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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 陈敏：那十年，我被"下放"了两次

Original 陈敏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档案

陈敏，1954年生，江西南昌人，1968年10月随父母下放农村，1972年2月高中毕业再次下放，1978年10月考入浙江大学光仪系，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技术工作，现已退休，退休前为江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所属技术机构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原题

农村十年

作者：陈敏

引言

上世纪60/70年代，我们国家处于文革动乱时期，又正值本人从少年到青年的生长期，少年人的每一天总是特别漫长，好像每时每刻都在经历很多的事情，并且记忆深刻。 50年后的今天，现在的我已经过上了平静、安逸的退休生活，回头看去，往事历历在目。闲来无事，把当年在农村的一段生活经历写下来，也是一个趣事。本文所叙述的农村往事，完全是当年的亲身经历和真实感受。

我的“农村十年”，与文革10年有很大的交集，又不完全重叠。“农村十年”从1968年10月随家庭下放到农村，开始了乡村生活，那时的我14周岁。到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成为有深深历史印记的新三届大学生，1978年10月入大学学习，在农村整整十年，24岁上大学，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殊经历。

一、拔营起寨

随着一阵汽车的轰鸣声，又一支由军用卡车组成的车队准备出发了，位于莲塘伍农岗的江西农学院，最近天天在上演这一幕。没有欢送的人群和仪式，车上的人丝毫没有旅行出发时的兴奋，只是沉默着看护好自己的随身行李跟随着队伍出发。

这一天是1968年10月27日，我们全家随着这支车队，离开了莲塘伍农岗，离开了江西农学院。从幼儿开始，我就在这里生活和学习，这里留下我童年的回忆和少年的生活。现在也想不清当时的心情，不舍？迷茫？失落？兴奋？还是解脱？也许什么也没有，只是一种忙乱，一种被裹挟的忙乱。

1968年10月初，《人民日报》发表了伟大领袖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最新最高指示。各地普遍开办“五七干校”，把原党政机关、高等学校的绝大部分干部和教师，送到干校劳动。

在我们江西，由于省革委会当权者的思想比伟大领袖还要激进，“五七干校” 索性也不要办了，把高等学校的绝大部分干部和教师下放农村，再有伟大领袖一句调侃似的名言：“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位于南昌市城郊的江西农学院就首当其冲了。

在那个年代，执行最高指示都是不过夜的，从10月初最高指示发表，到10月27日我们离开莲塘伍农岗，只有20来天。这其中有多少事情要办，真是难以想象，也就是这20多天，我的父母完成了由“牛鬼蛇神”向“五七大军”的身份转变，整所大学就这样拔营起寨，江西农学院，一个完整的现代大学，就这样在历史上消失了，从1968年10月开始，等下放干部全部离开，就再也没有江西农学院了，以后父母亲重新获得教书资格的学校叫做“江西省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现在称为“江西农业大学”。若干年后，到故地怀旧，所看到的只是被几个单位分割后的农学院遗址。

那天清晨，天蒙蒙亮，我到食堂领了作为当天早饭和中餐的馒头，这是在农学院食堂最后的用餐。开拔的头一天，家里的行李和锅碗瓢盆装了车。其实那个年代，一个家庭是没有多少家具的，跟随我们出发的行李也就少的可怜：木制家具就是几张可以供我们睡觉的架子床，是原来单位上租借给我们用，临下放时，以很便宜的价格卖给我们，被子用绳子捆一下，再就是一点锅碗瓢盆，衣服和书本等杂碎就放在纸壳箱里。两户人家共一辆卡车装行李，与我们同一辆卡车的是下放到同一个大队另外一个村庄的一家人，男的是江西工学院的老师，女的和我母亲是同事。出发当晚没有床和行李，我也记不起来了在农学院住过的最后一夜是怎么度过的。

对于离开农学院，其实当时的心情还是有点小小的兴奋和解脱，因为在20多天之前，父母亲还都是“三查对象”，父亲被关在牛棚里天天劳动，晚上不得回家，母亲晚上可以回家，但也要参加牛鬼蛇神的劳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经2年多了，可能大家对于斗来斗去都感觉到了厌倦，在牛棚里，没有批斗会，也不用写交代材料，作为“牛鬼蛇神”也只是劳动，这算是一类人对于另外一类人的羞辱吧。是应该的换一种斗争的形式了，可能伟大领袖也看到了这一些，于是关于干部下放农村劳动的伟大指示发表了。霎时，牛棚统统取消，绝大部分的“牛鬼蛇神”都解放了，可以与其他教师干部一样，作为下放干部参加“五七大军”，所以原来是牛鬼蛇神子女的我们还是蛮高兴的。

一支由军用卡车组成的车队，载着我们上路。车队是按县划分的，我们是到靖安县，人员是坐的客车，家具行李是用卡车装载的，两个家庭的行李合用一个卡车，与客车同行。

大约在中午时分，车队到达靖安县城，靖安县是江西省中部偏西北的一个山区小县，当时人口约7万，县城很小，据说有一万人口。县城只有一条“L”形的街道，从南至北大约有200~300米，再拐一个小弯。县城全部逛一逛大概半个小时。走在县城的街道上，顺着街道的方向向北看去，可以看到高山，我当时心里想：这就是山区了，因为在出发前，我们被告知将要去的靖安县是一个山区的县份。

吃过中饭，车队继续出发，下一个目的地是我们下放的公社——仁首公社。父亲告诉我，由于靖安县大部分的公社都是山区，不适合搞农业，只有仁首公社山地较少，那里基本上都是平地和农田，适合农业生产，考虑到我们这些下放干部都是农学院的老师，还是要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所以农学院下放来的教师干部全部到仁首公社。县城到仁首大约有40里路，当时已经有乡间的砂石公路可通汽车，车队还要继续前进。

仁首，在靖安县城的东面，从县城到仁首，要跨越县城旁边的一条小河，小河是北潦河的南支，没有能供汽车过河的桥梁，汽车过河是用渡船，河面上有一艘可以供汽车摆渡的渡船，渡船没有动力，一根钢丝绳拴在河的两岸，渡船上有铁环套在钢丝绳上，人拉着钢丝绳向一边用力，船就可以移动了。河面很窄，还没有等我体会到人力渡船的味道，过河就已经结束了。

下午我们到达仁首，我们家下放的村庄叫仁首公社（相当于现在的区或者镇），两利大队（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百鹭生产队（相当于现在的自然村），公社到百鹭村还有一段距离，我们还要继续行程。在公社下车后，百鹭村两个人来接我们的社员已经在等候我们，其中有一个是生产队的副队长，仁首到百鹭村有大约3里的陆路，也有河流相连接，是北潦河的另外一条支流，水路与陆路的路程差不多，村上来接我们的人是撑了一艘船来的。非常朴实的农村劳动力，没有什么多余的话，问清楚哪些东西是我们的，就埋头搬行李，我们行李中有几个纸壳箱装的是书（哎！臭知识分子），当时在南昌搬家上车时，全家使尽了力气才搬上汽车，但是在他们的手下，轻而易举地用一只手拎上船，真是感叹。

船顺流而下，行船大约1小时，沿途的风景很美，对于我来说可以称得上是新奇。河水有的地方比较深，水流较缓，被称作是“潭”。有的地方比较浅，水流较急，被称作是“滩”，在潭上航行用的是摇撸，遇到滩就比较难行了，有的地方人要下船，用人力推着船前行，幸好是顺水，如果是逆水就很困难了。

村前的小河——怀旧时的实景拍摄

可惜那个时候没有雅兴来欣赏风景。大概在下午4点钟左右，到了百鹭村。

村庄在河边，从村庄到河边很近，一条小路稍有弯曲，沿着田埂的走向到河边,，村上的人到河边洗衣、挑水都是沿这条小路。百鹭村是一个风景秀丽的村庄，我们的船靠岸的地方，有几棵柑橘树，满树金黄色的柑橘，很是漂亮，树上有人在采摘柑橘，问给我们搬行李的人，是不是下放的人来了，操当地口音，大概的意思还是能听得懂的。河岸到水面大约有2米高，河边一排柳树，夹杂着一些野草，绿油油煞是好看。河岸上就是农田，村庄前面是一片待收割的水稻，已经黄了，现在想起来真有一点田园牧歌的味道。

给我们安排的住处有两间住房，一间在一个老式天井房里边，现在想来大约有6平方米，因为安置了一张床以后。就只剩下一个过道了。另外一间是附属于厢房的附属建筑，比正房稍大，可以放下两张床，这样我们一家5口（我是老大，还有弟、妹各一个）就有可以有睡觉的地方了。

住房——怀旧时的实景拍摄

我随着第一担行李到住处，卸下行李后，接待人员又到河边挑行李去了，我负责看管行李，有一段短暂的宁静，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一个老太太边看护孙子边做针线，估摸60岁左右，有几只鸡在旁边觅食。老太太与我寒暄：“南昌来的？我年轻的时候也去过南昌的”。我胡乱回答，老太太讲话我也听不大懂，也没啥可说的，谈话也就终止了。安静下来，我陷入了沉思，我突然感觉到，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懂事了，开始在想以后的日子，是不是就要一辈子在这个村庄生活？村里的农民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因为老太太把去过南昌作为一种很值得荣耀的经历，自己以后还有没有可能去南昌？一缕西斜的阳光照了进来，射到尚未解开的行李上，心里有一种苍凉的感觉，感觉要流泪，要知道，我那时还是一个孩子，距离14岁生日还有几天。

当年的五七大军除了下放干部以外，其组成还有另外两支部队。

人数最多的是下放知青，他们是根据伟大领袖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而到农村来的。在1968年下放到靖安的知青，基本上都是南昌知青。到1970年3月，又有一大批上海知青下放到靖安，由此形成了靖安知青的两支主力部队，至于后来我在县中毕业后又重复下放当了知青的，那只能算是知青的杂牌军了。这些知青，后来绝大部分都回城了，没有回城的人是两类人，有一部分在当地已经获得了比较好的身份，比如成了国家干部。另外一部分是由于婚姻的原因没有回城。现在靖安县里还有一些上海人。

当年，下放大军还有另外一支队伍，他们连“五七大军”的身份都没有获得，被称作“下放户”，“下放户”就是城镇居民。他们没有在城市里没有“正式”的工作，只是在城里摆个小摊，搞个理发店之类的活计谋生。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创造性的发展了伟大领袖的思想，提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既然在城里是吃闲饭，那就到农村不吃闲饭吧。这部分人还真不少，光是在百鹭村就有两户“下放户”，都是拖儿带女几口人的。一户是在南昌城里拉大板车的，另外一户是剃头的。比较下放干部和下放知青，这一部分人更惨。下放干部虽然人到了农村，但是他们还是保留有工资的，而且这个工资与农村的人比较，还是相当可观的。虽然下放了，由城市到农村，落差比较大，但由于口袋并没有瘪下去，到了农村还可以种菜节省一些开支，经济上可能更宽裕。下放知青由于国家的补助政策，头一年每个月10元钱的生活补贴，后来虽然没有补贴了，但还有家庭的支持，生活不至于过分落魄。而这些“下放户”，在城市里本来就属于社会的底层，原来一点赖以谋生的手段，到了农村就完全丧失，要与农民一样做农活挣工分吃饭，他们又没有作田的本事，真的很苦。

百鹭村没有设知青点，所以没有下放知青，除了我们一家还有另外一家下放干部，原来是公社小学的女教师，丈夫（没下放）是公社银行的工作人员，带3个女儿下放在百鹭村，据说是家庭出身不好，就下放了。

二、百鹭村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家在百鹭村也慢慢安定下来，由大队安排，把邻村“漏划富农”家里一张没收的“八仙桌”卖给我家，只要8块钱，家里有了可供吃饭的饭桌。生产队帮我们把住房前面的一间破房子里稍作修理，作为我们的厨房，厨房里垒了一个灶台，是用泥巴和土坯做成，表面粉了一层纸筋石灰。一口大锅，一口小锅，分别用来烧饭和炒菜，“八仙桌”放在厨房里作为饭桌。这间厨房一直用到我们家离开百鹭村，从现在的照片可以看到其残垣断壁。要看看书，写点东西，只能坐个小凳子，把床作为桌子。

厨房遗址

下面说说百鹭村吧。

百鹭村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庄，人口大约200人，约400亩水田，水田全部种水稻。还有一些旱地，旱地基本上作为村民种菜的自留地，我家也分了一块地用于种菜。

百鹭村基本上姓余，偶有一两家其他的姓，奇怪的是一家外姓的两兄弟竟然分别担任两利大队和百鹭村生产队的书记（一把手）。

村庄根据村前河流的上下游，分为“上陛”和“下陛”，据说祖上是两兄弟。以前是两个生产队，只是在前不久，根据上级“扩社并队”的精神合并成为一个生产队，但是有很多方面还是好像分家过日子的两兄弟，基本上还是各干各的，只是分红结算在一块。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虽然是同姓、同祖、同宗，“上陛”和“下陛”的村民过小年居然不是在同一天，而是相隔一天，说是由于秦始皇修长城时，外出的人回家了，就要庆贺一下算是过小年，由于两兄弟回家的时间不同，过小年的时间就不同了。过大年也不是在大年卅过，而是过大年廿九，如果腊月只有二十九天，就过大年廿八，这倒是挺有趣的。

由于早年的兴修水利，在潦河北支的上游修筑了滚水坝和一条灌溉渠。灌溉渠从仁首开始一直通往下游的安义县，算是一条比较大的灌溉渠。由于滚水坝的分水，灌溉渠一路过来水位的落差小于河流，实际上起到了抬高水位的作用，已经和原来的河流产生了一定的高差。灌溉渠到百鹭村时已经高出农田好几米，百鹭里和附近的一大片村庄，实现了自流灌溉，水利条件非常好，我在那里的几年间，没有发生旱涝灾情。村前的小河没有堤坝，是一条不设防的河流。虽然在雨季河水会上涨，但是很少上岸，河里涨大水时会有圆木漂流下来，村民就驾着小船去打捞，谁捞到就是谁的。据村民介绍，遇到降雨特别多的年份，河水是会上岸的，但是这样的年份很少，水上岸时间也很短，最多2/3天。由于所有的河段都没有河堤，所有的农田都成了泄洪区，水就是上岸也很浅，不会形成灾害。只是水进村庄，会给村民造成不便，所以百鹭村的房子不管是砖瓦房还是土坯房，下面一截都是用青砖垒砌而成，为的是防止河水上岸水浸到墙角。

