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丨钱江：中美建交谈判幕后的高手过招

钱江新三届 2019-06-06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钱江，生于上海，曾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今巴彦淖尔市）乌兰布和农场插队6年，内蒙古师范学院中文系77级，1982年到北京《体育报》当记者，1984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法学硕士学位。此后任《人民日报》驻云南记者，并很快成为首席记者；1994年到1998年任人民日报华东分社新闻部主任；2000年任人民日报社记者部副主任，主要负责人民日报地方新闻的报道和编辑；2006年11月调海外版任副总编辑。其间曾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做过一年高级访问学者。

1978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号外

原题

邓小平与中美建交风云

（节选）

作者：钱江

（一）

中国的原则是清楚的

　    1977年上半年，是中美关系的停滞期，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在相当程度上被搁置了。

        就在此时，邓小平复出东山。这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决议，恢复了邓小平同志在“文革”中第三次被打倒前担任的重要职务。

        7月30日晚上，邓小平出现在工人体育场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闭幕式的主席台上。

中美关系是邓小平外交事务的重点

        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要求主管教育工作，同时负责国家外交事务。中美关系问题，是邓小平外交事务的重点。

        远望大洋彼岸，当年的谈判对手福特、基辛格已随着政坛潮水退去，现在邓小平面对的，是一位来自美国南部农村的花生种植园主———新任总统卡特。

要说遗憾毕竟是免不了的。遥想当年，来到北京的尼克松向周恩来许诺，将在自己的第二个任期内实现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他虽然获得了连任，却栽倒在自己掘下的“水门事件”深井里，再也站不起来了。

美国总统福特于1975年12月访华

接任的福特对中国领导人说，如果他连任，有可能为尼克松、首先是为自己实现承诺———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结果，福特没有走出“水门事件”的阴影，在总统选举中败在卡特手下，铩羽而归。

卡特和万斯都对中国感兴趣

    新总统卡特在中国有过一段亲身的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卡特在海军服役，是太平洋舰队潜艇“鲳鱼号”上的舰员。

    1949年初，“鲳鱼号”从香港向北航行至青岛，中途数次在中国沿海港口停泊。卡特亲眼看到，国民党在那里的统治已快结束了。当选总统以后，卡特决心在任期内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一开始，他将这个任务交给国务卿万斯来办理。这时的万斯，是卡特最倚重的外交家。

    万斯出生于1917年5月，幼年丧父，全靠母亲抚养成人。万斯曾在耶鲁大学经济系求学，后来入法学院深造，194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如火如荼，万斯加入美国海军，曾随部队先后到过太平洋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印度尼西亚、塞班岛、关岛和菲律宾，1946年以上尉军衔退役，重归律师本行，次年与格雷斯·斯隆小姐喜结良缘，此后育有一子四女。工作之余，万斯喜爱阅读书籍和从事园艺，还时常参加游泳和滑雪活动。

    1959—1960年，万斯是参议院调查国防部预算编制程序、导弹和卫星项目、美苏导弹打击力量相对可靠度的小组委员会法律副顾问。由此极大地丰富了对战略武器的认识，逐渐在对苏谈判中成为一名出色的专家。1962年，万斯担任陆军部长。1964年，他担任了约翰逊总统任内的国防部副部长。由于特殊的经历，万斯对军事战略和装备有较深的认识和理解。后来他本人透露，其实，从小时候开始，他就对中国抱有浓厚的兴趣了。

    即将担任国务卿的万斯还没有到国务院办公，先对中国作了一个姿态：1976年12月，由即将离任的基辛格安排，万斯和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共进工作午餐。万斯在席间说，卡特政府承诺，遵守1972年由尼克松和周恩来签署的《上海公报》。在同一个月，万斯组成了一个4—5人的中国问题专家小组，其中有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奥克森·伯格等，主要就政治、法律、战略方面，全面研究尼克松政府以来形成的对华关系文件。

卡特会见黄镇谈两国关系

    1977年2月8日，卡特就任总统还不到20天，就在白宫会见了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他表示，新一届政府对华政策的目标是“关系正常化”，还承诺：“《上海公报》的原则过去是，今后也将是两国关系的基石。”

    他接着说：“自1972年以来，两国关系取得了进展。现在要重新鼓励文化交流和贸易，发展更密切的关系，以实现公报上表达的愿望。”

    黄镇说：“自从尼克松总统打开对华关系，《上海公报》发表以后，福特总统也访问过中国，基辛格博士每年去一次中国，有时两次，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福特、基辛格先生多次长谈，就世界形势、两国关系阐述了中方的立场和观点，增进了彼此的了解。”

    这时，卡特对黄镇说：“我们的领导人可以访问中国，也希望你们国家的领导人来美国访问。我不知是否有可能充当主人，来接待你们国家的领导人访问美国？”

    卡特的这句话，可以视为日后邓小平访问美国的伏笔。

    黄镇也有准备地回答：“如果美国领导人访问中国，我们是欢迎的。但是中国领导人访美问题，坦率地说，在美国同台湾继续保持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北京没有另外一个美国大使馆。”

黄华外长会见万斯

    经卡特批准，主张以“渐进方式”逐步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的万斯于8月22日来到北京，执行“探索性使命”。当晚，万斯即与黄华外长作了非正式交谈，次日举行会谈。

    在正式会谈中，万斯说：“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基础，既不会损害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景，又可使非正式接触继续下去，则总统准备使美中关系正常化。”万斯表明，根据《上海公报》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美国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将“逐渐消失”（Lapes），而不是“废除”（Abrogate）。万斯强调，重要的是中国不反驳美国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声明，自己也不重申用武力解放台湾。

    万斯带来的美国方案，集中起来就是要中国保证不用武力解放台湾，把台湾与美国之间的“大使馆”降格为联络处，而让中美之间的联络处升格为正式外交使团。这个方案被称为“倒联络处方案”。并要求中国公开承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而不能采取别的方式。

    次日上午继续会谈。黄华发言，表示不能接受美方的观点。他严厉批评了美国的态度是“口惠而实不至”，从原来的立场上倒退了，如此这般，则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只能推延。

邓小平会见万斯

    由于会谈出现了相当大的分歧，这天下午，邓小平会见了万斯，这是他们的第二次会面，却是邓小平恢复工作以后会见的第一位来访的外交部长，可见邓小平对中美关系的重视程度。

    邓小平对万斯开玩笑说，你还记得在1975年你首次访华时我们的会面吗？那正好是我被再一次打倒之前。

邓小平设宴招待接替基辛格出任美国国务卿的塞勒斯•万斯

    说了几句轻松的话，邓小平和万斯言归正传，万斯再一次阐述了美国的观点。

    邓小平神情严肃地说，美国的立场从《上海公报》后退了。邓小平向万斯念了当年基辛格来中国谈判时说的一句话，即基辛格同意，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美国是欠了账的。邓小平还指出，1975年福特总统来华访问，也明确地说，如果他1976年竞选成功的话，将按照日本方式实现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作了这样的对照，就说明你万斯从前者的立场上后退了。如果按你说的去做，在台北就会出现一个门前没有国旗或国徽的大使馆。

