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丨​张纯：朱维民老师，不想当牧师的刷墙工成了好画家

  作者简历

2000年前后的作者

张纯，1957年11月出生于上海，1976年1月中学毕业后去江苏大丰县海丰农场务农，1978年10月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冶金工业部《冶金报》工作，1988年转行至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从事图书和杂志编辑出版工作至退休。

原题

我记忆中的朱维民老师

作者：张纯

大学毕业后的本文作者

曾经读到过两篇回忆朱维民老师的文章，其中一篇是同学郭少达兄写的，记述了人民大学新闻系当年开设朱维民老师的西方美术史课（具体名字记不清了）给我们带来的震撼。

没错，在那个改革开放伊始的年代，即我们现在总在以各个角度回忆的上世纪80年代，能接触到那些世界美术名作，对我们来说的确算得上是震撼。我很钦佩少达兄把当年通过幻灯片和朱维民老师的讲解所了解到的那些西方美术名作，以及对那些伟大名作的感受，描述得如此的细致入微、栩栩如生。这触发了我一直想写一些自己记忆中的这位老师的念头。

朱维民老师

说真的，在人民大学四年中给我留下最生动，也是记忆最深刻的是朱维民老师，因为我是他那门西方美术史课的课代表之一，这是我大学四年里唯一担任过课代表的一门课。还有一位课代表是同宿舍四年的季洪光兄。

不记得朱维民老师开设的这门课是一个学期还是一个学年，似乎应该是前者，但是在我的记忆中，这是唯一有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77级（可算作学兄学姐）的学生跑来人民大学听的一门选修课。

朱维民老师油画作品

担任课代表，使我跟朱维民老师有过很多接触，也听他聊起过很多事情。现在凭记忆把这些事写出来，我不能保证绝对准确、绝对真实：一是因为我恐怕无法保证我的记忆是否绝对准确；二是当初我听到、看到的那些是否绝对真实；三是更无法保证老师所说的完全真实。不过有一点我可以保证，这里面绝对没有我自己的胡编乱造。所以如和事实有出入之处，请同学们谅解、包涵，也请同学们指正。

我的记忆比较凌乱，叙述也就没什么条理性，有点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的意思。

朱维民老师

朱维民老师是上海人，至少是小时候生活在上海，家境应该很不错。因为据他说，小时候他的父母想让他将来长大后去当牧师，于是就让他学法文和拉丁文。他的拉丁文如何我不太清楚，他的法文应该不错。

他跟我说起过，他是改革开放初期，也就是“文革”后，我国第一批送到法国巴黎罗浮宫临摹西画（包括雕塑）名作的画家之一。好像是当时文化部选送出去的，为期三个月。

在法国，他的法文曾引起接待方的惊诧，觉得能从一个来自远方的中国人嘴里听到一口标准的巴黎音，真是有点不可思议。记得朱维民老师在说起这件事时，脸上露出很开心的笑。

还记得有一次，他用调侃的口吻告诉我说，法国人瞧不起意大利人，觉得意大利人土，而法国人自认为高雅。光是从意大利语和法语发音上的区别就能感觉到。他说意大利语中不少词儿，结尾的音都是io（伊奥），听上去真是土。他随口念了好几个意大利人的姓名，其中有几个是很著名的意大利画家、雕塑家的名字，结尾都是发io的音，然后笑着问我说，是不是很难听？

朱维民老师油画作品

当然，朱维民老师对做牧师一点兴趣都没有，于是他报考了当时的国立艺专（跟国立剧专同“级别”）。1949年以后，国立艺专合并至中央美院，朱维民老师应该是1952（1953？）年毕业于中央美院油画系的。我问过他怎么会到人民大学新闻系摄影教研室当老师，因为他说自己当时并不会摄影，可是不记得他是怎么回答的了。

“阴差阳错”的是，他来人民大学当老师，书没教成，却补成了右派。他是1958年在新闻系被“补”打成右派的。我问过他为什么会被打成右派，他乐呵呵地说，大概是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常说一些国画的“怪话”，被认为崇洋媚外。二是被批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证据是常常买烤白薯吃。朱维民老师很爱吃烤白薯。

朱维民老师年轻时应该是比较“气盛”的，因为以“右派”年轻教师身份发配至北大荒劳改近十年，跟他思想上行动上对抗改造有关。对劳改的那些岁月中的遭遇，他说起来语气并不激烈，甚至是略带微笑，但是记得他说“差点饿死”。