水利部门在百鹭村的地面上修建了一个小水电站，每天晚上可以供电几个小时，供村民完成睡觉前的活动。由于发电所用的水能是灌溉渠与当地河流的高差，发电时，灌溉渠的水就放到河里，灌溉渠的下游就没有水，所用水电站只能短时间发电。由于用户太多，电压不能保证，所以电灯基本上都是昏暗的，但是比煤油灯还是好一些。

由于百鹭村良好的自然条件，我感觉他们的生活还行，我们去的那年工分值有1.24元，也就是说每一位拿10个工分的壮劳动力每天可以有1.24元的收入，这在当时的农村已经相当可以了。以后几年由于割资本主义尾巴等运动频繁地折腾，在我们家离开百鹭村的时候，其工分值大约只有七八毛钱了。

村民每户每年养头两头猪，一头要求买给公社，是谓交任务。一头留作过年杀了自己吃，说是自己吃，实际上自己吃的部分还仅仅只是猪下水，猪肉还是在村上卖，卖了肉是拿不到现钱的，等到别人家杀了猪，再“买”回同样斤两的猪肉，只是作为一种交换。杀猪时，村上的人很希望我们家买肉，因为我们都是给现钱的，往往是你说买2斤，他们会给你割下3斤或者更多，价格还是国家标准价（0.7~0.8元/斤）。在那个物资十分匮乏的时代，有肉吃还是很高兴的。

初到百鹭村，我有一个非常吃惊的发现，村庄上有好多人戴了白“胸章”，后来经过观察，发现他们戴的“白胸章”上的字大部分都是“地主子女”，“漏划富农子女”，偶有“地主分子”，但那都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了。疾风暴雨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渐趋基本平静，但是在适合的气候下，人们是不会吝惜把一部分人打入另册而加以歧视的，尤其是借助革命的名义。村里有一个“地主子女”，劳动力强而且手非常巧，可以称得上是强劳力中的能手，生产队稍有一点要手艺的活都少不了他。村上的男劳动力基本上都是10分。就是由于他的出身，评工分只给他9分，这已经是非常照顾了，其他的地富子女基本上是8折给工分的。

我们家所住的房子就是一户“漏划富农子女”的房子，由于唯一的一间正房被强迫征收给我们住了，所以他们一家人只能在厢房后面厨房旁边的房子里居住，搞得我都觉得不大好。

住下来第一件事就是吃饭，一开始我们是到公社的粮管所买米吃，大概是到农村的几天后，我就担负了买米的重任，这件事给我印象深刻：与妹妹一起，挑了一担箩筐，在公社的粮管所买了40斤米挑回家。本来那一担空箩筐就觉得有点重了，再加上40斤米，简直要了老命，走几步，歇一歇，3里路的来回，整整耗费了一个下午。

除了买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燃料，为了解决燃料问题，我提出动议，我们自己到山上砍柴。第一次砍柴的经历：我们3兄妹随同村里的小伙伴到附近叫“鹅公洞”的山上去砍柴，说是附近，其实还是很远的，要经过几个村子，大约有6里平路，还要走1个小时左右的山路，才能到有柴火的地方。同来的小伙伴告诉我们，山上的松树和杉树是不能砍的，于是我们就避开松树和杉树，找了其他的树砍。为了图方便我们每人都砍了一棵枫树，后来才知道枫树也是不能砍的，当时也不知道那么多。砍一棵树还是很容易的，没费多大的力气和时间，一会儿功夫，我们3人就分别扛着一棵树下山了。开始还能扛着树走上一段路，后来就不行了，走几步歇一阵，行动如同蜗牛。同来的小伙伴不愿等都先走了，直到天黑我们还在路上。当时是又累又饿，早上出来，一点东西还都没有吃，渴了喝一点路边水沟里的冷水，也管不了那么多。在我们几乎绝望的时候，父亲和村上的人来接我们了，原来同来的小伙伴回家报了信，才有人来搭救我们。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砍柴的经历，以后多次领教，确实感到砍柴是我农村生活中最累的一项劳作，没有之一。百鹭村的村民烧饭的柴火，是在比较遥远的大山里砍伐的，他们撑着船沿着河流往上游走，河流的上游，就是人烟比较稀少的山区，象征性给当地人一些钱，就可以砍伐山上的杂木，一般有个一周时间，就能砍到够一年煮饭的柴火了，捆绑好用船运回来。到“鹅公洞”的山上砍柴，当地村民也是偶尔为之，并不作为主要的柴火来源。

后来我们家的燃料采用3种方式获得：买柴、砍柴、在村庄附近扒树叶，其实扒树叶是能比较轻松获得燃料的一种途径，只是要受季节限制，至今我还记得我和妹妹扒了满满一箩筐树叶回来时的兴奋的心情。有时偶尔出去砍柴，都带一点干粮，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家里把生产队分的荞麦粉用开水烫一下，再在锅子里弄成饼状烤熟，带在路上做干粮，生活劳动之艰辛，可能现在的人难以想象。

父母亲是“下放干部”，在下放初期，他们都是要求和所在生产队农民一起劳动的。为了显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劳动锻炼的决心，父母也要求我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我从1968年10月下放开始到1969年9月到中学住校为止，在百鹭村生活了差不多一年时间，在这段日子里，除了断断续续短暂地上学，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参加生产队的农业劳动，就是以后上学住校了，遇到农忙时节公社中学放农忙假，我还是回到生产队参加农忙劳动。一直到我去县中上学，县中不放农忙假，那时父亲已经到县农业局工作，母亲也由公社安排了工作，不在生产队了，我才没有参加生产队的农业劳动，那已经是3年以后（1971年）的事了。

我在百鹭村参加劳动的工种主要有插秧、割禾、耘禾。印象深刻的一项农活就是散牛栏粪，牛栏粪是由牛屎、牛尿和半腐烂稻草组成，当时刚到村上不久，秋收已经完成了，农田里种有肥田的红花草（紫云英），把牛栏粪挑到农田里，为了不压坏农田里的红花草，要求把牛栏粪均匀的散开，要求撒得够细够均匀，为了达到这个要求。生产队要求我们徒手干活，就是用手把掺杂着牛屎、牛尿的稻草散开。一天下来非常辛苦，用手抓牛粪的恶心感觉还是第二位的，最受不了的是半腐烂的牛栏粪在太阳照射下发出那股非常难闻的味道，真的使人作呕。

在农村，比较辛苦的时间段就是春插、双抢和秋收。劳动最辛苦就是双抢。短短的一个月，在盛夏酷暑的季节顶着炎炎烈日，把早稻收上来，把晚稻种下去，想想都很辛苦。看到现在农村不插秧用抛秧，不用人工收割用收割机收割，不用耘禾用除草剂，感觉真是换了人间，有一次国庆长假出门秋游，路过收割机收割水稻的田边，我驻足观看好久，心生好多感慨。

双抢时节天气太热，为了躲避炎热的天气，生产队采用早出工，晚收工的作息时间。早晨大约凌晨4点多钟就上工，等到了田里干了一阵活，天才蒙蒙亮，一直要干到将近8点钟（4个小时），才能回家吃早饭。吃完饭又继续上工，直到下午1点左右吃中饭（5个小时），中午有一个比较长的午休时间，下午大约4点钟开始下午的劳动，晚上到9点多钟（5个小时），这样一天大约劳动14个小时，中间会有几次短暂的休息。一天下来筋疲力尽，这种重体力劳动往往要持续20来天。

我的劳动工种基本上就是割禾和插秧，割禾是在没有水的干田里，没有泥巴，看起来不久干净，其实不然。已经成熟的水稻的叶子很容易划伤皮肤，未收割的稻田里还有很多会咬人的蚊蝇。所以我一般选择插秧，虽然插秧会受到蚂蟥的骚扰，但是皮肤所受到的损害还是较轻。其实无论是割禾还是插秧，都要弯腰工作，往往插秧到了田头，腰都直不起来，便顺势坐在田埂上稍作休息，也不管田埂上面是否有泥浆。有时拎着一把秧苗从田头走到田尾，都感觉是一件很惬意的休息。辛苦的劳动也锻炼人，3年过去，等我离开百鹭村的时候，我的劳动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割禾和插秧的水平能够与村上的劳动能手不相上下，这也为我以后的劳动能力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当我结束10年农村生活的时候，除了挑担子以外，我所有的干农活的能力基本上都能与农村的强劳力比肩。

在百鹭村，除了劳动还有更多的是与农民一起的生活。我把我能记忆起来当时观察到的村民的一些生活场景描述一下。

1968年底，我们刚到农村的时候，忠字舞、红海洋还方兴未艾，这股风潮掠过城市，刚刚吹到农村。有一天，生产队发下来很多伟大领袖的画像，纸质非常好，份量又多，要求全部上墙。我家住的厅堂由于年代太久很脏，花了很多功夫才勉强把扬尘扫去。再用面粉做成浆糊，把伟大领袖的画像请到厅堂的墙上，由于画像很多，整个墙壁都贴满了，别说还真增色不少，整个厅堂红彤彤的，完全不是原来那种烟熏火燎的颜色。完成后，我有一点担心，以后破损怎么办，因为在城里有损害领袖画像而被批斗的先例，父亲笑笑，说这个你放心，别人家的肯定比我们破得早，看看别人怎么办就是了，还真是杞人忧天。事后听父亲说，大队书记告诉他，本来这些钱是准备给大队买一部手扶拖拉机的，这样一搞，一部手扶拖拉机没有了，真的是很心疼，看来农民还是很务实的。

在那个时候，还流行吃“忆苦饭”和“斗私批修和活学活用讲用”，百鹭的村民也要进行此类活动，其中有一件事我觉得非常有趣，现在说来听听。有一次村上要吃忆苦饭，可是村上把这项活动搞成了一项白吃一顿饭的福利，吃荞麦面汤。具体做法是这样的，当年收获的荞麦磨成粉，用热水搅拌，在热锅反复中揉压，把荞麦面揉成粗粗的长条，这个时候的荞麦面已经接近煮熟了，再用菜刀将其切成小小的块状物，入水煮，再放一些青菜和调料，很好吃的一餐荞麦面汤，使得很多没有吃到的都觉得遗憾。不久在村上开展的“斗私批修和活学活用讲用”中，就有一位妇女发言了，她把吃忆苦饭当成了一次福利活动，自己没有参加这次福利活动心里面觉得是吃了亏，而说出来的话，却成了这是自己没有占公家的便宜，把没有吃忆苦饭作为先进事迹来进行自我表彰，是活学活用的优秀表现。联想到有的文章中说到农民搞忆苦思甜，结果说的是60年代吃不上饭的苦，在东家秋收有肉吃的甜。朴实的农民，还是不要搞太多的政治概念，否则大家都搞糊涂了。

百鹭村民吃饭，一般都不是在家吃的，尤其是男人，基本上都是盛好饭到大家约定集中的场地吃，村上有几个吃饭的集中场地，在我家厨房旁边就有一个。刚刚下放的时候，文革余晖还在，流行对伟大领袖“早请示、晚汇报、餐敬”，在百鹭，早请示和餐敬是一块进行的，其实也是流于形式，在吃饭开始的时候，由队长或者其他的干部带头，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敬祝副统帅“身体健康”，然后读一条最高指示，当然是最简单的了，比如：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等。不能太难太繁杂了，太难了，队长也记不得，也没有必要费那么多口舌，还是吃饭要紧。

村上的出工和收工是由吹号指挥的，一个黄铜的小号上面还系了一条红绸，我也没见过军号，是不是与军号类似？负责吹号的G，是村上一个比较有地位的人物，他的女儿在大队当妇女主任，一个儿子在村上当民兵营长。号声响起，大家就知道该出工或者收工了，G没有手表，为了掌握出工和收工的时间，他随身携带一个小闹钟。

除了几个农忙时节，平时的出工劳动还是比较轻松愉快的，比如种花生，给油菜除草，收红薯等田间劳动，男男女女站成一排，边干活边聊天。聊什么呢，农民又没有多少文化，又不像现在信息社会，什么都知道一点，所以最合适的话题就是男女之间那些事，“性”永远是聊天的中心话题，这个话题大家都懂还都感兴趣。男女之间打情骂俏、动手动脚那是常有的事。有一次，村干部S与几个中年妇女调笑，大概把她们惹毛了，一帮人冲过来直接把S的裤子脱掉丢得老远，乐得S哈哈大笑，跑到老远去捡裤头，S的老婆则在旁边骂人。

我们的房东，也就是我们住房的真正主人叫D根，也就是那个漏划富农子女，那人高高的身板，看起来是个帅哥的模样，由于被打成了漏划富农子女所以比较低调，据与我玩耍的小伙伴揭发，D根可是村子里的“枪王”，与村子上多个妇女有染，有关男女之事搞不定的，就会请他出马，比如副支书两口子老是不能怀孕，就请D根光顾几次，结果还是没有奏效，证实是女方的毛病，才作罢休。D根两口子是半路夫妻，在结婚之前单身多年，双方都有许多吃野食的经历，在他们刚刚结婚如胶似漆的时候，互相都把之前的故事说来打趣和炫耀，等夫妻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这些事情就成了攻击对方的利器，大家在一边就当听故事了。