雷厉风行谈原则

    邓小平对万斯说，“如果要解决，干干脆脆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为了照顾现实，我们还可以允许保持美台间非官方的民间往来。至于台湾同大陆统一的问题，还是让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当时与万斯一起参加与邓小平谈判的伍德科克回忆：“邓小平尽管彬彬有礼，但对万斯的建议很冷淡。当万斯一提出将在台湾的美国大使馆换成类似联络处的建议，邓便不再继续讨论有关正常化的任何一步措施。”

    邓小平对万斯说，我们多次说过，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有3个条件：废约、撤军、断交，按日本方式。老实说，按日本方式本身就是中国的一个让步。

    我们也多次说过，中国是有耐心的，如果你们美国人还需要台湾的话，我们也可以等一等。现在是要美国下决心。前年国务卿访华时，我曾讲过，事情要干干脆脆解决，何必拖泥带水。至于解放台湾，那是中国的内政。我们准备在按3个条件实现中美建交以后，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条件下，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但不排除通过军事、武力解决。对台湾问题，不要只看到你们有多少资产、多少投资、什么“老朋友”，要看到民族感情。

    邓小平说话之果断，使万斯觉得碰了个大钉子。他马上打道回府，预先准备好的联合声明也没有拿出来。其实，按事后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柴泽民的看法，万斯本人还是倾向于发展对华关系，主张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在当时，万斯持有“渐进派”的观点，这一点，待和万斯接触比较多了，就会感受到。

    万斯这次访华前，卡特有一个交代：美国可以接受中国“三原则”，但那是有条件的：1.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2.在官方条件下保持与台湾的经贸关系，同时根据原先与台湾的条约规定，结束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时要“提前一年通知”，这一条应变通为中美建交后美台原“防御条约”还自动延长一年。3.中方承诺“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3条可以视为美国对中方“三原则”的回应。

在台湾问题上决不让步

    在台湾问题上，邓小平有坚定的主张，那就是，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对万斯的这次来访，邓小平在事后提出了批评。9月6日，邓小平在同美联社董事会代表团的谈话中，指出了万斯来华没有就中美关系正常化取得进展的原因，认为万斯提出的“倒联络处的方案等于是从美国原来的立场上后退了”。

    然而，对中美两国将通过谈判实现关系正常化，互派大使，邓小平充满了信心。这年9月27日上午，他会见了美国前任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邓小平说，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个步伐还可以加快一些。我们总是说，美国政府、国会和政治家要从长远角度、政治观点来看中美关系，不要搞外交手段。中美两国有很多共同点，所以我们要加强往来。台湾问题的重点还是政治。我理所当然地希望台湾问题早一点解决。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我们没有任何松动的余地，在这样的问题上不能有别的考虑。

（二）

建交谈判的前哨战

    万斯回国后，中美关系又进入一段“冰河期”。中国领导人需要解决急迫的国内问题，美方则把与苏联的“缓和”放到了前列。中美双方继续相互试探。

布热津斯基走上前台

    担任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50岁的布热津斯基，1928年出生在波兰的华沙，1938年随父母移民美国。尽管他10岁以后的岁月都是在美国度过的，他的英语中还是有拂之不去的波兰口音，就像基辛格的英语中带着德语尾音一样。他和基辛格都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供职近10年。随后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和共产主义事务研究所所长。也许和出生地有关，布热津斯基对东欧和苏联问题，进而又对中国进行了长期研究，著作很多。

    卡特入主白宫后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由布热津斯基介绍最新国际局势。布能将事情的来龙去脉描述得条清缕晰，并提出供总统进行判断和作出决策的依据。布热津斯基不像基辛格那样锋芒毕露，却能将世界战略远景描绘得同样清晰。

    1977年年末，布热津斯基决心亲自出马，走向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台。没有想到，国务卿万斯向卡特推荐副总统蒙代尔前往北京。卡特虚与委蛇，表示可以考虑。这下子倒使布热津斯基着急了，3月中旬，他面见卡特，强调由自己访华更有利。

    卡特笑了起来，说：“不要和副总统谈这件事。”

    布热津斯基点头答应后，卡特再次强调说：“别和他谈，我作出决定后再通知你。”

    过了一会儿，卡特的私人女秘书苏姗·克劳走进布热津斯基的办公室，要布转交一封总统致万斯的信，信封封口上已有卡特的签名，当然只能由万斯亲启，但是布热津斯基拿到了此信的副本：“副总统、国务卿：我已决定，由布热津斯基去中国最好。”

    卡特作出这个决定是有代价的，在对华关系问题上，万斯和布热津斯基的矛盾从这时起渐渐表面化了。

    卡特亲自修改了布热津斯基起草的与中国领导人会谈的提纲，并指示，美国承认一个中国的概念，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符合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

黄华宴请布热津斯基

    布热津斯基一行10人于5月20日中午到达北京。当晚，黄华外长举行晚宴，他在祝酒时说：“布热津斯基博士长期从事国际政治活动和研究工作，我们将乐于借他这次来访的机会，了解他在这方面的见解，同他交换意见。”

    布热津斯基致答词。他说，美国在对待中美关系上抱有三个信念：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谊对世界和平极为重要和有益；一个安全强大的中国对美国有利；一个强大、自信和参与全球事务的美国对中国有利。

    他进而明白地说：美国总统希望同强大的中国有友好的关系，决心同你们一道克服按照《上海公报》实现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所遇到的障碍，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已经拿定了主意。

    晚宴之后，双方立刻开始会谈，布热津斯基说：“我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因为卡特总统和我都相信，美国和中国有着共同的利益和相似的长远的战略眼光。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反对全球和地区霸权主义方面有共同的立场。因此，我们要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不是一种暂时的策略，而是建立在共同的战略目标基础之上的。……我们曾经是盟国，我们在面对共同的威胁的时候应该再次合作。因为，当代世界的主要特征之一是，苏联崛起为全球大国，这个特征使我们团结起来。”

    听了布热津斯基的发言，黄华没有多谈，表示将在明天的会见中详细答复。

    第二天上午，中方安排布热津斯基先后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和故宫，他对后者有很大的认同感，感慨地写道：“这种宫殿与手工艺品卓越非凡的组合，使人们认识到中国本身一直就是一种文明，其程度之高非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可比，相当不同寻常而富有特色。”

“邓个子小，气魄大”

