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1986年的作者
付晓峰，1952年出生内蒙古商都县，1965年就读包头十五中学。1971年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兵团电厂（乌拉山电厂）宣传干事。1987年调天津工作，现已退休。天津作家协会会员，天津世界语协会理事。
原题
我有三个姐姐，大姐与二姐都在城市里生活，唯有三姐——一个原在城市里长大又有文化的姑娘，却在雁北的一个小山村嫁了一个长她7岁的不识字的农民汉子。从此改变了她的命运，为她定下了一生贫困苦难的基调。
多少年来，三姐的婚姻悲剧的令人心酸的故事，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我的心底，一次次地撕扯着我的心。70年代的母亲付桂兰
1966年，一场红色的风暴席卷草原钢城——包头。父亲突然蒙冤坐牢，从1958年政治历史问题又被打成反革命。我们作为反革命家属，被遣返回老家劳动改造。在一片绝望中，刚上中学一年而辍学十五岁的我，和长我二岁已中学毕业待业的三姐（其实她已被包头棉纺厂招工录取，后被人顶替）及七岁的小弟，陪患精神病的母亲回到了雁北一个山村，在祖父留下的三间破砖房落脚，从此，我们全家人成了人民公社的新社员，成为地地道道的山里老农民。从没摸过锄把子的，从没在农村田地里干过活的我和三姐，转天就开始下田干活。我们姐弟俩作为“反革命子女”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当时生产队一个男劳力，每天下地干活10分为一个工，每个工3角钱。男劳力扶犁耕地，提搂下种，赶驴送粪，扛袋上囤等重活都属于男劳力。生产队半大小子和闺女下地干活，每天都是8分工或9分工，中老年妇女和十来岁娃娃下地干活（不上学娃娃），每天都是5分工（半个工）。回到村正赶上秋收，我与三姐随着生产队男女社员到田地里收土豆。男劳力在前面刨土豆，我与三姐跟着半大小子和闺女及中老年妇女，每人各提着一只柳条编的筐子收土豆。我与三姐干得可卖力了，干得满头大汗，生怕生产队里的人说闲话。可是我瞅到，有些中年妇女一边收土豆，一边唠嗑，生产队长看见此情此景，也一只眼睁一只眼闭而不吭声，（村里的人的关系很复杂，有的都沾亲带故）可是这个生产队长一直盯着我和三姐，他的大嗓门对着我们吼道：“你们俩手脚再快些。”过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生产队在一间土窑洞里开会评工分。我与三姐早早地来到了这个土窑洞，在一个角落靠墙站着。等社员们都来齐了，生产队长就宣布评工分的结果：刨土豆的男劳力每天评十分工（一个工），收土豆的半大小子和闺女每天被评为九分工，收土豆的中老年妇女每天被评五分工（半个工），最后生产队长特别宣布：我和三姐每天收土豆被评为三分工。听到这个结果，我和三姐都傻了，过了一会儿。我当时不知那来的勇气，我理直气壮地说：“生产队评工分不公平，我和三姐拼死拼活地在地里干活，虽评不上八九分，最低也能评五分半个工。”我的话刚落地，生产队长黑沉沉地脸严肃地说：“这次评工分是经过生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研究而评出的结果，你们姐弟俩刚从城市后来，对农活不熟悉，评三分工是很公平的。”这时候，一个尖嘴猴腮，腮帮上长着一撮毛，手里捧着一个大烟袋抽着旱烟的五十来岁的绰号叫“一撮毛”的帮腔道：“你们姐弟俩知道自己是啥人？你们是反革命子女，在村里生产队来接受我们贫下中农监督改造，给你们俩各评三分工是很不错的，别不知好歹！”