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达，少年时干过农活，后来上了中专，半导体器件制造专业毕业，到呼和浩特一企业中工作了八年，对调回京后在某大型国企干过一年多电工，三十岁那年赶上恢复高考，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四年后毕业，分配到光明日报，当编辑二十六年，退休后，喜欢写毛笔字，不见长进，惟自娱耳。
原题
难忘的“3.20”之夜
作者：刘志达
自北大毕业已经二十七年了，回想起1978年春天开始的在北大的四年生活，至今仍兴奋不已。那时我们国家刚刚摆脱“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精神枷锁乍被解除，人们一身轻松，但却也因此感到很多的不习惯。旧山河要从头收拾，百废待兴，然而问题重重，诸多困难。
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始，人们憧憬着，却又不知憧憬着什么。不断有大事发生，万众欢呼，却也有人不理解。许多事情看上去出乎意料，却又都在情理之中。那是一个充满使命感的年代，作为北大的学生，这种感觉似乎更强烈。那四年中，我们经历了很多令人难忘的事情。而对于我来说，最难忘的，还是“3·20"之夜。
1981年3月20日，风和日丽，同学们像往常一样正常上课。中午吃饭时，有的同学议论着正在香港举行的世界杯排球赛亚洲区预赛。当天晚上，中国男排要与韩国男排在香港伊丽莎白体育馆决赛，胜者将代表亚洲参加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世界杯排球赛。下午，各宿舍楼的电视室里，早早地就有人用小方凳占上了位子，准备晚上看中央电视台对这场比赛的实况转播。
我对体育不很热心。由于是“文革”后首批大学生，进北大时我已经三十岁了，学习负担以外，还有家庭负担，平时不怎么看电视，也不太注意各种体育赛事。但我这个人比较随和，愿意与比我岁数小很多的同学相处，因此有不少的事情就受他们影响。那天许柏林、王林等同学积极主张晚上看男排比赛的电视直播，他们在电视室里占了位子，位置还挺靠前的，约我晚上一同去看。我对排球还是懂得一些的，二十多岁时，在工厂里有时也凑热闹打打排球，虽然成功的扣球屈指可数，但基本规则和技术知识大致上都了解，因此待球赛快开始时，我就和他们一起坐在了电视室里。比赛从晚上八点开始，七点多时电视室里面已挤满同学。我们中文系的电视室在32楼三层，只有两间屋大，由于人多，中间的坐着看，两边的和后面的就站着看，来晚了的没办法，只好站在凳子上从门口向里伸着头凑合看。比赛的详细情况已记不得了，只记得一上来中国队就连输两局。我们的队员扣球总是让人家给拦住，人家扣球我们又拦不住网，发球还常常失误。第一局以很悬殊的比分输掉了，第二局眼看要追上了，可还是输掉了。同学们越看越揪心，有的气，有的急，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有人甚至认为大局已定，中国男排肯定冲不出亚洲了。
可没想到的是，从第三局起，中国队克服了前两局的拘谨，放开了，动作挥洒自如，大幅跑动，交叉换位，中路快攻，扣球不断得分，拦网反击也屡次成功，队员们一个个像民族英雄一般，越战越带劲儿，越打越有精神。电视室里，同学们也是越看越兴奋，鼓掌叫好不足以抒发心中的痛快，就不停地给场上队员出主意。坐在我旁边的新闻专业的周宁一个劲地喊：“时间差！”他一喊，电视里我们的队员就真的打了一个时间差，扣球得分，弄得电视室里同学们都一个劲儿地高喊：“时间差！”第三局中国队以很悬殊的比分获胜，第四局中国队又以很悬殊的比分获胜,双方打成二比二平。
最关键的第五局开始了。中国队气势不减，胜利几成定局，可比赛快结束时，转播突然中断。那是因为租用卫星的时间用完了。但1981年时我们还不太懂得这些，同学们就等，等了一会儿也不见转播恢复，估计香港的比赛已经结束了，大家就陆续回了宿舍。
在楼道里，我遇到了我们班的李春。李春当时也就二十一二岁，机灵，好动，活跃。他跟我说：“收音机里广播了，比赛已经结束了，第五局十五比九，中国队赢了。”他看我挺高兴，就说：“外面热闹着呢，咱们到外面去看看。”我就跟着他下楼了。出了楼门往西，38楼那边果然很热闹，我们俩走过去一看，也不知谁从哪里找来了一面不是很大的鼓，两个同学抬着，还有一个同学在敲，敲的是秧歌点儿，大家围着看。有人把寝室里的破笤帚点着了，当火把一样举着；也有人摇着手中的红旗。楼上的窗子全开了，许多同学从窗户中探出身来向下看，喊着什么。
我们俩看了一会儿，李春说：“想办法让大家在校园里转转，行不行？”我说：“有一个办法，你去跟那个敲鼓的同学去说，只要鼓一走，大家就会跟着走。”李春真的就过去了。我在这边看得真切，只见那敲鼓的同学边敲鼓边点了点头，两位抬鼓的同学就抬着鼓走起来。随之，大家就跟着走。鼓和旗在前面，后面越跟人越多。