    布热津斯基参观故宫的时候，黄华已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决定亲自会见美国代表。

    下午4时，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布热津斯基，谈了两个小时。这是布热津斯基第一次见到邓小平，美方还有奥克森·伯格和伍德科克参加。中方在座的有黄华、新任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礼宾司副司长高建中。

    邓小平首先讲话：“布热津斯基博士，旅途辛苦了。”

    布热津斯基的回答别具一格：“我感到振奋。”后来他说，这句话准确地表达了他当时的情绪。

1978年5月，时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到访北京，将一块美国宇航员从月球上带回来的石头作为礼物送给中国，双方就正常化的具体问题进行了商讨

    寒暄几句，邓小平言归正传：“中国方面总是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毛泽东主席是个军人，周恩来也是军人，我也一样。”

    布热津斯基回答：“军人说话直率，美国人也有说话直率的名声，我希望你没有发现美国人或美国有什么不好理解。”接着，他告诉邓小平，美国方面准备就实现双方关系正常化开始“积极的会谈。”

    邓小平的答复很谨慎：“现在的问题仍旧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统在这个问题上下了决心，我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了。”他又问：“为了实现正常化，你认为应该做到什么呢？”

    布热津斯基作了长篇答复，表示将信守《上海公报》，遵循只有一个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是你们自己的事这条原则。但他又说，美国还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要解决，即使实现了美中关系正常化，“我们对台湾的安全义务还要继续下去。”

    布热津斯基基本上阐明了美方对实现双方关系正常化的态度，还指出了日后谈判中将会遇到的困难，表明症结还是台湾问题。邓小平果断地表示接受布热津斯基的建议。他说：“我盼望着卡特总统下决心的那一天。让我们换一个话题吧。”他表示，中国要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希望从美国得到新的技术，他的担心就在于美国是否愿意合作？他对布热津斯基说：“我总觉得你们是害怕冒犯苏联，是吗？”

    布热津斯基也是谈判老手，他说：“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美国对冒犯苏联的担心是很有限的。要是说害怕苏联的话，我敢和你打一个赌，我们两国中哪一个的人口比苏联少呢？”

    邓小平将话题引向国际战略问题，指出美苏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对美国没有好处。布热津斯基则申辩说，会谈旨在实现战略稳定，对国际政治很有影响。

    邓小平加了一句说：“坦白地对你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们去跟苏联缔结条约，总是美国方面作出让步，总是讨好苏联的产物。”

    布热津斯基在这个时候顶了一句：“在对付苏联方面我们并非天真无知。”

    邓小平表述了重要的思想。他说：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对两国来说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两国关系正常化和不正常化，性质不同。在经济领域或其他方面，相互受影响。谈到正常化问题，我们观点很明确，3个条件：断交、撤军、废约。这3个条件都涉及台湾问题。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涉及到一个主权问题。日本方式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最低方式。所谓日本方式，就是在正常化的条件下，我们同意日本同台湾之间商业、人员继续往来。自《上海公报》发表以来已经5年多了，这个问题差不多讨论了5年多。我们多次明确阐述了我们的立场。要中国承诺只能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我们说不行。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其他国家无权干涉。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那是中国自己的事。你们表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你们可以说你们的话，但作为条件不行。

    邓小平的语言犀利，直指问题实质。

    布热津斯基感到，会谈的整个趋势是积极的。他事后说：“邓个子小，气魄大，立即使我折服。他富有才智，机警，精明，理解很快，相当幽默，强硬而直率。和他谈话以后我更加理解他何以能经受住政治生涯中的所有挫折，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目的感和干劲使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能和谁打交道的政治领袖。”

布热津斯基希望能在华盛顿的家中回请邓小平，以答谢他的宴请

在北海仿膳款待客人

会谈结束，邓小平引导客人来到了北海琼岛北端的仿膳，共进一顿清朝皇家宫廷式晚宴。这时的气氛轻松多了，邓小平不时用筷子夹起美味佳肴，放到布热津斯基的盘子里。邓小平在祝酒时暗示自己愿意在恰当的时候到美国访问，他意味深长地说，自己作为高级领导人只有3年时间了。这大概是强调美中关系进展有某种迫切性。

显然，邓小平对布热津斯基产生了良好印象。当布热津斯基说希望有一天在华盛顿的家中回请他一次，以答谢这次宴请时，邓小平微笑着接受了。一年后果然如此。

邓小平访美的第一项活动是去赴一场家宴。因为没有允许任何记者采访，这顿饭对外界一直有些神秘

华国锋会见布热津斯基

    第二天（5月22日）上午，布热津斯基一行游览了万里长城。下午5时05分到7时25分，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会见了布热津斯基。后者向主人转交了卡持总统赠给中国的两件礼品：美国宇航员带到月球又带回地面的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还有一块月球上的石头。

    宾主从登长城拉开了话题。主人说：“毛主席有一首词《清平乐·六盘山》，其中有一句与长城有关，叫作‘不到长城非好汉’。”

    布热津斯基回答，他知道，这首词的开头是：“天高云淡。”

    华国锋：“是的。我听说布热津斯基博士已经登上了那段长城的顶峰。”

    布热津斯基：“是的。这是一个挑战，我们很快就征服了它。”

    华国锋：“你吃得惯中国的食品吗？”

    布热津斯基：“就烹饪而言，中餐至少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或者说就是最好的。如果我在中国待久了，我会志愿去‘五七干校’。”

    华国锋：“有些干部去了‘五七干校’经受了若干锻炼后真的增加了体重。”

    布热津斯基：“增加的是肌肉。”

    华国锋阐述了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布热津斯基事后说，主人在谈话中引用了这两天来布热津斯基先后与黄华、邓小平会谈的内容，说明他是了解情况，早有准备的。

答谢宴会上谈感受

    当晚，布热津斯基设答谢晚宴，黄华外长出席。布热津斯基祝酒时特别提到，在会谈中“有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我们的共同看法超过了我们的不同点。我们都反对别人谋求建立一个大一统的世界的努力。我们都相信，通过警惕和力量，用你们的话来说，可以推迟战争；用我们的话来说，可以避免战争”。他影射苏联说：“我们双方都没有派出装扮成不结盟的国际强盗，到非洲去推行大国的野心。我们双方都不寻求通过军事力量迫使邻国在政治上服从自己。”

    黄华外长在祝酒时称赞了布热津斯基的访华之行，他说：“布热津斯基博士这次访问，对双方来说，都是有益的。”

确定建交谈判时间表

    值得注意的是，这天邓小平虽然没有再次会见布热津斯基，但是他在会意大利交通海运部长维·科隆博的时候谈到了中美关系。邓小平说，中美两国贸易方面、人员往来方面还是要发展的。我们明白地告诉他们，关系正常化与不正常化不同。我们不排除美国愿意给我们而我们也需要的先进技术。但是，在同等条件下，我们优先考虑同我们关系正常化的国家。

