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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 | 钱江：一代名记者浦熙修与我的父亲钱辛波
钱江
一代名记者浦熙修
与我的父亲钱辛波
作者：钱江
2020年10月29日，是20世纪著名女记者浦熙修辞世50年，亦是她诞生110年。中国近现代新闻史和中国当代史上，她的名字不会磨灭。
浦熙修前辈的女儿冬林大姐日前提议笔者，写一写她的母亲与我的父亲钱辛波“四同”的往事。我认为现在确实应该落笔了，因此有了如下文字，敬请识者和同业赐教，以臻完善。
浦熙修（1910-1970），1951年摄于北京，这是她本人很喜欢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字迹是她留下的
在当代新闻史和国家历史上，有她——浦熙修留下的重重痕迹。
从新闻史角度来说，她是20世纪30年代末到50年代上半叶的著名女记者、社会活动家。她的新闻采访业绩主要体现在《新民报》和《文汇报》以及上世纪40年代后期由储安平在上海主办的《观察》周刊上。她对1945-1946年的国共谈判作追踪报道，其中对1946年初的政协代表采访尤其密集，许多文字汇入历史记录，是撰写当代史必要的参照。
在当代历史上，浦熙修的名字不幸与领袖的批判挂钩。
那是1957年7月1日，领袖撰写的《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点出她的名字说:《文汇报》是“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
领袖钦点，浦熙修的名字从此为这篇社论作注，她的命运也由此滑向痛苦，进入悲剧，直到生命终点，株连甚众。如果说一个人的命运前后殊异，那么浦熙修就是一个典型。她的命运转折，亦成为1957年那场政治大风暴的重要节点。
上述两个因素非常重要。“文革”十年浩劫之后，对浦熙修的生平和历史活动，已有不少文章和著述来描述和记载。我写下这些文字，主要是叙述浦熙修和我的父亲钱辛波共同的经历和联系，亦作为浦熙修生平研究的补充。
浦熙修是我的长辈，和我的父亲钱辛波有好几个层面的关系，但既然落笔到历史人物，我在文中就不用其他称谓了。
上世纪“文革”终了，进入80年代的时候，即有新闻史学者开展对浦熙修的研究，前来访问我的父亲，言及浦熙修和我父亲之间有“三同”——同乡、同事、同难。
同乡——他们都是江苏嘉定县（现为上海嘉定区）人；同事——同为《新民报》记者，浦熙修是报馆采访部主任，应该说是我父亲的上级；同难，是指在1957-1958年那场运动中，他们一同落难，从此蹉跎。
我知道他们之间还有另一层关系，初访者往往没有探及，那就是浦熙修和我的父亲有一位共同的“过房娘”（在北方称“干娘”），见面称母亲，出了家门常称“郁老太太”，是著名律师郁华的夫人。她有女儿郁风、女婿黄苗子，是浦熙修和我父亲共同的朋友。
郁华是民国大律师，1939年在上海租界被汪伪特务杀害，有民国司法界在抗战中“为国捐躯第一人”之称，1952年由新中国政府批准为烈士。他还是著名文学家郁达夫的哥哥。
江南一带的“过房娘”就是认干亲的意思。浦熙修长我父亲13岁，应该称“大姐”。实际上父亲随着周围人们，叫她“二姐”。这是因为她在自己的姐妹兄弟中排行第二。
父亲于1945年夏天从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不久抗战胜利，他被当时的民营报业大王陈铭德、邓季惺录用，从四川重庆来到《新民报》总部南京当记者。1946年4月，重庆《新民报》采访部主任浦熙修来到南京《新民报》主持采访部，见面交谈，原来是嘉定同乡。
