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丨贺越明：潘序伦与顾准的师生缘

贺越明 2018-05-25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贺越明，资深媒体人、文史作家。1978年2月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先后获学士、硕士，留校任助教、讲师；后赴美留学，获夏威夷大学传播学硕士，曾在美西两家华文报社主管采访和编译。现任澳门九鼎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兼《九鼎月刊》主编；著有《读报的学问》《中国人的世纪》《书里书外》《海角片羽》和《中国十大出版家》（合撰），近年常在港澳台和内地媒体发表随笔和文史札记。

潘序伦和顾准的合影

顾准，是上个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也是杰出的经济学家、会计学家。称他会计学家，是因为他在青年时期就撰写、出版过好几部会计学著作，在会计学领域享有一定的声誉。他作为经济学家的最重要著述，则是1957年发表在北京《经济研究》第三期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全国最早提出了有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理论见解。在这篇力作以及其它论文中，他不仅旁证博引地从经济学本身进行探讨，而且运用扎实的会计知识论述产品的成本、价格和价值以及核算方式兼及市场交易等范畴。正是依托会计学知识，他的有关论述在宏观与微观之间挥洒自如，既有理论归纳，又有实证分析，具有很强的思辨力和说服力，是其时及后来的一些经济学者所不及的。

追溯顾准的学术生涯可知，他是从会计学起步进而关注和钻研经济学理论的。那么，他的会计学知识是如何师承而获得的呢？这不能不说到另一位大师级人物：被誉为“中国现代会计之父”的会计学家、会计教育家和事业家潘序伦先生。

用顾准的话来说，潘序伦是其会计学的“启蒙老师”。年龄上，他们相差近乎一辈，却早早结缘。彼此的关系，既是老板与员工，又是老师与学生。他们的师生缘，在长达四十多年里时断时续，经受了时局变化和命运跌宕的考验。

潘序伦

少小依靠慧眼提携

潘序伦，在兄弟中排名第四，号秩四，江苏省宜兴人，于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7月14日，在江苏宜兴蜀山镇一个地主家庭呱呱坠地。他含着金汤勺出生，但不久父亲去世，家道渐衰。他先念私塾，续读小学，后考进海浦东中学，因卷入一场校园风波被除名，再入常州府中学。毕业后，他考入南京海军军官学校附设无线电收发报讲习班，结业时被派到舰上当报务员。

他不甘于枯燥的军中生活，不久以病申请退役，经人介绍到南京造币厂当翻译，两年后离职，回到家乡一所中学任教。在一位小学同学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宏大志向鞭策下，他不顾兄长的嘲讽，决意继续深造，先到上海以超龄生身份入圣约翰大学插班求学，不仅获优良成绩毕业，还考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留美奖学金，于是在而立之年，挥别新婚妻子出国留学，先后获得哈佛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

学成归国后，潘序伦应聘担任上海商科大学教务长兼会计学系主任，随后又兼暨南大学会计学教授。可是两年下来，他发觉从这两所大学会计专业毕业的学生才100名左右，远远不敷社会所需。1927年初，他辞去教职，开办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公司登记、商标注册和企业查账等业务。他聘用了两名全职、两名兼职和一名茶房，还要找个练习生，便请留美同学、时任中华职业学校校长王志莘物色。没想到刚开口，就有现成人选，即刚满12岁的顾准。

顾准成了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初创时的第六名员工，年纪虽小，却堪称“元老”。他是上海本地人，号哲云，1915年7月1日生于小商人家庭。因父亲的棉花行生意不景气，加上先后娶了姊妹两房，子女多达十人，经济颇为拮据。虽然他的小学成绩很好，五年级跳级考上中华职业学校初中商科，学制两年，但读了半年，家里付不起学费，原来的小学教师殷亚华听说后去找前校长王志莘，恳请将他的学杂费减半，这样又读了一年。当潘序伦提到找练习生时，王志莘便想到了天资聪颖而尚未毕业的顾准。

