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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英丨习近平: 以后就叫老顾“省级农民”好不好？
人物简介
顾益康，浙江宁波人。1966年高中毕业，1968年赴农村当知青10年，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曾任浙江省农办副主任。现任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委员、文史馆馆员，农业农村部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浙江省农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
【口述历史】
习近平: 以后就叫老顾
“省级农民”好不好？
整理：王逸飞 胡哲斐 朱音
原载微信公号中新浙里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 周年，也恰巧是我以知青农民身份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开始“三农”理论学习与实践工作的40 周年。我这大半辈子，可以说和“三农”结下了“不解之缘”。我这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要改变农民的命运，为农民谋福祉；就是让农业有奔头，让农民有尊严，让农村成为幸福美好的家园，实现农民自由全面发展。
10年知青买不起一辆自行车
1947年，我出生在宁波北仑区一个小镇的普通的居民家庭。当时的农村， 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穷”。家家户户小孩多，大部分农民要解决自己的温饱都成问题，更别说生活的幸福指数了。我家的状况也不例外，吃到一块红烧肉，就是我的梦想了。
1966年，20岁的我高中毕业该兴冲冲地上大学了。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搅乱了我原来的生活轨迹。1968年，我接到通知，要作为知青下放到宁波农村插队务农。这一去就是10年。
图为广西师范学院师生在农村劳动。中新社发
然而，恰恰也正是这10年下乡务农的经历，让我第一次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真正站到了一起。现在想来，我对“三农”的这份初心，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当时，我被分配到一个平原生产队种粮食，海边上的两个生产队是种棉花的。虽然队里的规矩多、任务重，白天我们在水稻田里忙着插秧、拔苗，晚上还得聚在一起开“学习大会”，但我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好像身上总有使不完的劲，就盼着到了年底，能在公社多领点钱。
那会儿，我的愿望很纯粹，就等着挣了钱，能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20世纪70年代末，一辆凤凰牌自行车最少也得200元，按今天的物价水平，那时的自行车比现在的宝马汽车还牛！
“凤凰牌”自行车 张亨伟 摄
好不容易等到年底开会分红，可我却傻眼了。粮食当时是最便宜的，而棉花的价格高，所以我们生产队的人每个人差不多只分到了几十元，而隔壁生产棉花的生产队却每个人都能拿三四百元。这差距，不由得让大家一时炸开了锅，纷纷眼红起来。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心里真是纳闷。手中紧紧攥着那几张皱巴巴的钱币，站在公社的大门口，盯着“人民公社好”几个大字，我第一次开始怀疑， 这样的经济模式真的能给农民带来理想的生活吗？
知青生涯条件艰苦，经常连土豆白菜汤都保证不了。棉花，我们不能种， 那就种点西瓜改善下大伙儿伙食总可以吧？吃西瓜，营养好啊！
可就这样一个朴素的心愿都实现不了。我们队在田里种了十亩地的西瓜， 公社领导听到风声后，发现了我们的“小动作”，非常生气，马上组织大家在村里面开了大会，把我们队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这之后，大家想靠种西瓜来改善生活的梦彻底破碎了，最后只好什么也不想了，继续按部就班种粮食。
但是，这一回吃了“哑巴亏”，我心里是很不服气的：既然棉花比水稻的价格高、效益好，为什么我们生产队只能种粮食？种西瓜多好啊，种了能让我们吃好点儿，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种？这没有道理。
飞跃牌电视机、555牌座钟、手表与自行车都是那个年代的奢侈品。 张亨伟 摄
熬啊熬，“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1978年，我离开了生产队。作为知青，我已经在这片土地上耕作了整整10年，想买一辆自行车的梦始终没能实现。
也是这10年，彻底打开了我对中国“三农”问题思考的匣子。我对农村的穷、农民的苦有了刻骨铭心的体验，也切身感受到了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计划经济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强迫农民种粮是不对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绝不可能富起来。
从“粮经特”到“特经粮”
可是问题又来了，农民该怎么富？这个问题不是凭借我10年的务农经验就能轻易解答的，想要搞清楚“三农”问题的根本，必须有扎实的理论基础。
人大农经系78级新生军训，后排右7为顾益康