百鹭村还有一个Y，在村子里也是颇有地位，据村上的人说，Y在村上是有两个家的。在村子的另一头，他还有一个“外家”，那一家的男人似乎有病，无法行男女之事，Y就不时要到那头去生活一下，有意思的是据说那家的男人见Y来了还要给Y递烟，似乎是那家的男人请Y过去的。那家有几个女儿，其中大女儿已经快成年了，还会给Y端茶倒水，似乎也是知道自己是谁的女儿，Y自己的妻子也是管不上的。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主要内容就是这方面的教育。

那个时候公社有中学，大队有高小（四、五年级），生产队有初小（一、二三年级），与我弟弟妹妹年龄相仿的儿童基本上在村中读书，村上的小学设在祠堂里，祠堂蛮大，可以坐下全村的适龄儿童，不过就是一大间没有隔断，学校还分年级，在一个教室里，老师分别给不同年级的学生讲课。没有正规老师，只有一个类似于乡村秀才的人教小孩读书，天知道教什么。老师的小名叫“狗仔哩”，大名记不得了。这个“狗仔里”的确没有多少文化，但却喜好在村民中表现得有文化。那个时候生产队经常开会，会前要读报，作为政治学习，读报的就是“狗仔里”的任务了。当时经常在报纸上出现的国家有巴勒斯坦和巴基斯坦，他无法区分，索性就读作巴勒基斯坦。经常出现的外国领导人有越南的领导人“黎笋、长征、范文同”，他就振振有词的向村民介绍：“这个范文同是个老革命，你们看看，是长征干部范文同”。这个还真的不是笑话，这样的人来教书，不知道小孩能学到什么。据说大队的小学老师是这样教数学的：1/2+1/2=2/4。文化大革命把文化都革掉了。

三、仁首中学

村上有几个与我年龄相仿的人都在公社中学读书，刚到百鹭村的时候是秋收农忙，全部上学的孩子都是在家里面参加秋收劳动，等秋收结束，大一点的孩子都陆续上学去了，我也觉得应该上学了。

我在下放之前虽然没有上过一天中学，但是按照年龄我应该上中学了（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刚结束小学五年级的课程，到1968年10月应该是初中了），所以农学院附中给我开了一张转学证明，我就拿着转学证明到公社中学去申请上学。哪知道就是这个上学，给我心里一个沉重的一个打击，留下很大的心灵创伤。

一个下着淅淅沥沥小雨，阴冷初冬的日子，我在同村在中学读书同学的带领下，来到了仁首中学，递上转学证明，一切看来都十分顺利，安排在初一，与村上的同学同班。

开始上学，当然要填履历表，表上的诸项内容大家都是知道的，其中有一项“家庭出身”，那个时候是必填的内容，最最可恨那一项，我是很害怕填的，因为填了这一项，我感觉足以把我打入贱民的行列。在百鹭村曾经听生产队干部说过对家庭出身的看法，听来真的叫人毛骨悚然，他们的看法是：如果你的父亲是反革命，那只是他个人的问题，你仍然可以是贫下中农，如果你的父亲是地主、富农，那就是祖祖辈辈的问题，那是永远不能改变的。真的太可怕了，想想村上那些人佩戴的“白胸章”就令人胆寒。本来我是想等回家问问父亲如何应对，再完成填表的，哪知道Z老师急吼吼的催促我交表，我只好将“家庭出身”一栏空缺的表交上去了，非常可恨的是Z拿到履历表就在班上大声的问道：为什么“家庭出身”不填。吓得我头也不敢抬，只能怯怯地说不知道，我哪里会不知道，这种大事还会不知道？是不敢填。“好吧，等你今天回家问清楚了再来告诉我”。

我很害怕，回到家里就与父亲商量怎么办，父亲说是等到上课的时候会到学校去找老师和领导，叫我先到班上去上课。我怀着非常害怕的心理进到教室，哪知道一进教室就是Z的问话：“你问清楚了你家庭出身没有？”现在想来很可能Z已经猜到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在等我入瓮。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我又一次胆怯了，我还是不敢说，我只能说我忘记问了。那一天，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度过的，等到放学，我几乎是一路哭着回家的。

回到家里，父亲已经先我回家，他告诉我，已经和学校领导谈了，学校不同意我到学校读书，说学校是为贫下中农的子女开办的，像你们这样剥削阶级家庭出生的人是不能够上学的，况且你儿子还有隐瞒地主家庭出生的举动，我们更不能容忍这种表现。考虑到你们是下放干部，你的儿子可以不作为开除而作为自动退学处理，你儿子可以上完这个学期，等放假以后就不要再来上学了。还算给了一个缓刑，没有斩立决。在凌辱中我继续上完了那个学期，一直到放寒假。

在那个时代，要与整个潮流来背离来做一些善举，可能比较难做到，但是你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寸呀。那个Z真的是个坏人，他就是把枪口对准你的心脏开枪。等寒假结束后，我就没有继续上学了，但就是这个时候，Z还要给你补上一枪，他在班上宣布：##由于出身地主家庭还隐瞒家庭出身，我们学校决定给予他“劝其自动退学”的处分，我们说是自动退学，其实就是开除。等我们村上几个上学的同学回到村里，把Z的这番话传播开来，使得我在村上觉得非常地难过。Z这种人真应该遭到天谴，他后来与我们同班的一个女学生有事，致其怀孕，被判了几年劳改，还真是苍天有眼，坏人终有受惩罚的日子。

其实在哪个乱哄哄的年代，上学又能学到什么东西？我只是希望与同龄人一样能够坐在教室里，有一个上学的感觉。我的第一次农村上学经历，就这样在屈辱中结束了，现在想来，那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日子。

乱哄哄的1968年过去了， 1969年 4月，召开了九大，说是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一个胜利的大会”，当时在我看来，整个社会在慢慢地结束前两年那种特别混乱的状态，似有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征兆。父亲在5月份的时候。到公社的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去工作，好歹算是一个公社的干部。在一次公社学习九大文件的会议上，父亲有意识的与当时掌管公社中学领导大权的学校“贫下中农代表”打招呼，由于父亲现在身份已经是公社干部了，所以都比较客气，很快达成了友好协议：你们虽然出身在剥削阶级家庭，但是你现在都是共产党员了，说明已经背叛了剥削阶级家庭，下放干部的子女与本地的地富子女是不同的，你儿子又有农学院附中的转学证明，到我们仁首中学上学没有问题。真是人嘴两层皮，怎么说怎么有理，半年前也是这个人，还在说什么学校是为贫下中农子女开门的，地富子女不能上学，现在又是这种说法了。这次谈话，结束了我的失学状态，有了领导的首肯，我很快又到仁首中学上学，那已经是6月初的时光，一个学期就要结束了。班级还是原来那个班级，老师还是那个Z老师，只不过根据学制，我们班已经从初一升到初二了。那个时候实行的是春季毕业春季招生，所以年级的递增也在春季。这种春季招生的制度一直延续到1977年，当时的77届就是1977年考试1978年3月入学的，78届就改成了秋季招生，所以77届和78届仅仅相隔半年。

能够重新入学，心情非常愉快，就好像错误地被处分，现在平反昭雪了一样。在得知我已经上学了以后，我的一个发小G也到学校来上学了。由于G的家庭背景与我相似，他比我狡猾，迟迟没有来上学，尤其是听到我上学的遭遇后更是对上学不抱希望了，一直在村上参加农业劳动，他下放的村庄与我家下放的村庄隔河相望。

由于G的到来，使得我在中学有了一个好伙伴，在仁首中学的好伙伴还有一个叫H，由于我们三个人的学习水平不相上下，有的时候会在一块做练习，聊天也很是投缘。H的父母亲是公社的高官，有时候H家里有好吃的都会招到我们去吃，到现在想起来都是很感激的。与G和H的交集不仅仅是在仁首中学，以后还有很长。

那个时候中学为四年制，初中两年，高中两年。我在仁首中学上学大约有一年半时间，1969年下半年（初中半年）和1970年全年（高一），在仁首中学读书，感觉学习异常轻松。说句老实话，以我的学习能力，与当时班上同学的水平进行比较，可以说是一骑绝尘。往往你不费吹灰之力做出来的满分，有的同学可以考2分，这可是百分制的2分。在这种氛围中，老师不可能教更多的东西。

那个时候上课，还要在课前起立的时候读一段毛主席语录，老师手拿红色的语录本，作林副主席状，把“红宝书”举到耳边，读一段比较简单的语录，作为开始上课的仪式。

老师：上课

排长：起立

老师：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人就最讲认真。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诸如此类。

当时没有物理课，相关的内容被称之为“工业基础知识”。没有化学课，相关的内容被称之为“农业基础知识”，数学课、语文课还是有的。等若干年后，我准备考大学自学中学课程时，归纳一下当时所学的内容为（包括高中二年级在县中所学）：

数学：二元一次方程，一元二次方程，全等三角形的证明，三角形和多面体的体积等内容。

物理：速度、加速度，欧姆定理等内容。

化学：碱、酸盐的定义和制作，置换反应，氧化还原反应，化学周期表。

到了升入初二年级，学校里要求学生住校，学校在公社的旁边，有一栋比较像样的教学楼，宿舍和教室在一个大院子里，宿舍是一栋旧房子，现在想来可能是一个祠堂，把祠堂隔成一间间比较大的房间，房间打了两层通铺。自己家带被子来，每个人头朝外，并排睡下，好像电影里北方的炕，总共可以睡下20多个人，这就是我们的宿舍了。

我当时是很乐意住校的，因为住校可以免去每天从家里到学校来回的路程，那个路程有不短的距离，当地人说是2里路，我看不止，起码有3里路，要走半个多小时。再就是可以减少与同村的几个同学的来往，他们几个人在我退学事件中的表现深深地伤到了我。住校还有一个好处，可以摆脱父母亲的管辖，当时我已经15岁，正是希望摆脱父母亲管辖的年龄。

住校吃饭是每个人从自己家带米，由自己保管，每餐吃完饭后，用自己的碗把下一餐的米淘好，放在食堂的大蒸笼里，由食堂蒸饭，开饭的时候认得自己的碗，取自己的饭。菜呢，就是每周回家带来的菜，为了便于保存，一般都是辣椒炒盐菜，拿一个竹筒做的容器带到学校来，保证一个星期的食用。如果计划不周，到了最后的日子就会没有菜吃，只能吃白饭了。有一次我自作聪明，从家里带了一点点盐和味精，希望解决最后弹药不够的窘境，结果把盐和味精的混合物拌入饭中，吃后就呕吐不止，结果又是长知识了，别人告诉我，不能这样干的，这样吃必吐无疑。

说了在仁首中学的学习和生活，就要说说重头戏劳动了。

到了高中以后，石下中学有一大批同学与我们一块升入仁首中学的高中部。石下与仁首原来是两个公社，这个时候刚刚合并，所以初中是两个中学。队伍翻倍地扩大了，一个班变成了两个班，还来了很多漂亮的女同学，大家都很高兴。但这也刺激了校方的扩张欲望，学校提出要把我们中学搬到九里岗（注：学校后面有一大片山都叫九里岗，其中有学校用于新建校舍的九里岗，还包括我们日后下放的九里岗林场，为了区分，本文中把新建校舍的九里岗称为九里岗校区，把下放的九里岗称为九里岗林场）。

九里岗校区原来是学校的农场，有一幢干打垒的土房，一个农工驻守，负责农田的管理。九里岗校区离开老校区有半个小时的路程，学校就是希望在农场的后山上建起几幢房子，用作学生的宿舍和教室。第一幢房子是学校请人盖的，学着山里人盖房的方式，在房子的墙脚上放置了一点砖头，作为地基，然后用干打垒的方式往上修墙，房子分作3间，中间一间是教室，两边各一间作为男女宿舍，大通铺，与在老校区一样。后面山脚下的一间小房子作为食堂，还是自己淘米蒸饭，自己在家里带菜，其实食堂就是一个设了大蒸笼而已。

由于男女宿舍的内部格局一模一样，就造成了混乱，惹出了笑话。一天，我们班上一个男同学半夜出去方便，稀里糊涂回来就走错了房间而进入女生宿舍，在到自己被窝的位置就往上钻，结果惹来一片尖叫。

新校区在设计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漏洞，没有建造厕所，问题是这么大的一个漏洞竟然很长时间没有进行补救。农村学生自有办法，好像约定俗成一样，分作男左女右，内急了各奔一个山头。这下给山上的各种昆虫提供了良好的食品，几个月过去了，不见山上的大小便，只见满山的纸片乱飞。新建校区的先进事迹报到县里去了，于是县里来了领导干部参观取经，领导看了一阵，纷纷点头称是，夸奖仁首中学的艰苦奋斗精神。有位领导也许是内急了，问道：你们的厕所建在何处？校领导大窘，慌忙中还是有聪明人，急急地把领导带到农场农工储粪池的小屋里，好歹临时解决问题。厕所问题在我们入住新校区很久都没有解决，直到我转学到县中去了，还没有解决，也不知道后来怎样。

到了新校区，我们就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上午上课，下午劳动，劳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解决后续盖房子的砖头，根据新的设计，房子在一米线以下还是要用砖头的，否则下雨侵蚀墙脚，房子会有危险。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道是谁的发现，学生们把目光盯上了漫山遍野的坟头，希望靠挖坟砖获得砖头。九里岗是附近几个村子的坟地，有许多新旧坟头。开始的时候大家还有点顾忌，希望寻找到没有墓碑或者墓碑破损，年代久远的坟墓来开挖，但是后来就越来越不对了，清朝的、民国的。甚至于现代的坟墓都开挖了，最惊人的一次是当有人把坟墓挖开，发现竟然连棺材板都没有腐烂，砖头掉下去打得棺材板咚咚响，吓得这帮人魂飞魄散，赶快将其掩埋。

在这项缺德的劳动中，同学们还有一些创新的。俗话说：学好三年，学坏三天，真的有的时候做坏事是无师自通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文献纪录片中有盗墓者的描述，他们有探方工具“洛阳铲”，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听说过洛阳铲，但是同学们无师自通地发明了一种探方工具，就是锄头把。为了高效快捷地探明坟墓所处位置的深浅，有人就拿锄头把直立在地面，然后用另一把锄头往下砸，当锄头把接触到坟砖时，就砸不动了，再看看入土的深度和锄头把末端是否有碰到砖头的痕迹，就可以判断出坟墓的深浅，这么干起来真是高效。

