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谢思敏：我就是睡在李克强上铺的兄弟

谢思敏新三届 2019-06-07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作者近影

谢思敏，1956年11月生于湖南长沙，1974年高中毕业后下乡插队，1976年12月进入长沙市公安局北区分局浏阳河路派出所当民警。1978年2月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1982年1月毕业。1982年10月公派到日本神户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88年10月取得私法课程的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法系执教，先后担任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证券部副经理、中国法律事务中心律师，现为北京市信利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

原题

回忆四十年前高考往事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1977年“文革”结束后的首场全国高考距今已经40年了。作为那场高考的亲历者，在此时回忆起40年前改变了自己以及当时整整一代青年人命运的那场高考的种种往事，我仍然思绪万千，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

1974年底，我从长沙市一中高中毕业了。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升学无望，留城工作受限制，我只能和大多数青年学生一样，去农村插队当知青。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我可以选择投亲靠友，这样我就到了大舅家所在的长沙市郊区东屯渡公社友谊大队插队落户，当了一名种菜的知青。

乡下的劳动是辛苦的，每天都累得筋疲力尽，但精神生活更加单调、乏味，既没有可读之书，也缺少可以神侃聊天的朋友。只是在日复一日的农活中，把自己原来瘦弱的身板锻炼得粗壮结实起来。

到了1976年底，我下乡插队已满两年，可以被招工回城了。我当年通过严格的政审，加上插队期间表现良好，被长沙市公安局录取了。经过一个月短期培训，我被分配到长沙市公安局北区分局浏阳河路派出所，当上了一名户籍民警（实习期一年）。

我当年刚满20岁，能当上民警还是感到很新鲜也很兴奋的。首先，能成为公安机关的一员，说明自己政治上得到了组织的信任；其次，工资待遇还不错，一年实习期内是每月32元（转正后每月38元），还有制服、皮鞋等生活用品是定期免费发放的，穿上制服在同学、朋友圈里转一转蛮神气的。

基层民警的作者

作为一名基层民警，每天的工作十分繁忙。我要负责专门划定的管区治安，要熟悉民情，调解邻里纠纷，组织居委会联防巡逻。按照当时的流行说法，叫“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派出所民警除了正常上班作息外，每天晚上及节假日还要按照预定部署轮流值班。我当时仗着年轻力壮，工作中全力投入，认真学习各项公安业务，也不觉得苦和累，每天都过得很充实。

这样紧张忙碌的工作生活节奏，在1977年10月22日这一天被打破了。我从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以及派出所订阅的当天的《人民日报》中得悉，中央决定从1977年起改变高校招生制度，恢复被“文革”中断了10年之久的高考。本次高考将根据考生的成绩择优录取。

此时，深埋在我心底的强烈的求知欲和想上大学继续求学的渴望被唤醒了！我要参加高考！我要考上大学！这种念头不可抑制的浮上了心头。我暗自开始了高考复习，翻出尘封已久的高中课本，四处搜集补习、复习参考资料，抓紧一切业余时间复习，只觉得能够用来复习的时间太少、太短，“光阴一刻值千金”啊！

这样复习了一个月左右，当我准备办理高考报名手续时，却意外的收到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我的工作单位长沙市公安局北区分局不同意我报名参加高考！我赶紧跑到分局，找到主管组织人事工作的舒教导员，向她表明我想参加高考的强烈愿望，希望她能理解和支持我。

舒教导员听我说完后，对我说了这么一段话：“小谢，你想参加高考的心情我个人表示理解，但是我们公安局要进一个人是很不容易的，要严格审查，过许多关才能招一个人。上大学是好事，但那是政府给那些还没有工作着落的人的机会。你已经参加公安工作了，就要安心公安工作。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你要当好这部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舒教导员的这番话我也无法反驳，只好先退下了。

