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际钢，1954年生于湖北武昌。1956年随母亲工作调动到北京，1961年入人大附小读书。1963年随父母工作调动到安徽省宿松县，1974年中学毕业插队劳动，曾担任中学民办教师。1977年考入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留校任教，2014年退休。
原题
从京城到乡村
（上）
作者：刘际钢
人到了一定年龄，总爱回忆往事。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便关不住了。回首往事，欢乐与痛苦交织，喜悦与悲伤共存。人生就是这样，时起时伏，忽而在天上，忽而又在地下。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54年4月25日出生于湖北武昌。父母195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律系，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父亲大学毕业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攻读民法、民事诉讼专业研究生，1955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在审判法教研室和民法教研室任教。母亲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武汉大学农学院与湖北农学院等大学的农学院合并成立华中农学院，她又到华中农学院任教。1956年母亲工作调动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办公室任教务秘书，我也随母亲来到了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苏联政府派来很多专家帮助指导办学。我父亲读研期间的导师里就有苏联专家，用俄文授课。后来我家搬到安徽，行李中还有一些俄文版的书籍。从武汉到北京，对一个孩子来说什么都感到新鲜。中国人民大学地处北京西郊，经过多年建设已经初具规模。学校办有职工食堂、幼儿园等后勤服务部门。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父母便送我去上幼儿园，而且是全托，一个星期只回家一次。在幼儿园上全托的经历造成了我内向的性格，平时很少说话。母亲去幼儿园接我时，每每发现我都待在角落里，而且很怕幼儿园的阿姨。真没想到我后来竟然读了师范专业，当了一辈子老师。小时候与很多男孩子一样，喜欢背着一只玩具枪四处活动。颐和园、北海、动物园、天安门……到处都留下了我的身影。颐和园里的画廊，北海公园的游船，动物园里的动物，天安门广场的宽阔，都让我流连忘返，印象深刻。那时的北京公共交通不是很方便，从中国人民大学出来到各个旅游景点，一去就是大半天时间，父母还是尽量抽时间陪我出去游玩。1958年开展的“大跃进”运动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初见端倪。1959年到1961年又连续三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城乡物资供应紧张。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关心教职工子女的身体健康，特地嘱咐要保证幼儿园孩子的营养品。到幼儿园开饭时，孩子家长纷纷来到门口，看到他们的子女吃的挺好心里也就踏实了。母亲对此念念不忘，深深感激吴校长的关怀。
