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的作者
付晓峰，1952年出生内蒙古商都县，1965年就读包头十五中学。1971年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兵团电厂（乌拉山电厂）宣传干事。1987年调天津工作，现已退休。天津作家协会会员，天津世界语协会理事。
原题
黄兴之子
黄乃的世界语人生
黄乃先生逝世已有10个春秋了（本文于2014年创作），心中常涌起对先生的深深怀念。早在九十年代初，我开始通过世界语史料翻译和挖掘，踏上了一条“名人与世界语人物传记创作的艰难漫长道路。在世界语和其它的史料中，我关注并知道一些有关黄乃先生的情况。黄乃（1917——2004）中国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家黄兴之子，前中国残联副主席，中国著名的盲文专家，华夏杰出的世界语者。他原名黄一寰，湖南长沙人，1937年入党，曾任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研究室组长，新华通讯社国际部主任，中国残联福利基金会理事，教育部盲聋哑教育处处长，盲人福利委员会副主任，盲人聋哑人协会第一至三届副主席，第四届常委，中国残联一、二届主席团副主席，第二届至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94秋，我参加在秦皇岛召开的全国世界语工作会议。会后，唐山的世界语朋友尹玉征（唐山税务局干部）向我介绍了唐山盲人樊东升苦学世界语的事迹，并应邀参加国际世界语大会，同时应邀参加国际盲人世界语大会，为祖国曾光。得到这个信息我颇为感动。不久我专程赴唐山。采访中，樊东升多次谈到黄乃先生对他的培养和扶持。回津后，我很快完成了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叩开光明之门——第一位中国盲人出访荷兰纪实》，于同年12月28日在天津《今晚报》“人物专科”刊登和连载，报上并刊登了樊东升在荷兰与国外的世界语朋友的合影照片。文章发表后影响较大，各地一些报刊纷纷转载。北京《盲人月刊》主编朱淑英给我来信约稿并赠送刊物。我给唐山樊东升寄报时，他来电话嘱我给黄乃先生寄一份报。我便将报纸及我对黄老先生的敬仰之情一同寄到北京阜外木樨地24号楼。当时，还担任中国残联副主席的黄乃先生在百忙中给我回信。他老人家在信中肯定了我的作品，肯定了我写盲人学世界语而推动了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发展，并说我为中国盲人做了一件好事。使他特别高兴地是我不仅是一位作家，也是一名世界语者。他嘱咐我努力，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
看到黄老先生的来信我感动得流了泪。因为当时我四处采访，花销较大，家里人不支持。黄老的来信极大鼓励了我的“名人与世界语人物”创作的信心。一次黄老先生来信说，他在夫人安琳的协助下，很关注我在《人民日报》“国际副刊”“文化广角”写的《中意文化耕耘者——苏阿芒》《一位德国老人的中国情》《一位研究中国唐诗的匈牙利人》。更使他满意高兴的是《人民日报.海外版》“名流周刊”上刊登我创作的《巴金，中国杰出的世界语者》的文章。我也经常去信向他请教有关世界语的问题，诚恳期望他讲述一些与世界语有关的经历。过了好久，他来信讲述了与世界语及很多难忘的经历往事，并寄来了7张珍贵的家照，其中有二张他和夫人，与从台湾秘密到大陆探亲的大姐黄振华（时任国民党立法委员）的合影，信中叮嘱说在他生前不要为他写更多东西，他寄来的照片更不能在报刊上发表。我知晓他为人低调。他不让我发照片，是在保护我。他告诉我，大姐来京与他相聚，只有老友李锐到家探望。
1936年3月初，早晨，上海黄浦江码头，有一位戴眼镜的高个子青年随着一声汽笛长鸣，登上了由上海开往日本的客轮，他就是辛亥革命先驱黄兴的三子黄乃。19岁的黄乃怀抱一颗寻求真理的报国之心，在大哥黄一欧和二哥黄一中的呵护资助下，东渡扶桑留学。离开祖国，胸怀远大理想抱负的黄乃，来到父辈创立同盟会的地方，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日本留学的日子里，黄乃经历着血与火洗礼和风雨的考验。在他就读日本大学社会学专修科的时候，一位使他永远不能忘怀的世界语老师——日本著名的左翼领导人中桓虎儿郎，给他讲授世界语，还给他灌输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新思想。在老师的影响下，黄乃刻苦学习世界语，开始阅读世界语进步书籍。3个月后，黄乃参加了进步留日学生举办的“现代问题座谈会”并加入了“留日世界语协会”两个世界语进步团体。
此时的黄乃思想很激进很活跃，他多次参加了东京举办的各种世界语进步活动，结识了留日的中国世界语者刘仁和日本著名的世界语女作家绿川英子（刘仁的妻子）。同年10月，他在东京特别支部的领导下，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联盟，负责两个团体的领导工作。
