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
钱江，生于上海，曾在内蒙古插队6年，内蒙古师范学院中文系77级，1982年分配到北京《体育报》，1984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法学硕士学位。历任《人民日报》驻云南首席记者、华东分社新闻部主任、人民日报社记者部副主任、海外版副总编辑。现已退休。
原题
为中国农民请命的
记者李克林
作者：钱江
她是“一二九”一代左翼知识女性，1938年投身延安，求学于陕北公学，毕业于抗大四期，是张露萍的同学。她是人民日报创刊元老，与丈夫林韦先后出任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她认为一名记者最首要的条件是良知，人的良知。并以自己的一生践行其职业信仰。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大包干”（家庭联产承包）为旗帜的农村改革风起云涌，一举扫除广泛的农村饥饿，中国农民终于在田野上挺起了曾被饿弯的腰杆。亿万农民身后，一双双记者、编辑的眼睛关注着他们的命运，其中有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李克林。为农民请命，是她一生的事业。 李克林（1916~2003），原名李振瀛、李荧，河南邓县人，1916年9月出生在岗岔楼村一个呈现衰象的地主家庭。她降生时，父亲李超竹是村里的小学教师，在当地算是个有文化的人，但家境已较一般。 李克林还没有懂事，母亲去世了。继母待她刻薄，李克林5岁时来到生母娘家，由外婆抚养，舅舅教着识字。李克林自幼聪明，很快认识了许多字，经常受到舅舅夸奖。 20世纪初的豫南社会非常混乱，土匪横行。李克林的祖父广有土地，在家乡一带说话落地带响。他家院门口修起了一个岗楼，有点像《水浒传》中“祝家庄”的气派。一旦遭遇土匪袭击，全家人就躲进岗楼，家丁护卫。 李克林7岁那年，祖父病故。就在出殡那天晚上，月黑风高，土匪乘隙袭来，举火烧毁了祖父的灵柩，将李家人吓得丧魂失魄。祖父去世又遭此一劫，家道迅速衰落了。李克林的父亲到县城里躲了一阵子，对田园农耕之事渐渐管得少了，以当小学教师为主业。 舅舅也是一个地主，且是书香人家，坐拥书城，昼耕夜读。小女孩李克林受到影响，爱上了阅读中国古典小说。她喜欢书中杀富济贫的好汉，希望过上清静无为，与世无争的生活。 10岁时，舅舅一家为躲避土匪一度搬进新野县城，送她上了县城小学。开始她有些跟不上，但一年以后就成了班上成绩优异的学生。不过李克林很快就知道，舅舅让她上完小学就回家，那是为了遵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 李克林的表兄弟们多在上中学，回家纷纷讲述丰富的学校生活，李克林徒生羡慕之情，但觉得他们都是男孩，自己没法可比。可是有一天，她发现自己有一个名叫孟昭莲的表姐，在邓县县城里上寄宿制女子中学。有段时间她经常来家里，她谈论学校生活，激起了李克林的求学愿望，就向父亲表露了想上中学的心愿。 此时的父亲已经开通，一口答应女儿请求。李克林来到邓县上中学，从此离开了外婆。这是1930年，李克林14岁。 李克林刚过10岁时，家里就给她订了婚。还是小女孩的李克林满心不愿意，又觉得自己还小，羞于谈论婚嫁，暂且不去管它。 进入中学，李克林读到了鲁迅的书，还读了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以及高尔基的作品，深受影响。她对封建家庭充满了怨艾，希望离开沉闷的家，独立生活。 3年后李克林毕业了，老师们都说她的成绩好，劝父亲继续供女儿上学。父亲的日子不宽裕，就和女儿商量今后怎么办？原来，父亲早已将女儿许配的那户人家正准备迎娶李克林。受到新思想熏陶的李克林哪里肯依，坚决反对，说自己决不跟父亲回家。 好在天遂人愿，此时的父亲更加开明。他也喜欢阅读进步作家著作，尤其喜欢邹韬奋办的《生活》杂志。既然女儿主意坚决，那就随她的心愿。父亲说明，既然老师说你学习好，你就去考。考得上升学，考不上嫁人。 谁知那户人家却等不及了，干脆退婚，正遂了李克林心愿。 