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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潮丨祝华新：历史上的吹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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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祝华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互联网与新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财新网专栏作家。
历史上的吹哨人
作者：祝华新
摘要：邓小平说：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今后我们可能还会犯错误。但是第一不能犯大错误；第二一发现问题不对就赶快改
加尧姆赞扬说：“这是非常明智的做法。”
邓小平说：“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
加尧姆接着说：“我们都是人，不可能不犯错误。”
邓小平说：“是这样。今后我们可能还会犯错误。但是第一不能犯大错误；第二一发现问题不对就赶快改。”（台海出版社《邓小平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本书系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员根据音像资料、历史文字及史实图片整理而成）
邓小平所言建国以来经过的“一些波折”，在党内外也曾有一些忠勇正直的有识之士提出预警，可惜由于传统体制的局限性，他们的声音未能被倾听和吸纳，终于铸成历史大错。但令人庆幸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老一辈革命家秉承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以大无畏的魄力，给这些历史先声以公正的评价，极大地提振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大众中的威望。
彭德怀的“万言书”
由于缺少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狂热，“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
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本是决定国家和人民能否避免“重大损失”的关节点。开国元帅彭德怀给党主席呈送了一份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私人书信，敏感地提醒中央和全党直面即将到来的灾难。如果这封信得到尊重和重视，如果中央能够明白全国形势的严重性，及早采取措施，纠正“左”的政策，本可以力挽狂澜，避免出现那场过来人不堪回首的悲剧。
彭德怀是如何发现“大跃进”的致命伤的？他在农村考察中，记下了一首民谣：“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
“鼓咙胡”，《古诗源》注：“不敢公言，私咽语。”
人民出版社的《彭德怀自述》记下了这样一个令人心酸的场面：信件送达后——“有两个同志来到我处。问我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我写给主席的信，是根据国内某些具体情况和庐山会议的情况写的，并没有什么准备和怀有什么阴谋目的。他们又说：‘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他们并以热情和激动的心情谈到，‘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检讨。’谈了两个多小时，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
令人扼腕长叹的是，高层对形势和彭德怀的用心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这封信被冠以“万言书”，导致彭德怀罢官，全党进行“反右倾”斗争，让党内所有意识到“大跃进”偏差的同志三缄其口。
1978年12月，中央为彭德怀平反，补开追悼会。邓小平在悼词中虽然没有提及庐山会议的是非，但赞扬了彭德怀“耿直刚正”“从不考虑个人得失”。
“文革”前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从秦城监狱出来写出第一篇文章《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其中一段话应该是他在长期监禁中痛苦思考后得出的结论：“现在，已经完全清楚，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书’，是正确的。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
陆定一文章于1979年3月8日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刊出。见报前一天晚上，陆定一特意给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秦川打来电话嘱咐：“秦川同志，这篇文章你一个字也不要改。”
老部长敢写，秦川就敢发。解放初在中宣部任科学处副处长的秦川，在庐山会议后竟然把彭德怀的“意见书”推荐给全国妇联作为形势报告材料，被康生赶出中宣部，因而对陆定一的见解站得住脚胸有成竹。
邓子恢：
力保自留地，主张包产到户
土地革命时期最早的苏维埃政府（闽西）主席邓子恢，1952年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他主张，农村“合作化”要从中国小农经济现实出发、切实尊重农民利益；合作化运动应与国家工业化的速度相适应，不宜发展过快。1955年，面对高层要求短期内把合作社从65万发展成130万，他坚持认为“冒进”了，从半夜争到天亮，谁也说服不了谁。
1958年6月“大跃进”高潮中，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遇到邓子恢，问能不能取消农民的自留地，因为它是“资本主义温床”，不利于向共产主义过渡。邓子恢听了，心中一惊，连忙说：农村生产力水平极低，匆忙取消自留地极为不妥。
游泳池没法深谈，邓子恢回家后深感事关重大，连夜给毛泽东写信，详述保留自留地的理由，第二天急送中南海。他在信中痛切陈词：“这是最合算不过的措施。只要把五亿农民安顿好了，我们的市场就稳如泰山了。”
毛主席阅信后，感到邓子恢言之有理，从此不再提取消自留地之事。邓子恢力保的一小块“自留地”，竟成了亿万农民度荒求生的“救命地”。
1961年春，邓子恢带一个工作组回到家乡福建做调研，得知当年的闽西根据地饿死了很多人。在自己出生的村里，邓子恢带着从龙岩城买来的面条，煮了几大锅招待父老乡亲。几位老人吃了面条对他说：“绍仔（邓子恢的小名），面条我们吃了只是一顿饱，回去又怎么办？帮我们大家想想法子吧。”
近40天的闽西农村调查，邓子恢把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写成一份调查报告呈送中央，提出粮食包产、允许社员开荒、停办公社食堂。邓子恢还针对各地崇尚公社核算，建议把生产队变为基本核算单位，克服公社化后盛行的平均主义。这些意见在刘少奇主持讨论修改《农村工作六十条》草案时，被悉数采纳。
从福建回北京的路上，邓子恢在合肥短暂停留，与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的交谈中，对当地出现的“责任田”产生了浓厚兴趣，随后派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带工作组南下安徽调查。在此基础上，邓子恢下决心向中央报告，建议在农村普遍推广“包产到户”。好心人苦苦相劝，政治形势不明朗，看看再说。邓子恢激动地说：“有些人就是怕丢乌纱帽，却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为了个人得失而放弃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哪还是共产党员？！”