练习生是一份打杂的工作，顾准除了给来事务所的客人端茶倒水，还按潘序伦吩咐去银行存款，并办些公司登记和商标注册的简单业务。他稚气未脱，生性活泼，还经常跳跳蹦蹦。所里添加人手后，他除了跑腿之类的事情，又负责抄写等文书处理，还学会了中、英文打字。事务所供给膳宿，最初给他发薪四块银元，逐月增加二元，加到十二元停止，一年半后续加。

1928年春，潘序伦在事务所开办了会计补习班，一学期为一届。顾准进秋季班学了半年新式薄记，以后虽在文书科上班，也兼当会计员、查账助理员，参与了会计事务实践。

过了一年，随着所里会计师增加，潘序伦取《论语》中“民无信不立”之意，将事务所改名为“立信”，补习班也随之名为立信会计补习班。顾准被潘序伦委派担任补习班助教，帮主讲教员改作业、批考卷。有位教员写完《高级商业薄记教科书》，他利用晚上刻钢板抄讲义，再油印出来分发学生；还给每章附编练习题，并汇成单独的“习题详解”；又去商务印书馆联系出版，到印刷厂审校大样并审看样书，从中了解到教材写作、编辑和出版事宜。这本教科书发行后，潘序伦正式开设立信函授学校，让顾准负责这项工作。因为是函授，师生之间不用见面，年仅15岁的他也能应付裕如。

从1931年下半年起，立信会计补习班又改成立信补习夜校，班级增加，学生多了不少。潘序伦因教员紧缺，安排顾准去给学生人数最少的一个班上课，可是他的年纪实在太小，而学生大都是在职人员，当堂起哄把他轰出门去。第二年下半年，潘序伦又让顾准去新开的班上课，这回总算未被拒之门外，从头到尾讲完一门课。下个学期，“银行会计”课的教员因故不能执教，顾准被委派代课。这门课尚无合适的教材，他自己用心编撰，经过两个学期试教和修改终于成书，潘序伦又请任职中国银行的留美同学金国宝为之审改和润饰，于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作为“立信会计丛书”之一出版。版税归所里，顾准本人获得稿费800银元。这一年，他不过19岁。

1932年秋，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学校部主任离职，潘序伦不顾其他职员的惊愕，委任顾准接替这个职位。连初中都未读完的顾准，职业生涯尽管起步较低，但因为用心好学，勤奋钻研，进步很快。他以幼小的年纪开始职业生涯，短短五六年就能站稳脚跟，获得一席之地，与潘序伦不囿于年龄、学历等世俗规限，充分信任和破格擢用是分不开的。显然，在潘序伦的眼里，聪明而用功的顾准是可造之才，故而为其提供了充足的发展和成长空间。

彼此默契殊途前行

在早期的立信会计事业上，顾准逐渐成为潘序伦的得力助手，但两人的政治立场、理想追求大相径庭，走的是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尽管后来在新的社会制度下遭受政治打击时的罪名有相似之处。

潘序伦弃教而执业和办学后，不论会计师事务所还是补习学校，事业版图越来越大，又常以著名会计师见证各种重要的公益活动，加上会计著作等身，学生遍布工商企业，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和知名度。这种经历和身份，自然使他与国民政府和社会上层的关系较为密切。1930年，他应国民政府主计长陈其采之邀，赴南京出任会计局副局长，为时大约半年，辞职回上海继续自己的事业。由此，可以见出他已在业内享有极高的声望。

这一年上半年，由于立信会计补习班已办了四届，结业的学生不少，其中有几位比较活跃的发起组成了同学会。第二年，顾准也参加了同学会，并在改选时当选为负责人。此后，他和几位思想上有共同追求的同事和学生一起，广泛阅读进步书刊，接触到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事务所有位同事的兄长，曾作为中共党员在南京被捕判刑，出狱后到上海。顾准与他来往频繁，交流中请教并搞懂了不少问题。