17岁的李克林来到开封，同时报考女子高中和女子师范学校，都考上了。一开始，她上开封女子高中，很快发现自己的英文基础弱，教材全部是英文的，实在跟不上。加上家里经济吃紧，于是转入女子师范。 开封女师是官办的，每月发给学生6元钱，除去伙食还能略有节余，李克林在开封女师读书，整整3年没有回家。 刚入学的时候，她的情绪比较苦闷，觉得社会黑暗毫无出路，书读得再好有什么用呢？后来，她更多地阅读鲁迅、巴金著作和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出现的新小说，思想逐渐开朗起来，暗自下了决心，一旦毕业，就出去投奔革命，去改变黑暗社会。 1936年暑假，李克林从开封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一时没有找到投奔革命的门路，先到河南新野县女子小学教书。半年后邓县女中有了机会，她去那里当了半年代课教师。 1937年暑假，“七·七事变”爆发，抗战全面爆发。这时李克林得知，红军长征到了陕北，要革命应该到延安去。 这回，又是表姐孟昭莲当了表率，和李克林作伴来到陕西渭南，延安遥遥在望了。为解决路上盘缠之需，她们先在赫水镇一家农校找到了当代课教师的机会。李克林和一位外国小伙子，摄于1937年11月30日 这些日子，李克林心情愉快。有一张李克林摄于1937年11月30日在渭河边的照片被保留了下来，照片上是充满青春活力的李克林，面前是一个正在低头吸烟的外国小伙子。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照片背后，有李克林的笔迹：“我不会吸您苏联的纸烟，但我却会记着这个难得的相遇。”下面是她的签名：李荧（李克林在中学读书时用的名字）。不会有人知道这张照片的来历了，和这张照片相关的故事埋藏在她的心底，现在已经消失了。 这所农校有中共地下党组织成员，很快了解了这对姐妹的思想倾向。年底，农校的王璋峰老师介绍她们去陕西三原县安吴堡，到胡乔木、冯文彬主持的青年训练班学习。 经过青训班短暂学习，李克林在1938年1月来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并且从此启用“李克林”的名字。一个月后，她在延安入党。后来她在自传中写道：“我从小也没个家，从此我有了温暖的家。在革命队伍里我感到无限的温暖。” 在陕北公学学习数月后，她转入抗大第四期女生队（五队）学习。她有一位同学年龄更小几岁，名叫黎琳。凡有抗大集会，拉歌总是从女生队开始，只有17岁的黎琳就会站出来，挥手指挥合唱。李克林回忆：“直唱得人热血沸腾，恨不得立即奔赴战场。” 李克林和黎琳相处一年就分手了，此生再也未见。直到40年后才知道，黎琳更名张露萍，派往重庆，打入军统内部电台，后来事泄被捕入狱，早已牺牲在贵州息烽集中营，但是长久未被正名为烈士。“文革”后，落在“张露萍”名字上的历史尘埃终被拂去，原来她是李克林的抗大同期同学。
李克林得知音讯，在1985年7月14日的《人民日报》撰文纪念战友黎琳——张露萍。她的回忆丰富了对张露萍的认识。 1938年底，抗大第四期毕业前夕，129师政委邓小平来作报告，讲述敌后根据地的战斗。座中的李克林深受吸引，当即报名要求去太行山工作，结果如愿以偿。 1938年12月9日，以抗大毕业同学为主，前往华北敌后的人员50多人离开延安。他们途经咸阳时，李克林和杨尚正（杨白冰）等31人被咸阳被警察局扣留，百般刁难，在关押两个月后转到西安继续扣押。 受扣押期间，李克林被推选为临时党组织负责人之一，带领大家与警察当局斗争。 实际上，到西安以后，关押已经松懈。3月8日，日本飞机轰炸西安，李克林等被关押战友全部乘乱逃出，进入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他们短暂停留后转赴太行山。 这段被国民党警察扣押的时间共3个月，由于是集体关押，便于相互证明。李克林感慨的是，后来历次“整风”，乃至建国后的历次大的政治运动中，特别是“文革”中，对她这段历史进行了一次次重复的审查、外调，卷宗积累盈尺，最后除了证明她没有任何问题之外，什么都不能说明。 李克林对此深深惋惜，生命中为此虚掷了太多时间和精力，遑论组织的人力和物力耗费巨大！ 1938年4月，李克林来到太行山根据地，在高扬领导下办小报《平汉线报》。