不实之词全部予以推翻。
1980年5月，胡耀邦在西藏考察途中，洛桑慈诚，帕巴拉.格列朗杰,阿沛.阿旺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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