1937年在日寇对华发动全面战争的前夕，日本国内出现了白色恐怖。进步刊物《东流》《诗歌》等遭到查封，负责人被抓。黄乃也因涉嫌左翼世界语进步活动，于6月21日被日本警视厅逮捕。黄乃被日本当局抓捕的消息惊动了各界。就在日本进步人士和世界语者设法营救黄乃的同时，父亲黄兴生前的友人前田九二四郎出面保释，3周后黄乃被释放。此事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海内外的报刊争相报道。
“七.七”事变, 日寇将战火燃烧到整个中国。在日本留学的黄乃日夜忧心似焚，他的心早已飞到了苦难深重的祖国。同年8月3日，黄乃毅然踏上了回国的旅途，投身到挽救祖国的抗日洪流之中。他先后在上海、南京参加留日同学发起的救亡活动。此时的热血青年黄乃，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住他要去日夜渴望向往的地方。赴延安途中，经过三原县，他临时在三原中学代课，与党组织接触，又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3月，他终于来到了延安。
延安枣园的清晨，他用小提琴第一次演奏陕北的民歌信天游。他在给哥哥和姐姐写信说，他寻找到了人生的希望和快乐。黄乃先后在延安抗大、马列学院、中央宣传部、八路军总政治部工作。他夜以继日地翻译日文报纸杂志，从事对日本问题的研究工作。他翻译的文章，毛泽东每篇必看，才华得到赞赏。
黄乃在延安
对世界语怀有炽热情感的黄乃，要实现用世界语报国的理想。他与从海内外来的庄栋、徐敬五、李又然、徐錐等一批青年世界语者聚集在延安，在黄土高原奏响了世界语革命的前进号角。他们用世界语进行抗日宣传，用世界语创办《延安世界语者》，向世界介绍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真实情况，介绍中国共产党抗日方针政策，讴歌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英勇抗战，揭露日本法西斯犯下的侵略罪行。在他们努力下，1938年5月6日成立了延安世界语协会，这是红色边区第一个世界语组织。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为世界语协会举办的展览题词：“我还是这一句话：如果以世界语为形式，而载之以真正国际主义之道，真正革命之道，那么世界语是可以学的，是应该学的。”
延安生活很艰苦，夜晚窑洞里昏暗的捻子油灯下，黄乃唯一的一只左眼视力下降，由1200度升至1600度高度近视。1934年在一次学校体育课踢球时，他不慎右眼受伤，导致视网膜脱落，在留学日本的途中右眼失明。如今他的左眼又面临着失明的危险，但黄乃没有退缩，夜晚昏暗油灯下全身心忘我地扑在研究翻译中，与其他世界语者翻译出版了毛泽东《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这些世界语版本的毛泽东著作，是介绍给国外的最早的毛泽东著作的外语书籍。黄乃的视力还在下降。生活是艰难的，又是快乐的。黄昏的延河畔飘逸着黄乃充满激情欢乐的琴声，给他的青春年华注入了金色的憧憬。
1946年至1949年短短的三年时间，黄乃碾转于胧东土改队、昆仑部队、中央后方委员会、新华社、中央统战部。当新中国胜利曙光照耀在东方地平线上，踏着欢庆的锣鼓声，随解放军部队走进古城北平的黄乃，却面临着人生的一场暴风雨：妻子离异，左眼视网膜脱落，两次手术失败，他跌入了生活的低谷。1950年仲夏的一天，周恩来到黄乃家。在周亲自安排下，他到苏联接受眼疾的治疗。在莫斯科住院期间，他多次听到保尔.柯察金双目失明后坚强地为党工作的故事，深深地鼓舞着他。一次，他有机会结识了莫斯科盲校的一位女教员，他很快掌握了盲文点字的摸读和书写方法。他感觉到眼前亮了，重新走进了生活的春天。
1950年底，黄乃从莫斯科回国，带回了两套写字工具：盲文写字板，盲字笔及英文盲字字母表。1951年春节，黄乃走访北京启明瞽目院（后来的北京盲校），遇到了延安抗大女同学李玎并在她帮助下学会了心目克明盲字。两年中他边学边改，研究出一套以普通话为基础，北京语言为标准的现行拼音盲文新方案。不久，李玎创造了盲文铅字排印技术。期间李玎担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在她哥哥李琦的支持下，在政务院秘书处印刷厂的工人帮助下，实现了铅字排印盲文的宿愿。李琦也是一位世界语者，早在三十年代在北京读书时就接触过世界语，他也很早知晓黄乃在日本留学时就学习过世界语。如今他热情支持新盲文的推广，始终关注支持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发展，这是后话。李玎用黄乃创造研究的新盲文编辑排印了著名作家魏巍的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在当时的中国盲同胞的胸中点燃起了爱国主义激情，黄乃发明创造的新盲文在华夏千万个盲人的心里点亮了一盏明灯。
1954年早春的一天，毛泽东接见中国盲人福利会总干事张文秋时说：“黄乃我知道，他是黄兴的儿子，抗战时期参加了八路军”。接着毛泽东反复观察盲文杂志上六个凹点的变化，感叹地说：“六个凹点千变万化，巧妙无穷，把所有的汉字都包括了，黄乃真了不起…..”