当然，我也没有死心，回过头来去翻阅报纸上登载的《招生简章》，惊喜地发现北京大学法律系政法专业在湖南招生的信息。我一下子找到了参加高考的个人理由，转身又去找到舒教导员，向她恳求道，我决定参加高考就报北京大学法律系政法专业这个志愿。如果我考上了，我所学的政法专业与我从事的公安工作是对口的，学成之后可以回到公安机关，这符合当时“哪里来的回哪里去”的政策规定；如果我考不上，我就死了这条心，一定安心做好本职工作。您只当是给我一个参加考试的机会，我保证不影响正常工作。

舒教导员看到我这么说，就没有再说什么话了，实际上她对我网开一面，默许我去报名了，我对舒教导员的开明心存感激。这样我就在派出所所在地的浏阳河路办事处与其他待业青年一起报了名，领到了《准考证》。

报名关过后，接踵而来的问题是，我原来准备报考理工科，所以前一个来月复习的都是数理化知识，对文科的资料基本没有看，更没有复习。现在因为要改报考文科，而距离开考只剩下不到一个月，我真是手足无措了。但我也只能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我更加废寝忘食地投入到复习准备之中，派出所的其他同事看到我忙，也主动为我排忧解难，把我的值班都抢过去，尽量为我挤出复习时间。战友的情谊令我十分感动，终身难忘。

1977年12月开考的那一天，我和全国成千上万的考生一起又重新回到了久违的考场。尘封了十年的大学之门向我们重新开启，此刻的心情真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啊！但我们已顾不上抚平自己的心绪，立刻投入到紧张的思考和答题上了。

当年的考试分两天进行，一共考了四门课，第一天是语文、数学，第二天是政治、史地（考理工科的是理化）。外语只有报考了外语专业的考生择日另行安排考试。整个考试过程中，我感觉自己还是比较顺利的答完了。现在回想起来，有以下几个原因：

1. 当年参加那场高考的考生许多都是在农村插队或者在城里待业的青年人，没有工作，对高考结果的期待值高，心里压力大，心理负担重。我已经参加工作了，高考对我只是另一次改变自己的机会，没有非考上不可的压力，考前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心情比较放松，临考状况良好。

2. 当年高考是全国统一考试时间，考卷则由各省自主命题。正式开考前，湖南省在株洲市搞过一次预考。我想办法拿到株洲预考的答卷，有针对性地作了一些准备（通俗点说就是“猜题”）。比如预考语文卷的作文题是《当我走进考场的时候》，我猜想作文题会是抒情散文类，结果正式考卷的作文题是《心中有话向党说》；再比如预考史地卷的地理题中有中东地区相关地理知识，我就重点看了地中海地区的相关地理知识，打开正式考卷时，还果然就有！等等。

3. 我从理工科改报考文科虽有不得已，但事后看来也是一步歪打正着的妙棋。因为当年高考是突然公布的消息，复习时间短，大家准备都不足，主要是凭各自的文化底子考的。一般说来，文科考生数学成绩不太理想，计算总分时数学卷是要拉下分来的。而我读高中时文理科成绩比较均衡，没有明显偏科，这次复习前期重点也是数学，所以我的数学卷答得顺利，预估成绩在90分以上，这样在计算总分时数学卷成绩是加分的。我后来自我总结，如果当年我考理科，反而强手如云，倒不一定能够考上北大了。

高考结束了，我如释重负，也放下了这桩心事，又回到了往日忙碌的工作之中。1977年底我如期转正，成为一名合格的民警。

1978年2月初的一天，我在管区巡查时接到派出所通知，让我立刻回所。刚回到所里，只见一个同事手举着一个封面印有“北京大学”的信封，大声告诉我录取通知书到了，让我赶快买喜糖请客。我打开信封一看，果然是北京大学法律系政法专业的录取通知书，通知我于1978年2月27/28日到北京大学报到，1978年3月1日开学。

刹那间，一股暖流涌向我的全身，我的高考之梦圆了！我要上北大了！我的人生轨迹从此要改变了！有首唐诗描绘人生的美景：“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我此时此刻体会到的，不就是这样的人生美景吗？