我估计父亲认识郁老太太就是由浦熙修带去的。有郁老太太这位“过房娘”，浦熙修和我父亲就有了“姐弟”关系。父亲和浦熙修的一对儿女——女儿袁冬林、儿子袁士杰也熟悉，和他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父亲离开这个世界。
到《新民报》当记者，浦熙修引导上路，对父亲的新闻之路产生了重大影响。
父亲算得上新闻系科班出身，然而浦熙修向父亲强调，采写新闻是一项实践的事业，当然要会写，更要会跑（新闻），先把新闻素材抓到手里来。对这一点，父亲很认同。
我在少年时代就听父亲说起故乡“嘉定名门——浦家”，说“浦家三姐妹”个个了得：大姐浦洁修，学业出色，抱着“科学救国”理想早年留学德国，作为化工专家归国；二姐浦熙修，期望“民主救国”，当了新闻记者，是《新民报》一支笔；三妹浦安修，立志“革命救国”，抗战一起就奔赴山西抗日前线，1938年到延安，当年10月和彭德怀结婚。
父亲补充道，浦家三姐妹还有“一弟”，就是小弟弟浦通修，很早参加革命，后来担任教育部副部长。一家4个子女个个杰出，是非常难得的。
浦友梧、黄菴岫夫妇和儿女全家，摄于上世纪20年代中期，左起：浦熙修、浦安修、浦洁修、浦通修、黄菴岫、浦友梧
浦熙修7岁从嘉定来到北平上学，读到高一辍学。这是因为子女多了，父亲浦友梧经济拮据，加上思想传统，不主张女孩多读书，就让浦熙修回家了。
然而大姐洁修却是一番抗争，结果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给熙修作出了榜样。浦熙修回到家中，觉得不对头，要求学习美术。这回父亲倒是同意的，她考入京华美术学校学画，心里想着早日经济独立，好让妈妈宽心。
第二年，大姐浦洁修为她介绍了到女师大附小代课教书的工作，每月有50元的收入。她就以教书为主，学画为辅。
来年，17岁的浦熙修转正，收入增加到55元，实现了经济独立，她觉得为母亲争了一口气。浦熙修用度很少，要把钱攒起来去上大学。
这期间，她还特别关照11岁的妹妹安修和9岁的弟弟通修的生活和学习，姐妹、姐弟情深。
两年很快过去，她的高一同学们毕业，纷纷考大学了。浦熙修非常羡慕，拿着京华美术学校的文凭报考女师大中文系，顺利录取，和当年的同学一起上大学了。时在1929年，她19岁。
上大学期间，浦熙修和袁子英相识结婚，有了孩子。1934年袁子英离京，辗转到南京工作，于1936年将全家接了过去。为家庭生活考虑，更出于自己的志向，到南京以后，浦熙修决心找工作。
有一天，她在《新民报》上看到一家地产公司招考女职员的广告，就赶去应试。考题是“妇女职业问题”，正是浦熙修日夜所思，写来得心应手。
青年时代的浦熙修
她应试成绩很好，地产公司的招工负责人也是这样对她说的，不过话头一转告诉她，公司不打算雇用已婚女职员。但你的文章又写得很好，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可以介绍你去《新民报》。
这家地产公司果然将浦熙修介绍进了《新民报》，先后做发行和广告工作。
看来浦熙修的新闻才华是无法遮掩的，何况《新民报》老板陈铭德慧眼识珠。不久就出现了偶然的机会，不知是手头派光了记者还是有意考察，陈铭德安排浦熙修出门采写。结果这项采访完成得很好，浦熙修即被调到采访部，记者从此成为她终身的职业。那时，中国的女记者屈指可数。
3. 雾重庆，浦熙修是中共代表团的挚友
浦熙修在1937年5月当上记者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新民报》内迁重庆。在山城雾重庆，浦熙修的记者生涯真正拉开大幕。
当时重庆有4位出色的女记者彼此熟悉，经常一同出入采访，有如姐妹。黄薇是第一个从南洋归国参加抗战华侨女记者，是南洋《星岛日报》驻中国大后方记者；彭子冈是《大公报》知名记者；高汾，1944年进入重庆《新民报》，也是采写新闻的一把好手。这三位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再加上一位就是浦熙修。