1961年9月，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职工子弟小学读书。此时，社会经济生活的困难更为严重，形势极其严峻。为贯彻落实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中央决定减少城市人口特别是大城市人口。北京等大城市都制定了减少人口的具体计划。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也有精简人口的要求。由于南方缺乏政法干部，从1961年起，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陆续有教师调往安徽芜湖、马鞍山等地。母亲风闻我家也要调离北京，提醒父亲，父亲却不以为然。等到正式调往南方的通知下达，时间已经很紧迫了。父母赶紧收拾东西，匆匆启程。这时我家共有五口人，父亲37岁，母亲36岁，我9岁，大妹妹6岁，二妹妹两岁。父母填写的工作去向是安徽省安庆地区。当时若是填写了安徽省安庆市，有可能调往那里。安庆市有我的舅爷爷舅奶奶和表叔表姑一大家人，还有表哥表姐，互相照顾起来方便。父母身居京城，不了解地方上的情况，结果阴差阳错，被分到了安庆地区最偏远的宿松县。后来我家所遭受的磨难表明，宿松与北京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2014年7月回到中国人民大学，寻找当年曾经住过的红3楼。当年的教职工宿舍现在已是学生宿舍1963年6月9日，这是我永不能忘的日子，我们全家告别北京去安徽。离开北京前，全家人到天安门留影。再见了，首都北京！告别了，我的童年！（2003年11月，我第一次回到阔别四十年的北京，已经是今非昔比了）。我们先取道湖北武汉，在伯父和姑姑家玩了几天。接着又到黄石铁山，与外婆舅舅舅妈小聚。然后到了安徽省安庆市，在舅爷爷舅奶奶家住了多日。6月底我们全家到了宿松县。那时从安庆到宿松的客运班车不是大巴车，而是大卡车上面加个雨棚。车厢里安放两排椅子，只能坐上几个人，其他旅客则站在车厢里。公路的质量不好，坑坑洼洼，我们在车上摇摇晃晃，颠簸了大半天才到了宿松。1963年6月在湖北黄石铁山与外婆、三外婆和舅舅一家合影
到宿松后，我们被安排住在县委招待所等候通知。从北京来了一家人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多人来到县委招待所看热闹，我和两个妹妹被格外关注。几天后，父母被分配到宿松县人民法院工作，父亲任民事审判庭庭长，母亲任助理审判员。全家搬到了法院安排的宿舍。我离开北京时正上小学二年级下学期，因为搬家耽误了功课，到宿松时宿松县实验小学已进入复习迎考阶段。我没有参加考试，暑假在家复习补课，开学后以优异成绩考上了三年级。刚进学校语言不通，影响与大家的交流。在新的语言环境下，不到半学期我就能讲一口流利的宿松话，与同学们打成一片了。班主任陶淑华老师教语文，她对我很关爱，让我加入了少先队，先是担任小队长，后又任副中队长。我参加了学校朗诵会，数学比赛得过第二名，我的作文也被收集在学校编的《作文选》中。教算术的杨战国老师也很喜欢我，鼓励我好好学习。在实验小学，我的学习成绩很好，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关心爱护下健康成长。当时县法院有不少职工自己种菜，父亲也开了一块空地种了几种菜。夏天天热需要给菜多浇水，父亲要求我参加，说是培养我的劳动观念。那时我的个子小，去池塘里打完水，摇摇晃晃地往菜地里挑。邻居大妈看不过去，帮我接过担子挑一下，还埋怨母亲不该让我干这种活。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我正在读小学五年级下学期。一开始，父母积极响应号召，积极投身于运动。我也和同学们一起参与其中。红卫兵大串联，小学生不准参加。实验小学高年级学生打起背包，步行走到本县的复兴镇再走回来，算是体验了一下串联的感觉。不久，“一月风暴”席卷全国，自上而下的夺权，连续不断的揪斗，上至开国元勋、有功之臣、科学泰斗、学者教授，下到普通教师、一般干部，无不在冲击的范围之内。我们这个小小的家庭也没有幸免。一家有两个大学毕业生在北京并不稀奇，但在宿松这样的偏远县城里却引人注目。父母作为“臭老九”遭受打击，精神上受折磨。父母1950年加入青年团，父亲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两人努力学习，认真工作。母亲1965年从县法院调到宿松县土产公司任副经理、财会股股长。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小人物也不能置身事外。父母的遭遇也影响到全家，一家人战战兢兢，在造反派的互相辩论和武斗中煎熬度日。我是家里的老大，总想力所能及地为父母分担一点责任。那时家里养了一些鸡，父亲舍不得杀，说是留着下蛋，不料遇到发鸡瘟，鸡一只只死去。鸡死了还舍不得扔掉，反复煮熟后食用，弄得我们老是吃死鸡，活鸡所剩无几。