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英
查建英（笔名扎西多），北京人。1978年至1987年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哥伦比亚大学，1987年回国，1990年代返回美国。2003获美国古根海姆写作基金，再回中国。曾为《万象》《读书》《纽约客》《纽约时报》等撰稿。出版非小说类英文著作《China Pop》《弄潮儿》，杂文集《说东道西》，小说集《丛林下的冰河》等。出版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原题
查建英侧记：
男气的女作家
查建英在生女儿的头一天晚上还在看网球赛。“我完全热爱大球力度的美。跟我个人有关系，个子高、北方人。”
电话那头正是纽约时间的子夜。近三个小时的访谈，査建英的讲述从细碎到达流畅。我仿佛看到她穿着服帖柔软的家居套裙，不自觉地陷入寓所的大沙发温柔腾出的空间。对话中提及前不久法网夺冠的李娜，电话传来她突然半立身子掀起的气流声。她喜欢娜姐这个“湖北蛮子”，包括在赛后致辞中的心直口快，包括在赛场呵斥老公的大发雷霆。査建英的母亲是湖北人。“湖北蛮子在我血液里头。包括和朋友相处，甚至在录《锵锵三人行》的时候，说到不高兴就会突然大发雷霆。”父亲査汝强来自江苏，常年研究哲学，自是吴侬软语、谨慎悉微。“父亲不像中国传统的家长，他是我的一位朋友，是开放、平等、民主的关系。”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孩子，査建英和父亲有如老友的亲近和默契。她记得小时候，家里的大人小孩，在饭桌上讨论的问题是“宇宙到底是有边的还是没边”。1960年代，文革爆发，上幼儿园大班的査小姑娘还不懂什么是宇宙。査家爸爸每天从社科院下班回来，一定给她带本书，小人书连环画什么的一件不落。“家里只要是书架上的书，我都可以看。”査建英的童年书单偏于古典，《三国》《水浒》《东周列国志》，到了11岁初看《红楼梦》，也没有哪个大人拦着不让。但査建英一直懊恼，读书的童子功没练好。60年代一辈的小学和中学，课业荒芜、书资匮乏。在“海绵一样吸收知识的童年”，査建英曾翻遍家中潮湿霉暗的角落，像饥渴觅食的猫咪，寻找未被红卫兵抄走的只言片语。“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才6岁，记得连幼儿园阿姨都带着我们小的，抬着浆糊去刷大字报。”査建英亲历的文革十年，不自觉竟生出一种解放感，“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就像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所表现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因祸得福，获得一种自由。”
疯狂和自由、脱序与解放，如刀之双刃，过犹不及。“从理性上，有一段时间我非常反感文革式的思维，所谓的大字报、口号式语言，以及非黑既白、敌我分明的思维方式。但是反感可能也变成了一种情结在纠缠你。”反观这十年，査建英体会到一种解释的复杂性——无法百分之百认定文革是负面的。査建英认为，在做了限定词之后，文革对某些纯朴的个人而言是呼吁平等的契机，让他们把对尊卑秩序的不满释放出来。“如果把某些合理的情绪一概抹掉，自己则不自觉的陷入到非黑既白的思维模式里边。那这恰恰是总结文革遗产的时候一定避免的。”1977年，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査建英17岁，刚下乡不到一年。与离开学校近10年的老三届相比，她暗自庆幸，“重新复习比较顺，最后如愿考入北大中文系，就像猛然有一天梦想成真，好魔幻主义！”
1981年夏，北京大学图书馆前。左起：叶君远、查建英、黄子平、陈建功、李彤
北大四年，她记忆里做过最轰动的事，就是穿着手缝的喇叭裤在学校大饭厅跳舞。后来，她开始参与集体逃课行动，为的是从郊区赶进城里参加《今天》的聚会。《今天》是70年代到80年代初文学青年中最著名的文学刊物，“是北岛、芒克、舒婷他们办起来的。他们没上过大学、都是工人。北岛是我们那时的偶像。”这一群清癯单瘦的小青年，在紫竹院公园里围着圈儿朗诵诗歌。他们大多穿着白衬衫蓝外套，眼神迷惘、又容易陡然亢奋。“80年代的整10年，是夹在极度政治化的社会和后来非常商业化的社会之间的、短暂的过程期。”20年之后，査建英撰写《80年代访谈录》引起共鸣，最能这本书感同身受的是曾经衣着平淡、表情下埋着似有似无的深刻的青年，而他们已然成为当代中国各个领域的中坚。某一次，查建英和于丹聊起80年代的气质，说到那是中国的潜消费时代，大家对钱没什么概念。人们不仅仅讨论中国向何处去这种大问题，而且为知识而知识、为艺术而艺术的彻夜讨论。质朴的价值观在现在人看来，都是不切实际的事。
继《80年代访谈录》之后，市面上陆续出现类似的回忆录，甚至有学者认为应该成立“80年代学”，予以系统研究。但查建英对此保有克制，认为如果从谈论质量的绝对标准来说，80年代其实是一个在长久封闭之后、重新开风气之先的定位；而不是一个已经非常成熟、丰富、恒久的实体呈现。“研究它有必要，但没有必要夸张它的重要性和质量。你要是在很匮乏、很贫穷的地方进行文化生产，而且还需要文化之花开的特别丰满、特别美丽的话，这也不切实际。从这意义上讲，我们也没有必要就把80年代浪漫化。”大学毕业之后，査建英获得在美国进修学业的机会，从此大半时间居留大洋彼岸；重新熟悉另一套成熟的社会运作系统、尝试另一个万里之遥的地域观察角度，“我离开中国之后，才逐渐懂得中国”。查建英的写作，立足于向外国表述真实的中国人，她认同这种纵深的、“长镜头式”的表达方式，一如她对中国社会之变革抱有的看法。“在这100年里边，我们已经尝够了激进主义的苦果，我们已经付了很多的学费。所谓“摸着石头过河”也是一种中国智慧，西方需要理解。中国的变化，不应该老从所谓的新闻热点中匆忙下结论；我更希望用人的变化来承载中国的变化，比如几十年的历史回忆录。”她的英文作品，充盈着中西文化碰撞的意味；行文中潜游含蓄的反思，像一个中国的古远诗人，低吟走入历史深处。查建英写作的Tide player，取意北宋词人潘阆的“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书里讲的是中国的时代推手，人的力量与历史机缘最美妙的契合。颇具历史感的文字、对自我情绪表达的克制，查建英为此受到好友赵越胜（1980年代北京著名沙龙策划人）的“批评”——太“男气”了，一点都不像女人的作品！查建英不同意好友的观点，认为人们容易把男女归类，女性作家应该阴柔而情绪化，男性则理智刚硬。如果任何一个东西是单质性的，在他看来就不够丰富、丰满，就像一个人的思维方式继续着非黑即白的线条，太简单、乏味，太不好玩儿了。“所以你看到一个真实的女人和一个真实的男人的时候，其实只不过是每个人身上阴阳的比例不一样罢了。”
延伸阅读
查建英：80年代是一个浪漫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