黄薇和彭子冈把浦熙修介绍给中共代表团新闻发言人龚澎等人，还有中共南方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的编辑、记者们。浦熙修和石西民尤为熟悉。
中共代表团和《新华日报》的编辑记者很快认定，浦熙修是值得信赖的朋友。浦熙修经常将采访所得或线索告诉《新华日报》的同行，或是中共代表团的朋友。
1946年初邓颖超（左）和浦熙修在重庆
在山城雾重庆采访中，浦熙修尤其佩服中共代表周恩来。她和周恩来、邓颖超很熟悉，经常有机会采访他们。也许是因为浦熙修和中共代表团成员们有很多来往，或者因为妹妹浦安修与彭德怀成婚，周恩来、邓颖超时常称浦熙修“我们的亲戚”！
中共代表团委托的事情，浦熙修总是努力做好。反之，她对国民党当局的贪污腐败官僚习气越来越看不惯，在写消息时常常加以披露和抨击。在当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上，浦熙修提问犀利，总是追根问底，往往使主持人张口结舌，认为浦熙修是一个难缠的记者。
浦熙修具有优秀记者的敏感和意识。1946年政协会议召开期间，她逐一采访38位代表，询问他们对国家走向的看法，每天写出一篇专访刊登在《新民报》头版，成为历史刻痕。
我的父亲原名钱家瑞，在燕大新闻系读书时，《新民报》是必看的，很早就知道浦熙修。来到南京《新民报》，和浦熙修一起当记者，他非常高兴。
跑新闻需要分工，通常是安排条线的。来到南京，浦熙修经常和我的父亲，还有胡星原合作跑新闻。
浦熙修主要跑中共代表团新闻，因为她熟门熟路，有独家新闻。
钱辛波跑美方新闻。
抗战结束后国共谈判，美国总统特使、二战时的美军总参谋长马歇尔上将来华调停算得上重要新闻。他来华后看上了刚刚走出日军监禁生活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推举他担任美国驻华大使。
1947年任新民报记者时的钱辛波（家瑞）
出生在中国的司徒雷登是因为办燕京大学而闻名的教育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被侵华日军关押了4年，终于重获自由。出狱后，他对中国事务更加关切。
燕大新闻系是司徒雷登当校长时最关心的一个系，决心将它办成亚洲最出色的大学新闻系。看到《新民报》记者钱辛波是燕大新闻系出来的，可以用英语采访，《新民报》又是司徒雷登相当期许的民营报纸，他在采访中给予很多关照。这样一来，出道不久的钱辛波采访美方时得到了许多独家新闻。
胡星源非常能干，他跑国民政府新闻。
浦熙修、钱辛波、胡星源紧密合作，获得新闻素材后常由浦熙修综合成文。《新民报》刊登的消息常常引起强烈社会反响。当时南京的外国通讯社常常派出专人等在《新民报》馆门口，报纸一出就取走参照。
由于钱辛波采访美方时常常得到重要信息，引起了中共代表团注意。可以肯定浦熙修帮助钱辛波结识了中共代表团许多成员，直至周恩来。中共代表团新闻负责人夏衍、石西民、范长江时常通过钱辛波了解美国代表动向。和他们的接触使钱辛波的生活道路发生了重大转变。尤其是接触到周恩来以后，钱辛波逐渐接受了中共代表团的主张，走上了革命道路。
浦熙修为钱辛波走向革命架设了桥梁。
钱辛波曾撰文回忆初识中共代表团成员的经过。
那是1946年4月末，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还都南京前夕，中共代表团也要到南京来。这天下午，浦熙修和钱辛波一起到南京光华门外机场场，采访了从重庆飞来南京的客人。
来到南京主持《新民报》采访部的浦熙修，这张照片约摄于1946-1947年间
傍晚时分，机场冷落下来，记者们正准备离去，突听机场上空又响起飞机轰鸣声。浦熙修说：“不妨再等等，看看还有谁来。”
这回降落的是一架美国军用飞机。待飞机停稳，浦熙修和钱辛波立即走上前去。从机舱里走出一位身穿西装的中年男子。浦熙修立刻叫了起来“石西民”!
