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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史 | 谢悦：“标题党祖师爷”张友鸾的后半生
本文作者
谢悦，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五团六九届北京知青，1978年参加高考，1982年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先后任职中国青年杂志社和管理世界杂志社，编审，2013年退休。
原题
扫街的外祖父
作者：谢悦
1990年7月23日那天，忽然，他一反卧床多日的疲萎状态，振作亢奋，判如两人。他那双接近失明的眼睛，似乎看到许多使他高兴非凡的人和事，因而变得明亮起来。他挣扎起床，一面喃喃自语，一面掀髯大笑……老人就这样用笑、用谁也听不懂的语言高高兴兴地同人世告别。
——郑拾风《临终的笑
——送友鸾先生》
（一）
《聂绀弩刑事档案》作者寓真曾有《聂绀弩的两页奇异诗稿》一文，其中说道：到了1966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聂绀弩本应该“识时务者为俊杰”，完全放下诗笔了；然而，他一面向别人告警，要求人家烧掉他的诗，一面自己却还在写。真是泰山可移，“诗痴”秉性难改啊！当然，他也采取了更加诡异的方式。
晚年张友鸾
我可以肯定地说，聂绀弩的这两首佚诗，写的都是我外祖父张友鸾。其时运动初起，外祖父虽已退休，仍被街道专政，在监督之下扫街。我弟弟当时是小学生，也要停课闹革命，便住到外祖父家，每天陪老爷子扫街，只当好玩。街道发的竹扫把棘刺盈握，外祖父动辄被扎，贴了满手橡皮膏，常要我弟弟帮助挑刺。这就是聂诗说的“重扣高冠令扫街”和”伤指微签挑不出”。
时间大约是1966年下半年。外祖父戴罪扫街，自然门前冷落车马稀；而此时登门的，只聂绀弩等寥寥数人。我弟弟清楚记得，聂绀弩来访，见面便调侃，他说外祖父指纹九箕一斗，天生扫街的命。外祖父则不无得意地号称自己“横扫一切牛鬼蛇神”（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聂哂道，阁下本人就是牛鬼蛇神，横扫何人？“牛鬼当前横扫荡，柴枪棘手小摩挲。先天早定清除业，九指畚箕一指螺”即言此事，并非如寓真揣测的描写造反派。
“慈亲岳母死还埋”确有其事。我记得外祖父的岳母——也就是我外祖母的母亲，逝于1965年冬。老太太家成分是地主，其时风雨欲来，外祖父以摘帽右派之身为地主成分的岳母择地安葬，以尽人子之道，甘冒天下之大不韪。
至于“家谱续修万死该”，大约并非真的是说修家谱。我外祖父张家的家谱是1994年由北大张岱年教授主持修撰的，其时我外祖父已去世四载，而我也从未听说外祖父替外祖母家修过家谱。
“慈亲岳母死还埋，家谱续修万死该。三载退休都写稿，百篇歌颂为贪财。此真右派枉摘帽，重扣高冠令扫街。久在人文出版社，苍髯老贼张广才。”我对这八句诗的理解是：你厚葬地主岳母，就是给地主家续家谱，罪该万死；你退休三年，在香港报纸写了上百篇歌功颂德的文章，不过为了挣稿费；你这个右派货真价实，罚你扫街也是活该；你久在人文社，就是《琵琶记》里那个好管闲事的白胡子老家伙张广才张大公。
朋友间若非至交，在当时那般险恶的环境下，断不会说得如此明目张胆；而那一代知识分子矻矻于逆境之中，调侃与自嘲中溢出的从容豁达，在此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聂绀弩一向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我外祖父可说是入其青眼者之一。文怀沙就曾对我说：“我在令外公面前是小字辈，他只和聂绀弩舒芜来往，不带我玩儿。”虽是玩笑，却也说明聂张交情非浅。