此时，窑洞里一片寂静，有大多数社员的脸上都表现出一片冷漠与麻木，一部分社员低着头沉默着，竟没有一个社员敢站起来替我们说话。我与三姐感觉到有说不出的孤独和无助，我生平第一次感觉到世态炎凉。那头晚上我是一路哭着跑回家，进家前，三姐让我擦干脸上的泪，不能因为我们的委屈，让患病的母亲难过，让她精神上再受到刺激。过了几天母亲知道我与三姐评工分的事，没有吱声，却悄悄地抹泪。她告诉我们，“一撮毛”在解放前当过土匪，在村里横行霸道，连村干部都让他三分，让我们远离他。母亲在头脑清醒时嘱咐我与三姐：“日后在生产队里多干活少说话，要想到我们身处逆境，要生存下去，不许说话，只需忍耐和漫长的沉默。”在田地里干活，我常常遭到生产队里不识字的半大小子的嘲讽和侮辱，他们认为自己是贫下中农子弟，有时还动拳头打我，每次都是三姐挺身而出，刚强的三姐勇敢地出面保护我。提起那个艰难的岁月，至今我为自己当时的懦弱和胆怯而羞愧。那时候，我自己也不争气，还常常惹麻烦。有一次在南头地的土豆全部收完，生产队长让我们歇一会儿，有一个中年妇女对着我说：“城里的中学娃娃，给大家唱一支歌。”三姐悄悄对我说：“不要唱歌，老实呆一会儿。”当时单纯与虚荣心强及爱表现自己的我，没听三姐的劝告，离开城里中学，好久没有唱歌的我，今天将田野当舞台，放开喉咙充满激情地独唱着电影《柳堡的故事》中的插曲《九九艳阳天》：“九九那个艳阳天蓝约，十八岁的哥哥还坐在那小河边……”正在我唱的起劲的时候，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杂音：“不许唱了，这是黄色歌曲，”原来是生产队长刚去地头边的山沟里撒尿回来，满脑子阶级斗争的他开始训斥我：“挣三分工的你胆子太大了，还敢唱黄色歌曲，一定要做深刻地检查！”我像泄了气的皮球，耷拉着脑袋默默地流泪。
1965年冬，三姐（左）和二姐于包头大发合影留念
到了年根底，村里各家各户都从生产队拿回来了钱，可除了扣了全家的粮款，我家还挂了账，欠生产队二百四十多元钱。由于我和三姐俩人的工分微低，两人才挣半个工多一点。生产队还常常催促我家还欠款。逼得母亲卖了一件她喜爱的黑绒大衣，二姐给寄来四十五元，才还了一半钱，还欠生产队一百多元。转年开春，在县城看守所患病的父亲被保外就医。其实是县公安局推脱其治疗的责任，将治病的负担推交给家属。父亲回到家，给正处于风雨里飘摇的家庭这只破船，更是载上了重负，雪上加霜！俗话说：“屋漏偏遇连阴雨。”母亲患病日日吃药，小弟还要上学，父亲病情需要每日打一针胰岛素维持生命，我与三姐在生产队干活却挣得微薄的工分。我家已陷入进了贫困的深渊。个头已长的一米六九、十八岁的三姐亭亭玉立，模样俊俏，端庄雅静，又是城里长大的有文化姑娘。为此村里有五六个媒婆跑到我家里给三姐提亲，先后都被我母亲给拒绝了。这个消息像长翅膀的鸟飞到了二里外的小山沟里的村庄，传到了小山沟村支书李印的耳朵里。他感觉到这是天大的喜讯，李家有三个打光棍的儿子和一个腿有残疾的闺女。大儿子三十五岁，媳妇死了几年，二儿子二十六岁，三儿子二十四岁。（后来才知道）李印是个为人奸诈，办事圆滑的狠角色，他在土改时，靠告密整人而夺的小山沟村庄的支书宝座，成为左村右乡的有影响的说一不二的人物。李印先秘密地做了一番安排，紧接着派人找到我村里的徐二疙顿，徐的爹早已病故，寡妇母亲就在我家房后窑洞里居住，我叫她徐大娘。二疙顿当天跑到我家，一番甜言蜜语，给李家保媒提亲，并提到李家给五百元彩礼。刚开始，二疙顿给李家报媒之事遭到父母的拒绝。我母亲说：“我家的三闺女还小，不考虑此事。”转天，三姐知此事，平时倔强不爱流泪的三姐却哭了一顿：“我不往农村嫁人，何况又是一个小山沟村。”事后，我们才知是李家逼婚而布下的圈套。紧接着村里生产队催逼我家还欠粮款，二疙顿死皮赖脸地三天两头往我家跑，并拿出了五百元崭新的大票子作诱惑。