1968年2月，我的小妹妹出生，父亲在医院照顾母亲。我自作主张，把家里一只公鸡杀了炖汤。还哄着两个妹妹不要吃，全部送到医院给母亲补营养。尽管不知道炖汤应该用母鸡来炖，公鸡一般只用来清炒或红烧，但这毕竟是我的一点孝心。当时我还未满14周岁，此举算是我少年时期的得意之作。母亲看到我们兄妹送来的鸡汤很意外，连连夸奖。我成年以后，母亲屡屡说起此事，言语中充满了赞许。1968年8月宿松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我也于当年小学毕业。这一年宿松中学恢复招生，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方法，废除了考试制度。我所毕业的实验小学没有推荐我上中学，理由之一是我父母的“臭老九”身份，另一个理由是我祖母的阶级成分。祖父解放前是职员，祖母是家庭妇女，1950年土改划定成分，祖父和祖母都没有划为地主。解放后祖父是小学教师，祖母一直在家门口摆摊贩，有照经营。因为她的脾气不好，与街道干部争吵，得罪了一些人，于是被别人所整。1959年11月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公安局批准，定为地主分子。而早在1953年全国土地改革就已经结束。后来学了历史我才知道，凡是土改结束后改划地主成分的，都不是以经济标准为依据，而是以政治标准为依据。土改时依据土地占有、是否劳动、有无剥削这三大标准早就被抛之脑后了。之前父亲和伯父填写家庭出身时一直填写的是职员。后来受祖母的影响，父亲和伯父填写家庭出身时改填为地主。实验小学没有推荐我上中学，母亲多次去找实验小学革委会负责人申诉。该负责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曾受过冲击，但仍坚持执行当时“左”的政策。就这样，我被剥夺了升入中学的资格，失去了与同届同学一起读书的机会。我眼巴巴地看着其他同学上学，自己却失学在家。这是我一生之痛！1968年和1969年，父母相继下放农村劳动。父亲到北浴公社和梅墩公社，母亲到复兴公社。那时，最小的妹妹刚满周岁尚未断奶，需要有人照顾。于是，母亲带着没能升学的我和小妹妹一起，来到复兴公社新兴大队窑坡生产队。我们住在生产队堆放化肥的队屋里，化肥的气味到处弥漫。复兴公社是棉产区，棉田劳作很辛苦。每天母亲去地里劳动，中间休息时回来给小妹妹喂奶。我留在屋里做饭，照顾小妹妹。偶尔坐上队里的牛车去复兴镇上买东西。农村生产队与县城相比差别很大。没有电灯，点煤油灯照明；去池塘里挑水用，烧柴火做饭，一切都要靠自己动手。母亲、妹妹和我相依为命，惶惶度日。虽然失去了升学机会，环境又那么艰苦，我仍然没有放弃学习。母亲给我买了课本，让我温习功课。那几年我家分为三处：梅墩、复兴，还有保姆带着两个妹妹在县城。峥嵘岁月，不能忘怀。
在复兴待了几个月后，1969年6月，一张入学通知书自天而降。宿松中学革命委员会的通知上说：“由于县革委会的正确领导与城关公社各级革委会的重视，68届小学毕业生推荐工作业已结束，你经城关公社革委会的推荐，我校革委会同意你到我校学习”。得知此消息，家人像过节一样高兴。在那个特殊年代，知识分子的家庭在其他方面无能为力，只有将自己的子女寄希望于读书上。母亲尽管劳动强度大，又要照顾小妹妹，仍执意要我回县城读书，她自己一身二任。于是，带着家人的希望我重新入学，再次走进校门。只是比我的小学同学低了一届。1969年9月，我进入宿松中学就读。为了贯彻“学制要缩短”的指示精神，学校把初中三年改为两年。之后又延长半年，把秋季毕业改为春季毕业。在全国学解放军的形势下，为了适应学军的要求，学校把班级建制改为部队建制，年级改为连，班级改为排。当年学校招收初一两个班，初一年级称为三连，我被分在二班，即三连二排。班上的同学绝大多数原来比我晚一届。张征桦、徐长和、项宪生等几位小学同班同学因为多种原因晚一年入学，这次又与我同班，我们是真正的发小。不久，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令下，工宣队进驻学校。宿松中学由县农机厂、电厂、酒厂、印刷厂四厂联合管理，并改名为宿松县五七中学。农机厂党支部书记任校革委会主任。由于之前失学一年，我特别珍惜学习机会，学习积极性主动性极高。上数学课时，往往老师刚讲完一个例题，我已经把后面的习题都做完了。作业也是一丝不苟，工工整整。