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京：物非而人是——旧信札的记忆
作者简介：
黄晓京，1957年生于北京。1975年高中毕业下乡插队3年。1978年从怀柔县考入人大哲学系。毕业后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1982-1984年），后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调查研究。1986年秋入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院。1989年任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曾获国际关系硕士、经济学博士。在社会学和东亚研究领域有若干著述和译著，2011在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方法的日本》专著。1994年起任职三井物产至今，现任三井物产株式会社驻中国总代表助理，兼任中信泰富研究部特邀研究员。
人民大学哲学系78级毕业照。本文作者后排右5 。
离开人大校园30年的前一年，浪迹海外多年之后，终于回到了北京。记忆中的校园，格局似乎没有大变，只多了些高楼大厦，周围却早已失去的过去的宁静。不是吗？当年从白石桥经魏公村到学校的那条小路，一到周末，总会有穿着相似的中山装的我们中的哪一群，骑着自行车，悠闲而热闹地在蓝天白云的林荫路上边走边聊……那景象“后无来者”，代之以现在的车水马龙霾气蒙蒙（当年我辈倒是“低碳”先行者）；双榆树的那家老式的商场，黄庄十字路口吃炒肝儿的小店，还有校园西门外不远处的农地，早就消失得踪迹皆无，代之以时尚的繁华了。
想象中的并为之“激情燃烧”的“现代化”，或许也就是这个样子？我不敢确信。到了“天凉好个秋”的年龄，的确是“欲说还休”，无非有一点茫然和对于过往的淡淡回味。恰好，不久前为了一位重病中老友的著作出日文译本的事，去了一次东京大学附近的出版社，那里的一切，地铁站出口，街上的景物，路边的小餐馆和书店，却和二十几年前我在那里做研究的时候一样，几乎丝毫未变。比较之下，怀旧之外又加上了些许不安。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李白说的是“物是而人非”，山川依旧，吾辈老矣！照他的时空与人的哲理，77、78级无非是人大这个“旅馆”中的“过客”而已。“旅馆”以及周边的社会之“万物”，不用“百代”已经沧海桑田，而在同一个时空中遭遇的同学旧友“过客”，却还是老样子。“物是人非”可谓人与自然的绝对真理，我想说的是人与社会的变与不变。
向老朋友报个到，立即被77、78级校友联谊会的李风干事长抓住，叫我干编书的活儿；给哲学系同学群发E-mail，表示愿为30周年纪念活动效劳，马上就有李路路这样的老兄愤怒起来：回来了，也不知道打个招呼？还是过去的口气。地球南边，高佳说教学繁忙不能来京聚会，很久没有见过他，我立即表示强烈不满，迫其回京，他回信说我“锐气不减当年”。对“现代化”的怀疑主义，不包括技术进步，至少互联网社会使“天涯如比邻”不再是梦，至于其他，似乎一切都没有变。
在变与不变之间，“物是而人非”恐怕得倒过来，“物非而人是”。进而言之几乎“反动”了，便是历史其实不进步。希腊罗马春秋战国，那个时代的人的思想与情感，与我辈究竟有何不同 ?莎士比亚和曹雪芹笔下的人物岂不是至今犹存？更不用说30年之前之后了。
“我思故我在。”思想和情感的力量是一种历史的物质实在，其境界可谓“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没有互联网的时代，通信所留下的历史痕迹，可以从中窥见社会与人的变与不变，“物非而人是”还可进化为“物是而人是”，接近“禅宗三段论”最高境界，“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本文作者（前排右3）与哲学系78级同学聚会于入学三十周年 。
1，通信中的社会学