约在1939年下半年，林韦前来负责。他和李克林在抗大同期，但在延安只见过一面。共同的工作使他们熟悉了，原来文学是他们的共同爱好。 他们恋爱了。小女儿李银河说起父母的故事，一个夏天，有一次趟水过河，林韦站在水中拉了李克林一把。当双手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李克林的心剧烈跳动了。那是青春的梦在河面上歌吟。 他们于1939年11月结婚，李克林次年生下第一个孩子。像革命年代里拼力工作的人们那样，李克林把刚出生的女儿寄养在老乡家。 1942年1月到1943年底，她担任河北赞皇县委宣传部长。那是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敌我双方扭杀在一起，李克林亲眼目睹了许多战友的牺牲，战火和血海交织的残酷斗争给她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 1944年初，李克林又怀孕了，调到根据地中心的太行区党委宣传部工作，由此结识了新的领导——宣传部长张磐石。 李克林经受了“太行整风”，对这场运动有不同看法，认为将自己的同志整得太凶了，对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不尊重。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张磐石在晚年也有相似认识。好在太行“整风”为时较短就临近抗战胜利了。 张磐石在1946年4底接到命令，下太行山到河北邯郸创办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李克林跟着张磐石下山办报，成为《人民日报》最早的几个女编辑之一。 几个月后从国统区进入根据地的女编辑宋琤觉得，她见到的李克林完全农村化了，从衣装到发式，再到缝补衣裳的手势，都是北方农村妇女做派。彼此接触，才知道李克林读过许多书。1946年8月，人民日报部分编辑在武安河西村合影。照片中的成年人都是人民日报的创建者。站立者中前左1是李克林 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在内战全面爆发后转移到河北武安县河西村出版。1946年7月，当地农村土改。为了团结力量共同对敌，人民日报的一些负责人曾动员出身富裕家庭、早年就投身革命的老同志将家里的田地主动交出来，供农民重新分配，称之为“献田运动”，还就此发了消息。 对这个做法，李克林马上接受了，认为是好办法。谁知很快出现否定意见，策划报道的负责人安岗和李庄作了检讨。李克林不认可两位领导的检查，她认为，土改是必要的，但在运动中的“乱打乱杀”行为不可取，是极左做法，只会危害革命事业。她将这些想法埋在心里，时常回顾和分析。 1948年6月，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和《晋察冀日报》合并，创办华北《人民日报》，李克林随编辑部前往河北平山县，参加了党中央机关报的创建。 来年春天，《人民日报》进入北京，应该称作“三七式”干部的李克林于1954年9月担任人民日报农村部副主任。 新中国成立了，李克林充满喜悦，对领袖无比崇拜。然而也有痛苦伴行。1952年，她的父亲李超竹在“镇反”运动中被枪杀。她认为父亲是支持自己参加革命的，思想是逐渐进步的，他拥有的田地来自祖父分割的遗产。李克林默默承受失去父亲的痛苦，将此看作为革命付出的代价。到后来的改革开放岁月，李克林对父亲的认识明确起来，为父亲重修了坟墓。但要重新追溯案件，却发现时光已经远去，当事人及档案都难寻找。这成为她的一个隐痛。 随着新中国成长的步伐，李克林的独立思考逐渐发展起来。1957年“反右”风起，她认为“章罗联盟”证据不足，章伯钧、罗隆基与党并非敌我矛盾。对人大女学生林希翎一案，她认为应属人民内部矛盾，对林希翎有勇气面对千人辩论是内心佩服的。但这些还都是藏在心底的念头。 “大跃进”接踵而至，人民日报大院里也炼起了钢铁。李克林也曾头脑发热，跟着炼了些日子。一旦发现炼出来的铁块根本不能用，劳民伤财，李克林就停手不干了，对自己上阵烧火炼钢铁十分愧悔。 