他告诉我，他没被饿死是因为他那时瘦弱，反而相对“扛饿”。一些看上去体魄强壮的，反而扛不住饿而被饿死。但是他说，他的胃就是那时饿出毛病的，以至于后来的岁月里，胃的状况一直不好。

唯一感觉到他愤怒的事，是有一次说起当时很有名的一个作家（“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大墙下的红玉兰》的作者），也是一起被发配到北大荒的“右派”，在劳改队被任命管理别的劳改人员的，说他欺负别的劳改人员。

朱维民老师油画作品

劳改结束后的朱维民，仍然不能回北京，其中一个原因是“文革”开始了，人民大学被撤销了，尽管新闻系成建制地转到了北大。他先是去了山西农村，他说那时农民们都在闹革命，文攻武卫，没工夫搭理他们这些被分配到农村继续改造的“坏分子”。后来，他通过“关系”（据他说，还是很硬的关系）去了新疆，由此开始了在新疆的十年。

关于那十年，朱维民老师也很少讲起，只是说，那时他是“黑户”，没有户口，就没有粮票，吃饭成大问题。好在他有手艺——刷墙。因为他是画油画的，刷墙是把好手。他对我说，新疆人民是很爱美的，他流落到南疆，那时是铁路不到的地方。他就手里提着油漆桶，到那些需要刷墙的维族人的家中帮助刷墙，报酬就是给一顿饭吃。

十年下来，他的刷墙技艺精湛，维语也很棒，画艺更是精进。他的生活除了刷墙，便是画画。口味大变，特别爱吃新疆的“大饼”，就是馕。以至于后来回到北京，满城找上好的馕。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就是在当时魏公村的“新疆村”，他背着书包，见到我，微笑过后，说自己是来买馕的，还说这里的馕很地道。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朱维民老师应该算是地狱、炼狱走了一遭。等到“文革”结束，他得回原单位办理“平反”事宜——哪儿把你打成“右派”，你就得回哪儿去（被）平反，于是他回到北京。那时人民大学尚未完全复校，他以自己出色的绘画技艺，在中央戏剧学院舞美系和解放军艺术学院的美术系（大概的名字，不准确）同时教课。他说他去不了中央美术学院，因为那里“派系”林立，而他离校很久，没有任何人脉，甚至中央美术学院都不记得曾有这样一位学生了。

朱维民老师素描作品

朱维民老师在中国油画界“重见天日”，缘起于中央美术学院“文革”后第一次举办“历届毕业生画展”，他的一幅人物肖像画，被当时中央美院院长，后来担任过美协主席的江丰惊为“中国的蒙娜丽莎”。

这幅人物画画的是一个新疆的少女，应该是坐在谷物场边，大脸盘，肤色黝黑，眼睛乌亮，系着围巾，面露略带羞涩的微笑。

朱维民老师油画作品

我现在回想起来，画中的少女应该不是维族，而是生活在新疆的其他少数民族，如乌兹别克、哈萨克斯坦什么的。因为明显不是凹眼眶、大眼睛、高鼻梁、白皮肤。

这幅画据说后来被中国美术馆收藏。那是我们即将毕业的时候了，朱维民老师和另外两位画家（名字记不住了）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联合画展，这在当时是一个艺术家能获得的最高荣誉的象征，标志着朱维民老师在中国美术界的“大师地位”的确立。

朱维民老师油画作品《喀什葛尔的圣玛利亚》

我们新闻系去了不少同学。记得在参观画展时，朱维民老师很开心地对我说，我这辈子能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也算是成功了。那次画展后，听说朱维民老师有三幅画被中国美术馆收藏，那幅“中国的蒙娜丽莎”是其中之一。

那几年里，朱维民老师每年都要外出写生，记忆中他常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山西煤矿，另一个是浙江沿海。他的人物写生基本都是矿工和渔民。他说，矿工和渔民是“最有特点”的。他不大喜欢没有特点的“脸”。他最推崇新疆人，认为他们是最有特点的。

关于朱维民老师“捡”了个“爸爸”的事，我的印象很深。

第一次去朱维民老师住的地方，就是那片平房，是几排几号已经记不清了。因为每次上课的前一天晚上，我和季洪光兄要去他那儿，帮助装幻灯片。一进门就看见一位老大爷，面色黝黑，瘦小，木讷。朱老师介绍说，他是张大爷。又说，这是他捡来的“爸爸”。后来听他细述过程。