    次日，布热津斯基离开北京，转道日本回国。布热津斯基这次访华留了一个尾巴，他奉卡特之命提出，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时候要保留一项限制性条款，即按照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文字规定，缔约的任何一方将停止该条约一事通知对方一年以后，该条约才失效。因此，美中关系正常化后，该条约仍在一年内有效，美国向台湾出售军火也会继续。值得注意的是，布热津斯基在北京会谈时淡化了售台武器问题，没有将它作为重要问题提出，这为随后确定中美关系正常化时间表埋下了一个障碍。

    布热津斯基此次访华，确定了建交谈判的时间表。邓小平与布热津斯基的谈话不同寻常。中方觉得，布热津斯基的访问在许多方面和基辛格首次秘密访华的作用有异曲同工之妙，使中方又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对话者。

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前驻华联络处主任、后来当上美国总统的乔治•布什等客人

（三）

建交谈判的先行者

美国的对华关系正常化原则

    布热津斯基回到华盛顿的时候，副国务卿克里斯多弗到机场迎接，多少流露出国务院希望在对华关系上与安全委员会保持一致的立场。卡特总统则是一派热情的样子。布热津斯基走进白宫卡特书房时，卡特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急步上前，和布热津斯基紧紧握手之后又紧紧拥抱，随后还叫来一位摄影师拍下一张两人在一起握手的照片。

    卡特同意布热津斯基在华会谈中的讲话，并且决定，对华关系正常化问题就由布热津斯基来主持，要保守谈判秘密，知晓者的圈子控制在总统本人、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布朗和布热津斯基之间。

    在布热津斯基访华的基础上，万斯也修正了自己的一些观点，进而认为可以加快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步伐。他于6月13日向卡特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将与中国建交的日期“预定在12月中旬”。这个备忘录为日后邓小平访美在美国一方埋下了伏笔。

    6月20日，卡特和他的主要助手讨论了对华关系正常化的原则条件，形成了一个九点原则，由布热津斯基手写在纸上。

    关于中美关系：1.必须十分机密。2.中国希望改善关系。已在布热津斯基访华前做到了我们所要做的一切。

    3.建交日期可暂定在（今年）12月15日，秘密范围应在很小的圈子里。在公开立场上表明，我们确实希望改善并使对华关系正常化。

    4.在国会，先解决美中关系问题，然后批准与苏联的战略核武器谈判条约。

    5.未尽事宜：希望除私人机构外能有更为广泛的选择余地，是否派驻贸易代表团？或是军售代表团？将由万斯对此进行法律上的评估。

    6.由伍德科克负责谈判，奥克森·伯格和霍尔布鲁克进行协助。伍德科克将从询问谈判日期着手开始谈判，随后听取指示。

    7.伍德科克采取行动，每10天谈判一次，按议程前后为：一、陈述立场问题（谁代表中国）。二、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三、（保持）美国对台贸易。四、联合声明及其形式。

    8.下周初提出陈述立场的指示草案。

    9.伍德科克应向对方试探，能否同意在通知“中华民国”后给予一年的善后时间。

外交经验丰富的黄华

    布热津斯基归国后，中国外交部长黄华也开始忙碌地为中美建交谈判做准备。

    黄华，长期以来就是周恩来在外交方面的重要助手，中共第一代外交干部。他生于1913年，原名王汝梅，少年时代是在东北度过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进关读书，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与校务长司徒雷登十分熟悉，也和热诚关注着中国革命的该校新闻系美国教师埃德加·斯诺建立了友好的关系。黄华是1935年冬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于1936入党，任北平学生联合会党团书记。同年，他被派往延安，任红军总部翻译，组织并协助一批著名西方记者如斯诺、史沫特莱等访问了陕北中央根据地。1941年，他担任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秘书，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参与接待了到延安的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

    1946年，黄华到北平参加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任中共代表叶剑英秘书兼新闻处处长。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黄华任天津外事处处长，4月任南京外事处处长，受周恩来指示与留在南京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进行了接触，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华是建国后最早接触中美建交问题的外交官。

    1954年，黄华作为中国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参加了4月至7月举行的关于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以及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

    1958年，黄华担任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的中方顾问。1960年，任中国驻加纳首任大使，1966年任中国驻阿联（埃及）大使。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国驻外大使几乎全部奉命回国参加“文革”，黄华是惟一一个继续留任驻外的中国大使。1971年春天，他和章文晋一起在北京负责接待了来华访问的第一个美国团体———美国乒乓球队，在著名的“乒乓外交”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971年7月，黄华又作为周恩来的助手，参加了与秘密访华的基辛格的会谈。事后即赴加拿大担任中国首任大使。同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黄华即于11月赴美国纽约任中国常驻联合国首任代表。1976年11月，原外长乔冠华被免职，黄华接任外交部长。

    在长期的外交事务中，黄华工作谨慎，在对外交往和谈判中以字斟句酌、滴水不漏著称。他的英语娴熟，但在正式谈判中很少用英语，总是将对方的意思以英、中两种语言各听一遍，这样在回答时就更显得从容了。

1978年7月5日，中美建交谈判在北京正式开始

    7月5日，黄华和伍德科克在北京举行了中美政府间的第一次建交秘密谈判。伍德科克向黄华递交了关于进行中美建交谈判的议程：

    一、正常化之后美国在台湾存在的性质；二、正常化时美方的声明；三、正常化之后美台间的商务关系；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联合公报格式。

    对于美方建议的4项议程，黄华在7月14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谈时指出：美方应先就中方提出的建交三条件和建交联合公报作出响应，提出具体意见。会谈的参加者柴泽民回忆说：“这两次谈判完全是前哨战，中美双方相互摸底，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

熟知谈判技巧的柴泽民

    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后任驻美大使），是这个阶段参与中美建交谈判的重要人物。

    他于1916年10月18日出生在山西闻喜县。如果细论谱系，他倒是1000年前五代十国后周柴世宗柴荣之后，但到20世纪初，这支柴姓人家早已是普通平民百姓。柴泽民是一个遗腹子，母亲千辛万苦供他上了学，1934年，柴泽民考入运城师范学校，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冬天，柴泽民身份渐渐暴露，于是辗转来到西安，考入西安绥靖公署军医处培训班。在那里，柴泽民灵机一动，开始学习世界语。军医处长薛道五见此情景深感诧异，将柴泽民叫到办公室教训说：“学好医一辈子的饭碗都保住了，学什么世界语？难道还想当外交官不成？”孰料戏语成真，柴泽民果然当上了大外交官。

