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丨王中铜像补记：复旦的底色和底线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祝华新，复旦大学新闻系79级本科，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硕士研究生。现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互联网与新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财新网专栏作家。

原题

王中铜像补记：

复旦的底色和底线

作者：祝华新

原载微信公号党报旧闻

日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20级研究生新生见面会上，教师代表周葆华教授谈到：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全民的科学精神上了生动一课。大家想想，关于病毒来源、关于社会隔离、关于口罩、关于疫苗，纷纷扰扰，产生了多少“伪科学”，有多少信仰之争、价值之争、文化之争、口水之争。科学并不仅是量化，科学的核心是逻辑和证据，是理念与经验的缝合。科学更意味着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敢于直言，正像钟南山对“人传人”的明确肯定，或是张文宏对疫情发展的科学评估，还有像我们学院的老系主任王中先生在1950年代提出的报纸的双重属性。

王中教授

周葆华教授提到有关报纸双重属性的见解，是指王中老师主张报纸具有宣传工具和商品的双重属性，传布新闻和为政治服务并重，传布新闻是基础。1957年，王中为这样的学术观点，付出了22年“右派”的沉重代价。

学生被鼓励揭发老师

王中不是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民国知识分子，而是1938年入党的老干部。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他在山东大学读书，参加抗日民族先锋队。抗战爆发后投笔从戎，1940年进入山东抗日根据地，历任《大众月刊》《大众日报》、新华社山东总分社和中共济南市委机关报《新民主报》的编委、编辑部主任、总编辑等职。1949年随解放军南下上海，任上海市军管会新闻室军代表，参与接管了上海各大报。1950年调至复旦大学，任新闻系主任、教授，开始了从党报工作者向新闻学者的角色转变。

1957年5月，首都第一次新闻工作座谈会在“大鸣大放”的气氛中召开，王中应邀作《上海新闻界的争鸣》发言。座谈会组织者之一安岗说，王中在发言中提出如下观点：

关于报纸两重性问题。

关于报纸产生于社会需要的问题。

关于报纸要考虑读者需要问题。

关于改进报纸要进行读者调查的问题。

关于报纸要有趣味性的问题。

关于改版的意见。

关于报纸宣传的中心工作不一定是社会生活的主要矛盾问题。

等等。

共产党建政后新闻宣传如何入耳入脑，王中进行了最早的严肃思考，尝试突破传统体制的“党八股”宣传。遗憾的是，王中的见解被视为“与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有原则分歧”。毛泽东在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撰写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中，说“一些大学的一些新闻系教师也有这种情形”，指的就是王中。王中等人在5月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被定性为“黑云压城城欲摧，摆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

  令人发指的是，复旦新闻系的学生被动员和鼓励揭发老师。据新华社上海1957年7月28日电，复旦大学新闻系助教张黎州和大四学生诸国本等揭露王中曾经企图在南方新闻界中形成他的势力范围，以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来“篡夺党的新闻事业”。诸国本等还揭露，王中领了一个调查团出外调查了一个月，搜集了一些党报工作中的缺点，就到处宣扬省报“一团糟”“寡妇脸”“没有前途”。王中说：“县报也办得不象话，没有存在价值。”王中还污蔑党报和新华社的老干部是“吃教条”的。

  大四级学生赵桂祥等也在会上控诉：在王中的资产阶级新闻理论教育下，今年毕业的同学，许多人不敢到党报去工作，怕被“教条主义”束缚。储祖诒等揭露，几乎所有的毕业论文或多或少地接受了王中的错误理论。有的人写了一篇论晚报的论文，根据王中所推崇的新民报晚刊“软些、软些、再软些”的方针，认为应该强调娱乐性、趣味性，供人消遣为主，根本抹杀了报纸的思想性。