李克林和农民有天生的密切联系，对农村“高产卫星指标”产生了警惕。 “大跃进”中，李克林读到一篇富有想象的通讯，说河南邓县有个村庄，小麦亩产6500斤。麦秆长得太密了，跑来一只兔子，怎么钻也钻不进去，结果被人一把抓住了。 邓县正是李克林的家乡，她熟悉家乡水土，那里的农田怎么会一亩长出6500斤小麦呢？ 1958年夏秋之间，李克林到河北省元氏、赞皇县采访，那是她在抗战中战斗的地方，许多战友牺牲在这里。现在，到处是炼铁“小土群”，到处弃堆着“小土炉”烧出来的“烧结铁”。 李克林看到，农民生活仍然贫苦，由此动摇了原先对“大跃进”的赞赏。她回到报社和同事聊天说，小土群“出不了多少铁，觉得太浪费了”。“看到一些地方秋收粗糙，地里有些庄稼无人收”。李克林想到：“钢铁任务太重了，兼职压倒了一切。”她说：“大兵团作战，为什么可以这样不讲代价，不计成本呢？”
1958年人民日报社编辑记者在报社后院炼钢铁的场景。阎宝山摄
李克林在党小组报会上直言：“我的想法是任务小点，动员人数少点，最好在不影响人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的情况下办钢铁。”她拿出自己带回来的两块东西要同事们辨认，都是小高炉炼出来的，一块是烧结铁，一块是灰生铁，没有一点用处。李克林说：“钢铁压倒一切，山货运不出来。”“小土群太浪费，出铁太困难。” 李克林批评农村“大食堂”，指出现在赞皇一个县管两万来人的饭，“我觉得农民负担太重了，影响人民生活太大了。”“这样下去是要弄得民穷财尽的”，“社会主义就可以这样不讲代价吗？” 这些话记录在案，头脑发热的人们感到吃惊，但有理有据使大家默然无语。 李克林参加过报社编委扩大会议，她在会上发言，提出对“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不同看法。她说，自己刚刚到过的河南禹县瞎报钢铁产量，寿张、范县则虚报了粮食产量，是典型的“虚夸”。 她说：“小麦元帅县夏邑县”已经饿死人了，而河南大范围出现的“虚夸”，其实已经是全国性问题。李克林说：“为什么形成了全国性的虚夸？” 她脱口而出说：“主席脑子也有些发热。”“共产风也是从上面来的”。 李克林说，最初她听到“吃饭不要钱”很兴奋，后来“有些地方闹起粮食问题来了”，她感到惊讶，由此想到，中央想多搞点钢铁，这当然是党的愿望，可是要求未免有点主观，也有点考虑不周，特别是没有注意到秋收。“为什么这样急切，不等到秋天再大干呢？” 编委扩大会议毕竟范围小，参加会议的多是李克林的老战友、老领导，大家对她有所关照，没有太追究。 不久后的1959年4月，李克林到郑州采访，参加了河南省委扩大会议，会上听到了省委书记们的议论，深感震惊。4月14日深夜，她在郑州给人民日报负责人吴冷西、胡绩伟、安岗写了一封信。 她在信中说，参加会议“使我想起前一时期我们还报道某县平均亩产几千斤。我总觉得我们接受教训还不够深切，这次下来听到这些事，真使人触目惊心。不久前河南的夏邑、永城饿死人的事件就是由于虚假报道造成的，夏邑县原是河南的小麦元帅县啊！” “讨论中人们不断提到报纸宣传和空气问题，观察形势对我们报纸来说怕也是最最重要的一条了。报纸宣传的问题虽然不少都是各级各部党组织决定的，如果我们能‘观察形势’，在转弯的关头也能少吹点风，亦可谓造福于人民矣！” 李克林在信中特意提到，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在会议上讲话说：“近年来党内有种风气，不敢讲心里话。麦子敢下种千斤，直言敢谏之风反而削弱了，心理上好像有个威胁。——如何广开言路、不怕、是很重要的。”她同意吴芝圃这个说法，但对吴芝圃瞎吹高指标的做法完全不认同。1950年代初，林韦、李克林和儿子李向南（前右）、女儿陈乃云（前左） 这封信的内容在庐山会议后传了出去，受到猛烈批判，有人揭发她在多种场合说了许多尖锐的话。例如，对“以粮为纲, 带动一切”的方针，她说是“挤掉了一切”。 当时“政治挂帅就能出铁”这句话很风行，李克林说：“不相信思想好就能炼出铁。”针对“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的说法，李克林说：“城里人都在家里吃饭，是否都退出了社会主义？” 李克林批评“浮夸”风说：“有人瞎说，有人爱听，有些是品质不好，有些是上边压的。” 