就在两个月前的1946年2月10日，发生了“重庆较场口事件”，在那里参加会议的郭沫若等代表被当局组织的打手殴伤，事后国民党中央社发出颠倒真相的假消息。了解情况的浦熙修四处奔走，与石西民一起，组织了42名记者联名发布两封公开信，揭露中央社的造假行径。
石西民是中共《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这次到南京来，同行的是周恩来的警卫参谋龙飞虎，还有一位是刘恕。这是钱辛波第一次见到石西民。
南京政府没有来人迎接中共代表，显然是故意冷落。
浦熙修即问，你们到南京以后住在哪儿？
石西民回答说，原以为政协会有人来安排，谁知道没有人来。
浦熙修说，那就坐我们报社的车子进城，先到她家里坐坐再说。于是他们挤在一辆车里进了城。
汽车快开到浦熙修家的时候，石西民突然对浦熙修说：“不妥，不能去你家。中共代表团的人一到南京先上你家，将来你说不清，对你不利。”
这时钱辛波建议，天已经晚了，不妨先把车开到饭店，在那里吃饭，再找电话联系。石西民和龙飞虎一致认为这个主意好，于是就把车子开到新街口蜀中餐厅停下，吃饭时由石西民用饭店的电话挂通了政协秘书长邵力子，对方答应安排。
没有想到几十年后，石西民和钱辛波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共事，石西民是名誉所长，钱辛波后任副所长，一起商议写文章纪念浦熙修，为她平反。
自重庆国共谈判开始，到南京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浦熙修始终密集采访。父亲向我说起，当年的浦熙修，称得上是国共和谈新闻的专家，对国共双方和第三方面的许多代表，说起来了如指掌，有许多线索。她执笔写成的文稿记录了历史。
政协会议期间，浦熙修每天写的新闻和通讯常常占《新民报》一个整版。她希望国共和谈成功，国家实现和平民主和统一。但是下关车站事件彻底打破了浦熙修的愿景。
1946年6月23日午夜，钱辛波值夜班，接到胡星原从车站打来电话，说上海来的请愿代表马叙伦等被暴徒打伤，“浦二姐也被打了”，正送往中央医院。
父亲立即赶往医院，只见急诊室躺满了受伤的人，他发现浦熙修和《大公报》记者高集也在那里，被打得不轻，都躺在病床上。
父亲去关照浦熙修。见她衣服被撕破，多处受伤，头发也被扯掉几缕。她看到钱辛波即说：“别管我，先去照顾上海来的受伤代表。”
凌晨两点，周恩来和邓颖超来到医院，慰问了包括浦熙修在内的受伤人员。
1946年6月23日南京下关车站事件，浦熙修被特务打伤。女儿袁冬林（12岁）和儿子袁士杰(10岁)守护在母亲身边
浦熙修事后说：“别看我的眼睛打肿了，倒是更明亮了，能看清究竟谁要战争谁要和平！”下关事件使得浦熙修更加理解和支持中共的主张，反对国民党倒行逆施。
下关事件发生之时，内战全面爆发，国共谈判最终破裂，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准备撤回延安。董必武和部分人员留守南京。
得知周恩来要走，浦熙修的心情非常沉重，多次去梅园新村面见周恩来。在他临走前的夜里，浦熙修到深夜还不愿离去。
她对钱辛波说，这些年里，她有什么苦恼或难解决的事，在重庆就去曾家岩五十号，在南京就去梅园新村三十号，找周恩来或邓大姐诉说一番，心里就好过了。如今周恩来要走了，她感到茫然无从。
临别之际，周恩来嘱咐她：“今后多读点书吧。”
周恩来离开南京前后，中共代表团人员已不能自由行动。一天，中共代表团发言人梅益联系浦熙修，要她设法从中山北路的《新华日报》筹办处取出一包东西。
《新华日报》后门和美国新闻处后门同在一条巷子里，浦熙修找钱辛波乘坐报社的小吉普同去，因为他和美国新闻处的人熟悉，就一同进了美国新闻处前门，从后门走出来。
来到新华日报后门。浦熙修用暗号敲开了门，里面立即递出一包东西，不知装的是什么。她接过来赶忙赶回美国新闻处。这时候已被特务发现，四下里哨声大起。浦熙修、钱辛波马上登车驶离，回头一看，已经被特务的吉普车盯上了。
为了摆脱他们，钱辛波即要司机将车开进美国大使馆。他常去采访，那里的门卫熟悉新民报的车不加阻挡，特务的车却进不去了。由此看来，他们对新闻记者还是有所顾虑的。
当时的情形毕竟紧张，生怕从新华日报取出的东西被特务抢走。但一路上浦熙修神色自若，最后把这包东西交给了梅益。
周恩来、邓颖超走后，浦熙修仍是中共代表团常客，直到1947年3月，董必武率领留守人员全部撤离南京，梅园新村的房屋托付民盟代管。
这段时期，浦熙修的心情很不好。她和丈夫袁子英的生活理念更加趋于不同，两人终于离异。
国共和谈彻底破裂，加上家庭关系破裂，1947年一年中浦熙修身体和心情都不好。为了换一下环境恢复心境，她在当年冬天到北平大姐家住了一个来月。
这时，钱辛波调到了北平《新民报》主持采访部。看到离别北平多年归来的浦熙修没有心思游览各处名胜，他拉着浦熙修在北平一起采访了不少政界人士和学者，如李宗仁、吴晗、钱伟长、费孝通、潘光旦、雷洁琼等。面对这些对象，此时并非采访主角的浦熙修照样提出许多问题来讨论，往往切中要害，最鲜明的问题总是：“中国今后向何处去？”