闲来无事，将近30年前的往来通信整理了一番。毕业之后，先后在社科院“发展组”、体改委的“体改所”工作，搬过三次家，包括1989年北京风波之后“被搬家”，从校园东南面的那个“青年公寓”被扫地出门，而书信侥幸保存下来，其中不少“同学少年”的故事，先说哲学系的社会学小集团。
刚刚提到编书的事儿，旧信札中不少是和李路路、高佳、林克雷等兄有关译书编书，和社会学研究的故事。在校期间，高佳组织大家一起翻译出版了《社会心理学》（黑龙江出版社1984年，为第一本社会心理学译著）之后，我也陆续编写了一些介绍西方社会学的文字，发在《国外社会科学》杂志上。
“文革”后第一代大学生，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寻找新知识，是那个时代潮流，而在哲学系的同学之中，开始学习，几乎是自学社会学。大多是在哲学上没有出息？其实也不一定。主要是那种对现代西方社会及其理论的好奇心，还有贾春增老师在留俄之后拿了南斯拉夫的社会学博士，哲学系77级的谢文、林克雷兄参加费孝通“南开班”的影响。
除了张志伟、李秋零、赵汀阳等同学一直在搞哲学，30年后成了哲学界的成名人物，高佳（留澳）、李路路（留德）、陈科文（留美）、聂莉莉（留日）、李浩（留德）和我，都或多或少地进入了社会研究的领域。我的毕业论文，从最初考虑的康德或黑格尔，跑到了社会学的“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完全出离哲学系的主流。
高佳有一封信，大约是在我毕业到“发展组”工作，发了一些农村社会调查的文章之后。他写道：“你们现在在忙什么？也望告知……我国搞多种经营，我们也是，你是‘国营社会学’，李路路算‘集体经济’（笔者注：路路尚在北京市委政研室），我是目前不发达时期允许存在的‘个体经营’……”日期是“27/10”，大概是1983年或1984年的10月27日。
这个“个体户”还有一信，大约是在我邀他参加“体改所”组织的1985年全国城市改革调查之后，他一面诉苦“我出不去，”只好“在人大坐等时机，伺机下山。”一面告诉我“下周中宣部来人，废话一下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与政治之关系……我亦想讲我的看法。”（25/2/1985）。他一直在说自己的“看法”，现在在澳洲当教授“说法”。
我与彭强合译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被评为30年来300本好书之一），与何维凌主编“社会学比较研究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共出过三批，十几部西方社会学经典），背景是哲学系78级社会学小集团的支持和参与。
别看李路路现在是人大社会系的主任啦教授啦什么的啦，为人师表，一本正经，当年的信一读就叫人喷饭。有一封信是这样开头：“晓京你好！”接着就是“你他妈死了是怎么了？就说你面见紫阳出书写书也不至于这样。老哥我找你几次，你他妈的避而不见……我看你是越学越好了，你自己看着办……上星期和高佳商量了一个下午，主要讨论了能否出一套（10-20本）咱们自己写的社会学丛书，不知你意下如何……请你考虑后和我联系。你小子简直是他妈的（你自己去想）……”您别急，下面是“弟妹身体安好。大哥路路”。
与大学同班同学畅游颐和园。左起：前排张国安、马政、黄晓京；后排张志伟、王忆会、陈嘉耀、沈小农、李路路。
“发展组”的副组长何维凌去了美国之后，我也有个机会去日本学习一段，请路路接替我，继续编“社会学比较研究丛书”。记不得又怎么得罪了这位老哥，他的另一封信劈头就骂：“晓京：可恨之极！！你不辞而别，回来后也避而不见，你忘了之前都干了些什么，我是怎么叮嘱你的，真他妈的！！……现在不断有人问，我他妈的简直无法应付了。如此看来，劳务费（三五万宝路kent等等）是少不了了……路路”。邮戳是1985年9月9日。