极左路线鼓励夫妻反目、兄弟成仇、学生揭发老师，斯文扫地，击穿人伦底线，令人痛心。“文革”后，一些批斗过老师的同学纷纷回校，向自己的老师表达了真诚的道歉。一天下午，我们新闻系79级学生参加的一次讲座忽然被通知取消，听说来办讲座的是新闻系师兄，“文革”中揪斗过老师，“文革”后未有任何道歉表示。那位老师在激愤中拍了桌子，系里才临时决定取消讲座。

据我所知，王中本人没有纠结于年轻学子当年的荒唐举动。

整人者“文革”后大彻大悟

  在黑白颠倒的年代，也有人性的光亮。就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开始批判王中后，复旦党委组织了一个座谈会，党委书记杨西光的意图是王中作自我批评，其他人作批判性发言。据丁淦林回忆，孰料却出了意外：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的是新闻系青年教师葛迟胤，他声色俱厉地指责《解放日报》“有什么资格这样对待学术问题”，一下子搅乱了全局。杨西光十分气恼，说“一定要划这个人右派”。葛迟胤于1957年底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团籍。

新闻系助教徐培汀为王中的《新闻学原理大纲》辩护，受到开除党籍等处分，从事资料工作20年。他在困境中钻研速记，一手绝学，令人感动又悲哀。

杨西光

杨西光在“文革”后为王中出具证明信，提出：“王中同志的问题，当时并不是由复旦党委先提出来的，而是《解放日报》在未通知我们情况下发的社论提出来的。因为已造成全国性舆论，以及市委已有意见，我们虽有意见，也只能按照去做，这是一个错误。虽然这事主要责任不在复旦党委，但造成错误，我和复旦党委也是有责任的。今天本着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建议组织部能通知上海市委和复旦党委重新审定王中同志的问题，予以改正。”

北京新闻工作座谈会组织者安岗，“文革”后在《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任上，也为王中出具了证明，认为王中是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导下提出自己看法的，属于新闻学术的观点问题，目的是改进新闻工作，不是敌对的思想。他的意见，有不少今天看来是对的，个别问题可以商讨，但不是政治错误。

杨西光1978年5月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期间，组织修改和拍板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成为拨乱反正的最强音。其中，恐怕也有对复旦经历的反省和救赎，这是后话。

“文革”后在上海市一个千人大会上，坐在台上的《解放日报》总编辑王维忽然站起来，公开对在场的王中教授表示：“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我对王中同志说了不该说的话，起了落井下石的作用。今天，我当众向他赔礼道歉。”全场响起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上海老新闻工作者协会杨浦区协会会长倪祖敏回忆）

王甘之争，

复旦人大的双重创伤

王中老师耿耿于怀的，是新闻学术界另一位代表性人物对他的批判。

  毛泽东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写道：新闻记者协会开了两次会，一次否定，一次否定之否定，时间不过一个多月，反映了中国时局变化之速。第二次会，空气变了，右派仍然顽抗，多数人算是有了正确方向。

在“否定之否定”的第二次会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8年转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甘惜分出场发言，从“正确方向”批判王中。甘惜分把自己的发言整理成文，刊发在1957年9月6日《人民日报》，题为《报纸是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甘惜分教授挖苦“党内右派分子王中更加摆出一张理论家的面孔，装做寻求新闻事业发展规律的姿态，到处贩卖他从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学偷运来的反动新闻学理论”。“在王中的胡言乱语里，右派分子把报纸看成和阶级无关，和社会公用事业电灯、电话、自来水、公共汽车一样普遍为社会服务（这里不能不提醒一句：公用事业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但在阶级社会里它也不可能普遍为各阶级服务，它属于占有它的阶级）。而在我们看来，报纸不过是表达阶级意识的一种形式，它具有强烈的和鲜明的阶级性。它不属于这个阶级所有，就属于那个阶级所有；它不为这个阶级服务，就为那个阶级服务；它不宣传这个阶级的观点，就宣传那个阶级的观点。”