1934年2月，顾准和思想左倾的7位同事和学生组成“进社”，自任召集人，每周在家里聚会一次，座谈时事和读书心得。各人的觉悟提高后，向往革命心切，分头寻找中共组织。从5月起，进社接受中共江苏省委外围的上海反帝大同盟领导。由于处在白色恐怖下，与进社联系的人突然失去音讯，顾准判断他很可能已经被捕，不得不在一段时间里东躲西藏，在事务所的工作也短暂中止了。

顾准自从参加包括读书会在内的进步活动，政治倾向已很明显，潘序伦及其他同事大都心知肚明。当1935年2月，经担任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总会宣传部长的中共地下党员林里夫介绍，顾准秘密宣誓加入中共后，身负的职责更重，个人的处境更为敏感。他即使到事务所上班，在潘序伦的有意安排下，也多承担去外面或外地查账的工作，以减少在所里露面的时间。尽管如此，仍然随时都有难以预测的危险。

第二年年关的一天，他到中国国货银行查账，中午就近到河南路吉祥里的立信食堂吃饭，刚坐下来拿起碗筷，邻座的唐姓同事对他低声说：“哲云兄，大门口站着的那个人，拿了你写的《银行会计》指名要找你。”顾准说：“你开玩笑。”同事又暗示：“你自己的事自己知道。”顾准警觉地朝门口一看，那里果然有个穿大衣、戴呢帽的陌生人。

他镇静地站起身，走去厢房转了一下，闪到后门就往外走。还好后门无人，弄堂通马路只有一个出口，那里也没有人。于是，他走到马路上乘汽车，去了妻子方采秀（后改名汪璧）的姨妈家，等姨夫回家后通知妻子，自己则马上转去嘉兴的一家小医院暂住。后来知晓，党组织内有人叛变，国民党的特务初步掌握其行踪前来蹲守，差一点就得手了。

顾准不能再在会计师事务所出现了，但潘序伦不希望他就此离职。为此，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让他在外面隐蔽期间撰写会计教科书。接下来的时间里，顾准撰写了《初级商业薄记教科书》和《薄记初阶》，修改了《高级商业薄记教科书》和《所得税原理与实务》。由于身处险恶的环境，书成之后均用其他同事的名义出版，他不能享有版权，所里每月固定给他120元法币。这样特殊的计酬方式，保障了他的人身安全，也保证了已成家的他生活无虞。

潘序伦与顾准的关系，毕竟有着老板与员工这层属性，自然会有地位不等而沟通不畅的情况，难免产生矛盾和冲突。进社成立不久，顾准在事务所里与潘序伦大吵了一架，诉说他待自己刻薄。潘序伦反驳道：“我比你的老子待你还厚。”在他看来，顾准当初是个12岁的辍学孩童，从到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起步，自己既给他薪资又不断识拔，使他成为会计专业人才，进而有了生活保障和社会地位，确实是有恩惠，而且恩惠远胜于其父亲。这次争执后，顾准为了更好地利用职业身份掩护革命工作，没有再与潘序伦发生类似的口角。

1936年末，西安事变发生，国共两党经过多次谈判，逐渐形成了合作抗战的局面。由于共产党人一般不再是国民党特务的追捕对象，顾准回到事务所担任编译科副主任，一面从事业务工作，一面继续革命斗争。在此后四年里，他完成《中华银行会计制度》《中国政府会计制度》《会计名词汇译》的编写，《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原名《公司会计》）的修改，大都用与潘序伦合著的名义出版。

1937年，潘序伦在补习学校和函授学校的基础上，正式开办了立信会计专科学校。顾准不仅在专科学校授课，而且经潘序伦同意或推荐，从第二年起兼任上海法学院、之江大学和沪江大学的会计专业课讲师。上海法学院在他连续任教两个学期后，改聘其为兼职教授，还提高了课时报酬。同时，因为顾准成为立信会计机构的台柱之一，薪水也增加了不少。到1940年上半年，平均月收入约300元法币，除了用作家庭开支，还贴补母亲的生活及兄弟姐妹的求学。