一直到附近的村民告到了公社，官方进行了强力的干涉才终止了这场缺德的工程。我们只是15/6岁的学生，真的是不懂事，但是学校的老师和校方领导干什么去了？假如真的拿这些坟砖来盖宿舍，晚上是不是有鬼魂出没呢？还敢睡觉吗？

想想挺有趣的，说起来是上学，值得回忆的事情并不是学习，而是劳动和其他。匆匆忙忙中，1970学年过去了，我到农村生活已经有2年多了，日子在慢慢地好起来，农学院附中的R老师到学校来教数学，是与父母一块下放的同事，特别感到有亲切感。由于我个人的学习很好，在同学那里也得到了一些尊重，没有了那种被欺凌的感觉，比起前两年，心情感觉愉快多了。

四、靖安县中

寒假结束，1971学年开始，年级是高二，才读了一年半的中学，就到了高二了。刚刚开学到校，就听到一个坏消息，我的两个好友G和H都转学到靖安县中去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就愣住了，因为同时转到县城里去读书的不止这两个同学，好像兴起了一个转学的热潮，稍有门路的就不愿意在公社中学上学了，转学到县中或者靖安县共大。在这个潮流下，我也没法免俗，那时父亲已经在县农业局工作，我就要求父亲想办法把我也转到县中上学。事情办得很顺利，不过一个星期，转学就办成了。真的非常高兴，想想刚到下放时，上个公社中学都难上青天，现在竟然可以到县中上学了，感觉真是好极了。

县中高二班的同学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人家里是住在县城里的，一部分是家里不在县城的，两部分人对半开。G和H已经在县中的宿舍里住下，我去了以后，他们很快就帮我找了个床位安顿下来，由于有他们的引导，很快就适应了县中的学习和生活。

那个时候学校的年级和教学班都以军事编制称呼，一个年级就是一个连，一个教学班就是一个排，班上的小组则称之为“班”。由于当时县中的高二只有我们一个班，所以称之为靖安中学高中直属排。

说是县中，是县里面最高学府了，其实还是很简陋的。除了我们班，其他年级的住校生很少，所以全部住校的男生都是住在一间大寝室里，与公社中学不同，睡觉的床是双层床，与现在较为常见上下铺的床一样，两个人一张床。也想不起一个宿舍住了多少人，估计有30多个吧，这也就是全校的住宿男生。年龄有大有小，还有初中的同学，我们算是比较大的学生。刚刚住进去的时候觉得还好，等天气渐渐暖和了，问题就出来了，在宿舍里发现大量的臭虫，宿舍内用木板钉成的板壁，双人床的床缝里，到处都隐藏了许多的臭虫。白天，这些臭虫躲在墙缝里休息，到晚上就出来咬人。臭虫与蚊虫不同，蚊虫咬人一次一个包，臭虫咬人一次一串包。就像我们用瓦片在水面上打水漂一样，第一个包最大，其次略小，再次更小，有时一串包可以有6/7个。晚上到宿舍睡觉，刚刚要睡着，臭虫就开始袭击了，有的时候1个多小时，直到臭虫吃饱了回去睡觉了，我们才可以睡觉。为了躲避臭虫的叮咬，我们想出来一个“损招”，就是晚一点上床睡觉，让我们隔壁床的邻居先睡，等他们去喂饱臭虫，试了几天没有效果。最后还是与学校后勤部门交涉，找到了一个彻底解决方法，在一个周六，大家把被褥全部拿到外面晒（其实臭虫不躲藏在被褥里的），农药敌敌畏拌煤油，用毛笔蘸了仔细涂抹床上和板壁上的每一个缝隙，这个方法很奏效，从此以后没有了臭虫骚扰，真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与在公社中学一样，学习还是很轻松，G、H和我，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学霸，与在公社中学一样，学习上还一骑绝尘，其他同学的学习成绩都根本无法与我们相比。班上的同学都惊叹，仁首来的几个人学习太好了。

我们宿舍位于走廊的末端，旁边就是青年教师的宿舍，有些青年老师就是文革时期的大学生，刚刚毕业分配到县中工作的。现在想想他们也就是大孩子，由于住在我们隔壁，又都是南昌人，很快我们就成了朋友，一块打篮球，一块游泳，至今这些记忆还都十分清晰。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靖安县中有一些非常好的教师，由于江西师院有很多人下放到靖安，县里面就把他们抽调到县中教书，日后有好几个成为江西师大附中的骨干老师。虽然由于班上整体水平较差和上课时间的匮乏，老师不可能教授更多的课程，但是由于老师的教学方法很得体，可能就是在这时，我领悟到了数理化学习的套路，为我日后的自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当时的大气候，到了县中还是半工半读，但与公社中学相比，劳动也是感觉很轻松，同学中有很多城镇居民的小孩，劳动肯定没有农村孩子吃苦，由于我在百鹭村的锻炼，劳动也可以与班上的同学较劲了。

我们的半工半读又有勤工俭学的成分在里面，班主任安排我们编制厨房里用的筲箕和农村挑土用土箕，然后他又找到县土产公司，与土产公司谈妥收购的事宜，真的很有经济头脑。首先，到山上去砍竹子，我们砍的竹子不是山上的大毛竹而是小山竹。这种小山竹在乡下山里面很多的，步行大约1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达能够砍得到小山竹的山里，我们一队人拖个大板车，一路说说笑笑到了山里，很轻松地把小山竹砍好，运回来。同学中有的是乡下的劳动能手，干这点活，简直是小菜一碟。然后，用砍好的小山竹破蔑，做成可用于编制筲箕和土箕的篾片，最后编织成筲箕和土箕，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的篾匠活也学得很好了。这些筲箕和土箕卖到县土产公司，可以卖到蛮多钱的。

在县中读书的时候，国家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9.13事件。刚刚过完国庆节不久，县里面突然通知要借用我们学校的教室开三级干部大会，我们全部要到农场劳动，开始我们还没有感觉到什么，但是后来慢慢地漏出了风声，顿时感觉气氛有点诡谲。联想到前一段时间，我们到山里砍竹子，竹林大片开花，乡下人都说，竹子开花是要改朝换代，真的有点灵验哦，险险。

在靖安县中上学的一年很快就这么过去了，当学期结束已经是隆冬季节，毕业典礼后，同学们都陆续回家了。等了好几天，天还是不能放晴，我只好独自一人挑着行李回家，漫天大雪40多将近50里路。还真是不简单。这时候才真正感觉到我的学生生活已经结束，要自己面对人生了，当时很茫然，不知道今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自己能干什么。学校已经安排了我们的下放事宜，我被安排到仁首公社九里岗林场，走一步算一步，听天由命吧。那时真的没有想到后面还有那么一段幸福、愉快的大学生活在等待着我。

五、九里岗林场

高中毕业了，在那个年代，农村青年回乡，城镇青年下放。由于当时我的户口属于非农业户口，再次下放是再正常不过了事情了，我与县城里非农业户口的同学共12人一起由县里面安排下放到仁首公社的九里岗林场。真的是宿命，还是仁首公社，还是九里岗，我想这是不是如来佛的手心，孙猴子怎么都是蹦不出去的？

九里岗林场离我家所在的百鹭村不远，从百鹭村到九里岗林场要摆渡过一道小河，再走半个多小时的路程。1972年3月25日，与县中的同学约好，他们从县里面出发，我从百鹭村的家里出发，到九里岗汇合。我还是自己挑着从学校挑回家那一担行李，独自一人去到九里岗林场，这就是我下放知青生活的开始。从这一天开始，我才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下放知青，在这之前只能算是下放干部的家属。

我们这一批同时下放到九里岗林场的同班同学，一共有12人， 6男6女，别人都笑话我们是配了对来的，说笑而已，最后一对都没成。6个女同学都是家在靖安县城的，6个男生的成分就比较复杂了，我，H，从仁首中学到靖安县中一直的好朋友，L，与我一样是南昌下放干部的家属，Sen和San，父亲是大干部，暂时蛰伏靖安县， A，靖安本地人。

九里岗林场，是仁首公社的社办林场，有林地，还有一些桃园和旱地。林地包括松树和油桐树，松树基本上已经成林，油桐树还是一人高的树苗，桃树已经可以结桃子了，我们去的那天，林场前面的桃园，桃花正盛开着，很漂亮。

林场的领导，称之为“革命生产领导小组组长”，领导小组没有组员只有组长，大家都叫他L组长，林场就是他一个领导人了，其他的都是下放知青和下放干部。下放知青中有两个上海知青，3月份都快过完了，我们到九里岗林场的时候他们还在上海过年没有回来。还有几个就算是我们的师兄和师姐了，他们也是靖安中学毕业的，年龄比我们大好几岁，还有几个下放干部，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农学院的教授，他也要与我们一起劳动，但是干多少就不会有人过问了。

有一个人，我印象挺深刻的，他是南昌某银行的下放干部，姓M我们称叫他为老M，老M成天与我们一起劳动，还与我们说笑，与我们关系很随便的。一般银行的人是不要下放的，老M主要是背了一个“历史反革命”帽子。开始我们还有点惧怕与老M打交道，后来熟悉了，我们就盘问老M，怎么当的“历史反革命”。原来老M在解放前是国民党兵，一般的士兵和底层的军官不算反革命的，偏偏老M是宪兵，根据政策凡是宪兵就够得上反革命。在1949年解放军解放江西时，老M所在的部队就往西南跑，在云南边境被解放军围住，老M的部队起义了，老M也就参加了解放军。所以老M说正负抵销，也不能算反革命，老革命也就不算了。我们听后大笑，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没有毛病还要给你找出毛病，更何况你还是有毛病的。与老M熟悉了，晚上打牌“三缺一”的时候，我们就会招他，由于都是南昌人，与他相处得挺愉快的。

林场本来有2栋干打垒的泥土房，我一下来了那么多的人，显然就住不下了，于是把两栋房子中间连起来，用于安顿我们6个男知青。修房子说起来也简单，原来两栋房子相距不远，大概有6/7米，房顶用木头搭上，上面盖瓦，房间的墙就是用木头隔成一小块，然后用竹条编上，最后抹上掺了稻草做筋和的泥巴。L组长告诉我们，住这个房子是暂时的，很快就会盖新房子的。还真是挺快的，第二年的2月份，新房子就落成了，两个人一间还是蛮好的。前不久我们去怀旧，那房子还在。

下放初期，我们知青每个月有10元钱的补助，累计补助一年。在林场每个月还有18元钱的工资，这样算算，第一年我们每人每月有28元的收入了，觉得很可以。老M负责我们林场的食堂的伙食，非常尽责，感觉伙食还不错。另外还安排了一个知青做饭，L组长给我们提要求，要我们好好经营菜地，保证到我们需要采购的只是荤菜，蔬菜要自给。现在想想，那时的知青生活还是蛮愉快的，刚刚下放，穿衣有家里负责，吃饭有食堂，我们每天只是下地劳动，年轻力壮的青年，更何况我还有在百鹭村劳动的锻炼的底子，一点点劳作真的算不了什么。现在有些文章说下放知青如何苦，据我看来，下放知青真正的苦在于：一同来的一批人，几年以后有路数的都走了，剩下2/3个人，不知道自己在农村的生活何时是个头，那才叫苦。刚开始的时候一点点劳动并不是很苦。

九里岗林场的农活有几个种类，最主要的一个活计就是“抚育”油桐树，大概是有专项经费的，我们抚育林场的油桐树，可以到林业部门领到费用，漫山遍野的油桐树，L组长带着我们去给油桐树松土，好像这是一项干不完的工作。再就是在桃树的间隙中种地，主要种有花生和红薯还有少量的西瓜和蔬菜。

说起种花生来还有一段趣事，我们到林场后很快就到播种花生时节了，利用下雨天我们剥了很多花生米用于播种，看到那些花生米，我们的眼睛都冒着绿光。L组长似乎也看穿了我们的心思，在剥花生米的时候，就要求大家都在一个房间干活，不准分散行动。等要播种的时候，L组长说是害怕 “奸雀子”偷吃种下去的花生，其实是怕我们这些“奸雀子”吃，就用了一些煤油拌花生米（真是损招！），然后就放心地任由我们拿着满是煤油味的花生米自由地出入宿舍。看着那么多的花生米，又不能吃，我们心里馋得慌。有人就出了一个主意，我们偷偷地拿了一点点花生米，过河到百鹭村我家里用小火细细地翻炒，希望用小火可以把煤油挥发掉，实验竟然成功了！经过长时间的翻炒，煤油味消失了，放一点盐巴，就是香喷喷五香花生米了！

17/8岁的我们，肚子成天都感觉到饿，在果园里劳动，就摘树上的桃子吃，也不要洗也不要削皮，摘下桃子在衣服上蹭一下，就可以吃的。有一次San很神秘地告诉我们，那个老知青he很阴险地躲着看我们吃桃子，一声不吭，他会不会到L组长那里去告发我们，以后我们吃桃子还是要避着他一点。可是过了好几天，没有看到什么动静，我们也就放松了警惕和戒备。慢慢的等我们熟悉了，问老知青he，当时我们吃桃子，你为什么那么阴险地躲着看我们，他听后笑道：你们吃的那个桃子，连桃核都没有长好，有什么可吃的？我是看了想笑，又怕你们难堪，所以我躲在边上笑。

