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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道 | 贺越明：徐铸成门下读研琐忆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贺越明，资深媒体人、文史作家。1978年2月入读复旦大学新闻系，先后获学士、硕士，留校任助教、讲师；后赴美留学，获夏威夷大学传播学硕士，曾在美西两家华文报社主管采访和编译。现任澳门九鼎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兼《九鼎月刊》主编；著有《读报的学问》《中国人的世纪》《书里书外》《海角片羽》和《中国十大出版家》（合撰），近年常在港澳台和内地媒体发表随笔和文史札记。
原题
徐铸成门下读研琐忆
1980年岁尾，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向沪上几位著名老报人、主要新闻单位领导颁发聘书，聘请他们担任兼职教授。此举无疑能够增强与新闻单位的关系，促进新闻教学、研究与新闻实践的融通。我是高考恢复后第一届本科生，1982年毕业前考取研究生，成为兼职教授徐铸成在大学的“开门弟子”。
在新闻学系张榜招收研究生时，铸成先生已届七十五岁高龄。我对他略有所知，主要来自家里的《新名词辞典》中人物条目介绍，还有他的回忆录《报海旧闻》。他于1927年秋入国闻通信社工作，后当天津《大公报》记者，历任沪馆编辑、港馆编辑主任、桂馆和沪馆总编辑，参与创办上海、香港《文汇报》并任总主笔、总编辑和社长，以写新闻评论享有盛名。
当我按照系副主任林帆老师所给的地址，去武胜路登门拜见这位大名鼎鼎的前辈时，看到住房只是约二十平方米两小间，便明白他尚待落实政策改善居住条件，因为他曾被错划“右派”的问题已获改正，政治上得到平反，回到文汇报社任顾问，不久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从那以后，我每周上门聆教一次，通常一个半小时。那时，铸成先生正为《新民晚报》撰写长篇连载《哈同外传》。每当我早上八点半到他家时，总要先坐等一会，看着他把刚写就的稿子校核一遍。他不打草稿，通篇一气呵成，每次两张稿笺，字数不多不少，而且字迹工整，除个别笔误之外，几乎不作改动。
将近中午，照例有晚报的员工来取走稿件，在当日副刊“夜光杯”版刊出。我过去从未见过这样的写作情形，颇感惊奇。
铸成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他每天早晨醒来后，总是先拥被而坐，静思默想，一支烟的工夫，当天要写的故事情节、人物活动包括对话均构思完成，烂熟于心，这才漱洗、早餐，尔后伏案一挥而就。
有时候，会在前一个晚上翻书查找资料。若要去外地开会或讲学，他就提前写好供刊用几天的稿件。
最令我暗自叹服的是，铸成先生会客和写作的房间，窗户正对着人民广场，车来人往，嘈杂之声可闻，而他有时在一张八仙桌上写稿时，又恰逢佣人在桌子另一角噼噼啪啪地切菜，但他全神贯注而不受影响。
以后我知道，这个充耳不闻、照写不误的本领，是他早年长期在报社排字房、印刷间旁的写作生涯中磨炼出来的。他当总主笔或总编辑时，每天晚上是看完各版大样才开始撰写社论。他写完一张，工人就拿一张去排字，最后往往与版面预留的地位和字数刚好相符，至多增删一两行而已。正是办报工作的这种节奏和特性，使他练就了缜密的运思能力，所以晚年写作时依然下笔顺畅，如同宿构。
在铸成先生指导下，我以“新闻评论”为研究课题。约有一年光景，他每周向我讲授一个题目，从新闻评论的定义、类别、渊源和传统，到新闻评论写作的选题、取材、修辞和文风，乃至新闻评论作者的立场、取态、学识及修养，等等。作为新闻评论家，他在这些方面的经验之丰富、技巧之纯熟、见解之精辟，是可以想见的。
1983年秋作者与导师徐铸成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前
铸成先生曾问我：“平时看不看古书？有没有读过司马迁的《史记》和王船山的《读通鉴论》？”我回答：“选读过《史记》部分章节，本科毕业的学士论文题目与《史记》有关，但王船山的书还没读过。”
他说：“《史记》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历史著述，对汉武帝时的朝野大事，包括汉武帝腐化的私生活，以及宫廷秘闻如名将李广父子被压受害的内情，都秉笔直书，忠实记载。司马迁还在每篇‘本纪’‘世家’‘列传’的后面，写下一段‘太史公曰’，对其人其事作简要概括的评议，可以说是为后代的史论、近现代的新闻评论开创了先例。明末王船山写的《读通鉴论》，就司马光所编《资治通鉴》的重要史事逐条加以评论，内容精当，文字简练，堪称史论的典范。学写新闻评论，像这样的古代典籍不可不读，从中可以领会许多知人论世的真谛。”