职业生活的安定，对顾准从事革命工作极为有利。他白天工作六小时左右，中间可以阅读各种报纸，搜集需要的资料，甚至暗中写作党组织需要的各种宣传文章，下班后不是参加秘密会议，就是碰头联系工作。这一时期，他先后担任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总会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中共江苏省委职工委员会书记、文化委员会书记等重要职务，已经是一个坚定和成熟的领导者了。

顾准心里也明白，自1934年起至1940年，立信的同事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属于共产党，而他居然在那里出来又进去，一再借公开职业掩护自己的政治身份。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他本人虽以革命理想为重，并不追求职业地位的提升，但实际上却在步步高升。这一切，不能不归功于潘序伦的宽容和鼎助，归功于给他营造的相对宽松和自由的小环境。

潘序伦

时局变幻互伸援手

潘序伦及其立信会计机构对顾准的这种照拂，一直延续到他进入抗日根据地之后。1940年，已成“孤岛”的上海充满风险，顾准根据组织的安排去苏南新四军驻地工作。他临行前向潘序伦告知真相，表明要去新四军直接投身抗日，对其他其他同事则说是去大后方重庆。潘序伦不仅在福州路大西洋西餐馆为他践行，还将那一届立信会计夜校的毕业典礼办得格外隆重，致辞时特意增加了欢送顾准远行的内容，说着话还流下了眼泪。

顾准离去后，潘序伦想到他留沪的家庭会发生经济困难，就介绍汪璧到罗蔓饭店当会计，每月可有100元法币收入，以维持各项开支。

当年7月，发表过抗日言论并担任上海大型抗日募捐义卖活动公证的潘序伦，也上了汪伪特务机关七十六号的黑名单。他接到学生的暗中报讯后，悄悄地转道香港去了重庆，在“陪都”展开立信会计事业，开办了会计师事务所、会计补习学校和立信图书用品社。不久，他听说顾准从苏南经上海转去苏北根据地，几位留沪的同事知道后暗地里招待了他一番，而汪璧也去了苏北根据地，又想起顾准的母亲还住在沪上，就函嘱事务所的留守人员，按月给她送上150元法币，以补无米之炊。

1944年，顾准从苏北根据地长途跋涉到延安，进入中央党校二部学习并参加整风运动，食宿衣物由公家供给，但缺乏零花钱。他听中央办公厅的一位熟人说，可在重庆托人送钱到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再由延安的中央特别会计科付款，于是写信通过八路军办事处向潘序伦求助。过了没多久，他收到潘序伦转汇的一万元法币，解了零花短缺的燃眉之急。

抗日战争胜利后，潘序伦回到上海，重振事务所、学校、图书用品社“三位一体”的立信会计事业，恢复了往昔的社会地位。1946年5月，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副董事长的王云五，以无党派人士身份被国民政府特任为经济部长后，举荐老友潘序伦出任该部常务次长。他到任一年后，即随王云五辞职，专心回归本行。

不料1947年秋，王云五又获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善后事业委员会主任，再荐请潘序伦担任副主任兼秘书长。这次，他当了不到半年便挂冠，重回立信当校长。可是在新一届政府更替中，王云五又任财政部长，再度电邀潘序伦赴宁任该部政务次长，助其一臂之力。这时，潘序伦已看出经济沉屙极重，政权岌岌可危，不但不愿再涉足官场，反而留书一封劝王云五及早抽身，连夜返回上海。

到1949年2月，人民解放军准备发起对上海的总攻，胜劵在握。顾准交卸了山东省财政厅厅长之职，南下江苏丹阳这个等待进入上海的各路人马集结地，出任全面接管该市经济领域的青州总队总队长。这时，他按有关部门提示给潘序伦写了一封信，劝他不要去台港澳地区，留在上海迎接解放。这封信经辗转到了潘序伦案头。5月下旬，顾准身穿军装，随部队进入上海市区。随即，新政府成立，他出任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又兼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成为中国也是远东最大城市的头号财经主管。