1977年的高考创造了新中国历史上最低录取率，全国570万名考生中只录取了27.5万名大学生，录取率为4.8%。北京大学在湖南省只录取了几十名，其中法律系录取了两名，在长沙市录取了我，在岳阳地区汨罗县录取了姜明安。以后得知姜明安比我更不容易，他早年参军，复员后回乡务农，之后才当上民办教师。他在1977年高考中一边教学生复习，一边抽空自己复习，最后幸运地被北大法律系录取。

因为北大法律系在湖南省招生的学生档案送回学校早，所以在编制新生学号时，把我列为“7715001”，把姜明安列为“7715002”，我们俩成为了北大法律系1977级的排头兵！

经过短暂的准备，1978年2月26日我告别了父母弟妹和其他亲人，告别了浏阳河路派出所朝夕相处的同事们，也告别了家乡长沙，平生第一次出远门，启程踏上2次特快列车从长沙向首都北京进发。经过一整天的车马劳顿，2月27日下午抵达了北京火车站，一出站就找到了北大的新生接待站。

大学时期的作者

在等待北大派出的专车接站时，我遇到了同乘这趟列车来报到的湖南老乡、考上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彭波同学。我们一起聊着自己的高考经历，一同憧憬着未来在北大求学的新生活，彼此之间一下子就拉近了距离。我们又坐同一辆车进了北大的校门，更成为终生的好朋友（此是后话）。

在北大新生报到处办完入学手续，提取托运行李后，我来到了位于三角地东侧的19楼学生宿舍。打开房门迎接我到来的是一位中等身材，面容稍显黝黑，目光如炬的同学。我们握手互致问候后，他自我介绍道，他是从安徽省凤阳县考上来的李克强，原来是插队知青，家在合肥市。

因为宿舍比较小，只有两张上下铺的床，要住四个人。其中一个下铺已经由一位北京籍的徐友军先占了，另一个下铺是李克强自己占了，所以我就选择了李克强的上铺。我们在19楼只住了一年，以后就搬到了37楼，一直住到1982年1月毕业。这个期间我和李克强的上下铺关系一直没有改变。

李克强所在的宿舍

1978年3月1日，我们北京大学1977级的全体同学参加了隆重的开学典礼，这是我们一生都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走来，从“文革”十年浩劫的废墟中走来，经过漫长岁月风尘洗礼之后，一同走到了中国的最高学府，走进了科学知识的殿堂！

在随后举行的法律系师生见面会上，我们见到了未来要指导我们学业的各位师长，他们中间有陈守一、肖蔚云、孙国华、张国华、沈宗灵、芮沐、王铁崖、龚祥瑞、魏振瀛、杨春洗、杨敦先、朱启超、刘升平、饶鑫贤、蒲坚、刘家声等，均是我国法学界的大咖。

会上，系总支书记赵震江老师向我们新生特别说明，北京大学某些专业是有保密级别的，分保密专业和绝密专业，其中技术物理系的核物理专业和法律系政法专业是绝密专业。攻读绝密专业的同学须通过严格的政治审查，条件高于其他专业。而政法专业之所以被列为绝密专业，主要考虑到我们毕业后的分配去向大部分是公检法司及国安等国家强力机构。

当时我们听了赵老师的介绍后，对自己能够得到祖国的高度信任油然生出一种神圣的荣誉感和责任感，直到今天都记忆犹新。以后我从其他渠道得知，北大技术物理系因当年要从汉中分校迁回北大本部，1977级没有招生。因此在北大1977级全体新生中，只有我们法律系的83名同学是属于攻读绝密专业的。

大学时期的作者

在北大法律系学习的4年，是改变我们一生的4年。为我们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都是一时之选，是我们的人生导师。由于篇幅关系，我在此仅回忆与我有忘年之交甚至可以说有父子之谊的陈力新老师的若干往事。