浦熙修回到南京后，继续紧张采访和写作。
1948年春夏之间，钱辛波调回南京。但这时的南京《新民报》受到国民党当局压制，采访事务难度不断增加，终于在1948年7月8日被国民党当局“永久查封”。查封令称：“南京《新民报》屡次刊载为匪宣传，抵毁政府，散布谣言，煽动人心，动摇士气，及挑拨离间军民及地方团体情感之新闻通讯及言论。”
《新民报》被查封，钱辛波到张友鸾当社长的《南京人报》当组版编辑，不久曾代理总编辑主持编辑部。这时上海《新民报》继续出版，浦熙修、钱辛波还可以采写一些南京消息。
未来的走向是什么？你怎么办？钱辛波询问浦熙修。
浦熙修说，1941年皖南事变后，邓颖超曾劝她离开重庆，以免遭国民当局逮捕，还为她准备了路费。但是她没有走。此番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梅益临行时对她说，如果情况紧急就去香港，不要因小失大。去香港就是去找由章汉夫领导的香港工委。
浦熙修说，她最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但觉得眼下正处在中国方生未死的大转变中，对一个新闻记者来说乃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留在南京，可以亲眼目睹蒋家王朝的崩溃，旧中国的死亡。因此非到万不得已，她还不想去香港。
浦熙修还说，徐铸成托人捎信给她，要她为香港《文汇报》写南京通讯。她同意了。她要把南京蒋家王朝垂死挣扎的情况报道出去，南京《新民报》停刊，她不能以记者名义公开活动了，但有许多新闻圈内外的朋友供给她材料。她为《文汇报》写的第一篇通讯《金圆券内幕》，就是黄苗子供给她内情写成的。
但是事态发展急转直下。1948年10月22日，解放军攻占河南郑州。当夜或次日，身为代理总编辑的钱辛波主持《南京人报》，他拍板在头版做出大字标题：“包头易手”“郑州转移”，将国民党军战场重大失利的消息刊登出来了。
就在报纸“出事”的次日，有高层内线关系的黄苗子向钱辛波紧急报信，你和浦熙修上了警察局黑名单，可能被捕，你和浦二姐要马上离开南京！
为什么黄苗子迅即报信？除了友谊、相同的理念和追求等等可以想到的原因，还有一个因素，黄苗子的妻子郁风，是非常活跃的美术家和报纸编辑，是郁老太太的大女儿。他们一家人和浦熙修、钱辛波的关系非同一般。
这回，钱辛波向社长张友鸾通报了一声，马上就走了，还是黄苗子给他弄到了机票直飞香港。
1948月11月在香港浅水湾，以夏衍为中心的文化和新闻界人士。左起：王枫、马国良、吕恩、钱辛波、郁风、夏衍、邓季惺
但是浦熙修没有走，一来她想看看国民党政权是怎么崩溃的，二来她认为自己身为民主人士，当记者那么多年了，经历的冲撞多了，这回自己并没有特别之举，当局未必会逮捕她。
这回，浦熙修判断错了。1948年11月16日，蒋介石下达总戒严令。当天深夜，浦熙修在居所刚写完《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一稿，即被逮捕入狱。
原来，浦熙修确因被怀疑是中共地下党员而被捕，关进了宪兵司令部秘密监狱，和她关在临近监房的多为中共党员。
浦熙修坐了70天班房，期间转了3个监狱。到最后一处时，女牢中只有包括浦熙修在内的3名女犯。
直到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当代总统。他想重启国共和谈，为此释放一批政治犯。浦熙修于1949年1月28日出狱。
钱辛波10月底到达香港，直接找香港工委负责人章汉夫、夏衍，钱辛波是在南京采访国共谈判时熟悉他们的。
如此一来，钱辛波的身份完全转变了。一两个月后，他经夏衍安排，乘船到烟台，进入华北解放区，到北京找范长江，由他安排进入华北革大短暂学习，然后随同范长江南下，到丹阳集中，编入了第三野战军准备接管上海的队伍。他穿上了解放军军装，先是准备到《解放日报》工作，临到上海解放，改派到《新民报》担任军代表。一个月后，他由来到上海的夏衍、范长江介绍入党了。再过一个月，他接受范长江指示，编入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随军远征去接管重庆新闻机构。
钱辛波的革命历史很可能从1946年左右算起，因为他一到西南服务团就定为“正营职”干部，其实一天仗也没有打过。
钱辛波在上海期间，住在“过房娘”郁老太太家中，浦熙修从南京出狱后也来上海，在上海解放前的一段日子就住在这里，其间还曾回故乡嘉定住了10天。
父亲对我说起，如果半年前浦熙修和他一起到香港找章汉夫、夏衍，浦熙修可能就入党了。因为她和章、夏等很早就熟悉，南方局干部都将她看作同志。
很快，浦熙修作为新政协代表，于6月前往北京出席全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见到了浦熙修，和她亲切地打招呼，说她“是坐过班房的记者”。