地里种了西瓜，长出小西瓜，我们十分关照，几个人秘密商量，必须为我们自己留下几个西瓜，不能都让L组长知道了，摘了拿去卖钱。于是找一些树叶盖到西瓜上，哪知道过了几天再去看时，树叶枯萎，西瓜全部暴露在外，L组长很高兴地告诉我们，西瓜地里长出了好多个西瓜，到时候熟了，可以给大家品尝一下的，原来L组长安排我们种西瓜，也是为了自己吃，想想荒山野岭的，你西瓜卖到哪里去？由于种西瓜，我们还学到一个挑选熟西瓜的秘籍：在地里摘西瓜，顺着这个西瓜的藤蔓往前数，数到4个藤须处，如果这个藤须已经干枯，说明这个西瓜已经成熟。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背着L组长摘西瓜吃，哪里等得4个藤须干枯，有时2个藤须干枯就开吃了，那西瓜瓤都是白的，我们也照吃不误，其味道与冬瓜无异。

林场人不多，就二十几个人，大家在一块还是很和谐的。每周有一天休息，与工人一样，碰到下雨天还可以不出工，日子过得蛮快乐。我们来了以后，林场还添置了两个篮球架，收工以后我们可以打打篮球，由于我们经常打篮球，感觉自己球艺很高了，就组成一支篮球队，到仁首中学和靖安县中找人比赛，到县中比赛时，称我们为校友队，那是第一次知道“校友”这个名称。为了比赛时更加威风，专门到街上买了背心印上“jiu”的LOGO作为球衣，“jiu”意为九里岗的九。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光感觉到还是蛮愉快的，充满乐趣。

由于是林场，没种水稻，所以没有双抢，比起在百鹭村的日子好过多了。盛夏季节，我们下午收了工以后通常会到旁边的小河去玩水，小河不是很远，在林场去百鹭村的路上。小河就是百鹭村前的那条小河，河水清澈，一米多深还能看到河底，在那种河里玩水很惬意的。河边的村庄叫做徐家，村旁边有一个渡口，一位老者负责摆渡，当没有过客的时候，渡船就停在河边。我们也不要征得艄公的同意，径直把渡船划到小河中间，玩起了跳水游戏：在船头由两个人平举着双手做标杆，其余的人排着队依次跃过标杆跳入水中。

有次我们在田里抓了一些青蛙，我就邀请同伴们到百鹭村我家的菜地里摘辣椒来炒青蛙，等我回家转一圈，这帮人已经摘了满满一网兜辣椒和黄瓜。我家没有种黄瓜，我问怎么回事，他们告诉我，在我家菜地旁边的地里摘的，还说是你家的辣椒长得太差了，没长几个辣椒，我们都不好意思摘，怕摘了你们家都没有辣椒吃，辣椒也是摘你邻居家的。典型的知青习气！

有一个关于方便的趣事还是值得一说的，在林场的宿舍后面有一个简易的厕所，我们二十多个人的方便就是在那里解决的，但是“方便”起来有一些不方便，就是距离太远，如果白天在地里干活，走到厕所方便一下还是蛮惬意的，因为可以一路走走看看，少干一点农活，但是晚上，尤其是刮风下雨的日子，跑那么远走一趟，就有点不乐意了。于是我们想个主意，在我们宿舍的后面避人之处的墙壁上挖开一个洞，反正墙壁是泥土用干打垒的方式筑成的，开挖一个洞还是不会影响房屋的安全的，洞的高矮正好与现在的小便器差不多，宿舍后面就是荒地，我们就在那里解决小便问题，当然大方便还是要走远路的，开始还是晚上用一用简易厕所，后来白天有时也用上了，被其他的老知青发现，好一顿嘲笑。与我们同来的女同学则更有她们的解决之道，大概她们是用废旧脸盆之类的容器来解决方便，每天早晨就倒在宿舍门口路对面的桃树底下，恰巧桃树底下种了几棵红薯，在丰腴的肥料浇灌下，那几棵红薯的藤蔓长得分外茂盛，一次L组长路过此地，别有深意地笑笑，说是这些红薯藤是长得特别好，可能不会结红薯的。

我们初到林场，房舍严重不足，可能公社准备把九里岗林场打造成一个比较像样的知青林场，修房子成了我们到林场后的一项重要工作。买砖瓦的费用估计是有来源的，所以L组长只管花钱，公社用拖拉机帮助我们运输砖瓦，但是搬运工的活还是要我们干的。九里岗是在山上，山虽然不高，但毕竟还是在山上，到九里岗林场要上一个大坡的，那个上坡的公路呈S形，有点盘山公路的味道。一天我们用拖拉机去运砖。一车砖，砖头装在拖斗上，人坐在砖头上，高高兴兴地返回林场，哪知道路上出事了，拖拉机上坡的时候，在拐过一个弯后传动装置失效，拖拉机的发动机哄哄地响着，但却无法前进。在山坡上不进则退，慢慢地拖拉机开始下滑，在我们身后有一段缓慢下坡的公路，S形公路的末端就是公路外面比较陡的坡地，如果翻车，满车的砖头将压到我们身上，那可能就是灭顶之灾。在这个危险的时候，一个年龄稍大的本地知青，我还记得他的小名叫小宝，大名不记得了，当发现拖拉机在开始后退时，他第一个跳下了拖拉机，然后大声叫我们也跳车，在小宝的言传身教下，我们车上5/6个人纷纷跳车，连平时娇滴滴的女同学也在最后的关头跳车自救。拖拉机滑下了公路，在山坡地上侧翻，拖拉机拖斗连同一车砖头扣在地上，所幸没有人员受伤，后来听拖拉机手说是拖拉机的半轴断了，导致传动失灵，真险呀。

九里岗林场的位置处于靖安/安义/奉新三县交界的位置，有一条过境的土路。初夏的一个清晨，L组长大叫大嚷把我们都惊醒了，原来土路上正在过一个大板车组成的车队，车上装载着“违禁物品”，好几车的杉树原木。那个时候，凡是木料的买卖和运输都要有林业部门的“路引”，如果没有“路引”那就是非法的。大概 L组长早起散步，发现了这个车队，这些运木头的邻县农民经过一夜的隐蔽奔袭，天亮了，在快到家的时候，停在我们的林场的篮球场稍作休息。L组长不知道是出于对靖安县林木被盗卖的义愤，还是想把这些木料以革命的名义据为己有，我们在盖宿舍，正是需要这些木料。不准车队通过，开始还是以革命的名义说理、争执，后来就动手了。L组长一声令下，我们就用锄头把捆木料的绳子砍断，木料滚了一地，于是有了一场打斗，强龙不压地头蛇，在我们的地盘上，那帮人毕竟是外乡人，是安义人还是奉新人？权且把他们当作安义人吧，因为我们事后还试图到安义街上找他们寻仇。等我们林场的知青陆续从宿舍出来的时候，安义人开始撤退了，留下满地的木料。

当天上午，公社的领导知道了事情的经过时，做出了一个要了我们老命的决策，在傍晚时分，公社开来一辆拖拉机，把战利品全部运到公社去了。

当天半夜，损失了木料的安义人来了，来了很多人，其中包括一些妇女，事后我们估计他们并不是来寻仇的，来很多人是来搬木料的，每人一根搬回家，要知道买这么些木料可是为了家里的建造房屋的百年大计，在当时那种艰苦岁月里，要攒钱买那么多木料，是非常不容易的。等他们来到林场时发现木头没有了，心头那个火是可以想象的。于是开始了砸门找人，很快L组长被抓出来了，我们看到在火把的映照下，安义人在审问L组长，一言不合就是一拳过去，只见L组长一口血水吐出，据说是打掉了2颗牙，等事后我们去慰问L组长的时候，他告诉我们那是假牙，幸亏不是真牙，否则L组长的损失就太大了。由于我们6个人的宿舍是两栋房子中间加起来的，估计安义人把这里当作储存农具的仓房了，并没有动手砸我们的宿舍，开始战火还没有烧到我们。这时有英雄出现了，我们中间有人提出，L组长被打成那样了，我们应该出手相救，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响应，于是就有人学着电影里的语言：“今天早上打架的人都在我们这里，与L组长没有关系，木头运到公社去了，你们也休想拿到。”由于我们有几个人操南昌口音，所以攻击的目标很快就到了我们宿舍，L组长得救了。我们宿舍的墙壁是编竹片上抹黄泥做成的，用棍子一捅就是一个大口子，唯一能坚守的就是门背后，我们依托门板坚守，由于我们手上有事先准备的铁制梭镖，并且放出狠话，谁第一个进来的人必死无疑，乡下人还是忌惮的。他们比较害怕知青，尤其是南昌来的知青，在他们的眼中，这些知青都是亡命之徒，所以他们只是用堆放在外面的砖头往里面砸，不敢冲进来，为此我们也付出了血的代价，我们有的人被砖头砸破了头，至今还留有伤疤。打砸了一阵，安义人可能觉得气也出了，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了，我们林场距离公社也没多远，怕援兵来，于是抓了一个俘虏就撤退了，事后那个俘虏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述如何逃脱的英雄事迹，据我分析是安义人故意放他们回来的，想想抓个俘虏有什么作用，还暴露了自己的住地。这是我当知青时的一次打架经历，还真有一点惊心动魄的。

在那个食物匮乏年代的知青，如何获得更多的食物就是最大的乐趣。获得食物的途径当然包括一些非正当途径。

有一次，其他知青点的朋友送给我们一个“地炮”，我们知道“地炮”是一件打狗的利器，高兴坏了。先说说“地炮”的构成，“地炮”就是用生猪油包裹住的炸药包，其大小与中药的蜡丸一般大小，样子也像蜡丸。“地炮”内部包有硝、杉木木炭和碎瓷片，硝是刷厕所和猪圈墙角白色的粉末获得的。把这三样东西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再用塑料布包上以防止潮湿，外面再包一层生板油，若这个物品遭到挤压，就会爆炸。一只大狗经常会窜到我们林场来觅食，我们估计这只大狗是山下湖南棚农民的。我们就把“地炮”放置在其必经之路上，等着好事到来，哪知道这狗吃到“地炮”并不马上咬，而是用嘴巴衔着“地炮”一路小跑，我们急坏了，又不敢追，怕坏了事。当我们正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一声巨响，“地炮”爆炸了，等我们寻声过去，看到那只大狗天灵盖都被炸开了，“地炮”的威力真大！赶快用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套上还没有完全断气的狗，一路血迹拖回林场，按照事先设计好的方案，把狗吊在果树林中，地上挖一个坑，剥皮、开膛破肚，狗皮、内脏全部埋入土中，反正是不义之财，没有什么可珍惜的。吃狗肉还是大家有份。我们告诉L组长，这只狗是我们10块钱买来的，L组长也有一份，他说，买来的就是可以吃的，关于狗肉的来龙去脉，其实他心里清楚得很。

在那一年的初冬时节，我们几个人吃完中午饭，在食堂旁边的山坡上闲逛，中午的太阳暖暖晒在人身上煞是舒服，突然发现有一条大蛇在我们前面滑过，我们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除掉这个害虫，纷纷拿起石头树枝击打。蛇被打死了。等我们收拾战场的时候，发现这是一条大乌梢蛇，有一米七几，比我们身高还要长，有人提议可以炖汤吃。于是我们又忙开了，剥皮、清洗，一阵忙乱之后，蛇下了锅，还在地里拔了几个萝卜，说是去腥，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怕食物太少不好分配。等要烧火的时候，又有经验丰富者告诫我们：蛇是不能在室内煮的，如果厨房房梁上的“吊挂子”掉到了蛇汤里，会有毒的，于是移灶室外，在露天用砖头搭一个灶，等一锅蛇汤煮好的时候，大家已经迫不及待了。由此我们又拓宽了一个肉食渠道，后面的一段时间，凡是出太阳的中午，我们都会拿上长长的荆条到那片山上去寻找，还颇有斩获。原来那片山头是一个年代久远的坟山，那些几乎已经成了蛇精的乌梢蛇就生活在坟洞里，初冬太阳暖和，它们就出来晒太阳，行动缓慢，正好成了我们的腹中之物，我们也去不计较蛇的出处。

日子渐渐地过去，等1973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下放到九里岗林场已经一年了，这一年我们都跨过了18岁的门槛，可以算是一个成年人了。这一年我家庭也有了可喜的变化，在下放4年后，父亲已经回到大学教书，我的户口也随父亲迁到南昌，整个家庭又重新在南昌安家了，虽然母亲还是下放干部，但肯定是暂时的事了。我是在到九里岗的第二年5月离开的，在九里岗生活了1年2个月，那个时候，我们同来的已经有多人离开。

为了纪念我们下放一周年，3月25日林场举办了一个狗肉宴，这次的狗真的是花钱买来的，吃了狗肉还喝了酒，我们就到附近的水塘里面游泳，这是我春天最早的游泳记录。当时大家都有点喝醉了的感觉，我感觉好像是一个提前召开的告别宴会。

六、青岚岁月

离开九里岗林场，希望在南昌附近找一家可以落脚的去处，那个时候想要找一个非农工作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在家里呆的时间长了，就会被动员下放。

通过家庭所在地蛟桥公社的熟人关系，暂时安插在蛟桥公社的孙家村，孙家村就在共大校园北边，作为一种临时安排，我在孙家村有过一个多月的劳动，由于孙家村并不希望我落户他们村上，我也不愿意在孙家落户，所以很快就离开了孙家村。

在孙家村一段时间的劳动，就是这一个来月的劳动，使我深深地感到了劳动的艰辛，我不能理解这些孙家村的村民那里来的那浑身的干劲，砍柴烧窑，一个妇女劳动力都能挑140斤窑柴，那时我已经是经历过多年劳动锻炼的下放知青了，但是和孙家村的村民在一起干活总是感觉到力不从心，在孙家村时间很短，但是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劳动时间很长，劳动强度很大。

在孙家村劳动期间，有一件事给我记忆非常深刻：孙家村的东面就是南昌齿轮厂，我们在田里面干活，抬头看见就可见齿轮厂的厂房和冒着黑烟的高大烟囱，我对齿轮厂的工人那是非常羡慕的，这种羡慕其实也不仅是我，孙家村的村民也是如此，有一次正好在齿轮厂附近干活，有一个村民指着齿轮厂与我说：“我们在这里作田，日头晒得会死，口干得会死，那个齿轮厂里的工人阶级，又不晒日头，冰棒水还吃都吃不完。”羡慕之情溢于言表，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直到如今，那个说话的表情，说话的腔调都记得清清楚楚。

