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
钱江，生于上海，曾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乌兰布和农场插队6年，内蒙古师范学院中文系77级，1982年分配到北京《体育报》，1984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法学硕士学位。历任《人民日报》驻云南首席记者、华东分社新闻部主任、人民日报社记者部副主任、海外版副总编辑。其间曾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做过一年高级访问学者。
原题
钱江揭秘
中国援越抗法战争
作者：管志华
2020年才过去3个月，钱江的著作《越南密战：1950-1954中国援越战争纪实》，这部75万字的书又增印新版了，距离去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再版不过半年。新中国派出军事顾问团投入援越抗法战争，与派出志愿军投入抗美援朝战争同期，而且投入得更早，战争却结束得更晚。关于朝鲜战争的著作层出不穷，描写中国援越抗法史实的书籍却很少。钱江这部著述由此卓然而立，经得起时间淘洗，5年来两次修订增印。从出版角度来看，这部书有些不便于阅读之处：字号小、页码厚、照片小，给上年岁的读者增加了一些困扰。即便这样，在电子阅读越来越被广泛接受的今天，这部书依然一次又一次增加印数，表明它确是关于当代中国和越南两国关系的重头书，或者说是必读书，无可取代。202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集团增印再版的《越南秘战》《越南秘战》与作者2005年出版的《周恩来与日内瓦会议》，实为上、下编，两部书加起来逾130万字，从1949年10月中越两党恢复联系入手，到中国派出联络代表陈赓（1955年授大将军衔），还有政治顾问罗贵波进入越南，再到由韦国清（1955年授上将军衔）率领的军事顾问团入越援助，打赢奠边府战役，后来到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折冲樽俎，最后达成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协议，实现越南停火。钱江在艰巨采访的基础上，发现和采集大量珍贵史料，以精彩文字揭秘这段历史的全程。我亲身感受到作者的勤奋。我和钱江相识于1994年秋天，他回到上海，担任人民日报华东分社上海新闻部负责人，工作极为紧张、繁忙，他将每天睡眠控制在6小时左右，尽量挤出时间读书、写作、思考，挑灯夜读或奋笔疾书是他的常态。可以说，勤奋、刻苦是钱江完成一系列中国当代史著作的基础，《越南秘战》是其中很出色的一部书。说到撰写中越两国当代史，钱江有独到优势。首先在于他是中越边境战争参与者，曾在战场采访，炮弹从头顶飞过，亲身感受了战争对期望和平的人们意味着什么，他对中越关系的大转折由此有了更深的体会，促使他去加深了解和全面认识。作为人民日报驻云南记者、首席记者，钱江到过中越边境战场，有前方后方的现场采访和生活经历，这是许多研究机构学者或大学教师难以兼有的。当时作者在云南工作，最初打算利用新闻采访中的亲眼目睹，和获得的第一手材料，撰写一部描写这场边境战争的全记录著作，记述和平是何等来之不易，需要珍惜。决心即下，他有意识地在战区采访中不仅注意到现场和动态新闻，也留意收集历史资料。为了完成这部著述，他采访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有过援越经历的军事将领，获得许多意想不到的第一手材料，可谓打开了一段尘封五六十年的历史画卷。由此不断深入、不断积累、不断钻研，他逐步成为这个研究领域的专家。身为记者，钱江是寻找和联系采访对象的能手，而且善于通过真挚、朴实的交往，很快得到采访对象的信任和支持。虽然他没有见到陈赓大将，但通过采访他的夫人傅涯和陈赓在越南工作期间的秘书兼翻译周毅之，对陈赓赴越的经历就有生动、翔实的了解。同样，因为联系韦国清将军时晚了一步，韦国清上将已在病中，尽管双方已经知晓意愿，最后还是没有见上面。但是钱江得到了韦国清夫人许其倩的大力支持，又采访到韦国清在越南工作期间的秘书王振华、办公室主任张英等，通过十几个韦国清的部下，经由他们的回忆和叙述丰富了历史记载。此外，他得到了罗贵波、梅嘉生等高级首长的直接帮助，通过多次采访得到了宝贵的史料，他们的口述回忆，均是宝贵的历史记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越两国关系有很大改善。中越两国老战士恢复了交往，许多参加过抗法战争的越南老战士来到了北京。曾任越南国防部副部长的陈文光上将在奠边府战役中是越军作战局副局长，全程参加了战役，和中国军事顾问团的顾问们很熟悉。通过韦国清夫人许其倩，陈文光上将先后两次接受钱江的采访，他的动情回忆和叙述，从越方角度印证了当年中越两国战友的密切关系。陈文光上将（左）和钱江，2004年5月11日摄于北京