受到毛泽东的称赞，浦熙修无比兴奋，下决心当一辈子记者。这时的浦熙修“热”极了，《新民报》、《光明日报》和《文汇报》都欢迎她去工作，结果她选定担任《文汇报》驻京记者。
她刚决定去文汇报，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就请戈阳、彭子冈、郁风和她四人去谈话，对她们说：“我想了好久，想让你们四位女将来办一个杂志——《新观察》，一定会受欢迎。”
浦熙修前辈的女儿冬林大姐日前提议笔者，写出她的母亲与我的父亲钱辛波“四同”的往事，因此有了如下文字，敬请识者和同业赐教，以臻完善。
1949年6月，浦熙修到达北京后，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请戈扬、彭子冈、郁风和她四人去谈话，对她们说：“我想了好久，想让你们四位女将来办一个杂志——《新观察》，一定会受欢迎。”
但是胡乔木的提议晚了一步，彭子冈已有安排，浦熙修还是选定要当报纸记者，她甚至是急不可待地要投入采访了。
原来，上海的解放打开了浦熙修心灵的窗户，她对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充满了希望。在上海，她和已经穿上解放军军装的钱辛波见面了。
钱辛波和浦熙修在上海相见，一定是感慨万千。用父亲的话说，这时的浦熙修心里充满阳光，觉得解放了什么都好，以致不能确定自己现在应该去做什么工作，继续当记者还是做别的？留在上海还是去北京？
钱辛波陪同浦熙修在夜深时分一起去找范长江。
浦熙修见到范长江就提出了一连串关于自己未来工作的问题。范长江听了大笑，说他没有这些苦恼，组织上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叫到哪里去就去哪里。
辞别出来，浦熙修不由感叹，有组织代自己考虑和安排也是一种幸福。
很快，浦熙修作为新政协代表，于6月前往北京出席全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10月1日下午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开国盛典，浦熙修站在周恩来身后（见白圈中间）
10月1日，浦熙修作为新政协会议代表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盛典， 在城楼里，周恩来向毛泽东当面介绍了浦熙修。毛泽东向她亲切地打招呼，说她“是坐过班房的记者”。
看到毛泽东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浦熙修欣慰之情发自内心。
当时有苏联摄影师现场拍摄影片，这些电影胶卷在近年引进中国，其中就有浦熙修在天安门城楼上容光焕发的镜头。
1949年10月1日开国盛典，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浦熙修。照片引自苏联电影摄影师拍摄的胶片
来到北京，还有一件使得浦熙修特别高兴的事情，就是她们三姐妹在新中国首都团聚了。
大姐浦洁修学有专攻，已经是出色的化工专家；妹妹浦安修随丈夫彭德怀进京，住在中南海。浦熙修经常在休假的日子去看望妹妹，和彭德怀很快熟悉起来，见面聊天轻松愉快。
浦氏三姐妹摄于20世纪50年代初，那时她们意气风发。左起：浦熙修、浦安修、浦洁修
1949年6月上海一别，直到1954年，钱辛波先后在重庆《新华日版》《新民报》和西南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不知道是否有机会和浦熙修见面。但他经常看《文汇报》，尤其关注浦熙修采写的文章。感到她精神昂扬，文采斐然，争独家新闻的劲头依然很足。过去那支犀利的笔已经转为对新生活的赞美吟唱。
1954年，钱辛波奉调成都，任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刚到成都即受命调往北京，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组（部）副主任，和浦熙修又见面了。
1954年回到北京，钱辛波和浦熙修见面的机会不算多，老朋友从外地来京，才是聚会由头。我家相册里有一张模糊的照片，是1955年上海《新民晚报》总编辑赵超构来北京，与浦熙修、钱辛波在北海公园的合影。或许是因为这张照片拍得不清楚才保存了下来。那些清晰的照片，已经在“文革”爆发前后的历次运动中或上交，或者灰飞烟灭了。
1955年夏天在北京北海公园的模糊合影，左起：钱辛波、赵超构、浦熙修