1978年，全国高考恢复，32岁的我以知青农民的身份参加了考试。填报志愿时，我想也没想，第一志愿就报了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大”）农业经济系农经管理专业。我觉得自己当过农民，学农经肯定比较擅长。
考试结果还算如意，我考上了。这意味着我终于可以系统地学习农业经济，填补理论上的空白了。
阔别课堂10年，能再次拥有受教育的权利，在人大读书学习成了最令我珍惜的一件事。那个时候，我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几近痴迷地读马克思的地租理论、杜尔阁的土地理论、威廉• 配第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理论等，这些知识都为我日后从事“三农”工作打下扎实的理论功底。
当时最令我爱不释手的一册书，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大学四年，我把这本市场经济理论的“百科全书”读了个遍。我比别人读得都深，不仅做了十几万字的读书笔记，而且现在还能背出书里面的一些经典话语和重要章节。
人大农经系78级的四个膀爷，左起顾益康、侯振华、赵荣超、漆腊应
有一句话我记得很牢：资本主义近百年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几千年的总和还多！通读《资本论》后我才知道，马克思是歌颂市场经济的，市场经济能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
大学四年的学习，可以说为我日后参与“三农”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我更加坚信，计划经济模式在中国走不远，农民想致富，必须走市场化改革的路子！农民只有真正实现经营自主，进一步解放劳动生产力，才能获得新的出路！
农经系78级毕业合影，前排右6为顾益康
1982年，我结束了四年大学生涯，被分配到浙江省农业厅计财处工作，从事农产品价格成本和政策调研。我参与了包括农产品价格调整在内的好几项改革，还在报纸上发了好多文章。
时任浙江省农业厅厅长孙万鹏非常赞同我对农业改革的一些设想，尤其是提出的要以市场为导向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浙江人多地少，种植粮食这种土地密集型产业没有比较优势，要让农民富起来，就要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调整农业结构，农业生产要从原来的“粮经特”调整为“特经粮”的顺序，把种植的自主权还给农民，种什么不种什么，应该由农民说了算！
这个想法其实从我知青务农的时候就已经萌芽。当时农业结构长期是“粮经特”，先保证粮食生产，然后才能考虑经济作物和特产。但凭什么农民只能种低价的粮食，不能种高价的棉花，不能种西瓜？现在改革开放了，应该允许农民种！
这一观点，在“以粮为纲”的20世纪80年代相当于“异端邪说”。不过同意我观点的人也不少，年轻人基本都站在我这边，不搞粮食生产的人也站在我这边。当时，农业厅里分成了两大派，搞经济作物的人是高兴的，说“哎呀，小顾，你这个观点很对啊”，可搞粮食的人就不高兴了。但农业厅是以搞粮食的人为主导的，毕竟“以粮为纲”。
所幸，孙厅长对我的想法非常认可。于是，一场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在浙江拉开了序幕，浙江农业终于走上了商品化的路子。
让我想不到的是，事情在第二年竟出现了逆转。20世纪80年代初，粮食还是比较多的。可到了1985年，社会上出现了粮食锐减的问题。本来“特经粮”这一观点就已经引发了不小的“口水战”，这下彻底把“特经粮”这一政策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但我认为时间会证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我的观点来自于农民的愿望。
1986年，我被调到农办。在“特经粮”这个问题上真正正本清源，应该是1998年。那一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主张“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农业结构，发展效益农业，让农民什么来钱就种什么。在农业厅，我坚持农业的市场化；到农办，我更坚持农村农民劳动力的市场化。中国的“三农”改革也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
中国“三农”改革一共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农民的发展，另一条是城乡关系的发展。在农民发展这条主线上，中国首先就是解放农民，让亿万农民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和有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劳动力。
我一直认为，中国的“三农”改革关键就是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给予农民自由发展的权利，这才是对农民最大的解放！
图为顾益康 王远 摄
取消农民“皇粮国税”
整整半辈子，我参与了数不清的与“三农”有关的改革。要说哪一项在全国的影响力最大，那肯定要数取消农业税了。
我注意到农业税的问题，是从安徽农村税费改革开始的。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安徽成为试点省份。根据安徽省政府印发的试点方案，农村税费改革要通过取消乡统筹费、调整农业税政策等一系列措施，来减轻农民负担。