顾准

上任没不久，顾准登门看望没有离沪远去的潘序伦，递上副市长潘汉年的名片代为致意，表示希望老师能为新生的人民政权工作，担任一个有影响力的公职。潘汉年是堂侄，顾准曾是下属，潘序伦本该欣然接受，但他自忖是旧时代中人，又在国民政府做过官，于是直言不讳：“我以一个再蘸妇的身份去出任新政府的公职，必将使我自己为难。因为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必须表态，许多与我原来同样处境的人，会骂我是投机分子、无耻之徒；而用落后的口吻来表态，又不为政府所允许，要为自己招致不良后果。”

顾准开导了几句，潘序伦说：“还是让我闭门思过，等一个时期再说吧。”他对此早有思想准备，已辞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和立信图书用品社等各项职务，改由同事或学生接任。不过，他表示政府百废待举，急需财经人才，立信的广大学生完全可以信赖，请顾准放心选用。果然，顾准聘用了不少立信的同事和校友，充实了市政府各部门的财务处室，有些还担任了各区、县财政局和税务局负责人，其中大都是非党人士。

这年八九月间，潘序伦在一次请客吃饭时，提出请顾准担任立信会计补习学校校董或校长。正值除旧布新之际，社会上纷传律师无用了，会计要兴旺，补习学校扩展迅速，增设分校，一学期入读的学生多达万人。但顾准重任在肩，申明这为组织纪律所不允许。潘序伦打消了这个念头。他知道，由顾准接班掌管立信会计事业的希望破灭了。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顾准想到潘序伦是早年留美归国的著名学人，出于关心特地托人带话给他，最好在报纸上发表一篇表明立场的文章。潘序伦有些惊惶和不解，让女婿管锦康去询问。顾准表示，因为老师曾为国民党政权效力，新中国建立后一直过着蛰居生活，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不能长期这样下去，最好政治态度要有所转变。潘序伦知道，这是当了大官的顾准对自己的爱护，才放下心来。这时，他不顾年高开始自学俄语，还编译、出版了两本苏联的会计学著作。

1950年代顾准汪璧全家福

同病相怜情谊长存

不幸的是，正当顾准以其财经专长在新上海建设中大显身手时，在1952年2月28日全市干部大会上，突遭市领导点名宣布撤销党内外各项职务，被视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简称“三反”）运动中罢官的“政治老虎”。他居家检讨和赋闲一年后，降调华东建筑工程部任办公室主任，不久赴京调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务司司长，第二年8月改任洛阳工程局第一副局长。1955年9月，他主动要求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集中研究经济问题。一年后结业，又要求调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

到经济研究所没有多久，顾准被派任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参与负责多项自然资源的考察工作。在1957年7月开始的中苏联合黑龙江考察中，因他坚持维护中方权益，得罪了苏方领队，反右运动中遭人揭发有反苏言论而被划为“右派”，并开除了党籍。在批判顾准的大会上，有人将其“对潘序伦口称恩师”也列为一条罪名，指责他对资产阶级奴颜婢膝。顾准后来在“文革”中写交代材料时专门对此说明：“立信事务所建立之初，同事多数是他在学校教书时的学生，写信时都称他‘秩师’（潘序伦号秩四），我因为在会计夜校读过半年，那时写信给他也称‘秩师’，解放后我有必要给他写信时仍用旧称呼不变，这确是事实……”

远在北京的顾准，尽管自己并不顺逐，早前从报纸上看到潘序伦积极参加上海工商联的活动，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还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很为老师高兴；可是好景不长，潘序伦在1957年上半年帮助中共整风的“大鸣大放”时，在市政协学习会上就财经政策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也在随后的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右派”，还撤销了市政协委员并被民盟除名。他们两人，一个是属于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师长，一个是早年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学生，却在同一个政治运动中沦为斗争的对象、打入另册的异类。历史竟是如此吊诡！