刘智、刘新民、吴宗瑚几位数学老师都交口称赞我的学习精神，这更激励我奋发努力。我的各科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学习上我无可挑剔，政治上我却低人一等。那时候的表格特别多，每次报到填表，“家庭成份”一栏都让我迟迟难以动笔，而“祖母地主”又是必填内容。严重的自卑感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一开始，我在班上从不发言，一放学就往家里跑，不敢在学校多呆一秒钟。我在学校不敢得罪任何人，不敢多说一句话，生怕看到老师和同学的冷眼，听到他们的嘲讽。大多数老师和同学并没有歧视我，而是鼓励和帮助我，给我信心和力量。入学后不久，教数学的吴宗瑚老师担任了我们的班主任。她用母亲般的温暖关心、教育和激励着我，让我的心情逐渐变得开朗。吴老师和我母亲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都受过红卫兵造反派的冲击，但她们并没有失去对国家的信心。母亲与吴老师不时交流，关注着我的成长。在吴老师的安排下，我先是当了小组长，后来又当了班干部（当时班长称为排长，组长称为班长，班干部称为排干部），言语也比以前多了些。我负责班级点名册，每天认真考勤。每周六下午放学后去学校办公室把本周的点名册交给老师，又领来下周的点名册。每学期开学报到交学杂费，有的同学家庭经济困难一下交不了，吴老师号召大家帮助。我就把平时积攒的钱交给老师，为困难同学垫付学杂费。有的纸币是崭新的连号票，珍藏多年，也交了出去。吴老师多次在班上表扬我。她自己先为同学交了学杂费，等欠费同学交齐学杂费后再把我交的新纸币还给我。为了调动全班同学的积极性，吴老师提出同学之间互帮互学，一帮一，一对红。她先后安排多位学习成绩不太好的同学与我同桌，让我们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我保存的初三（二）班1971年下学期第九周点名册，时间是1971年10月25日至30日。上面的考勤记录是我做的。这张点名册可能是考勤记录写得不太清楚，我重新抄了一份交到学校办公室，把底稿留了下来。点名册上有全班同学名单，为回忆班级学习生活提供了准确的资料。入学之初，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所说：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校开设了毛泽东思想课、语文、数学、工业知识（物理部分）、工业知识（化学部分）、农业知识、音乐、体育、劳动等课程。当时，党的九大刚闭幕不久，举国上下笼罩着一派个人崇拜的浓厚气氛。“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跳“忠字舞”，“三忠于、四无限”活动充斥校园。学习毛主席著作，背诵毛主席语录，是那时上课的主要内容，学习文化课的时间被大大压缩。表中显示，从第四学期起，“天天读”取消了。它反映出“文化大革命”中期的变化，个人崇拜开始降温。上毛泽东思想课的是倪泽树老师。倪老师个子不高，络腮胡子，讲话慢条斯理。杨秀兰老师教语文。杨老师留短发，为人和蔼，声音柔和，注重语文基础知识的训练，对我提高语文水平帮助很大。她对我很器重，把我的作文当成范文在班上朗读。2019年11月，我应邀参加母校八十周年校庆，与杨老师亲切见面合影留念。数学老师有好几位。刘智老师上课时间不长，他是第一位表扬我学习主动积极的老师，并向其他老师介绍我的情况。刘新民老师上课时间也不长，讲课简洁清楚。吴宗瑚老师从初一就开始教我们，一直教到初中毕业。吴老师讲课深入浅出，比喻生动，声音具有穿透力，精力充沛，批改作业认真仔细，责任心很强。我至今仍保存着吴老师当年批改过的作业本。我经常到吴老师家接受教育，与老师的孩子先锋、先进都熟。在班上我也尽量为老师分担一点工作。吴老师关心班上每一位同学的成长，对调皮学生也很有耐心。
吴老师1969年12月22日批改过的数学作业
吴老师写的1971年上学期评语。其中最近学习“七一”社论很积极一句是吴老师亲笔加上的2017年4月，吴老师在女儿的陪同下应邀参加了我们的同学聚会，并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2022年除夕，吴老师的女儿给我发了她们母女当晚的合影，我很高兴。吴老师是我中学期间最尊敬的老师，祝老师健康快乐。