李克林的丈夫，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林韦，勇敢地抨击“大跃进”中劳民伤财，损害农民利益的事。他在和同事交换对大跃进看法的时候，说过一句：“革命革了20年，没有想到看到了饥饿的一年。”他还说，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皇帝，都不可能说要把农民的吃饭问题都包下来。 报社总编辑吴冷西从庐山下来，领导报社的“反右倾”，林韦被打成报社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李克林被定有“严重右倾思想”。 受到批判，李克林一次次痛哭。后来她对朋友说，这次运动一哭，她把几十年的眼泪都流尽了，以后就不哭了。 在1959年被定为有“严重右倾思想”的李克林承受了很大压力，好在这段日子不算太长。1962年初召开“七千人大会”，李克林也参加了。会后对“反右倾”中的人与事进行甄别，李克林被免于处分。1961年11月，林韦、李克林在北京八达岭长城上。这时的林韦还带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
1962年在人民日报第一支部对李克林的甄别意见全文如下： 李克林同志1959年整风反右倾运动中，曾经因为在“小土群”、浮夸、共产风、吃饭不要钱等问题上反映过一些问题，并发表过一些看法，受到批判，她自己也写了检查，最后由总编辑室整风领导小组对她的思想检查提了意见，肯定李克林同志有严重的右倾思想。
现在看来，李克林同志所反映的问题基本上是符合当时情况的。她所发表的一些看法，主要是在汇报会和编委扩大会议上谈的，这是允许的。至于李克林同志的一些思想作风上的缺点，如自由主义，则不属于右倾问题。因此，当时总编辑室整风领导小组所附的意见是错误的，应予撤销。
1962年3月20日
丈夫林韦也得到甄别，从下放劳动的甘肃农村回到北京，恢复职务，不久调离人民日报。 生活又似乎归于平静，李克林也似乎变得沉默了一些，埋头农村报道，曾多次去大寨采访，写了宣传大寨的稿子。 她在沉默中度过了“文革”浩劫。不过可以提及的是，她和丈夫林韦养育了出色的儿女们。有一个女儿是航天工程方面的专家；成为社会学家的小女儿李银河知名度相当高，她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丈夫：王小波。 恶梦醒来是早晨。“文革”落幕后，李克林出任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她思考许久的问题逐渐有了一个又一个答案。她曾积极地宣传“学大寨”，以为可以改天换地，消除农村贫困。“文革”后她转变看法，以极大的勇气阐明：“全面学习”“山那边典型”的做法没有出路，将中国农村推向久久贫穷而不得出，已经由实践证明了。 李克林主持人民日报农村部，以极大的热情推动农村改革，突出的做法是，不再像过去那样什么都学山中典型，而是依照11届3中全会通过的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决定，“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从而朝着“按劳分配”的方向迈步。 1979年3月15日，李克林到北京崇文门饭店，参加国家农委召集的落实中央关于农村工作决定的座谈会。当天的《人民日报》到了，头版头条位置上发表了署名“张浩”的一封信《“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和“编者按”，表示不同意变革中的农村政策。与会代表们马上阅读，会场大哗。 原来，张浩来信对洛阳农村“包产到组”提出了反对意见。更要紧的是，此信还有约700字的编者按，强调指出，农村组织和分配“更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已经出现的‘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要）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如果说张浩的信还可以算作个别人的意见，编者按就不同了，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就更为不同了。 