其实外祖父的性格经历与聂大相径庭，只为人之落拓不羁差可相仿。而这一点也自不尽相同：我外祖父是潇洒寄形，与人无争，聂则恃才傲物，桀骜不驯。二人何以如此投缘，恐怕非后浪所能妄揣，只是“心照神交，唯我与子”的境界，不知要历人世几多风雨几多磨难。
聂绀弩这两首佚诗收入了侯井天集注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该书收入的赠给或涉及我外祖父的聂诗共有27 首。外祖父是1953年应聂绀弩之邀从南京到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后来聂张二人均被划为右派。聂赠张诗有“大错邀君朝北阙，半生无冕忽南冠”之句，颇有自责之意。外祖父却道，贯索犯文昌，在劫难逃，与卿何干？
聂绀弩赠张友鸾诗
（二）
外祖父前半生办报成就斐然，尤以版面引人入胜和擅拟新闻标题著称，其所拟标题最为脍炙人口的，当属抗战期间流行于山城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时人视其为“最有风趣的报人”，后人则以“标题党祖师爷”称之。
人道外祖父情韵连绵妙语如珠，又说他设计标题历来以用心精致著称。妙语如珠我早已见惯不怪，而“用心”者则未必然。我感觉其往往是信手拈来，脱口而出，旁人未及反应，妙语已然应声落地，似乎尚不必用心。
一次人文社同仁都拿了稿费，其中聂绀弩润资稍丰，大家相约去马凯餐厅聚会。聂绀弩走在前面，一脚迈入饭店门槛，回头对身后的外祖父说，今天张老请客。外祖父不假思索，随口笑答，先入为主嘛。聂哈哈大笑，只好买单。
还有一次外祖父生日，约了舒芜去闽江春小酌，恰遇绿原，便邀同往。绿原打听聚会是何名目，外祖父信口答道，此乃生祭。这话若放在今日，——自行百度去吧。
上小学时，有一年暑假外祖父领着我和弟弟妹妹去动物园玩，在公园门口我说：“热死我也。”妹妹便接一句：“我也热死。”弟弟又接一句：“也热死我。”第四句还能接什么？我们便都驻足，想看外祖父词穷的样子。外祖父词不稍顿，悠然接道：“我～死～也～热。”
外祖父酷好聚客招饮，门上宾朋络绎不绝，张恨水、聂绀弩、舒芜、杨宪益、黄苗子、启功等各路大仙时相往还。有一次我在外祖父的旧物中发现一张不具名的便条，上写“张老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聂绀弩这样的人竟然也是座上客”云云，可见外祖父府上胜友如云。
朋友多了，我辈也跟着沾光。1983年我结婚时，收到外祖父老友陈铭德邓季惺伉俪的贺仪30元，再没想到若干年后，我与他们的公子吴敬琏老师成了同事。30元在当时实属重礼，要知道单位同事送的贺礼，是大家凑钱买的一本几元钱的相册（非是礼轻，时风如此）；而我们刊物给总设计师的题字开出的顶格润笔，也不过30元——当然邓办将此款退了回来。
1953年初，外祖父受聂绀弩之邀，从南京到北京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谁知1957年被人拉到新闻座谈会上作了个《是蜜蜂，不是苍蝇》的报告，招来一顶“右派”帽子。
外祖父有个笔名叫“悠然”，是“友鸾”二字的谐音，却也正是其性情的真实写照。纵是打入另册，情致不减，谐趣依然，解颐妙语还如探囊取物，只是多了一分带泪的笑。
有一天，同是“右派”的舒芜在单位西侧的楼梯上与外祖父相遇，旁边没有别人，外祖父朝他微微一笑道：“无言独上西楼。”还有一年我从北大荒回来探亲，去看望外祖父母，闲聊中提起外祖父当年用过的笔名，外祖父笑道，我现在的笔名只有一个：背时张。即便在那样的境况下，他还要借人家贝时璋名字的谐音，幽上自己一默。
邵燕祥曾撰文说，外祖父银髯飘飘，与白石老人有几分相像，但“白石面有愁苦相，友鸾先生虽也历尽坎坷，却总带着睿智而宽容的微笑，正如他在暮年写的名篇《胡子的灾难历程》中所显示的风度：曾经沧海——超越了沧海。”聂绀弩赠外祖父的诗句有云：“包袱三千种，心胸五百年”，都是叹赏外祖父在逆境中的倜傥与旷达。
沈尹默赠张友鸾诗
尹瘦石赠张友鸾画
启功赠张友鸾扇面