丛书得到“发展组”的财政支持，以后继续编辑，成为一套教学与研究的参考书，也是我辈年轻时代的纪念品。再以后他在德国，也有通信；他到日本陪他去“靖国神社”做社会调查；他来上海浦东干部学院讲学，得找个馆子海聊，专车接送。依旧是批评的多，表扬的少。社会学术语叫做“克兰机制”，“部落文化”？他是大哥，我是小弟，永远难以改变。另类的中国社会学史？将来要编“李路路教授书信集”，我愿意将更多的史料贡献出来。
林克雷兄的书信，字如其人，刚正而温厚，几乎是艺术品。作为“南开班”的社会学前辈，他参加了1982年“发展组”的吉安调查，和我一起做“农民意识的现代性研究”。去年我去洛杉矶，看望了当年的组长老陈，他还记得这个事情，念叨起林克雷这个名字。
事关“人的现代化”这样的大题目，我们的研究似乎持续了很长时间。1985年，“现代性研究’的斯坦福大学教授英格尔斯来中国，克雷在一封来信中写道：“想来你已回家了吧？听了英格尔斯的课收获一定很大，情况如何我很想知道。据说英格尔斯还要来北大讲学，有何具体情况，望能告诉我……听了英的课后，咱们的材料是否可用？克雷 5月3日上午。此外，汪永祥说人大图书馆要进一批外国社会学著作，让我提供一份书单，不知杜岩上次在南开搞的那份书单在不在你手里。如方便的话，可以挑出一些你认为有价值的给我带来。注意写清书名出版地，出版日期及价页数等等，英语俄语德语都行。”他在“德语‘二字下面加了重号。
1986年，克雷转来一封谢文从美国写来的信，对白南风和我等在“青年杂志”上发表的“青年择业倾向的调查”作了中肯的评论，并说“谢文对调查和统计颇感兴趣，亦有一定造诣，何不借此机会，联系些项目。”谢文一直关心我们的研究，现在已经是互联网和投资界的名人。
克雷兄也不是永远那么平和，在他的书信中发过怒，比如这样一段：“晓京，你好！刚给你打完电话回来，气得我真想杀了你！可能你们那儿的传呼电话的人已经叫到了你，可我这里连着两个人打电话，在他们打电话的空隙给你拨了几次，但老是占线，我又冻又气等了半个多钟头，又换了一处电话再给你打，但还是占线！气得我摔了电话，发誓再也不给你打电话了。谁让咱们天生不是打电话的命呢！”然后骂我“臭少爷脾气”，教训说“记着，别丢三落四的，大少爷！”还说我是“浪迹萍踪，不知漂泊何处。”
在我来说，他的教训和批评皆是不可多得的财富！他主静，我主动，性格脾气皆然相反，却丝毫没有影响在那个时代结成的恒久不变的友情。
本文作者（后排右3）与大学同学郊游合影。
请诸兄原谅发表这些私人通信，其实谈的都不是私事。30年之后，几乎无人写信了。我想用这些通信的“个案”，描述那个时代的特征。国门打开之后，77、78们通过翻译西学，从门外吸收新知，密集交流；没有手机互联网，打个电话都近乎奢侈，而思想沟通的深度或许还超过今天。目众多的“小集团”，结合社会上层改革的意志，似乎是造就1980年代“黄金十年”的一个因素。其他朋友的有趣的来信很多，比如刘大基兄、李浩和陈科文等等，无法一一详列了，倘若将来有人专攻“1980年代书信史”，或许可成史学大家也说不定。
2，旧信中的农村调查
1982年毕业之后、一直从事调查研究，为此而全国奔走。几年时间，跑过江西、湖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上海、广东、山西、河北、四川、重庆、甘肃、青海。“发展组”最初自发成立，在推动农村联产承包制的政策制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被编入体制内，邓老（力群）杜老（润生）等领导要求，“发展组”成员“半年在农村基层”。
有幸得经济系78级白南风兄的推荐（他一直听哲学系的课，因此而相识），我被异例地分配到编制在社会院农经所的“发展组”（同班同学大多是党校等大学的哲学或者理论系），从此决定了后来的命运，也离开了社会研究“学院派”主流。
后来才知道，分配的具体事儿，都是人大院子里长大现在依旧“物非人是”豪气不减当年的张木生办的，他早就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的高层圈子里。人大7个人，哲学系只有我一个，而且年龄最轻，插队时间最短，绝对的小字辈。