甘惜分教授

过来人都知道，这样的讲话和文章大多奉命之作，也符合甘惜分教授的一贯认知。据甘惜分教授自述，在第一次新闻界座谈会上听到王中等人发言时的感受：“我是一只在笼子里长大的鸟，是长期在解放区党组织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干部。当我们听到那些从未听到过的激烈言论时，真吓得目瞪口呆。”他22岁奔赴延安，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从延安到新华社到北大，甘惜分始终与中央离得比较近，革命教育也内化为他的自觉行动”。（刘鹏《为何是王甘——王中、甘惜分新闻思想及“甘王之争”的产生原因与时代背景》《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4期）

而在华东一带参加革命的党员干部对发达的市场、繁荣的经济和多元文化耳濡目染，在不少问题上持比较开明开放的看法。王中在山东大学念外文系，视野开阔。复旦大学更是八面来风的教育园地。解放前复旦新闻系教授中有欧美新闻学派代表赵敏恒，塔斯社记者舒宗侨，还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邵力子、叶楚伧等授课。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地缘业缘背景。

当年王中和甘惜分，一南一北，学术地位旗鼓相当，1984年两位教授同时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新闻系博导。在“以阶级斗争为纲”风声鹤唳的年代，身不由己地被划入敌对政治阵营。甘惜分教授自己后来也一度被划为“中右”，遭到人民大学一些左倾师生的围攻。他意识到：“我在那次政治大潮中，似乎清醒而实为糊涂地批判了王中，过了两三年，我又成了被批判者。此中的翻云覆雨，又过了若干年才了解全部真义，已经悔之晚矣。”

“文革”后，1980年5月，甘惜分和王中同时到兰州参加西北五报新闻理论研讨会，下决心向王中道歉。据童兵教授回忆，甘惜分先请自己的研究生、本科毕业于复旦新闻系的童兵和王中打了招呼。第二天甘惜分见到王中，“诚恳地说，我们之间的新闻观点，是可以争论一辈子的，但是1957年我对你无限上纲，现在向你当面道歉。”另有当事人回忆，甘惜分是走到王中的房间里道歉，王中始终默不做声，只是猛抽着烟，场面显得很尴尬。甘惜分很快告辞离开，王中继续默默坐着，后来流下了泪。（刘鹏《为何是王甘——王中、甘惜分新闻思想及“甘王之争”的产生原因与时代背景》）

这是那个时代给复旦和人大，给中国教育界，造成的双重伤害，令人扼腕。我们在读书期间就了解到复旦和人大两校、王中和甘惜分两位教授的学术分歧，比如关于新闻的定义：

1981年修订出版的《辞海》采用了王中的提法：“新闻是新近变动的事实的传播。”与陆定一的传统定义“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相比，王中的贡献一是“变动”，二是“传播”，更为贴切。

甘惜分老师的定义：“新闻是报道或评述最新的重要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在“文革”后的一段时间里，甘老师仍然坚持“报纸的阶级性”、“党报的无产阶级专政工具论”。作为复旦学生，看了不免摇头。（听说甘教授晚年放弃了这一定义，把落脚地放在信息）

复旦学子对人大新闻有一时瑜亮之感，既有复旦较早治学求真的自豪，也有对人大新闻在改革开放时期常立鳌头的艳羡，和复旦奋起直追、老而弥坚的期待。比如，王中老师重视读者研究，诙谐地提出报纸和读者就是五分钱的关系（当时报纸零售5分钱一份）。甘惜分教授晚年在人大创建了国内首家舆论研究所，弟子喻国明等人的舆论和新媒体研究成就斐然，竟把王中的设想变成了现实。在北京雷洋案中，人大学生的抱团发声让自惭是散兵游勇的复旦人刮目相看。我的研究生导师保育钧（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人大新闻系毕业，为人豪爽有担当，更让我肃然起敬。

王中老师对人民大学并无学术成见。复旦第一位新闻学博士高冠钢的博士答辩会前，王中特地交待：“一定要请人大新闻系的教授参加，而且一定要请他做答辩委员会的主任，让他们来评判，你要经得起他们的评判。”后来，果然请来了人大教授张隆栋做答辩委员会主任。