可惜，邓子恢提出的支持包产到户的主张被当作“修正主义纲领”，在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受到严厉批判，干脆撤销了邓子恢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
1972年，邓子恢健康恶化。老战友和老部下闻讯，赶往医院探望。病榻上的邓子恢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清醒时与战友们回忆往事，谈得最多的，除了当年的红军生活，就是“包产到户”，甚至预言包产到户迟早还会实行。弥留之际，喃喃细语的他一字一顿，费劲地吐出：“包—产—到—户—没—有—错……”两天后，邓子恢离开人世。（许人俊《邓子恢至死不忘包产到户》，《百年潮》杂志2002年第2期）
直到1981年，“包产到户”在全中国已经遍地开花的时候，人民日报郑重地为邓子恢拂去“历史的尘污”，宣布：“他对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一些重大问题所提出的意见，大都是正确的。”（强远淦、林邦光《我国农业集体化的卓越组织者邓子恢》，1981年5月14日人民日报）
我忍不住想，如果邓子恢的主张当年就得到落实，我们的父辈会早日告别“文革”中上海发明的半两粮票、辽宁的“陈三两”（居民每月三两油三两肉每日三两蔬菜），早一点圆丰衣足食的梦。
我们党在总结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时，特意提及“邓子恢等同志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至今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
马寅初：
“错批一人，误增三亿”
马寅初，著名人口学家。1956年周恩来在中共八大报告中提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育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马寅初看过报告后非常兴奋，认为节育问题被中共中央提上了议事日程。1957年6月，马寅初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做了书面发言《新人口论》，主张节制生育，控制人口。（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
高层起初对人口多一些好还是少一些好，没拿定主意。“大跃进”开始后，不断传来粮食高产卫星的报告，才倾向于“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康生质问马寅初：“你是哪家的马？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
马寅初是出名的犟脾气，傲然宣称：“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1979年6月，陈云看到新华社内参《马寅初的家属希望尽快为马落实政策》，批示给胡耀邦：“马寅初的问题，应该平反，如何请酌。”
1979年7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往日静悄悄的北京东总布胡同32号宅院顿时热闹了起来：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贵来到这里，拜访了98岁的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
会见是在马老的卧室进行的。马老坐在单人沙发上，在座的还有他的夫人和儿女。
李贵副部长说：“今天我受党的委托通知马老：1958年以前和1959年底以后这两次对您的批判是错误的。实践证明，您的节制生育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组织上要为你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希望马老能精神愉快地度过晚年，还希望马老健康长寿。”
马老兴奋愉快地回答说：“我很高兴。”“二十多年前中国人口并不多，现在太多了。要尽快发展生产才行啊！”
二十多年的是非终于澄清，冤案终于平反。实践宣布了公允的裁判：真理在他一边。（1979年7月26日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报道马寅初平反时，用了一个标题《错批一人，误增三亿》。后人意识到，从1959年马寅初“新人口论”被批判，到1979年为马寅初平反，二十年间中国人口增加了约三亿。
其实，在为马寅初平反前的1970年，中国已经开始提倡计划生育。
在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如何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人口控制是一个需要严肃讨论的课题。马寅初的观点可以在学术场合展开商榷和讨论，但不能贴上政治标签简单否定，一棍子打死，甚至殃及学者本人。他从专业角度出发的独立思考是值得肯定和尊重的。
我们的党是一个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与时俱进的党。那些历史上的吹哨人，体现了共产党员和公民的勇气和智慧。拨开岁月的迷雾，为吹哨人平反，彰显了党和政府顺应民意的历史担当，无损于党的光辉形象。
像彭德怀在批斗中写出的交待材料，“文革”后结集出版《彭德怀自述》，深深地打动了我这代大学生，增加了我们对彭老总和他的战友们赤诚坦荡的人格敬仰。
在新中国70年大庆“致敬方阵”礼宾车上，出现了彭德怀、邓子恢的画像。而马寅初先生名列新中国成立70年“最美奋斗者”名单。今天想起他们，过来人心头涌动着历史的沉重和温暖。
1980年《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郑重提出：“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如实地向党反映情况”。“不可看领导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报喜不报忧，更不许可弄虚作假，骗取信任、荣誉和奖励。不准以任何理由和任何名义纵容、暗示、诱使、命令或强迫下级说假话。凡是弄虚作假给党和人民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凡是说假话骗取了荣誉地位的；凡是用说假话来掩饰严重过失或达到其他个人目的的；凡是纵容或诱迫下级说假话的，都必须绳以党纪。”
“听不见科学家的声音很危险”
上世纪80年代，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曾在一次会议上，从马寅初的经历，谈起倾听科学家意见的重要性。
宋健说，马寅初先生50年代从科学的理论出发，呼吁中国适当限制人口的增长速度，社会并没有理解他的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关于经济综合平衡和新人口论的经济理论得到了全面肯定。我们希望各级政府的领导同志都能认真听取科学家们的意见，采纳那些经过充分科学论证又符合国情的意见。即便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科学家的意见一时不能被采纳，科学界也不要误以为自己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意见没有发生作用。
宋健说，处于改革、开放和经济起飞阶段的中国，最需要的是当代科学知识和系统的科学分析。科学界的声音高了、强大了，中国的事情就大有希望。相反，科学界的声音听不见了，那就很危险。在科学决策上的失误将导致几代人的损失，后来人将要付出数倍的代价，才能把失误纠正过来，也可能永远不能纠正。（1989年1月19日《宋健在水资源会议上倡导发扬马寅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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