2017年4月，吴宗瑚老师和杨秀兰老师参加我们的同学聚会。前排左六是杨老师，左七是吴老师。从上往下第二排左四是作者
徐新民老师教物理。徐老师个子较高，文质彬彬，相貌堂堂。他不仅课讲得好，动手能力也很强。学校建起了电机厂，徐老师是负责人，学生在电机厂接受实习。我和几个同学还利用暑假和寒假到电机厂协助老师修理电动机，绕线圈。后来，学校电机厂扩大规模，对外承接修理电动机业务，徐老师担任了电机厂厂长。疏仁华老师教化学。疏老师个子很高，不苟言笑，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大家都很怕他。在“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他对学生的严格要求需要有相当大的勇气。初中毕业时，我们全年级两个班只有我一人化学成绩是优秀。我得知此消息，向疏老师表示了我的担心，老师却坚持这样评定成绩。就这样，我成为那一届初中毕业生中唯一的学习成绩全优生。高中毕业时，疏老师为我题词，希望我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疏老师1976年调到宁国任教。中学毕业十年后，1984年疏老师辗转联系上我，并多次利用出差学习之机来芜湖小聚。他1958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的前身安徽师范学院，既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学长。2017年4月，疏老师也参加了我们的同学聚会。2018年5月，我应邀去宁国参加疏老师八十寿辰庆典，师生相聚，其乐融融。疏老师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感谢老师的言传身教。
初中毕业时，我是全年级唯一的学习成绩全优生
1984年11月疏老师的来信
2018年5月应邀去宁国参加疏老师八十寿辰庆典
教农业知识的是陈受华老师，他是我们入校时的班主任。陈老师长得很结实，语言亲切，写一笔漂亮的仿宋字。陈昆岗老师教音乐。陈老师原来在县剧团工作，和我家邻居县法院的徐叔叔很熟。虽然以前认识陈老师，但他上起课来一点都不讲情面，对我提高音乐水平起了重要作用。李培栋老师教体育。李老师身材魁梧，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教学认真，动作规范。入学后不久，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刘正明担任革委会主任。刘主任中等身材，语速平缓，每次学校开会念毛主席语录时非常准确，竟然不错一个字，令人印象颇深。这些老师对我都很好。在老师和同学的关心帮助下，我进步很快，德智体全面发展，每学期都被评为五好战士。1970年还被评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出席了学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经验交流会。平时坚持写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笔记，坚持写日记。我的心得笔记、日记和作业本曾经在全校展览会上展览过。我和周志宏同学经常利用星期天休息时间为班级和学校出宣传刊，有时甚至忙到深夜。初二时学校团组织恢复活动，开始发展团员。经过一年的考验，1971年12月我终于被批准加入共青团，疏老师还安排我代表新团员在全校大会上发言。我家的情况也有一些变化。1970年，母亲结束下放劳动，带着小妹妹从复兴公社新兴大队窑坡生产队回到县城。“文化大革命”初期砸烂公检法，实行军管。公检法机关合署办公，法院办公室移交给县革委会民劳局移民小组。移民小组多次催促住在原来法院宿舍的我家搬家。万般无奈下母亲找到土产公司，借了县城西门民西路53号的仓库作为安身之处。1970年12月底，全家搬到土产公司仓库。从首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宿舍搬到宿松县人民法院职工宿舍，再从法院宿舍搬到土产公司仓库，一次次落差把我家从天上打入谷底。1972年，父亲从下放的梅墩公社调回公检法军管小组审判组，全家人终于又聚到了一起。