    新中国成立后，柴泽民担任北京市政府秘书长，1960年调到外交部，次年出任中国驻匈牙利大使，1964年担任驻几内亚大使。

    1970年春，中美两国大使在华沙举行了第135次和第136次会谈。当时中国代表雷阳的身份是临时代办，为此外交部打算将正在等待分配工作的柴泽民派驻波兰大使，承担继续进行华沙会谈的使命。然而华沙会谈一波三折，终成绝响，柴泽民遂于当年秋天前往阿联（埃及），接替黄华担任大使。

    1974年，柴泽民归国担任对外友好协会会长，两年后的1976年任中国驻泰国首任大使。在曼谷的两年多，是柴泽民外交生涯中重要的一笔。刚到那里的时候，中泰关系因曼谷新近发生的军人政变而变得有些冷淡，柴泽民与社会各界积极交往，与泰国政界新领导逐渐沟通了关系，中泰关系迅速升温，当柴泽民在晚年回顾这段经历时，仍充满眷恋：“我去那里的时候一片平静，到我离开的时候，泰国出现了中国热。”

    正由于这样的原因，柴泽民接到外交部要他调任美国的指令时，心里还有些打鼓，对自己说：“自己毕竟年过六十了，搞了半辈子的外交。中美关系复杂，可不要在最后关头搞砸了呀。”

    7月，伍德科克在北京与中方两次会谈，柴泽民都参加了。8月5日，他与夫人李友峰启程前往美国赴任。刚到华盛顿就与布热津斯基取得了联系，开始就中美建交进行一系列外交谈判。

    8月17日，柴泽民和布热津斯基第一次会谈在华盛顿进行。

    就在这次会谈中，布热津斯基提出，有无可能就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美中两国首脑会谈？柴泽民婉转地说，过去几位美国领导人已经访问了中国，因此中国在这方面欠了一些什么，中国领导人访美问题已经可以提到议程上来了。但是华国锋不久前已经访问了欧洲。言下之意，这回该轮到另一位了。

    布热津斯基对柴泽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认为他是一个具有熟练谈判技巧的人，“他总是拿出一个小本子，照本宣读他的正式发言，然后加以阐述。经过较长时间的判断，我可以说，他不仅忠实地向中国反映了我的观点，而且相当有准备地敦促一些问题的调停和调整。没有他的持久努力，我怀疑我们是否能在12月初实现那种突破。”

（四）

加快建交谈判的步伐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日时，提到了中美建交问题

谈判使双方立场更清楚

    驻美联络处副主任韩叙是柴泽民的老熟人了，来到华盛顿，他们之间作了分工，凡是美国副国务卿以上官员约见，柴泽民往见，助理国务卿以下约见，由韩叙前往。实际上，由于韩叙英语娴熟，加上置身中美双边谈判日久，有许多次重要会见，柴泽民和韩叙是一起前往的。

    韩叙，1924年生于北京，原名沈崇健，1941年9月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当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侵华日军占领了燕园，逮捕了校长司徒雷登，休学回家的韩叙于次年前往华北敌后根据地参加革命。抗战胜利后，他曾任中共军调处英语翻译，新中国成立后即到外交部，长期从事礼宾事务，后任礼宾司司长。1973年春任驻美联络处副主任（大使衔）。他和首任联络处主任黄镇相处甚好，也与柴泽民迅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这年7月到9月，中美建交谈判举行了4轮会谈，没有取得成果。双方在会谈中着力表述自己的立场。如果总这样谈下去，僵局也许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双方的立场和各自的回旋余地毕竟是越谈越清楚了。

    9月19日，卡特在白宫首次会见了柴泽民。卡特说，1978年将是中美两国关系中重要的一年，美方对会谈是认真的。现在，接近于完成谈判的时刻已经到来，美国愿意履行中方提出的建交3条件，希望中方也照顾到美方的政治需要。他说，美方需要照顾的有两条，一条是继续向台湾出售防御性的武器，第二是美方要表示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但是他理解中国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关切。卡特说，华盛顿将会避免向台出售“进攻性武器”。

    柴泽民指出，对卡特总统的这个表述，中方有异议。卡特再次表明，希望中国领导人注意到他的讲话。

    根据国内的原则性指示，柴泽民回答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许外人干涉，美方应该从长远的政治和战略利益来考虑，使两国关系尽快正常化。现在建交谈判的结果取决于美方。最后，他向卡特表示，将把美国总统的谈话内容马上报告国内。

    即使是事过多年，柴泽民仍能清晰地回忆：“在我经历的中美建交谈判历程中，与卡特的这次会谈，是最重要的一次。美方向中国领导人交了底，双方由此加快了建交谈判的进程。”

    对于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中国方面从来是重视的。10月3日，中国外长黄华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与万斯会面，会谈持续了4个小时。黄华对万斯说，中国认为，美国不能卖武器给台湾，否则只会造成中美关系的复杂化。对这一点，万斯没有响应。

    10月11日，卡特召见了布热津斯基和伍德科克，作出了两点重要决定：一是在实现对越南关系正常化方面放慢一点步伐，暂缓与越南建交。先一步争取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二是向中国提交美方拟订的建交公报草案，将建交日期定在1979年1月1日。对于这个日期，布热津斯基原先提出的意见是来年1月15日，卡特提起笔来，亲自把日期向前提到1月1日。他指示由布热津斯基起草美中建交公报，并让伍德科克带到北京去。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

邓小平访日谈及中美建交

    这时，从日本传来了邓小平的声音。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访问了日本。10月25日，他在会见日本记者的时候把话题引向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他说：中美双方正在谈这个问题，这恐怕是大势所趋。中美关系从1972年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以来，有了不断的发展，现在还在发展，但是还没有正常化，障碍就是台湾问题，这方面我们要等候美国的考虑。

    实际上，历史大潮涌到此处，中美两国都有尽快建立正常关系的愿望。邓小平把握着中美建交谈判的全部进程，卡特总统也在作出自己的努力。

    邓小平在日本的讲话很快有了回音。10月30日，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会见柴泽民大使，强调卡持总统希望加速正常化谈判进程。他说：现在实现正常化“是一个特殊的时机”，今后两个月是中美建交谈判的最好时机。中美双方要迅速地就正常化问题作出决策，美方希望明年的国会一开始先辩论中美关系问题，否则美苏核条约或其他问题将列入议程，中美关系会被推迟到1979年秋之后，时机不当，会出现困难。

    柴泽民认为，这个信息的确是重要的，他向北京作了汇报。

    中美双方加快谈判进程11月2日，在北京举行第五次中美建交会谈时，美方提出了联合公报草案，共16条，把美方底牌基本打出。内容包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并相互建立外交关系；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非官方关系；美国行政部门将为调整与台湾的关系向立法部门提出特别立法。草案提出，中方可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别国无权干涉，中国统一问题是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的事情，中方还应表示，统一问题将和平地实现；美方将表示，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中方立场不提出异议，重申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当天，刚刚从日本访问回来的邓小平副总理审阅了柴泽民发回的与美方的会谈记录，就中美关系正常化会谈指示说，看来美方想加快正常化步伐，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原则当然不放弃，可以按美方提的问题谈。“同美国正常化要加快，这样对我们比较有利”。　　也在当天，伍德科克向卡特报告：“中国方面正在日益注意我们发言的细节。重要的是，这是黄（华）第一次不再争辩式地反复强调中国的立场，相反地，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问题。”伍德科克说，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向中方提交美国草案的。

