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庄则栋突然想起,近日周恩来总理对王猛将出访西德有个批示,而且就在他的文件包里,他马上拿出来给江青看了。原来,这是3月5日国家体委和外交部会签的《关于王猛同志应邀回访西德的请示报告》,周恩来同意王猛出国,批示:“请王猛同志在国家体委的批林批孔运动中,采取积极提倡和欢迎群众批判自己的认真、严格、热情的态度,才可把体委的运动发动起来。”周恩来并不知道“二丁事件”,他的批语是要和江青推动的“批林批孔”相呼应一下。江青不肯让王猛此时出国,立即让王洪文要通周恩来的电话,明确要求周恩来改写批示。江青叮嘱王洪文:“你问问他准备怎么写?写好了我们还要看一看。”王洪文放下电话不一会儿,江青处的电话又响了,秘书报告是周恩来总理打电话到这里找庄则栋,显然是已经打电话到体委找过了。
庄则栋要接电话,被江青制止。她对王洪文说:“告诉他,庄则栋没有来过我们这里,打电话到体委去找。”她扭头又对庄则栋说:“快回去,别说你到过我们这里。你接到总理的电话,把他对你说的话记下来,一个字也不要漏,然后打电话告诉我们。”
结果,庄则栋马上回到体委去,和周恩来通了电话,说眼下王猛不宜出国访问。庄则栋是得到江青、王洪文授意的,否则哪里敢打这个电话。周恩来一听就明白了。在这个背景下,已经抱病在身的周恩来退让了,当即亲笔给王猛、庄则栋写了一封信:
听说体委动员批林批孔的大会正在开,如果王猛同志今晨将我在一个要出国的文件上,写给你们几句希望的话念给大家听,大家会问,下文如何?我就请你们代答,如果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大揭大批、批深批透,批得王猛同志来不及出国,那也不要紧,可换别人去。我方才把这几句话的内容从电话中告诉了庄则栋同志,现在以书面补告。实际上,这个短信是3月7日写的,取代前一个批示。即便是让步,周恩来的信也写得婉转周全,不露破绽。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庄则栋铸下大错。他不仅被江青、王洪文指挥得团团转,对王猛背信弃义地横加指责,而且对周恩来总理撒了谎。正因为他对周恩来撒了谎,隐瞒了他在江青和王洪文处的活动,后来他在家中无意间说起此事,引起妻子鲍蕙荞极大不满,两人之间产生隔阂。后来,这个隔阂演化为感情的冰河,两人最终劳燕分飞。郭连刚小组的调查,在尤太忠直接帮助下进行。尤太忠本人也来到调查座谈现场,听取乒乓球队领队、教练,涉事选手的陈述。他们弄清了事情原委,认为是队内成员间的小纠纷,与“阶级斗争”无关。但为了应付“批示”,调查组责令当事教练检讨,然后调离教练岗位。即便是“调离”,也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加以保护的结果。时任区党委副书记的王铎在“调查”进入尾声时亲自打电话给李岩毅说:“对调查你不要再说什么,先离开球队躲一躲。”两位丁姓兄妹,因为到龄就退役了。实际上,正是这样的措施保护了“二丁”和主教练。两年后“文革”结束,李岩毅重回教练岗位,“二丁”兄妹逐渐以教授乒乓球为业,过着可称宽裕的生活,和教练重归于好。郭连刚在呼市调查和处理“二丁事件”,整整花了3个多月时间,待他们回到北京,王猛已经“靠边站”了,不久调离体委回军队工作。国家体委主任则由庄则栋取代,这正是庄则栋悲剧之所在。他政治生命的跌宕悲剧,就是在1974年3月5日至7日的两天里拉开序幕的。这位乒乓球世界冠军的自负和冲动、对极左思想的追随和推行,使他在悲剧道路上渐行渐远。
(原注:本文作者采访了前任国家体委政策法规司司长王鼎华先生,采用了他提供的历史资料;还采访了郭连刚、李岩毅先生,采用了他们回忆口述资料,在此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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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世纪》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