其实，包头的二姐已来信告诉父母，她正在呼包二市正为我家重返回城落实政策，并再三嘱咐三姐不要在老家农村找婆家。可是此时，患病的父亲对于二女儿奔波落实政策回城的事不抱希望，他与母亲协商后，将二姐的来信偷偷地藏在柜底。当时却让我瞅见了，父母让我保密，不让三姐知晓。为了解决当时家里的困境，病重的父亲竟决定让三姐嫁给小山沟李支书的儿子，并说为我与母亲在老家寻找一个好的依托。直到晚年，我都一直在思索，父亲一辈子做错了两件事：1958年下放农村，将小女儿留在了河北农村，文革时又将三女儿留在老家农村。当时我年纪小，对父亲不了解，但我知道，父亲在建国后一直是一个失败者，在政治上屡屡遭到打击和迫害，他性格秉直和单纯，不懂政治风险和复杂。他从幼年进私塾房读书，并读了六年洋学堂。他从四岁练书法，能写楷、隶、篆，行、草书法体。他并练习双手打算盘，右手打算盘，数字应算，左手打算盘数字验算，左右开弓。他六岁时，大年前夕，留在鼻涕的他被村里大庙和尚请去，为各户的村民书写过年的对联。他十六岁教书，后来参加了革命。虽经历过西北剿匪的血与火的战斗，他终究是一介书生。我们谁也没有料到，小山沟村的李支书的水很深很深，他与我村的干部关系很微妙，他甚至与当过土匪绰号“一撮毛”也是铁杆朋友，李家的红白事，都请“一撮毛”去当主持人。我联想到我们回到村里，遭到政治上歧视及经济上卡脖子……（我与三姐每天挣三分工）一步步地将我家逼得走投无路，一步步地逼得三姐嫁到小山沟里……尽管三姐哭闹多次，但她看到疾病折磨下并已病入膏肓的父亲，她屈服了，她心软了。父亲又对家人说，三姐嫁到李支书家，是脱胎换骨，嫁入了红色家庭，他说他自己快走尽了生命的尽头，他期望亲家照顾我家。就这样，三姐嫁给了小山沟村的那个不识字比她大七岁的农民李长禄。相亲那天，我与三姐跟着二疙顿走上了一条蜿蜒曲折的山路，又翻过了一座土山梁，又走进了一条一眼看不尽的山沟，又爬上一座土山坡半山腰，才看见了一孔孔的土窑洞。这就是巴掌大的村庄，到了李家，瞧见窑洞里大土炕上，李印的老婆正光着脊梁，在逮虱子，场面显得很尴尬，李印便偷偷溜走了。（李家不知我陪三姐来相亲）窑洞里黑乎乎的，窗子上没有玻璃，只是糊着一层薄薄的麻纸。窑洞里弥漫出一阵阵扑鼻的臭咸菜味道。让我与三姐感到很闹心，当三姐瞅到了一个长得很粗鲁黑脸汉子——李家二儿子李长禄，被烟熏黄的手指，还有边说话边往地上吐痰的样子，让我们感到反感。三姐打心眼里反对这门亲事，回到家里足足地哭了一天一夜。可是刚强懂事的三姐，看到了躺在土炕上病重的父亲和带病拉风箱烧火，熬谷糠糊糊粥的母亲时，她心软了，她最后决定牺牲自己的爱情，违心地答应了这门亲事。我也哭了好多次，我知道家里需要钱，要还生产队的拖欠的粮款，残酷的现实将善良可怜的三姐逼到悬崖。三姐最终嫁给了她不爱的男人，三姐的牺牲给家里换来了五百元彩礼。村里也有很多村民不理解，小山沟村的村支书为啥找“反革命”女儿做儿媳妇？真有些荒诞！三姐出嫁那天，云彩很低，天下着小雨。三姐流着泪走的，流着泪爬上了土山梁，流着泪走进了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山沟沟，泪水与雨水弥漫着一片悲凉的气氛。躺在土炕上的父亲也流泪了，特别是母亲哭得更伤心。当时我也在流着泪在琢磨，父母瞒着三女儿而偷偷藏了二女儿来的书信，他们的心情是复杂和矛盾的。当时我更感觉到羞愧，我为什么没有勇气去将父亲私藏二姐来的书信事情告诉三姐呢？直到现在，我也不会原谅自己当年的过错。1987年初冬，左起三姐与二姐、大姐于乌海市留影