杨宪益与张友鸾（右）
外祖父1957年7月22日的日记写道：“闻黄苗子脱产后，每日定量写作，此是劳动态度认真，颇足效法。予决自即日起，日必完成千五百字，自为口号：每天下笔一千五，只许超额不许补。星期只伴儿孙乐，自由自在非为苦。”这就是外祖父被批斗时的心态。
1961年外祖父摘去“右派”帽子，他当即申请提前退休。单位说，如果自愿提前退休，退休费只有70％，外祖父道，60％我也退。这是外祖父的高明之处，他已经嗅出了什么，与其承乏，不如自隐。果然，几年后在干校劳改的楼适夷想起了退休避祸的外祖父，喟然叹道，还是张老头滑头呀。
外祖父一向不治生计，开销亦无节度，反右时工资被降三级，退休又打了折扣，直弄得家徒四壁。好在尚有秃笔一枝，在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开了专栏，笔耕不辍，稿酬以港币计，除去补贴家用，还有些杖头之资。若得润笔稍丰，便出路费将散在各地的儿孙辈召到北京，全家浩浩荡荡去吃四川饭店，然后各奔东西。回到家来，依然家徒四壁，却也依然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
然而1966年运动一来，聂绀弩的诗便不幸而言中：“看尔悠然能遂初”。香港的文章不能再写，本拟付梓的《中国寓言选》也夭折了，预支的稿费早已化入酒肠，还须从工资中逐月扣回。眼看饔飧不继，断粮尚可，无酒怎过？窘迫中翻出徐悲鸿画的八哥一幅，拿到前门的文物店典了50元酒钱，聊解几日“饮酒不得足”的饥荒。
1978年我母亲到四川出差，在一家文物店看到那幅八哥图的复制品，标价已经数千元。回来向我外祖父说，他笑道，当年不卖那画，若被造反派抄走，岂非连50元的酒钱也没有？
五粮液喝不成了，一毛三一两的劣等白干，加上些白糖枸杞，照样喝得有滋有味；牡丹烟抽不起了，两毛三一包的北海，仍然一天两包，自谓“质变量不变”。
1969年除夕，父亲按照单位的要求带领全家吃“忆苦饭”，饭前母亲命我骑车去外祖父母家，看一下二老如何过年。进得家来，桌上杯盘已列，却是有酒无肴。只见外祖父在檐下的煤炉前，兴致勃勃地炮制着一小锅干菜烧肉。这大概是二老过得最为寒酸的一个除夕，身旁再无一个亲人，在那逼仄幽暗的西厢房中，孤零零守着一小锅红烧肉，上演他们的岁末《西厢记》。（外祖父姓张，外祖母姓崔）
但外祖父兴致不减，自斟自酌，其乐融融，还要留我与他们一起过年。我是真想留下来，红烧肉再寒酸，也比麸子面窝头强多了。无奈“忆苦饭”的任务必须完成，只得咽着口水悻悻离开。
不唯寒酸的除夕过出了滋味，便是被强令扫街，外祖父也是安之若素，自得其乐。张恨水的公子张伍回忆道，有一次他去看望外祖父，一进胡同，便见外祖父母二老手执扫帚一前一后正在扫街。外祖父看见张伍招呼道，这是最后一筐土，稍候片刻就可回家。张伍欲相帮，外祖父忙摆手制止。原来扫街有人监督，禁止外人插手，我弟弟年纪小，可放一马，即令我外祖母上阵，也须得到街道恩准。张伍见状心内酸楚，外祖父却坦然道，凡事皆有两面，我伏案一生，到了晚年，借此锻炼身体，现在无病无痛，若不劳动，也许早已不在人世了。
外祖父曾在香港报纸辟有“掀髯谈”栏目，掀髯而笑可说是其标志性动作，甚至一直用到告别人世的那一刻。郑拾风的《临终的笑》是这样描写外祖父的仙游的：“1990年7月23日那天，忽然，他一反卧床多日的疲萎状态，振作亢奋，判如两人。他那双接近失明的眼睛，似乎看到许多使他高兴非凡的人和事，因而变得明亮起来。他挣扎起床，一面喃喃自语，一面掀髯大笑……老人就这样用笑、用谁也听不懂的语言高高兴兴地同人世告别。”
（三）
外祖父的潇洒倜傥、诙谐幽默尽人皆知。或以为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文人积习难除，遇挫则游戏人生甚或犬儒以对。但我后来看了外祖父在1957年“反右”时写的日记，又了解到其心路与情感世界的另一面。