    根据这份报告，在请示卡特之后，布热津斯基要伍德科克通知中方，美国将在建交联合公报公布之时，依据美台防御条约的规定结束该条约。也就是说，在中美建交公报发表后，美台防御条约再自动延续一年后被终止。关于建交谈判的文件，又一次摆上了邓小平的办公桌。

    1978年，是邓小平出国进行国事访问最频繁的一年。自1月以来，他先后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朝鲜。他于10月29日从日本归来，11月5日即启程，先后访问了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于11月14日晚间回到北京。这时的北正有一个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在等待他。这就是于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重要的会议恰好与中美建交谈判最后进程相重叠。

花大精力处理对外关系

    尽管外交事务不是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但由于中美建交谈判正在此时进入了最后和最关键的时刻，国际关系亦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参加这两个会议的中央领导人在会议进程中专门讨论了中美建交问题。而邓小平本人，则在会议进程中抽出相当大的精力处理对外关系问题。

    11月2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他谈到了外合作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问题，他说：我们革命以来，长期没有条件吸收外国的援助，现在国际条件变了，我们有条件吸收外国经验，引进外国的技术和资金。

    邓小平的这句话，从一个方面表明了他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期望。在此前后，邓小平在不同的场合表述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将离不开吸引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也包括吸收国外的资金。

    第二天上午，邓小平会见了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邓小平说，如果站得高一点看，不管是中国的政治家或是美国的政治家，都认为中美早点实现正常化好，越早越好。如果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首先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因素的话，我想中美关系正常化对全球的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意义还要大。

    邓小平讲这番话有深刻背景。20世纪70年代以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新兴工业不断崛起，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密切，对世界格局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经历了长期“文革”的自我封闭，此时的中国迫切希望对外开放，赶上世界经济前进的步伐。实现周恩来总理未竟的事业，实现与美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已经是政治局常委共同的愿望。

    几天后的12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中央工作会议上，召集部分省委第一书记和部分大军区司令员开会，主要由邓小平向他们通报常委会议正在考虑的问题，其中第一条就与中美建交谈判有关。邓小平明确地告诉与会者说：“我们想同美国在明年1月1日达成建交协议，等（这次会议）公报出来再同他们谈，不然他们就要翘尾巴。”

    这是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表明中美建交谈判的进程。由于事态的发展，建交谈判的实际进程还要快一些。

美方就关键问题阐明立场

    12月4日，中美两国代表举行第六次建交会谈，美方对中方关切的几个问题表明了立场：

    一、公报发表后，美国将终止美蒋条约，撤销对台湾的承认，关闭美驻台使馆，同时召回美国大使。一年内撤出一切军队和设施。

    二、美国将保持与台湾的商务、文化联系，包括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仍向美国在台湾的企业提供资助、信贷和信用保证。继续美台原子能合作，以保证其非军事性质。继续保持航空和海运联系，现行关税安排仍旧有效。

    三、在台湾设立非官方机构，由不在政府任职的人员担任，但机构的部分资金来自国会拨款，这和日本做法一样。

    四、由国会通过立法调整（调整原来与台湾的关系），但不会构成对台湾的外交承认。

    由于黄华外长生病，中方代表团由韩念龙副外长率领。他表示将研究美方表态，他同时通知美方，邓小平副总理将亲自会见伍德科克大使。

美方提出邓小平访美时间

    为了引出中国方面较为迅速的答复，12月11日，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召见柴泽民，对他说，现在是“我们应当在正常化问题上迅速行动的时候了，你们应当同意接受对邓小平或对华国锋发出在1月访问华盛顿的邀请。”

    这天，使布热津斯基感到吃惊的是，柴泽民的两位随员像往常那样穿着传统的中山装，柴泽民大使本人却身穿一套棕色西装，蓝色尖领衬衫，系一条花色好看的领带。布热津斯基觉得：这简直是“时代不断变化的一个小小注脚”，“服装上的这种全面改革，象征着当代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改变。”

从1978年7月5日到12月4日，谈判共进行了六次，难题一个个破解

    布热津斯基向柴泽民强调，正式协商的时间该结束了，作出重大政治决定的时刻现已到来。他再次暗示，如果失去这个机会，中美建交的时间就会后延，就可能拖到1979年下半年才能解决了。请将这些话向邓小平先生转达。

    从老执政大楼出来，回到大使官邸，柴泽民立即将布热津斯基的谈话向国内汇报。

    对于柴泽民的报告，邓小平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他立即指示，他要会见美国谈判代表伍德科克。这次会见安排在12月13日的上午。

    根据伍德科克事后回忆，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会谈。中美双方就建交谈判中最困难的问题达成了一些协议，或者同意保留分歧，留待以后解决。在这个基础上，中美双方一致同意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中美建交后，美国继续同台湾保持经济和文化关系。美方代表再一次强调，希望台湾问题最终能够和平解决，希望中方对美方的这个声明不作公开批驳。考虑到美方的实际情况，中方作出的让步是，接受美国关于“共同防御条约将按条约的规定予以终止”的提法，即根据提前一年通知的规定，该条约将在1979年年底“自动终止”。

    邓小平要求，美方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在这一点上，美国作出的让步是，所有售与台湾的武器，除已经发送在途者外，一律停止一年。

    会谈中，邓小平接受卡特总统发出的正式访美的邀请。

（五）

关键时刻一锤定音

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卡特时刻关注谈判进程

    伍德科克立即向总统报告了与邓小平的重要会谈。他的报告首先到了布热津斯基的手里。得知这个信息，布热津斯基不待通报就推门走进了卡特的办公室。

    听取了关于中美建交谈判取得重大进展的汇报，卡特笑逐颜开，马上要求布热津斯基面见柴泽民，请他转告邓小平，提议双方于12月15日的同一时刻宣布中美两国建交公报，并提议，邓小平对美国的访问时间可安排在1979年1月的下半月。

    卡特还抓起电话，打给正在以色列访问的国务卿万斯。万斯同意在星期五公开宣布此事时飞返华盛顿。

    美国东部时间12月12日下午，布热津斯基和克里斯托弗、奥克森·伯格一起准备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最后文件。傍晚时分，卡特也来到布热津斯基办公室，再次逐行审阅美中建交公报。他们一直工作到12日的午夜。清晨，布热津斯基向伍德科克发出详细指示，美方要求伍德科克再次向中国领导人“澄清”：美国在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终止前一年内是“暂停”向台湾出售武器，并非“永久”停止售台武器。