三姐嫁到了小山沟村，日子过得很不快乐。她与丈夫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和性格的不同，两个人说不到一块儿，三天两头拌嘴吵架。李长禄脾气暴躁，时不时地发火。公公婆婆在背后三姐也说长道短。特别让三姐生气的是，李长禄每天早晚不涑口刷牙，闹得窑洞里总有口臭气。（六十年代，乡下刷牙是很奢侈的事）当时李长禄还是刚去大同市下煤窑，自从结婚后，他留在村里泡病号。一次，李长禄要去大同煤矿办事，父亲将寄给中央国务院信访办的一封个人申述材料的信件交给了他所信赖的三女婿李长禄，将信件从大同市寄走，怕从本县寄发信件让公社与县警方扣压。谁料到李长禄将岳父寄给中央申述信件的事告诉了其父李印。狡猾的李印也瞒着儿子和家人，他借口去公社开会，却偷偷地跑到公社告密，其大义灭亲揭发亲家上访“翻案。”公社领导称赞李印革命立场坚定，政治觉悟高，头脑里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转天，公社给村委会来电话，调查我父亲写信上访“翻案”事件。于是，村治保主任到我家审问有关我父亲写信上访的事，父亲一看事已败露，无奈承认了上访的事，惹来了治保主任的一阵训斥。事后，父亲很纳闷，怎么让三女婿从大同寄走的信，公社却知道的这样快？父亲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所信赖的三女婿早已泄密？父亲做梦更没有想到他尊敬的亲家老支书却去公社告密？（此事，后来我们才知晓）李长禄最终干脆辞职不去大同下煤窑了，他说：“窑黑子，三块石头夹一块肉。”为此，三姐与他很长时间不说话。李长禄回到村里游手好闲，不安分在小山沟里窝屈，后经他表哥相助，去县城皮麻社做擀毡的活，因他从前曾跟他大哥学过擀毡的手艺。可好景不长，他又因帮助本村的村民倒卖猪肉，而被单位以“窝藏投机倒把分子”开除回城务农。三姐家的日子过得很紧巴，家里的油盐酱醋都需要靠卖鸡蛋的钱来购买。三姐每日推拉着笨重石头碾子，碾压谷子和玉米，每天喝着二顿谷糠糊糊粥，肚子空空的，三姐还要下地劳动，过着泪水洗面的日子。不久，北京中央国务院信访办给父亲回函，(县和公社没敢扣压)信函中称呼我父亲为同志，告知申述信件已收到，让父亲耐心等待，将身体保护好，说此类事全国甚多，日后会解决。那些日子，父亲可高兴了，乐得像一个孩子整天有唠叨不完的话。谁知在三姐出嫁一年后的一个最寒冷的冬天，父亲突然患感冒肺炎，我跑到公社卫生院，等医生来家时，抢救无效，父亲含冤病逝！父亲出殡时，三姐哭得死去活来，我心里清楚三姐心里很苦很苦。可是我没有料到，母亲将国务院信访办来的信函偷偷焚烧了，母亲怕村干部来家里抄查。此时，二姐赴呼和浩特市上访，让我们回城落实政策。可是我家迟迟没有接到公社的通知，此时有人悄悄地告诉我们，有一个人偷偷地跑到公社，与公社领导说：“不能让反革命家属回城，让他们继续在农村改造。”我们竟然猜不出这个人到底是谁？我父亲已被迫害至死，今天又要陷害我们孤儿寡母？那是1970年的初春，我在县城巧遇到了公社的谭秘书，谭秘书为人正直朴实，他曾到村里蹲过点，与我接触过，他很同情我家的遭遇。这次见面，他告诉我，小山沟村的李支书曾经到公社揭发我父亲上访的事，后来他又跑到公社，并让公社扣押内蒙古给我们落实回城的信函。听罢谭秘书说的事，我简直不敢相信，让我与父亲及全家尊敬的老支书竟在背后，干出这样卑鄙可耻的事。我回到家，将谭秘书地话告诉了母亲，母亲说：“你三姐结婚前，我堂哥五十九的四姨夫是小山沟村的村民四结巴，特地来我家告诉我们，千万莫让三女儿嫁给李印的儿子，不要与李家结亲，李印是个为人奸诈的小人，他在村里大搞阶级斗争，整人害人！他道德败坏！”母亲后悔已晚，当初没有听四结巴的忠告，将三女儿扔在了火坑里。三姐生头一个娃娃时，母亲去伺候三姐做月子。她看到李家人冷言冷语，甚至李长禄对我母亲也是说粗话顶撞。母亲回到家，说三姐掉在狼窝里了。当时三姐想离婚，可是母亲死活不让三姐离婚，并对三姐说：“你可以恨爹娘给你找的这门亲事，但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要看在娃娃的面子，也要凑乎地过。”1995年12月15日，三姐月卿全家合影留念