1960年9月，潘序伦被摘掉了“右派”帽子，翌年担任了徐汇区政协委员，并恢复民盟盟籍。相比之下，顾准经受了更多的磨难。1958年5月，他被发配先河北、后河南农村监督劳动，1960年回北京郊区农场继续劳动改造，1961年底摘掉“右派”帽子。第二年5月，他回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会计学和经济学研究，同时阅读和思考一系列历史、哲学和政治问题。

进所不久，顾准写信将工作变动告诉潘序伦，并向他要些书。潘序伦覆信预祝他在新岗位上取得成就，以“我弟之才，十倍于我”之言给予鼓励，还言及“回忆我等共事之初，我弟方幼年，我已壮年，今我已暮年，我弟也垂垂老矣”。其实，当年潘序伦未至暮年，顾准更不老，此语表露的无非是对人生的感慨和世道的悲叹。

这年8月，潘序伦和妻子参加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组织的参观活动，进京在前门饭店小住，顾准获悉后和两位校友前往看望。9月，顾准到上海出差，登门拜访潘伦伦要拿些会计书籍。潘序伦说自己反正都用不上了，让他在家里藏书中随便选取。顾准挑选了二三十本，可谓满载而归。这对师生当时不曾想到，这竟是他们最后一次晤面！

从1963年到1964年，顾准撰写论文《社会主义会计理论上几个问题》，前后三易其稿，每一稿都寄给潘序伦请予匡正。收到第三稿后，潘序伦覆信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可惜这种稍微安定的日子没有持续很久，“文革”开始了！顾准在北京，潘序伦在上海，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以及更等而下之的“牛鬼蛇神”，一再被批斗和羞辱，随后是监督劳动。他们不得不中止了书信往来，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境况和下落。顾准在一次被迫交代历史上的社会关系时，还误以为许久没有音讯的潘序伦已不在人世。

在越来越可怕的政治高压下，妻子先离异后自尽，几个子女断绝来往，顾准于1974年12月3日在病痛中孤寂地辞世，时年未满花甲。身处逆境的潘序伦后来辗转获悉这一噩耗，黯然神伤，唏嘘不已。

比顾准整整年长22岁的潘序伦，终于熬到了“文革”结束，苦尽甘来，度过了幸福的晚晴岁月。1979年，他的错划“右派”问题获得改正，重新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经他率先倡议，在财政部和教育部支持下，上海市政府批准恢复1952年在院系调整中被撤并的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并拨地兴建校舍，建成后规模不断扩展；立信的其它事业也先后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已入高龄的潘序伦获得了来自政府的的关怀和社会的尊崇。回首前尘，老人常会想起事业初创时结缘的顾准。在他的心目中，如若顾准不是参加了革命，走上了另一条道理，正是立信会计事业最理想的接班人选。当然，这一夙愿最终未能实现而成为他的一大遗憾。

从1982年至1984年，潘序伦口述回忆生平经历，曾当过顾准下属某区税务局副局长的立信老校友丁苏民作为助手进行整理，我也应邀协助做点文字工作，因而与潘老有过多次访谈。记得有一次谈到顾准，老人要言不繁：“他既有才，也骄傲。”有才无疑是优点，骄傲当然是缺点，而这两点集中于顾准一人，真是再也恰当不过。因为有才，所以骄傲；若是无才，何以骄傲？常言道“知子莫若父”。潘序伦与顾准的关系，虽说不是父子，某种程度上却胜似父子，所以才有这知人甚深的精辟概括。

1985年11月8日，潘序伦与世长辞，享寿92岁。他的故去，也将与顾准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的师生缘，带入了历史。

贺越明读本

原载2018年1月广州《同舟共进》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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