在我保存的旧信札中，有一个确实属于“札”的南风便条：“小京：请在去之前务必将户口、粮油关系办完（我和南生的办完后交南生到我们家附近的派出所去），以便领粮票。计划问题（笔者注：大约指下去之后的研究课题）必与克雷、王彦、王依依及维凌协商协商。南风。去之前有什么要领的都帮我领上，带到江西。”他没有写明日期，但应该是在1982年9月去江西吉安调查之前。
除了下乡插队的怀柔县喇叭沟门，江西吉安及井冈山地区的社会调查，时间最长，给我留下的印象也最深。参加调查的人，翻翻后来“发展组”编的文集就知道，有邓英淘、罗小朋、陈锡文、高山、宋国青、白南生、白南风、高小蒙、林克雷、孙方明、江北辰、王彦等，记得周其仁、高王陵兄似也部分参加（旧信札中有一封介绍信，介绍高王陵和我去查江西的历史档案，记得读过王阳明和蒋经国治理江西的史料）。除了北大的77、78级三四位之外，主要是人大77、78级。为什么这样巧合？大约只好说是命运，问校园门口那块“实事求是”的大石头了。
本文作者1980年代在体改所工作。
问卷调查方法的使用，是在吉安宾馆里大家讨论形成的，此外还有农村社区“重组”的核心概念。在给当年的女友现在的老伴儿通信中，我这样记述井冈山：“我离开了吉安市，现在井冈山宾馆。记得上次买过一张“中国日报”吗？上面有井冈山的风景。当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井冈山山峦重叠，绿水环绕，中心镇是茨坪，镇上人不多，有许多建筑。小井地区是风景区，有五龙潭瀑布，风景极佳，我们在三潭游水。此外还有琴台、马撒尿瀑布（真像马撒尿）、人面岩等等。这里通往各省的交通道路很不发达，也是毛老头在这里建立红色政权的原因之一。”
还有，“9月4日我们参观了黄洋界和茅坪（即主席的八角楼），然后到宁冈，即毛泽东和朱德会师之处。这里到处是毛、朱、陈毅、谭震林等人的故居和旧迹，不免要拜谒一番。”
在同一份日期为“82/9/5”的家信中，连我自己都觉得非常以外，竟然有一首五言“抒怀”，不读旧信，我是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在井冈山过的1982年中秋节即我的生日，就此抄在下面：“廾五在庐陵，不觉诗情重。曾历沙书日，更仰永叔功。朋辈劝黄酒，三巡杯未停。悠然思故事，此地正秋风。”
悲哀的是——这里得承认“物是而人非”了，当时一起在井冈山“三潭游水”的人大78级同学中，白南生和高小蒙已不幸故去。南生发病之前，曾找我长谈过一次，我手机里还留着他的短信，聊的是他去日本讲学的事儿。小蒙作为中国粮食问题专家访问哈佛，听说死于溺水。而“三潭游水”的时候，就知道他不会游泳，是我们几个把他连拉带拽地拖上来的……
下乡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包产到户之后真实的农村农民，为中央提供决策参考。吉安调查持续了两个多月，其间陈锡文、高山、和方明他们向万里副总理等领导人作过汇报，特意提到我们社会组开始使用问卷，动员当地的共青团，入户做访问调查并填写问卷。
记得锡文和高山他们告诉我们，万里觉得很新鲜，表示肯定并要求推广这个方法。除了问卷之外，我们坚持下乡对变动中的家庭经济直接访谈。在我的书信中，保存着这样的细节：“坐在这个小镇的‘高级’房间里写信。这是个二层楼，外屋空荡荡的，里屋棕床一张，一个脸盆，另一竹床，落满了尘土……外边一团黑暗，一团漆黑这个”团”字,今日才有体会。我一个人到公社住，这是第二次，明天南风、克雷才来……这个公社处峡江和新干之间，有座山称‘玉笋山’，传说有十仙在此登天，全县仅有的37名基督徒，都在这儿落草。明天我们打算去看看。另外，去看了几个冒尖户，浙江湖南的移民，在这里大显身手，种柑橘和黄麻，单项年收入高达2万元！直吓得县太爷目瞪口呆。”
或许，正是这些基层的调查，逐渐形成在政策上鼓励社会流动的观点，到“体改所”1985年的全国城市改革大调查，才提出了变“就业保障”体制为劳动力市场，功能分离并建立社会保障体制的构想。
那时候的我辈，穷得要命。从吉安到南昌，是另外一番情形，“住进这家江西最高级的宾馆时遭白眼，实在是再自然不过了。外国人和服务员上下打量我，一身破脏衣服，一双破皮鞋，他们也许在想这家伙不是小偷就是上访群众。尤其是服务员，对讲英语的毕恭毕敬，对讲中文的，则对不起，冷眼相待，房间一天21块！吃饭一天4块！还好，因为北京的面子，住房只收5块，吃饭收1.5块。克雷原来想旅行结婚的，这一下吓住了。普通旅馆又脏又乱，高级的没我们的份……”这是我另外一封家信的实录。