1979年，开始拨乱反正，北京街头上访的人很多。有一天朱维民老师办完事，来到王府井东来顺吃涮羊肉。饭馆里站着不少要饭的，只要哪桌吃饭的人一起身，要饭的便蜂拥而上，抢着吃残羹剩饭。

朱维民老师油画作品

朱维民老师发现有一个老头，身体羸弱，抢了几次都抢不上，于是就把他拉到自己座位旁，给他要了几个烧饼，并让他一起吃羊肉。问他来北京做啥，他说儿子“文革”中被打死了，他要去告状，请北京的“大领导”为他做主，要求呢也就是“平反”。但是到了北京，连去告状的门在哪里都不知道，连饿带着急，病了，发烧了。

朱维民老师等老人吃完饭，就带他去了医院看病抓药，然后出了医院就把老人带回了自己的宿舍。随后几天，朱老师又是代写状子又是带他去“信访办”，最后帮着把状子递了上去，事情办完后本打算给老人盘缠让老人回家，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老人后来留了下来。

朱老师和张大爷

当时朱为民老师住的平房好像有很小的三间。一个小间是他画画、睡觉的地方，还一个小间是吃饭的地方，再一个小间让这位张大爷住。朱维民老师经常要去外地，张大爷就帮他“看家”。朱老师对张大爷经常是赞不绝口，说张大爷特别朴实，他每次去外地，临走前留给张大爷一笔饭钱，但是每次都没花完。

朱维民老师给我印象最深，也是最感动我的一件事，跟前面提到的那套上课用的幻灯片有关。

朱维民老师素描作品

那套西方美术史的幻灯片是进口的，好像当年所花不菲，而且应该是朱维民老师自掏腰包买的。这套幻灯片不光是给我们上课时用，他在中央戏剧学院和解放军艺术学院给学生讲西方美术史时也要用，很珍贵。每次用过，都得反过来装一遍（啥原理也不记得了）。他讲那堂美术史课，每次两节，连着上，中间休息十分钟。

有一天课间，他发现那套幻灯片缺了一张，一检查，是一张鲁本斯的作品（裸体画，鲁本斯最擅长这类很肉感的画），很著名的，讲西方美术史必须讲这幅画。于是他在课堂上就对同学们说，这套幻灯片少了一张，因为是在课堂上发现少的，所以请拿走这张幻灯片的同学能自己悄悄还回来。我的住处是（几排几号）。朱维民老师还请同学们不要相互猜测，因为当时教室里的确响起一阵窃窃的私语声。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和季洪光兄？）来到朱维民老师的家，刚一进门，朱维民老师就兴奋异常地对我们说，那张幻灯片还回来了——是悄悄放在了他的家门口的地上。他的脸上浮现出孩子般的笑容。他说他很高兴。还说了一段圣经故事。具体的我忘了，只记得说了“牧羊人”啥的。但是转而他很认真地嘱咐我们说，这事你们千万不要在班级里说了，千万不要说。

朱维民老师油画作品《白求恩像》

第二天课堂上，朱维民老师一上来就给全班同学道歉，说那张幻灯片找到了，不是哪位同学拿的，而是他自己不小心遗漏在了某处。这时我才明白昨晚他为何嘱咐我们别去说。

其实朱维民老师的那门“西方人美术课”应该算不上是选修课，而只是“讲座”，因为我不记得这门课结束后是否有什么考试了。这门课结束后，我跟朱维民老师的联系渐渐少了，毕业后更是没啥联系，只是从同学嘴里听说过一些他的情况。比如他画了一幅彭德怀的油画，“招”来当时军委领导来人民大学他的家中看画，后来他还为此得到了学校的“优待”，分给他一套单元房等等。

朱维民老师对新疆一直充满了感情，对新疆一直很关心。记得有一次他曾说，想给中央领导写封信，就新疆的建设和管理提一些自己的建议和意见。当然不知道他后来是否写了。

我从1989年夏天在魏公村与朱维民老师相遇后，就再也没见过他。再听到他的消息，就是他的去世，那是从别人写的纪念文章里得悉的。但他在我心目中，一直是那样的栩栩如生。我永远也忘不了他。 

本文作者近影

朱维民专题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部分图片选自朱维民博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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