参加大会者大都长期从事农村工作，大部分支持农村改革，有人当场向李克林发问：“你们报纸是怎么搞的？” 对张浩的信，李克林不知底细，但是她马上明确地回答：“奉命搞的！当然，报纸也有责任。” 回到报社，李克林找社长胡绩伟，当面责问，你不是支持农村改革吗？怎么能登这样的信？ 原来，陕西省委书记王任重已在3个月前调到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他看到了张浩的来信。 张浩实有其人，是甘肃省档案局一名干部，1979年2月回老家洛阳探亲，看到村里正在“分产到户”。张浩对此不满，写信给中央，反映自己对“分产到户”的担心，认为它影响“人民公社制度”。 张浩写信向领导人陈述个人意见，这件事本身没什么不对。不幸的是，这封信迎合了反对实行农村体制改革的意见。新任农委负责人与张浩有同感，他安排写出了一个编者按，和张浩的信一起送到人民日报，要求尽快刊登。 夜班值班副总编辑李庄接手，打电话向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会议的胡绩伟报告，询问怎么办？ 一开始，胡绩伟不同意刊登这封信。他对新任农委负责人曾在“大跃进”中大放高产“卫星”，并要胡绩伟刊登相关消息的做法记忆犹新，很有意见。 胡绩伟对李克林说，冷静下来一想，报纸应该发表不同意见，何况刊登这样一篇反对“包产到户”的来信和按语，读者可以体会到这不是一般人的手笔，引起注意。于是就在1版显著位置登出来了。 李克林当场表示不同意胡绩伟的解释。她说，这样必然产生很坏影响，打击了农村改革。她又说，《人民日报》不应该这样做，要采取措施挽救。 “张浩来信”立即引起争议。首先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不同意此信意见，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明确表示反对，要求予以澄清。洛阳地区负责人也持相同看法，指出人民日报刊登张浩来信不妥。 随后，万里和王任重直接通电话，达成一致意见是，春耕大忙已经开始，不管什么责任制，都不能再变了，秋后总结了再说。 李克林随时关注这些情况，认为由此出现了“纠正极左的一个好机会”。她参与组织了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辛生、卢家丰两人的来信，半个月后刊登，阐明农村体制改革已经带来的好形势。同时刊登新的编者按，指出上一次的按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 此后，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拥护“包产到组”，以后是“包产到户”的稿件，逐渐配发评论和长篇述评。 恰是历史机缘，身为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的李克林，和新任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研室主任吴象是延安抗大同学，在1946年共同参加创办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一起编报。吴象主持安徽省委政研室，李克林领导人民日报农村部，他们投入农村改革大潮，就像一场大战役的前方和后方。 老战友李克林和吴象，又像青年时代那样一起讨论题目，细分轻重缓急。吴象向《人民日报》提供材料和稿件，李克林在北京主持编辑，确定版面。这年秋收后，《人民日报》连续刊登长篇报道《喜悦和希望》（1979年10月10日）、《农民为什么如此喜欢责任制》（1979年11月14日），均有吴象参与执笔。一年后的1980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吴象的名作《阳关道与独木桥》。 进入21世纪，吴象向笔者回顾农村改革，深有感慨地指出，农村改革报道身后，“有李克林的身影”。李克林撰写的长篇报道，载《人民日报》1984年1月5日