初三（二）班毕业照。从下往上第二排是学校领导和老师。左一杨秀兰老师，左二吴宗瑚老师，左三张阮林老师，左四王春南老师，左五疏仁华老师，左六总务主任王昌龄，左七校革委会副主任陈忠慎，左八校革委会原主任芦金斗，左九潘光复老师，左十韦文华老师，左十一倪泽树老师。从上往下第二排右三是作者1972年1月我初中毕业。当年毕业生的去向，一是部分学生去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当农工，二是少数学生招工，三是大部分学生升学读高中。升学取消考试，我被推荐继续读高中。由于高中招生人数不足，又从全县其他中学毕业生中推荐一部分学生到宿松中学（这一年校名又改回宿松中学）就读。高一继续招收两个班，我被分在高一（二）班，班主任是王春南老师。张征桦、徐长河、项宪生等几位发小仍然和我同班。原初中二排有少数同学调整到一班，一排有少数同学调整到了二班。沿用初中时的做法，兄妹姐弟不同班。项宪生任二班班长，周志宏任团支部书记。高一开设的课程有政治、语文、外语、数学、物理、化学、农知、体育。教政治的仍然是倪泽树老师，杨秀兰老师继续教语文。我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文外，自己还另外写了文章和诗歌交给老师。杨老师也认真批改，并给予表扬。王仕文老师教外语，从字母和音标开始教。王老师瘦高个子，很有气质，声音浑厚，教学认真。赵华荣老师教数学。赵老师中等身材，教学经验丰富，讲解概念和例题时，喜欢用口头禅“那么，好喽”。他对学生要求严格，经常在讲完一个基本概念后，让学生把作业本翻到最后一页，进行随堂测验。教物理的还是徐新民老师。周含芬老师教化学，她是上海人，讲课轻言细语，娓娓动听。陈受华老师继续教农知。著名诗人徐迟的儿子徐延北京体育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宿松中学任教。有一天，倪老师找到我，要我去接徐延老师到学校里来。我找到徐延老师，陪他到了学校，算是宿松中学认识他的第一人。徐老师进校后教我们班体育课，对我很照顾。高中时我继续负责班级点名册。每次上体育课点完名后，徐老师先介绍本节课的教学内容，再做示范动作让大家练习。等到自由活动时，徐老师就允许我离开操场去学校阅览室。阅览室只对老师开放，负责管理兼打上下课铃的项师傅破例让我进阅览室看报纸。2019年11月我回母校参加校庆时见到项师傅的儿子，提起往事，仍感慨不已。徐老师是足球专业毕业，身体素质好，皮肤白皙，在操场上踢足球打篮球满场飞，引人注目，特别吸引女同学的眼球。我是班级通讯员，经常为学校广播站写稿子。学校成立了通讯组，我被任命为组长，负责审定各班通讯员的稿子。广播站的广播稿由老师签发后播出。后来倪老师告诉我，学校决定由我来签发广播稿。我认真履行职责，在每篇审定后的稿子上写上同意播出的意见，签名后交给播音的同学。每逢重大活动、重要宣传和学校运动会，是通讯组最忙的时候。我既要自己写稿子，又要审稿签发，忙得团团转。但心里很高兴，因为被重视，能发挥作用。我还不定期召开各班通讯员会议，对写稿的内容等提出具体要求，干得有模有样，得到老师的充分肯定。1972年下学期，我们高一年级两个班到程集区高岭公社牛串岭的程岺分校，边上课，边劳动。在分校，班主任王春南老师教语文。王老师戴眼镜，个子不高，一脸严肃，上课有板有眼，板书很漂亮。教数学的是曾广昌老师。曾老师一上来就说：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讲起话来南腔北调的。他讲话带有江西口音，声音大，中气足，性子也急。有一次上课，另一个班有个学生在外面吹口琴，他到窗边制止未果，便在课堂上直接开骂，引起哄堂大笑。教外语的还是王仕文老师。洪仙佑老师教物理。洪老师前额铮亮，上课时用的口头禅是“我们讲啊……”。周含芬老师继续教化学。李培栋老师教军体。分校的学习和生活条件都很艰苦。清早要去河边端水，晚上点煤油灯上自习。食堂的伙食不好，每个月放假回县城一次，偶尔自己带点菜到分校。没有专门的学生宿舍，利用教室作为宿舍，几十个同学挤在一起。烧煤要自己去荆桥煤矿一担担挑回来。尽管如此，大家学习努力，互相帮助，精神愉快。在分校学习期间，还发生了我们与当地农民的冲突事件。10月9日下午，我们班的一个同学请假去程岭街上购物（班主任王老师规定外出必须请假）时被程岺中学几个学生欺负。他回来求援，我和项宪生、周志宏几个班干部简单商量后与部分同学前去程岭街上增援，但没有向王老师报告。找到程岺中学那几个学生后，双方先是辩论，后来互相拉扯起来。