“我送你们入社会，

你们送我入天堂”

在泰山压顶下，王中口头和书面交待了自己的言论及其背景，但始终拒绝承认理论上的错误，1958年初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原有职务，降低原待遇。在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只能扫垃圾，扫厕所，到校图书馆里去干杂活。“文革”后，暨南大学蔡铭泽教授回望《新闻界的反右派斗争》，称被批判者为了顺利“过关”，往往自我丑化，对所揭发的问题，无论有无一概承认。一直不承认“错误”的，只有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宁树藩老师把这篇文章念给王中听，王先生嚎啕大哭。

1979年初，复旦新闻系在决定为王中平反的同时，当年的“科学讨论会”主题为重新评价王中新闻理论，选题范围与作者：背景与评价（丁淦林）、两重性问题（余家宏）、“社会需要论”问题（徐培汀）、“读者需要论”问题（宁树藩）、学术民主问题（葛迟胤）。

我们复旦新闻系79级（“7913”班）在校读书的四年，与王中老师复任新闻系主任的4年完全重合。1979年9月，“7913”新生开学，王中复出重掌复旦新闻系。在就职大会上，他对全系师生发表就职演说，强调新闻要讲真话，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你可以沉默不讲，但是你讲的话，一定要讲真话；你可以讲错，但不能人云亦云，不能为达到某种目的去迎合别人说话。”王中老师掷地有声地表示：“做新闻工作，要宁做布鲁诺，不做姚文元！”

  1983年7913同学毕业，王中也卸任第二届新闻系主任。他在同学们的毕业纪念册上郑重写下：“历史的记录员、人民的情报员、党的宣传员”。他殷殷叮嘱：“你们要改造社会，也要让社会改造你们。”

  王伟民同学回忆，7913毕业时，王中老师说：“我把你们送入社会，你们把我送入天堂。”同学听了，只觉得心胸发热，双眼泛潮。

  媒体这个职业需要采写编评技巧，但更是打拼人格，为国为民，必须正直忠勇。在此后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每当遭遇这样那样的艰难时刻，不由得想起王中老师的话。因此，到了2019年，当7913酝酿入学40周年再相聚时，王伟民同学倡议给母校已经升格的新闻学院捐赠王中教授铜像，立刻得到大家的响应。

  王伟民给同班同学焦扬师姐发了微信：

    “大姐：11月2日，在新闻学院的屠海鸣图书馆一楼，举行王中铜像捐赠仪式，恭请大姐以7913同学、班级团支书记的身份出席，并为铜像剪彩。请大姐无论如何都届时出席一下。

焦扬很快回复应允。7913同学焦扬，此时已是复旦大学党委书记。

11月2日这天，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九十华诞之际，由7913本科生集体集资捐赠的王中半身铜像，在新闻学院图书馆一楼大堂落成揭幕。焦扬和新闻学院院长米博华联袂为铜像揭幕。铜像铭牌没有边框，象征着王中先生勇于打被框框，敢于直诚直言的个性；铭牌在王中两任系主任的年份之间，用一个“／”符号表示，象征着他以及新闻教学事业，所经历的一个“断崖”时期；铭牌上没有句号，象征着王中先生并不圆满的一生，以及他的新闻学原理探索之路还远没完成。

无独有偶，77级师兄在毕业40年之际，给新闻学院集体捐赠了油画《教授们》，还原了1988年复旦新闻系首届博士论文答辩会的场景，画面中六位教授，或手持拐杖，或低头疾书，或翻阅资料，身前方桌上摆着茶杯、汽水，标识着那个学风清朗的年代。坐在长条桌左侧的王中教授已是74岁高龄，若思若虑，眉宇间透出一股铮铮之气。