世纪之交出台这样的政策，是因为当时农民的负担太重了。农民有订购税收、农业特产税等各种税费，还有义务工制度。
看到安徽的农村税费改革，我认为这种改革是不彻底的。安徽的改革实际上是把很多农村的税费负担都并到农业税中去了，农业税从原来的4% 升到了8.4%。总的算下来，农民的税费负担根本没有彻底减轻。
恰巧那个时候，我在搞扶贫。2000年，我带了一个扶贫调查组到云和县的农村调研。在田头，一群农民在那儿抽烟。我跑过去找他们聊天，问他们： “你们觉得现在哪种干部最好，哪种干部最不好？”“你要听真话还是假话？”我一听这回答，背后肯定大有文章！“当然是真话。”我脱口而出。他们就告诉我，农业干部最好，会教技术；乡镇干部最坏，乡镇干部到村里来准没好事情， 不是抓计划生育，就是抓粮食订购、催缴农业税，简直是要粮要钱要命！
听了这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为什么乡镇干部最坏？我要搞个明白。乡镇干部却直呼冤枉：“我们也知道老百姓交不出来，可上面的政策逼着我们跟农民对着干啊！本来计划生育是计生委的事，粮食订购是粮食部门的事，收税是税务部门的事。因为我们在基层，所以都叫我们来做，不做工资就发不出， 我们也没办法啊！”
农业税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现在，农业税是一个耗散结构，收来一瓶水再倒下去，中间政府部门都是“海绵”要吸水，真正到农民嘴里只有几滴了，这不仅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还会造成干群关系恶化。
于是，我开始思考，如果农民粮食都不交了，再把农业税免掉，农民不就轻松了？而且说实话，当时农业税占中国税收的比重越来越小了，才一百多亿元，要知道光浙江一年的税收就达几千亿元。
调研回来后，我给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提建议，希望取消农业税作为扶贫惠农的普惠举措，让每个农民都能得利。让我欣慰的是，张德江同志听了我的建议后，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干。
因为取消农业税的权力在中央，于是我们就给中央打报告。没想到并不顺利，当时国家税务局的人说我们违法搞改革。农业税是“皇粮国税”，根据法律规定，地方没有擅自取消的权力。
听了这话，我很想不通。什么叫改革？改革就是对旧体制、旧政策的一个突破，发展个私经济不就是这样的？个私经济刚起来的时候，宪法都没修改， 先突破了旧的规则，然后才修改法律。但是因为上面部门反对，我们后来就稍微作了些调整，农业税不取消，先停征，停征上面是没办法说的。
虽然向上头汇报碰了壁，但好在有很多人还是支持我们的。当时我有个在中农办工作的同学就鼓励我说：“老顾，你们做得对，能不能把这个政策划到中央一号文件里去？”我在2003年参与中央一号文件起草讨论时，就把免除农业税的建议提了出来。2003年年底，中央一号文件出台，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免征农业税”。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宣布，中央将于五年内取消农业税。2005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在中国延续了2600年的农业税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这场农业税的“减免战”中，浙江绝对是走在全国前列的。2004年，浙江就已经对全省种粮农户全部停征了农业税。2005年，浙江全面废止农业税， 成为全国率先废止农业税的省份。
站在改革开放40年这个节点来看，农业税在中国的成功“退场”，对于中国的“三农”发展，绝对是有历史性意义的。而对于能促成这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我也感受到实打实的成就感。
田野考察途中的顾益康
从农民到"三农"学者的转变
从省级农民到超级农民过去半辈子，我做过农民、当过公务员，最后成了一名学者。可以说，我的人生轨迹，就是从一个农民到“三农”学者的转变。要问我最喜欢哪一重身份，我会毫不犹豫地选学者。
说实话，我觉得自己当官不一定当得好，但是做学者是很称职的。出主意、当参谋、做助手，这才是我的特长。当然，学者也分很多种。如果我去大学里教书，我不可能有这么大成就，但是如今我在党委政府里面，能把自己的主张变成省委的决策，那作用就大了，可以影响一大批人。
比如说，有的专家搞乡建，他可以建一两个村。但是我们帮政府搞“千万工程”，那一搞就是一万个村。一万个村凭一个专家根本搞不起来，但是专家可以影响政府的决策。再比如，乡村复兴，现在已经写进十九大报告里了，上升为乡村振兴战略了，那意义有多大！
先说说浙江“千万工程”吧。“千村示范、万村整治”这个工程正式提出来是在2003年。那个时候，城乡差距太大了，一些小老板在农村开厂子，赚了钱是他们自己的，污染的水和地可都是农民的呀！你根本没法想象当时农村环境有多差，到处都是垃圾堆，到处都是蚊子、苍蝇。
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由政府出面，政府不作为就是对不起农民。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农村调研时就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为什么政府只管城市垃圾，不管农村垃圾？只管城市污水，不管农村污水？只管城市交通，不管农村交通？政府的工作有偏差！习近平同志要求我们就这一问题做专题调研和工作部署。
很快，浙江省委省政府作出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决策。习近平同志还亲自召开“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现场会，每年一次。