本文作者（右2）与发展组的方法组部分成员。
大学毕业后的工资，想来大家都记得，哪里住得起这样的高级宾馆？那是一个物质贫穷而精神富有的时代，用后来创办《中国经营报》和《精品购物指南》的王彦最爱说的话，叫做“精神贵族”。
当时研究的课题，主要是家庭经营的社会问题、农村社会的分化与重组，乡镇企业的成长和城镇化等等。在政策制定层面，我这样的小字辈没有发言权，几个“一号文件”的起草制定，“发展组”里都有人参加，如王小强、周其仁、陈锡文等人，社会理论和方法组负责基础研究，不在第一线，侧重点在于长期的农村社会变迁。
在经常举办的研究会上，印象深刻的一个是王小强提出的“从平面垦殖到立体开发”的长期战略，那也是吉安等中部地区调查的理念；另外一个就是周其仁提出的“农村家庭经营的普遍性问题”。二者皆具有社会学色彩，值得去求解，从中国人自己的实践中，寻找为什么家庭经营取代“人民公社”，以及这个制度是否可以持续的答案。
为此，在南风的主持之下，我们分别去各地调查，并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加以研究。1983年，我参加了定县调查，成员有杨冠三、江北辰、戴小京和我。我们从农户的时间分配上作了一个分析，以回应政策研究方面如周其仁所提出的问题。
我的书信中写道：“到定县坐火车整好用3小时，从车站到县城很远，大约有八里路，乘私人的小三角车，每人花了6毛钱。这是第一次到河北农村，从定县看真是穷得可怜。县委机关乱七八糟，办公室又黑又小，墙皮脱落。工作人员面有菜色，好像没吃饱……”在那里看到不少古迹，博物馆里的汉代陶器有“连茅圈”，即猪圈和厕所连在一起，我们去的时候，农户的家居也还是那样。
在感慨农耕文明的漫长的稳定性之外，又遇到了当年晏阳初的遗存——当地农民还记得做“平民教育运动”时晏阳初编的歌曲：“手持旱烟袋，头戴草帽圈……”那时候，我们决定过在定县设立研究基地，作连续性的农村研究，接续上晏阳初的那一段历史，可惜后来各奔东西没有实现。
1983-1984年，继续着我们的农村调查，走过安徽凤阳、江苏苏州、浙江温州、广东顺德，山西原平，湖南衡阳，题目也扩大到乡镇企业和农村城市化，逐渐接近农村社会学研究。
本文作者参加稻农会2015年年会。
跑乡下多了，居然学会了如何与地方与农民打交道，也因此被派出去，和其他领域的学者，甚至外国学者一起下去调查，比如南生安排我和人大法学的曹培、倪正茂兄去山东调查改革时候的法制，锡文安排我陪法国的发展经济学者夫妇去河北。因为生性散漫，也没少挨批，现在觉得十分珍贵。
南风兄推荐我去了“发展组”，大约有连带责任，经常告诫，比如他有一封信说，“咱们组人员居住分散，又不坐班，就应该在联系方面主动些，否则只凭几个人跑腿，无法搞好工作。”以后，为了研究工作经常晚回家，他还有其他一些朋友，还给我家“领导”写便条，为我作证，内容暂时按下不表……
我们一直合作到“体改所”，合作到客观环境不允许再合作下去为止。我到日本之后，他来过信，特别说到，你现在“孤悬海外”……原信没有找到，这个词我却一直记得。
如果说到那几年农村调查的感受，可以用当年一个朋友的来信作答：“你寄来的材料和信，都收到了，亦很感谢……我总觉得中国人的根都在农村，农业也是国家的基础。我过去到农村和湖北老家去过，对农村有一种怅然而又向往的感情。近年偏于重视经济开发，对‘人与社会’的问题有所忽略，搞不好后者会毁掉前者。你们的调查很有意义。是否注意下列事情：1，把外国的理论和原理民族化、世俗化。2，注意研究中国现实和历史的农业资料。中国的问题，只有靠了解中国国情的人的努力才能解决。3，克服我们身上的‘现代派’的心气，设身处地地研究我们的问题。”
这位朋友近乎纯学者，是文学家叶君健的儿子叶念先，当时在社科院的社会学所，他对我学习社会学帮助很多。而当年他的来信，却几乎早已完整地说出了我的认识。直到今天，我们不是还面临着他所谓“人与社会”的“后者”可能会毁掉“经济开发”的“前者”的危机吗？
3，“走出去”的冲动