李春不知跑哪里去了，我也就跟着大家走。队伍从32楼后面向东，由32楼东面直奔南大门，边走边喊着口号：“中国队，万岁！”至南大门，折而往北。路东的25楼、26楼，当时是留学生楼，有外国留学生从楼上窗口往外看热闹。队伍的口号到这里很自然地就变成了“中国，万岁！”而且就这么一路地喊了下去。我前后看了看，这个队伍真不算小，前边快到图书馆了，后边还刚过26楼。队伍从图书馆前毛主席塑像那里往南返，显然，前面的同学是38楼的，他们要回38楼。可到了38楼后，队伍并没有停下来，却顺路出了小南门，上马路向东走。我不记得此时还有没有敲鼓的了，印象里当时队伍有些稀拉，人也没在校园里时多了，只听有人喊“跟上！跟上！”不一会，有人带头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开头唱得挺整齐的，可唱到了后面，许多人不会词儿了，“向着”什么“向着”什么的，唱不下去了，于是又接着喊“中国，万岁”的口号。
此时前面停顿下来，我当时距队头不远，就赶上前去看。原来是前面的同学在讨论队伍往哪个方向走。当时队头正在校南大门外东边不远处的丁字路口，往北可去清华大学，往南可去人民大学。我正跟几个同学打听这个事，身后面又挤过来一个同学。当时天黑，距路灯也远，看不清楚他的眉眼，大致上是20岁出头，一米七多一点的个子，体形较瘦，白净面皮，戴着个眼镜，不知是哪个系的。大概是看我年长一些，他就对我说：“同学，咱们换个口号好不好?”他说:“团结起来，为中华的崛起而奋斗。”我知道他说的这个口号的后半句，前不久哪个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报告文学中提到过，据说是一位伟人在青年时代说的。我对那位同学说：“这个口号好是好，就是太长，不如就喊‘团结起来，振兴中华！’”那位同学说：“行！”我就对面前的几个同学说：“把他抬起来，让他跟大家说，换个口号。”几个同学就弯腰去抬那个同学的腿。这时我才看到，就在我们身旁，有好几个同学都举着录音机，是那种当时算是挺不错的“砖头式”录音机。他们在做现场录音。这时，那个同学已经被抬了起来，他面朝西，双手握成喇叭状，向队伍喊：“同学们，咱们换个口号，喊‘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大家一齐喊‘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可能是因为没有扩音器，队伍后面听不清那位同学的声音，所以口号喊得并不很整齐。没喊几声，那个同学被放了下来，口号也就没再接着喊。大家又回到队伍朝哪边走的问题上来了。我看当时已是半夜，就对前边几个同学说：“走到哪儿，也就是表达这个心情，现在已经很晚了，别再往前走了，回校吧！”大家都同意我的看法，于是队伍就往回走。这时已经不喊口号了。不一会儿就回到了学校的南大门。我当时的心情仍很兴奋，觉得今晚的事情挺有意义，不能草草就散了。我见门卫室前有一张三屉桌，就站了上去，对大家说，咱们在这儿唱个歌，然后再解散，咱们唱“老国歌”！大家都一致同意。于是我起了个头，打起了拍子，大家就跟着唱了起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文革”结束后，国歌曾一度被换了新词，但人们心里仍烙着田汉写的词。一唱“老国歌”，同学们都很兴奋，因此歌声非常整齐雄壮：“……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在一阵欢呼声后，大家各自散去。当时已是后半夜了，但校园内并没有平静下来，还有人在欢呼，据说还有人用喇叭吹奏国歌的曲调。第二天中午吃饭时，校广播台报道了头天晚上校园里发生的事情。广播员以激动、热情的声音说：“3·20之夜，同学们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表达了北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广播里还播放了现场录音。两天后《人民日报》也刊出了有关北京大学学生“3·20"之夜欢呼中国男排获胜情况的通讯。那篇通讯写得不长，内容也不是很详细，比较概括，但那通讯的标题十分引人，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在报纸第二版的中上靠右的位置，印着一排楷体大字：“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男排队长汪嘉伟在北大讲述夺冠之路
汪嘉伟被北大学生抛了起来
男排队员在给北大学生签名
排球运动员在北大
当年的海报
当年的海报
（作者注：此文原是1998年纪念北大百年校庆时，为某出版社组织的《北大往事》一书而写的，原标题为《难忘的3·20之夜》。但该书出版时，标题被编者改为《一个口号的诞生》。今天，借文学七七同学出版毕业三十年纪念册之机，将此文略作技术性修改，并将标题改回原貌——2009，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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