离开孙家村以后，又开始寻找落脚之地，希望找一个劳动强度稍轻的农场，可以有一个较为安定的生活环境。经过多方考虑和斟酌，还是通过熟人关系进到了共大园林场。园林场是林学系的附属农场和教学基地，有多个生产队，其中芭茅岭队、燕子山队、青岚队都有知青，园林场把我安排在燕子山队。

我当时属于双重身份，既是下放知青又是国营农场的农业工人，就是这个国营农场的农工身份，给了我很大的好处，因为我入园林场的时间是1973年的7月，等5年以后的9月上大学，已经在国营农场工作满5年，可以带工资上大学。那个时候我已经是月薪28元的二级农工，到大三的时候涨到了33块钱/月，班上同学满额助学金只有19元，这使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算是一个“有钱人”，真的要好好感谢园林场。

燕子山队位于共大校门外的南面，是一个以经营苗圃为主的生产队，大部分的地块都是培育各个树种的苗木。由于燕子山队兼有教学示范基地的功能，经常有林学系的老师到生产队进行教学和科研性质的工作，燕子山队的X队长也是一个苗木方面的行家里手，在燕子山队的劳动，使我学到了不少有关林业和苗圃方面的知识。直到现在，与妻子在外面散步，还喜欢对道路两旁的绿化布局和苗木品种发表一些议论。

记得当时燕子山队试种了三种苗木：加拿大引进的湿地松、欧洲引进的号称“中阿（阿尔巴尼亚）友谊之果”的油橄榄树、贵州的杜仲树，现在看来试种成功的只有加拿大引进的湿地松。其他两个树种可能是试种没有成功，基本上没有看到推广。湿地松与南方广泛种植的马尾松比较有明显的优势，其树干笔直不像马尾松弯曲不直，湿地松松针粗壮且生长比较快，更具有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在江西现在山上种植的基本上都是湿地松，可能就是当时试种推广的成果。

燕子山队还经常有大学生来参加劳动，有些大学生给我一种不舒服的感觉，由于他们“工农兵学员”的特殊身份，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所以他们显得牛逼哄哄的，对我们这些农工很不尊重，来劳动还要我们准备工具，等劳动结束工具乱丢，说一些话和一些举动也表现出趾高气扬和对我们的不尊重。

由于燕子山队没有食堂和宿舍，所以都是在家里食宿，每天来回于家庭和生产队之间，会遇到熟人和过去的同学，由于自己的农工身份不愿意见人，只有把草帽的帽檐拉得低低的，心理上感觉很压抑。

到了年底，这种状况有了一些改变，园林场出于管理上的考虑，把几个生产队的知青全部集中到青岚队。我很高兴到青岚队，在青岚队，感觉是摆脱了农工的身份，又开始当知青了。青岚队吃食堂，与一帮同龄人一起生活一起劳动，心里感觉比在燕子山队愉快很多。

青岚队与燕子山队一样，都是园林场的生产队，青岚队从事的是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种植，种植的品种主要有：红薯、花生、水稻、果树，其中果树有很大的面积，所以青岚队又叫做“青岚果园”。青岚队位于园林场总部南边几公里的地方，现在已经是南昌经济开发区的核心地域，完全找不到原来的痕迹。青岚队的原址大概在青岚大道和枫林大道的交汇处。有一条南北向的公路从青岚队穿过，就是现在青岚大道的走向。青岚队位于一个小山包的顶部，有两栋老职工的住房，一栋知青的宿舍。

青岚队故地

青岚队的正副队长都是共大的老师，安排到青岚来带我们知青，我们都不称他们为队长而称L老师、Y老师，他们待我们都非常平和，生产队的管理也很人性。青岚队在队长下面还设置了几个小队，小队长由老职工担任，按习惯的叫法称“排长”，可能是文革鼎盛时期的叫法，副小队长由知青担任。老职工是原来就在农场就业的职工，他们基本上都是苏北一带的人，据说是60年代初期逃荒到江西的，共大创建初期就在共大的农场就业了。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小队的Q排长，他的来历很有意思。当他喝酒喝高了就会与我们述说他的光荣历史，Q是河南人，他在家乡是担任大队长(村长？)的，1958年办人民公社吃食堂刮浮夸风的时候，他们家乡大面积闹饥荒，都饿死人了，他老婆也是饿死的。他当时一担箩筐一头放着儿子，一头放着棉被，一路逃荒来到江西。他说如果不跑出来，不是饿死也会被乡亲们打死，肯定是当年也干了不少坑人的坏事。在江西安家后，找了一个并不般配的女人做老婆，也就不管家乡的事情了。

青岚队的知青是68年到共大的南昌市中学生，比我的年龄稍大一点，这些知青分布在共大的多个农场，园林场是其中的一个点。有一些知青原来就在青岚，另一些来自芭茅岭队，像我这样的外来户也有几个，一共约有知青30多人，算是比较大的知青队了。

青岚队的生活条件还是过得去的，劳动强度也不大，我们知青的生活和劳动，与现在电影里面看到的农村插队知青大不相同，和电影里的知青比较一下，我们算是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有电灯照明，吃饭有食堂，由于我们自己有菜地，所以食堂的伙食不算贵。有自备的深水井和水塔，所以有自来水，有自来水淋浴的澡堂，当年我们年轻也不怕冷，冷水澡可以一直洗到冬天。住房是3个人一间，房间还挺大，由于宿舍有一扇朝北的大窗户，夏天很凉快，可是到了冬天北风呼呼地往房间里面灌，于是我们就用塑料布钉在窗户外面，很有效地抵挡住了北风。

劳动时间一般不会超过8小时，周日有休息，因为距离南昌很近，休息日大家都要乘公交回家，在周六下午就有人提前收工了。在农活不是很忙的时候，如果老天爷照顾我们，下雨天是不用出工的，可以在宿舍里面尽情欢乐。

这么一说，好像在农场劳动当知青与在工厂工作当青工没有什么差别了，其实差别还是很大的，第一个差别就是收入上的区别，那个时候工厂的青工收入36元/月，农场的一级农工收入23元/月，相差56%。第二个差别就是农工的劳动条件很艰苦，夏天在田里干活，汗水湿透衣服，太阳一晒可以看到衣服上白色盐斑。早春耕田有时就是赤脚踩着冰碴下田，脚都冻得没有知觉。在冷天清理猪粪池，也是要打着赤脚去干的。粪池里是烂稻草和猪粪水的混合物，又脏又冷，老职工还给我们传授经验，要我们事先用冷水把腿部打湿，否则猪粪的臭味是很难洗干净。第三个差别就是心理上的差别，社会上一般人的理解，知青就不是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状态，总是想着逃离。

那个时候的业余生活蛮单调的，结成了对子的恋爱对象用煤油炉开小灶，自有他们的快乐。我们单身的，只能收工后打打篮球，晚上打打扑克，再没有其他的娱乐项目，不知道是由于价格因素还是政治因素，连麻将都没有。那个时候的打扑克流行一种叫“九大”的玩法，三个人玩，有彩头的，我们的彩头就是香烟，20个筹码抵3颗香烟叫一索。那个时候没有过滤嘴香烟，卷烟的制作工艺也很差，有的时候几颗香烟在赌桌上面拿来拿去，香烟里面的烟丝都掉光了，我们还是把它们作为彩头来来回回的传递。那时大家都没有钟表，有的时候玩得很晚，就听鸡叫，直到鸡叫三遍了，才上床睡觉，刚刚睡下天就亮了。

由于距离共大较近，通过熟人关系，可以到共大的图书馆借书，有的时候一去就搬回来十多本，供休息时间消遣，在青岚队看书与我后来在养蜂队的时候看书不一样，在青岚队看书主要是消遣。在养蜂队看书学习，是功利性质的，那是为了高考。现在想想那个时候还是看了蛮多书的，也增长了一些知识。1978年高考结束后，呆在养蜂队闲来无事，拿到考试的标准答案后，还试着做了一下当年高考的文科试卷，历史和地理都得到蛮好的成绩，两门学科都得到将近60分，那年文科的录取分数线也就是每门平均60分。

当年，在我们青岚队附近驻有一支解放军部队，他们是支左部队的一个炮兵营，按连队分别驻扎，营部离青岚队很近，经常会放映电影，凡是有电影我们都是要去看的，到了傍晚，我们每人披一床毯子御寒，扛一把靠背椅去看电影。扛一把靠背椅走蛮远的路，还是很累的，所以我们还琢磨出一种省力背椅子的方法：把椅子侧过来，分别用两个肩膀扛椅子的座位和靠背的边沿，头部恰好放在座位和靠背形成的90度夹角的位置，用毯子做垫肩扛起来还是挺舒服的。

因为青岚队有很多男、女知青，驻军首长就到青岚队联系，希望搞一些“军民一家亲”之类的联欢活动，为此有一段时间，我们天天下午在会议室排练节目，免去了下地劳动之苦。等节目排成了，还要到军营去演出联欢，我们非常期待联欢活动，凡有联欢活动就有一顿好吃的招待，军粮真的很好吃。直到驻军离开才结束这种友好往来。

青岚队由于什么都种，所以干的农活比较杂，什么农活都干。依我在百鹭村劳动锻炼的底子，对付青岚队的劳动，那是小菜一碟，所以感觉干农活不是很累。偶尔还有共大的老师到生产队来教我们怎样种植和管理果树，怎样给果树整枝，我当时对学习管理果树是一点兴趣也没有，只是站在边上看热闹。

为了提高劳动效率，队长还会要求我们搞点小包干，这个时候我们就与队长讨价还价，尽量把定额定得低一点，完成后就回宿舍休息，一旦商量好了定额，我们就会抓紧时间干活，有的时候在上午11点钟就把一天的定额完成了，劳动包干真是好。由于害怕队长给我们第二天增加定额，就会躲着队长悄悄地休息，一直等到下午很晚了，才抱着篮球出来玩。

青岚号称果园，种有很多果树，其中大部分是梨树。说到收梨子，还蛮有意思的。按照规矩，在采摘梨子的时候是可以放开肚子吃的。但是据说被太阳晒热了的梨子不能多吃，否则会泻肚子，但是我们知青平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在那个时候还是会不顾一切大吃一顿的。还真是那样的，多吃几个梨子马上就会来事，可是到了晚上，没有吃梨子了马上止泻，第二天还吃还泻，不吃立即就好。我当时就想，这是不是可以作为便秘者的有效偏方呢？

记得有一年在水稻的收割季节，借来一个电动的脱粒机，由于是借来的很快要还，所以连夜加班干活，干到半夜，大家筋疲力尽的时候，旁边的稻草堆着火了，等把大火熄灭后，就有人提出是不是有人破坏故意放火。这个时候L队长出来说话了，他说一定是哪个人吸烟乱丢烟头不慎引起的火灾，没有必要追查，以后大家注意就是了，真的很人性化，在哪个阶级斗争的年代，如此处理事故，我当时就感觉非常可贵。

对于我来说，在青岚队还有每年一次的希望和煎熬。那就是每年在7月份，园林场会下达1~2个上大学或中专技校的推荐指标，那个时候都是推荐上大学的，如果得到推荐，就可以改变身份和处境。希望获得推荐的知青要自愿报名，说是全体人员参与推荐，其实还是老职工说话有分量，说起来也有道理，我们知青是利益相关方，只有老职工可能持公正立场。每年在这个时候都把我搞得神魂颠倒，明明知道希望渺茫还是跃跃欲试，年年望推荐，年年落空。后来我才搞明白，哪里有什么按表现推荐，都是在幕后搞定了的，指标都是带帽子下来的，谁上都是事先说好了的，与个人表现没有一毛钱关系，说是看表现只是欺骗我等无知青年而已。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算一算日子，我在青岚已经两年了，两年来没有感觉到生活有什么变化，只是觉得年龄在一天天长大，有关个人前途的忧虑也在慢慢地加重。好在日历已经翻到了1976年，那是将是一个充满变化和给人们希望的年份。

七、养蜂生活

犹如在平静的水面中投入一块石头,刚过完1976年春节休假，接到园林场场部的通知，要我到园林场的养蜂队工作。没有一点心理准备，已经习惯了青岚队的生活，一大帮知青在一起，有食堂，有球场，有周日休息，劳动也不算辛苦，过的是一种半城市化的生活，虽然有时想起有关前途的问题会感到迷茫，但是苦中作乐，抱着一种得过且过的心态在青岚队混着，反正大家都是这样。突然要离开青岚队这个知青群体，有点说不出来的滋味。园林场领导找我谈话，诸如革命工作的需要，要服从组织安排，在养蜂队能得到更好的锻炼等等，都是屁话。其实真正的目的是掺沙子，园林场场部领导怀疑养蜂队的几个老江湖把蜂蜜私自出售，掺杂一个外来的知青管理养蜂队的账目，使他们不敢过分。经过我后来观察，蜂队的老蜂农都很规矩，是领导多疑了。

与我同时到蜂队的还有H，那个时候还很少有电话一类的通讯工具，H住在园林场的苗圃队，根据场部工作人员的指点我到H的住地，与H约好了出发的时间，就回去收拾行装准备出发了。当时蜂队在吉水县越冬，我们一同乘车前往。1976年3月2日，我们乘坐长途汽车到达目的地----吉水县醪桥，这里离吉水县城约8里地（2016年故地怀旧，那里已经纳入县城的范围了，村庄旁边已经在建高楼），因为H曾经在蜂队工作过，熟门熟路的，我与H各自挑着自己的行李，前往蜂队的住地坝溪村。当时天气已经开始暖和，太阳下棉衣已经穿不住了，田野里的油菜已经露出点点黄花，春天来了。