幸运的是，钱江甚至有机会在北京参加学术会议的时候采访来华访问的法军奠边府战役老兵，亲耳闻听老兵讲述在越南度过的战争岁月。这些许多采访故事至今还很值得记述、回味。回首以往，钱江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行这个题材的采访，及时抓住了这个机遇。虽始料莫及，却有备而至，通过深挖新闻矿藏、严谨缜密考查、摭拾史料互证，终于获得成果，实属来自不易。现在距钱江的初始采访，已过去30多年，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当年的资深受访者绝大多数已经归于历史。好在他们的口述、记忆和记录通过这部书留存于世。从这个意义上说，《越南密战》一书将中越两国关系与当代史的来龙去脉梳理得相当清晰，具有独特的无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越南密战》帮助今天的读者了解中越两国当代史是怎样发端和发展的，以及进一步了解中越两国关系经历了曲折以后重归睦邻友好的渊源，进而思考今后还将怎样发展中越关系的脉络和未来。作者文笔恢弘，描写的场景宏大，史实可信，这些都体现在钱江一系列著作和许多文稿中。在一段段惊心动魄、极富吸引力的叙述中，作者有深刻中的平易、密度中的疏朗、紧凑中的流畅。无论采访记录还是相关书证，他能从似乎互不相连的史料中，从隐约浮现的蛛丝马迹中寻找出别人未见的联系，再由细致入微的刻画，把当年历史景象勾连起来，合成全卷。在历史与现实的对照中，在细节的反衬下，还原真实风貌、客观事实。这种独有、精准、采访当事人并加以文献互证甄别的叙事风格，正是具有历史使命感的新闻记者最可宝贵的素质。以我之见，钱江不仅在青年时代有充沛的精力和思维力勤跑现场作深入采访，还有深厚的“坐板凳”学术素养与学识淬炼功夫，这倒是许多新闻记者所缺乏的。他出身江南学术世家，自幼耳濡目染，长辈耳提面命，更兼从小好学，使他具有扎实的文史基础。中学毕业后正是劫难年代，他远行千里，到内蒙古西部乌兰布和沙漠中，当了一名农场知青。1977年恢复高考，只上过一年初中的他，短短复习了两个星期便参加高考，结果成为“七七级大学生”。天道酬勤。知道这个背景，对他此后的工作和学术功力就更容易理解了。如前所叙，《越南秘战》不是短时间能够完成的，其最初的文字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落笔了，到1992年出版了12万字的《在神秘的战争中》一书，写作全书主体部分至少花了10年。这期间曾以许多单篇的方式在党史和当代史杂志上发表，及时汲取当事人和读者的意见，反复修订，这对提高著作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对于为什么要写这部书，怎样写成这部书？《越南秘战》的“前言”“后记”中已有清晰的叙述，不必赘言。我感到高兴的是，进入2020年，看到了《越南秘战》新增印本的改进。确切地说，内容上没有变化，然而在历史著作的出版学术规范上进一步改进了。全书有详尽的引文出处，相关史料来源，无论当事人接受采访时的叙述，还是对相关著作的援引，其中包括对英文著作文字的引用，增印本一一注明。为此，本书的责任编辑杨永龙、李建波两位先生付出了很大努力，表现出他们的专业能力，作者深为感谢！《越南秘战》印证了中国学者在学术建设上艰辛跋涉的历程。上世纪80年代，人们还普遍缺乏列举引文出处的意识，钱江也没有例外，开始写作《在神秘的战争中》的时候，全书没有引文出处，图书正文中也没有附印历史照片（这些照片当时印刷在正文前的铜版纸上）。1991-1992年，作者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作访问学者，研究中外当代关系，第一次参加教师组织的小型学术座谈提交小论文时，他因为没有对论文引文写明出处，结果主持人拒绝讨论，这给钱江很大的震动。通过这段时间的学术交流，他接触到了严格的学术规范，增强了版权意识。从那以后，他的采访和研究越来越趋于规范，更加注重对史实的准确表述和引注。