1970年秋，我与母亲及小弟踏上了回城的路，将三姐永远留在了老家的小山沟里。离开了老家，让我与母亲常常最挂念的还是三姐。大姐和二姐也常常接济三姐，没有忘记一母骨肉同胞的情感。不久，我去了兵团，由于父亲当时未平反，我改随了母姓，这也是我至今感到自责和自愧的。在这里我提到二姐原月梅，这位1959年毕业于呼和浩特市商业中专的高材生，性格泼辣和坚强，当时正赶上父亲犯了政治错误被下放回老家农村改造，没有钱供她继续读书，但是二姐勤奋苦读，走勤工俭学的道路。白天上学读书，晚上去企业夜校教课。直到毕业。后分配在包头一家企业工作。二姐写一手好钢笔字，并也酷爱文学。60年代初，她创作的话剧《蒋介石哭台湾》，经过我读书的小学话剧团排练后，当时我扮演蒋介石的角色，后来我们在大发工人俱乐部舞台上公开演出这幕话剧，得到了老师和观众的好评。1979年春，二姐还在为父亲平反而奔波，同时她还为三姐落实政策办回包头市的事而操心。她深知三姐在农村的处境，有公婆和丈夫的阻拦，自己逃不出来。二姐风尘仆仆地回到了老家农村。这时候，三姐已是三个娃娃的母亲。当穿着和农村妇女一样的三姐和她的三个衣衫破烂的娃娃出现在二姐的面前，二姐忍不住地伤心哭泣。五天后，三姐带着8岁的女儿，抱着四岁的小儿子随二姐踏上了赴包头的旅途。（将大儿子留在李家）当时李家人看到泼辣倔强而走南闯北的二姐要带走三姐，他们不敢阻拦。当包头市人民政府信访办的人员，看到了三姐这位回乡女知青如今像一个讨饭女人拖儿带女时悲惨的样子，他们都很同情。按照当时政策，允许三姐一人办回落户包头市；如果与农村的丈夫离婚，可以带三个娃娃回城。二姐苦劝三姐不要放弃这次带娃回城的机会，与妹夫暂时离婚，让妹夫在包头打工，日后再复婚。可是这时候，善良朴实的三姐拿不起狠心，她想起了母亲的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不能违背母亲的意愿，她不能自己办回城而离婚，尽管是自己不爱的男人，她更不能让三个娃娃没有父亲。二姐看到自己三妹这样固执和窝囊，也就不再相劝了。最终，包头政府信访办给三姐拿了38元路费，草草打发三姐返回农村。三姐离开包头时，母亲患病正住医院，只是母女匆匆在医院见了一面。此时，大姐与二姐也不愿意自己的三妹再回农村受苦，苦苦挽留三妹留在包头另谋生路，日后三个娃娃也有前途。可是倔强的三姐去意已定，她背着母亲和大姐二姐给的一大袋子白面及旧衣裳，抱着小儿子，拖拉着闺女踏上回老家的旅途。纯朴善良的三姐就这样放弃了她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返回包头城市的机会。在火车上，三姐的心里很平静，她曾渴望的包头市只不过是一个梦，而那个小山沟村才是她的实实在在的家。三姐重返回小山沟村，给了李家一个天大的惊喜。李家与全村的村民都认为三姐落实政策回到了包头城市，不会再回到这个偏僻贫穷的小山沟村。打哪以后，公公李印也不在背后冷言冷语了。李长禄再也不敢与三姐拌嘴说粗话了，他也变得勤快了，家里还养了一头猪和二只羊。三姐的家依旧很贫困，但三姐的心里很踏实。晚饭后，李长禄坐在土炕上，操起那个破旧的二胡，拉着跑调的二人台的老曲子《五哥放羊》，三姐家的土窑洞里也有了那样的祥和与温馨。2010年5月15日，作者（一排右一）与三姐（一排右三）三姐夫（一排右二）及全家合影留念
回天津探亲返蒙途中去老家看望三姐