程岺中学一个学生家长趁乱抄起扁担偷袭姚国民同学要害处，被其躲过，但裤子被捅破。从而引起我们激愤，大家一拥而上狠狠揍了那个偷袭者。当地上百名农民手持扁担锄头等农具把我们围住，眼见我们要吃大亏。紧急关头，班主任王老师闻讯赶来制止了事态发展。王老师与高岭公社书记紧急商谈，我们都围在桌旁，气氛紧张。经过谈判，高岭公社书记下令当地农民让出一条道来放我们回去，被打伤的学生家长送医院治疗。回到学校后，王老师严厉批评了参与打群架的同学，特别是我们几个班干部。我们几个班干部带头做检查，全班同学被要求反复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县文教局下发文件，说什么煽动几十名不明真相的学生打了当地贫下中农。最后处分了六名学生，弄得大家灰溜溜的。这一事件的发生，表面上是分校学生与当地学生和农民的冲突，根本原因是办分校与当地农民产生了矛盾，说明办分校决策的失败。学期结束从程岺分校回到县城，得知吴宗瑚老师已调往她爱人所在的江苏省沙洲县张家港上海船厂分厂，很是不舍。于是设法找到吴老师的通讯地址，给吴老师写了封信。1973年3月7日，吴老师给我回信，勉励我好好学习，胜利完成党交给的中学阶段的学习任务。这封信我珍藏至今，已经过去整整五十年了。
高二开设了政治、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军体、唱歌等课程。倪泽树老师继续教政治。教语文的是王春岚老师。王老师讲课声调高，有激情，讲解很详尽。她对我很偏爱，仔细批改我的作文，鼓励有加，并多次在班上朗读。对我另外写的作文也认真批改，写出评语。赵华荣老师接着教数学，他还是老习惯，经常进行随堂测验。外语还是王仕文老师教。张阮林老师教物理。他原来是军校教官，教学经验丰富。个子不高，身材较胖，讲课时喜欢做动作，课堂气氛活跃。周含芬老师仍然教化学，徐延老师教军体，陈昆岗老师教唱歌。
高中数学作业本
高中两年，我每学期都被评为三好学生，在学校这个大家庭里顺利成长。但是一直背着祖母地主的家庭成份包袱，思想上备受压抑。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的作风得以恢复。
经过在武汉的伯父等亲属的多次申诉，组织上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了解，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革命委员会于1979年10月24日发出《改正错定四类分子决定书》，认为祖母原定四类分子定性不准，决定予以改正。历时二十年的错案终于得到纠正，我家祖孙三代二十多人的思想负担得以解除。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革委会1979年10月24日发出的《改正错定四类分子决定书》
高中毕业前，我们几个班干部参加了插队知青生活情况的调查工作。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给上书反映其孩子下乡插队遇到困难的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复信，指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为此，中央发出文件转发了毛主席的信，并组织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情况的调查。12月下旬，宿松县革委会五七办公室和县文教局派人到宿松中学，要求挑选几名学生干部参加调查组。我和项宪生、周志宏被抽去参与调查。12月下旬到1974年元月初，我所在的调查组先后到二郎、铜铃、韩文公社的几个大队听取情况介绍，实地查看了知识青年的生活、住房等情况，初步了解到插队知青的现状，很有触动。调查工作结束后，我们向县五七办公室作了汇报，并提出了建议。等我们返回学校，已是毕业之时了。1974年1月，我结束了四年半的中学生活，从宿松中学毕业。临毕业时，王仕文、韦文华、王春岚、王春南、疏仁华老师为我题词留念。中学毕业后，唯一的去向就是到农村插队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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