建国初，黄乃时任教育部盲聋哑处处长，被当选为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1953年5月初，黄乃手里拿着从中华全国世协得到的一本国际盲人世协主办的杂志《联系者》，在服务员张生元陪同下，到政务院秘书处印刷样品。他俩先到中南海找李琦，正巧在西华厅院遇到了他日夜思念的周恩来。黄乃紧紧握住周总理的手，激动地向周总理问好，并向周总理说明来意。周总理微笑说：“我在法国看见过爱罗先珂，他就是用的这种文字”。周总理接着说：“好，你现在安心了吧，你们去吧，祝你们成功。”
不久，黄乃用盲文世界语与国外的盲人世界语者通信，并收集各国的盲文字母表。他结识了国际盲人世界语协会副主席罗拉博士。老八路战士黄乃开始用盲文世界语创作，向盲文世界语刊物投稿，介绍新中国，叩开了另一扇世界的大门，填补了中国盲人学习盲文世界语的空白。
同乡好友李锐在回忆文章中曾叙述黄乃当时悲伤的情景和他对黄乃遭遇的惋惜及感慨。黄乃多才多艺，精通日文、盲文世界语及各国的盲文，还掌握并喜爱小提琴、口琴、手风琴、钢琴。他在音乐上的天赋和造诣，使熟悉他的人感到惊奇和敬重。也许此时步入生活低谷的黄乃，在用音乐治疗他那颗深受创伤的心。
黄乃的琴声打动了女导演安琳。1936年，安琳在天津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年后，她奔赴延安。充满着理想抱负和年轻美丽的安琳，是延安“鲁艺”文工团团员。建国后，安琳担任北京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科技导演。1961年2月初，安琳经过延安鲁艺一位同学介绍来到黄乃家。黄乃悲壮深沉的琴声，使安琳仿佛回到了风沙弥漫的陕北岁月，军营的露天舞台。翌年春节，黄乃与安琳举行了简朴的婚礼，黄乃寻找到了宁静幸福的港湾。
安琳在生活上关心照顾黄乃，也是黄乃研究盲文和盲文世界语创作的好助手。安琳也学习掌握了盲文。文革中，担任中国盲聋哑协会副主任的黄乃被下放到湖北农村，吃尽了苦头。安琳来到黄乃身边，与丈夫同甘共苦风雨同舟。他们走过寒冷的严冬，迎来了改革的春天。黄乃与夫人一起用盲文打字机工作
黄乃夫妇与大姐黄振华（时任台湾国民党立法委员）在北京合影
黄乃夫妇及儿子、表弟与大姐黄振华在北京
晚年的黄乃夫妇
任中国残联副主席的黄乃经过二十个春秋的苦苦探索，在傅良文等一批热心盲文改革的朋友们帮助下，终于研制出《汉语双拼盲文方案》，被誉为中国的盲文之父。
晚年的黄乃更加关注着世界语的发展。在北京举办的各种世界语活动中，常常出现一位高个子慈祥白发盲人的身影。黄乃一直没有中断与国际世界语朋友的联系。他积极地培养和发现中国的盲人世界语者。他热情扶持唐山普通青年盲人樊东升，给樊东升邮寄盲文世界语书籍和录音带，指导他摸读盲文世界语。黄乃给荷兰国际盲人世界语协会副主席罗拉写信，介绍中国的情况。两年后，樊东升应邀赴荷兰，参加56届国际盲人世界语大会及73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启程前樊东升特意去北京复外木樨地24号拜访恩师黄乃老先生。他俩用世界语交谈，在黄兴遗像前合影留念。
黄乃与唐山盲人樊东升在黄家合影
2004年1月30日，黄乃在北京溘然病逝，走完了他87个春秋的人生历程。黄乃一生追求进步追求光明，热爱世界语，为自己浇铸了一块永恒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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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原载2014年11月27日
《人民政协报》朝花夕拾版
文字有少量删节
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