陈力新老师也是湖南长沙人，早年参加革命时做过李达先生（中共一大代表，时任湖南大学校长）的秘书。1949年解放前夕，他曾受组织委派，护送李达先生摆脱国民党的监视，离开长沙南下取道香港，再辗转北上到哈尔滨，到北京出席开国前新政协会议。但在“文革”中，陈力新老师的这段经历却被当成历史问题受到审查和迫害！

陈力新老师为我们讲授国际私法课程，他对学生既谆谆教诲，又严格要求，其教学水平很高，深受学生敬重。因为我和陈老师是同乡，我经常去陈老师家中请教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闲时也陪陈老师聊聊天，有时陈老师也留我品尝他女儿陈利平大姐做的湖南家乡菜（对我而言就是打牙祭），我们师生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在陈力新老师指导下，我开始对学习私法（通俗地讲就是民商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明确了自己的专业方向。

1981年夏季准备报考硕士研究生时，陈力新老师得知我同时想报考攻读私法课程的出国留学研究生，根据他所了解到的情况，推荐我去报考武汉大学法律系韩德培教授名下的硕士研究生。在我利用暑假去武大了解研究生考试情况时，陈力新老师既叮嘱我若干注意事项，又细心地为我写了两份介绍信，一份写给韩德培教授，介绍我的情况；另一份则写给他的大学同学，当时在武大法律系任教的赵祥云老师，托付赵老师照顾我在武大期间的生活。赵老师见信后，马上让我直接住在他家，方便我在武大活动。

那个时期的师生关系，真是亲如一家人啊！陈力新老师一生甘于清贫、清静的教师生活，并于1987年因病去世，过早的离开了我们。当时我已远赴日本神户大学留学，未能亲自送别恩师，但我会永远铭记、感谢恩师对我的关心和照顾。

作者（右）与同学在校园

我此后顺利考上武汉大学法律系国际经济法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并被国家教委选拔为出国留学研究生。有关这方面情况，我在《那三届》这本文集中写了一篇短文《中国走向世界的途径》，在此不再复述。我只想补充一点，当年国家教委选派出国留学研究生的背景资料。

1981年夏季全国研究生考试，以1977级应届毕业生（预定于1982年1月毕业）为考生的主体，一共录取了9,363名硕士研究生。国家教委从中选拔了900多名（占已录取硕士研究生的约10%），经过短期语言培训后，于1982年陆续以公费留学生名义派往北美（约500名）、日本（149名）和欧洲等地攻读硕士以上学位。这是当年中国政府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措施之一。

这次中国政府公派留学生是继清朝政府派遣留美学童、民国政府利用庚子赔款举办清华学堂，选拔官费留学生赴欧美留学、1950年代新中国政府公派留学生赴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留学之后最大规模的、有计划、有部署的公派留学。它对当年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人才培养政策都具有指标性的意义，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

作者（左）与李克強

作为中国政府这一大胆而坚定的决策的直接受益者，我深深感受到了祖国人民的信赖和重托，也做好了时刻听从祖国召唤的准备。1988年10月6日我从日本神户大学法学研究科获得了私法课程的法学博士学位，10月30日即启程回国，开始了我报效祖国的征途。

回顾40年前的那场高考，作为亲历者我是十分幸运的：我是570万名考生中被录取的27.5万名77级大学生之一；我是1981年全国研究生考试中被录取的9,363名硕士研究生之一；我是900余名首期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之一。人生的际遇中，一个普通人能有如此的幸运，夫复何求？当然，幸运的机遇也同时意味着你必须有比别人强烈的多的求知欲，比别人更多的付出、努力，比别人更刻苦、更顽强的拼搏！试问：“人生能有几回搏？”

40年前的那场高考改变了我以及我们那一代青年人的人生轨迹，也改变了古老中国这艘巨轮的历史航向。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今天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得益于那场高考所做的人才储备和那场高考为中国青年人所树立的价值取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还可以从中汲取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谨以此文纪念40年前的那场高考。

2017年11月8日于长沙

北大法律系77级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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