养蜂队隶属于共大园林场，有蜜蜂大约60余箱，蜂队员工包括我在内共有4人，管事的是请来的养蜂师傅X ，丰城人，50多岁，职业养蜂人，另外还有H和Z。

和我一起来的H是一个四十开外的憨厚汉子，广东人梅县人。按照现在人们的认知，凡广东人都是富翁。但是当时H的妻子儿子都在广东老家的农村，H单身一人在园林场，算是有一份工作，H之所以愿意到蜂队工作，就是因为蜂队每个月另有15元的出外补助，这对于月薪30多元的农工来说，是一笔不少的收入。H的老婆带着儿子与母亲在老家务农，奇怪的是他父亲却是带小儿子在南洋毛里求斯经商，，我问你为什么不去南洋与父亲一块，他说是按照家乡的规矩，老大是要守在家里的。我说，你也不是在家呀，他说是在国内就算是在家了。按现在人的思维模式，这简直不可想象。H之所以会到南昌来，是由于早年到“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读书，毕业后就留在共大的农场就业了。

在“共大”的开办初期，就类似于现在的职高，从文革期间的电影“决裂”可以看出大概。凭手上有老茧就可以入学，虽然电影的描述有些夸张，但是当时入读“共大”的主要条件就是自愿，反正是半工半读，又没有分配工作的许诺，还不是谁愿意来谁就可以来，“共大”开办初期，招了不少外省人，H还有蜂队的Z，都是这个情况，Z比H还要年轻一些，当时是30出头，上海人，非常精明的样子。想想现在上海人多么牛逼，那个时候还被骗来读“共大”，毕业后还在“共大”的农场工作，还是农工。

养蜂人就是带着蜜蜂一年四季追花，被一些小说描写为追花人，好像很浪漫似的，亲身体验一下养蜂的生活，就可以体验到2个字“寂寞”，四个字“孤独寂寞”。后来看了电影“叶塞尼亚”我感到把我们养蜂人比喻成“吉普赛人”是最贴切的。

先说说蜜蜂吧，一箱蜜蜂就是一个大家庭，一只蜂王，极少数的雄蜂，其余基本上全部都是工蜂。

由于蜂王在幼年时期吃的都是蜂王浆，所以蜂王是发育完全的母蜂。看看蜂王浆多么厉害，所以小孩子是千万不能吃蜂王浆的，否则提前发育是一定会发生的。蜂王负责产卵繁殖后代，当外面蜜源很好的时候，工蜂就会喂给蜂王蜂王浆吃，其身体就会迅速膨胀适应产卵，每天产卵的重量可以超过自身的体重，蜂王就是一台生育机器。当外面蜜源不好的时候，蜂王就没得蜂王浆吃，只能自己在蜂巢中找蜂蜜和花粉吃，身体萎缩不能产卵。

雄蜂顾名思义就是雄性的蜂，为了区别“工蜂”所以不叫“公蜂”而称“雄蜂”。雄蜂由未受精卵孵化而成，唯一的任务就是与蜂王交配，由于一只蜂王一辈子就交配一次，交配后把雄蜂的精子储存在体内，一辈子就够用了，所以在日常生活中，雄蜂是没事的，由于雄蜂体型较大食量也大，在蜜源不好的季节，还会遭到工蜂驱赶。

工蜂就是工作蜂的简称，与蜂王一样，工蜂由受精卵孵化而成，只是由于在幼年时期只吃了3天蜂王浆，所以发育不完全，工蜂不能繁殖后代。但蜜蜂家庭全部的工作都是由工蜂完成：采蜜和采花粉、制作蜂王浆、打扫蜂巢、防止外敌入侵。虽然称母蜂为蜂王，但是蜂巢里的一切事物都是由工蜂控制的，包括根据外面蜜源的情况来控制计划生育。我们人类饲养蜜蜂，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蜜蜂辛辛苦苦采集的食品：蜂蜜和花粉。

由于我们蜂队规模比较小，主要在江西省内活动。我在蜂队的两年，其活动轨迹为：冬季在吉水越冬，据X师傅说吉水的气候比较温和，更主要的是在吉水住惯了，那里民风淳朴，村民与我们相处很好。开春后，蜂队就会离开吉水，在江西省内四处游荡，到丰城采紫云英蜜，山区采山花（各种野花）蜜，新建流湖采蔓荆子蜜（在流湖沙漠上生长的开蓝色小花的爬藤植物），赣江的江心岛采芝麻花和西瓜花蜜，峡江采荞麦花蜜。蜂队的行动比较随意，采什么花，在哪里采都有试探的成分。一年能追到3/4个花期就很不错了。

在蜂队，我们的标准装备就是每人一个人造革行李包、一张可折叠的行军床、外加一个用于装一些零碎的日常杂物的蜂箱。人造革行李包高大约有1.2米，圆桶状，直径大约0.8米，类似于70年代上海人背在肩膀上的马桶包，是一个放大版的马桶包。行李包很实用，转场时可以把我们日常用的垫被、盖被和一些其他的被褥之类的物品全部装入其中，口上用绳子扎牢，不怕风吹雨打。

养蜂是个靠天吃饭的活计，如果你花了很多人力财力把蜜蜂运到了某地，可是盛花的那几天下雨，蜜蜂不能外出工作，你这一个花期就算泡汤，计划中的收入就没有了。我就遇到过此类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望天长叹，天天在住地听收音机，抽烟打扑克。

养蜂人的主营业务就是取蜂蜜，我们称为摇蜜，摇蜜虽然很累，但确是一件愉快的工作，因为那时能看到收获的工作。如果碰到天气好的盛花期，蜜蜂的工作能力是惊人的，我养蜂2年多，就碰到过一次好收成。那年在丰城采紫云英蜜，一箱蜜蜂2天就可以取一次蜜，每次大约有20斤，也就是每箱蜜蜂每天可以采10斤蜂蜜，我们有60箱蜜蜂，10*60=600斤，有时花期有15天，600*15=9000斤，当时蜂蜜的价格是一元一斤，是很可观的收入，我们蜂队一年的开销，有这一个花期就够了。但是这样大丰收的年景也是很难遇到的。

摇蜜的程序是这样的：等到上午时光，蜜蜂开始大量外出采蜜去了，小心地打开蜂箱，取出蜂蜜比较多的蜂脾，用毛刷轻轻地扫除爬在蜂脾上的蜜蜂，然后把蜂脾放入离心摇蜜机，用手转动摇蜜机使得机器旋转，在一定的转速下，蜂巢内的蜂蜜就会脱离蜂巢甩到机器的筒壁上（类似于洗衣机的脱水装置）。在花期的开始一段时间内，蜜蜂对于取蜜不会有太多的反抗，不过到了花期快结束的时候，蜜蜂就会很暴躁，蛰人就会频繁发生。

蜂队最繁重的劳动就是转场，当一个花期结束，就要转场。转场前要用钉子固定每一块蜂脾，使得它们之间不会相互错动而压死蜜蜂，这项工作要持续好几天才能完成。在这个时间干活，很容易激怒蜜蜂而挨蜇，当外面百花盛开的时候，蜜蜂急于采蜜一般不蛰人的。但花期结束时，可能蜜蜂感觉到生存危机，表现得很暴躁，不准别人动他们的巢穴，稍不如意就撅起屁股蜇人。被蜜蜂蜇一下很痛的，刚开始到蜂队的时候，脸上蜇一下，半边脸都会肿几天，后来可能产生了抗体，蜇一下就跟被蚊子叮一口一样，只有一个小包包，不过也会痛得浑身颤抖一下。由于我们在省内活动，所以转场路途比较近，可以在一个晚上完成旅行。在转场的当天，天黑以后要关闭每个蜂箱的出入口，把蜂箱搬上汽车，在汽车车厢的尾部留下一个空挡，那就是我们的座位，为了安全，我们都用绳子捆住自己，类似于现在的安全带，连夜赶路，我们都是在路上睡觉的。我们还常年带有一大块防雨帆布，如果转场遇到下雨，蜂箱上面盖上帆布，我们则躲在帆布下面，那个状态真是狼狈极了。如果没有合适的住房，帆布还可以当屋顶用。一般天亮时到达目的地，这时我们首要的工作就是安顿好每个蜂箱，那可是个重体力活，一个蜂箱连同蜜蜂大约有60/70斤，头天傍晚搬上汽车已经够累了，晚上一路奔波，体力已经耗尽，再要干重体力活真的吃不消。每个蜂箱安顿下来后再开启蜂箱，蜂箱一旦打开，蜜蜂飞出，蜂箱就不能移动位置，因为蜜蜂只认准开始离开的位置，如果有错位，蜜蜂进错了蜂巢会打架，等这些工作完成后才可以安排自己的吃食和住宿。有一次在转场途中，我感觉饿了，看到旁边装了蜂蜜的容器里面还有很多蜂蜜，就大口地喝了几口，看到我的举动，几个师傅都说不能空肚子吃蜂蜜，否则肚子会痛的，果然如此，没多久我的肚子痛就发作了,不是一般的痛是绞痛，这也是经验之谈了。几天后把固定蜂脾的钉子取下，一切都安定下来，就等蜜蜂开始为我们采蜜了。

在蜂队，除了转场和摇蜜的工作比较繁重以外，其他时间都是比较清闲的，日常管理蜜蜂都是X师傅的事，他也不希望我们插手，是不是怕学走了手艺也不可得知。烧饭的柴火是我们自己到附近的山上去砍的，有一次到山上砍了一担柴回来，感觉比较重，到了家里称一下，有117斤，这估计是我农村生活中砍柴最重的记录了。有一次，在转场途中路过一片松树林，我们就起了一个坏念头，让汽车停下来，我们几个人就到树林砍了好多颗松树，然后搞一点泥巴糊上新砍得数茬，使其不十分醒目。吃菜是到附近的集镇上去买，还记得有一次与老H骑自行车到街上买菜，一人骑，后座坐一人，不慎从田埂上摔到水田里面，浑身是泥浆，只好回家洗澡。由于空余时间比较多，我吸烟比较多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那个时候物资供应紧张，连香烟这样的高税收物资都要凭票供应，我们在异地的乡村，那里有烟票。与当地供销社的人混熟了，他们也会卖一点“经济烟”给我们，8分钱一包。有时我们也会到街上买烟丝，当时街上有一种“南雄烟丝”产于广东的南雄，价格不贵且味道挺好，我们都学会了卷“大炮筒”的技术，想抽烟了就自己卷上一支“大炮筒”。

有时我们住下来了，也会有村庄上的人来串门，坐一坐聊聊天，由此，我还结交了几个当地的回乡知青。记忆比较深刻的有两个，一个是吉水坝溪村的L，他是当地大队书记的弟弟，在大队的小学教书，还有一个是流湖三洲村的W，好像也是当地的小学老师，可惜没有女性。除了聊天以外，他们还会借一些书给我看，其中有的还是线装书，那些线装书的纸质都发黄了，是过去的旧书，用棉线装订的,《卖油郎独占花魁》等“黄色”小说，第一次就是在这种线装书中读到的。

距离我们蜂队的吉水越冬住地大约1个小时路程有另外有一支养蜂队，他们是吉安地区一个国营农场----金坪垦殖场的蜂队，队上有几个小年轻比我年龄稍小一点，是吉安市下放的知青，操一口吉安话，可能由于是属于同类吧，我与这帮人感觉特别投缘，在越冬期（每年大约有5个月）我们像走亲戚一样经常来往，互相走动吃吃饭，这给孤独寂寞的蜂队生活增加很多乐趣。

在蜂队期间，每年都有几次往返于南昌—吉水之间，那个时候的交通比不得现在，汽车开得很慢，从南昌到吉水，早上7点半开车，下午要3点钟才能到。我们乘坐往南昌到吉安的班车，在南昌上车，当班车路过吉水的时候下车,估计车速只有40公里/小时，所以要早早的开车，为了乘车只能在汽车站附近的旅社住宿。天蒙蒙亮就要起来乘车，只要事先告诉旅社，会有服务人员叫起床的。住宿的旅社也就是“工农兵旅社”，一般都是十几个人的大房间，好在那个时候年轻，只要有个地方放下身体就可以了。有一次旅社告知，由于旅社老鼠猖狂，请大家妥善保管自己的食品，为了从家里带来一点吃食安全，只好把旅行袋吊在双人床的头顶上。

汽车途中大概中午11点钟时，还要吃一顿中午饭，在公路边的新干汽车站附近有一个大型的类似于食堂的餐厅，基本上从南昌出发往吉安赣州方向的全部都在那里吃中午饭。汽车到了，旅客全部下车，每个人五角钱的份饭，20分钟连吃饭带方便全部搞定，然后再上车出发。

如果从吉水回南昌就要艰难很多，回南昌只能站在公路旁边的招呼站上，等待过路的班车，等到汽车过站的时候，车站的工作人员会举起一个标有地名的小牌子，如果我要到南昌，牌子上面就写上“南昌”。如果运气好，班车有空位子，可以搭上班车，如果车上没有空位子，司机就会摇摇手，汽车不停径直开走。运气不好的时候居多，只能隔日再去招呼站碰运气。

在蜂队的第一年，过年要回南昌，在公路上等了好几天都无法等到班车，只好到吉水县的水运码头乘船。那个时候，赣江还有客运航班（不是飞机航班哦），从吉安到樟树算一个航程。我早早地到吉水县城的水运码头上船，船是很简易的机动船，有两个客舱，一个客舱的座位安排类似于看电影的座位，是一排一排的，算是雅座。另外一个客舱的座位是排在船舱的四周，算是通铺，我由于是中途上船，只能坐通铺，由于船运速度缓慢，坐船的人并不是很多，坐通铺还更舒服，一路上可以欣赏沿岸的风景，只是船行速度太慢了，我估计一下大概和骑自行车的速度差不多，吉水到南昌还是顺水，如果是逆水，那这个船就没法乘坐了。船到樟树已经天黑，在码头附近找个旅社住下，第二天再乘船到南昌，南昌的客运码头就在八一桥附近。