正因为这样，《越南秘战》的质量不断提高，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被引用甚多。 1998年1月，钱江（左）和曾任中国援越军事顾问团顾问的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茹夫一将军此次增印，作者在责任编辑帮助下，重新核对全部引文出处，弥补了此前各版的缺失。这种严谨认真的做法值得提倡。以我对钱江的了解，他从来不对自己的著作表示完全满意。他认为《越南秘战》仍然存有许多不足，主要是在全程描述中对某些客观状况叙述不足、写得不够，是很遗憾的，希望能有机会弥补；另一个缺陷是在早期采访中对当事人历史照片收集不足，错失了许多机会。当然这也有时代环境因素，现在回想一下，当时还没有轻便的扫描设备，照相机还需要使用胶卷，费用较高而且要有冲洗、放大等等一系列程序。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作者年纪尚轻，在面对高级首长采访的时候还感到拘束，不敢大胆提出照片要求。采访邓逸凡中将时，邓将军拿出大厚本在越南时期的照片集，钱江当时觉得，请老将军提供回忆讲述就已经很好了，再提出照片请求是否妥当，因此颇有顾虑。结果此机会一失，后来再也未能弥补。回顾起来，他对此感到非常遗憾。还有一点，钱江历经努力，始终没有找到亲身参加了奠边府战役前线战斗的中国一个火箭炮连的官兵。对这个火箭炮连，中国指挥员有回忆，也有简短文字史料可佐证。但是还缺乏火箭炮兵当事人的回忆和照片。现在时光流逝得更多，看来要找到他们就更难了。作为读者，我个人觉得，这部书着力写了越南北方战事，对当时越南南方的政治背景、政坛状况的交代显得单薄，如果再于此增添介绍，全书更能生色。这些想法，我都和钱江有过交流，他也赞同，如果还有机会对这部书进行修订，他将有新的增删和修改。《越南秘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全面记述中国援越抗法战争进程的著作，称得上是作者在云南工作期间获得的成果，但只是一半。他最期望动笔写作的，还是写一部反映战争的书，表现战争中的军人和青年，为此进行了长期准备。如果这个愿望可以实现，也可以视为《越南秘战》的姊妹篇。2020年3月于上海
（本文作者管志华系人民日报资深记者，著有《人间聚散》《学灯书话》《行走天下》《走过那山，蹚过这河》《转型与使命：海上文化散论》等。）
中国“援越抗法”
背后的秘密
[摘要]中国认为越南当务之急应建立一支装备齐全、纪律严明的正规军。于是越方将需要整编的主力军1.2万人开到中国由中方整训。此外，中国还征集了上百名师、团、营级军官，组建军事顾问团开赴越南。“援越抗法”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大规模军事援外行动，比投入抗美援朝战争，至少早了半年。由于行动绝密，不公开，不宣传，不报道，只有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官兵见证了援越抗法的波澜壮阔与惊心动魄。
四十年后，当作者钱江找到当年的军事顾问赵瑞时，他说：“历史学家为什么要等历史走远了才来研究历史？1950年，我正在滇西南的大山里剿匪时，通信员送来副副师长王砚泉的信。信上告诉我，已经确定让我去越南当军事顾问，并要我立即回军部报到。眼下四十年过去了，我只记得信里的一句话了，副师长说：这是我们中国第一次向外国派军事顾问，希望你发挥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取得的宝贵经验……，这封信我保存了三十多年，可是最后一次搬家，把这封信给烧了，烧成灰了。历史学家，你们来晚了。”
正是在众多抢救性的采访中，钱江写成了《越南密战：1950-1954中国援越战争纪实》，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历史画面。