李克林对农村体制改革的坚定性人所共知。在她领导下，人民日报农村部成为坚决推动农村改革的思想尖兵，报社内外许多人知道，人民日报农村部“有一个坚持农村改革的李老太。” 1982年12月，行政10级的李克林离休，实际上，她只是不再担任部主任了，仍然坚持上班，继续作农村报道。 在推进农村改革，倡导“大包干”的日子里，她始终关切长期报道过的大寨，和大寨人保持联系。《今日大寨》，集中反映了李克林晚年对大寨的认识。李克林采写的报道《今日大寨》，人民日报》1985年10月5日
改革开放时代，她又来了，“住在大寨国际旅行社，偌大一层楼只我一人，静得令人发怵。清晨，我站在虎头山边，遥望蓝天白云，不禁思绪万千：大寨！你为什么这样寂寞？！” 她接着写到，再深入这个山村，发现另一种景象：到处生机勃勃，热气腾腾；与过去那种表面“红火”、内里僵冷的景况，恰成鲜明的对比。 首先是自由了！过去，像李克林这样的“大记者”，过去来大寨“并不能随便和社员谈话，社员们也是板着面孔什么也不说”。现在不同了，可以任意交谈，“和大嫂大娘炕头谈心”。“我串了七八家窑洞，一种‘自由’‘解放’的喜悦扑面而来。大寨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现在真好！” 农民，大寨的农民获得了生产和生活的自主权，生产力不再被扭曲，她写道： 男的大都去干工副业搞运输去了，干地里活主要靠妇女，一天也干出过去两天的活。一个农民看我好象不大理解，在旁说：“过去是伙的，现在是我的，这不是明摆的理儿？”是的，就是这个简单明白的道理，我们却是20多年没弄懂，硬是把人家捆在一起，摽着穷。
作者写道，今日大寨的生机，不仅表现在粮食获得更高产量，更在于突破了“以粮为纲”的束缚，采煤、运输、林果一项项开展，大寨人从狭小的“大寨田”里，走向了广阔的天地。”由此，大寨人的生活内容丰富了、生活水平提高了。 晚年的李克林认为，大寨人为消除贫困和饥饿，改天换地改造山河，这种艰苦奋斗精神是好的，在今天也值得学习。但是，在荒唐劫难岁月认为什么样的农村经验都出在这里，将这里视为“百宝箱”，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小山村里不停地“批和斗”，在农民分配上摒弃“按劳分配”原则搞“大寨分”——评估分配，那就扭曲了大寨面貌，走上了歧路。 对这一点，李克林也曾一度迷失，但晚年的她意识到了。《今日大寨》一文中，她和大寨老英雄宋玉英、贾进才有一段对话，谈及“文革”中左的宣传。李克林和贾进才紧紧握手，她写道：“真正的大寨精神是凝结在老英雄这树根一样的双手上的。” 在这个时候，李克林来到工作舞台的边缘。离休之后，她以极高热情投入对人民日报史的收集和整理。她认为，自己经历了人民日报自农村根据地创办到进城后的所有历程，这段报史对当代史和中国新闻史都极有意义。 李克林投入报史工作，使人民日报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就起步了，为此后修史打下基础。 她主持“报史工作小组”收集了报史资料，梳理了一些题目，是人民日报史研究的开山工程。她的首创之功不可磨灭。 进入1990年代后，李克林年事已高，身体渐弱。临近生命终点之时，李克林回答人民日报资深记者蒋涵箴最后的提问：“当一名记者最首要的条件是什么？”李克林反复推敲后说：“是良知，人的良知。良知包括人的理性、良心、本性、品格，如大公无私、疾恶如仇、爱憎分明、助人为乐等等，起码应该是个诚实、正直的人。 2002年4月21日，李克林留下最后遗言，“我再发病以后，不要再叫120，不要抢救，不去医院。不要抢救，不要为治疗花钱。” 她谢绝医疗救治，于2003年8月走完人生路，享年87岁。
2010年8月22日初稿于北京
2020年8月校阅修订
（作者注：本文以《人民记者李克林三部曲》为题，刊登于《党史博览》2014年第3期，本次校阅有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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