“千万工程”实施以后，浙江农村面貌焕然一新。比如位于杭州市桐庐县的环溪村，每三五户村民合建一个污水池，每户人家排出的污水通过管道流入池中，然后通过简易厌氧池、湿地处理池、沉砂池层层过滤净化排出清水。现在的环溪村，所有溪沟里的水清澈得不得了，路面也干干净净。
环溪村只是一个缩影。一组数据应该更能说明问题：到2014年年底，浙江省97% 以上的村实现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处理、80% 以上农户实现无害化卫生改厕、94% 的建制村完成村庄整治建设。至2017年年底，浙江省2.7万多个村实现了村庄整治全覆盖。
老同学在一起。前排左4为顾益康
可以说，在“三农”改革的另一条主线——城乡关系发展中，“千万工程”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通过政府的公共财政来推动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千万工程”自2003年提出以来，一张蓝图绘到底，浙江历任领导班子一任接着一任干，使得浙江农村的面貌得到持续改善， 原本“脏、乱、差”的农村蝶变成了美丽乡村。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开展之后，习近平同志在2005年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认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把美丽乡村建设上升到战略高度。
如何切实提升美丽乡村建设？近几年我研究了浙江湖州德清的美丽乡村升级版建设，写了一份研究报告，提出下一步“三农”工作的总方向要实现两个100年的目标，实施复兴工程。后来，这个研究报告成为十九大报告起草时一份重要的“三农”参考资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浙江也提供了一定的改革思路和实践基础。
其实早从十八大开始，中国的城乡关系就开始进入了城乡融合聚变的新阶段。因为美丽乡村的建设，城里人开始向往乡村生活，来到乡村寻找心中的“桃花源”。东部沿海地区是最先带动这股潮流的。这两年，越来越多的上海人来到浙江，像长兴、安吉等地的村庄，创业投资、养生养老。
这样一来，浙江农民新的“致富路”又出来了！原先因为要优化生态环境，浙江许多影响水源的猪场、鸡场、鸭棚都被拆了，农民就开始抱怨，不能养猪、养鸡，怎么奔小康？现在好了，他们发现有比养猪、养鸡效益更高的项目，就是养城里人！我相信，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后，城乡融合聚变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农民也会越来越富。
老同学在杭州，二排左4顾益康
习近平给我的称号："省级农民"
说实在的，我自己也很有成就感。作为专家，一定要为党和国家所用，同党和国家站在一起，同农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这才算是发挥了作用，尽到了本分。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的时候，给了我一个称号——“省级农民”。“省级农民”是什么意思呢？有一次我们外出调研，当时省发改委主任、财政厅领导，都在面包车里，他们都觉得我的观点很好，说：“老顾，你确实代表农民的利益，但是老顾，你不要老自称农民，你现在是省农办副主任，代表全省农民，应该是省级农民。”习近平同志就说：“‘省级农民’这个名称好，以后就叫老顾‘省级农民’，好不好啊？”一车子人当时听了，拼命鼓掌。
我很欣慰，我想，我取得的成绩可能是因为我始终和农民站在一起的缘故。从1995年开始，我担任浙江省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我就经常和农办的干部说，农办农办，就是为农民讲实话，为农民办实事，为农民争利益。
“省级农民”之后，我又成了“超级农民”。赵洪祝出任浙江省委书记后， 有一次他对我说，“老顾啊，实际上你很多观点都被全国所接受，比方说农业税，全国都取消了，所以你这个水平肯定是超过省一级的，是吧？你应该是国家级农民。但是我们省里不能称你为国家级农民啊，我给你一个称呼，叫‘超级农民’，和超级水稻一样，你就是有超水平！”“超级农民”这个称号就是这样出来的。
当然，我一直强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人生路是这样，浙江的“三农” 改革之路也是这样。虽然浙江的改革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但是我们遇到的瓶颈也比人家多。我们的农业不是最强的，农民也不是最富的，农村还不是最美的。
说实话，现在农民的权益还没有得到完全的保障，在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务工劳务制度上，城乡二元结构还未完全突破。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在养老保障方面城乡差异特别大，农民的养老金只有一百多元，但城里人最低养老金就有一千多元。这就是差距，我们的“三农”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也是我们要继续努力的方向和目标。怎么让农业更强，农民更富，农村更美，这是我们下面要做的事情。深化改革，突破城乡二元体制机制，推动城乡深度融合，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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