    布热津斯基要求伍德科克向邓小平说明：“我们承认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敏感性，因此不作正式声明，但是对报界和反对正常化的人肯定马上会提出的、回避不了的问题，将作如下回答：‘在正常化协议的范围之内，美国已经明确表示它将继续与台湾贸易，包括有节制地向台湾出售经过选择的防御性武器，在防御条约失效之后，这种出售仍将以不危及该地区和平的方式进行。’中国方面不支持美国在这件事上的立场，但这并不妨碍双方同意关系正常化。”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伍德科克犹豫了，因为这个声明可能会使正常化的努力“前功尽弃”。但是卡特和布热津斯基坚持伍德科克必须立刻向中方领导人表达这样的意见。

关键时刻一锤定音

    北京时间12月14日下午，根据伍德科克的紧急要求，邓小平会见了他，听取了他的上述声明。伍德科克还提出：一、为了减少泄密的机会，美方建议提前于美国东部时间1978年12月15日宣布建交公报。二、建议邓副总理访美时间为1979年1月29日至31日。这次会谈持续很长时间，双方在晚餐后继续会谈。听到伍德科克的声明，邓小平心中一定很生气，但他不动声色，明确地告诉伍德科克中方决不同意美国的观点，他将很快给予答复。

    建交谈判成与不成，就取决于这个夜晚了。

    12月15日下午，邓小平与伍德科克进行了最后一次谈判。会见开始，邓小平语调非常严厉地批驳了美方的观点，他对伍德科克说：“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不要影响中国争取以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长远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设置障碍。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方面，美国可以尽相当的力量，至少不要起相反的作用。”

    话说到这个份上，伍德科克心里作了最坏的打算。但是邓小平以战略家的宏伟气魄，果断地决定，尽管双方在美国对台湾销售武器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是这个问题可以挂起来，不让它阻挡中美建交这个战略大局。中美建交以后可以继续寻求解决的办法。邓小平说：“先把这个问题挂起来，我们建交以后再继续谈。最关键的是，从长远来讲，美国坚持售台武器为以后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设置了障碍，会最终导致武力解决。”

    邓小平以他的雄才大略，对伍德科克说，对中美建交问题，他同意“按原计划进行”。

    邓小平一锤定音！

    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在美方接受了中方“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的条件下实现的。双方协议包括：一、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只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二、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宣布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在未来的4个月内撤离剩余的700名军事顾问和后勤人员，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共同防御条约》；三、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3月1日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馆。

    伍德科克这才松了一口气。对伍德科克在中美建交谈判中发挥的作用，邓小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伍德科克用自己的话阐述了对邓小平关键性决定的认识，他说：“中国从来不曾同意过我们可以维持或保留向台湾出口武器的权利，而我们也从来没有对此态度表示异议。我们仅仅是同意把分歧摆在一边而为正常化开路。”

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几年后即担任中国驻美国大使的章文晋则指出，邓小平的决定，是“把（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作为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来处理。作为历史问题，中国保留再次提出这个问题的权利。”

    当时的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首任驻美国大使柴泽民则对邓小平的决断充满敬佩之情，他在回顾中美建交谈判时对本文作者说：

    我和邓小平有接触，我在担任驻埃及大使的时候，曾回国向他汇报工作，对他增进了了解。

    我的感受是，邓小平对中美关系问题非常清楚。他始终掌握情况，始终驾驭着局面。根据形势变化，他总是从国际政治和国际战略的角度审视问题，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他能够紧紧抓住，把中美关系推进一大步。他处理问题表现出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在中美建交谈判的关键时刻，针对美国坚持将来要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他提出：“先避开售台武器的问题，留待以后再解决，但是要把坚决反对美国售台武器的立场讲清楚。办事情总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因为在当时，邓小平认为，实现与美国关系正常化，有利于中国刚刚开始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的外交风格在中美建交谈判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邓小平的决定是对的。我们和美国建交了，会出现一个外交工作的大好局面。

尼克松功不可没

    西半球12月15日这天，置身戴维营的卡特感觉甚佳。他首先打电话给日本首相大平正芳通报情况，然后拨通了前总统尼克松的电话。

    正在从“水门事件”的重创中慢慢恢复自信的尼克松听到美中建交的消息很高兴，对卡特说，与中国建交将在世界上产生重大的影响。卡特则对尼克松说：“迈出走向中国第一步的正是您尼克松本人，从那以后您又在美中关系方面给了我许多指点，随后我还要派奥克森·伯格到您那里去通报这一过程的细节。”

    尼克松表示感谢，并且提醒卡特还要注意保密，这就使卡特更加兴致高涨了。在昨天（14日）结束的时候，美国方面已有100多人知道了美中建交的消息，但是没有人透露给新闻界，这在华盛顿来说颇为不易。欣喜中的卡特决定和布热津斯基开一个玩笑，就拿起电话要接线员找布热津斯基。布热津斯基不在家，然而白宫的接线员在找人方面神通广大，自有办法。

卡特开玩笑吓人一大跳

    此时正是星期天的上午，布热津斯基也要放松一下了。他带着孩子来到景色如画的波托马克河边散步。突然，口袋里的无线寻呼机响了起来，这个小玩艺儿在当时还是“高科技”产品。布热津斯基拿起来一看，白宫接线员要他找一个最近的有线电话，正在戴维营的总统要和他通话。

    对着电话，卡特急冲冲地问布热津斯基：“你在做什么？”然后冷不丁地说：“兹比格，中国取消协议了！”

    布热津斯基大吃一惊，几乎对着电话机喊了起来：“你说什么？”

    过了片刻，电话那头传来了卡特的笑声：“不不，没这事。”原来是一场插科打诨，逗人的玩笑。

    布热津斯基一时气短，又问：“你是在骗我吧？”

    卡特换了认真的口吻反复说明，确实是开玩笑，现在他打这个电话，是请布热津斯基派奥克森·伯格到尼克松那里去介绍情况，对尼克松的支持表示感谢。

    布热津斯基这才松弛下来，他对卡特说，根据目前所知，世界各国对美中建交反应非常好，应该向总统表示祝贺！他还询问卡特此时心境如何？

    卡特说，感觉很好！并十分欣赏布热津斯基在这一历史事件中作出的努力，因为他推动了这一历史进程。“当我有所犹豫的时候，你总是推着我朝目标迈进。”对卡特的这句话，布热津斯基深受感动。

    这天下午，布热津斯基邀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到老执政大楼的办公室里来，闲聊两句话后，突然通知他，今晚美方要宣布开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和全面关系。多勃雷宁目瞪口呆，什么也没有说。片刻之后，他才对布热津斯基的通知表示感谢。