1982年，我赴天津探亲返蒙途中，回到了故乡来看望久别的三姐。当我行走在一眼望不到头的山梁荒川中，走进了这片曾洒下我青春的汗水和泪水的土地，我的心里开始不平静了，我又回忆起了我当年的艰苦岁月。这片土地上曾有我家的磨难与不幸。这片土地上曾有我的屈辱和打拼。这片土地还有至今还受着苦难的三姐，这片土地上还有永远长眠着我的父亲。
当我爬上了最后的那座土山梁时，我放慢了脚步顺着一条细长的小璐走下了深山沟，沟里的小河水哗哗作响，这声音变得是那样的凄楚低沉的呜咽，它又仿佛在告诉我，小山沟村的悲伤。当我又爬上了土山坡的半腰上，在一座破旧农家院的大门口，我看见了离别多年的骨肉，当衣衫破旧的三姐和三个蓬头垢面的娃娃站在门口等候着我时，我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谁能想到，亲骨肉竟相逢在这偏僻荒凉的小山沟村。三姐早已泪流满面，姐弟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在我眼前，那个充满青春朝气俊秀的三姐不见了，面前是一位被岁月沧桑折磨的农家女人。这就是我的三姐吗？我感觉到了心里有说不出的心酸和苦楚。三姐家的日子过的很紧紧巴巴，全靠母亲和大姐二姐的接济和给些旧衣裳。年前我给三姐寄来十五元。村里一位姓路的支书告诉我，几年前，村里好多村人期望我三姐在村里当教师教村里的娃娃们，（村里没有学校，娃娃都要翻山过沟，到三里远的村庄学校读书）可是李印死活不同意三姐当老师。他怕三姐当老师，身份变了，拴不住她的心，要与他的二儿子离婚，村民们都说李印心眼不好。去年（1981年）李印突然暴死，小山沟村里的村民都在纷纷说长道短，说他一辈子整人害人，恶有恶报。有一次晚饭后，三姐陪我在村外散步，她说：“她公公在去年死的几天前，夜里常常梦到咱们的父亲……” 我没有言语，我不想将往事说破，事情已过去了，我更不愿在三姐心里留下仇恨。直到现在，三姐也不知道当年她公公李印曾到公社告密和举报父亲上访的事，三姐更不知道李印又跑到公社，让公社书记扣留内蒙古政府信访办寄来咱家的落实政策的信件，企图阻拦我与母亲及小弟回城的事。我离开了小山村那天，三姐带三个娃娃送我。等我下土山坡过沟，又爬上对面的山梁上之时，我回头依然看到三姐在大门前的土坡上向我挥手告别。她在土坡上久久地站着，她还在守望着什么？是逝去的青春？是苦难的岁月？还是对面遥远的东梁山坡上父亲的坟茔？1985年，三姐终于离开了每天喝谷米糠糊糊粥的小山沟村，离开了生活十三载的小山村。全家五口人踏上了走西口的远途，在河套平原一个农场落了脚。当三姐走进了这片一眼望不头的黄土地，来到了像一个村落的一个分场，脏乱的土地上有一排排歪歪扭扭的破旧的土坯房，她心里觉得有一种从未有过陌生感。不久，三姐才知道曾在这片土地的辉煌时代已过去了，这里原是兵团，后改为农场，知青们都像大雁一样飞回了城市。如今除了原来留下的少数农工，还有从各地说着南腔北调的农民举家来此包种土地。富有西北粮仓的河套平原主要生产小麦等作物，那些日子，居住在两间土坯房里三姐啃着咸菜，吃着白面馍馍，三姐心里可知足了。三姐包种了一百多亩地。（一部分别人退掉的盐碱地）除了小儿子在农场读书，四个人起早贪黑地干活，到了秋后，除了留下一年的口粮，除了交农场管理费，浇水费，化肥费，收入甚微。因自己家没有地种菜，平日又买不起蔬菜，几乎天天啃着咸菜吃白馍和面条。三姐心眼宽，她常对家人说，比在老家小山村每天喝糊糊强多啦，要慢慢地熬。大儿子李建已二十五六了，三姐又操心给儿子娶媳妇的事了，三姐东凑西凑凑了五百元做彩礼（我帮了一百元）娶了一个丰镇乡村的姑娘凤英。（姑娘的哥哥也在农场包土地）并同在一个小院土房里居住，大儿子分家单过，三姐给大儿子分了五十亩多地。