1957年8月里有这样一则日记：“上午到社，人送×××鉴定书来，要我签字。书上盛誉其阶级立场及工作认真云云……此等人，而作此等鉴定，无非逢迎一二人耳，欺人乎？欺天乎？予拒不拟签字，戴××一再相劝，勉签之，不禁一堕泪。近来未尝动此感情，所以然者，自觉有负于社会主义的良心耳。”
具体人际关系我不了解，只知其时外祖父已被当作“右派”批判，但组织处理尚未作出，仍挂古典部小说组长之职，履行名义上的程序，却早无实权。虽迫于压力违心而为，而内心之痛苦自责难以名状。日记不以示人，所记皆真情实感，这其中岂有些许的游戏犬儒？
还有外祖父在1957年9月11日的日记中提到，儿子和儿媳受其牵连被斗，“不知因何如此，是受了我的思想影响么？两人平日发言，见其思想，并不落后；殆以我为‘右派分子’而牵累欤？此真不自殒灭，而祸及孩辈也。为之益增苦痛。”
再有11月3日的日记记载，外祖父的侄女（其父即著名校注家、报人张友鹤）在北航被划为“右派”，侄女“率其同事三人来，谓已受‘右派分子’处分，在学校内劳动。其意似甚不服。予劝之听组织分配，告以不可因反个人而致情绪上真反党。其似尚能纳予言。独恨予且‘行复自念’，不知将有如何遭遇耳。”
情郁于衷，苦痛难抑，却无片言只字怨天尤人，唯有自责而已。
上世纪60年代初，外祖父编辑和译写了影响颇大的《不怕鬼的故事》。1977年罗瑞卿大将复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亲自指示《解放军报》选登《不怕鬼的故事》篇章，解放军报社李庚辰受托登门拜访外祖父并致问候。其时外祖父尚在另册，沉寂多时，忽沐一缕曙光，居然来自军队，因之激动不已，竟至泪下。我当时在场，这才发现原来外祖父不独嬉笑怒骂，也有真情流露之时。
外祖父平反后，家中渐渐恢复了往日宾客盈门的气象。这天来了位客人，外祖母一见便面露不豫，外祖父却忻忻然若无其事，照例置酒款待。事后方知，此人当年落魄不偶，无以为业，外祖父不忍坐视，请客送礼多方求告，为其在单位谋了份差事。谁知外祖父一打成“右派”，此人便跳出来揭发批判，说外祖父腐蚀拉拢年轻人。外祖母说，这种人竟然还有脸上门。外祖父却道，当年他不揭发，自己的“右派”也跑不掉；如今还肯上门，辄有悔过告罪之意，岂可闭门不纳？
《文汇月刊》的谢蔚明回忆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向外祖父约稿，希望能以切身经历，说说知识分子在运动中是如何屡受折辱以致斯文扫地的。外祖父复信说：“足下嘱写‘斯文扫地’一稿，我是扯了又写，写了又扯，始终不能成篇。对于某些人，常悯其无知，心存回护，着笔实难挥洒，这便索然无味了。”——对于曾经伤害到自己的某些人，外祖父不过报之以淡淡的一句“悯其无知”甚且“心存回护”。
后来外祖父又写一信说：“看了《增刊》，仿佛生旦净末的戏俱全，只是缺少丑角的戏。插科打诨，我还能勉力为之，遂决计……改写《胡子的灾难历程》，藉博读者一笑。”于是便有了那篇著名的《胡子的灾难历程》。
有时我想，难道聂绀弩张友鸾们醉心于苦难中的孤芳自赏，甘愿在生活的苦酒中酿制自己的才华？其实他们与任何人一样，祈望安稳自由舒心的生活，然而是不能也，非不为也。因此纵然他们有再多此类引人入胜的故事，我只希望他们的故事不要重演，司马氏刀光下的魏晋之风不值得钦羡，后浪们永远不必追慕摧折下的苦中作乐，无奈时的长歌当哭，荒唐中的遗世独醒。
只是从他们的故事中，还能收拾出两样东西：人格与人性。人格是骨，人性是血，人无骨血，何以为人？
张友鸾妹婿、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后为浙江美术学院，现为中国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的李家桢所绘张友鸾肖像
（四）
小时候我喜欢去外祖父家，但父亲大不情愿，因为外祖父在他眼中是资产阶级。