国门初开，77、78们大都有过“走出去”的冲动。那个时代，出国很难，那里想像的到现在的情形？身边的朋友出国最早的，大概除了我在发展组的师长何维凌（1984年），就是英师班的崔尼西、哲学系的李浩和工经系的李风了。
本文作者（右）与何维凌在杭州编辑社会学研究丛书时合影。
何维凌的故事，社会传言不少，可以写另外一本书。我作为助手，不过是在他出国“练嘴”（说英语）之后，继续办“社会学比较研究丛书”，帮助王彦办报纸，继续参加“体改所”的调研。维凌是北大的前辈，1989年北京风波之后他被软禁，后来再赴美国，不幸在墨西哥遭遇车祸罹难。
我一直想将他的文章和书信结集出版，后来通过朋友找到了他的手稿，取名《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在他去世25年之际，由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作为对这位改革先驱者永久的纪念。
2015年出版的何维凌手稿。
老崔英文厉害，毕业后很快出国，后来在飞机上巧遇聊了一路。李浩毕业后考了北大研究生，1982年吉安调查之后，我去广州见戴小京、王文仲，再去上海见李浩，他在上海外院突击学习德语（曾学过第二外语，我劝他学的，他原来想学法语），以后留学德国多年，游遍欧洲，回国后退隐深圳，没少见面，一次夜里开着他的奔驰送我去广州。
李风分配在国家经委工作，后来决定出国，先去日本，后去美国，也是“物非而人是”本色不变的人物。
李风在工经系，却和哲学系的刘大基兄、李浩和我，还有王小工，李昭分在一个宿舍，时在77、78级为了“还我校舍”上街造反之后。他是排球队的主力二传，篮球也在行，我们在球场上就互相认识，住在一起更经常聊天，有时候一起到校园南边友谊宾馆的西餐厅喝杯啤酒，就着花生米。
他这人性格豪爽而温和，很少疾言厉色，交友极广，有时候还有点儿慢吞吞的劲儿。毕业之后，我跑农村做调查研究，他在当年的经委搞工业应该说仕途可期，却还聚在一起业余考“托福”，想出国游历，旧信札中还真留下了痕迹：“打了几次电话，死活找不着你，跑哪去了？我的score，470分，真让人沮丧。今年再干吧。周一云517分，你老弟怎样……等你电话，往我单位打，868521-362，324。”日期有个1.14，大约是1984年？
惭愧的是，我的成绩也差不多。据说后来的年轻人，动辄托福600分之类，恐怕会轻视我辈，不过那真算是一个“代沟”，我们可都是从乡下和工厂来到大学，工作之后又是忧国忧民的忙得一塌糊涂，如何与后来满街的补习班和外教相比？后来，李风去了日本，寄来一张站在“追捕”电影里出现过的新宿街头的照片和一封信。
长久封闭之后的开门，外边的事物一切都透着新鲜。凡有过1980年代第一次出国经历者，大抵会有同感。我手里恰好存有何维凌到纽约和普林斯顿的第一封信，李风到日本的第一封信，李浩到德国的第一封信，美日欧全了，写的都是在长期封闭之后，走出去的中国人的外游感受。
看李风这封：“大基、晓京：10日安抵东京，昨天搬到新居，8平米，外带一个小厨房，月租2.5万元（应该是日元，下同）。两人住相当便宜。屋里已摆好了彩电、冰箱、录音机、电热炉等等，全是别的学生拣的送给我们了。这里除了录像机，什么都能捡到。中国学生的房间里阔气得很，完全现代化，全是拣的。中国学生都靠打工，一般餐馆‘时给’600-750元，假期可以挣很多钱。东京确实繁华，Seeing is believing。我们住在这里最繁华的新宿区，尤其到了夜晚，真是令人眼花缭乱，这里‘精神污染’很严重，尤其是在歌舞伎町一带。生活的确方便，到处是商店、餐馆、自动售货机、公用电话。商品极大丰富，只是我们没钱，只好穷逛。我现在需要加紧补习外（日）语，将来到美国搞贸易也有用。出来看看的确有用，你们一定争取去成美国。李风 12.16”。他住的地方是“东京都新宿区西新宿8-7-16山海庄6室”。
20余年之后，再读他的信，不仅十分有趣，居然还包含着大量社会变迁的信息，可做“书信考古”。日本经济停滞了20余年，至今学生打工的“时给”几乎变化不大（750-850？）；住房租金也是如此，2.5万日元以现在的汇率计算不过1800人民币，东京的房租变化不大，而在“北上广”是否可以租到李风留学时租的公寓？中国巨变而日本停滞，现在的中国的游客，已经不会像李风当年那样“穷逛”了。至于文化，东京的“精神污染”也已经司空见惯了。