后来，女儿莲莲也嫁给了在本分场包地的康保县乡村农民庞振。将土地分给大儿子，土地少了，还要供在临河市上高中的小儿子李国读书，我得知三姐家已陷入困境，我帮助她的小儿子参军当了兵，在冰天雪地保卫着祖国的北大门。三姐的小儿子李国从部队复员回来，建丰农场也不给安排。小儿子回来不久，娶了杭金后旗的一位农村姑娘红娥，三姐又分给小儿子六十来亩地。后来李国将土地包出，与红娥带着孩子去临河打工去了。儿女们各成家奔波于维持自己的生计，三姐已沦为没有经济收入的孤寡老人。早在八十年代里，有门路，有头脑的包地农民几乎都陆续地转成农场的正式农工。（退休后可享受退休金）可是因为三姐家的贫困，没有门路，再加上李长禄新来到农场，他老实巴交，像一根榆木头，头脑不灵活，他本人抠门吝惜，农场大小干部没有抽过他一根烟。多少年来，居住在土坯房里的三姐和丈夫李长禄与已分家的大儿子小儿子及闺女一直是农场的编外工。（临时工）三姐来河套农场所怀着美好的憧憬，三姐来河套农场做的彩色梦一次又一次地破灭了！2011年冬，三姐于老屋前留影
2010年之夏，已退休的我，从天津专程去农场看望已分别28年的三姐。眼前的三姐是一个农妇的样子，曾经乌黑的头发已经犹如严冬的初雪，根根银发半遮半掩若隐若现，脸上的皱纹好像在述说着风雨沧桑的往事。她的每根手指都伸不直，里外都是茧皮，整个手指就像用树枝做成的耙子。一身破旧穿了多年的衣裳，透出了家境的贫寒。再看三姐夫李长禄穿着一身挂满泥土褪色的旧工作服，（我在乌拉山电厂时给他的工作服）我心里一阵心酸。走进了一座用玉米杆子围成的破院落，走进了三姐的居住三十多年的破旧低矮的土坯房。做饭的屋里一片脏乱，靠墙根摆着二口粗大瓷缸，一口是水缸，另一口是咸菜缸，对着卧室墙是用泥巴垒的锅灶台和一口已生锈的大铁锅。走进土房卧室，摆着一个从老家带来的已脱了漆的老式的红柜，还摆放着一件我原在电厂宿舍用过的旧写字台。屋里唯一的奢侈品是大儿子不要的“大屁股”连牌子都看不清楚的老式黑白电视机，土炕上铺着一张残破的草席子，炕角还铺着一块又黑又脏的毛毡。炕上的墙壁上贴满了一张张花花绿绿的已过时的旧挂历年画。我在屋里看来很久，想了很多很多…….当天晚上，三姐一家给我接风洗尘，大儿子和媳妇凤英，闺女与女婿庞震都来作陪，三姐今炒了几个肉菜，几个凉菜。今天李长禄却很大方，从分场小卖铺买来十六瓶临河市出产的金川牌啤酒。已有68岁的李长禄的摸样已显得很苍老，一头白发，背也驼了，不像当年在老家，我头一次见到那个壮实的楞头青年。谁知这次农场与李长禄相见，竟是最后的诀别！（转年李长禄病故）来的几天里，我给三姐和李长禄拍照了几张照片，在三姐的土房前，与她的儿女等晚辈们一起合影留念。2015年三月，我从天津来内蒙古看望三姐。虽然已是初春天，三姐的土房里还点着炉子，土屋里还是依旧有一丝寒意。我看到眼前的土屋破门，孤灯冷灶，一片冷冷清清。三姐刚患乳腺癌出院归来，住院中是儿女分摊钱抢救三姐的生命，可救急不救穷，出医院后怎么办？仅靠每月一百元救急款如何生存下去？何况三姐还有严重的妇科病，（计划生育时做手术留下的疾病，属于医疗事故。当时她不懂得维权）及神经官能症病，每夜失眠，长期靠吃药维持生命。看到三姐的贫困状况，我与她去农场民政科找了王纪科长。我向王纪科长讲述了有关三姐的故事，王纪科长听罢似乎有些感慨，他很同情三姐的遭遇。我对他说：“我期望农场要有人道主义，给予一个没有经济来源的并有多种疾病的老年人适当的救助，最起码要给予申报低保。”我与三姐临走时，王科长将他的电话给我，我也给了他一张名片。回家后，三姐心情好多了，她说：“幸亏有你带我去农场民政科，王纪科长很信赖你，还把他的电话给你。”我说：“三姐的情况很特殊，你自己去，他也给解决，王科长是个好干部，你要耐心地等待。即使我回到天津，我也能给他打电话询问。”