《新民报》老朋友见面，兴奋地谈论怎样把新闻做得更好。他们压根儿没有想到，允许他们在一起讨论改进新闻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957年夏季，大风暴猝不及防地来临了。这时钱辛波正在中央党校（当时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学习。他在报纸和广播中得知了对章伯钧、罗隆基（即“章罗同盟”）和浦熙修的批判，感到非常震惊。他认为，新中国成立了，浦熙修更加坚定地信赖和拥护共产党，热切地希望入党，怎么会“反党”呢？
他将这些困惑与同在党校新闻班学习的徐盈、高汾交换意见，他们也有同感，于是一起去找当时也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浦熙修的妹妹浦安修，想了解更多的情况。因为浦安修是彭德怀元帅夫人，信息来源一定更多更可靠。同时也希望她能帮助一下浦熙修，使她免遭大祸。
没有想到这次大家见面之后，浦安修说不出什么，还说她已经有些日子没有见到二姐，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确实，这年4月15日至5月20日，“整风”拉开大幕的这段时间，浦熙修不在北京，她作为人大政协代表团成员，到东北访问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钱辛波认为自己“无话不可与党说”，不止一次地向党组织写“思想汇报”，汇报他与“右派”浦熙修、吴祖光、黄苗子等人的交往过程，表示他们的新闻和文艺思想自己也有，自己要与旧思想决裂，坚定立场等等。
这时，浦熙修的命运已经不可挽回。她被领袖从反面称为“一个能干的女将”，归入“章罗”营垒。但此时钱辛波还没有受到直接牵连。他的思想汇报看来得到了理解，1958年初春这一期中央党校学习结束的时候，宣布党校的反右运动也结束了，钱辛波并没有划作右派。
但就在举行毕业典礼之时，康生到场讲话，宣布党校的运动不应结束，还需要补课三天！
就在这三天的“补课”中，钱辛波被划为右派。他和浦熙修这对大姐和小弟，一同落入了久久不能挣脱的刼难。
以我的了解，1958年以后，钱辛波和浦熙修可能没有见过面。60年代以后，我已经记事，生活在故乡上海嘉定，由祖父母抚养。父亲“划右”两年后“摘帽”，发配江苏宿迁当中学英语教师。
浦熙修这样的在京“划右”民主党派人士被送进“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在石景山人民公社劳动了一段时间。1959年她“摘帽”了，此后留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当文化教育组副组长，编辑《文史资料》。
在1957年以后的照片上，再也看不到浦熙修神采飞扬的样子，看不到她的笑容了。
这张照片，摄于20世纪60年代初，笑容已经从浦熙修的脸容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憔悴感、沧桑感
20世纪60年代初，邵力子（左1）、傅学文（左2）夫妇和浦熙修（左3）
浦熙修的身份依然敏感，身处苏北的父亲觉得不便多联系。1963年暑假回上海时，他用故乡嘉定的地址给她写了一封信。
浦熙修的回信很快就来了，还寄来一本《文史资料》，可能是她编辑的。那时家中没有订杂志，偶尔见到一本，我感到很新奇。父亲说，是浦熙修寄来的。
这封信的内容，父亲晚年写回忆文中提及，说是浦熙修跌伤手臂后第一次执笔，字写得东倒西歪，告诉说她不再当新闻记者，只好当“旧闻记者”了，但她还像新闻记者一样勤奋。为了搜集史料，她从新疆到闽南，从川西到山东，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只有心情依然沉重。以前她见到熟人，总是含笑迎上去交谈，如今总是有意避开。有一次，她在政协礼堂看到周恩来迎面走来，她想和总理说几句心里话，可是却有意把目光转向别处。结果还是周恩来主动招呼她，同她握手问好。她硬咽着一句话也没说出来。（钱辛波《我们的“浦二姐”——浦熙修》《人物》杂志1981年第1期）
那以后，政治空气又紧张起来，“文革”大风暴很快就来了，这对大姐和小弟的联系中断了。待到10年后，父亲的“错划”在1978年12月由中央党校“改正”，再打听浦熙修，才知她已于1970年4月23日病重辞世，享年只有60岁。
劫后重生，父亲到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工作，曾任国家出版局局长、此时担任社科院副秘书长的石西民任新闻所名誉所长。老朋友们又见面了，谈起浦熙修，都感到惋惜：“要是浦二姐能活到今天该多好！”大家一起商量为她平反。
考察浦熙修的全部历史，可以认为，1957年对她的指责和批判没有事实依据。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应该纠正，予以平反。这样做，符合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