要言不繁的一席话，釐清了古代中华经典与现代新闻文体及文风一脉相通的源流关系，我听后顿有豁然开朗之感，亦生探源溯流之念。
在写作上，铸成先生好似随时随地言传身教。
1983年暑期，他为民盟中央举办的多学科学术讲座主授“新闻艺术”，我随行做助手。在赴京的列车上，他不时站起身，专注地观赏窗外的景色，像总是看不够似的，而这是他那年第三次进京了。若干天后，他的旅京通讯在香港《明报》的专栏刊出，我惊异地发现：沿途某地大水过后的遗迹、某处拔地而起的农家新楼、某站个体户主叫卖水果的吆喝，等等，都是他笔下着意描绘的对象，成了他赞颂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面貌日新月异的绝好材料。
同年11月上旬，我随铸成先生应邀参加武汉大学七十周年校庆典礼。一天下午，我陪着他从下榻的东湖宾馆出门，沿湖边漫步到西北沿的九女墩纪念碑前凭吊、流连。
这座墓碑，记载着太平天国起义的一桩逸事：太平军攻克武昌时，许多妇女踊跃参军，以后清军卷土重来，九名女兵在这里英勇抵抗，直至壮烈捐躯……在墓碑的前后左右，他细细地寻觅，慢慢地观看，不放过任何碑记、题词，仿佛浸身于那极简要的字里行间。
少顷，他对我说：“这景致，这传说，当地人已经耳熟能详，但对于外地报刊仍不失为很好的通讯题材，值得一写。同样的道理，我们昨天瞻仰的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如果要写成游记在湖北的报纸上发表，不必在孙中山的铜像、教堂式的望楼以及佳木、繁花这些外貌上多花笔墨，只要从特定的角度抒发一下内心的真实感受就可以了……”
我忽然领悟：这番看似漫不经意的闲谈，不正是在讲通讯、游记的选题、选材吗？古诗有所谓“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之句，铸成先生的这些经验之谈，恰可以此来形容。
依我的观察和感悟，铸成先生确实服膺老《大公报》的“业师”张季鸾先生的自励：“老记者如果不‘记’，岂不剩下纯粹的老者，生命也就完结了。”（徐铸成：《锦绣河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6页）可以说，铸成先生是真正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的新闻界泰斗。
1983年秋，作者和导师在武昌九女墩纪念碑前
读研的三年里，我在修课的同时，还遵铸成先生之嘱，到图书馆、藏书楼查阅旧报并依据其本人的剪报，搜集和整理他的旧文新作，分别编成新闻评论集、新闻评论二集和通讯游记选，出版后引发新闻界内外不少读者的兴趣。
记得我完成学业和硕士论文答辩后，副系主任胡志寰老师专程上门对铸成先生表示谢忱，并在向他征询意见时获得满意的答覆。听他说起此事时，我感觉完成的似乎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深造，隐隐然还有着系里托付的使命。
日月如梭，三十多年过去了！在复旦大学新闻学系这段较为特殊的求学经历，恍然如昨，记忆犹新。
多年来，铸成先生那种生命不息、笔耕不已的敬业精神，一直印刻在我的脑海里，时时鞭策着我在不同地方和不同岗位坚持学习、思考和写作。
时至今日，写作大都敲键盘而无需用笔，媒体形态已有很大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新闻资讯的制作、传播和评论，即便在自媒体上也难以脱离文字，终究需要输入文字需要写作。
在这个手机变身媒体、人人可当记者的时代，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掌握过硬的写作本领仍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这方面，如何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恪守尊重事实、追求真理的立场，抱持对读者尽责、对历史负责的原则，依然可从业界前辈的事迹和作品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和激励。
1983年初，武汉大学新闻系主任吴肇荣造访复旦大学新闻系时与作者合影
贺越明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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