越南民主共和国从1945年9月2日诞生之日起就面临严峻的局势。越南独立战争之初，法国殖民军约8万余人，胡志明领导的越盟武装约4万人；1947年，侵越法军总兵力超过10万，攻占了越南北方的大部分城市和集镇，并形成了对越盟武装的包围。越盟武装的各根据地被法军分割，不断遭受扫荡。从1948年起，两军相持中，越军的粮食、武器和药品供应都面临极大的困难，岌岌可危。新中国成立后，给了越南很大的鼓舞，胡志明遣密使访华。1950年，胡志明亲自来华，并继续北上，前往莫斯科。一开始，斯大林并未接见胡志明。斯大林担心胡志明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会和南斯拉夫的铁托走到一起去。毛泽东向斯大林说，胡志明是一个老资格的革命者，得到了越南人民的拥护，不是“民族主义者”，应该见见。斯大林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见了胡志明，并就援助越南一事达成共识，由中国承担起援越抗法的责任。1950年3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回到北京，召集政治局讨论援越问题。当时，越军物资匮乏，战士们体质虚弱，武器装备更差，而且缺乏攻坚战的经验，纪律也松弛。中国方面认为越南当务之急就是建立一支装备齐全、纪律严明的正规军。于是越方将需要整编的越军主力1.2万人开到中国由中方整训。中共中央军委责成第4兵团第13军承担越军整训工作，并由第13军军长周希汉亲自负责，总原则是有求必应，并向这批越南军队提供了包括武器弹药、医药和通信器材等方面的全套最新装备。此外，中国还征集了上百名师、团、营级军官，组建军事顾问团开赴越南，提供战略战术方面的支持。
援越军事顾问团部分人员合影。1950年8月，由79名干部、250名随员组成的中国军事顾问团抵达越南，支援越南抗法战争
1950年7月7日下午4时，大将陈赓到达开远，再往前就不能坐火车了。加之途遇暴雨，道路泥泞难行，10日中午陈赓才抵达砚山，并立即会见了越军师、团级干部，听他们介绍了整训情况。从到达砚山开始，陈赓的整个身心都投入中越两党、两国合作粉碎法军的全盘计划之中。他会见了即将随同第308师开往越南的二十多位中国军事顾问，作了一番鼓励。他第一句话就逗乐了众多部下：“兄弟受中央委托，前来解决东南亚问题。东南亚问题不解决，兄弟我死不瞑目。”至于顾问们的归期，陈赓说：“现在国内革命战争已经胜利，可是你们的事情还没有完，还要吃点苦，还要跟我到越南打仗去。你们想回来，可以，有两种可能：一是战死疆场，光荣了，我把你运回国内；二是打下河内，我用飞机把你们接回来。”1950年7月19日，陈赓踏上了越南国土，亲眼看到了战争对越南北方山区的严重破坏，看到了山民们极度贫困的生活。通过沿途与越方各级负责人交谈，陈赓发现，越方干部对于即将进行的战役目的和自己想的有一个明显的不同点。他们很少谈论怎么去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争取战场主动权；谈论多的是如何夺取城镇、夺取更多的地盘。对于高平，越军希望直接攻占，而陈赓则希望采取围城打援，先夺取外围孤立据点，取得经验，再夺取高平，并利于吸引谅山之敌。此战略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收信后，陈赓心中踏实下来。而接下来的事实也证明了陈赓的远见。1950年，中国军事顾问团和在中国云南、广西境内整训的越军主力开拔越南。从4月到9月，从中国向越南境内运入各种步枪、手枪1.4万余支，轻、重机枪和冲锋枪1700余支，提供山炮、迫击炮、火箭筒等300余门（具），粮食2800余吨，还有大量弹药、药品、被服等军用物资。随着人员和物资齐备，陈赓很快发动了东溪之战，大出法军意料之外，并成功于9月18日全歼东溪守敌，之后越军乘胜追击，又相继克七溪、谅山等地，边界战役大获全胜。
陈赓和胡志明
边界战役消息传到法国本土，引起法国议会轩然大波，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奥里奥尔和总理普利文为此坐卧不安。法国大使因此首次就涉外事务向英美两国寻求援助。1950年6月，由美国国务院官员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组成的美国观察组进入越南进行了为期三周的军事调查。7月30日，美军八架C-47运输机飞抵西贡，带去了第一批美国军援物资。次日，可装备12个营的武器从美国装船运往越南。8月3日，美国军事顾问团35人也抵达越南。同年12月，越军和中国军事顾问团一致想扩大边界战役的成果，决定向越南两大粮仓之一的红河三角洲挺进。在春泽、保竹失守之后，法方调集兵力1万余人，在钉子山与越军展开了恶战。在法军总司令塔西尼的亲自指挥下，大批法国空军对越军进行了不间断的轰炸，甚至把运输机都用来投弹，给越军造成了不小的伤亡。越军总军委不得不命令撤出战斗。之后，塔西尼意识到红河三角洲将是越军进攻的重点，于是立即着手修筑了一条“塔西尼防线”，共1300个据点，共使用了20个营的兵力驻守，意图在此拖垮越军。