1981年3月19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朱德夫人康克清主持的浦熙修平反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1981年3月19日，浦熙修追悼会现场
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萨空了宣读浦熙修同志悼词。悼词称，浦熙修“多年从事新闻工作，显示出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的才华和品德，她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新闻敏感性强，文笔犀利，忠诚于自己的职责”。
悼词说，浦熙修在周恩来和南方局领导同志的教育和影响下，“树立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悼词说，浦熙修“在身心受到严重迫害的那几年，态度乐观，表现了惊人的毅力。她自知生命垂危，忍受着剧痛向周恩来同志写了告别信。坚持写完了自传，向党倾诉衷肠，希望历史为她做出公正的评价。”
萨空了在悼词中说：“浦熙修同志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现在党中央已经郑重作出改正浦熙修同志被错划为右派的决定，为她恢复了名誉。”
1981年3月19日，康克清(右3) 主持浦熙修平反追悼会，和史良（右2）与浦熙修的儿女袁士杰（左2）、袁冬林（左1）握手
钱辛波在新闻研究所主持当代新闻史研究项目，将浦熙修研究列为一个方面。他特别主张由年轻一代来认识和研究浦熙修，认为这样可以有更全面的史料，可以阐述得更好。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关于浦熙修的生平专著和研究文章陆续出版和发表。对这些研究成果和著述的问世，我的父亲钱辛波都感到由衷的高兴。
有关浦熙修的纪念文章和研究成果，逐渐还原着一代名记者浦熙修的完整形象。
但是，近年来有某些文稿的作者，为博眼球增加点击流量，不负责任地渲染浦熙修所没有的感情生活。某杂志曾刊登孟常戎一文《原来章罗是这样联盟》，其第八节写入与主题不相干的罗隆基与浦熙修感情问题，说他们“同居十年”。这样写完全是虚构的，或是以讹传讹。
罗、浦之间的确曾有感情交往。1947年春中共代表团从南京梅园新村撤回延安后，这处房产由民盟代管，身为民盟负责人之一的罗隆基搬了进去。这段时间浦熙修仍常到梅园新村采访，此前她就认识罗隆基，这时熟悉起来，交往密切，逐渐产生了感情。
但论及婚姻，他们还有一段路要走。一方面是时局动荡，浦熙修和罗隆基先后被捕入狱及拘禁，浦在南京而罗在上海。罗在解放前夕一段时间身患肺病需要治疗，直到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才重获自由。另一方面，浦熙修的家人的反对意见，也在相当程度上阻挡了罗、浦之间的感情道路。
1949年6月，浦熙修和张澜、罗隆基同到北京。浦熙修积极地希望加入中共，和罗隆基的情感渐渐淡化。1952年间，浦熙修明确地告诉女儿冬林，今后与罗隆基保持朋友关系，不再论及婚姻。因此，“同居十年”是没有的，是属虚构。
罗隆基和浦熙修都是民主进步人士，都为国家的民主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今天的人们研究和认识他们，是为了更加清晰准确地认识历史和历史人物。而事实，则是最需要把握的基本点。历史不容虚构。
岁月的潮水起落，浦熙修和钱辛波所属的时代逐渐远去，融入过往。遥像当年，浦熙修曾和我的父亲钱辛波一起奔波在采访路上。怀着共同的对国家走向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期望，他们一同跋涉，一同经历坎坷。可惜时光对浦熙修给予得过于苛刻，她没有看到春回大地的景象。时光多少宽容了我的父亲，他在蹉跎20年后还有机会投身于改革开放，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努力。
父亲总是感叹，浦熙修作为新闻记者的经历起伏跌宕却充满悲剧色彩，不能不为之扼腕痛惜。这其中有许多历史的沉痛教训需要牢记。在中国走上现代化和平发展道路的历程中，无数的包括浦熙修在内的志士仁人奉献了自己，希望历史的悲剧不再重现，希望国家的未来充满光明。
本文中的图片除钱辛波照片外，均由袁冬林提供，还提供了有关浦熙修的研究史料，在此深致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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