1925年的复旦校歌

依然是五四基因

  1980年代的人民日报，也曾经讨论过为邓拓老社长立一座塑像。邓拓是“文革”中党内高级干部自杀身亡第一人，“文革”后已获平反昭雪。编委会讨论来讨论去，是放在编辑部五号楼前，体现人民日报的精神源头，还是放在五号楼两侧的树林里不那么引人注目？那时候的编委会以推动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胆识著称，但顾忌高层领导曾经对邓拓的严厉批评，而最终未能如愿。从这个角度看，王中铜像落户复旦新闻学院，是一个突破。

复旦毕业生感到骄傲的是，虽然时过境迁，高校环境大变，但师生情谊没变。还记得外国文学教授杨烈给7913的最后一课，板书于黑板的告别诗句“常觉师生皆圣洁……”复旦迄今没有发生过一起在舆论场引发争议的学生举报教师而导致教师被开除事件。复旦人保持着对同窗、对国家如赤子般的坦诚和率真。

7913同学回到复旦后，焦扬同学建议大家都来学唱丰子恺谱曲的老校歌，我们欣喜地发现母校恢复了1925年诗人刘大白的原词。“复旦复旦旦复旦，巍巍学府文章焕，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无羁绊前程远，向前，向前，向前进展……”

大学章程文字常有变动带有时代烙印，而校歌穿越时空浸润人心，字里行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基因。

  王中老师1984年给学生的一封信中，附了一首自嘲诗：“革海浮沉半世纪，窥龙看蟹破玄机。荣辱毁誉由人道，悉心且看这局棋。”他解释说：“我一生无志做官，然而革海的风浪远比宦海凶险。每次‘运动’要运动出多少尸体！但是，我是像海洋生物学家那样，浮上来看浅滩的螃蟹，沉下去看深海的蛟龙。这样才能把人间的奥秘看破。”

从“昆仑侠女”的博客中，读到王中大约1980年3月给她的一封信，我相信这是王中老师真诚的心声：“我并不是盲目乐观者，但感到封建的罐头被打开了，重新封起，不是没有可能，但不易了。透了空气就会霉烂发臭，就会发酵膨胀，把铁罐爆破。”“我感到欣慰，我看到一些文章言论，就是我过去和现在讲过的，也有些是我正在讲的，使我在孤寂中真正消除了孤寂。”

独立思考的味道苦中有甜

在王中身后，还站着复旦老校长陈望道。一般人都知道陈望道如饥似渴地翻译《共产党宣言》而误喝墨水的故事，但未必了解他在极左政治下如何沉默地守护底线。

1950年代初期，高校参照苏联模式，一个上午学生连上六节课，上完第四节课之后，给每个学生发一个小面包，接着再上两节课。陈望道认为：中国午餐时间同苏联不一样，两国学生的健康素质也有差别，怎能照搬别国的经验呢？复旦拒绝了所谓“六节一贯制”。

1950年代中期在制订汉语拉丁化字母时，苏联专家提出加进一些斯拉夫语的字母，中国专家不以为然却不敢出声，只有陈望道公开反对。一位赫赫有名的语言学家唯苏联马首是瞻，陈望道语带讥讽地提醒：“XX先生，这里是我们中国！”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社会系、心理系都停办了。全国有名的两个新闻系也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口。北方的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后没办新闻系，仅在中文系中设置一个编辑专业，数年后才改称新闻专业。复旦新闻系也差点北迁并入中国人民大学，陈望道为此两次专程北上，找高教部不行，又去找周恩来总理。总理请示毛泽东主席，毛泽东说：“陈望道要办，就让他去办吧。”陈望道把全国唯一保留的独立新闻学系，放心地交给王中去打理。

在“反右”运动中，陈望道有过“反右”的一般表态。但从见诸报端的各种场合，做过新闻系主任的陈望道未见公开批评王中的言论。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中，陈望道含蓄地说了一句：法家“杀气太重……”

陈望道误喝墨水时说过“真理的味道真甜”，而独立思考的味道苦中有甜。

  交换过眼神，就知道复旦人具有相同的气质，用81级李泓冰师妹的话说，复旦的民间校训是“一群自由而无用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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