中国军事顾问团针对法军部署，提出转移西北地区开辟西北根据地的战略方向，被拒之后又提出攻打芒街，避重就轻，也被越军否决。经协调，越军展开东北战役，进攻防线东起点冒溪，不料反被法军包围，损失惨重。不久，越军又转战防线南部的宁平，一度突破防线，全歼一个大队法军，并击毙了塔西尼唯一的孩子贝克纳中尉。然而，法军这回反应迅速，增援法军2万余人很快赶到战场，战局因此翻转，越军节节败退，截至6月20日战斗结束，越军约有1000余名战士被俘，还有不少伤亡。这三次战役，越军都是离开自己的根据地长途奔袭，这使得原本就薄弱的炮兵力量愈显不足，而法军则充分发挥了自己在装备上的长处，但双方都消耗巨大，很难说究竟谁占了上风。但这三次战役也让新成长起来的越军在战前计划、战场指挥、后勤补给等方面积累了很多有效的经验，大大增长了作战能力。因此，在之后的义路战役和和平战役中，越军慢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1950年北越根据地：左起范文同、长征、阮志清、胡志明、陈赓、黎文良、罗贵波
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新的印度支那远征军司令纳瓦尔走马上任，他担心越军出兵西北，进入上寮，然后向琅勃拉邦、万象发起攻击，并据此提出了新的纳瓦尔军事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奠边府的战略地位就显得非常重要。很快中国就截获了纳瓦尔军事计划的相关情报，并转呈越南。针对纳瓦尔计划，毛泽东还建议越军的作战方向逐步转向中南部，先解决莱州之敌，然后移兵上寮。因此必须坚决修通南进公路（也就是后来著名的胡志明小道），毛泽东认为这是越军部队南下的交通命脉，对未来战局关系极大。1953年11月，纳瓦尔获得美国新的支援，迅速发动攻占奠边府的战役。起始，法军使用伞兵突袭，成功夺取了奠边府。但对越军而言，法军空降奠边府却是一个战略良机，因为纳瓦尔对越军新增的重炮和高射炮力量完全没有预料和提防，这支由中国为越南士兵新建的高射炮部队，曾到沈阳接受专门培训，如今已成了越军强大的秘密武器。越军打算借此把法军拖在奠边府，并源源不断把法军吸引过来。为了配合奠边府战役，1954年1月31日，越军第308师昼夜兼程，绕过奠边府分两路向孟赛、琅勃拉邦方向攻击前进，并迅速占领老挝北部丰沙里省全境；第304师66团进攻暮夜、巴那伐据点，法军一溃千里，相继失守欣秀、同献、孟品等地，整个中寮几乎都被越军控制；第320师也迅速进入红河三角洲流域，破坏法军交通线、伏击运输船只，严重威胁河内至海防的交通干线。战火很快燃遍了整个印度支那，恶战一场接一场。越军的高射炮部队在整个战役中越打技艺越精，不仅成功地遏制了法军的补给和空军力量，并进一步控制了奠边府机场。1954年4月，法军科尼电复纳瓦尔，认为在继续空中支援和越军不发起总攻的前提下，奠边府大约还可以坚守两至三周，建议放弃增援奠边府，守好红河三角洲。但纳瓦尔放弃了这一建议，因为日内瓦会议举行在即，奠边府战役的成败至关重要。4月30日，100余架次的法军飞机飞到奠边府上空，在越军的猛烈炮火中空投了212吨物资。结果法国空军认为大约三分之一的空投物资落到了越军手里，而奠边府中心区的法军宣称，他们连一半也没有拿到。武元甲和韦国清决定5月1日向奠边府法军发起总攻。法军在悲观情绪下连连失守E2、E4、E10高地，战斗力锐减。5月7日上午9时，越军进一步攻占了E12高地，基本肃清了楠云河东岸的全部法军。下午3时以后，在越军的强大火力面前，奠边府法军的精神崩溃了，越南籍士兵和非洲籍士兵纷纷投降，法军指挥系统濒于瘫痪。下午5时30分，法军守将德卡斯特里向科尼说了最后一句话：“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毁掉大炮和所有通信设备。再见，将军！光荣属于法兰西！”之后是法军报话员的声音：“越军离我们只有十几米远了，我们得关机了。向巴黎问好！一切已经结束。再见！”1954年5月7日17时40分，越军金星红旗升起，法军投降，奠边府战役大获全胜，而胜利的背后是中国在人员、装备、物资、战略、战术等各方面的无偿支持。
本文摘自钱江著《越南密战：1950-1954中国援越战争纪实》
钱江：人民日报"内参"与1977年恢复高考
钱江：独具特色的77、78级大学生
钱江：1978级大学生是怎样走进大学的
钱江：乌兰布和的美丽和青春故事
钱江：实习生采访美国前总统，
改写了我的新闻生涯
钱江：燕京学子金无怠，
世界情报史上的"超级谜团"
钱江：最甜的蜜瓜在塞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