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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窗 | 杜创业：山西官场里的"清流一派"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陶海粟，1969年从北京清华附中到陕西延川县段家圪塔大队插队，1971年被招聘为干部，曾先后任延川县团委书记和公社书记。1978年2月考入北京大学，毕业后曾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现为摩科瑞能源集团亚洲区执行董事兼中国公司董事。
原题
北大经济系77级故事系列
山西厅官杜创业
作者：陶海粟
杜创业
父亲每月靠6元维生
杜创业来自山西农村。小时候，他父亲在供销社工作，属干部编制，吃旱涝保收的“国库粮”。但杜创业的母亲和家里六个孩子都是农村户口，要依靠村里的生产队分配粮食。
由于家里没有壮劳力，生产队分的那点儿口粮远远不够吃。父亲从每月微薄的36元工资中留下6元做自己的生活费，余下的全部交给家里买粮食糊口。那时村里经常放露天电影，家里连一角钱一张的电影票都买不起，创业每次都是等电影快放完时免收门票了，才进去看一个大结局。
从上小学到高中毕业，创业都是在本村的学校读的书。1965年上小学后，正赶上那个红通通的年代。那时全国上下人人学习毛主席著作，老师天天领着孩子们背诵“老三篇”。
由于还没识几个字，对文中词句的意思完全不理解，只能跟着老师的读音机械地背。老三篇之一的《为人民服务》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是人民的队伍。”爱琢磨问题的创业每次背到这里，总是大惑不解：为什么这里要把“共产党”三字连着念两遍？他把这个问题提给老师，遭到老师的训斥。
炊事员给学生娃上课
学生们把“老三篇”倒是背得滚瓜烂熟，但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大氛围中，学校传授的知识却是少得可怜。创业说，他直到高中毕业，连汉语拼音都没学会。学校里没有历史、地理、自然这些课。设了“学工课”、“学农课”，但又没有专业老师，让食堂炊事员来教“学工课”，他自己连课文都念不顺畅。
在这样的教育体系下，学生们学以致用的本领就可想而知了。创业现在还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老师让大家写作文谈感想，他的一个同班同学实在写不出来，就把报纸上某外国首脑给周恩来的贺电抄了一遍，里面说：“欣闻贵国卫星发射成功，我对阁下表示衷心祝贺”。从此这个同学得了个外号叫“阁下”。
学校的教育靠不上，却逼迫着从小求知欲就极强的杜创业另辟蹊径。他在课本之外千方百计地搜寻各种能找到的书籍苦读。没钱买书，他就用一切机会找别人借阅。
穷娃借书读通宵
有一年的旧历年大年三十，他看到一个同学手里拿着一本长篇小说《平原枪声》，便要借来看，同学说他第二天就要还给别人了，创业说“明天保证给你”。
拿到书后，他一夜没睡觉，在油灯下和这本书一起度过了除夕夜，把书看完了。
第二天早上，他母亲看他满脸都是黑乎乎的，惊问他夜里干什么去了，才知道是因为通宵看书被油灯的烟熏的。
高中毕业后，一次公社书记来村里召开社员会，带了一本《政治经济学简明读本》放在桌上。创业早就听别人说这个书记好学、有水平，想来他读的书一定不错的了，于是，虽然还不知道“政治经济学”是何许事物，第二天就骑着自行车，专程到二十多里外的县城买了一本。
1977年高考时，政治试卷中恰好有一道题是问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别的考生大多一头雾水，但创业由于读过那本书，回答得洋洋洒洒，轻松愉快，结果政治考试得了满分。后来进入了北大经济系的政治经济学专业，从此始终不渝地保持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爱好。
燕园的“方法”相伴一生
在北大，杜创业仍然保持着刻苦自学的习惯。头两年多的基础课修了之后，他就很少去课堂听课了，整天钻到图书馆里读书。他的毕业论文题目是人民公社体制，为了尽量获取详实的历史资料，他在图书馆里把1956至1959年的《人民日报》逐日查阅钻研了一遍。