父亲曾经是南京地下党，1949年以后受组织委派参与接管外祖父办的《南京人报》，顺便接管了报老板的大小姐——就是我母亲。父亲对于自己的老丈人，阶级立场很是坚定分明，从小我们就听他说，你们外公是资产阶级，要和他划清界限。父亲的话总是充满正能量。我读小学五年级时，父亲一篇很正能量的文章在《中国少年报》上整版刊登，老师让我站到讲台前，向全班同学朗读那篇文章。那时的我也被父亲的正能量深深感染和鼓舞着。
然而父亲的真实身份却是——“右派”。大抵我家盛产“右派”，亲属中戴“右派”帽子者共计八人，占到全国“右派”总数的七万分之一。1957年父亲成了外祖父的同道，大家都是“右派”，而“右派”都是资产阶级的。但父亲似乎认为自己依然有别于资产阶级的张友鸾，虽然不会有人认可我父亲是无产阶级的“右派”。
因此我想外祖父厚葬其地主成分的岳母（即我的曾外祖母，我称之为“老祖”），父亲是很不以为然的。外祖父的岳母曾在我家借住过一阵，我这个吃狼奶的孩子，想出各种恶作剧来戏耍捉弄那地主“老祖”，就如《百年孤独》中布恩迪亚的后代对待乌尔苏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父亲的影响。
我父亲所持的这种态度，外祖父心知肚明，却从不曾置一词，但我父母间则为此龃龉迭生。终于有一天母亲领着弟弟负气出走娘家，父亲则带着我和妹妹去中山公园，以示分庭抗礼。那时“九大”刚刚开过，大喇叭里播放着“满怀激情迎九大”的歌曲，父亲在公园的长椅上继续给我们讲与外祖父划清界限的道理。
几个月之后我奔赴北大荒，全家到永定门火车站送行。车站高音喇叭播放的革命歌曲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母亲说，我们年轻时出发都唱《青年团员之歌》，父亲便道，那是苏修的歌曲。当着那么多同学和送行的家长，父母再次口角，令我极其尴尬。
一年之后，父亲去了湖北咸宁的文化部“五七干校”，被发配到劳改排劳改，却又任他为劳改排长。这职务分明有几分羞辱的意味，父亲则视为改造和赎罪的大好时机，因此拼命表现，不出三年便彻底熬垮了身体。
1973年父亲回北京治病，我也请了探亲假回家探望。这时我不满20岁，看到父亲的状况，言谈中忍不住发了几句牢骚。父亲闻之色变，正式和我谈了一次话。他很严肃地向我指出：你情绪中有一些很不健康的东西，现在你已经成年，怎么可以对“五七干校”和上山下乡这些重大原则问题随便发牢骚？我望着父亲几近脱形的病体，悲从中来，几番欲言还止，唯有垂泪。谈话不欢而散。
而父亲的病势日益沉重，终至不起。祖父母远在南京，此时频繁来探望父亲的，却只有资产阶级的外祖父母。外祖母高度近视加白内障，双目几乎失明，两位古稀老人拄杖相搀，南北驱驰；见了父亲，相对无言，默坐良久，然后起身告辞。不数日，又是一番奔波，又是相对默然。
晚年的张友鸾、崔伯萍夫妇
在一段时间里，这成了固定节目。我因前时的谈话心存芥蒂，看到此情此景，不禁暗自对着父亲发问：现在来看您的，除了您一向反感反对的资产阶级，更有何人？
父亲始终不语，长时间看自己的双手或天花板，我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这天父亲突然亢奋起来，把我们叫到病榻前，讲起了他的历史。令我极为震惊的是，父亲提起当年的“反右”和时下的运动，竟然对某些事和人，表露出与他一贯立场和态度大相径庭的看法。
父亲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有些话彻底颠覆了我对他的认识；我平生第一次听父亲说出来，他一向坚信的某些是非可能恰恰相反。最后父亲说出他心中最放不下的两件事，一是我能不能返城回京，二是外祖父母两位老人的身体……
父亲身体虚弱之极，说了这些，似已耗去全部精力。他仰卧于床，长吁一口气，失神的目光久久盯着天花板，仿佛终于完成一场庄重的仪式，又如卸下一生的累累行囊，准备轻装远行了。
数日后，父亲的生命永远定格在46岁。
（五）