我在三姐家的土房前面看到有一排崭新的砖瓦房，这是三姐的大儿子李建与儿媳凤英十多年来在田地磨爬滚打的结果。他们每年靠种葵花，还供两个女儿在县城和呼市读书，他们还在农行贷款盖了新房子。（农场鼓励贷款盖房子）后面是三姐的低矮的破土房，前面是大儿子盖的崭新的新房，新旧房子的明显巨大的差别，有许多人在背后说闲话（包括农场的干部）。有的人当面质问三姐为何不住在大儿子的新房子里？三姐坦然地说：“我不愿意和儿子或女儿在一起生活，我老了，愿意一个人清净，再说老土房子住习惯了，老土房子冬暖夏凉。”我相信三姐说的是大实话，三姐一辈子刚强，不愿意拖累儿女。他的大儿子和媳妇及女儿女婿对她也很孝敬，哪家吃好饭都要请她去，并帮她去县城买药，帮她干活。我又去观看了外甥女莲莲的新房子，也很现代。大外甥和外甥女俩家请我和三姐吃饭时，我只说了一句话：“大舅希望你们常去老土房子看望你们的母亲。”转天，我怀这沉重的心情告别了土房里的孤苦伶仃的三姐，三姐眼泪汪汪，拉着我的手，舍不得让我走。我此时心里酸酸的，眼里含着泪。我回到天津不久，接到了三姐来到电话，她很高兴地告诉我，经过王纪科长的关怀下，她已办理了低保，每月低保金四百元，养老保险金每月一百四十元。三姐患乳腺癌等其它病症，上报到了五原县人民政府，并很快地得到五原县政府的关怀和救助。2016年，三姐被二分场群众投票通过，并经农场场部领导的审核批准而评为“贫困户”。被评为“贫困户”的三姐感到很自豪和荣幸，仿佛她被评为劳动模范一样地高兴。我的心里却是另一番滋味……可怜的三姐靠低微的低保金糊口度日，她还很乐观，她不怨天不怨地，她更不怨社会，她很知足，她很感恩。从八年前，三姐一直与我通微信，她的小儿李国子给她买了一部新手机。她在外地跑运输很辛苦的小儿子很孝敬她，常给她手机补充话费，常给她些经济上帮助。使三姐精神上最大安慰是李国的儿子——她的唯一孙子几年前在北京卫戍区某师当特种兵，二年后复员回来，经考试在临河市当了人民警察。这位长一米九的穿警服的孙子常来土坯房里看望奶奶，给奶奶洗衣裳及拆洗被褥，象个女娃一样细致和爱干活。2018年的年跟底，三姐高兴地告诉我一件喜讯，农场准备在本分场盖一排新瓦房（称幸福院）给三姐安排一间新房。2019年秋末，我与妻子乘飞机直达乌海市，专程去探望大姐原月娥和二姐原月梅。三天后，外甥小琦用小车将我们送到五原建丰农场，在土坯房里，我们夫妇俩与三姐相逢。2021年春天，三姐搬进了新房子。她搬家时，流泪了，她舍不得离开已居住了三十六载的两间破土房，尽管土坯房子矮小和简陋，还有被熏黑的墙壁和房梁，房梁的顶棚上还常有上窜下跳的老鼠……但在这破土坯房里有她的梦幻，有她打拼的岁月。她又想起了雁北老家那黑乎乎的窑洞，破碾房里推拉沉重的磨盘，荒土坡上父亲坟头上的蒿草……还有心里抹不掉的苦难的记忆。面对三姐苦难坎坷的人生，也许很多人，认为她是一个大傻瓜，一个缺心眼的女人，她放弃了回包头市的机会，竟和一个她不爱的男人厮守到老，贫困了一辈子。是的，当年知青大返城时，曾有很多的知青抛弃了自己亲生的儿女，抛弃了自己在农村的媳妇或丈夫，去城市寻找幸福，改变自己的命运。有的知青为了回城，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我也问过三姐，这辈子后悔过吗？她说：“不后悔，一个人不能只为自己活着，一个人不论穷和富，不能没有良心。”最后我真诚地祝愿居住在河套农场幸福院的三姐，幸福！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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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