（六）

宣布建交公报的时刻

邓小平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

华国锋亲自宣读建交公报

    1978年12月16日的上午，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报：上午10时将有“重要广播”。由于此前的中美建交谈判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绝大多数中美公众都对中美建交公报的发表感到意外。

    上午10时，中国总理华国锋举行新闻发布会，他在电视镜头前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公报》。联合公报的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1979年1月1日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重申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并再次强调：

    ——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双方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将于1979年3月1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

    如此重要的建交公报，不是交由电台或电视台的播音员播出，而是由国家最高领导人在电视摄像机前宣读，在中国还没有先例。这也是华国锋第一次面对电视宣布长篇重大新闻，并且在现场回答记者提问。

    外交部长黄华、副部长章文晋，参加了记者招待会。

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点，华盛顿时间12月15日晚9点，中国和美国同时发表《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宣布两国政府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卡特同时宣读公报并讲话

    西半球，与此同时，12月15日晚间9时，卡特总统向公众宣读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

    随后，他发表了简短的谈话，指出建交公报是一个“历史性协议”。

    卡特总统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中国人民是有才能的人民，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在未来的岁月中只会越来越重要。”

    当天晚上，在“五月花饭店”，柴泽民为来自华盛顿、巴尔的摩和费城的200余名美中友协的朋友举行电影招待会。时针指向9点的时候，人们齐集电视荧光屏前，听卡特总统宣布美中建交，全场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人们争先恐后地和柴泽民握手表示祝贺。在场的一位90多岁的老太太说，在90高龄的时候，能看到美中关系正常化，这是她最为高兴的事情，她希望将晚年贡献给美中人民的友好事业。

保密程度让人惊讶

    对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柴泽民大使这样回忆说：

    “中美两国建交协议规定，两国同时公布建交消息。当天中午，我知道布热津斯基找国会的一些重要议员通气。有一些议员听后发了牢骚，认为向他们通报得太晚了，并向一些与他们关系密切的记者有所谈及。听到了风声的美国报界记者也觉得惊讶，没有想到这消息保密得这样好，使他们错过了最迟的发稿时间。

    “由于中美双方事先约定，公布之前谁也不接受采访，为了避免麻烦，我们就把大使馆的大门关起来。这时外边来了一批记者，他们不走，就在门外等待采访。

    “建交公报正式公布时刻一到，我就吩咐把门打开，记者一拥而入。我们的门厅比较小，全被他们挤满了。我已经准备好了新闻发言稿。我宣读的时候，由周文重站在我身边翻译，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

    这时，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副主任韩叙和夫人葛绮云不在华盛顿。他们夫妇陪同中国空间技术代表团于上午来到佛罗里达的航天基地卡纳维拉尔角访问。

    宾主相迎，欢声笑语之间，所谈大都是航天方面的事情。韩叙置身其间，神态如常，一副凝神倾听的样子，仿佛也进入了空间技术领域。到接近傍晚的访问间隙，韩叙突然邀请中国来宾坐到一起，并请大家聚拢来，神秘地说：“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个重要的消息。”

    大家都盯住了韩叙。他的夫人葛绮云非常惊讶，从华盛顿出发的时候，没有听到韩叙透露半点风声，此时他会有什么惊人之举呢？她真是什么也不知道。

    韩叙郑重地向中国科学家通报，中美两国已经通过谈判，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今天晚上9时，卡特总统将亲自宣布这个消息。”

    一语既出，在座的科学家激动万分。连葛绮云也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她的感慨还包括，韩叙向她保密到了最后一分钟。

邓小平接受访美邀请

    建交公报发表后，邓小平高兴地接受了卡特总统发来的访美邀请。他确实想到美国看一看，这个念头自他第三次复出以后，随着国内经济建设的发展，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确立，变得越来越坚定了。

    邓小平到美国不仅要看，还要和卡特认真谈一谈。谈什么？在他的计划表上，主要是3个问题：1.包括解决台湾问题在内的中美关系未来发展问题。2.关于印度支那局势问题。3.关于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如何与美国加强经济、科技、文化和各方面交流的问题。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棋局中的一个大“劫”。它的起源相当复杂，拖的时间也久。正是看到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邓小平在决定实现与美国建交，进一步拓展中美关系的时候，作出了“台湾是一个小问题，世界才是大问题”的决断，将美国向台湾出售军火的问题暂时搁置。

    但是台湾问题不解决不行。实际上，正是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对台湾问题的思考继续深化了。1978年11月27日上午，在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的时候，邓小平说，解放台湾是我们祖国统一的事业，我们也要尊重台湾的现实。台湾可以保留原来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这是在国家统一的情况下允许保留的。

    在上述这段话里，人们分明可以感受到“一国两制”思想的鲜明萌动。

谭文瑞起草《告台湾人民书》

    中美建交公报刚刚发表，胡乔木要正在钓鱼台撰写文件的人民日报国际部负责人谭文瑞到自己的办公室来，面授机宜，要他负责起草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在1979年元旦发表的《告台湾人民书》。

    胡乔木对谭文瑞说，这份《告台湾人民书》，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撰写的，它的主导思想是，在中美宣布建交这个重要时刻，改变一些对台湾问题的提法。

    胡乔木谈了对这个文稿的一些要点，说，中央决定，从新年开始，福建前线部队停止对对方占领岛屿的炮击。今后的对台主导政策是讲统一。你起草这篇文字，考虑到台湾的读者对象，文字要有特点，要使用一些半文半白的语言，而不要用平常的社论语言。

    胡乔木强调，这份文稿很重要，与中美关系也是直接相关的。你长期以来就搞国际宣传工作，所以要你来起草。

    谭文瑞是广东新会人，1922年出生，以笔名“池北偶”驰名。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到人民日报工作，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和报道。“文革”结束后，他任国际部副主任，不久即到钓鱼台参加一系列重要文件的起草和拟定工作。

    根据胡乔木的要求，谭文瑞花了几天时间，起草了这份《告台湾人民书》的初稿，送胡乔木审定。对这份初稿，胡乔木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特别是加强了“文言文”的部分，并于12月下旬带着谭文瑞来到邓小平家中。邓小平端坐在沙发上，听胡乔木逐段地朗读了全文，当即表示同意。《告台湾人民书》即成定稿。

    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布消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78年12月26日举行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

    《告台湾同胞书》指出：“一个中国”的立场，是两岸合作的基础，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对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

    文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我们还不尽快结束目前这种分裂局面，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我们何以告慰于列祖列宗？何以自解于子孙后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属黄帝子孙，谁愿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文告的起草人谭文瑞说，这是胡乔木在审稿时改定的。

    当天，国防部长徐向前发布命令，福建前线部队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