本文作者（后排右1）与大学同学。
1985年，改革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物价开始上扬，价格双轨，出现了“官倒”，社会也开始分化，不满增加，城市改革的社会问题开始表面化。“体改所”计划了一个全国大调查，研究改革的整体问题。
王小强和白南风及时地写了个“条陈”，提出研究“社会承受力”，得到了赵紫阳总理的肯定。“体改所”各个研究室在陈一谘、王小强等领导下，组织了北大、人大、南开的不少研究生和本科参加，实施全国调查，社会室继续使用问卷方法，调查研究“改革的社会心理”，我有幸全程参与，一时也没再考虑出国。
“85调查”之后，形成题为“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的“总报告”，这篇文章和“发展所”的一篇文章，同时获得大约是第一届孙冶方经济学奖，被译成英语日文等多国文字，其中不少执笔者是人大77、78级同学。
写完报告，又想做点理论的社会学研究，接续韦伯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那个时代，日本正在挑战美国，在电器和汽车等标志性产业，“日本世界第一”，其发展模式也受到普遍关注。在中国研究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的过程中，我对日本的企业组织和文化颇感兴趣，企图结合中国的企业社会的实际，做一个比较分析，并给“走向未来”丛书报了一个选题。
机缘巧合，因为妻子剧院同学的关系，认识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魏加宁，他是人大分校毕业，给马孙二位当秘书，与日本官厅学派的代表人物、中国政府的经济顾问大来佐武郎来往密切。加宁介绍说有一个日本国际大学，为日本财界所办，校长就是大来佐武郎，完全英文授课，每年请马洪孙尚清在政府研究机构推荐学生，必须有“托福”成绩。
我考过”托福”，就此给了他申请资料，没想到居然很快录取，还有奖学金。大约我告诉了在东京的李风，于是有了他的另外一封信：“今天中午下课回来见到信，真是太高兴了。咱们看来真是有缘份！难怪是铁哥们。从信上看你的入学条件，简直太优厚了，和文部省的奖学金差不多……你小子福气真不错，去美国可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另外，从现在开始，放弃一些学术活动，多联系一些关系。你要知道，我们今后不做学问了。在日本很有一些实业可干，咱们以这为据点，为训练基地，今后一起打向世界去！……李风7.2中午”。
那是1986年了，我向所长副所长报告，得到了批准，秋天就到东渡扶桑了。
1987年4月9日日本东京新宿御苑。左起李庭江、李风、何维凌、黄晓京。
到了日本以后，我常住他的“山海庄”，和学生时代一样议论各种事情，并联系早在日本的留学生领袖，加入了一些留学生团体。何维凌来往于美国和中国之间，有一次特意在日本停留，我和李风安排他与东京的留学生团体见面，讨论如何建立美国和日本留学生界的联系，并从外部为国内的改革服务。
1987年，“体改所”组团访日，我是编外团员，调查报告成书之后，小强等组织者特意在书的序言中，替我和李风写上了一笔。国际大学在日本海那边新泻县一个名叫“浦佐”的乡下，田中角荣的故乡，只设研究生院，完全美国式教学，几乎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日本分校，我经常来往于学校和东京之间，坐不起“新干线”，就搭别人的车或坐普通列车，“山海庄”成了一个“据点”。
何维凌组织“中美中小企业交流联络处”，不断说起中国开放之后，如何面对跨国公司的问题，我选择了“日本海外直接投资”的题目，做完硕士论文，1988年夏回国。到所里报了个到，主要在维凌的隶属康华的“联络处”帮忙。