在一个地方住久了，尤其是在越冬期一住就是几个月，与村民都混得很熟，当地的人的婚礼，我们都会凑凑份子，那个时候钱还是很当钱用的。有一次，本村有人嫁女，我们送了5块钱的礼金，由此目睹了当地办喜事的盛况。喜事当天，一早我们就出发到男方的村庄去了，我们到时，男方家已经杀翻一口猪，正在用猪下水烧制各种菜肴，慢慢地等，慢慢地吃，等我们吃好早餐，差不多已经中午11点了。我就准备回去了，X师傅就告诉我，我们是送了5块钱的礼金的，哪里吃个早点就算吃过酒了，重头戏还在下午。那个季节正是农闲时节，好多村民都是一天吃两顿的，早饭9/10点钟，晚饭下午4/5点钟。等正式酒宴摆上，那才叫一个丰盛，满满一桌菜，尤其有意思的是中间一大碗大块肉，那个肉的块头很大，估计每块至少有二两多，尤为奇怪的是肉明显没有煮熟，瘦肉什么还带着血丝，可能就是在开水里汆了一下。X师傅告诉我，那碗肉在酒席上是不吃的，是让每个参加酒席的男人带回家，给家里的女人和小孩沾沾荤腥的。果真如此，等酒席结束时，每个人都用筷子把肉串回家，我们也一人一块，可能这就是吃不完的菜打包回家的起源吧。

还有一次，村上邻居来邀请我们“打平伙”（也就是AA制）吃狗肉，那个时候正直数九寒天，来一顿狗肉吃吃还是蛮好的。吉水人烧狗肉与南昌人不同，吉水人烧狗肉是不去皮的，连皮一块烧,其实更好吃。我们买来一只狗，就像杀猪一样脱毛，然后用稻草烧火来烧烤脱毛后的狗，直到狗皮已经焦黑了，才开膛破肚，内脏也是不能浪费的，仔细地清洗，认真地炖煮，一条狗竟然弄出一大桌子的菜，大家坐在火塘边，品着“醪酒”，很有一点风情，吃得人暖暖的。席间吃的是“醪酒”，不是老酒，只有吉水的醪桥才产“醪酒”。

再说说住宿吧，养蜂人的住宿永远都是很不堪的，在当时的农村，农民自己住的房子都够破旧，哪里有好房子给外人住。我们住过自己用帆布做房顶，草帘子做墙壁的棚子，碰到稍稍大一点的雨水，那就是泡在水里的。住过丰城县火葬场的礼宾大厅，就是开追悼会的地方，那个时候政府的民政部门花钱修建了火葬场，农民根本不去火花的，火葬场常年不开张。还住过别人用以存放杂物的废弃房间，里面堆了好多稻草和柴火，等主人慢慢地把稻草用掉后，发现里面是有一个棺材，吓得魂飞魄散，幸好是我和H两个人住，等H回家探亲去了，怎么样都不敢继续住下去。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吉水住岐公社的一段日子，当时的时节是5/6月，我们到了吉水县住岐公社的一个山村，据说是这里有山花可以采，所谓山花就是山里面的各种各样的野花，一般野花就是在这个季节开的。这次我们是住在人家的厅堂里，厅堂够大，但是可悲的是房东的猪圈也在厅堂里，养了两头猪，反正厅堂是敞开的，猪粪便的臭味还不算十分刺鼻，哪知道到了晚上睡觉，那就苦了我们，刚刚睡下，就有跳蚤开始活动了，感觉有小动物在被窝里不停的跳动，过一下咬一口，其实咬一下也不是十分可怕，最烦躁的是不停地有东西在被窝里活动，搞得心惊胆战的，根本无法入睡。我们只好在睡觉前把被子使尽地抖动，据说那样可以把跳蚤抖到地上，不奏效。又说跳蚤喜欢桃树叶，会聚集在桃树叶附近，于是我们摘了一些桃树叶，放在被窝里面，过几个小时后仔细地揭开被窝，希望抓到几只跳蚤，其实根本没有一点作用。

本来就睡觉不好，还要雪上加霜，不知道X师傅搭错了那根神经，说是此地有人偷蜜蜂，要我们4个人轮流值班，每天2个人，初夏晚上在野外值班，那可不是舒服的勾当，蚊子奇多，我们只好全副武装，头上戴顶礼帽式草帽，脸部蒙上防止蜜蜂叮咬的面罩，脚上穿上高筒雨鞋，长裤裤腿放在套鞋外，这样蚊虫叮咬的问题解决了，但是睡不足觉的问题仍然无法解决，我们只好从村民家里借来2个竹制的靠背椅，背着X师傅两个人轮流睡觉。真盼望这样的苦日子早早结束，于是我们几个人天天告诉X，这里的山花不流蜜（就是此处的花蜜很少），希望早日搬家，其实X自己也是苦不堪言，也就早早地结束了住岐的采蜜。

还有一个住宿地(实际上是两个蜜源)，也是值得写一写的，在这里我们共住过两次，连续两年从6月份中旬到9月底，大约要住上3个半月。这两个蜜源都是赣江中心的一个江心岛，位置大约在生米街沿赣江上游一点点，也就是现在南昌的旅游景点厚田沙漠附近。

第一个岛叫三洲村，前面说到把棺材放在住房楼上的就是这里。这里的蜜源是一种生长在赣江边沙滩上的一种爬藤植物，当地人称其为蔓荆子，可入药，当地人采集蔓荆子的果实做枕芯，说是谁在上面可以明眼清目，做成的枕芯和荞麦皮的感觉差不多，此植物开蓝色小花，白色的花蜜质量很好，又由于是在盛夏季节采集的，蜂蜜的浓度很高，口味也很好。在我考上大学离开养蜂队的那一年，收拾行李回家的时候，买了一大罐此种蜂蜜，多年不变质。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既然果实可以入药，那么花蜜是不是也有药用价值？那年还是1976年的夏天，没有考大学一说，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是不是可以把这种蜂蜜送到江西省的养蜂研究所，看看有没有作为科研项目可能？后来时局完全变了，这么一种天真的想法就丢到爪哇国里去了。

另外一个小岛也是赣江上的上小岛，没有常住居民，但是附近几个生产队都有主权。这个小岛在每年的汛期会被江水淹没，等大水退去，小岛就会露出江面，附近有主权的生产队都会来人种植农作物，种植的农作物有打籽瓜和芝麻两种。这两种农作物很适合蜜蜂采蜜，是很好的蜜源，正好和蔓荆子的蜜源相衔接，等蔓荆子花开败了，打籽瓜和芝麻花盛开。村庄上的人到岛上干农活都是早出晚归，不住在岛上的。等农作物种下去，每个生产队会留个一个在岛上看护，防止放牛的人上岛，为此岛上有几个用稻草和竹子搭成的茅草棚供人们居住。由于我们当地人混得很熟，村民专门为我们搭了一个与他们一样的茅草棚，其实当地人很欢迎我们到岛上去采蜜，他们知道，我们在哪里放蜂采蜜，对于他们种植的农作物是有很大益处的。时间长了我们了解了那些常驻江心岛上的人的身份，原来他们都是村上地主富农的后代。常驻在江心岛上看护庄稼，是一个大家都不愿意干的分工，大家不愿去，只有被作为贱民的地、富子女干了。蜂队有一个收音机，平时为了热闹我们一般都是成天开着的，在1976年9月份那段时间，收音机里面都在播放哀乐，我发现那些常驻江心岛的村民躲在一边面带喜色窃窃私语，偶尔飘过来片言只语：说是万万岁，还是会死的。

我倒是觉得住在江心岛上还是比较舒服，虽然是盛夏，可是经江面上的风一吹，不会觉得很热，晚上还要盖毯子睡觉。由于没有常住居民，所以没有苍蝇蚊子的骚扰。在三洲村的时候，想要看看书，晚上的蚊虫就不用说了，就是白天也有无数的苍蝇在头顶上时刻起飞和降落，搞得人心烦意乱的，就是在室内，我也是头戴草帽看书的。蜂队劳动时间也不是很多，每天就是吃饭、睡觉、听收音机。这倒是好过了我，尤其是77年夏天，那个时候我正在自学文化准备高考，每天有大把的时间看书学习是很高兴的。

小岛离生米街不远，划船只要一个小时，生米街在50年代初期还是新建县的县城，算是江西省小有名气的古镇，村民偶尔会划着小划子到生米街去买菜，我也随同村民的小划子过去玩，那个时候生米街虽然有些破败，但是还是有一点古镇的样子，不比得后来彻底破败了。现在南昌市的地铁已经修到生米街，那里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有的时候，有捕鱼的小划子路过小岛，渔民会拿着刚刚捕获的新鲜鱼来换蜂蜜，偶尔，我们也会干一些损公肥私勾当，用蜂蜜换一些鱼吃。X师傅烧鱼很有办法：小火烧热锅子，揪一根稻草打个结，蘸一点油使劲擦锅子，使得鱼入锅不会粘锅，然后再放鱼入锅慢慢煎烤，最后放水小火慢炖，由于鱼是赣江里的鳊鱼且又新鲜，烧成的水煮鱼真的是极品美味，感觉以后我没有吃过这么美味的鱼。

坝溪叶家村曾经住过很长时间房子，现在已经成了残垣断壁

住的时间最长的住宿地就是上面图中的那座房子，那里是我们越冬住地的吉水县坝溪大队叶家村，房子前面是村里的晒场，那座房子是放置晒垫、风车一类农具的，四面漏风，我喜欢那个房子的原因主要是在村庄外面，干净、宽敞有我自己的生活空间,没有人打扰，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77/78年的冬春之交，为了争取更多的学习时间，我主动提出一个人留守蜂队，那年的除夕和春节我就是一个人在这个房子里度过的。那年除夕的晚上，村民邀请我参加他们村上的除夕聚餐，现在想来还是感觉非常温暖，我与他们非亲非故，叶家人还是很有人情味的。

在那个冬季，我在为半年以后的高考做最后的冲刺，自学中学课程其实在77年的夏天就已经开始了，那个时候国内的政治气氛已经开始变化，已经有人猜测以后上大学关于文化考试的比重会加强，只是没有想到这种变化来的那么快，那么彻底，完全由一张考卷来决定是否可以上大学。每天高效地看书学习，后来考大学的考分，大部分都是在这里赚到的。当时学习确实很刻苦，完全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有时收到家里邮寄来的学习资料，往往就学习到凌晨，直到鸡叫三遍才上床睡觉。晚上冷，就用烧火煮饭残余的一点木炭装在破脸盆里，用草木灰捂着用于晚上的取暖。那一年的冬天出奇地冷，老是下雪，住着四面透风的房子，温度与室外无异，单片瓦是挡不住风雪的，细毛雪会飘飘洒洒穿过瓦缝落入房中，晚上睡觉时把所有的可盖物品包括装行李的人造革行李包都盖到被子上面，一个晚上过去，等第二天清晨发现人造革行李包上面已经有一层雪花。

当时针指到1978年的时候，我似乎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就像抗日神剧中的台词：“我们已经抗战7年了，还有一年，小鬼子就要投降了。”农村十年已经过去9年多了，很快就要结束了，再坚持最后一年！有一次回家得到一份数学试题，我很快就做出来了，母亲非常高兴，说是在共大的补习班里，某一题没有一个人做出来，这也增加了我高考必胜的信心。

1978年高考在7月初如期进行，因为我在这之前没有参加任何一个补习班，不知道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水平。从考场出来，比较其他考生的脸色和与他们交流，能感觉到我比他们考得好，虽然还没有看到高考成绩，但是自己的高考估分已经远远的超出了大家预估的录取分数线，已经确信可以上大学了。高考结束后没多久，就返回了蜂队，独自在蜂队享受胜利后的悠闲时光，刚刚经历过紧张的高考，这样悠闲的生活觉得特别地惬意。

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大约是在8月份收到的，在离开蜂队之前，叫上蜂队几个师傅到吉水县城小酌一下，算是告别。那个时候吉水县城沿赣江还有一条石板路的老街，店面是上门板的，颇有一点古街老店的味道，店内地面没有铺水泥还是泥土地面，有点高低不平，几张小方桌洗得发白，露出木板的条纹，显得很干净。点了几个菜，大家吃的很满意，那个时候物价很便宜，记忆中，一顿饭还不到5块钱。

离开养蜂队回南昌，是乘坐园林场场部的摩托车，当时养蜂队有些蜂蜜要运回去，我搭便车回家。那时，夏天即将结束的日子，早晚已经开始凉快，后三轮摩托车搭载着我们一行三人和我的行李以及一大桶蜂蜜上路了。那个时候公路路况很差，一路慢慢开，等到天黑要用到车灯的时候，发现车灯是坏的，只能借着月光慢慢前行。

结果一路上状况不断，先是由于视线不好，撞到一个人，费尽口舌和几乎把身上的钱全部掏空才作罢休，其实撞得也很轻微，加上我们三个人对方只有一人，对方也不敢过分。车到丰城附近的时候有一个轮胎没有气了，估计是扎了钉子，等找来维修人员修好车胎，已经是后半夜。快到南昌的时候，又一次破胎，还是那个轮子，估计是丰城的修车工没有处理好。这个时刻我们体力彻底垮了，在路边歇下来，四周的蚊虫像发现了一座金矿一样向我们扑来，我们只得到附近的稻田里找一些稻草点燃熏蚊子，结果蚊子没熏走，人却熏的受不了。折腾了一个晚上，等天边露出鱼肚白的时候，我们已经到了城市的边缘，看着山坡下一条笔直的公路，路上已经有早起的行人在走动，我们的摩托车渐渐地驰入人流。

我看着天边的日出出神，这就要告别蜂队了，还不仅仅是告别蜂队，十年的农村生活也由此划上句号，非常完美的句号。

一个月后，当我背起行囊登上远去的列车，激动、喜悦的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一种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美好生活正向我扑面而来。

回忆录“农村十年”到此结束，写到此处我已经是泪流满面。

图文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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