外祖父一生恂恂儒雅，为人再随和谦恭不过，然而并非人人都懂得桃李相报的道理。当年外祖父扫街时，胡同里有一户人家，不知与我家几世的冤仇，专和外祖父过不去，全家人从大人到孩子，见了外祖父一律以“张老头”呼之。我弟弟陪着外祖父在前边扫街，他家孩子在大人的唆使下，跟在后边丢垃圾，前边扫后边丢，乐此不疲。外祖父却也无言，人家丢过，他便回过头再扫一遍。丢了扫扫了丢，这天我弟弟忍无可忍，跑回家拎了把菜刀要拼命，街道来人将我弟弟教训一顿，说是阶级报复。从此那家人更加的嚣张。
外祖父对我弟弟说，你看见狗子朝你叫，便对它说，狗呀狗呀你不要咬我，这固然不成；而你因此便趴在地上朝狗吠，一般的也没用。唯一的办法，就是绕开它。
张友鸾1949年前的部分作品
张友鸾1949年后的部分作品
其时我弟弟还是小学生，但这番话对他似乎并不起作用。几年之后，到了运动末期，我弟弟已经长成，想起当年的屈辱，纠集他结交的哥们儿，避开外祖父守在那家门外，只要见到他家的人出来，便是一顿胖揍，直打得那户人家搬离此地。我自然极不赞成弟弟的做法，想必外祖父更不认同。只是对于某些人，一时却也想不出比我弟弟更为一劳永逸的应对之策。
然而遇权力的横行，舍弟那一套便无所施展。外祖父刚平反时，我家隔壁的邻居搬走，我母亲找外祖父单位商量，能否将外祖父母的房子调换到我家隔壁。两个老人年迈多病，需要有人照顾。因为都是文化部系统的房产，不存在产权问题，单位答应得很痛快。
谁想未及搬家，邻屋已来新户。知情人讲，总务科有人利用职权作了手脚。我们不忿，欲讨公道，大闹总务科。怎奈外祖父虽已平反，仍被另眼相看，受些欺凌料也无妨。后经多方交涉，单位将团结湖一处房子给了外祖父。我们仍感不平，本来是为了方便照顾二老，结果反而住得更远。外祖父却以为塞翁失马，平房换了单元楼房；团结湖嘛，自当团结对象来住。况且此房据说原拟分给聂绀弩，聂不住，选了劲松的房子，如今张占聂巢，总算旧缘未尽。
对这类事情外祖父总能心平气和泰然处之，盖由于不讲理的事情经历得太多。他的《胡子的灾难历程》写道：“区区有了几根胡子，因而学步先辈，写作之时，信手拣个‘胡子长’的笔名，在报刊上露过一两次面。灾难来了。‘捉贼捉赃’，引起质问：‘你为什么取这个笔名？’我想不到这会成为问题，只好胡扯回答：‘今人有胡子昂、胡子婴；古人司马迁字子长：我叫胡子长有什么不可以？’这样的回答，不料竟被抓住把柄，大喝一声：‘你这就是用资产阶级、封建人物做榜样！’……接着问题又来了：‘想当初，梅兰芳蓄须明志，为的对抗敌人；你为什么蓄须？明的什么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什么！’这一问真问得好，问得我哑口无言。”
十年探索时一次走在街上，两个戴着红臂箍的后浪，嘻嘻哈哈指着外祖父议论：“这个白胡子老头还活着，真是‘胖子拉屎’。”外祖父不解，向人打听才知此乃北京歇后语：胖子拉屎——没劲，意谓这糟老头活着没劲。
这两个后浪可不知道，就是这活着没劲的糟老头，当年参与组织安徽CY（共青团），与恽代英探讨青年运动，邀郁达夫到北京执教，替邵飘萍编《京报文学周刊》，约请徐志摩写《济慈的夜莺歌》，受李大钊之托办《国民晚报》，接替刘半农主编《世界日报》副刊，联手周作人讨伐张竞生，搅局张作霖和胡汉民：他出道干这些事时，与那两个后浪实在不差几岁年纪。
或者还可以打听一下80年前的新闻检查官，当年办报的张友鸾，可是逆来顺受的角色？
只是烈士暮年，说自由他说，笑自由他笑，古董先生谁似我，时人指笑何须躲罢了。
对于外祖父的人生态度，我常欲效法，却苦于不得门径。《景德传灯录》有云：崔相公入寺，见鸟雀于佛头上放粪，乃问师曰：“鸟雀还有佛性也无？”师曰：“有。”崔曰：“为什么向佛头上放粪？”师曰：“是伊为什么不向鹞子头上放？”大约总须到佛头着粪的境界，庶几可窥其堂奥。
于是时时着意身体力行。且说这日行走街市，身前的女士突然驻足转身，我闪避不及，径直撞将上去。女士方变色，我便赔礼不迭，告诉她凡追尾事故，一律由后车负全责。大家一笑而散。
其实我很清楚，是前车不打蹦灯突然变道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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