那年年底，我以东京大学访问学者的身份再去日本，在做一个日本模式的课题的同时，维凌要我去建立与日本韩国企业界的交流渠道。李风那时已经转去了美国，在那边参与“打向世界”。
1989年的北京风波之后，外部世界风云变幻，朋友们的联系也一度中断。“孤悬海外”的境遇，也只好在痛苦和无奈之中走向边缘。记得那时候，常常想起鲁迅怀旧文章里提到的“日暮里”那个地名，可见心绪之灰暗。以后在大学做研究读学位，“半工半读”，很少参加社会活动，除非有老朋友来日本比如老陈、锡文、杜鹰、姚刚等等。
锡文一次从澳洲带着冬天的衣服来夏天的日本，我受东大中兼和津次教授的委托，到机场接他，聊了许多那以后彼此的境遇，他依旧“物非而人是”，坚守“农民党”的坚定立场至今。至于东京那边的“物非而人非”，无非是世态炎凉的老话，只能说一个时代结束了。
走笔至此，颇为踌躇，似乎还有点儿沉重起来。一起编辑77、78级三十年纪念文集的骆小元大姐，诚意地催促我一定也写点儿什么，却之不恭，于是翻出旧信札做史料，信笔写下了这些陈迹。是纪念往日的激情岁月？祭奠失去的朋友？抑或是留住些许历史的细节？
1990年代之后的中国，翻天覆地变化着，过往的一切速成历史，或者早被忘却了。落伍而停留在1980年代的人，岂知是一个“过客”，几乎有点格格不入了。“为了忘却的纪念”，那是鲁迅一篇名文的题目，拿到现代也可谓庶几近之。
本文作者（后排左1）参加日本大使官邸的中日企业家交流会。
1990年中期，我如李风所预言，离开了所谓“学问”，“半工半读”（最初要写博士论文）加入商社一晃也近二十年，时间在加速飞逝。在香港很偶然地和他重聚，我在《七七八八集》中写过的，在港岛金钟的一个酒店里。回到北京，我所任职的公司和他的投资公司开始探讨合作。
最近一次在浙江和一位市委书记聚餐，谈到我们为什么来浙江，推动中日企业之间的合作和“转型升级”的缘故，李风突然旧事重提。他说，“二十多年前，我们就干过，那时候是何维凌的中美中小企业交流，塔尔萨会议，美国前总统参加……”
那一瞬间，我一直企图忘却的故事，被他无意之间说了出来，时空压缩，遥远的旧事近在眼前。我告诉他，我手里还有一张维凌和你我在新宿御苑合影的照片，复印一张送你。我们的年轻时代的那些事儿，还有它的意义在，也就很难忘却；尽管“物是而人非”，还有“物非而人是”。
人是相对的存在，在时间和空间上皆然。时间不用说了，在空间上，今天的中国人已经“打向世界”了。对于外部世界的看法，随着出国成了家常便饭，过去第一次的那种“新鲜感”也随之消失，效益递减。
改革之前，中国社会从家庭到国家，几乎是一个简单的二元构造，并用“人民公社”和“国营工厂”维系；美日欧的所谓发达资本主义，却非常复杂，号称要有“复杂系”研究。初到国外的所谓新鲜感，就在简单与复杂的比较之下发生。
在市场化改革之后，中国社会也逐渐多元而复杂，于是乎“物非而人非”，“三十年河东河西”起来，甚至有了上下左右的对立；偏有那么一批7788的“过客”，不论国内国外当官治学有名无名，走遍世界又回归原点，其实或许从来就没离开过原点。“物非而人是”，一切不变。
说是“赤子之心”也好，“唯士唯能”“先忧后乐”也罢，这才是最值得珍视的。同班的王亿会兄，可谓“地产哲学家”，一聊起天来，还是教授，滔滔不绝，难以插嘴，还老是说我在哲学系78级同学里“最脱离哲学”。
这里我用旧信札的记忆，写下一段朋辈的过去，以纪念1980年代的“黄金十年“和毕业三十周年，也表示一点回归哲学的心意。其实，或许从来就没“脱离”过。
2012年6月20日写于北京，2016年11月22日略作补充。
本文作者近影。
（原文载《天高人大——七七八八集续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照片由作者提供。小号获许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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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逆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