创业后来回忆说，北大这几年的学习生活弥足珍贵，虽然很多具体的观点、结论不一定能伴随终生，但是那种研究问题的抽象方法、分析方法，那种把纷繁的社会现象理论化的方法，确实使他终生受益。
走上工作岗位之后的几十年中，他也一直保持着孜孜不倦地读书的习惯，出行时不管是坐车还是坐飞机，总是带着几本书。他常常和周围的人说：“读书是天下第一美事。”
在北大四年中，杜创业像是深植于知识土壤中拼命吸收养料的植物一样，毕业后回到山西的家乡土地上，很快就开花结果了。
27岁当县委副书记
1982年毕业后因病休息了一段时间，1983年3月他才正式在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不久就崭露头角。
因为有政治经济学的武装，他对于农村工作中接触到的种种问题总喜欢提高到理论层面进行思索，因此比那些就事论事的人能够略高一筹。
当年11月他写的谈完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文章，就被当时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发表了。第二年七月，他又写出了关于农村商品生产新探索的文章，与领导合署在《山西日报》头版发表。初出茅庐的杜创业，在当时的山西着实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不久，政研室曾经的同事、已经担任原平县委书记的吕日周，就力邀他到原平当了县委副书记。这时的杜创业只有27岁，离开北大两年多，正式参加工作才一年多。1992年他35岁时，又在省里举行的考试公选厅级干部中，以绝对优势入选，成为山西最年轻的厅级干部，不久就担任了省委农工部的副部长。
2003年到2008年，杜创业担任省政府林业厅长。这是他第一次作为一把手主持一个部门的工作。他在这个位置上大展身手，在山西的林业历史上留下了鲜明的个人印记。
山西文水县的通道绿化
绿色重点是先抓“身边”
山西是国家三北防护林建设的重点省份之一。杜创业上任后注意到，过去全省的造林工作，主要偏重于荒山造林和退耕还林，但是在城镇、村庄、旅游景点等人口密集地区以及公路沿线，却是严重的“缺林少绿”。
他在出访澳大利亚时，从飞机上看到悉尼完全掩映在森林之中，各个居民点和生产场所也都被大量树木包围，对他触动很大。在省内，他看到和顺县在县城边营造的森林公园，也对他很有启发。
经过深思熟虑，他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创新性的造林战略：“山上治本和身边增绿二者并重”。他在宣讲这个新战略时，把它比喻为“好画要挂在客厅，火炉要生在卧室”。他动情地做出了这样的展望：将来山西全省要实现“人在树边走，车在林间行，春绽百花，秋收硕果。”“身边有绿地，到处小园林，用绿色把城乡人民的生活环境装点得更加美丽。
根据这个新战略思路，杜创业主持林业厅制定了实施计划，在积极搞好国家重点防护林工程的同时，实施通道、交通沿线、园林村镇、环城林业等五大“身边增绿”重点工程。
山西大幅度变绿
他们制定的规划雄心勃勃，比如，在通道绿化工程上，要在全省所有高速公路旁营造20至50米宽的防护林，这是前人难以想象的。规划实施两年之后，取得了显著成效，适值于幼军新任山西省长，他对杜创业抓“身边增绿”的思路很欣赏，不但批准了把“山上治本和身边增绿二者并重”的战略转变为“优先身边增绿”，并且形象性地把它概括为“铺天盖地栽树”，还把林业厅过去每年6千万元的造林投资大幅增加，三年中拨款7亿多元。
这样一来，“身边增绿”战略更是如虎添翼，全省的造林增绿工作搞得风生水起，山西大动作对苗木的需求激增，那几年周边数省的苗木价格都被大幅提高。到2008年杜创业卸任林业厅长转任国土厅厅长时，“身边增绿”规划中提出的任务已大部完成，全省一万多公里的高速路全部实现了通道绿化，人们进入山西已是“一路行走，一路绿色”，有的县高速路两边100米之内都是林带；三千多个村庄实现了村庄绿化；森林公园、森林城市已遍布全省。
国家林业总局在山西开了现场会，称山西创造性地提出了“身边增绿”的造林新思路。杜创业几次受邀在全国林业工作会议上介绍经验。当时的贾治邦局长说：“造林绿化这么大力度，全国没有超过山西的。
纠正领导不妥“部署”
杜创业当厅官的那些年，看不惯官场中惟上是从、照抄照转的风气。山西曾经有某县领导，因为作报告发文件几乎全文照抄上一级报告文件而被处分的事。而杜创业当官多年，重要的讲话、文件从不要秘书代劳，都是自己亲自撰写。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他的一些讲话和报告被人编辑成书，名为《思与言》。翻阅这本书，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清新、独到、朴实的文风，没有虚言矫饰。
他在书中说，即便是工作文字，也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不然的话，无论引用多少理论词语和政治口号，都会让人觉得苍白。
经过独立思考得出的结论，杜创业敢于坚持，即使与上面领导意见相左，他也不轻言放弃。有一次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于幼军省长突然宣布要在全省全面推开林业工作上的一项举措。
讨论省长报告时，杜创业找到主管林业的副省长，明确表示不同意，认为这是一项只有虚名没有实惠、且包含很多风险的举措。副省长同意杜创业的看法，但顾虑省长已经在大会上讲出去了，他不能再出面劝说省长改变主意，也希望杜创业不要去碰。林业厅的同事也劝他要三思，以免惹省长不快，甚至影响他对造林绿化的支持。
但杜创业觉得这是事关林业工作全局的大事，如果林业厅长都认为不可行，怎样推动这件事情呢？于是他力排众议，当面向省长汇报，据理力争。省长听了汇报后沉思片刻，同意了杜创业的意见，指示说这项工作不要全面推了，先搞一些试点好了。
杜创业向报道矿产整顿的记者授旗
官场里的“清流一派”
山西省曾经是“塌方式”腐败频发的重灾区。杜创业身居厅级领导岗位，对他所处的周遭环境心知肚明，特别是在他担任了国土资源厅厅长之后，在山西这么个矿产资源大省，手握配置、规划、监管、审批等大权，更是时时处于政、商、民多方巨大利益的漩涡中。
杜创业刚到国土厅上任，就听老家村里人说，有好几拨煤老板到村里来过了，打听杜创业的亲戚、朋友、同学有哪些，创业本人有什么喜好等等，显然是为“攻关”准备路径图来的。
杜创业听了一笑置之。
有一个山西有名的女老板，派自己的妹妹来送名贵字画，说：“你是个文化人，送你幅画。”杜创业不收，她说：“你不能不收，我姐姐说了，一定要把你拿下！”杜创业正色说：“这是什么话！怎么叫把我拿下？”弄得那人很是尴尬。
杜创业当国土厅长的一年多里，频繁被省里的党、政、军及司法部门的高层领导请吃饭，后来落马的省委副书记金道铭就请过数次。甚至中央纪检部门的高层官员也带着外地人来请过饭。每次吃饭，席中总是会有煤老板、矿老板在座。领导们并不直接说要你办什么事，但杯来盏去，一切就尽在不言中了，餐后老板们自然会找上门来，挟领导之威要求你办这个事那个事。
对于这种路数，杜创业的原则是：领导请饭难以推却，但违规的事绝不配合。
有一次金道铭请饭，杜创业就“擅自”把自己的副厅长带去，有见证人在座，让那些别有企图的人多一层顾虑。杜创业的后任厅长就没有他的这种境界了，有一个非法开矿的矿主找他办手续把非法矿合法化，杜创业知道后告诫他绝不能办。但后任厅长听不进去，那个矿主写下一个字条“事成后给你两千万”，然后当面把字条吞下，这位厅长就这样真被这个老板“拿下”，给他办了事。不过后来东窗事发，这位厅长又被司法机关“拿下”关进监狱了。
致信同僚谢绝“看望”
2003年他到林业厅上任不久，就采取措施制止了逢年过节“跑看送礼”的风气。第二年年底他到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时常有厅里的同事到党校来看望他，一开始他还未太介意，后来一段时间内来看的人络绎不绝，而且有些人并无特别事项，是专程来看他。这引起了他的警觉，于是特意给林业厅干部写了一封两千多字的长信。
在信中，他力陈培养好风气的重要性，同时用大段的篇幅自责在风气问题上尚有很多要求不到位的地方，但在原则问题上又毫不含糊其词，宣布在此信之前大家前来属人之常情，在此信之后再来则属违反纪律。他诚恳地说，在风气问题上，“我们宁可小伤感情，不可大误事情。”
这封至情至理、语重心长的信在厅里公布后，不仅进一步刹住了跑看之风，而且对厅里整体风气的向好都有实在作用。林业厅的干部至今还有人保留着这封信；这封信流传到其它部门和一些县市，也成为美谈。
那年中央专案组来山西调查省委秘书长违纪案件时曾找杜创业了解情况，专案组的官员对杜创业说，“你在山西的名声很好，山西的干部对你很敬佩啊。”
“政声人去后，民意巷谈中”，信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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